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昏睡十年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生活不恬淡则易于贪图享乐，为世俗名利所左右，而无法明确高远志向；性情不宁静，则易于心浮气躁，为私心杂念所左右，而无法专心致志、达至高远境界。博学鸿儒钱钟书可谓是践行“淡泊”、“宁静”的典范。

      钱钟书一生潜心于读书、思索、创作、研究，其学问横通中西，纵贯古今。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代表作品主要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事实上，他在学术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丝毫不亚于在文学创作领域，代表作品主要有：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诗文艺术评论《谈艺录》、《宋词选注》、《管锥编》等，可谓成就斐然。

      本来，一向不事张扬、淡泊宁静的钱钟书并不为普通大众、甚至学术界所熟知、追捧，他也无意成为家喻户晓、呼风唤雨式的人物。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长篇小说《围城》的再版，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的出版，“钱学”开始兴起，1986年，作家舒展写了《文化昆仑——钱钟书——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称钱钟书为“文化昆仑”，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研究“钱学”一时成为时尚，“钱学”猛然跃居“显学”之位。对此，钱钟书没有欣然陶醉、沾沾自喜，而是理性而冷静地清楚己之所重与所需，对“钱学”之兴起与热闹颇为不安与警惕。

      他曾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生平寒士，冷板凳命运，一遇吹擂就如坐针毡。”他自己“期期不愿与闻”，也竭力劝阻他人研究自己，固辞不获之后，只好任由他去，因为自己没有时间与精力消磨其中，更多更有意义的事需要自己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做。

      1990年12月，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的热播为其赢得广泛赞誉，也为其带来诸多名利，然而这恰恰不是重视精神充盈的钱钟书所希冀的。从不以物质生活上的清贫为苦，也从不以成为学术明星和家喻户晓式的文化名人为荣的他，毅然将上万元的稿酬慷慨捐出，婉言谢绝国内外多方重金聘请讲学，婉拒天南海北慕名而来的万千粉丝门的“朝圣”，对于趋之若鹜的媒体记者，不愿往自己脸上贴金，也不愿他人出于某种目的而刻意“装扮”自己的钱钟书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他宁愿过一种无名利纷扰、恬然自适的真正自由的生活。1991年，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八家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专辑，他名列第一辑，然而找到他时，他却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地谢绝了拍摄，他不仅仅是抵挡住了常人所难以抵挡住的名与利的诱惑，他根本就不愿、不屑于追名逐利，而沦落至为利所缠、为名所缚的精神囚徒，他清醒地认识到“一只鸟儿的翅膀系上了黄金就再也不能展翅高飞”。他曾谆谆教诲一位青年学子：“你们年青人，名利地位都不要去追逐，年轻人需要的是充实思想，要多层次、多方位去思维。”“视名利如浮云，视地位若草芥”的知识分子清高气节与风尚一展无遗。

      钱钟书学问高深、志向境界高远，情趣高雅，人格高尚，不藉口舌而扬名，不屑作秀而闻达，专心致志于心仪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事业而不作他顾。他曾对一青年学子说：“用谈话和举动为自己制造的公开形象，往往是一位成功作家的最失败的创作，当然，也许是一位坏作家的最好的创作。”既是诲人，也是自省。

      钱钟书潜心学问，甘于寂寞，乐于恬淡，不愿虚掷光阴于交游而混迹于无意义的应酬之泥潭中；他惜时如金，甘饴宁静，淡泊自守，不喜他人慕名拜访而打搅自己宁静的学习与生活。有一次，一位外国女士慕名打电话欲登门拜访，钱钟书如此婉拒：“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钱钟书是如此的淡泊宁静，不喜交友，也许有人会认为钱钟书性格怪癖，不近人情，其实，他对真挚的友情看得很重，他极为珍惜真正意义上的友情与无功利之心的有意义的交往，对情投意合的旧朋老友及其子女可谓情深义重，绝非无情无义之人；也许有人会认为钱钟书不善交际，无趣木讷，其实，他博学多才，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诙谐风趣，常常令人捧腹，令友赞赏，颇有孟子、韩愈之遗风。

