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是因为魏征在任的时候，曾经推荐过杜正伦与侯君集。杜正伦其人因罪被捕，而侯君集更是因为参与谋反而被斩首。所以说魏征下场那么惨可能原因是因为这两人。魏征是朝廷的非常重要的人，给李世民提出过很多很好的建议。李世民也是把魏征认作标准的谏臣，做出过不小的贡献。魏征死的时候也很风光，魏征病死时李世民就感慨到自己失去了一面可以照自己言行举止的镜子。

本身魏征是一个非常好的臣子，是一个为了大唐江山敢于骂君主的谏臣。但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李世民就开始感觉魏征好像早已包藏祸心。毕竟侯君集与杜正伦两个人都是魏征推荐上来的人都出了问题，如果要找责任肯定要从魏征身上找了。

李世民在魏征死后还要做出这种毁人坟墓的事情，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若不是魏征推荐的两个人惹了他，魏征也不会因此在死后还要被李世民追究责任。

魏征虽然说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忠臣，但如果真就这么简单的认为魏征就是个如何清白的忠臣还是有些不全面的。忠臣并不是简单的取决于这个人留给后世的名声。就像是岳飞精忠报国，然而在历史上的岳飞却不完全是个精忠报国的名将。秦桧也不能完全的说是一个奸臣。更多的时候，秦桧只是负责背锅的，历史上这样的现象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说史书上写的并不一定全是真的。毕竟历史是胜利者来书写的。所以说很多史书也可能会颠倒黑白。所以要抱着一个理性的心理去看问题。

所有历史都记载魏征是巨鹿人，唐朝《贞观政要》明确记载“魏征，巨鹿人也”。元人虞集所撰《顺德路魏文贞公宋文贞公祠堂记》说："魏文贞公征，巨鹿人。"《巨鹿县志》也记载了魏征的生平事迹，巨鹿以前曾建有多处"文贞公"祠，奉祀魏征。明洪武十年，巨鹿知县王深源重修《魏相祠记》中说：“此巨鹿为公桑梓，铜马之墟，印垄榛莽……。” 指的就是今天巨鹿铜马镇村北一古村遗址，那里就是魏征的出生地。

但是馆陶和晋县却在个别记载魏征是“巨鹿下曲阳人”，这个“下曲阳”上做文章，其实不管这下曲阳究竟是何地，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下曲阳是巨鹿的（是巨鹿县或巨鹿郡的），可是遍观从隋朝、唐朝一直到今天之间的历代政府所设置的巨鹿郡或巨鹿县辖境都完全在今天邢台市范围内，唐朝时的馆陶和晋县压根就不属于唐朝时的巨鹿郡或巨鹿县管辖，而且他们以前县志的历史记载中也没有魏征是他们那里的人的科学记载，馆陶和晋县考证的依据居然是秦朝时期的巨鹿郡的辖境，秦朝时和唐朝时的巨鹿郡差别太大了，记载唐朝时期魏征的历史书不可能以秦朝的行政区划来记载，其实晋县考证魏征是晋县人依据是：“汉朝魏无知的5世孙魏歆，为巨鹿太守，西汉曲阳侯，初居于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这只是汉朝时候曾经“初居”在晋县，后来经过几百年后魏征的先祖早已经搬迁到今日邢台的巨鹿境内了，唐朝的钜鹿郡辖8县：龙冈，青山县，沙河，南和，钜鹿，任，尧山，柏仁 ，完全属于今天邢台，和馆陶、晋县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唐朝时候的魏征是今天地地道道的邢台境内的人毫无疑问！

另外,隋朝时期没有巨鹿郡,唐朝时期的巨鹿郡存在时间很短,之后一直存在的是巨鹿县,历史记载说魏征是巨鹿人,更有可能是巨鹿县,但无论是巨鹿郡还是巨鹿县,都完全在邢台市范围内,和馆陶县\晋县毫无关系,魏征是巨鹿人,这个说法从唐朝到解放初,是被公认的历史,现在突然冒出魏征是馆陶县\晋县人,是根本不了解秦朝巨鹿郡和唐朝巨鹿郡的区别,记载唐朝魏征的历史不可能以秦朝时期的行政区划来记载,这是基本常识

　　魏征

　　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人，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中文名： 魏徵

　　别名： 玄成

　　国籍： 中国唐朝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唐巨鹿人

　　出生日期： 西元580年

　　逝世日期： 西元643年

　　职业： 政治家

　　主要成就： 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代表作品： 《隋书·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次礼记》

