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谱是姓氏文化的载体

族谱兴起于魏晋时期，到了唐代主要有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宋代之后，修谱之风盛行，到明清时甚至到了“既无无谱之族，亦无无谱之人”的程度，而家谱的内容则包括世系和血缘关系图表，族规、家训规范，祠堂、祖茔、公田，家族源流和迁徙史等。

2、族谱是家族历史的传承

族谱是记载宗族世系及其事迹的档案，它以特定的形式记载了宗族的历史，可以和历史档案中的奏折、题本、信函、日记等并列为一类史料。不但记载了家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

还记载了与家族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与本家族相关的地方风俗习惯、名胜古迹、年节来历等，具有难能可贵的史料价值，是档案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

3、家谱是宗族血脉的凭证

家谱是记载各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家庭渊源与世袭图表是家谱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记载最详细、最精确的部分。因此，家谱历来是人们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

4、后代重拾文化记忆的精神寄托

家谱是孝道文化的体现，在当今社会更多意义上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寄托着对祖先提倡的优良道德品行的向往，也是优良家风的承续。家谱是家的根、人的根，作为“家史”的家谱不仅可以补充正史和野史之阙，还可以引发大家“寻根问祖”的热情。

5、家谱是传统教育的生动素材

大多数家谱还记载着家训、家规，表现出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和时代风尚，特别是对教育、文化的高度重视，记录着对家族世代为人处世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在阅读这些资料时，历史上的一个个人物便鲜活了起来。

他们的事迹有的令人泣泪哽咽，有的令后人扼腕感叹，是传统教育的生动素材。族规、家训中也保留了许多对我们今天极为有益的东西，如孝父母、和夫妇、尚节俭、戒赌博、戒*秽、戒懒惰、戒奢侈等，对我们建设现代家庭道德和精神文明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人民网-家谱有何新价值？重拾“家史”背后的温情与敬意

家谱是靠语言传播、沟通，将史料传下来的。

在我国最原始最古老的家谱也是靠口传的，口传家谱距今有数千年的历史，是我国家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强烈的家族观念，还流传和遗存着口传家谱的文化习俗，例如彝族、哈尼族、佤族、普米族、拉祜族、白族、纳西族、苗族等。口传家谱大多数连名家谱，上一辈名字的后一二个音节是下一辈名字的前一二个音节，既能区分辈分，又便于口传，易于记忆。

家谱的意义。

家谱历来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教育，它不仅把同宗凝聚在一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中国古代的道德文明，其所记载的孝敬父母、和睦乡邻、端肃风俗、重视耕读等族规正是中国文化最为重视的，这一点与外国由宗教来构建社会价值体系有着根本区别。

家谱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正史的记录毕竟很有限，范围也不广，而家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有效补充。国家史、地方史、家族史和个人史四个层次共同构成完整的历史资料。以前人们更多关注王侯将相，但是家谱把目光投向了普通百姓，对于研究民风民俗、民族迁徙、经济发展、社会科学等都有很大帮助。

《傅杰讲论语》文稿—147杨树达一家三代对《论语》的研究

呦呦鹿鸣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本集文稿

古代有学者研究传统学问,学问可以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比如清代学者,一门研究儒家经典,几代都以经学研究而闻名于世。清代最有名的论语专家刘宝楠,写了一部详细的论语注释《论语正义》,代表了清代研究论语的最高水平。可惜书没写完就过世了。他的儿子叫刘恭冕,就子承父业,把这个书续完了,成为不朽名着。

台湾有位已故的大学者叫周法高,他曾发表文章说,像德国和日本,还有祖孙几代研究某一学问的家族,比如写中国历史,三代一代一代接着写,就以研究某学问,为家族的事业,家族的光荣。但中国上世纪自抗战后,先是战乱,后是运动,就较少有这种家学的传统。当然个别例子还是有的。比如我们上次讲的钱穆,他的儿子钱逊先生,是清华大学教授,也写了一本很好的《论语浅解》,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后来又修订改名叫《论语读本》,在中华书局出版,最近又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了个注本,他还写过《先秦儒学》等著作,对儒家有很好的研究。

除了钱家父子,还有三代研究论语的例子。比钱穆还年长、1885年出生的杨树达先生是老辈研究古汉语和古文献的大师,早年留学日本,在北京教过书,在湖南教过书,毛泽东早年还听过他的课,他一来根底好,很多古书背得很熟,二来既有很好的传统根底,又善于吸收新理论新材料新方法,在学术上有不少创见,三来非常勤奋,不断博览群书,不断勤做笔记,不断撰写论著。据他自己说,他隔两米就看不清对面人的长相,而他夫人说,在电灯不普及的时代,每天早晨光线刚从窗外透进来,他就坐在窗下看书,一看几个小时,所以视力受损太厉害了,换来的是众多重要的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过杨树达文集,17册,20多种著作。