      钱钟书是如此的淡泊宁静，甚至可以说淡泊宁静到了极致。他曾向夫人杨绛交代，自己死后丧事从简，不留骨灰，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要默默无闻、安安静静地走。在他死后，杨绛据理力争，排除一切干扰，帮助他实现了遗愿。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风恬浪静中，见人生之真境；味淡声希处，识心体之本然。”钱钟书是深刻理解其中真谛的，其淡泊宁静的一生令人敬仰，正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时光飞逝，天堂团圆，斯人已逝，幽思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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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与杨绛夫妇，这两位文坛大家，向被视为之死靡二的神仙眷侣。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一生身和共住意和同事，风雨同舟劫波共济，人间少有令人歆羡。钱金杨木，他们的姻缘堪称当代现实版的“金木良缘”。

“情不知其所起，一往而深”，这是明人汤显祖《牡丹亭》里的题辞，在钱杨身上我们领略到了这种爱情典范的“活化石”。过去百年，如此尽善尽美的夫妻组合，学林中差不多只有冰心与吴文藻堪与比肩。论性情相契、话语相通、知感相照，即便是他们，也是不及远甚的。

但是，钱钟书先生一生，只爱过杨绛女士一人么？似乎又不是！实际上，钱先生年轻那会也有不少花边八卦，只是当事人均避而不谈，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只是作为一种“绯闻”始终流播于几代文化圈中。谈者眉飞色舞，听者兴味盎然，遂成无伤大雅的“学坛掌故”。

2011年时，杨绛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相互欣赏吸引、支持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朋友或相互尊重的伴侣。”

晚年的杨绛

百岁老人，字字珠玑，道出了幸福婚姻的秘诀。终其一生，钱钟书和杨绛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能互相理解，彼此帮扶，尊重对方。昨日情人节，故写此文，与大家共勉，希望大家遇见那个倾盖如故的另一半。

　　王蒙（1308－1385）元画家。字叔明，号香光居士，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外祖父赵孟頫、外祖母管道升、舅父赵雍、表弟赵彦徵都是元代著名画家。王蒙的山水画受到赵孟頫的直接影响，后来进而师法王维、董源、巨然等人，综合出新风格。　元末官理问，弃官后隐居临平（今浙江余杭临平镇）黄鹤山，自号黄鹤山樵。明初王蒙出任泰安（今属山东）知州，因胡维庸案牵累，死于狱中。　王蒙能诗文，工书法。尤擅画山水，得外祖赵孟頫法，以董源、巨然为宗而自成面目。写景稠密，布局多重山复水，善用解索皴和渴墨苔点，表现林峦郁茂苍茫的气氛。山水之外，兼能人物。所作对明、清山水画影响甚大，仅次于黄公望，后人将其与黄公望、吴镇、倪瓒合称为“元四家”。　董其昌曾在他的作品中题词;"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传世的代表作《青卞隐居图》、《春山读书图》，上海博物馆藏;《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秋山草堂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青卞隐居图》，1366年作，纸本，水墨，纵141厘米、横422厘米，董其昌誉为天下第一。该画层峦叠嶂，自下而上布满整个画面，用笔随意，用色典雅，林木山石的局部感觉极佳，整体效果则显得零碎，山峰造形也稍嫌奇特，适合近看而不适合远观。

　　王蒙创造的“水晕墨章”，丰富了民族绘画的表现技法。他的独特风格，表现在“元气磅礴”、用笔熟练、“纵横离奇，莫辨端倪”。《画史绘要》中说：“王蒙山水师巨然，甚得用墨法”。而恽南田更说他“远宗摩诘（王维）”。常用皴法，有解索皴和牛毛皴两种，其特征，一是好用蜷曲如蚯蚓的皴笔，以用笔揿变和“繁”著称；另一是用“淡墨钩石骨，纯以焦墨皴擦，使石中绝无余地，再加以破点，望之郁然深秀”。

钱钟书(1910．11．21-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仁中学。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家探亲时，因沦陷而羁居上海，写了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围城》已有英、法、德、俄、日、西语译本。散文大都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书。《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与此同时，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央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执教或任职。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所著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著作书目：

《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1941，开明

《人兽鬼》(短篇小说集)1946，开明

《围城》(长篇小说)1947，晨光

《谈艺录》(文论)1948，开明；补订本，1984，中华

《管锥篇》(1-4册，文论)1979，中华；增订本，1982，中华

《七缀集》(文论集)1985，上海古籍

钱钟书(1910—1998)，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因他周岁“抓周”时抓得一本书，故取名“钟书”。 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在这一时期，他刻苦学习，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1933年大学毕业。1935年和作家、翻译家杨绛结婚。同年考取公费留学生资格，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一年，于1938年回国。曾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钱钟书深入研读过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著有多部享有声誉的学术著作。他的散文和小说也很出色，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

