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看待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

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是一段充满着诸多重大争议的历史阶段。如果从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而论，该阶段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早期国家建立之前的部落联盟制阶段，或者说是军事民主制时期，或者说人类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的原始社会晚期。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讲，则该时期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文明初曙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乃至延伸至铜石并用时代。然而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对该阶段的历史可以说总体上缺乏较为科学的认识。长期以来，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往往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当作信史盲目地加以信从。如在华夏民族大认同的历史背景下，东周秦汉时期的学者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较早地建立了夏、商、周、秦、楚等同出五帝之一的黄帝的统一谱系，汉代史学家更是用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制度来解释五帝时期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开篇也曾论及:“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在我们今天看来，则不难发现，以上论述显然很不可靠，甚至存在诸多荒谬之处。长期以来，在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念的支配下，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日益变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五帝时期社会历史的研究自然也微不足道。

二十世纪以来，疑古思潮与“走出疑古时代”的理论均曾对中国古史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对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历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深化的作用。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即曾认为，古代“口耳相传”的史料大都有其历史的核心，也都有其历史的渊源。它是未经后人加工整理的零散资料，应比经过加工的系统化的“正经”或“正史”中史料更为质朴……古书中如《尚书》、《史记·五帝本纪》诸篇中或有靠不住的传说资料，那是因为古人在整理时的方法不够精确，并非古人有意作伪或造谣。徐先生这一认识，有助于矫正极端疑古派学者错疑所不应疑的偏向，“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体系。”2005年11月23日～25日，河南博物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郑州共同举办“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五帝时代值得重视，至少包含不少史影。对古史文献的记载，要加以甄别和整理，正确的态度是不可轻信，也不要轻易全盘否定。要科学和理性地对待五帝本身和五帝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虽然是后代学者的追述，但很多是非常有价值的，从不同角度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总之，随着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如何看待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问题不断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并日渐成为当前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

五帝的传说，古代文献中有不同的版本，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是其中的一种。这里应该强调，《五帝本纪》是司马迁在上古时期的文献资料非常贫乏的情况下，通过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搜集大量传说资料，参照《尚书》、《春秋》、《国语》等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择其言尤雅者”，著录而成。与此同时，太史公又表述了其个人对这一段漫长的远古传说时期历史的看法:“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毫无疑问，司马迁本人是未有将《五帝本纪》当作可靠的信史来看待的，他在文献不足勉强地拼凑出这段传说时代的历史，其目的在于给后人提供一些可循的线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线索，供后人进一步地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唐嘉弘先生曾经指出:“同为一个‘黄帝’，《山海经》和《史记》二者之间有同有异”，并认为其“根源之一即在于不同时地的层累聚集于一个目标所致”。毫无疑问，这一见解是颇有见地的，结论也是精辟的。正因为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这些“圣明帝王”的世系并非确凿，在位年代也绝非明确可稽，他们之间的氏族姻亲关系也很难说得清楚，不假思索地盲目相信包括《史记·五帝本纪》在内的旧的传说时代的历史，将包括传说中的五帝在内的“圣明帝王”都视为信史中的人物，显然是不科学的。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论，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文献资料虽然历经后人编撰和整理，但其中必然包含有某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和大量可循的历史线索。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传说时代的资料进行一番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审视，必然能够发掘出许多有科学价值的珍贵史料。如《五帝本纪》中包含有许多有关都邑起源的史料。“黄帝居轩辕之丘”，“邑于涿鹿之阿”，“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如果我们将以上记载综合起来，很容易获得以下有价值的信息。史前时期的原始居民为避洪水灾害，多选择地势稍高的丘地营建聚落。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先民防治水害、利用水资源的能力逐渐增强，山下平野，泽上河滨皆成宜居之地，聚落形成后，渐次发展，规模扩大，后来便产生了都邑。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五帝本纪》不仅是研究三代以前古史唯一可凭据的系统性史料，也是探索远古地理的难得的重要文献。如果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文献资料全盘否定，文献资料与考古学、文学、比较宗教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材料不能有机结合，史前时期这一漫长的历史将永远成为一团迷雾。因此，对待传说中五帝时期的历史，既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从，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史料而武断地对其全盘否定。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应该是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批判，从而不断地将这一漫长时期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的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二、古蜀与黄帝族和夏并不同源

《史记·五帝本纪》、《六国年表》等古代文献中屡屡有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及“禹兴于西羌”等记载。如果将以上传说资料当作可靠的“信史”，则似可得出如下结论，古蜀族的祖先与传说中的黄帝出于同一族系，至迟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原与古蜀地区已开始发生联系，以后，两个地区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流未曾中断。早在20世纪50年代，蒙文通先生即曾以为蜀为黄帝后代的说法绝非无稽之谈。随着四川考古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及巴蜀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蒙先生的这一看法不断引起中外学术界尤其是四川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近年来，大量新的考古材料的不断问世，不少学者充分运用当代考古新成果，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如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考证了传说中黄帝后裔二系，并联系三星堆出土的玉璋、陶等物质文化因素，认为蜀国君主与中原有更多的联系，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不是偶然的。此后，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各区域文化研究热潮的风行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古蜀与黄帝文化、夏文化的关系再次被提出来。如有的学者结合文献和考古学资料，重新论证了古史所载黄帝一系与古蜀的关系绝非无稽之谈。另有学者通过对宝墩文化古城与“夏鲧作郭”、“禹龙”与“蜀虫”、“禹龙”与“建木”的分析，认为不论从古城、字符还是龙崇拜来看，蜀与夏禹均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总之，“夏、蜀均黄帝、颛顼后代，文化上同源异流”，是目前学术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甚至有人称:“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和夏文化的关系问题，由于最近几年岷江上游尤其是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发掘，看来已出现了进一步加以证实的契机”。

