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不治而亡藏多少隐情？

　　顺治为什么会突然不治而亡？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夜里子时，深宫传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在养心殿驾崩。

　　就在顺治驾崩后的第三天，不满八岁的康熙登上了紫禁城金銮殿的宝座。皇宫中很快恢复了平静，但是让人们迷惑的是，24岁的顺治皇帝，一向身体强健，从未听说有什么疾病缠身，为什么会突然不治而亡？

　　对于顺治皇帝的死亡，《清世祖实录》中的记载异常简短，“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为什么关乎生死的大事，以寥寥数字敷衍了事，甚至对死因只字未提？ 面随顺治死因存在的种种疑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档案研究专家李国荣决定，从尘封多年的历史档案中，解开这个困扰史学界多年的谜题。

　　作为记录顺治皇帝生平最权威的档案——《清世祖实录》中有一段关于顺治死前的最后记录。顺治患病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到初六顺治已经是病入膏肓。《清世祖实录》中用了200多字记载了顺治死前的活动，而描述他的死亡却仅有11个字，时间，地点，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的线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不仅如此，清朝皇室家谱《玉牒》中也仅仅只是记录了顺治驾崩的时间，对于顺治皇帝的死因依然是避而不谈。

　　同样让人费解的，是顺治临死之前留下的遗诏。因为在整篇遗诏中，顺治开列了多达十四条的朕之最。为什么顺治会对自己平生所为如此内疚自责？这样的自责似乎很不符合一代天子离开人世时最后的心情。

　　相传，顺治皇帝迷恋上了一位江南名妓董小宛，而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对此极为不满，设计害死了董小宛。然而就在董鄂妃死后刚过百天，宫中传出顺治驾崩的消息。短短一百天里，贵妃去世，天子驾崩，为什么这一切如此巧合？

　　当时一位很有名气的诗人吴梅村，写下了一首《清凉山赞佛诗》。诗中写道：“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愿共南山椁，长奉西宫杯。”当时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故事传得沸沸扬扬，人们不免猜想，吴梅村在诗中所写的陛下，会不会就是顺治皇帝。此外，诗中还写道： “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 。千里草——草下千里重叠，这分明是个董字。于是，人们更加确信诗中的妾，指的就是董小宛。而陛下，无疑就是深爱着董小宛的顺治皇帝。反复研读吴梅村的诗句，人们对其中的一句诗，百思不得其解：“八极何茫茫，日往清凉山。”据吴梅村笔记记载，诗中的清凉山，指的就是佛教圣地五台山，顺治生前从未到过五台山，为何诗中会说顺治“日往清凉山”？

　　根据清宫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顺治皇帝14岁那年，在遵化打猎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在山洞内静修的法师。从这以后，顺治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顺治十四年，在太监的精心安排下，20岁的顺治在京师海会寺，同高僧憨璞(pú)聪见面。憨璞(pú)聪对佛法的阐释深深触动了顺治。从此，顺治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顺治崇佛已久，而且早有出家之意，董鄂妃死后，他曾经一度伤心欲绝，无心朝政，病逝于养心殿也许仅仅是个对外托词，顺治并没有死，而是遁入空门，削发为僧了。

　　据《起居注》记载，康熙即位后不久，孝庄皇太后曾多次带着他上五台山礼佛。此类活动本可以在北京举行，可他们偏偏不远千里来到五台山。如此看来，顺治在五台山出家修行，也许才是隐藏在礼佛背后的真相。

　　庚子之变的时候，慈禧太后西逃，当地要接待她，就从五台山借了一些用具。有人说那些用具跟宫廷用具相似，可能是顺治当年用过的。

　　如果将这些细节综合起来，关于顺治死亡之谜似乎可以还原成这样的一个过程：孝庄害死了董小宛，顺治心灰意冷之下，以病逝为托词，到五台山出家为僧。而孝庄唯恐此事为天下人所知，于是便假借顺治之名，伪造遗诏。遗诏中的种种自责，无疑也就是孝庄强加给顺治莫虚有的罪名。

　　对于这样的说法，李国荣却持有不同的意见。因为从顺治的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分析，遗诏中的自责并非不合情理。顺治入主中原以后，面对着一切都感到陌生。因此，他必须尽量的去熟悉与适应这一切，甚至背离他自身原有的一些传统习俗。这就使他陷入一种困惑与矛盾之中，在他内心深处常常有几分自责的成分。同时，顺治受到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影响，曾经一度笃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忏悔的性格。在位期间，他屡次下诏白责，并要求各种文书不能称自己为“圣”。