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冲进去了，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包围。钱钟书以他洒脱幽默的文笔，述说着一群知识分子的快乐与哀愁。他的深入骨髓的洞见、通达超脱的生存智慧足以让读者品评再三。《围城》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态图，人生的酸甜苦辣千般滋味均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钱钟书先生将自己的语言天才并入极其渊博的知识，再添加上一些讽刺主义的幽默调料，以一书而定江山。

1《围城》 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现了旅途的艰难，抗战中的混乱，各种感人心的暴露，小说又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大学内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教育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行径与灵魂，"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

2近20年大陆“钱钟书热”的文化剖析

胡慧翼

钱钟书是20世纪中国一位睿智超群的学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学者的笔锋书写自己的文 学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学世界体现了学者深挚的人间情怀。在近20年里，他的影响从知 识界和学术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形成了“钱钟书热”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经历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中，钱钟书成为一种“文化 昆仑”、“学术精英”的符号与象征，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这一现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关注和反思，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进入公众的文化视野产 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是什么本文旨从接受史的角度，通过回顾近2 0年的钱钟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钱钟书热”的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来思考一些诸如 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剖析与描述其中所编织着的当代中国对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图景。

一、“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

钱钟书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钱钟书 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为钱钟书著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文革”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 内没有重印过。

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钟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 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 声匿迹的同时，在大陆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美籍学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几页的篇幅对钱钟书进行专章

介绍，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 一部。”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在 台湾、香港，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钟书。大陆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 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 钟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 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其争鸣的重点是 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 《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 ，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 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 杰作”，李健吾、郭志刚、敏泽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评价高度和认识水平。

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锢在慢慢打破，理论界提出了种种消解文学的意识 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和功能，一批疏离政治坚持个性创作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等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渐渐得到了人们的欣赏和喜爱，钱钟书的复出也得益于这样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再加上柯灵、鲲西、郑朝宗等人为钱钟书唱响了 “归来的歌”，以历史见证人的鲜活的记忆向研究者展示了一个渊深博雅、才情横溢的 钱钟书，引起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刚刚接触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尘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围城》，的确给人一种艺 术的冲击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 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受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的影响，初期的评论者往往被小说独特的艺术技法、修辞手段、喜剧精神所吸引，以展开审美批评为主，柯灵、金宏达、何 开西、胡范铸等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给钱钟书创作的审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围城》研究还较多地涉及到其主题意蕴、方鸿渐的典 型性格这些重要课题，基本上没有脱离“社会历史批评”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研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隐约让人们感受到《围城》含藏多 向度解读的巨大潜质。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总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已成 为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1984年，在黄修己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唐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些影响颇大的文学史著述中，开始用几百字的篇幅介绍《围城》，肯定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和心理描写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钱理群、温儒 敏等学者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已经被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评述。20世纪80年代，《围城》逐渐越出专业人士的圈子，成为知识 界人士的案头读物，不断扩大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计数量达到273，200册。《围城》同时译介到海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声 誉，已经有七种译本在世界流行。随着《围城》声名日隆，吸引了热心的出版社急于向 钱钟书挖掘“文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钟书早年的创作陆续重新刊行于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为抱定“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宗旨，再加上长期以来学问清通的学问家反而得不到 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钱钟书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别是由中华书局在“文革”后期 出版了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五卷六册，这部著作被誉为“体大思精，包罗万象”。有鉴于此，钱钟书的同门、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钱学 ”研究，并在国内高等学校首次开设钱学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向这“一座中国式的魔 镜”的《管锥编》发出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学”研究得到舒展、陆文虎 、陈子谦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钱钟书”[1]，又撰文盛赞钱 先生为“文化昆仑”，并倡议成立钱学研究所，“刻不容缓地研究钱钟书”。其高声呐 喊，引来一片回响，普及“钱学”的呼声随之高涨。[2]

