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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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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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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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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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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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所谓“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家谱是中华三大文献之一,产生于上古时代,完善于封建时代,是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历史图籍,属于珍贵的人文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起初,家谱用于记载帝王家族血缘世系,后来逐渐扩散到大小贵族,最后才扩散到了民间。到了汉唐时期,中国家谱非常发达,平民百姓都热衷于修家谱。然而,由于历经五胡乱华、五代十国、宋元战争等战乱,很多家谱已经消失在历史烟云之中,如今现存的古老家谱多数是在明清时期纂修,并非原先的实物家谱。
随着地下文物不断挺身而出,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古老家谱再度重现天日,尤其殷墟出土的一份完整的甲骨文家谱,属于中国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揭开了三千年前家谱的真面貌。
我们都知道,家谱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帝王家谱,一种是平民家谱。
帝王家谱,通常被称为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皇明玉牒等。上古五帝与夏商周三朝王族传承,在史书上都留有详细的传承,司马迁的《史记》中分别记载有五帝世系、夏朝世系、商朝世系、周朝世系。历史上的诸侯国家谱,也基本可以归于此类。
因此,如果论及中国家谱记载的最古老家族,那么必然是上古五帝,后人经过整理,将五帝传承一一记录在案。
然而,无论是五帝传承世系,还是夏商周三朝世系,都只见于史书,而没有留下最原始的实物家谱。即便是在殷墟出土的零散的甲骨文中,学者只是研究整理出了完整的商朝世系,在甲骨文中并没有发现直接刻写的商朝世系。
幸运的是,甲骨文中尽管没有直接的商朝世系,却有一个诸侯国较为完整的实物家谱。
迄今为止,中国一共出土大约15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文,其中有三件可以确认为家谱,即《殷契卜辞》第209片、《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第1506片,《殷墟文字乙编》第4856片,其中最为完整、最有价值的是第二件,也是截止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家谱。
儿(倪)先祖曰吹。(第一代)
吹子曰卫(第二代)
卫子曰燕(第三代)
燕子曰帷(第四代)
帷子曰壹(第五代)
壹弟曰启(第五代)
壹子曰噩(第六代)
噩子日徕(第七代)
徕子日洪(第八代)
洪子日御(第九代)
御弟日修(第九代)
御子日射(第十代)
射子日商(第十一代)
刘正教授认为,这应该是商朝一个附属诸侯国(或为倪国)的家谱。姓氏源流考证记载,倪姓来源有多个,但最符合标准的只有一个,即商朝有一个叫“儿伯”的诸侯,将其中一个后代封于儿,或因大功而被商王封于儿,后人以此为姓。因此,这一甲骨文家谱很可能就是“儿伯”后人所留。
倪姓诸侯的家谱记载极为简单,但传承却非常清晰,其中第一代姓名为倪吹,第五代与第九代是“兄终弟及”,然后又再度传回兄长之子,反映出倪姓诸侯国传承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主,兄终弟及制为辅”。一直以来,传统观点是商朝实行“兄终弟及制”,但甲骨文出土之后,尤其是学者整理出的商朝世系发现,商朝已经开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因此这一制度并非始于周朝。
这一家谱大约何时刻写的呢?著名学者陈梦家认为倪姓家谱大约形成于商王武丁时期,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武丁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因此这一家谱形成时间距今3270年以上,倪姓第一代倪吹应该是商初被封国。经过三千多年的传承,如今倪姓大约有150余万人口,中国姓氏排行榜上位居第118位。
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这一意义非凡的甲骨文家谱却不在中国,而是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上世纪,英国传教士库寿龄和美国传教士方法敛,从中国古董商人手中收购了这一块甲骨文,然后转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迄今一直保存在大英博物馆。