然而，早在蒙文通先生论著发表之前，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和夏文化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就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先生分别列举了从三皇五帝，夏禹殷商，到春秋时期十四条文献所载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逐条批驳，从辨伪着手，一一否定，得出结论:“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顾先生的看法曾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有的学者称顾氏论著“可以说是建国以前巴蜀文化与历史研究领域内最具灼见、考论最精的一篇奠基之作”。此后，徐中舒先生也曾论及:“从地理和民族的分布来看，古代四川和中原的联系，肯定是存在的。至于《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的儿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后来《华阳国志》和《十三州志》，以为这就是蜀的先代。严格的说，这些传说并出西汉以后，除牵合地名人名一二字外，并无其他史迹可据，其可信的条件并不具备”。显而易见，顾、徐二先生对《史记》等古代文献中流传已久的五帝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关系持怀疑和批判态度。这也表明，由于学者们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思维方法等存在诸多差异，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古代文献所载五帝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关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取得共识，而且由于缺乏新的直接的证据，有关该问题的讨论，必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如果从历史学或民族学角度而论，《史记·五帝本纪》、《六国年表》等古代文献中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及“禹兴于西羌”等记载，均应为先秦时期中原或古蜀地区先民世代口耳相传的旧说。在“《书》间有缺”的情况下，这些连司马迁本人都认为并不大牢靠的传说资料却是司马迁撰述《史记》时惟一可以凭藉的重要历史素材。显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晚出的带有大量疑点的传说资料并非完全可以依赖的信史，司马迁所编排的犹如后世帝王家谱式的世系也难以经得起严格的推敲。如果缺乏这种最基本的认识，就难以对古蜀和传说中的黄帝和夏的族源关系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

应该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建立与蓬勃发展，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从而不断为古史研究提供日益丰富的实物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呼吁，“古史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考古学”，并提出“要努力向发掘方向走”。二重证据法的建立和运用，对于古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及建立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先秦史学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清楚地意识到，“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在我们今天看来，要准确地理解和科学地认识古代文献所载古蜀与传说中的黄帝族和夏的族源关系问题，除了对已有的有价值的口耳相传的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之外，还要充分将作为研究该问题的第一手材料的考古学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去伪存真，从而恢复其本来的历史面目。

由于大山阻隔，四川盆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得四川很早就成为中国古代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区。苏秉琦先生说:“成都及其附近几县从距今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距今三千年前存在着自成一系的古蜀文化区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探索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全省范围内多次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并对一些遗址进行了试掘与较大规模的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的年代大体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该期出土陶器以平底器为主，流行器物口沿唇饰纹与制成花边或波浪状风格口沿的文化遗存，“三星堆一期遗存反映的文化面貌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方性文化，与同时期四川周临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近年来在成都平原新津县宝墩等城址，其年代与三星堆一期基本相同，遗址中发现大量石器和陶器，生活用具中的大量灰陶从考古学上反映出与中原龙山文化不同的特征，而为蜀文化所独有。三星堆2-4期遗存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三星堆遗址文化内涵连续变化、发展演进，揭示出蜀文化的发展脉络，清楚地表明了它是与中原文化不同区系的一种文化”。三星堆遗址所出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如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象征神祖的铜人像、铜面具、神坛、神树等，不见于中原。此外，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容器主要是尊、罍，不见中原地区盛行的觚、爵、罍、鼎、簋等。有的学者指出，“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另有学者指出，“三星堆祭神文物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内涵之丰富，表明三星堆古蜀人对祭祀之重视、场面之隆重、规格之高、地位之重要、影响之强烈，为古代民族中所罕见，构成了巴蜀文化所具有的注重造型艺术、吸收多元文化、强化精神观念等几方面的重要特征”。以后，成都十二桥遗址和金沙遗址的文化面貌表明，三星堆文化的一些传统并没有中断，而是一直延续到了西周时期。综上所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夏、商、西周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是在不同的文化区系内各自独立发展，两地迥异的文化面貌证明了顾颉刚先生早年提出的“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及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古蜀文化“自成一系说”是无可置疑的。既然中原与古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各有各自的源头和文化特色，且分别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独立地发展，那么古代文献中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及夏的族源关系问题自然由于“可信的条件并不具备”而很难成为一个值得争论的学术命题。

三、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文化碰撞与交流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仅凭《史记》等古代文献记载就断定古蜀与传说中的黄帝族和夏为同一族系的说法，显然显得证据相对薄弱。事实上，古蜀与中原地区间接的文化交流并未由于地形的阻隔而中断过。《史记·货殖列传》提到巴蜀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有的学者以为，商文化主要是通过长江西上进入四川的，也有学者称从潜至沔，再经陆行入于渭，是古代潜、沔、褒、斜、渭、河的一条水陆联运途径，这条入蜀途径在夏、商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先秦时期中原人民与古蜀地区各族，很早就通过水路和陆路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与交流。如果将以上口耳相传的旧说作为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两种不同的区域性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的间接反映，则是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而且近年来夏商周时期大量田野考古学材料不断为以上说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考古学所见夏代文明对古蜀地区的辐射