　　在顺治朝的翰林院学士王熙的《自撰年谱》，李国荣找到了关于遗诏撰拟的记载，没有想到，在书中还意外的发现了关于顺治死因的线索。书中写道，在王熙应召进入养心殿以后，病榻上的顺治帝对他说，朕得了痘症，恐怕是好不了了。所谓的痘就是天花，顺治皇帝从患病到驾崩，只有五天的时间。他的病症与天花病极为相似。那么顺治皇帝会不会就是天花病死去的。

　　重新审视之后，顺治出家的说法又有疑点浮出水面。董小宛的丈夫——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详细追忆了自己和董小宛的相识：己卯初夏，他和董小宛第一次见面。己卯——也就是明崇祯十二年，这一年董小宛16岁，而顺治才两岁。

　　董鄂妃并非董小宛，她也并非使孝庄设计害死的。事实上，董鄂妃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夭折，悲痛不已，因伤成疾而去世的。据僧人传记《续指月录》记载，爱妃辞世，顺治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顺治十七年十月，高僧茆溪森为顺治在万善殿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然而之后的记载却将故事引向了出人意料的结局。顺治皇帝剃光了头发要出家了，这个消息激怒了孝庄，她火速叫人把茆溪森的师傅，玉林琇召回京城。玉林琇到北京后，听说弟子茆溪森为顺治剃发，当即叫人架起柴堆，要烧死茆溪森。顺治得知这件事情后，无奈之下只好决定蓄发留俗，不再出家。

　　从种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患天花而去世，这似乎是最接近真相的答案。但是令人费解的是顺治患病去世，应该属于正常死亡。然而清宫档案为什么对顺治的死因只字未提，讳莫如深，难道顺治死亡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顺治皇帝不治而亡藏多少隐情？

　　顺治真的死于郑成功的炮轰？

　　顺治死后，朝廷依照他的遗嘱，将他葬在了清东陵。这块风水宝地，是顺治十四岁那年的冬天，顺治在遵化躲避天花时发现并确定下来的。一代天子，竟为天花所迫，不得不离开皇宫，将自己放逐于北方的寒山冻水之间。对于天花，当时的人们几乎是谈之色变。为了不引起朝野的恐慌，清朝正史中有意隐去了顺治死于天花的事实，也是在情理之中。

　　顺治年间，一个叫张宸的官员在个人笔记中记载，正月初七这一天，朝廷传谕民间不许炒豆，不许点灯，不许倒垃圾。这些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因此，史学专家们更加确信顺治皇帝就是因为天花死去的。

　　王戎笙，中国社科院明清史研究专家，10年前，他曾经发表了一篇关于顺治遗诏的学术论文，从而引发了历史学界对顺治死因的再度关注。《张氏医通》中这样描述天花的症状：痘疮成浆之时精神倦怠，神思昏沉，不省人事，呼之不应，自语呢喃，如邪祟状。从天花的病症推断，顺治临死前根本不可能神志清醒，他也就根本不可能亲自口授遗诏。那么，王熙在《自撰年谱》中所记载的，顺治临死前口授遗诏，开列自己的十四条罪状，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谁来继位和辅政大臣两大难题，这些事情又究竟该如何解释呢？

　　《王熙自撰年谱》中记载，顺治是在初七清晨子刻驾崩的。而据《平圃杂记》所载，张宸是在初八上朝时，才得知顺治驾崩的消息。不仅顺治驾崩时间的记载相差了整整一天，顺治哪一天得病，史料上的记载也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清实录》中记载，二那天，顺治感到身体不适。《平圃杂记》中却说，初二顺治到悯忠寺看太监吴良辅剃度。而据《自撰年谱》记载，王熙初一到初三连续三天进宫请安，但是都没有说顺治生病。而且初三这天，顺治还和王熙讨论事情。

　　天花发病初期，体温急剧上升，之后便是神思昏沉，不省人事。如果顺治真的染上了天花，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初二发病初期，冒着高烧到悯忠寺看太监吴良辅剃度。就算是回来之后才发病，第二天，恐怕也很难在就关系重大的事情和王熙谈论。而且让人们感到费解的是，为什么王熙对于讨论的内容，仅仅用了——俱不敢载四个字简单代过。如果说王熙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苦衷，为什么他要如此遮遮掩掩，闪烁其词。