实际上,甲骨文流失远不止这一块,甲骨文横空出世之后,立即引起洋人注意,不少洋人开始收购甲骨文,导致一大批甲骨文流失海外。据学者胡厚宣统计,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首次发现,共计出土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中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流失在海外的甲骨文超26万片,其中日本一共有12443片,占据了近50%。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文,成了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皇帝的家谱称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它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由正史中的帝王本纪及王侯列传、年表等演变而来。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家谱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姓氏起源
姓氏源流就是同一族得姓的来源与变迁,中国人的姓氏渊源大多很为古老,假若没有古书或旧谱的记载,后人就很难考究得清楚。从一姓到一国一家,不能不知晓自己根源来自何处,认清自己的姓氏来源,每套《家谱》都详细介绍了自己姓氏源流,这样才能世世代代承继,也能将族系根缘流传千百年。
中国姓氏在经过历史不断演变,如:战乱,迁移,改朝换代,以及避讳改姓、避难改姓、复姓改为单姓等,姓氏变得更为复杂,其真正的出处、源头就更需要详细考证了,《家谱》中有详细记载。
封建时代,许多姓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习惯于与名人扯上关系,或硬追溯到某皇帝作自己的祖先。却不知道,这影响了血缘的纯正性和确实性,后人不可不慎。
据家族网·国家家谱研究中心的报告资料推测,《家谱》中有“叙本系、述始封”的传统,它的目的也在于“明世次、别亲疏”以及考订姓氏源流。《家谱》均有记载姓氏的一章,以叙述家族得姓的来源,或是家族因某种原因改姓的历史。所以《家谱》中的姓氏源流就变得很重要,它是明辨您家族血统的证明文献 ,堂号是一个姓氏的特殊标识,它能显示姓氏发源的地缘关系。在家谱中,堂号具有联系姓氏与宗族关系的意义,也是后代寻根问祖的重要线索之一。
世系表
如果发现一本关于您身世的家谱,您最想看的是什么哪?是不是想知道自家的祖先是谁?家族中曾有过哪些名人、功绩?家族中人如今哪里?等等,所有的答案就在家谱的世系表中。作为家谱中最重要的内容,“世系表”,简而言之,就是说明一个家族成员,如:父子、兄弟间的相互关系,写清楚祖先后代每一个家族成员名字的图表。它有四种基本的记述格式:欧式、苏式、宝塔式和牒记式。
欧式:又称横行体,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立的。欧式的特点是:世代分格,由右向左横行,五世一表,用起来很方便。欧式中,每个世代人名左侧都有一段生平记述,介绍该人的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配偶、葬地、功绩等。
苏式:又称垂珠体,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创立的。苏式世系表的特点是:世代直行下垂,世代间无横线连接,全部用竖线串连,图表格式也是由右向左排列的,主要是强调宗法关系。
宝塔式:顾名思义,就是将世代人名象宝塔一样,由上向下排列。宝塔式采用横竖线连接法,竖线永远处在横线的中间,这对人多的大家族来说,因人名不可能排在同一页纸上,兄弟之间长幼关系不清,会为写谱、看谱带来很多不便。
牒记式:不用横竖线连接世代人名间的关系,而是纯用文字来表述这种关系。每个人名下都有一个相关的简介,如: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葬地、功绩等。牒记式的世系形式固定,次序分明,比较节约纸张。
以上四种世系表形式都各有特色,这是一般族谱中比较常见的世系表,但也有其它的变化,我们在记述家族世系表时,可根据掌握材料的多少、家族成员的多少等灵活采用,总之,世系表要易看易懂、内容真实、层序分明,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总论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炎黄同心,华夏一脉;血浓于水,叶落归根。中国家谱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更是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
意义
中国的家谱一般都有家规族训,对于规范人生和教育子弟有着积极的意义。古代颜氏家训、柳氏家训、朱伯庐治家格言等都是德育很好的教材。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史学家在其史学著作《史记》、《汉书》、《三国志》中分别使用谱牒内容,使得史书更加准确与完备。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等,名称各异,其内涵是同一的,只是外延有所区别而已,如今一般统称家谱或族谱。家谱是系统记述某一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或兼及其他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而姓氏是“某一同宗共祖血缘集团”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就是记录某一姓氏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的图册。谱牒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特有现象。为了保护族谱文化承传,专家学者正在呼吁“中华家谱”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此,每个中华民族的子孙,不管你是否正在着手或打算编修家谱,了解一些家谱知识都是必要的。
