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收回利权运动，首先是从反对津镇铁路借款，要求废约自办开始的。早在1899年5月，英、德合伙攫夺津镇铁路修筑权，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议定中国向德国德华银行和英国汇丰银行中英公司借款740万镑修筑铁路，以山东峄县的韩庄为界，分南北两段，由英德分别修筑并代为经理。草合同签订后，英德一直催促清政府签订津镇铁路借款正合同。一旦正合同签订，中国将失去更多利权。首先起来反对的是中国留日学生，他们于1905年6月致电清政府外务部，要求废除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募资自建。紧接着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京官也先后向清政府商部、邮传部发出《请废津镇铁路草合同》、《筹款自建津镇铁路》等呈文，指出：“津镇铁路迤逦一千七百余里，为南北枢纽，贯我腹心。若使铁路利权俱落外人之手，将来患害不可胜言”（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795页）。要求废除两银行贷款预约，收回自办。

山东人民的反抗斗争使帝国主义非常恐慌，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07年3月，清政府针对三省绅民要求废约自筑之事令袁世凯、张之洞妥善办理。袁世凯等人并不打算废约，多次声明已定草约“必须尊重，不可轻违，尤不可轻废”，“突然废约，从何启齿”，“轻发此端，徒失国信”（同上书，第799页）。但鉴于三省绅民要求废约情词迫切，他们也不敢强拂民情，于是采用了劝说应付的办法。他们还一再强调“造路不如赎路”的观点。

袁世凯和张之洞既然不想废约，三省绅民便想与英、德直接交涉，而英、德银行则拒不理睬。此时，英、德害怕三省绅民的废约要求，担心他们已经到手的利权化为乌有。袁世凯利用三省绅民的斗争和英、德害怕废约的心理，与英、德进行了讨价还价，最后派梁敦彦与英、德银行代表争持5个多月，会晤数十次，于1908年1月13日签订了津镇铁路正合同。

三省绅民的斗争尽管没有彻底阻止正合同的订立，但英、德两国被迫做出了某些让步。津镇铁路正合同同当时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其他各项路约相比，在借款的折扣、抵押及造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损害稍轻。不过，津镇铁路名为自办，实际上，从工程到经营管理仍操纵于英德工程师和会计之手。根据合同，此路拟在济宁经过，但德国方面却因曲阜一带矿产极丰富，强迫中方放弃济宁，改道由兖州东北，绕曲阜而南折邹县，这样，德国人就可以根据已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在铁路两侧30里内开采矿山。通过此合同，英、德等仍取得了许多权益。

在同英、德交涉期间，袁世凯等人向山东绅士许诺“迨至第十年后，中国国家清还借款之时，拟恳天恩，准令三省绅商自集成本，将此路股票，拨一半任其收回”，改为官商合办之路。借款正合同签订时，清政府责令一批官绅组织了一个直、鲁、苏、皖四省预筹津浦铁路商股有限公司，要他们筹集股银，以备赎路之用。但清政府宣布此路10年后即为官商合办，无论何年，不得退回商股，因而各省官绅群情疑畏，观望不前。他们虽然订立了招股章程，但没有发挥实际的作用。 继反对津镇铁路借款，要求废约自办后，山东绅民又掀起了收回茅山（今在烟台市牟平区）等五处矿权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并成为这次斗争的领导力量。早在1899年德国就要求勘办沂州、沂水、诸城、潍县、烟台茅山等五处矿区。自津镇铁路草合同签订时起，德国就以“胶沂济旧线，即津镇中段，路矿虽还，矿权仍在”，屡向清政府和山东地方当局争持。津镇铁路正合同签订后，德国索要该路附近矿权，日甚一日，激起山东人民的无比愤慨。