　　究竟是为什么，史料在这么多关键之处的记载，会有如此之多异常明显的出入，这似乎很难用记述者的失误来简单地下结论？会不会是顺治皇帝的死亡另有隐情呢？

　　1992年，一个普通的下午，居住在厦门的郑万龄，在家中整理父亲留下的遗物。郑家是郑成功的后代，郑万龄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不少和先族相关的书籍。然而，就在整理的过程中，一本书吸引了郑万龄的注意……

　　郑万龄发现的手抄本叫《延平王起义实录》，这本书就是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郑成功的戎马生涯。2004年4月20号，《厦门晚报》的头条新闻——顺治被郑成功毙于厦门，吸引了无数的目光。而这个惊人的消息就是来自《延平王起义实录》的一段记载：有人密报郑成功，高崎之战中，顺治皇帝在厦门思明港被炮击没，清军将领达素不敢对外公布这个消息。

　　此外，手抄本上还有一段关于太师郑芝龙被害内幕的文字，其中再次提到顺治帝死因：太师郑芝龙降清后，屡次写信劝儿子郑成功投降都以失败告终，但顺治并未将他治罪。顺治被炮毙于厦门后，辅臣苏克萨哈与郑芝龙有仇，向康熙建议：“郑成功可以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康熙采纳了他的意见，即位不久后，郑芝龙就被处死。

　　民间传说，明末清初，郑成功据岛抗清，顺治皇帝御驾亲征，来到厦门。郑成功的部队沿岸与清军激战。就在这一次的激战中，顺治皇帝被郑成功炮轰而死。港中江鱼因食皇帝肉而形变，成了无鳔江鱼。如今这个笼罩着浓郁神话色彩的传说，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顺治皇帝真的死在厦门海战当中了么？

　　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认为，顺治很有可能亲征的。而且清兵统帅达素之死,也存在着颇多疑点。《延平王起义实录》中称，顺治被炮毙后，达素畏罪自杀。在今人研究郑成功的另一部重要史料——《海上见闻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十月清调达素回京问罪，达素在省吞金而死。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逼迫达素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清史专家何龄修仔细研究了厦门文史专家提供的种种史料，提出了质疑。在记录郑成功事迹的《先王实录》里边没有这种说法。而且郑成功本人在出兵恢复台湾之前的讲话中，也只提到去年打败达素军队一阵，并没有说打死了顺治。不仅如此，南明大臣张煌言在给永历皇帝的所有奏报中，也从来就没有过关于顺治被郑成功炮毙的片纸只言。显然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说法。此外，清军与郑成功的部队激烈交战是在五月，那么顺治被炮毙的话，不能超过五月，因为五月以后没战事了。但是到了顺治十八年正月，新皇帝才即位，这也就意味着皇位虚悬半年，权力真空必将导致政治混乱，这种情况在极权统治的封建王朝根本不可能发生。

　　《延平王起义实录》带给专家们的，依然是一片茫然和疑惑。顺治是否御驾亲征来过厦门？又是不是真的死于郑成功的炮轰？除了一份家传的手抄本和一个遥远的传说，专家们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力的佐证。而也就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答案的迷失让顺治死于厦门的说法成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究竟是什么夺走了一代天子年轻的生命，也许永远无法得到确却的答案。人们只能依靠着史料中的零星记载，尽可能去还原那段历史本来的面目。从各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死于天花的可能性最大，但这依然不是最终的定论。顺治神秘的死亡也许就在紫禁城的静默中永远被尘封了。然而，历史正是因为有了诸多难以猜测的谜题，才会显得如此耐人寻味。