作用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通过家谱,我们能够比较真实地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了解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家谱是和正史、方志一样重要的历史典籍,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家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可供从事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民族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学、姓氏学的研究人员从中查询资料,寻找依据,进行研究。家谱的作用主要有:
1.宗法思想研究资料。家谱和宗法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宗法制度是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家谱的族规、族约、家法、乡约等,正是加强宗法制度的有力工具。
2.家庭道德研究资料。族规、家规中保留了许多对我们今天极为有益的东西,如孝父母、和夫妇、勉讳书、尚节俭、戒赌博、戒*秽、戒懒惰、戒奢侈等,对我们建设现代家庭道德和精神文明都有很好看借鉴意义。
3.家族制度研究资料。家族制度是利用血缘关系统治族人的社会制度。在许多家谱中都有家族制度的极为详细的资料,如家族的组织系统、家族的财产管理、家族的赈济方法等,为我们研究家族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组织形式、管理方法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4.经济史资料。家谱中保存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史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家族的集体田产如祠田、坟田、庄田、山林等的数量、形成、经营、管理、收支情况等。有的家谱还记录了家庭成员经商、贸易的事迹。这都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经济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5.人口问题资料。家谱的中心部分是家族人口的世系传承,在家谱的“房派图”、“支派分布图”、“迁徙图”、“先世考”、“世系图”以及家谱的一些序跋中,记录了家族人口的数量、迁徙、分布、婚姻状况等资料,可提供人口学研究者使用。
6.历史人物传记。家谱是世系的记录,许多家谱中既有简单的世系,又有十分详细的传记、行状、墓志、年谱等,对研究历史人物及其家世大有帮助。
7.民族史资料。有的家谱记载历史上少数民族情况甚详,更有些少数民族家谱,它们是研究少数民族史不可多得的资料。如清代蒲慎斋纂修的《泉州蒲氏族谱》是回族家谱,记述了当地回族的一些情况;而辽宁《庄河金氏家谱》则是满族家谱,金氏是康熙皇帝四辅政大臣之一鳌拜的后裔。
8.地方史志资料。家谱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方志中所包含的内容如选举、职官、人物、户籍、祠宇、碑记、艺文等,在家谱中也是重要内容。
9.教育史资料。家谱中一些重要的章节载录了许我教育史资料,如在族规、家法、仕宦录、科甲记、教育志、族墅、传记等就载有宗族教育、学校、科举、劝学措施、教育方法的内容。
10.民俗学资料。家谱还是一个民俗学资料库,一些家谱在家礼和人物传记里记录了许多民俗内容,尤其是在家礼中的婚礼、葬礼、祭礼等中,本地的风土人情、本族的礼仪风俗都有相当的体现。另外,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民俗、岁时习俗、社会习俗、精神习俗等在各地家谱中都有记载。
11.宗教史资料。有些家谱是信仰宗教者的家世记录。在这些家谱中,他们对本家族所信仰的宗教一般都给以说明,同时表达他们的宗教观。还有的对本族人的宗教活动、宗教礼仪和习俗详细记述。
12.华侨史资料。中国沿海地区一些省份的家谱涉及族人出国谋生的历史,包括出走原因、人数、时间、侨居地区分布、职业、所在地生产、生活情况及与家乡、家族的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联系,这为我们进行华侨史研究提供了素材。
13.重大历史事件资料。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不同程度地记录在家谱中,虽然这些记录并不完整系统,但却十分具体,也是研究者获取资料的一个途径。
除以上所述外,家谱还能提供有关古代妇女、古代伦理道德、遗传学、人才学等多方面的史料。由此可见,家谱作为史书之一,其作用是相当突出的。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发展史。一个家族要发展壮大,除需要雄厚的物质条件外,还需要足以“强宗固族”的精神条件,而良好的家风的形成,正是这种精神条件的基础和内容之一。
家谱中所保存的家规、家训以及治有格言等,从一开始就以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态度来讨论家庭环境和家庭氛围的建设。在家规、家训中,封建伦理纲常礼教作为其理论基础占有中心地位,三纲五常、孝悌忠信的内容占全部内容的大半。家谱中的家规、家训除上述内容外,还有“睦族人”、“和亲友”、“恤孤贫”以及“戒赌博”、“戒奢侈”、“戒懒惰”、“戒*逸”等等,对家族成员的行为、举止作出规范,这也是足资我们今天借鉴的有益的成分。
家谱研究的另一现实意义是通过家谱研究,满足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谒祖”的需求。“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海外华侨看到祖国繁荣昌盛,欣欣向荣,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纷纷回国寻根谒祖,探亲访友,慷慨解囊,投资家乡的经济建设。家谱作为一个家族血缘关系的总记录,将海外华人与祖国亲人紧紧连在一起。
