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中国是牡丹的故乡，洛阳又是中国牡丹的发祥地之一。洛阳牡丹以花大色艳、富丽端庄名扬天下。她始于晋、兴于隋，盛于唐，极盛于宋。自隋唐以后，洛阳牡丹在四川天彭、江苏盐城、浙江杭州、安徽毫川、山东曹州、广东韶关等地相继引种栽培，如今已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洛阳牡丹已溶入了中国牡丹的花海之中，并且香飘海外。公元724年，中国牡丹传入日本；公元1330至1850年引入法国；公元1656年荷兰开始引种；公元1789年英国引进中国牡丹，培育出100多个园艺品种；美国在公元1826至1830年也开始引进。

新中国成立以以来，洛阳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牡丹的恢复与发展工作，先后建立了各种牡丹生产管理机构以及牡丹栽培基地，并组织园林科技人员收集失散品种，扩大繁殖，改良栽培技术，开展新品种培育、高接换头及嫁接繁育、扦插繁殖、盆栽及盆景制作、促成栽培和抑制（延后）栽培技术研究工作，获得了百余项国际、国家、省部级、科技、展出成果奖。洛现有牡丹品种462个。种植面积约140公顷，约200余万株。1982年洛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正式命名牡丹为洛阳“市花”，并决定每年4月15日至25日举办洛阳牡丹花会。“以花为媒，广交朋友、发展经济、振兴洛阳”的方针得到了更好的贯彻落实。洛阳牡丹也更加闻名于世。洛阳牡丹伴随着时代的脚步远涉重洋，进入了20个多国家和地区，成为连接名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和桥梁。牡丹文化牡丹，是中国固有的特产花卉，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两千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其花大、形美、色艳、香浓，为历代人们所称颂，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药用价值，自秦汉时以药植物载人《神农本草经》始，散于历代各种古籍者，不乏其文。形成了色括植物学、园艺学、药物学、地理学、文学、艺术、民俗学等多学科在内的牡丹文化学，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俗学的一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完整机体的一个细胞，透过它，可以洞察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文化全息”现象。 隋代，隋炀帝（公元605-618）时“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昭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今河南洛阳）……。易州（今河北易县）进二十箱牡丹”。《隋志素问篇》中说道：“清明次五时牡丹华。”这又足以说明牡丹作观赏植物则规模更大。

唐代（公元618-907）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开元中盛于长安。传说当时洛阳有个叫宋单父的善于种花，应唐玄宗李隆基之召，到骊山种了一万多本，颜色不相同（《龙城录》）。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等三首“清平调”就是歌咏几种不同颜色牡丹的。“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静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赏牡丹”）“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步束素。……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白居易：“买花”）从以上这些诗篇可以看出当时帝都长安裁培牡丹的盛况。这时，牡丹不但颜色种类多了，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奇变异和重瓣现象。“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紫白、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七、八寸。”（《酉阳杂俎》）“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杜阳杂俎》）。这也说明了，我国早在公元九世纪，便已经有了重瓣牡丹。

宋代（公元960－1279年），中国牡丹栽培中心，由唐之长安而转移到了洛阳，牡丹的品种更多，栽培技术更加系统、完善。并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对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时期的著作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张峋的《洛阳花谱》等等。记述了牡丹的栽培管理，总结出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成熟经验。欧阳修说：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盖其不接则不佳。

北宋末年，战乱不断，洛阳牡丹开始衰退，陈州牡丹取而代之，张邦基撰《陈州牡丹记》云：“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牡丹之盛且多也。圆户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

南宋时，牡丹栽培中心南移，由北方洛阳移向南方的天彭（今四川省彭州市）、成都、杭州等地。天彭裁培的牡丹，为蜀中第一，号称“小西京”。诗人陆游在蜀中做官，亲往游赏，并撰《天彭牡丹谱》（1178年）。宋室南渡后，洛阳花事衰微，杭州却得到发展，出现一些新奇品种，如‘重台九新淡紫牡丹’、白花青缘牡丹’等。