为什么要主张研究和普及“钱学”这其中的文化心理机制耐人寻味。普及“钱学”是 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举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讨论的热潮。走出了“文革”阴影下的人们 怆然面对着一个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构成对中国本土文化强劲 的冲击，国人对文化的焦虑感异常深切。这要求知识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发现被遮蔽 的“文化绿洲”，为断层的文化寻觅再铸的思想资源。而钱钟书学贯中西，以渊博和睿 智著称，重新呼唤出这一“国学大儒”，树立一面华夏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当代文化语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舒展等人对“钱学”的推波助澜正适应了时代的这一文化心 理需求。对于倡导者，研究“钱学”目的很明确：①向世界宣布“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人 类作出了巨大的举世为之瞩目的贡献的大学者”；②“增强对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寻味的是，从一开始，“钱学”就有一种鲜明的意识 形态诉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养之事，不是锁在“象牙塔”里的 纯学术，而是纳入到20世纪80年代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复兴文化的运动之中。

当然，整个红色80年代高潮迭起，众声喧哗，相比90年代，“钱钟书热”还处在一个 酝酿期。而此时，钱钟书首先在专业化的领域内获得了文化身份和价值依据，以“文化 大讨论”为契机不断扩大了影响。在学术界、知识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个“博学鸿儒 ”的建构，塑造成一个“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仑”的形象。

二、传媒·商业化·叙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钱钟书研究》的创刊和电视剧《围城》的成功播映为标志掀 起了第二次钱钟书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当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支持下，《钱 钟书研究》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钱学”的纯学术刊物，树立了“钱学”研究的里程碑，“钱学”成为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内的学术活动。1991年初，由著名女 导演黄蜀芹执导、众多演技派明显出演的10集电视剧《围城》向全国播出，一经推出， 好评如潮。电视剧的成功播映使全国为之轰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围城》热，极大地 激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围城》6万 多册，很快被订购一空。读者排队买《围城》的盛况，成为纯文学作品十几年难得一见 的现象。据书市反馈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都 将其列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总册数已超过了一百万册，其它还有近十来种盗印本。保守估计，《围城》的 读者也达到了近千万人。影视艺术迅速扩大了文学的影响，使《围城》冲出学术“沙龙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在这一过程中，“围城”越来越符号化，进入了文化消费领域 。前卫的年轻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围城》中的名言警句；“围城”成为1990年之后大众 口头上的一个流行词汇。人们在评述某种现象时，会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围城现象”… …《围城》几乎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格调。

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传媒引导的双重合力下，钱钟书和《围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钱钟书热”。

《围城》的大众接受热情，激发了学术界深入研究《围城》的又一次热潮。当然除了 这些外在的动因以外，“《围城》热”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20世纪80-90年代之交，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性的转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 围城》能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机，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此外，钱钟书幽默诙谐的语言、杰出的喜剧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

这一时期的《围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 的模式，进入人性探查和现代哲学的新层面。关于作品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作品丰富的潜藏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温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说主题的“多义说”，[4]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可从生活描写、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个层面来思考。解志熙则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内在精神联系。[5 ]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或寻找《围城》研究的突破，开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透视《围城》的思想局限，触及了研究的盲点。[7]随着钱钟书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学史家对钱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1990年唐在《关于重写文 学史》一文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提高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颇有影响的杨 义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以十几页的篇幅被专章重点评述。到这时候，文学 史家已经充分论证了《围城》的“经典”意义。

钱钟书的知名度由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报章媒体用重点篇幅介绍钱及其 《围城》，推动了媒体去探求这一位身怀惊世之学的文化名人。然而，钱钟书本人屡屡 拒绝媒体采访和宣传的超然态度，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惊叹和崇敬。值得注 意的是，这时候大众传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钱的人生传奇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一个异常显著的现象是大众传媒的勃兴与文化市场的形成，这不能不对 文化传播的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是传媒传递信息的特质不是原封不动地传输，而是 有选择性的凸显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众的文化心理，制造兴奋点，或在大众的兴奋点和传播客体之间寻找遇合点，而传播客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形和压缩。对于这 位德艺双馨的大学者，传媒往往以“风华绝代”、“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大师 ”、“文化奇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等字眼来形容，凸显他身上的传奇 色彩，津津乐道其奇闻轶事，鉴赏他的惊人绝技。钱钟书不是因为他的学术业绩而被推 崇，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是负载在他身上的传奇故事和特立独行的人格。一 名女编辑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钱钟书学问怎么样，那没的说，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 只感兴趣他这个人!”[8]片言居要。在传媒建构“文化昆仑”的想象性图景中，钱钟书 作为才子和学人的丰富性被剥离了，他留在公众媒体中的形象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奇 ”，二是“怪”。“奇”，钱钟书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门外语，具有照相机式 的记忆力，在现代中国学者中，罕有其匹；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学问之大，读书之多 ，人所难及，令人惊讶；浓郁的机智幽默，别具一格，一改过去人们心目中知识分子穷 酸腐儒的形象，成为中西合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怪”则“怪”在他视名利为粪 土，在“文革”大动荡的时代始终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学者心态，这种澹泊的学者 人格恰与急功近利的世风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向往和崇敬。