潘惟正是潘美之子的考证潘德富潘惟正是潘美之子在正史和相关《潘氏家谱》上都有明确记载。但在网上却看到署名“柴武周教授”的《柴氏历代先人名人墓》中称“柴熙谨改名潘惟道,卒葬府城北郭龙形，配王氏葬竹搭桥犬形”； 柴道琳等人的《周世宗柴荣后裔》一文也说“柴熙谨改姓潘，名潘维正（又名潘维道），世居湖南怀化”。柴熙谨是潘惟正或潘维道的说法，如果出在探讨或考证文章中无可非议，但在没有充分证据情况下将其定论化则显得臆断了。史料凿凿潘惟正是潘美之子《宋史潘美》、《东都事略潘美》、宋人章定的《名臣氏族言行类稿潘美》清楚记载潘惟正是潘美第三子。大约完成于天圣年间的《名臣碑传琬琰集潘武惠公美传(实录)》，潘美诸子中虽第三子写成了惟平，但其后介绍他们官职时，没有“惟平”而是说“惟正西京作坊”，说明“惟平”是“惟正”的书写错误。《宋会要辑》上也有三处提到潘惟正，其中一段写到，大中符“八年六月遣内侍蓝继宗定夺潘美家赀产务令均济。先是美子惟正卒，诏刘承规掌其家财，令赡给诸房……年中有余羡其后，尽以物产以付其家，仍不许货鬻。至是，美孙卫尉寺丞宗上言，请以京中邸舍田园之利均给，故复遣继宗往焉” 。上述各史书记载清楚潘惟正是潘美之子。正史记载清楚潘惟正不是柴熙谨《宋史本纪》载乾德二年“冬十月戊申，周纪王熙谨薨。辍视朝”；《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乾德二年“戊申，周纪王希（熙）谨卒，世宗之第三子也”；《五代史》载“纪王熙谨，世宗子，显德六年封，皇朝乾德二年卒”。以上史料都明确记载潘美收养的柴熙谨薨在乾德二年。乾德二年是964年，而潘惟正卒于大中符八年即1015年，两人所卒时间相差五十一年。显然潘惟正不是柴熙谨。世宗七子资料表明潘惟正不是柴氏之后新、旧《五代史》记载：“世宗子七人：长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让，次曰熙谨，次曰熙诲”，其中，宜哥后汉于佑庚戌三年（950年）十一月十三日被汉诛，柴诚后汉于佑庚戌三年（957年）十一月十三被汉诛,柴咸汉于佑三年（950年）十一月十三被汉诛，熙谨殁于宋干德二年十月，恭皇帝宋太祖开宝癸酉六年（973年）死于房州。只有“熙让、熙诲，不知其所终”。柴道琳等的《后周曹王柴熙让后代居洪洞》和《焦作柴氏宗谱》介绍，“后周曹王柴熙让为周世宗柴荣的第五皇子，宋朝时期世居河北省沧州，其后代北宋末年又移回祖居地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柴家垣村”。《焦作柴氏宗谱》中还说“柴荣创立柴王拳，由五皇子柴熙让传到沧州成为柴氏通背拳，后又传到山西、河南等地”。据祝治平 、卢苗安的《周世宗柴荣后裔今何在》介绍，《寀卢村志》记载，赵匡胤陈桥兵变后，卢琰和潘美冒死谏阻，使柴世宗两皇子幸免一死。事后潘美抱养纪王熙谨，卢琰抱养七皇子蕲王熙诲（柴炯）。 后来，赵匡胤处理了恭帝和纪王后，又追问蕲王下落，卢琰向宋太祖提出归农致仕的要求，获准后遂与孙惟温等扶蕲王连夜驰出京城。卢琰还将女儿卢锦嫁给蕲王熙诲（卢璇）为妻，“并让卢璇从公女次，正式排为三子，与其它八子并列”。 “卢琰女儿之后代，又是隐柴入卢的柴熙诲的后代，所以，又称这支卢为"柴氏卢”。该文还附有盘安《灵山卢氏宗谱》序一。序一载： 世祖炯为周主世宗次子，……更名璇，易姓从卢，继为琰公三子。尤羡同气九人，相继登显仕，其心均不忘柴氏，……柴从卢，卢继柴。故今人以“柴卢”名吾宗焉。刘清泉编著的《卢姓史话》中说，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卢琰“收留了后周世宗的儿子柴熙诲”，“因惧怕赵匡胤查出蕲王下落，卢琰把柴熙诲改姓换名，叫卢璇，收为养子，又是女婿，依年龄排序列卢璇为第三子。加上卢琰亲生的八个儿子，连卢璇计有九子，称为‘九支卢’，尔后发展成卢姓在浙江庞大的宗族”。 磬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磬安县志》记载：“赵匡胤动陈桥驿兵变，建立宋朝，卢琰携后周柴荣遗孤熙海潜来浙江，辗转至灵山(新渥翠峰山)隐居。并将柴熙诲改名卢璇，以己女妻之，与原八子并列，称‘九支卢”。 