元代，是中国牡丹发展的低潮时期，长安、洛阳等地能见到的好品种已屈指可数，品种退化，重瓣品种难得一见，因有“千叶独难遇，亦犹千人为英，万人为杰，尤世纪不恒有者”（姚燧《序牡丹》）之叹！

明代（公元1368-1644年），牡丹的栽培的中心，转移到了安徽亳州。夏之臣《评亳州牡丹》云：“吾亳州牡丹，年来浸盛，娇容三变，尤在季孟之间。等此而上，有天香一品，石榴红，胜娇容，宫红袍，琉璃贯珠，新红种种不一，杂红最后出，品种难得。又有大黄一种，轻腻可爱，不减三变。佛顶青为白色第一。大抵红花以花子红，银红、桃红为上。”又云：“草堂数武之步，种莳殆偏，率以两色并作一丛，红白异状，错综其间，又以平头紫，庆天香，先春红三色插入其花丛，间集而成文章，“他时盛开灿然若锦”。此时开中国插花技术之先河。

牡丹作为观赏植物始自南北朝时期，文献多有记载。刘赛客《嘉记录》说：“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牡丹既已入画，其作为观赏的对象已确切无疑。谢康乐更具体指出种植的具体情况：“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太平御览》）近代生物学先驱达尔文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写的《动植物在家养情况下的变异》一书中说，牡丹在中国已经栽培了一千四百年“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推到一千四百年前，那是公元五世纪，即南北朝初年，和中国牡丹的栽植历史大体相属。解放后，牡丹种植有长足地发展，牡丹文化被人逐渐重视，出现了大批牡丹研究工作者和专家。 牡丹文化兼容多门科学，其构成非常广泛，它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风俗、民情等所有文化领域。牡丹文化中所提供的文化信息，可以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基本概貌，符合宇宙间的“全息律”。牡丹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与其他类型的文化相比，牡丹文化有其：（一）较浓重的生物学特点

（二）较浓重的药物学特点

（三）较浓重的园艺学特点

（四）较浓重的美学特点

（五）较浓重的文学特点

（六）较浓重的乡土气息

（七）浓重的富贵之感

（八）浓重的人生回味

（九）浓重的生活恿气

（十）浓重的旅游氛围等特点。 隋炀帝杨广即位（640年），建都洛阳并辟西苑。隋炀帝好奇花、奇石，曾三下江南搜寻。并派人将各地收集到的牡丹种植在西苑中。据王应麟《海山记》记载：“隋帝辟地二百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红、红、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矫等名贵品种。”在皇家园林中，大量地种植牡丹，可见隋炀帝对牡丹的喜好。

杨贵妃尤好牡丹。唐开元年，宫廷内，开始重视牡丹，并在兴庆池东沉香亭前，骊山行宫处，栽植数种红紫、浅红、通白等色牡丹。花初开，杨贵妃带众宫女游赏花间，如醉如痴，《开元花本记》中载：“杨国忠以贵妃专宠，上赐以要芍药（即牡丹）数本，植于家。”这里“专宠”两字即道出杨贵妃对牡丹珍爱的程度。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并州文水县人。在历史上曾有武则天贬牡丹到洛阳的传说，将武则天描写成一个暴君。其实不然，她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并且尤好牡丹。据舒元舆《牡丹赋》说：“天后之乡，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则天）上苑之有缺，因命移植焉。”这正说明了武则天的家乡，早就种有许多牡丹，而且品种“特异”，已超过京城许多品种，因此，将家乡的珍稀品种移到都城来。

后来，武则天在洛阳建立武周神都时将长安的一些牡丹带到洛阳来，是合乎常理的事。

传说牡丹，又名“焦骨牡丹”，这个名字的由来与武则天有关。唐时，一个冰封大地的寒冷天气，武则天到后苑游玩，只见天寒地冻，百花雕谢，万物萧条，心里十分懊恼：若一夜之间，百花齐放，该多好，以我堂堂武则天之威，想那百花岂敢违旨!想到这，她面对百花下诏令道：“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催!”。