夏代是中国进入青铜文明阶段的开端，而中原地区青铜文明一经产生就对古蜀地区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影响，对古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二里头夏文化的典型陶器以及近似于二里头风格的铜牌饰、玉璋等器物。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陶盉是最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出土陶盉CbT6①∶41，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一件陶十分相似，二者均形体瘦高，顶盖圆隆，半圆形口，束腰，三足瘦俏，腰下应裆处有堆贴装饰，大宽盉上饰刻划纹。甚至连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鹰嘴状钮盉盖，也与上述那件二里头文化陶盉的盉盖形制相同。另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高柄豆(如AaT4①∶39)与二里头文化陶豆亦很相似，其浅盘较大，柄部有镂孔和突棱等，均相吻合。三星堆遗址高柄豆BaT1②∶36圈足上的刻划符号——目字纹，在二里头文化陶器上亦不只一次出现过。此外，三星堆文化二期的云雷纹壶腹部近球形，上有高领，下有圈足，酷似二里头文化的贯耳壶。三星堆出土的陶觚更与二里头文化者别无二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中，也有不少与二里头文化玉石器极为相似。如三星堆“玉锛”K2③∶322附5、玉戈K1:142附1与二里头“玉圭”III∶Y1∶3、IIIM2∶5、玉戈IVK3∶11，三星堆玉璋K1∶01、AK4 2∶35、AK4 2∶110482等与二里头玉璋VM3∶4、5的形制分别相似甚至雷同。1988年在三星堆遗址内的一座器物坑中，发现两件青铜牌饰，总体略呈梯形，平面微拱呈瓦状，周边有四个穿孔。一件遍布“S”形镂孔，一件在器表平刻出变形缠枝浮雕图案，在枝干的空隙中间镶嵌有绿松石碎片。这种器物目前仅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二者显然同出一源”。有的学者称，二里头文化因素传入成都地区的时间，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或公元前1700年前后几十年内，并称“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是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这一解释，似较为符合历史实际。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古蜀地区各族对中原地区夏代文明因素加以吸收和融汇，从而创造出独放异彩的地方性文明。

2、殷商、西周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联系的加强

如果夏代中原地区青铜文明对于古蜀地区是以单向输出为主，那么殷商、西周时期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则表现为双向互动。商周文明是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从三星堆文明中的商文化因素消长变化的情况可知，商文明对古蜀地区的文明发展也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戈、璋、琮、璧、环、瑗等玉石兵器和礼器中，绝大多数器物具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约公元前15～14世纪)的青铜礼器中，尊、瓿、盘和器盖等容器形制种类，都是商文化这一时期常见的形制种类，器物的纹饰也是商文化的纹饰风格……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I式玉戈和II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有大量发现，相反，在中原地区这种形制的玉戈仅在殷墟妇好墓中见到”。这种玉戈是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性器物，毫无疑问，殷墟妇好墓中见到的这种器物“很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化影响的结果”。这表明，商代中原与古蜀地区文化的双向交流颇为频繁。

商、周之际古蜀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尚书·牧誓》曾记载蜀参与了武王伐纣之役，过去多数学者对该件史事表示怀疑，考古学材料已为此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59年和1980年彭县竹瓦街曾发现两个窖藏，出土了一批相当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包括9件罍、2件觯、1件尊和矛、钺等兵器。这批青铜器中，罍形体高大，盖、耳和肩上多装饰立体的动物形象，纹饰以兽面纹、蜗形夔纹、跪牛纹和涡纹为主，有比较鲜明的特色。觯和尊更接近于中原的同类器物。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器物大概是中原的产品。徐中舒先生曾对1959年所出2件铜觯铭文进行考证，以为该器为蜀人参加武王伐纣所获战利品，并称“这正是蜀人参加伐纣之役最直接有力的证据”。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古蜀地区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距今4500年前的宝墩文化乃至更早的营盘山文化。毫无疑问，古蜀地区曾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三星堆文明和金沙遗址文明是古蜀各族所创造的古老文明，是中华古老文明中独立起源、独立发展、独具特色、璀璨多姿的一朵奇葩，它代表了古蜀文化第一个辉煌的高峰。中原与古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的文化交流，对古蜀地区的文明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有的学者称，通过长江流域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到，从文明因素的孕育、起源到发展，长江上、中、下游都是独自进行的，看不到哪个地区是传播所致。但在文明的形成时期，却均有黄河流域夏商文化参予，其正式进入文明阶段的时间也正是商文化最强大最具有外扩能力的时候。长江中游是直接纳入商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下游和上游虽有自己原来的基础，但商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青铜器、玉器的制作与使用在长江下游和上游古国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满天星斗”形容中国文明的起源符合历史实际，是正确的。但夏、商文明在中国古代统一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主导的、核心的作用也应予以充分肯定。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文化交流的史实则为以上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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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氏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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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氏大全1

中国百家姓氏如下：

朝代：北宋

作者：佚名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冯陈褚卫，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何吕施张。