应宝容的《“九支卢氏”在浙东蕃衍之原委》、祝治平和柴存才编撰《后周三帝》、 政协涿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涿州文史资料》以及相关的《卢氏宗谱》和《柴氏族谱》也证明卢琰收养柴熙诲改名卢璇的事。以上表明，世宗七子中情况已清楚，《五代史》中不知其所终的熙让、熙诲情况已有下落，也证明了潘惟正不是柴世宗之后。潘惟正即潘惟道湖南、贵州、四川相关《潘氏家谱》均有记载，潘惟道是潘美之子，任西京作坊使，并特别注明“惟道即是惟正”。据资料，曾任乾隆皇帝启蒙老师的潘士权，在《寻源笔记》中写道“惟道《宋史》中作惟正，讳玖，袭职光禄大夫、西京作坊使，由大名府迁居山东省青州府临朐县竹搭桥，卒葬府城北郭龙形，配王氏葬竹搭桥犬形”。 笔者见到的《潘氏家谱》中还收录有范仲淹天圣三年（1025年）秋七月所撰的《宋宣徽北院使谥武惠潘美公像引》，范仲淹在撰文中说惟道是潘美之子，且 “惟熙之子承规今为阁门祗候”。《名臣碑传琬琰集潘武惠公美传(实录)》也有 “惟熈子承规今为合门祗候”的记载，《宋史赵滋》载，赵滋任左侍禁时，“范仲淹、韩琦经略陕西，举滋可将领，得阁门祗候”。《宋会要辑》记载，天禧五年（1021年）“五月十六日左侍禁阁门祗候潘承规、符惟忠言转迁班今已五年，昨因祗候失仪罢职不曾转官”，证明天圣三年（1025年）秋七月范仲淹撰文时，潘承规已迁任阁门祗候是事实。也说明范仲淹的潘美有子惟道是可信的。虽然国史上没有潘惟道是潘美之子记载，但有潘美子惟正西京作坊使之说，明显看出国史上的潘惟正就是《潘氏家谱》上的潘惟道。前面已证明潘惟正不是柴熙谨，自然“柴熙谨改名潘惟道”也就不能成立。柴熙谨“假死实存”之说没有事实根据和历史依据《周世宗柴荣第六子熙谨改姓潘惟正》一文认为，“熙谨少年而卒，可能是宋太祖的有意安排。这样，一方面对外宣告熙谨已于乾德二年十月卒，另一方面又让已改名更姓的熙谨以潘惟正的名字来传承柴世宗的血脉”。这种假设，如果出自一般的人，或者潘惟正以后销声匿迹了是有可能的。但潘美家居京城“夫党数千百”，柴熙谨也已是少年并懂事，潘惟正后来又在真宗身边为官，这种“假死实存”的做法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从《卢姓史话》和《磬安县志》可以看出，柴熙诲改姓换名是在“惧怕赵匡胤查出蕲王下落”，“卢琰携后周柴荣遗孤熙海潜来浙江，辗转至灵山(新渥翠峰山)隐居”之后的事，说明柴熙诲在京城时并没有改名。另外，如果柴熙谨“假死实存”是事实，这种遮人耳目之事，即是当时史官不敢记,以后终究会有人要记。然而在宋人史料笔记上并没有熙谨“假死”于乾德二年十月的记载和传说。由上推断，柴熙谨“假死实存”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宋人笔记中的柴熙谨改潘惟正（或潘惟吉）之说不可信宋人王铚《默记》记:艺祖初自陈桥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襕，乘轿子出居天清寺。……艺祖与诸将同入内，六宫迎拜。有二小儿丱角者，宫人抱之亦拜。询之，乃世宗二子，纪王、蕲王也。顾诸将曰：“此复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后以手掐殿柱，低头不语。艺祖云：“汝以为不可耶？”美对曰：“臣岂敢以为不可，但于理未安。”艺祖即命追还，以其一人赐美。美即收之以为子，而艺祖后亦不复问。其后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为父，而不及其它。故独此房不与美子孙连名。名夙者，乃其后也。宋人王巩《随手杂录》也说：太祖皇帝初入宫，见宫嫔抱一小儿，问之，曰世宗子也。时范质与赵普、潘美等侍侧，太祖顾问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与一帅在后，不语。太祖召问之，美不敢答，太祖曰："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也。"美曰：“臣与陛下北面事世宗，劝陛下杀之，即负世宗。劝陛下不杀，则陛下必致疑。”太祖曰：“与尔为侄，世宗子不可为尔子也。”