　　爵位： 郑国公

　　谥号： 文贞

　　享年： 63岁

　　早年值隋末战乱，曾投瓦岗起义军。后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图籍的洗马官。 太宗即位 魏徵彩像

　　，先充谏议大夫，继任中央行政长官之一的侍中。贞观十七年正月戊辰（十七）日（643年2月11日）病卒于任。魏徵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他曾恳切要求太宗使他充当对治理国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为对皇帝一人尽职的“忠臣”。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次，劝戒唐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一不受到采纳。贞观十三年(639)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 在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魏徵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现多将“征”写作“徵”）

　　编辑本段实行政策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 魏征

　　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

　　编辑本段作品一览

　　魏征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 群书治要

　　》20卷，和虞世南、褚 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魏征 谏太宗十思疏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译文： 我听说，要想使树木生长得茂盛，必须稳固它的根部，因为根深方能叶茂;要想水流潺潺，经久不息，必须疏通它的源头，源远才能流长。同样的道理，如果想使国家安定，统治稳固，就必须积聚道德和仁义，缓和与百姓间的矛盾。反之，源流不深却要它流长，根不牢固却要树长得茂盛，德义不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无知，也知其不可，更何况像您这样的明君呢！作为统治天下的国君，如果不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从长远利益出发，那就等于是刨了树根希望树木茂盛，堵了源泉还要流水畅通啊! 历代的帝王承天景命治理天下，善始者实多，而善终者却少。难道取之容易而守之艰难吗？原来是在打天下的时候，帝王对待臣民诚心诚意，一旦得志，便纵情傲物；如果彼此竭诚相待，虽远隔一方心也会在一起；如果远离臣民，即使是骨肉之亲，也形同陌路。如果只是用严刑监督，用威势镇压百姓，就会使百姓外表恭顺而内心不服。时间久了必然会激起民愤。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人民的力量，因为船能载舟，亦能覆舟。一定要慎重啊! 因此恳请国君接纳臣下的建议：遇其所好，理应“思知足以自戒”，要懂得知足；要修建什么，就要克制自己，以安定百姓生活为前提；想到高处不胜寒，就要谦虚并加强自己的修养；担心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失，就应有江海容纳百川的度量；喜欢游乐，就要严格按照国君一年打猎三次的规定；害怕自己懈怠;就应慎始慎终；忧虑自己受到蒙蔽，就要虚心纳谏；害怕谗言和邪恶，就要自身行得正；有所赏赐不要因为个人的喜好乱加赏赐；施行刑罚，也不要因为自己一时怒气而滥用。总之，如果国君您能发扬光大这十点陈述的话，选拔能者任之，择其善者从之，那一定会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自然可以达到垂拱而治的情景了。哪里需要您劳神苦思，代管百官的职事呢？

　　编辑本段史籍记载

　　《新唐书·魏征传》：“ 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有大志。初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秘书监，寻晋检校侍中，封郑国公。以疾辞职，拜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徵性 魏徵头像

　　[1]谅直，知无不言。太宗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尝以古名臣称之。校辑秘省群书，及撰齐、梁、陈、周、隋诸史，序论多出其手。卒谥文贞。集二十卷，今编诗一卷。” 魏征（580－643）字玄成，唐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河北巨鹿人，祖籍为四川省广元剑阁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徵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徵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徵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2]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 魏徵全身像

　　[3]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 隋书

　　《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另一版本“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叁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畏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 以怒而滥刑。”选自《魏郑公文集》)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条，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魏征曾经力荐过杜正伦和侯君集，认为他们有宰相之才。因为魏徵的推荐，杜正伦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后又改任为太子左庶子：侯君集也官至检校吏部尚书。魏徵死后，他俩都因牵连到太子李承乾谋造反事件之中，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荐人失当，魏徵难辞其咎，世人甚至推测，魏徵此举有暗结同党之嫌。

　　再证魏征籍贯（故里）是河北晋州

　　（结论简述）

　　申鉴 宗凌

　　二00四年五月十八日至六月六日，我们在拜读了河北馆陶魏征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清月先生所编著、于一九九八年十月，由香港黄河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千秋金鉴魏征》一书，重阅中国魏征学会筹委会河北省晋州市魏征研究会在一九九四年三月，由申建国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魏征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论魏征》中《魏征的籍贯是河北省晋州市》一文和现有的大量文献资料及实物证据的基础上，进行两相对照，感触颇多。于是，就在处理其它多种业务和事务性工作的同时，用了十八天的时间，写出了十二万余字的《再证魏征籍贯（故里）是河北晋州》的新作，现将简要结论，概述如下：