孔曹严华，金魏陶姜。

戚谢邹喻，柏水窦章。

云苏潘葛，奚范彭郎。

鲁韦昌马，苗凤花方。

俞任袁柳，酆鲍史唐。

费廉岑薛，雷贺倪汤。

滕殷罗毕，郝邬安常。

乐于时傅，皮卞齐康。

伍余元卜，顾孟平黄。

和穆萧尹，姚邵湛汪。

祁毛禹狄，米贝明臧。

计伏成戴，谈宋茅庞。

熊纪舒屈，项祝董梁。

杜阮蓝闵，席季麻强。

贾路娄危，江童颜郭。

梅盛林刁，钟徐邱骆。

高夏蔡田，樊胡凌霍。

虞万支柯，昝管卢莫。

经房裘缪，干解应宗。

丁宣贲邓，郁单杭洪。

包诸左石，崔吉钮龚。

程嵇邢滑，裴陆荣翁。

荀羊於惠，甄曲家封。

芮羿储靳，汲邴糜松。

井段富巫，乌焦巴弓。

牧隗山谷，车侯宓蓬。

全郗班仰，秋仲伊宫。

宁仇栾暴，甘钭厉戎。

祖武符刘，景詹束龙。

叶幸司韶，郜黎蓟薄。

印宿白怀，蒲邰从鄂。

索咸籍赖，卓蔺屠蒙。

池乔阴郁，胥能苍双。

闻莘党翟，谭贡劳逄。

姬申扶堵，冉宰郦雍。

_璩桑桂，濮牛寿通。

边扈燕冀，郏浦尚农。

温别庄晏，柴瞿阎充。

慕连茹习，宦艾鱼容。

向古易慎，戈廖庾终。

暨居衡步，都耿满弘。

匡国文寇，广禄阙东。

欧殳沃利，蔚越夔隆。

师巩厍聂，晁勾敖融。

冷訾辛阚，那简饶空。

曾毋沙乜，养鞠须丰。

巢关蒯相，查后荆红。

游竺权逯，盖益桓公。

万俟司马，上官欧阳。

夏侯诸葛，闻人东方。

赫连皇甫，尉迟公羊。

澹台公冶，宗政濮阳。

淳于单于，太叔申屠。

公孙仲孙，轩辕令狐。

钟离宇文，长孙慕容。

鲜于闾丘，司徒司空。

丌官司寇，仉督子车。

颛孙端木，巫马公西。

漆雕乐正，壤驷公良。

拓跋夹谷，宰父谷梁。

晋楚闫法，汝鄢涂钦。

段干百里，东郭南门。

呼延归海，羊舌微生。

岳帅缑亢，况_有琴。

梁丘左丘，东门西门。

商牟佘佴，伯赏南宫。

墨哈谯笪，年爱阳佟。

第五言福，百家姓终。

作品定位赏析：

《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对姓氏进行了排列，而且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对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字的认识等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这也是能够流传千百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赵钱孙李”成为《百家姓》前四姓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宋朝，故而宋朝皇帝的赵氏、吴越国国王钱_、正妃孙氏以及南唐国主李氏成为百家姓前四位。

百家姓氏大全2

百家姓背诵技巧

首先我们要拿出百家姓的书，然后我们将百家姓书打开，将百家姓从头到尾分成36行。

第二步，我们拿笔把百家姓以上的36个数字做桩挂钩粘贴再我们的墙上36行首字。

我们对应要联想到串联故事记忆法，然后我们要用适合自己的地方语言易钩起回忆及转码。

我们要加深记忆，然后联合想象，把百家姓当中的对应联想成我们串联的记忆法。

总结

1、把百家姓分36行。

2、用自己语言的记忆法。

3、定位记忆。

注意事项

我们在早上背上效果要好。

我不要死记硬背，要发挥技巧。

百家姓氏大全3

中国人口最多的姓

截至2020年6月，中国姓氏人口最多的是”王“姓，”王“姓同时也是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海南、陕西、甘肃、新疆16个省第一大姓。

“王”“李”“张”“刘”“陈”依旧占据头五把“交椅”。“万”姓以275万人、“欧”姓以261万人双双跻身2019年“百家姓”。

扩展资料：

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及甲骨文的'出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但是在中国古代姓和氏是有着严格区别的，夏商周三代之际，男子多称氏，女子多称姓，氏是贵族宗法制度的代表和称号，即远古时期的部落组织。“氏姓”一词出现在战国中晚期，“姓氏”一词出现在汉朝。姓氏是氏族、族氏、宗族与家族的名号。

成书于宋朝的《百家姓》，历代童蒙习诵，可谓家喻户晓。各姓氏随历史发展而分化演变，形成今天六千余个在用姓氏。

2021年中国百家姓排名有哪些？

中国百家姓氏排位顺序如下：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冯陈褚卫，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何吕施张。

孔曹严华，金魏陶姜。

因此，太史公司马迁在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统称，从此，“姓氏”之称，自太史公起合而为一。其著《本纪》中，言秦始皇则曰姓赵氏，言汉高祖则曰姓刘氏。自此，中国人的姓与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

没有贵贱之分，因而很多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所以，姓氏作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的家族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每一个家族的成员。

姓氏序论：

姓的产生，从史籍上看，先秦时期的《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还有“姬民出自轩辕”的记载。

由此说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朝婚姻制度的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同姓不婚，恶不殖也”。

这种姓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秦朝，那时，周朝的封建宗法制度基本弱化，旧贵族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荡尽清除的差不多了。到了西汉，姓和氏的区别已经不再显现。

百家姓排名

中国百家姓氏排位顺序如下：

朝代：北宋。

作者：佚名。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冯陈褚卫，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何吕施张。