对钱传奇人生的公众兴趣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传记热的出现。1990年12月 ，美国华裔学者胡志德著的《钱钟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当时全面介绍和研究钱钟书 的唯一一部评传。从92年到95年，大陆就有四部钱钟书传记问世，分别是孔庆茂的《钱钟书传》；爱默的《钱锺书传稿》；张文江的《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历程》。前三部传记主要面向一般读者和文化市场，追求内容上的传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读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历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记录下了钱钟书在历史沧桑投影下的“心灵史”，既以资料的开掘见长，又注重学理性 。

在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不断凸显和强化下，钱钟书逐渐被塑造成为世纪末的一个“人文 神话”。

20世纪90年代初，“钱钟书热”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钱学”研究领域， 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钱学”研究初见规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观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产生了一批比较有学术分量的专著。胡范铸的钱钟书学术与艺术思想研究，业内人士评论是颇见功力[9]；周振甫编著《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依据旧学阐释钱著，以实证见长；胡河清对钱人文思想和语言学的研究厚积薄发，言 之有物[10]。陈子谦推出洋洋40余万言的《钱学论》，系统性、综合性地阐发“钱学” 的精髓。李洪岩把钱钟书放在平行比较的框架中探讨其与近代著名学人吴窃、叶公超等 人的关系，兼顾事、学、理，自成体系……“钱学”的研究成果垫高了钱著在学术史上 的地位，诠释了其“经典”意义。

而这种“经典”的符号性意义迅速被市场借用，趁着《围城》迅速蹿红的势头，钱钟 书学术著作的发行创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奇观。最不具市场价值的钱著竟成了文化市场 上一个流行时尚。《管锥编》、《谈艺录》和《钱钟书论学文选》都接二连三地印刷，给出版社带来了五六位数的经济效益。

20世纪90年代“后新时期”进入了一个在商业化和大众传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费时代。 钱钟书的第二次接受高潮为市场大潮所裹挟，被纳入大众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 各个环节。钱钟书在专业学术领域里被充分论证了其经典性，接着被大众传媒发现和传播，塑造成为“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文化符码，被赋予了一种可供消费的精致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学术时尚之一。随之进行商业化的文化再生产和传播，“成功” 地推向市场，实现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被某些学术投机分子利用为学术上的进身之 阶；被不法书商利用为攫取利润的有利工具；被报刊媒体拿来充实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给读者提供一种文化消费的快感。钱钟书的接受和传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对钱文化资源 的“掠夺”。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体的引导、出版商的炒作、公众的兴趣点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盖和误读。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赶商 潮、以市场导向为取向的烙印，被商业文化所濡染。

三、说“冷”道“热”：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斑驳风景 从1996年至新千年，“钱钟书热”更呈现出斑驳芜杂的景观。

1996年，“钱钟书热”绵延不绝的时候，一些新锐学者开始对“钱钟书现象”提出质 疑。该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了《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一文，几位博 士生展开讨论，指出“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钱钟书不是当代的文化大师，他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不擅长体系性 建构的欠缺。社科院蒋寅研究员也发表文章《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11]，指出钱钟 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 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张“解构钱钟书的神话”，让钱回到“优秀学 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十作家批判书》一书，则干脆对《围城》的经典地位进行 “解构”。称它是一部现当代的“伪经”，“《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

余杰撰文判定钱钟书“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12]……

“酷评”之声不绝入耳……

这些来自学界或民间的批判站在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钱钟书的“人文神话”进行 解构，批判的杀伐之声也引起了“钱派”的一片回击，厚厚一本《为钱钟书声辩》趁机 出笼，文艺争鸣竟以至于演变成“干嘴仗”的局面。

在对“钱学”大批判大争鸣的文化图景中，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驾鹤西去，第 三次在媒体掀起热潮。国内外最重要的报刊对钱先生的辞世作了重点报道，散见到各种 报刊上的悼念、追忆和评论文字不可胜数。其中不乏有真正学术眼光和学理分析的，如 季进的《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刘玉凯著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等；但从钱学研究