　　一、古之巨鹿郡下曲阳，即原本的晋县，现今的河北省晋州市。对此，古今中外，包括馆陶的同志在内，均皆认同，没有一人表示质疑。魏征的先祖是战国时“四君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之孙西汉高梁侯魏无知之五世裔孙魏歆，在西汉成帝刘骜（公元前32至7年在位）时，任巨鹿太守，初居下曲阳，此乃巨鹿魏氏之始。从汉至唐（隋、唐时下曲阳改称定州鼓城），皆为大姓、名门、望族。魏征系巨鹿魏氏的后裔，巨鹿堂及其衍派而出的光裕堂为该支的堂号，现在迁徒移居海内外的魏征后裔（包括港、澳、台，新、马、泰及其它国家）的魏氏家族宗亲均予认可。

　　二、河北省馆陶县（原属山东省，一九六四年划归河北省）之现域，虽确属过秦始皇所置的三十六郡之一的巨鹿郡，但西汉以后随着历史沿革，已发生变化。尤其在魏征之父魏长贤和他所出生的时代北齐之时，唯独在下曲阳置巨鹿郡，辖藁城、毋极（今无极县）两县，而当时的馆陶县已属平阳郡，其后又属武阳郡、魏州。这是历史事实，馆陶人也已证明，但它确与秦置的巨鹿郡无关。所以，巨鹿与魏州在地域上，已不是一郡，更不相接，而且非此二地之外的曲城、曲成，一在江苏，一为掖县，两说者均认为非指，无可争议。晋州人认为魏州辖域内决无“曲城”之地，而馆陶今人所指的“曲城”，乃现在馆陶县与邱县交界处的平堡村，春秋时称“曲梁”，汉时改称“平台”，而今人却非要称“曲（梁）城”，缺乏文献史料、实迹可查考，立论不足，难以置信。所以，今人考察，巨鹿下曲阳在今藁城市东、晋州市西的方位，即春秋时的鼓国都城，现晋州市晋州镇古城村一带，也就是许多文献、辞书上所注明的今河北晋县（晋州）西，是正确的，而且作为权威性的《畿辅通志》，早就明确指出魏州所属无“曲城”，曲城就是“巨鹿郡下曲阳”的简称，在正定府所辖的晋县西。

　　三、在唐代的历史文献和有关的碑文记叙中，魏征的籍贯均无谬误。例如，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注明是“巨鹿人”，张说所撰的《唐故豫州刺史魏君碑》（魏征第四子魏叔瑜）的碑文所言：“曰魏氏，巨鹿曲阳人也。女考太师郑文贞公（即魏征）致君皇极，配神清庙，故祖德胄系，叙于太宗之先碑矣”。还有魏载、魏哲、魏谟等人的墓志和先庙碑铭，均明载为“巨鹿曲阳人”，系魏征后裔。唐代人李延寿所编纂的《北史》、魏征本人主编的《隋书》，在介绍巨鹿魏氏族人时，都坚持认为是“巨鹿下曲阳人”。对于魏征的直系先人曾祖魏钊、祖魏彦、父魏长贤，加上魏征，被后人誉为“千秋金鉴，三代遗直”，以及包括他的族兄魏收（见《魏书》、《北齐书》）、魏澹等十余位魏氏名人，皆明确地记述为巨鹿下曲阳人，均无出现误差。

　　四、唐后五代石晋（即后晋石敬瑭，公元936至942年在位）时，涿州归义人刘煦编撰《旧唐书》，该著刊行时，距魏征病逝三百年。刘煦在《旧唐书》列传卷二十一，14584页上，十分明确地写着：“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父长贤，北齐屯留令。”曲城乃巨鹿郡下曲阳城的简称，后人已考定无疑。所以，《旧唐书》的编纂者刘煦尽管用了简称，给后人添了点儿麻烦，但他并不是错误，还是应当肯定的；而且可贵的是，他特别写明魏征的父亲是魏长贤，曾任屯留令。这不仅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为魏征的家族世系属巨鹿魏氏，提供了重要可靠的文字依据。因为从来无人否认过魏长贤的籍贯是巨鹿下曲阳，虽有文载说“近徒家相州之临黄”，但“搬家”并不会导致籍贯的改变，这是人所共知的常理。