孔曹严华，金魏陶姜。

戚谢邹喻，柏水窦章。

云苏潘葛，奚范彭郎。

鲁韦昌马，苗凤花方。

俞任袁柳，酆鲍史唐。

费廉岑薛，雷贺倪汤。

滕殷罗毕，郝邬安常。

乐于时傅，皮卞齐康。

伍余元卜，顾孟平黄。

和穆萧尹，姚邵湛汪。

祁毛禹狄，米贝明臧。

计伏成戴，谈宋茅庞。

熊纪舒屈，项祝董梁。

杜阮蓝闵，席季麻强。

贾路娄危，江童颜郭。

梅盛林刁，钟徐邱骆。

高夏蔡田，樊胡凌霍。

虞万支柯，昝管卢莫。

经房裘缪，干解应宗。

丁宣贲邓，郁单杭洪。

包诸左石，崔吉钮龚。

程嵇邢滑，裴陆荣翁。

荀羊於惠，甄曲家封。

芮羿储靳，汲邴糜松。

井段富巫，乌焦巴弓。

牧隗山谷，车侯宓蓬。

全郗班仰，秋仲伊宫。

宁仇栾暴，甘钭厉戎。

祖武符刘，景詹束龙。

叶幸司韶，郜黎蓟薄。

印宿白怀，蒲邰从鄂。

索咸籍赖，卓蔺屠蒙。

池乔阴郁，胥能苍双。

闻莘党翟，谭贡劳逄。

姬申扶堵，冉宰郦雍。

_璩桑桂，濮牛寿通。

边扈燕冀，郏浦尚农。

温别庄晏，柴瞿阎充。

慕连茹习，宦艾鱼容。

向古易慎，戈廖庾终。

暨居衡步，都耿满弘。

匡国文寇，广禄阙东。

欧殳沃利，蔚越夔隆。

师巩厍聂，晁勾敖融。

冷訾辛阚，那简饶空。

曾毋沙乜，养鞠须丰。

巢关蒯相，查后荆红。

游竺权逯，盖益桓公。

万俟司马，上官欧阳。

夏侯诸葛，闻人东方。

赫连皇甫，尉迟公羊。

澹台公冶，宗政濮阳。

淳于单于，太叔申屠。

公孙仲孙，轩辕令狐。

钟离宇文，长孙慕容。

鲜于闾丘，司徒司空。

丌官司寇，仉督子车。

颛孙端木，巫马公西。

漆雕乐正，壤驷公良。

拓跋夹谷，宰父谷梁。

晋楚闫法，汝鄢涂钦。

段干百里，东郭南门。

呼延归海，羊舌微生。

岳帅缑亢，况_有琴。

梁丘左丘，东门西门。

商牟佘佴，伯赏南宫。

墨哈谯笪，年爱阳佟。

第五言福，百家姓终。

作品定位赏析：

《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对姓氏进行了排列，而且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对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字的认识等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这也是能够流传千百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赵钱孙李”成为《百家姓》前四姓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宋朝，故而宋朝皇帝的赵氏、吴越国国王钱_、正妃孙氏以及南唐国主李氏成为百家姓前四位。

中国百家姓氏大全

百家姓分别为：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

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戚谢邹喻柏水窦章

云苏潘葛奚范彭郎鲁韦昌马苗凤花方俞任袁柳

酆鲍史唐费廉岑薛雷贺倪汤滕殷罗毕郝邬安常

乐于时傅皮卞齐康伍余元卜顾孟平黄和穆萧尹

姚邵湛汪祁毛禹狄米贝明臧计伏成戴谈宋茅庞

熊纪舒屈项祝董梁杜阮蓝闵席季麻强贾路娄危

江童颜郭梅盛林刁钟徐邱骆高夏蔡田樊胡凌霍

虞万支柯昝管卢莫经房裘缪干解应宗丁宣贲邓

郁单杭洪包诸左石崔吉钮龚程嵇邢滑裴陆荣翁

荀羊於惠甄麴家封芮羿储靳汲邴糜松井段富巫

乌焦巴弓牧隗山谷车侯宓蓬全郗班仰秋仲伊宫

宁仇栾暴甘钭厉戎祖武符刘景詹束龙叶幸司韶

郜黎蓟薄印宿白怀蒲邰从鄂索咸籍赖卓蔺屠蒙

池乔阴郁胥能苍双闻莘党翟谭贡劳逄姬申扶堵

冉宰郦雍舄璩桑桂濮牛寿通边扈燕冀郏浦尚农

温别庄晏柴瞿阎充慕连茹习宦艾鱼容向古易慎

戈廖庾终暨居衡步都耿满弘匡国文寇广禄阙东

殴殳沃利蔚越夔隆师巩厍聂晁勾敖融冷訾辛阚

那简饶空曾毋沙乜养鞠须丰巢关蒯相查後荆红

游竺权逯盖益桓公万俟司马上官欧阳夏侯诸葛

闻人东方赫连皇甫尉迟公羊澹台公冶宗政濮阳

淳于单于太叔申屠公孙仲孙轩辕令狐钟离宇文

长孙慕容鲜于闾丘司徒司空亓官司寇仉督子车

颛孙端木巫马公西漆雕乐正壤驷公良拓跋夹谷

宰父谷梁晋楚闫法汝鄢涂钦段干百里东郭南门

呼延归海羊舌微生岳帅缑亢况后有琴梁丘左丘

东门西门商牟佘佴伯赏南宫墨哈谯笪年爱阳佟

第五言福

：

《百家姓》，是一篇关于中文姓氏的文章。按文献记载，成文于北宋初。原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68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124个。

《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对姓氏进行了排列，而且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对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字的认识等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这也是能够流传千百年的一个重要因素。《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赵钱孙李”成为《百家姓》前四姓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宋朝的吴越地区，故而宋朝皇帝的赵氏、吴越国国王钱_、正妃孙氏以及南唐国主李氏成为百家姓前四位。

百家姓对后世影响：

启蒙教育：

《百家姓》是一部记录姓氏的文集，全文568个字，通篇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中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关于《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的区别，明代理学家吕坤曾说过：“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