状 况来看，还是谈文艺的多，论学术的少；创作谈的比较透彻，但把钱的文艺美学思想结 合创作实践谈的少。专门研讨《谈艺录》、《管锥编》的成绩就更少。《围城》研究者 则重点探讨它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就数量而言，跨越新世纪的几年是“钱学”的第三个 “收获期”，许多研究者急于搭乘“钱学热”的“最后一班车”。部分的学术行为演化 成一种市场上的文化营销行为。

在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文化图景中，这一“热”一“冷”耐人寻味。说“冷”道“ 热”之间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思想话语之间的交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场对钱的解读策略，值得我们反思。

前面已经提及，“钱钟书热”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激发的产物，80年代末“文 化热”更进一步衍化成“国学热”，同时还出现了“陈寅恪热”、“新儒家热”等等。 “后殖民话语”的“辋辋的危胁”，使研究“国学”、复兴传统文化成为90年代一部分中国人的价值目标，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某种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涨，拜金主 义流行，社会新生的丑恶现象有悖于传统道德，这都要求重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这是 90年代钱借“《围城》热”之势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诚如李泽 厚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0年 代思潮林立、主义风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织成时代无比激动的狂想曲。像钱钟书这样 “寂寞投阁”的学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对历史与文化的批判突然间坠入低 谷，强大的市场经济推动了文化的急剧转型，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抹平。这一切导致了90年代知识阶层启蒙精神的弱化。在这样的 背景下，学问家受到了知识界的重新重视，钱才真正热起来。学者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以潜心研究为价值依托，钱钟书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崇尚的学术人格。

这些都是“钱钟书热”在90年代凸显出来的深层原因。而对于另一部分坚持“新批判 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明显把价值的天平更倾向于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现 实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会事务。这些具有超学术的功利兴趣的知识分子，很难认同“国 学热”的思想立场，认同钱氏学者“白首下书帷”的事业。所以他们以西方人文思想为 参照，向以钱钟书构筑的“人文神话”发出冲击。针对“钱钟书热”中充斥着不少空洞 的赞美之声和吹捧气氛，批评者的某些预言发人深省：钱钟书可能成为“钱钟书热”的 牺牲品。但是从“捧杀”到“棒杀”，学理性的讨论常常被人身攻击来代替，部分文章 则完全是商业包装的策略，借“批”钱为招牌，哗众取宠，自我炒作。

总的来说，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对钱钟书的说“冷”道“热”正是在反思与重构文化 与学术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呈现了当代文化语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冲击下的多向度分化。无论是“冷”是“热”，还是忽“冷”忽“热”，它实际上是一 种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时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与动机，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 和市场意识形态不同的解读策略。

尾声

尽管钱钟书一再拒绝、反对被研究和采访，执意隐藏在公众视野的背后，可是文化的 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个纯粹的 学者不期然地成为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中的热点人物，构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图中一个重要的座标。原本应该寂静的“钱学”，也成为堪与“红学”、“鲁迅研究”相比肩的 “显学”。在如火如荼的热潮中，钱钟书被完成了一个当代“文化昆仑”、“学术精英 ”的书写：经由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介入，演变成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符码”和流行 时尚。并且被意识形态借用，成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思想“话语”的精神资源。 在意识形态操纵、传媒引导和商业化运作的合力作用下，钱钟书的原型形象发生了很大 的改写和误读。

20年的研究历程，三次高潮迭起，在钱钟书渐行渐远的身影中，我们可能才惊觉对他 的认识还是“雾里看花”。而热潮正渐渐散尽，学术会慢慢归于本位。对于钱钟书，真 正的接受应该是穿越蔽障，摩挲经典，进入其话语空间，融入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 感，这样才能使一个真实的钱钟书浮现在我们清明的视野中。

参考文献:

[1]舒展普及钱钟书[J]文艺学习，1986，(1)

[2]王国清研究钱钟书势在必行，王若：普及“钱学”的一点看法[J]随笔，1987，( 2)

[3]舒展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J]随笔，1986，(5)

[4]温儒敏《围城》的三重意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1)

[5]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J]文学评论，1989，( 5)

[6]胡河清钱钟书与后结构主义[A]撩动缪斯之魂[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 5

[7]倪文尖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J]上海文论，1992，(1)；舒建华论钱钟书的 文学创作[J]文学评论，1997，(6)