1908年秋，山东同盟会首领、青岛震旦公学负责人刘冠三、陈干同济南师范学堂教员、同盟会会员于洪起等发起成立全省学界保矿会，反对德国无理霸占山东矿权，要求废除与德国人签订的五矿合同，并上书清政府，严正声明：订合同时，东（鲁）省人民全未预闻，断不承认。接着他们以设法挽回，断不丝毫退让为宗旨，成立了矿产保存会。又发出《敬告山东商学旅外诸同乡浅说》，揭露德帝国主义掠夺路矿利权给山东人民带来的危害，向全国各地的山东同乡大声疾呼，同保山东路矿主权。山东留日学生闻讯后也屡次集会，共谋抵制办法，他们致书山东及北京同乡，希望共同斗争，并致书山东巡抚袁树勋，要求他尽力挽回五处矿权。以绅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为维护民族工业的切身利益也热情参加保矿斗争。社会下层群众受苦最深，斗争情绪也最激烈。他们通过罢工、抵制德货等形式，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

收回矿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山东巡抚袁树勋极为恐慌。他起初试图开导说服，继而诬蔑人民的保矿斗争名为热心公益，其实是无理取闹，并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开始镇压人民的保矿运动。他伙同德国人强行封闭了震旦公学，解散了保矿会。袁树勋的行为遭到山东籍京官和旅京同乡的反对，他们纷纷致电指责其镇压人民保矿运动的行为。

山东绅商曾经订立了招股集资章程，准备将德帝国主义霸占的部分矿区收回自办。但招股毫无成效，此时，德华采矿公司的两年合同期限即告届满，其对五处矿区的勘查结果也大失所望，再加上资本不足，已赔四五十万，遂于1908年冬，趁山东人民要求收回利权之机，同意让出五处矿权，但提出索取225万马克（合银80万两）赎金的无理要求。该矿等系德国要挟强索探矿，本无索赎之理，而袁树勋多次召集绅商筹议收赎办法。各绅商一致反对收赎，要求废除原定合同。

1909年6月，孙宝琦调署山东巡抚。他主张用加赋的办法筹款收赎。此法实乃将赎款转嫁于农民。为拉拢士绅，孙宝琦一再表示不用士绅筹款。山东绅商则坚决反对赎买办法，要求无偿地收回矿权。山东籍京官也致电孙宝琦：1907年7月续订合同，期限两年，逾期不办，即全失效力。应将续订合同，声明作废，决不承认备价收回。然而孙宝琦不顾绅民的反对，一意孤行。济南士绅和山东籍京官及商学各界都大为不满。山东谘议局杨毓泗等100多名议员和绅民石金声等致电外务部称：“山东五矿合同，已于七月三日期满作废，倘德使违法干涉，仰大部据该合同驳拒。否则，东人决不承认”（《矿务档》二，第1213页）。山东籍京官及商学各界还遍发抵制鲁抚传单。上海等地人民对他们的斗争进行了声援和支持。

1909年12月31日，孙宝琦与德华采矿公司签订了《山东收回德商五矿合同》，山东地方政府耗银34万两，收回了五处矿权。这样的结局，令山东人民极不满意。

在山东绅民力争五处矿权的同时，济宁的绅商各界为了发展济宁的商务和避免德国人霸占津浦铁路沿线的矿产，屡次要求清政府将津浦铁路改道济宁，但未得清政府批准。最后决定由兖州修一条支路通往济宁，作为了结。这一斗争虽未实现，却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和腐朽的清政府的愤慨，表达了强烈的反抗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的愿望。

在津镇铁路正合同的谈判中，德国表示可以让出胶沂济路和由济南至山东西部边境的路权，但清政府必须向德国借款，聘用德国工程师，在15年内建成由德州至正定、兖州至开封两条铁路。1909年5月，德国又照会清政府，进一步提出：中国政府既已允许用德款、聘德国工程师修筑由德州至正定、兖州至开封两条铁路，德国同意将胶沂济线和由济南至山东西境的路权让与中国，但两路附近30里以内的开矿权，德国仍然保留。

德国的无理要求，再次激起山东各界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1909年9月，山东籍京官范士杰、王宝田、柯劭忞等180多人在北京前门齐鲁学堂内连续召开会议，痛斥德国的侵略行径，筹议保路办法。与会者依次签名，呈请清政府不可承诺借用德款，提议与德国重开交涉。旅京山东籍人士还商议成立路矿研究所，与各省路矿协会相联系，协同抵制德商开矿，恳请政府借士绅之力与德商强硬交涉，切勿退让。