姓氏文献：

姓氏的延续，可以使人们从基因学、遗传学的角度认同同为炎黄子孙的血脉相连。中国有着寻根问祖的传统，认为这样是为祀祖尊宗，求得祖先佑护，同时也是传承祖德、光宗耀祖，认为每个人与祖先都是血脉相连的，祖先曾经的苦难与辉煌，一定会通过血脉，流传到自己身上。因为有着这种传统，通过《百家姓》这篇启蒙文学对姓氏传承、使人们对姓氏的认识。作为姓氏文化中，《百家姓》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记载了中国姓氏的发展，它与姓氏家谱、方志、正史构成完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百家姓》作品的出现，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流传至今，影响极深，它所辑录的姓氏，还体现了中国人对宗脉等的强烈认同感。《百家姓》在历史的衍化中，为人们寻找宗脉源流，建立宗脉意义上的归属感，帮助人们认识传统的血亲情结，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它是中国人认识自我与家族来龙去脉不可缺少的文化文献基础蓝本。2009年，《百家姓》被中国世界纪录协会收录为中国最早的姓氏书。

--百家姓

百家姓大全有哪些

《百家姓》是一本关于中文姓氏的书，成书于北宋初。原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

《百家姓》的次序不是各姓氏人口实际排列，是因为读来顺口，易学好记，“赵钱孙李”成为《百家姓》前四姓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宋朝的吴越钱塘地区，故而宋朝皇帝的赵氏、吴越国国王钱氏、吴越国王钱_正妃孙氏以及南唐国王李氏成为百家姓前四位。

百家姓排名：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

戚谢邹喻柏水窦章云苏潘葛奚范彭郎鲁韦昌马苗凤花方俞任袁柳酆鲍史唐

费廉岑薛雷贺倪汤滕殷罗毕郝邬安常乐于时傅皮卞齐康伍余元卜顾孟平黄

和穆萧尹姚邵湛汪祁毛禹狄米贝明臧计伏成戴谈宋茅庞熊纪舒屈项祝董梁

杜阮蓝闵席季麻强贾路娄危江童颜郭梅盛林刁钟徐邱骆高夏蔡田樊胡凌霍

虞万支柯咎管卢莫经房裘缪干解应宗宣丁贲邓郁单杭洪包诸左石崔吉钮龚

程嵇邢滑裴陆荣翁荀羊於惠甄魏加封芮羿储靳汲邴糜松井段富巫乌焦巴弓

牧隗山谷车侯宓蓬全郗班仰秋仲伊宫宁仇栾暴甘钭厉戎祖武符刘姜詹束龙

叶幸司韶郜黎蓟薄印宿白怀蒲台从鄂索咸籍赖卓蔺屠蒙池乔阴郁胥能苍双

闻莘党翟谭贡劳逄姬申扶堵冉宰郦雍却璩桑桂濮牛寿通边扈燕冀郏浦尚农

温别庄晏柴瞿阎充慕连茹习宦艾鱼容向古易慎戈廖庚终暨居衡步都耿满弘

匡国文寇广禄阙东殴殳沃利蔚越夔隆师巩厍聂晁勾敖融冷訾辛阚那简饶空

曾毋沙乜养鞠须丰巢关蒯相查后江红游竺权逯盖益桓公万俟司马上官欧阳

夏侯诸葛闻人东方赫连皇甫尉迟公羊澹台公冶宗政濮阳淳于仲孙太叔申屠

公孙乐正轩辕令狐钟离闾丘长孙慕容鲜于宇文司徒司空亓官司寇仉督子车

颛孙端木巫马公西漆雕乐正壤驷公良拓拔夹谷宰父谷粱晋楚阎法汝鄢涂钦

段干百里东郭南门呼延归海羊舌微生岳帅缑亢况后有琴梁丘左丘东门西门

商牟佘佴伯赏南宫墨哈谯笪年爱阳佟第五言福百家姓续

目前，中国共有多少姓氏，分别是什么

5662个。

中国人见于文献的姓氏有5662个，其中单姓3484个，复姓2032个，三字姓146个。

这还不包括元代、清代移居中原的蒙古族、满族人译改的汉字姓。边疆少数民族译成汉字的姓也没有计算在内。

姓氏有：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戚、谢、邹、喻、柏、水、窦；

章、云、苏、潘、葛、奚、范、彭、郎、鲁、韦、昌、马、苗、凤、花、方、俞、任、袁、柳、酆、鲍、史、唐、费、廉、岑、薛、雷、贺、倪、汤、滕、殷、罗、毕、郝、邬、安、常；

乐、于、时、傅、皮、卞、齐、康、伍、余、元、卜、顾、孟、平、黄、和、穆、萧、尹、姚、邵、湛、汪、祁、毛、禹、狄、米、贝、明、臧、计、伏、成、戴、谈、宋、茅、庞；

熊、纪、舒、屈、项、祝、董、梁、杜、阮、蓝、闵、席、季、麻、强、路、娄、危等。

姓氏的命名：

1、以姓为氏

姓作为氏族公社时期氏族部落的标志符号而产生，其后人有的便直接承袭为氏。母系氏族社会以母亲为姓，所以那时许多姓都是女字旁。如姬、姜、姒、姚等。

2、以国名为氏

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齐、鲁、晋、宋、郑、吴、黄、越、秦、楚、卫、韩、赵、魏、燕、陈、蔡、曹、胡、许等，皆成为常见姓。