在论语方面,他有一本40万字的专著,叫《论语疏证》,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论语研究着作之一。他先录一句论语原文,然后他的疏证不是自己解释,而是从论语里抄录跟这几句话意思相关相近可以参看的段落,然后从唐以前的古书里抄录或者是谁引用发挥过这句话,或者谁说过意思跟这个相通或相近的话,注意他抄的不是论语注释的专书,而是其他各种古书中的相关材料。这比光抄论语注释的专书难度更大,因为需要你有大得多的古书阅读量才行。比如论语第章学而篇里"子日,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杨先生在下面就引了孟子荀子相近的论述,又引了论语雍也篇里对颜回"一箪食,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赞美,可以让我们掌握先秦大儒相同的观念另外在杨树达的论文集里,也有不止一篇论语文句的考订文章,其中一篇叫《温故知新说》。我们都知道温故而知新是孔子的名言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作为一个教师,既要故,也要知新,一种解释是只有通过温故才能知新,要不断地对已掌握的旧知识加以温习熟悉,可以体会到以前没有体会到的新东西,发现以前忽略了的现象和规律。而杨先生自己就是温故知新的模范位他特别熟的学生,曾经回忆"老人平常家居经常手不释卷,对用来研究的书籍,每每读了又读,不厌百回,这是一种温故的精神,因为温故,所以更能知新,一方面对材料更加熟悉了,一方面对熟悉了的材料运用起来更能融会贯通,例证丰富。人们只知道他学问渊博,不知道他的渊博,纯是从温故中得来杨树达在《温故知新说》里批评了两种人,种是能温故而不能知新,一种是能知新却不能温故。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对传统学问功力很深,但对某些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持排斥态度,这是温故而不能知新,就不免流于庸,就是平庸。另一个是看到西方的新学说,就拿来硬套中国的古书,有时并不符合实际,这是知新而不能温故,就不免流于妄,就是虚妄。他在文章里没有点名,但他的日记也收在文集里出版。他在日记里明说,温故而不能知新指的是黄侃,知新而不能温故指的是胡适。胡适当然是我们都知道的20世纪中国思想与文化界的大师,他从美国留学回来,确实有些地方拿西方学说来跟中国古书比附。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最杰出的学生,旧学功力非常深厚,但对某些新东西的吸收不像杨树达那么积极。所以杨树达对他们都有微词。

但在这里我要声明两点,第一杨树达可以认为胡适知新而不温故,黄侃温故而不知新,但我们是没有资格跟着这么说话的。因为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把握,根本是我们只能心向往之的,更不要因为听到杨树达的批评,就以为胡适黄侃的书都不值得第二,杨树达觉得在温故知新方面,他比黄侃做的要好,但他绝不是以为黄侃一无是处。相反的,他批评的都是最看得起的人,他对黄侃的学问当然是佩服的,绝对承认黄侃掌握的东西自己还没有全部掌握,所以他的侄子跟他读书,他觉得还不够,明确指示侄子再去磕头拜黄侃做老师。从这个事例就可以说明问题。而他的侄子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写《论语译注》的杨伯峻先生。

杨伯峻先生生于1909年,论语孟子当然是他从小书读的书。他师从杨树达,又师从黄侃,在古汉语与古文献方面打下了坚实全面的基础,不到30岁就出版了研究古汉语语法的专著。在古文献方面,他注释的左传和列子都很受好评,而被更多人知道,当然是因为他为论语和孟子做的译注。《论语译注》是1958年出版的,到今年正好60年。这本书的影响太大。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杨伯峻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为了帮助更多的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又正确的读懂论语,给论语做了译注。论语在他之前也有人翻译过,但都不像他这么专业,也不像他这么认真,从注释到翻译,从字词句到古代的名物制度与风俗习惯,杨伯峻都广泛参考了前人的研究,参以自己的心得,尤其是作为古汉语专家,他事先编论语词典,全面弄清楚论语的语词用法之后,再来给论语作译注的。他说,"要写论语译注,必须先深入了解论语本书的体例,词汇,语法,就是每词每句在当时的本意。我看了某些人搞的古书译注本,并没有下大功夫,其中较好的不过就他的水平依字面翻译,并不考虑作者的本意,未免把译注看得太容易了。我认为无论读什么书,必须先探求作者的用心,才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若要得作者的用心,一定先求当时语句的流行意义。所以我在着手译注论语之前,先写了论语词典。"花过这样的功夫。所以杨先生的这部译注经历了一个甲子,60年来仍然长销不衰,至今没有被后出的那么多译注所取代,正应了那句名言,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他的这本译注经过杨树达先生的审定,然后他又请了北京大学的两位大学者,一位是古汉语大师王力提意见一一位是哲学史大师冯友兰提意见,冯友兰还专门给他的书写了推荐意见,这个推荐意见的手稿,现在还保存着冯友兰在推荐中说:"兹送上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教授杨伯峻先生著的论语今译稿本。论语这本书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极重要的资料,但是文约义丰,极不好翻译。杨先生是古汉语文法学家,他的翻译大概是从文法方面着眼,有些地方从义理方面看,还有可以商酌讨论的地方。但是论语这部书将来要有很多的翻译本。杨先生这个翻译本曾经用过很大的功夫,又经过杨树达先生的校正,对于研究论语的人及般读者都有很大的帮助。我建议由你们出版。正如冯友兰所预料的那样,现在确实出了各种各样的论语的译注本,也正如冯友兰所说的那样,任何一本论语的译注本都不可能没有点毛病。现在还有人写出了《杨伯峻论语译注商榷》这样的书,但不少条都是可讨论的问题,不属于杨伯峻的硬伤,不影晌我们的阅读而后岀的各种论语译注,也不可能不以杨伯峻的书为主要参考资料。

杨伯峻是杨树达的侄子,杨伯峻有个侄子叫杨逢彬,是我的朋友,现在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是北京大学的古汉语博士,早年对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做过改编,以两个人联合署名的方式,在岳麓书社岀版。后来他潜心研究,在前年由北京大学出版了《论语新注新译》,对很多疑难字句作了考证,是一部很下功夫的论语新注新译本。他当然会继承很多杨树达杨伯峻的研究成果,但对某些地方也都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补证意见。因为他的书里有很多条考证,这部书对非文史哲专业的读者来说,读起来有点难。而他们杨家三代研究论语,都有重要论著问世,称们杨氏二代究论语,都有里要论者同世,称得上是现代论语研究史上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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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谱牒、宗谱等，是记载某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作用，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家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家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家谱、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

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