　　五、魏征籍贯（故里）之误，源始于北宋时期宋祁奉敕撰修的《新唐书》。该书的九十七列传第16336页上的魏征列传中说：“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弃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隋乱，诡为道士”。在此处，他一方面，是在缺乏史实证据的情况下，把魏州和曲城这两个根本毫不相干的地名连在了一起。故而，给后人造成了魏州所辖馆陶的模糊概念，使得今人不得不按照他的思路在县内去千方百计地寻找“曲城”的所在地。其实按照一般常规，在国家的正史的人物传记中写明籍贯时，具体到县级，也就足够了，有几个人写到乡里、村里的！那只能是在地方志中，才可以看得更详尽一些。比如《晋县志》对魏征的故里、故居连同他家的别业（赵魏、表业，现为庞表村）都记载的相当清楚、明白，毫不含糊；而馆陶的“曲梁”，在《馆陶县志》中仅有二十一个字古迹变迁的情况介绍，却没有一字说这里曾是魏征的故乡，就是明证。另一方面，他对《旧唐书》中“父长贤，北齐屯留令”这句十分重要的话，避而不写，这样就为欧阳修等人混淆魏征原为巨鹿魏氏，增加了误导，构成了所谓的馆陶新说。然而，欧阳修在《新唐书》表十二，二十六页起，16054页的《宰相世系表》载：“馆陶魏氏，本出兖州刺史衡曾孙珉始居馆陶。珉孙彦，彦、钊、长贤。征，字玄成，相太宗”。在这里，欧阳修明显地出现了三点失实和失误：一是“珉孙彦”的说法，明显错误。因为魏彦是魏征的祖父，不是魏珉的孙子，他们之间没有直系的血缘关系，这是大家都熟知共认的；二是，他把魏征的曾祖父魏钊放在了魏彦之后，有意造成一种模糊不清的假象，以证实魏征乃珉之五世孙之说，显然手法并不高明；三是，在长贤后，接写“征，字玄成，相太宗”，并没有明确地注清魏长贤与魏征二人之间的父子关系，又给后人打了一个“马虎眼”，至少是令人迷惑不定，半信半疑。还有一条，他在《宰相世系表》中列出的唐代六位魏氏宰相，先把魏玄同（字和初，相武后），排在其一，而把魏征（字玄成，相太宗）列为其二，明显地错排了位置，而且把魏征的五世孙魏谟也说成是魏州曲城人。这样，就使得馆陶的今人依据这些模糊不清的文字，错认为晋州的今人有意抛弃魏玄同（因为魏玄同籍贯十分清楚，是定州鼓城，即唐时的晋州）不要，而非得争抢魏玄成不可，而且说晋州人把他们两人的名字弄混了，碑上的字迹看错了，非说魏征在晋州纪念性的碑和墓，是唐中宗李显为魏玄同平反昭雪后复修的。非要问晋州人魏玄同的墓、碑在哪里？对此，我们只能说一句话，叫做不知者不怪。究其根源，“馆陶说”始误于宋祁、欧阳修等人编纂的《新唐书》，我们是不必错怪今人和今籍的。

　　六、魏征及其先人均属巨鹿魏氏，这一家族的世系和名人概况，现居的晋州人已经根据海内外提供的家谱文献资料，从魏氏的第一始祖黄帝、第一姓祖魏万至今四千余年共一百三十八世的传承序列，准确无误地排出，其中并无《新唐书》中所说的馆陶魏氏的魏衡和魏珉。倒是馆陶人通过对魏舒（晋文帝时曾任侍中、尚书左仆射，即宰相）的籍贯和世系的考证，获知并经查考，西汉兖州刺史魏衡、魏珉系任城魏氏（始祖为魏无知之另一玄孙魏汉），也属于魏氏的望族，世代也出了不少高官名人，在今山东省微山县和江苏省沛县一带居多，他们系“大名堂”（因魏姓字义为大和地处大名府两者相符而得名）的族人。与实为巨鹿魏氏的魏征同祖（黄帝）、同宗（魏无忌、魏无知），但不同支（魏征的巨鹿始祖是巨鹿太守魏歆，而不是任城始祖魏汉、兖州太守魏衡，也不是馆陶魏氏的始祖魏珉），不同籍（祖籍巨鹿下曲阳，而不是《新唐书》中所说的魏州曲城，或者说馆陶）。馆陶魏氏实由任城魏氏而来。在这一点上，晋州说和馆陶说两者之间终于有了一致的结论。这应当首先感谢馆陶同志的汗马功劳和突出贡献。