武则天诏令一出，百花仙子惊慌失措，聚集一堂商量对策。有的说：“这寒冬腊月要我们开花，不合时令，怎办到有的说：“武后的圣旨怎么违背呢不然，一定会落个悲惨的下场；”众花仙默然，她们都目睹过武则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种种行为，怎么办呢第二天，一场大雪纷纷扬扬从天而降，尽管狂风呼啸，滴水成冰，但众花仙还是不敢违命。只见后苑中，五颜六色的花朵真的顶风冒雪，绽开了花蕊。武则天目睹此情此景，高兴极了，突然，一片荒凉的花圃映入眼帘，武则天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这是什么花怎敢违背朕的圣旨”大家一看，原来全是牡丹花。武则天闻听大怒：“马上把这些胆大包天的牡丹逐出京城，贬到洛阳去：”谁知，这些牡丹到洛阳，随便埋入土中，马上就长出绿叶，开出花朵娇艳无比。武则天闻讯，气急败坏，派人即刻赶赴洛阳，要一把将牡丹花全部烧死。无情的大火映红了天空，棵棵牡丹在大火中痛苦地挣扎，呻吟，然而，人们却惊奇发现，牡丹虽枝干已焦黑，但那盛开的花朵却更加夺目。牡丹花就这样获得了“焦骨牡丹”的称号，牡丹仙子也以其凛然正气，被众花仙拥戴为“百花之王”。从此以后，牡丹就在洛阳生根开花，名甲天下。

周师厚，字敦夫，鄞（今浙江省鄞县）人。皇进士，官至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周师厚于神宗熙宁3月路过洛阳，“精蓝名圃，赏及牡丹”。元丰四年，又一次来到洛阳时，他看到李德裕《平泉花木记》、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以及范仲淹的花谱，就按照这些文字记载，在洛阳各处寻讨不同的花品，元丰五年二月写成《洛阳牡丹记》。

欧阳修与牡丹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卢陵（今江西吉安市）人。他善散文、诗词，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洛阳作推官时，发现“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花开时士庶竞为遨游。”这时的洛阳城无论民家，还是官员院，遍植牡丹日盛于世。欧公大为感动，于是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历史、栽培、品种，以及风俗民情作了详尽的考察，写成了我国第一部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绍兴）人。宋代杰出的诗人、史学家、书法家、爱国将领、民族英雄。他在四川彭县的丹景山及当地民间，称“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详其所自出。”“大抵花品近百种”。后来，他著了一本《天彭牡丹谱》。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祖籍中山（河北定县），曾任洛阳太子宾客，又称刘宾客。唐代伟大的诗人。在他众多的诗中，有许多赞美牡丹的，其中以《赏牡丹》驰名天下：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在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卞氏大参公与牡丹卞氏大参公，号济之，苏州枫桥人，宋代官陕西参知政事。为官清正廉洁，深得民心。宋末，元人入侵，南宋败亡，乃隐退姑苏城，后来为避世乱，全家迁至盐城东溟镇（今便仓镇），并携红、白两株牡丹栽于家中。这就是现在的“枯枝牡丹”。

据《盐城县志》、《卞氏家谱》记载：“卞氏始祖何取二色牡丹之意，而在植花明志，取红者，以示报国赤诚忠心，取其白者，以示为官清正廉洁。”宋单父与牡丹宋单父，字仲儒，唐代开元时，洛阳人，植牡丹名家，尝植牡丹千种，红白斗色。被皇上召至骊山，植牡丹万株，其品种各不相同。皇上赐金千两。宫廷人皆称他为花师。

慈禧，清代皇后，自幼受民族传统文化的薰陶，非常喜欢牡丹。在故宫御花园中和其它园林园中种了许多牡丹，就在她“垂帘听政”时，曾将牡丹定为国花。

查理达尔文是英国的博物学家，进化论者，他曾对中国牡丹的演化过程（从野生到家养）作了认真的研究，并把中国以人工培育牡丹的例证写入他的巨著《物种起源》里，作为他生物进化论学说的论据。