研究家谱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对中国传统家谱进行内容、体例、结构等的分析,来构建一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的新型家谱。一部新型家谱或家族档案,其编制原则应既要符合现代家庭的需要,顺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也要具备传统家谱的“敦宗睦族”、“凝聚血亲”的功能作用:编法方法既要继承传统家谱中的一些优秀成分,也要创制适应现代需要的内容。[2]
家谱研究的现实意义当然不止于此,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家谱这个蕴藏丰富的资料宝库还会为我们提供许多新的其它资料,谱牒学这门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也会不断发展,日益走向成熟。
文化
如今,一些地方官方和民间修家谱热情高涨,据东阳谱牒文化研究者马云鹿分析,可归纳为经济的稳步发展、宽松的思想氛围和与日俱增的崇祖寻根意识。
从宋代开始,修纂家谱是中国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有修谱传统的地区,随着思想的解禁,曾被视作封建迷信的家谱可以自由流通阅读,自然地引起了人们尤其是老人们的美好回忆。而日益安定、富裕的生活,则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精力。在乡土社会结构日益呈现松散的情况下,修家谱被认为是维持家族凝聚力的一种途径。人们热情操办家谱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一种凝聚力。
中国家谱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一种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记事详备的独特史料。它从家族史的角度来阐释、反映、印证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对我们今天弘扬民族文化,热爱祖国,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进行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家谱是家族史,是家族的史料汇编,是史的一种,属于历史学范围,这已成定论。但作为一种特殊史料,家谱有与正史、方志等其它史料迥然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就构成了家谱特有的属性。修谱还被视为重新树立家族观和道德规范的途径。在家族概念淡化的今天,与家族相连的很多观念、行为规范也发生变化。家谱中的家训,在教化族人孝敬、和睦、祭祀、亲情、乡情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潜移默化作用。家谱维系的不仅是一个家族,更是一个民族。在中国,一个家族的迁徙传播过程被生动地形容为“开枝散叶”。叶落总要归根,在游子的眼中,家谱就是根的象征。在浙江温州等地,华侨回乡首要之事就是寻访家谱。当浙江东阳赵氏家族要重修家谱的消息传到台湾后,27位赵氏后人立刻捐助了21万元新台币。随着家谱的复兴,上海、镇江等地图书馆相继开辟出家谱阅览室,用来接待海内外络绎不绝的寻根者。许氏家族曾是江苏句容的名门,其后人意外地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失落已久的家谱,全族皆为之沸腾,老人们更是喜泪横流,散落在内地和台湾各处的族人们一起复印家谱,并举行了家谱返家活动。
面对家谱的复兴现象,有专家担心家谱的生命力只能持续一时。青年一代家族意识的日渐淡漠,是家谱文化将遭遇或已遭遇到的真正壁垒。10余年来在东阳走村问乡的马云鹿说,在他寻访的每个村庄,提起修家谱,都是年长者劲头很足,而年轻人不理解。在浙江兰溪,当前民间收藏的家谱达500种以上,存量为浙江省县级之最。然而,令兰溪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李彩标感到担忧的是收藏户主已由传统型的父祖辈开始向对家谱无多大兴趣的儿孙辈交替,而年轻人对家谱的存放、借用、翻晒等并不重视,所以这段时间来损毁的较多。
在中国,家谱已有约3000年的历史,素来与国史、方志并称为三大历史文献。《中国家谱总目》主编王鹤鸣认为,家谱不仅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词目:历史拼音:lì shǐ英文:history德文:geschichte 历史俄语:История越南语:Lich s韩语:
[编辑本段]基本解释1 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
2 沿革,来历
3 过去的事实
详细解释 1 过去事实的记载。
《三国志·吴志·吴主传》“纳 鲁肃 於凡品,是其聪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裴松之 注引《吴书》:“[ 吴王 ]志存经略,虽有馀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
2 指已过去的事实。
毛泽东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变成历史的东西。”
3 经历。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回:“这便是野鸡道台的历史了。” 清 黄人 《<钱牧斋文抄>序》:“其文乃雄奇变化,随其一生之历史而自为风气。” 老舍 《骆驼祥子》二一:“ 夏太太 大概不会留着个知道她的历史的仆人。”
4 指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进程。
金一 《文学观》:“从古帝王之业,真能赤手开创而无所凭藉者,历史上,多不过三四人。” 毛泽东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 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菡子 《源远流长》:“历史在发展着,丰富着。”
5 指历史学科。