　　七、关于魏征籍贯（故里）何在，目前虽有七、八种说法之多，但是，由于《新唐书》之误，还是以晋州说和馆陶说为主流，且各执一辞。专家、学者和文籍、辞书也自选其需，故而，出现了一说、并说、前后颠倒顺序说、两者相混说等等，众说纷纭的现状。然而，现居的晋州人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早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河北日报》第四版首发《魏征籍贯是河北晋县》的考证文章，已十分明确地详述了晋州说的依据。在此之前，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六日，根据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李文珊同志的指示精神，晋县曾派人亲赴馆陶县与当时该县负责主管文化、文物和县志编写的有关人士，进行面对面的座谈和实地考察。是当时的馆陶人用文字和口头的形式表达出：因为经过他们多年的考证工作，本县确实是“三无”（即县志无文字记载，现存无文化遗址，民间无口碑传说）而“自我否定”之后，才得出“馆陶说无事实依据”的结论；而且晋州人还专门向南开大学的隋唐史专家杨志玖教授请教，他表示赞同并高度评价了晋州人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同时还向曾经参与《辞海》编纂（史学卷部分主编）工作的上海大学的魏征研究专家蒋星煜教授询问，他回函表示“贵会资料齐全，证据确凿，我们没有异议。”还亲任学术顾问，撰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十分高兴地向学术界推荐晋县开展魏征研究的情况。时隔近十年，河北馆陶魏征研究会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八日成立后，馆陶人不仅来了个“否定之否定”，而且对持晋州说的同志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书籍中著文，写出了种种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而形成的猜疑、误解和不实之词，这些在刘清月先生所编著的书中，均有比较完整和全面的表述。对此，我们晋州的同仁并没有做过任何驳斥，仍是平心静气地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史实说话，而且由于我们忙于其它更多、更重的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和经济开发的各项任务，时间和精力也没有必要和不允许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一课题上。所以，一直没有再更多地顾及此事。

　　八、其实，早在宋代以后的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60至1294年在位）等封建统治者们就十分清楚地了解晋州籍的历史名人魏征及其家族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由他开始把隋、唐时代就一直设在今山西省临汾市的“晋州”改在了今天的河北省晋州市，不仅提了一格，而且辖统远离晋州的安平、饶阳等三县，在原有的燕赵大地上增加了一笔“晋”的色彩，从而使不少后人不解地表示惊奇：河北为何出晋!到了明代，由《新唐书》搞错了的魏征籍贯，除了李贽在其撰写的《藏书》卷三十四说魏征是“魏州人”之外(注意：把曲城也简掉了），已基本获得纠正。例如,《明史·地理志一》载，“晋州”：“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以州治，鼓城县省入。南有滹沱河”；明朝陆应阳所辑的《广舆记》卷一载：“真定府”下“晋州”是“隋昔阳鼓城”。所以，《广舆记》中十分明确地指出魏征是“晋州人”，完全正确。故而，出现了同是在明代万历年间，而且早五年，同是进士及第的馆陶县知县栾城籍人在主持编纂《馆陶县志》时，对魏征籍贯和事迹无任何论述；而三位真定、武强籍的学子在《重修晋州明伦堂碑》文中，却十分清楚地表述了晋州的历史沿革和魏征作为晋州籍的先贤的历史贡献，并进行了高度颂扬。这种迥然不同的现象，正是历史真实的必然反映。另外，在《北史》中，我们看到有一位深受馆陶人爱戴的馆陶长魏德深，在隋末与魏征同在武阳郡丞元宝藏部下任职，在他的传中也明明白白地写着“本巨鹿人也”，而与馆陶无关。