没有。

在《杭州府志》中有记载武松的事迹。原来，武松为了生计，凭借自己一身武力游走在江湖卖艺。因为武艺高强而被杭州知府高权所重视，随后，武松到了知府做了一名县衙捕快。

高权认为武松是位有志之士，便决定栽培武松。不久之后，武松就成为知府高权的心腹。当时，高权因为得罪了达官显贵而被遭到诬陷，随后，朝廷罢免了高权的职位。

武松因此也受到了牵连，被衙门解雇，再次成为了无业游民。不久之后，新知府上任，这位新知府有一个无恶不作的儿子，名叫“蔡虎”。蔡虎仪仗父亲的势力，处处欺压百姓。

当地百姓们担心受到蔡虎报复，只能处处忍气吞声。武松得知蔡虎的行径后，对他百般厌恶。一天，武松决定要为民除害，只要能杀掉蔡虎，自己愿意牺牲性命。

不久之后，武松借机铲除了蔡虎这个恶霸，但是武松也遭到官府通缉入狱。随后，武松被判了很重的刑罚，最终在狱中去世。当时杭州白百姓，感念武松的勇气与恩德。

便将武松葬在了西冷桥畔，并立有“义士武松之墓”的碑。因此，历史上真实的武松打虎，打的是一名叫“蔡虎”的恶霸。

扩展资料：

关于武松的原形：

明初洪武年间，梧塍徐氏九世徐麒（徐霞客高祖）以布衣承诏出使四川，功成辞官回到故里，名扬一时。徐麒请苏州(一说为钱塘即杭州)隐士施耐庵到家里当私塾先生。

施耐庵就住在祝塘镇环境幽美的大宅里，边教书边写作《水浒传》，当地人都尊称他为“耐庵公"。武松景阳岗打虎，写得栩栩如生。据说当时施耐庵不过是到大宅里村后的后阳岗散步。

见有条黄狗睡在松树下，一名庄丁武阿二把黄狗打跑了。施耐庵回家便以此为原型进行创作，把后阳岗改作景阳岗，黄狗变成吊睛白额虎，武阿二成了武松。

武松打虎故事：

武松走了一程，酒力发作，热起来了，一只手提着哨棒，一只手把胸膛敞开，踉踉跄跄，奔过乱树林来。见一块光华的大青石，武松把哨棒靠在一边，躺下来想睡一觉。

忽然起了一阵狂风。那一阵风过了，只听见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见了，叫声“啊呀！”从青石上翻身下来，把哨棒拿在手里，闪在青石旁边。

那只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前爪在地下按了一按，望上一扑，从半空里蹿下来。武松吃那一惊，酒都变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一闪，闪在大虫背后。

大虫背后看人最难，就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武松一闪，又闪在一边。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就像半天起了个霹雳，震得那山冈也动了。

接着把铁棒似的虎尾倒竖起来一剪。武松一闪，又闪在一边。原来大虫抓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都抓不着，劲儿先就泄了一半。那只大虫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回来。

武松见大虫翻身回来，就双手抡起哨棒，使尽平生气力，从半空劈下来。只听见一声响，簌地把那树连枝带叶打下来。定睛一看，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打急了，却打在树上。

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只拿着一半在手里。那只大虫咆哮着，发起性来，翻身又扑过来。武松又一跳，退了十步远。那只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

武松把半截哨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揪住，往下按去。那只大虫想要挣扎，武松使尽气力按定，哪里肯放半点儿松！武松把脚往大虫面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

那只大虫咆哮起来，不住地扒身底下的泥，扒起了两堆黄泥，成了一个土坑。武松把那只大虫一直按下黄泥坑里去。那只大虫叫武松弄得没有一些气力了。

武松用左手紧紧地揪住大虫的顶花皮，空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的拳头，使尽平生气力只顾打。打了五六十拳，那只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