鲁迅 《书信集·致曹聚仁》:“ 中国 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
[编辑本段]词语概述广义历史: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过程,可分为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两方面。
狭义历史: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
历史学:研究历史的学问,简称史学。与历史的概念相对应,历史学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历史学:世界上一切科学都可以称为历史学。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
狭义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以往运动发展过程的学问。
[编辑本段]史学评价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历史的第二个含义,即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又称为“历史学”,或简称“史学”。隶属于历史学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年代学、编纂学、家谱学、古文字学、计量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参见历史学。记录和研究历史的人称为历史学家,简称“史学家”,中国古代称为史官。记录历史的书籍称为史书,如《史记》《汉书》等,粗分为“官修”与“民载”两类。
广义上,“历史”可以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在哲学上,这种含义下的历史称为历史本体,例如宇宙历史、地球历史、鸟类历史等等。而狭义的历史则必须以文字记录为基础,即文字出现之后的历史才算历史,在此之前的历史被称为史前史。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历史,又可以称为人类史或社会史,而脱离人类社会的过去事件称为自然史。一般来说,历史学仅仅研究前者,即社会史。
[编辑本段]词源出处“历史”的含义在中文中最早仅用“史”一字代表。甲骨文中“史”字与“事”相似,指事件。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便指出“史”的本意即记事者,也就是“史官”。由此引申,则代表被史官被纪录的事,换句话说,即所有被文字纪录的过去事情。“历史”一词出现较晚,《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书》,吴主孙权“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史”前加“历”字是指经历、历法,也就是人类经历的一段时间。在事件中加入时间的概念,“历史”一词就具有了当今的含义。也有人认为“历”乃近代日本学者为翻译英文“history”而附加之辅助义,其意味着人类所经历过的事情,在意义上其概括范围远较“史”字为之大。
在西方,多数语言的“历史”一词源出自希腊语“historia”,原义为“调查、探究”,出自“历史之父”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的《历史》(Historia)一书。
[编辑本段]词语含义对于历史的含义和性质,有很多中不同的诠释,以下列举其中一些。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梁启超:“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
《大英百科全书》(1880年版):“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
《苏联大百科全书》:“1、自然界和社会上任何事件的发展过程。宇宙史、地球史、各个学科史——物理史、数学史、法律史等均可列入这一含义。2、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具体的和多样性的过去之学科,以解释人类社会具体的现在和未来远景作为宗旨。”
历史并不是归类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中,而是其间的桥梁,合并了两大领域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史学家通过研究各种书面文字但并不局限与此,努力并尝试解答和历史有关的问题。历史知识的原始资料分为三种:文字记载的、口头流传的、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通常历史学家会综合三种方法进行研究,而文字记载经常被作为强调的重点,因为它普遍纪录了发展的时间。这种强调引申出了一个新领域,史前史,也可称为史前学,研究的是没有书面纪录的那一个时期。由于世界各地文字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所以史前史和历史的主要区别是根据具体的论题而决定。学者们为了易于研究,根据过去人类的范围将其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划分过去的方法繁多,包括按年代分类,按文化习俗分类,按不同主题分类。这三种分类经常会有重叠,比如“阿根廷的劳工运动的演变,1930-1945”。
尽管历史研究倾向于一些专门的地点、时间和主题,历史学家也同时会关心其他普通的一些内容。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历史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通的词语,就是研究过去人类的所有事情,甚至于现在更兴起了一门所谓的广义历史。过去研究历史都是为了应用或者理论的目的,而现在还多了一条:那就是对人类过往的好奇。