在山东士绅的斗争下，孙宝琦也对德国“让路不让矿”的无理要求进行了驳斥，迫使德国驻北京公使雷克司不得不向清政府表示：极愿能设法将胶沂铁路之开矿权随时划清，以期满意于两国。1911年，山东地方政府用21万墨西哥银元，赎回除坊子、淄川、金岭三矿以外的铁路两旁的所有矿权。德国人得到了赎金，但仍在大肆掠夺山东的矿产。

山东人民对孙宝琦以巨款收赎的丧权辱国行为十分愤怒。山东旅京政商学界同乡频频集会，商讨对策，极力抵抗孙宝琦付德以巨款。资产阶级革命派也积极参与其中，对孙宝琦、杨士骧等人的媚外行径给予深刻揭露与指斥。在人民的压力下，孙宝琦深感“若过用压力断绝华矿生机，窃恐酿出事端，更难收拾”（同上书，第1244页），因此未敢同意德国人提出的以80万两白银收赎坊子等三矿的要求。中德之间经不断交涉，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12月，才谈妥由中国收回了三处矿权。 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于1908年决定不再招收德股，撤销了洋总办，并将公司名称中注销了“华德”字样，把公司完全改成一个商办的民族企业。

自胶济铁路通车以后，德国对山东的经济掠夺变本加厉。山东人民为“保主权，拒外力”，先后提议修建兖豫路（兖州至河南）、胶沂路、烟潍路等，而实际建成的除1909年邮传部修建兖州至济宁支路外，只有胶济路的小清河支线与津浦路上的枣台（枣庄至台儿庄）、枣临路（枣庄至临城）支线。

枣台、枣临两条支线线路短，需要的投资少，且与中兴煤矿公司的自身业务密切相关，所以最终能够修成。1899年7月，在峄县中兴煤矿公司初创时，直隶候补道张莲芬就倡议筹资修路，以解决煤炭的运输问题。但由于资金筹集困难，一直未能实行。到1906年，中兴煤矿的日出煤量不断提高。由于无铁路，只得用牛车运输，造成煤炭成本提高，对煤矿的发展极为不利。5月，张莲芬再次筹议集股建路之事，经努力筹集，共集40多万两白银。1908年10月清政府正式批准修建枣台铁路。1910年完成全路铺轨工程，1912年2月竣工通车。枣台线全长43公里，主要以运煤为主。这样中兴公司的运费大大降低，增强了与德、日等国煤炭的竞争力。

修筑烟潍铁路，首先发起于富商张自璐，继之有谢翊臣加以提倡。原计划由烟台修至济宁，以便与德国人操纵之胶济铁路相对抗。因为耗资过巨，乃计划缩短路线，仅修至潍县与胶济路接轨。但因股金难聚，以致辄议辄止，拖延数载。

后来，德国为加强对山东的掠夺，也拟建烟潍铁路。消息一传出，进一步激发了山东人民修筑烟潍铁路的迫切感。1909年9月，烟台德国盎斯洋行执事谭宗灏邀集绅商学各界，开会再筹商办，并首先自出股银200万元，作为开办经费，余由各界分认招募。大家一致赞同。此路事关胶济铁路，需与德国人磋商，他们选出王锡蕃赴青岛与德督交涉。德督一味要挟，以此路修成，与青岛商业不能无碍为借口，拒绝与胶济铁路接轨。

烟台绅商并未灰心，一面推谭宗灏赴清政府邮传部禀请立案，一面积极筹建筑路事宜。1909年12月，他们刊布招股章程，成立招股公司，共举孙文山为招股总理，谭宗灏、李福全为招股协理，不久即招股540万元。接着他们商讨购地办法，并派人员进行勘察。先察烟台至黄县一段，准备购买土地开工修建。

德帝国主义为垄断山东全省的交通命脉，自山东绅商提出自办烟潍铁路时起，它就要求“合办”，被当地绅商拒绝。后它又勾结津浦铁路北段总办李德顺，阴谋暗中搭股。不久，因李德顺营私舞弊，糜费巨款，清政府将其撤职查办，德国勾结李德顺暗中夺取烟潍铁路的阴谋也随之失败。然而德国人并不罢休，以后，德国公使雷克司又直接出面，向清政府要求修筑烟潍铁路，被外务部严词拒绝。