一点儿也不能动弹了，只剩下口里喘气。武松放了手，去树边找那条打折的哨棒，只怕大虫不死，用棒子又打了一回，眼看大虫那气儿都没了，才丢开哨棒。

武松心里想道∶“我就把这只死大虫拖下冈去。”就血泊里用双手来提，哪里提得动！原来武松使尽了气力，手脚都酥软了。

武松回到青石上坐了半歇，想道∶“天色看看黑了，如果再跳出一只大虫来，却怎么斗得过？还是先下冈去，明早再来理会。”武松在石头边找到了毡笠儿，转过乱树林边，一步步挨下冈来。

-武松

武松打虎是《水浒传》中非常著名的一个故事，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当时武松准备回家探亲，路过景阳冈，武松累了便找了一家名叫“三碗不过岗”的酒楼休息。期间店小二告诉武松：“景阳冈经常有老虎出没，如果你要上岗最多只能喝三碗酒。”但武松根本没当一回事，一连喝了十八碗，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上岗。结果武松在路上果然碰到一只大老虎，但武松凭借酒劲竟徒手将老虎打死，从此名声大振。武松打虎中间还有很多细节，这里就不一一提及了，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读读原著。我们今天要来说的问题，是关于武松打虎的真实性。有人相信武松打虎是真的，有人则不信，当然一般人肯定都不会相信，毕竟人和老虎对打几乎不可能有胜算，速度和力量都是老虎占优。如果是个假故事为什么还会得到民间的推崇呢其实武松打虎的真相没这么简单。

我们通过《水浒传》中，对于武松打虎这一片段的描述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其实除了武松，历史上还有很多人打死老虎的故事，甚至还有专门负责打虎的家族，就是不知道他们打的是成年虎还是小奶虎。根据这些打虎专家的经验，只要等老虎向你扑来时，马上趴下，然后用刀从老虎腹部划过，这样老虎就失去抵抗力了。其实这种动作我们在**里经常见到，但纸上谈兵从来都是不靠谱的，实操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

要做到上述这个动作，肯定需要人和老虎之间相隔一段距离。但老虎最高的奔跑速度能达到80km/h，而且老虎的身躯比人更加庞大，想要躲开这猛烈的一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要是还被老虎的牙齿给咬到，估计半条命就没了。所以武松在醉酒的状态下，还能躲开老虎的扑食简直堪称奇迹。在《水浒传》中，对于老虎攻击手段的描述也有些不合理。我们看动物世界，老虎追上猎物后都是先用嘴让其失去行动力，因为锋利的牙齿就是猛兽最厉害的武器。

但这里的老虎却变成一掀、一剪，这不像老虎的动作，而像猫的动作。如果这只老虎对待猎物都是采用这样的攻势，可能老虎早就被饿死了。还有一点就是武松竟然能骑再老虎背上殴打老虎，首先人的体重根本就不可能压的住老虎，而且别看老虎体型大，它的腰身却非常柔软灵活。只要轻轻一扭就能把武松给摔在地上。所以武松绝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打斗战胜老虎。

后来有人说，武松打虎打死的这个并不是“虎”而是“人“，只是作者施耐庵为了渲染武松的强大，才把人换成了老虎。还有人说，武松的原型实际上是施耐庵的好友卞元亨，在《卞氏家谱》中有一段记述，证明了卞元亨就是打虎的原型。不过不管哪种说法，武松打虎肯定是戏剧下的产物，人可以通过集体作战战胜老虎，但凭借一人之力想要降虎就太扯了。

2013年5月，新浪微博认证信息为“文史和辞书学学者，江苏教育出版社前社长兼总编辑”的网友赵所生发微博称，“武松原在江湖卖艺，因武艺高受知府高权赏识做了捕快。不久高被黜，他被解职。新任知府蔡京之子蔡銎无恶不作，人称蔡虎。某日武松伏于蔡府门外，等蔡出门时冲出挥刀砍杀，己被擒，因重刑致死。百姓念其为民“打虎”，将他葬于西泠桥畔。后人立“宋义士武松之墓”碑。”

“所以说，武松打虎这个‘虎’其实是个人。”赵所生说，这些信息都是从《杭州府志》等古籍中找到的证据。他相信，作者施耐庵应该是看到了这样的材料，并对其中的几个细节加以渲染和艺术化的加工，从而成功塑造了武松这个这个梁山好汉的形象。