　　九、我们这次“再证”，用大量的文字，从十个方面进一步地进行了评述。一是，正史载定：主要是依据《二十四史》中由魏氏三位名人所编修的六部史书和魏征逝世后的有关史籍文稿；二是，方志注定：主要参阅了《晋县志》、《馆陶县志》、《畿辅通志》等有关地方志书。晋县志中关于魏征的文字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应有尽有；而馆陶县志却很难真正寻出一言；三是，地域认定：关于巨鹿下曲阳与馆陶的地域及历史沿革，晋州人说得对，馆陶人也说得不错，就是下曲阳不是馆陶，馆陶也没有“曲城”；四是，文物实定：晋州现有明代万历年间的乡贤祠和重修明伦堂碑两通，而馆陶至今尚未见到可证的出土实物；五是，遗址佐定：晋州境内现存纪念性的魏征祠，魏征墓，魏征故里、故居所在“魏家庄货”，魏征牌坊（俗称宰相楼），魏征出家为道处的紫云观，搜集佛学经典的藏经阁（普光寺）以及魏征的族兄魏收的墓等七处文化遗址，均有文字（）、传说和实地可查，老者回忆为证；而在馆陶境内所指之处却是出家为道的“寺院”、玉皇庙、压根就没有过的故居府第以及根本就不是他的“战友”的尉迟敬德栓马的两株奇槐，都难以令人信服；六是，口碑辅定：在晋州搜集、整理、出版了有二十七万字之多的《魏征的传说》，荣获国家、省、市多次大奖，而在馆陶除了魏征是其父和如夫人的“暮生”及“魏老道”的称谓之外，却不见更多的颂扬之语；七是，族人旁定：魏征的族兄魏收、魏澹，后人魏谟、魏玄同等十余位与魏征有关的巨鹿魏氏族人，在正史、方志和别籍中均有明文记载；八是，封爵钦定：魏征先后被唐太宗李世民封为巨鹿县男、巨鹿郡公，其父魏长贤在贞观七年（公元634年）被追赠定州刺史，魏玄同也曾被封为巨鹿县男，而封馆陶县男、任城县男者却是外姓、外地的他人；九是，世系划定：经过详考，魏征确属河北巨鹿魏氏，而不是由山东任城魏氏而来的馆陶魏氏；十是，堂号分定：魏征属“巨鹿堂”，而不是“大名堂”。

　　这样，我们把晋州说和馆陶说双方的依据，一一进行对比、甄别之后，再次得出结论：魏征籍贯（故里）是河北晋州，不仅正确无误，而且进一步找出了馆陶说的误源和馆陶魏氏的来源。应当说，这又是一项值得高兴的学术研究成果。

魏征和房玄龄是唐朝时期的两位重要的官员，他们曾经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朝廷中同朝为官。虽然他们曾是同窗，但是他们的关系并不十分友好。

魏征（580年－643年），字玄成，唐朝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北齐大将军魏延的后代。他曾辅佐李建成，但并不受宠，故时时以据理力争，提醒李建成要提防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执掌大权，对魏征颇为忌惮，但器重其才，仍然任用他为相。

房玄龄（579年－648年），字乔，唐朝初年著名良相和谋臣，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房玄龄善诗能文，博览经史，善于谋略，擅长书法，是唐朝初年的大臣。他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心目中是一位良友和辅佐，被太宗皇帝尊称为“房谋杜断”。

虽然魏征和房玄龄在唐太宗的朝廷中都担任了高官，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友好。据史书记载，有一次魏征去参拜唐太宗，到了房玄龄的府邸前，听到房玄龄说“魏征来，杀之”。虽然这可能是出于对魏征参与谋反的误解，但也反映出两人之间的关系紧张。

此外，据《旧唐书》记载，魏征曾多次向唐太宗建议要削弱地方豪强的势力，减少对百姓的压迫，而房玄龄则主张维持现状，这使得两人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总之，虽然魏征和房玄龄是同窗，但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主张不同，关系并不友好。在唐朝的朝廷中，他们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于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没有，魏征主要是因为其诤谏而出名的，唐时最大的文官是中书令和尚书令，尚书省是唐代的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唐朝官吏制度）

魏征 （580 - 643 ）

魏征（580－643）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83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这位朋友，你家里的族谱真的好长好长，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一类的古文，许多地方翻译不准，其中典故资料本人不熟，多为网上查证，仅供参考。

PS：族谱貌似很严肃的东东，弱弱地说，看在我一片好心的份上，真的出了错表PIA我呀！！！

PPS：长度原因，具体字词，除典故外不做注解。

从来树之大者，固其根本；流之远者，（浚） 其泉源。承先启后。而因端竟委。宜加详也。

译文从来要求树木长得牢固，必然要巩固他的根本；要河水流得长远，必然要疏通他的源泉。（家族）承先启后，从最初到最后（的血脉），应当详加记述。

注此句疑似缺字（浚）。树、流句，出自唐代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陈氏之派演於有女为 。