美遂持归，其后太祖亦不问，美亦不复言。后终刺史，名惟吉，潘夙之祖也。美本无兄弟，其后惟吉历任供三代，止云以美为父，而不言祖。查有关资料，王巩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因苏轼 “乌台诗案”受牵连，王铚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权枢密院编修官，这就说明王铚《默记》来源于王巩《随手杂录》。潘美是大名府人，周世宗柴荣是邢州人，《宋史潘美传》载“惟吉，美从子，累资为天雄军驻泊都监，能以礼法自饬，扬历中外”。天雄军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虽连戚里”就是虽然有亲戚乡里关系的意思，说明潘惟吉故里在大名府，而不是邢州。柴熙谨殁于宋乾德二年十月，而《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二月雄州言入契丹副使潘惟吉卒……召遣其子乘驿往迎，至雄州而卒。上悯之，令其弟合门祇候惟清驰往护丧，官给葬事”，说明两人所卒时间也不同。由此证明《随手杂录》的柴熙谨改名潘惟吉不可信。相关《潘氏宗谱》记载，潘美兄弟三人（也有两人说法）、父和祖父兄弟皆二人，其祖父之弟的孙是潘惟吉。这也说明王巩《随手杂录》“（潘）美本无兄弟”之说没有依据。《随手杂录》、《默记》都称，柴熙谨子潘夙，“惟以美为父” ，“每供三代”。比较相关资料，王巩祖父王旦（957～1017）所卒时间比潘惟吉（？～1010年）早三年，其父王素（1007～1073）年龄与潘夙（1005～1075）相当，由此推断王巩与潘夙之子年龄上相差不大，自然王巩的“每供三代”之说法也就让人怀疑。恭皇帝960年退位时还不到七岁，至乾德二年也就是11岁，其弟柴熙谨年龄则一定还要少。从正史和有关资料可知潘夙当生于1005年。小于10岁并在964年已卒的周熙谨，在离世四十多年后有子潘夙则是不可能。如果说“每供三代”之事指的是潘惟正，然潘惟正之子潘贞周迁到湖南中方后，其子孙不仅于1139年在中方建有潘氏宗祠，还在其它地方建有分祠，自今依然以潘美为祖。说明《随手杂录》、《默记》“每供三代”之说也不是事实。潘惟正诸子带有“周”字证明他不是柴熙谨从中方等地的潘氏家谱看，潘惟正诸子中都有一个“周”字，但如果以此论定潘惟正是柴熙谨并不符合当时历史现况。前面已说过,当年与潘美一起冒死谏阻并收养了柴熙诲的卢琰，在获准归农致仕后是“挟蕲王熙诲连夜驰出京城”。《续资治长编》也载，太宗征幽州兵败后，“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议者皆谓不可，于是德昭乘间入言，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惶恐，还宫，谓左右曰：‘带刀乎？’左右辞以宫中不敢带。德昭因入茶酒合，拒户，取割果刀自刎”。 我们从卢琰“连夜驰出京城”和德昭“取割果刀自刎”可以想象，如果潘惟正真的是柴熙谨，他即是有思“周”之心，也绝对不敢以“尊周”、“明周”、“ 能周”来表白，赵氏王朝的天子们自然也绝对不充许有人公开向自己挑战。在那样的环境条件下，这样做的后果怎样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潘惟正诸子不与其它几房连名不等于不同祖古代人有名、字、号，由于历史原因，各地在记载时出现同一人有不同名的记载很正常。潘美的父亲就有潘磷、潘国荣、潘震、处常、潘瞒等记载；惟德之子在湖南中方等地记载为士凤、士龙，而有的《潘氏族谱》记载是仁俭、仁宽；一些《潘氏宗谱》记载惟熙三子仁裕、仁矩、仁显，而正史和相关史料上是承仅、承规、仁矩。前面已说过潘美之孙潘宗、从孙潘夙也并没有跟其它房连名。还有正史记载潘美有玄孙潘意，潘意之父孝严；史料确认承仅有子孝安，他们在《潘氏族谱》也多不见连名。可见，不连名不等于不同宗。如果所有的同祖同宗的都要连名，那中国所有的同姓人都应该是连名的了。综上所述，潘惟正是潘美之子，而不是潘美收养的后周世宗之子柴熙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