不过有关真实武松的身份，记者在网上也看到有不同的声音。新浪微博上认证为“光明日报《考试》杂志官方微博”的网友@光明日报考试杂志社就曾发微博称，武松的原型其实是《水浒传》作者的好友卞元亨。

并且引述了一段《卞氏家谱》的记述，以此来表明他就是“武松打虎”的原型。

对此，赵所生表示，从家谱里获得的信息可信度较低，一般为维护家族形象，难免会对先人有拔高的成分。而在文史界，对于武松的真实身份，“杭州武松除蔡虎”的这个版本还是更被大家所接受一些。

盛世修志，旺族建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首轮新方志大潮影响下，邳州很多家族也纷纷建谱或续谱。时隔三十年后，民间宗族续谱之势，方兴未艾。笔者喜爱民俗，有幸拜读或接触了几十部族谱。有民国以前的影印本，有建国后的手抄本，更多的是近现代印刷本。虽版本不一，但设计装潢都很用心、精美。每部族谱都饱含着丰富之内涵。很多族人族事均可作为官修史志文献资料的有益补充。据说有关邳地为夏代奚仲封地的史料最早就出自民间族谱。所以，方志学家将宗谱与官修史志相提并论：“邑之有志，如国之有史，家之有谱也。”如此可见，姓氏宗谱不仅是一家之史，同时也是国史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姓氏起源于炎黄二帝。据姓氏专著记载：炎帝居姜水，以姜为姓。黄帝居姬水，以姬为姓。黄帝24子中有半数以封地为姓。其后人又以其先祖姓名官爵为氏。这些姓氏有的延传至今，有的中途消亡。邳州最早的土著姓氏则源于夏代车正官奚仲、徐国国君徐偃王，以及在邳地有所建树的名人官宦。这在古《邳州志》中已有记载。随着历史的进程一页页翻到现在，邳州族谱有言传不尽的厚重感和可读性。邳州的单姓均源于父姓，邳州的“复姓”（体现在姓名中仍是单姓），则源于母姓。如土山“孟沈”、徐塘“杨龚”、滩上“丁张”、铁佛“冯张”等。赵墩“倪、王、张”三姓同宗，则另有一段动人故事。邳州各姓氏的始祖都是炎黄二帝的子孙，名门望族的佼佼者。但其邳地始迁祖的身份却各不相同。有些是山西洪洞喜鹊窝的移民，有些是携家带眷异地从政的官员，有些是带兵打仗封侯的军人，有些是远离故土闯江湖的商贾，还有些是躲避天灾人祸的逃难者。这些家族的历史，客观反映了古代华夏社会背景和邳地生存环境。族谱从不同视角记载的这些史料，对研究邳州历史是十分有用的。

族谱，旧时记载一姓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源于宋代（辞海注）。又有宗谱、家乘、世谱、统谱、支谱等多种称谓。其内涵有二十余项。但常设的主要内容有凡例、本族来源、祠规祖训、字辈谱、名人传图、族人世系表、生卒年与祖茔墓地等。相对而言，民国以前的老谱，有一定的局限性。现代新谱在传承中有发展创新、更规范。但细细观之，却有诸多不尽人意或不合时宜之处。笔者不妨坦然言之，有心者不妨姑妄听之。

族谱，一般设有本族来源专栏，或在开篇序言中作木本水源之追溯。远则本族始祖（血缘祖），近则一地或一支始迁祖，为何许人也？无论创谱或续谱，都要原原本本记之。不能简化或省略。老谱操作比较到位，而有些新谱却忽视这一点。存在有源无尾，或无源有尾现象。源，是指一族血缘始祖和一地之始迁祖。尾，是指始迁祖所在地族人传承现状。包括字辈谱、世系表、族人蕃衍和播迁情况。这是族谱的主体内容，是项难活细活。如有疏漏错误将会影响族谱质量，伤害族人感情。