烟潍铁路的修建阻力重重，不仅有德国的要挟与阻挠，而且清政府也插手干预，企图揽为官办。1909年9月，谭宗灏出面邀集绅商准备招股之时，山东巡抚孙宝琦一面请王锡蕃出面募集股份，一面要求邮传部准许谭宗灏所请，并希望辅以官办，必要时改为官督商办。山东谘议局成立后，那些与清政府有密切联系的议员们乘机出来抢权揽权，他们拟定了七项办法，呈请山东巡抚核示，其核心是要烟台等地绅商出钱，由他们掌权。各界认购者闻此消息，纷纷向公司要求撤股。招股总理孙文山虽未应允即行撤股，然该公司已有瓦解之象。商办烟潍铁路的热情大减。接着，招股人之间出现矛盾冲突，孙宝琦又从中作梗，使烟潍铁路的修建计划化为泡影。以后孙宝琦虽又多次要求各地方官和绅商设法兴办，但已无人响应。烟潍铁路商办一事终于夭折。

1931年，元贞毅然离开官场，放弃政务，以主要精力从事教育事业。先后在甘肃学院、甘肃农业学校教授化学、物理、地质、土壤、英文等课程。1939年，应兰州“八社”聘请，由八大社作校董，在兰州文庙旧址创办了兰州志果中学。次年8月，由于赵的学识和声望，董事会力荐他出任校长。由于“八社”第三筹款困难，他慷慨解囊，将自家广武门附近的52间房屋捐出济急，后又把雁滩北面100多亩沙地献出作为学生实习务农之用，使学校在危难之中得到巩固。他坚持开门办学，延聘名师任教，有时个别教师偶有疾恙告假，老校长亲自补课，绝不让学生荒疏学业。初、高中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国文等课，他皆胜任。特别是他承担全校“英文典故大全”一课，以英语讲授英语提问，对学生提高很快。他爱生如子，有教无类，对官僚豪门子女，绝不特殊照顾，褒贬奖惩一视同仁；对后进学生循循善诱，启迪觉悟，做到“严而不苛，罚而不虐，爱而不溺，怜而不戚，训而不斥，责而不詈”。因而凡志果中学毕业者，皆品学兼优。

上学缴费，天经地义，这是私立学校的一条规矩；然而志果创办初期，学生到志果上学，除了象征性地收两元报名费之外，从没收过高额学费，这是赵元贞办学初立的一条规矩。在他看来，办学就是办学，不是经商，不能借办学来赚学生的钱。不要说在抗日战争那样艰苦的岁月，就是在和平年代，借办学赚钱也是当时许多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不齿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正常运转只有靠有限的校产和八社的资助了。好在志果创办初只招了一个班，36个学生，连校长在内，学校的工作人员和兼职教师也只有6个人，不仅支出不多，而且许多人出于对赵元贞的仰慕和尊敬，来志果教书，纯是一种友情支援，连续多年分文不取，这无疑大大地减轻了赵元贞办学的压力。

但是随着学校的发展和教学班级、学生人数的增加，志果中学不仅有了初中，而且还办了高中；不仅招了男生，而且打破校禁，还招了女生，学生人数最多时，达 1400多人，成为陇上在校人数最多的私立学校。所聘专、兼职教师亦多达数十人，靠友情支援显然已很不现实，解决办学经费已成志果燃眉之急。据《自述》言：“经费是私立学校之命脉，在本校困难达于极点，初则校董会勒予（接济－笔者）救命，被遗弃后（和校董会意见不合所致－笔者），不得不从事募捐，有时甚至由学生演剧卖票，添补杂费。”郭寄峤任省主席时，曾命教育厅两次筹资四千元法币资助，但由于法币贬值，所助之款还不足以支付每月买纸之用，办学之艰难，非今人所能想象。