3、以邑名为氏

邑即采邑，是帝王及各诸侯国国君分予同姓或异姓卿大夫的封地。其后代或生活在这些采邑中的人有的便继之为氏。如春秋晋国荀首采邑于智，其后别为智氏。据统计，以邑为氏的姓氏近200个。如尹、魏、韩等。

4、以乡亭之名为氏

这类情况不多，今日常见姓有裴、陆、阎、郝、欧阳等。

5、以居住地为姓

传说上古时代虞舜出于姚墟，便以姚为姓。春秋时代齐国公族大夫分别住在东郭、南郭、西郭、北郭，便以东郭、南郭等为姓。

郑大夫住在西门，便以西门为姓。鲁庄公子遂住鲁东门，称东门遂，是以东门为氏。

以上内容参考-中国姓氏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昂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昂于殷。汉之伐楚，昂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名句：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生于何地？有河津与韩城之说。而我认为司马迁是河津人，理由有三：

　　一有司马迁《自序》为证。司马迁在《自序》中讲：“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就是指河津，而不是韩城。先看司马迁自己怎么说。凡是熟读《自序》的人都知道，司马迁是在讲了自己的先祖从司马错到司马喜七世都世居“夏阳”(即韩城)，并对自己父亲司马谈的经历和成就(论六家之要旨)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后，才说自己“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的。显然，这里有转折之意，“龙门”指的并不是“夏阳”。如果是指“夏阳”，为什么不说自己也生“夏阳”，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说。根据他先祖世居“夏阳”，谁还不知道他也生于“夏阳”，而突然冒出一个“迁生龙门”呢在讲述自己与先祖同居一个地方时，前后运用不同的概念，这在行文上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尤其是对于司马迁这样的大手笔。从这里我们可看出，“龙门”肯定是另有所指。指哪里呢只能是河津。

　　河津最有理由称“龙门”。河津与韩城仅一河之隔，我也认为，“龙门”两边的山都叫“龙门山”，“龙门”也为两县所共有，正如黄河所共有。但是，“龙门”作为一个地方的代称(“迁生龙门”，“龙门”是地方代称，不是指“龙门山”，也不是指禹凿的“龙门”，虽然这个代称由此而来)，只能是指一个地方，而不会指两个地方。那么，作为地方，河津、韩城谁更有理由称“龙门”呢只能是河津。这与地缘文化有关。河津在河东，为之阳。黄河两岸所共有的东西，一般都以河东为代表，以阳为代表。如“龙门”所建禹庙，东禹庙规模很大，是主庙，西禹庙很小，是配庙，为何这样设计，这样建筑，就是这个缘故。河东又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尧舜禹时都建都在这里。“龙门”是禹凿的，而河津又紧邻都城，来往比较密切。“近水楼台先得月”，把河津称为“龙门”是很自然的事。夏朝是禹的儿子启建立的，也建都于河东，他绝不会舍近而求远，跳过河去，称韩城为“龙门”的。事实上，河津自禹凿龙门以来就称龙门了，河津有从北魏到北宋近700年的建“龙门县”的历史，并曾设立过“龙门郡”，这是河津先前就代称“龙门”的铁证。后来，“龙门县”虽改称“河津县”，但历朝历代，一说“龙门”。谁不认为就是河津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迁生龙门”，指的就是河津。

　　大概怕后人会产生误会，司马迁在“迁生龙门”之后，紧接着说了一句话：“耕牧河山之阳。”这是对“龙门”就指河津的精确注释。在这里，河，就是指黄河。龙门山之南，黄河之北，谓之阳，指的正是河津这块地方。韩城与山之阳相符，但与河之阳是无论如何挂不上钩的。至于河津当时叫“皮氏县”，为何司马迁不说“迁生皮氏”而说“迁生龙门”这是因为当时“龙门”的名气已经很大，外人甚至知“龙门”而不知“皮氏县”，这也是后来“皮氏县”改称“龙门县”的根本原因。

　　二有司马迁的坟墓为证。司马迁死后葬在河津。虽因年代久远，自然灾害的侵袭，司马迁的墓庙已不复存，但这有郦道元的《水经注》为证。郦道元是北朝人，伟大的地理学家。《水经注》是经他实地考察，“寻图访迹”，在对《水经》作了周详的考证韵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地理学名著，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初期，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说：“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又东南迳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树碑立桓。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也。”

　　怎么理解这段话呢“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说的是黄河出龙门又向南流去，右边靠近韩城的陶渠水。“又东南迳司马子长墓北”，这讲的是司马迁墓庙的位置。“东南”，即黄河之东南，即河津地界。“迳司马子长墓北”，说的是黄河迳直从司马子长墓的北面流过。这说明司马迁的墓庙在苍头村以西，石咀以南。黄河出龙门，流经清涧湾，直扑石咀。受阻，滑向西南流去。

　　“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树碑立桓。”这是郦道元当时看到的墓庙的情况，并说明这是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汉阳太守殷济到河津司马迁墓看了他的墓碑，为其功德所感动，才为他重修的。

　　“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也。”这是郦道元看了司马迁墓庙后所发出的感叹，即：太史公在《自序》中说他生于龙门，这是对的，这里就是他死后埋葬的地方。这里，郦道元也确认，“龙门”就指河津。

　　《水经注》郦道元的这段记载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吗他生在河津，葬在河津，还不是河津人么