堂号，也叫堂名。旧时，家族祭祀祖先和议事的厅堂或祠堂家庙的名称。是一个家族或一支系族的徽号，也是民间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堂号命名取材较广，总体可分为两类：一以发祥地名为堂号。包括郡望总堂号和以州、府、县、邑地名命名的支系堂号。二为自主堂号。一般取材于本支系始祖的名字、官讳、谥号，或功业文章、嘉行懿德、居所斋馆等。建谱时，对本族的堂号由来要加以考证，名称用字要规正，不可有随意性。笔者翻阅族谱时发现，有些族谱堂号在用字用典时有欠准确。如“半部堂”是赵姓堂号之一，源于宋代功臣名相赵普。他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高论。如把“部”写成“步”，当何解释？“叙诗堂”是赵墩毛姓堂号，典出毛姓先祖、宋代学者毛晃。毛晃，江西人，酷爱文学，闭门著述。传世作品有《禹贡指南》、《增注礼部韵略》，又有“铁砚先生”之誉称。经查证，“叙诗”二字可能是“学仕”口音之误。“学仕堂”才是正确的。“记阳堂”是赵墩卞姓堂号，源于春秋战国名士卞和。楚文王得宝玉后，封卞和为“零阳侯”，卞氏堂号中的“记”可能是“零”之误。又如蔡氏“济阳堂”误写成“洛阳堂”，闫氏“榆德堂”误写成“树德堂”。焦姓有“林易堂”、“传易堂”二说。经查，其先祖焦赣，梁人。汉昭帝时官至小黄令，元帝时位列“三老”。有著作《易林》传世，现堂号是否与此书有关？炮车一杨氏堂号为“悬鱼堂”。经查，“悬鱼堂”之典出自东汉名臣羊续。当时民间有羊续廉洁从政，拒收“鱼”礼之美谈。这其中是否有从“羊”姓演变为“杨”姓之隐情？否则，有错认先祖之嫌。还有一些疑点，不一一赘述。目前，邳州姓氏中尚有一些堂号不明由来。笔者对堂号稍有搜集，可为不详堂号提供帮助，以助贵氏家谱更加完美地传于后人。

字辈谱，是规范族内成员姓名排行的字语。又称排行诗、行第、排行等。也是有关族内尊卑的严肃问题。邳州姓氏大多采用一辈一字，百辈百字。为便于记忆，习惯四字或五字一句，并有明确的内涵。如宋氏采用百世百字。自十二世起，四字一句，共二十四句。少数姓氏的字辈谱固定为八字或十二字，族人起名采用循环式。因此出现同字不同辈现象。这类族人见面不问年庚，先报世辈，然后定尊卑。但在个别族谱中，续谱人为扩大本族势力，或提高个人辈分，存在造假和错认祖宗的荒唐现象。此举是对本族先祖之大不敬，也有碍族内团结。好在发现后及时更改。但其恶劣影响却一时难以消除。凡有心于修谱者，应引以为鉴。

另外，新族谱还存在一些不应传承的陈规陋习。如族谱文体，民国及以前的老谱采用的是文言文，这是时代的印记。新谱应与时俱进，采用白话文。而一些新谱出现文白夹杂现象，不便族人阅读和理解。新谱的正确选择只能是白话文。有的新谱存在重男轻女陋习，女儿不入谱，嫁入女子以某氏入谱。旧中国，妇女地位低下。尤其不识字女孩一般没大名，出嫁后随夫姓。新中国的女性被誉为“半边天”，女孩应全名入谱，女儿不能传宗接代的观念要更新。还有族谱送印环节，要注意装潢、纸张、校对等，确保族谱的质量。切莫功亏一篑，更不能省盐坏酱，留下遗憾。总而言之，今后做谱时要避免以上问题。要搭好班子，执笔人不仅要掌握修谱常识，具备深厚的文字功底，而且要品行端正，不负众望。在不违祖训的前提下，对入谱资料要有考证和取舍，不能盲目全盘继承。一部完整准确，有传承，有创新的族谱，才是国史、方志的补充，才能达到其应有的品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