为了救急，赵元贞先捐出私房五十二间来弥补经费之不足，继而又把雁滩的百余亩私田捐出来，供学生实习务农之用。但这仍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教室和经费仍困扰着赵元贞。作为一校之长，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每学期仍不忘减、免家境困难学生的学费。 1948年，赵元贞邀请已任武威师范校长有四年时间的孙文山来兰筹办志果学院。据孙老说，志果学院选址五泉山，当时已托了好多土坯，并且已有一间教室、几间宿舍和一间办公室。计划先办一个医科系和一个文史系，然后再逐步发展。依赵元贞的办学思路，像天津南开大学一样，先中学，后大学，一定要把志果学院办成全国有名的大学。但由于时局的变化，赵元贞办大学的宏愿未果。

40年代后期，元贞第二次率勘探队对宁夏省银川、中卫地区的矿产资源进行普查，最后绘成《宁夏区矿产分布图》。 建国后，志果中学改名为兰州市第二中学，元贞继续担任校长。1950年，元贞被甘肃省人民政府任命为教育厅副厅长。他以丰富的教育行政管理经验，精心指导全省教育工作，特别对筹划和发展中等教育做出了显著成绩。同时，他仍坚持到第二中学授课，完善学校教学设施，关心和解决师生工作和生活问题，深受师生爱戴。同时，元贞还担任甘肃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任省政协常委。1960年，任省政协副主席，兼任《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元贞受到冲击。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询问元贞博士近况。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过问下，甘肃省为元贞落实政策，恢复工资待遇和省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职务。晚年，他仍兢兢业业，尽职尽心，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地实践党的政治协商制度，受到各界人士的赞扬。

周恩来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2岁那年，周恩来离开家乡，来到了东北。当时的东北，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的焦点。他在沈阳下了车，前来接他的伯父指着一片繁华、热闹的地方，对他说：“没事可不要到那个地方去玩啊！”

　　“为什么？”周恩来不解地问。

　　“那是外国租界地，惹出麻烦来可就糟了，没处说理去！”

　　“那又是为什么呢？”周恩来打破砂锅问到底。

　　“为什么？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不久，周恩来进了东关模范学校读书。他始终忘不了大伯接他时说的话，经常想：“租界地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去那儿，而外国人却可以住在那里？这不是中国的土地吗……”一连串的问题使周恩来迷惑不解，好奇心驱使着他，一定要亲自去看个究竟。

　　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周恩来背着大伯，约了一个要好的同学闯进了租界。嘿！这一带果真和别处大不相同：一条条街道灯红酒绿，热闹非凡，街道两旁行走的大多是黄头发、白皮肤、大鼻子的外国人和耀武扬威的巡警。

　　正当周恩来和同学左顾右盼时，忽然发现巡警局门前围着一群人，正大声吵嚷着什么。他们急忙奔了过去，只见人群中有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正在哭诉着什么，一个大个子洋人则得意扬扬地站在一旁。一问才知道，这个妇女的亲人被洋人的汽车轧死了，她原指望中国的巡警局能给她撑腰，惩处这个洋人。谁知中国巡警不但不惩处肇事的洋人，反而把她训斥了一通。围观的中国人都紧握着拳头。但是，在外国租界地里，谁又敢怎么样呢？只能劝劝那个不幸的妇女。这时周恩来才真正体会到伯父说的“中华不振”的含义。

　　从租界地回来以后，同学们常常看到周恩来一个人在沉思，谁也不清楚他究竟在想什么。直到在一次修身课上，听了周恩来的发言才解开了这个谜。

　　那天修身课上，魏校长向同学们提出一个问题：“请问诸生为什么而读书？”

　　同学们踊跃回答。有的说：“为明理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为吃饭而读书”……

　　周恩来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抢着发言。魏校长注意到了，打手势让大家静下来，点名让他回答。周恩来站了起来，清晰而坚定的回答道：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有如此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铿锵有力的话语，博得了魏校长的喝彩：“好哇！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周生啊！哈哈哈！”

　　是的，少年周恩来在那时就已经认识到，中国人要想不受帝国主义欺凌，就要振兴中华。读书，就要以此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