词解有女为：人名不详。

译文陈氏一脉，源自有女为。

稽古重华。以大孝承帝天之庥。以元德受唐尧之禅。尊居九重。富有四海。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词解稽古：考察古事；重华：五帝之舜。

译文考察古事，从五帝之一的舜说起。舜凭借高尚的德行，接受了尧（五帝之一）的禅让，继承帝位，身份尊贵，富有四海。他的宗庙，被子孙后代祭祀供奉，而保佑子孙。

难商均不肖。禅位于禹。而虞思衍商均之祚。夏禹封虞思于虞。商汤封虞遂于陈。

词解商均，舜的儿子（详见百科资料）；祚：本意帝位，此处应指王位。

译文然而，商均没有治国的才华，（舜）禅让与大禹（五帝之一）。而虞思继承商均的王位，大禹将他的封地定在虞，商汤又将虞封作陈（此处译文不准）。

至周武王。又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复封诸陈。以备三恪。

词解元女：长女；大姬：长公主；三恪：周朝新立，封前代三王朝的子孙，给以王侯名号，称三恪，以示敬重。一说封 虞 、 夏 、 商 之后于 陈 、 杞 、 宋 。

译文到了周武王的时代，武王将他的大女儿配给胡公（作妻子），再次分封于陈地，以作三恪。

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 杜预 注：元女， 武王 之长女

三代以来。谨守候服。作宾王家。传二十五主。而灭于楚。

词解候:读去声，占卜预测；服：指礼仪。作宾：指担任太子宾客职务。

译文自三代以来，恭谨地遵守天意和道德礼仪、为王家指担任太子宾客职务（此处译文不准）。传二十五代家主，被楚国所灭。

且鲁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抱器奔齐。闻韶而契圣心。占兆而配姜岳。厚施之报。历十一世。

词解陈公子完：人名；韶：传说舜所作的乐曲名；占、兆，都有占卜的意思。

译文鲁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陷入危境，怀抱才能逃亡到齐国（此处翻译文不准），听闻《韶》乐，契合圣上的心思，占卜良辰吉日婚配与姜岳（此处译文不准，亦无资料查证）。（为齐臣）回报齐主恩德，历经十一代。

注鲁庄公二十二年，即前672年，陈宣公妫杵臼杀其子妫御寇，厉公妫佗子妫完奔齐国，封于田，遂改田姓（详见百科资料）。

另，有典故：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而田和迁齐康公於海上。代齐有国。传七主。而灭于秦。

译文后来，田和将齐康公放逐到海上，代替他成为齐国国主，历经七代，被秦所灭。

注公元前481年，田成子发动武装政变，前391年，国相田和将齐国国君齐康公放逐到海上，只留一城之地食邑，前386年，周室册命田和为齐侯，几年后康公病逝。史称‘田氏代齐’

自秦而汉。以及晋宋。虽无茅土之诈。当有爵禄之颁。如陈平子昂等辈。代不乏人。迄至霸先仕梁。继梁而超。鼎峙六朝。传五主。而灭于随。

词解霸先：南北朝时期陈开国皇帝，即陈高祖武皇帝；陈平，西汉开国功臣，陈子昂，唐代文学家。

译文从秦朝、汉朝到晋朝、宋朝，虽然没有土地封邑，但有一些人受到爵位官职的封赏，例如陈平、陈子昂等，世世代代都不缺乏有才华的人物。到陈霸先于梁国出仕，后自立陈国，于六朝时鼎盛一时，传承五代国主，被隋所灭。

注陈朝为六朝中最后一朝，陈霸先出身寒门，白手起家，陈朝历经武帝、文帝、宣帝三代治世兴盛，陈后主溺于文酒，不思进取，陈灭于隋。

另，此句‘随’疑似‘隋’字。

后主陈炀公之子。陈叔宝。于弘农元年。逃居东海。生有七子。长子陈释公。流落江西。

译文陈后主的儿子陈叔宝，在弘农元年逃亡到东海。（陈叔宝）生了七个儿子，长子陈释公流落江西。

数传而陈伯宣。肇家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大湾丘。高坎堰居住。

译文又传了几代到陈伯宣，在湖广安家。家在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大湾丘，高坎堰居住。