[8]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9]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0]胡河清真精神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11]蒋寅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N]转引自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钟书申辩[M]百花 文艺出版社，2000

[12]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A]想飞的翅膀[C]中国**出版社，2000

[13]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钱钟书的作品有哪些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江苏无锡人，中国当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著有《管锥篇》、《谈艺录》、《七缀集》等学术著作，小说《围城》、散文集《人·兽·鬼》等文学作品。下文是励志网整理的钱钟书作品，欢迎收藏。

　1《谈艺录》

　中国一部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

　本书征引或评述的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

　钱锺书的《谈艺录》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思维模式 ,站在中西文化、中西诗学的交汇点上来探讨普天下共有的“诗眼”、“文心”。这种“打通”式的研究使得《谈艺录》不仅在内容上 ,更在方法论上成为中国诗话史上难以逾越的顶峰。

　钱氏渊雅浩博的学力和洞微烛隐、老吏断狱的眼力为他从事“打通”式研究提供了可能。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敢向历代名家论短长的学术魄力,更体现了钱学独有的魅力。

　2《围城》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

　《围城》是钱锺书的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小说塑造了抗战开初一类知识分子的群像，生动反映了在国家特定时期，特殊人群的行为操守、以及困惑。从另一个角度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氛围。虽然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但这部小说揭示的只是人群的弱点，在今天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3《宋诗选注》

　《宋诗选注》是钱锺书精心选篇、细致注释的一部精品，是宋诗选本中的佼佼者，出版以来受到广泛好评，几经修订，已成经典之作。其注释思维开阔，引述广博，启发读者良多。

　4《写在人生边上》

　由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提供文稿和样书，比较全面地呈现了钱锺书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成就。

　5《人兽鬼》

　钱锺书所著的《人兽鬼》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 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畜，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规溜出书外。假如谁要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丁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

　6《管锥篇》

　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了钱锺书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等中国十部传统典籍的“读书心得”。这十部典籍分属经、史、子、集，渊博浩瀚。全书多谈文论艺，均以问题为中心，采用比较和文献征引的方法，举凡音韵、训诂、经义等等涉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方方面面概有涉及。

　7《七缀集》

　我所见古代中国文评，似乎金圣叹的评点里最看重这种叙事法。《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卷二《读法》第一六则：“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数番，皆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即便住，更不复写目所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西厢记》纯是此一方法，《左传》、《史记》亦纯是此一方法”;卷八：“此《续西厢记》四篇不知出何人之手。……尝有狂生题《半身美人图》，其末句云：‘妙处不传。’此不直无赖恶薄语，彼殆亦不解此语为云何也，夫所谓妙处不传云者，正是独传妙处之言也。

　8《槐聚诗存》

　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的一本诗词合集。《槐聚诗存》汇集了作者1934年至1991年的诗作，其中有“还乡杂诗”、“牛津公园感秋”、“窗外丛竹”、“秋心”、“王辛迪寄茶”、“阅世”、“代拟无题七首”等。

　9《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全3册)

　《容安馆札记》以读书时的感想和思考为主要内容，是研究钱氏思想的重要材料。

　1953年，钱锺书先生居住在中关园小平房(引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当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锺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极少发表作品，以静静读书为主。以后屡次迁居，当时中关村小平房 成为钱锺书“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也就取名为“容安馆札记”了。

　10《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全20册)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套装共20册)》为作者阅读中国典籍所做的笔记，共79册，15000余页，涉猎极广，所读所记包括经史子集、小说院本、乡谣、俚语、野史等，天眉、地脚都夹批钱先生的论语。

　11《钱锺书稿集·外文笔记》(全48册附总索引1册)

　钱锺书先生一生酷爱读书，每读一书必作笔记，留下了数量惊人的从未面世的读书笔记，由杨绛女士保存至今。外文笔记是其中数量 、价值最可观的一部分，原稿共211本，约计35000页。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七种语言，所涉题材包括哲学、语言学、文学、文学批评、文艺理论、心理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

　内容有对艾略特、洛夫乔伊、简·奥斯丁、查尔斯·狄更斯、艾兹拉·庞德、古尔蒙、阿尔封斯·都德、巴尔扎克、福楼拜、维克多·雨果、弗里德里希罗高、但丁等人作品的摘录，及钱先生读书时所作的札记，将全面展示钱锺书先生在外国文学及相关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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