　　有人以现存司马迁庙在韩城方凭，说司马迁是韩城人，这不对。众所周知，现存司马迁庙司马迁的坟是衣冠冢，而不是真坟。这说明该庙只是一座纪念性的庙宇，而不是真坟的所在地，这反而证实了《水经注》所载司马迁墓在河津的真实性。韩城司马迁庙为宋时所建，至今还不到950年的历史。司马迁是河津人，韩城人为什么给他盖庙这是因为，司马迁祖居韩城，那里的人们也以司马迁为荣，遂建庙以示纪念，以彰其功德。这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说建庙是为了证明司马迁是韩城人，那就是建者所误了。若不是建者所误，那就是后人对建者所误了。

　　三有司马迁的后裔为证。河津今距司马迁墓东约10里，有个辛封村。村里有姓司马者20来户，近200来人，世称自己是司马迁的后代，且有家谱，至今还保存着世传的司马迁的朝王板。这个村也世称司马迁故里。这是司马迁是河津人的血亲证据。

　　韩城那边并没有姓司马的。说司马迁是韩城人，又找不到姓司马的，这说不通。有人说有后裔，因避难，改姓司、姓马、姓同、姓冯了。这也说不通。司马迁因受李陵之祸被判刑，但并未株连九族。他的女儿、女婿、外孙都活得好好的，且女婿、外孙都受到汉武帝的重用，缘何他的远在家乡的儿孙们要改姓呢有人说不是当时改的，是后来改的。司马迁当时受难时都不改，后来平反了，又当了太史公，得以完成《史记》。《史记》问世后，司马迁声望逐高，为世人所敬仰，这只能庇护自己的子孙，怎么反而有害了呢“辟莽乱”，“辟刘宋之祸”，也难以成立。封建社会的刑罚是很严酷的，哪有改姓就能避免得了的封建社会也从未有过以改姓代刑罚的政策。况且，若要改姓，改姓一个就行了，为什么要改四姓还有，如果确因避乱改姓，那么乱过之后，就应改过来，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改，还不返祖归宗呢这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辛封村不仅有姓司马的，而且这个村名也叫得很不一般，很可能与司马迁有关。《汉书》载：王莽新朝时，封迁后为“史通子”。历经磨难的司马迁的后代及乡亲突然得到这样的荣耀，欣喜之余，把自己的村名由“太和坊”改为“新封村”，这是情理中的事。后来，为纪念司马迁，为纪念这个功名的来之不易，里边含有许多辛酸，把村名又演变为“辛封村”，谁又能说没

有道理呢？这难道不也证明辛封村确是司马迁的故里，司马氏是他的后裔吗

　　以上三证，足以证明司马迁是河津人。那么，司马迁的先祖世居韩城，其父亲也生于韩城，司马迁缘何就成了河津人呢？这是因为司马谈在年轻时迁居到了河津。虽然史无明确记载，但并非毫无依据。司马迁在《自序》中说，其父病逝于周南。但葬于何地，并没有说。把世居夏阳的世祖死后葬于华池、高门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唯独不交待自己的父亲也葬于华池或者高门，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疑点。这说明，司马谈很可能葬于别处，葬于他的迁居地河津。据司马迁后裔讲，距司马迁故里辛封村西北约10里的地方有一座司马氏的远祖坟，这座坟很可能是司马谈的墓。这至少是目前证明司马谈葬于河津的一个证据。

　　司马谈为何要迁居河津呢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求学的因素。司马迁在《自序》中讲，“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这说明司马谈年轻时主要是在外求学，不然他就写不出《论六家之要旨》那样的使自己一步登天的旷世文章。那么，在哪里求的学呢河津很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地方。河津是大学问家卜子夏的故乡，魏文侯时曾“西河设教”50年，不仅对河津，而且对河东及山西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武帝时离魏文侯时并不远，想必当时河津的教育事业也很兴旺，文化的底蕴比较雄厚，是黄河中游学子求学比较集中的地方，且河津与韩城离得很近，到河津求学应是司马谈最理想的选择。由于长期在这里求学，产生了感情，并认为在这片文化沃土上有利于自己子孙的熏陶成长(司马迁成为大史学家、大文学家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决定迁居。迁居就迁在当时的太和坊，即今辛封村。太和坊是大学问家卜子夏的故里，是“西河设教”的主场所。司马谈之所以迁居这里，这和司马谈迁居的动机和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二是返归故乡的因素。司马迁在《自序》中讲，其远祖是从晋适秦，人“少梁”的。那么，司马迁远祖是从晋的什么地方迁到“少梁”最有可能是河津。因为河津、韩城离得很近，为避乱；过河就可以达到目的。河津是其远祖的故地，即使不是，山西总是，加上他长期在这里求学，有了感情，这就迁回了河津。事实证明，他也确实迁回了河滓。

　　最后，作一大胆推测：司马迁为什么叫“迁”谁能说这与司马谈迁居河津毫无关系呢谁能说这不是对其迁返故乡的一个永久性的纪念呢？我说，很可能是的。

　　司马迁是河津人应当无疑。 ■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大约卒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一说卒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又一说卒于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三年）。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迁生龙门”

　　司马迁是夏阳人。夏阳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而龙门山的南面就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岸边的龙门，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他每天看到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山上呼啸而去。

　　少年受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10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壮年游历

　　司马迁半身像

　　[3] 司马迁大约20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主要职责是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然后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

　　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司马迁像集锦(12张)于是，司马迁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司马谈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司马迁从20岁开始的全国漫游，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并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了解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就不能够建功立业了。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再比如说，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说司马迁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编著《史记》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中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但是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4]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军候侯敢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腐刑。腐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希望出现一线转机。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