[编辑本段]历史学科历史学以历史为认识对象所形成的一门学问,叫史学或历史学,也可以用“历史”一词代表。历史学的本质其实是把实际发生的事件转换成以意念和文字形式存在的历史的过程和方法。关于历史学的目的和方法的研究探讨,在西方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历史哲学的出现和发展,意味着历史学从单纯的历史纪录发展成为对历史的解释和对历史规律的探求阶段。一开始,历史哲学仅仅关心如何改进历史研究的方法,但认为被研究和记录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在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自身的认识过程有了重新的理解,哲学家开始重新定义历史学。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认为往事只有在当代人生活中发挥作用才成为历史,否则是“死的历史”,即编年史。因此,同样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会被不断的改写。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又进一步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即历史是历史学家思想的反映,不仅因时代而异,也因人而异。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事件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则是历史学家主观对客观的历史事件的认识。由于人主观的局限性,对客观的历史事件的认识是有限的,主观的认识不能完全符合客观的历史,因此只有不断改进逐渐逼近,这一过程同自然科学的过程一致。这种历史学称为“历史科学”。
史学史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其对历史的记录不仅时间长,而且内容精确详细。中国历史自传说中的黄帝以来已经有五千多年,而自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以来历史记录精确到年,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以来则精确到月日。中国的历史记录(史书)还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不同体裁。与历史学不在西方文明中占主流地位相反,中国将“史”列为四种基本学科分类“经、史、子、集”之一(清纪晓岚等,《四库全书》)。魁奈说:“历史学是中国人一直以其无与匹伦的热情予以研习的一门学问。没有什么国家如此审慎地撰写自己的编年史,也没有什么国家这样悉心地保存自己的历史典籍。”
原始社会中人类通过诸如结绳记事和口传等方法记录历史,例如中国上古传说“黄帝战蚩尤”、“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国家出现后,则开始有掌管祭祀的“巫”,他们同时担任记录时事、起草公文和掌管文书等工作,可以说是最早的史官。之后才出现了独立职能的史官,专门记录历史事件。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史书《尚书》,内容是历代政治文件汇编,并无特定的历史记录体裁。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起,中国有了按年记载的编年史,从此有了连续不断的历史纪录,而且差不多每年都有史可查。这在世界各国范围内也是极其罕见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家如孔子(编订《春秋》)和左丘明(著《左传》)等重视人类社会活动,从而使历史基本摆脱了神学和宗教的影响。
西汉时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撰写了《史记》,创建了纪传体的历史记录体裁,《史记》的规模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是空前的,之后东汉时班固著《汉书》,延续发展了《史记》的体例,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这两部历史著作,奠定了中国古典史学的基础,后来的历史学家沿用《史记》和《汉书》的体裁,将各个朝代的历史汇编成书,组成了“二十四史”。除断代史之外,唐宋期间中国还出现了通史,如唐末杜佑的《通典》,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中《资治通鉴》是叙事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编年体通史,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奇葩。
西方的历史学开始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在《历史》(又名《希波战争史》)一书中记录了希腊与波斯之间的希波战争,历史从此自神话和文学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希罗多德也因此被罗马哲学家西塞洛(Cicero)称为“史学之父”。但希罗多德的记录中真实事件与虚构事件混杂,并不是纯粹的历史。20多年后古希腊人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治学态度严谨,历史记载翔实,才是西方第一部“信史”。前2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通史》(又名《罗马史》)中记录了前218年至前146年73年间罗马帝国周围地中海沿岸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是第一部“世界”通史。
(非原创)
资料来处:
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
本文2023-11-09 22:34:27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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