嗣是而支分派别。瓜绵椒衍。齐聚几十辈。合数百口。而且物随人化。百犬同槽。

译文从这里之后，便有了分支派别，繁衍传承（开枝散叶），一族人齐聚几十辈（？？此处译文不准），总共数百口人，并且财产也和血脉一样繁盛，有上百的家畜同槽而食。

封义门。表其里居。有自来也。然族繁不及备载。特详一派之传。以志世系。

译文陈氏被封义门，‘表其里居。有自来也’（此处译不出）,但族人繁多，不能全部记载，特别对一派的传承详加记叙，来记载宗族世系。

注天圣四年八月十九日，北宋仁宗封陈氏为‘义门’。

一世陈伯宣。二世陈檀三世陈旺四世陈机。五世陈感。六世陈兰。七世陈青。八世陈仲。九世陈崇。十世陈 。十一世陈锡。十二世陈恭。十三世陈宗臣。十四世陈及。十五世陈思洪。十六世陈宝至今二十世陈根于明太祖洪武三十六年。

因西蜀土广人稀。饮命移雨广人民。以填四川。我根祖偕二弟远根。

三弟万根。奉旨入川。分手判袂于涪州 石。题诗为记。

词解移雨：将他处雨移至此处。（个人认为此处不是移雨，而是移民。指洪武入川。）；判袂：分袂；离别。

译文因为蜀中地广人稀，奉命移民，来填补四川。我族根祖带着二弟远根、三弟万根，奉旨入川。在涪州棋盘石分别，题诗为记。

诗曰本是元朝宰相家。洪君追散入西涯。（棋盘）石上首相聚。风浪河边柳更斜。从此今日分别后。一家改作千万家。

注洪武入川，即洪武时期“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行动,推测陈家也入四川分家，路上留下分袂诗。

分袂诗（洪武入川分袂诗），也做分手诗、传家诗，用以辨认分离的族亲，即‘后人对得诗一首，千百年前是一家’。

另，本段缺字，棋盘石在网上查到，不知真伪。

我根祖来至潾阳。卜居于羊市镇。仙人湾。凡粟地沟。桶景场。大屋嘴。罗家沟。水井湾。花石堰。兴隆湾。高湾沱湾。八甲湾溜。官东坝。咸水沟。斗口坝。旧屋湾。桂花湾。石老公。松柏滩。永家坝。登子坝。石子坪。大石坝。石稻场。杨家桥。凤凰嘴。白鹤林。皆其所创业垂统者也。娶祖妣高氏大。生五子。长伯玉二伯周三伯元四伯宽五伯重。

译文我家根祖来到潾阳,将住处选在羊市镇。（后面那长长地一大串地名，某理解不能）都是他所创下的家业（此处翻译不准）。（根祖）娶了祖母高氏（大不知何解），生下五个儿子，分别是……

景太元年。根祖率伯周伯元回湖广。不复来川。所遗留于四川者。伯玉伯宽伯重三房后嗣。各有流传。而伯周伯元之后无可考。谱中有名存。而莫详其所自来。亦莫详其所终及者。大约系伯周伯元之裔。不究其实。不敢强解。译文景太元年，根祖率领伯周、伯元回到湖广，没有再来四川。留在四川的，是伯玉伯宽伯重三房的后嗣。三方各有流传，而伯周伯元的后人已无法考证，家谱中有名字保存下来，三不知道他们的来历，也不知道他们最后到了那里去，大约是伯周伯元的后人。无法推究其中真相，因此不敢勉强解释。

伊古以来。代远年湮。使前无所传。则兹无所考。若今无所记。则后无所宗。彼葛 犹能庇根本。羽尚且宜子孙。物亦有然。而况于人乎。

译文自古以来，年代久远。如果前辈没有传承，则现在无所考证，若今日无所记录，那么后代便没有宗族可依。？？尚且能够庇护根本之处，？？尚且能够造福子孙，（植物）动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

兹因兴隆湾为汇聚地方。以妥先灵。体报本追远之意。为收族敬宗之行。爰萃族众。谨遵老谱。并详后人。历述木本水源之遗。永祖德宗功之谱。庶亲者无夫其亲而子子孙孙世守勿替矣。

译文因为兴龙湾为（宗族）汇聚的地方，为了告慰先祖在天之灵，还念祖先，追根溯源，汇聚族人祭拜祖先。我族族人，要谨遵先人族谱，传于后人，一一叙述祖先的馈赠遗留，将记录祖宗功德的族谱永远流传下去。‘庶亲者无夫其亲’（此句翻译不能），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永远遵守，不可改变！

注郑玄注：“收族者，谓别亲疎，序昭穆。”《礼记·大传》：“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 陈澔集说：“收，不离散也。宗道既尊，故族无离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