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家谱时如何写家谱序言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09浏览：2收藏

修家谱时如何写家谱序言,第1张

序文也称序言或序等。序是图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凡书皆有序。序，主要记载作者之意，作序者向读者表达著书的意图和宗旨。家谱同其他文籍一样也有序，一般多称序文，也有个别家谱把序文和凡例混合撰写，称序例，目前已不多见。序文的类型分三种：一是自序，即由作者或主编撰写；二是他序，即聘请他人撰写；三是代序，即用一篇文章代替。家谱的序文多以自序为主，他序次之，或二者兼序。

家谱序文是家谱的窗口和仪表，通过序文，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家谱编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意图和经过，而且还可以了解家谱的内容梗概，作用和价值等一些基础性谱牒学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家谱是向族人内部发行的出版物，因此，家谱编修必须有序文。一篇好的序文在家谱中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和事半功倍的效果。

平原张辛张氏是平原县一宗大家族，曾出现多位治国文臣武将，为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这些史料，平原旧志、张氏族谱均有简要记载，也有诸多资料散见史书和民间，是我县劳动人民繁衍生息、文明进步结晶的一部分。张广峰、张谦谊二先生，为古为今用，传承人文历史，策划出版《平原张氏及翰林院史料荟萃》一书，笔者应邀辑录史料，在即将付梓之际，将该书内容概述于卷首。

张氏祖世

张氏祖籍济南王舍人庄，又称王十庄。“济南王十庄之张，素称大宗。几世而上，有为御史、为知县者，名字俱无考。再降，讳善，从平原人学，遂家平原”（见张氏二支七世张敬墓志铭）。“最著者讳谦祖也，鲁为直指使（朝廷特派负责某种政务的官员），亦莫有能指之者。直指之后，有作县令者汜，国朝连坐之罪，惧而蹈河、并县治。讳某之名失传。至今，子孙奉祀者，但题其主曰：‘故祖张知县’云，实讳善之父也，父亡祭。永乐时，年十六，携母姜氏，间关归原，距县十五里宫庄居焉。以此观之，张氏失传，年代之久，约与卦运崛起相辽迍（zhn，注：困顿不得志）矣”（见张氏长支七世岱麓墓志铭）。永乐年间，张善自宫庄迁来张辛今地，当时此地只有孙姓、王姓几户人家，还没村名，张家人口兴旺，得名张家庄。后来，张姓部分人家析出，靠近原庄东首建筑宅房，逐渐形成新村，并得名张新村，原张家庄随之易名张家老庄。再后，演变为东、西张新庄，今合称张辛村。乾隆五十六年（1791）张牧村重刻《张氏族谱》，尊善为始迁祖，清平进士刘湄为序，留下“世系之外不旁及，始迁祖而上不远追”的祖制；又经道光二十三年，1843）续刻、光绪十八年（1892）三刻，形成一套六册珍贵的家族史料保存至今。广峰、谦谊二君历经十几年的努力，续修族谱、重印旧谱，以为永永无虞之计。

张氏家族功名人物

《张氏族谱》记载：进士5人。一、张国柱，字维桢，号宁宇。张氏八世。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进士，官至陕西右布政使（从二品）。二、张完臣，字清岳，号良哉。国柱子。清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进士。国子监助教。，候补主事。三、张自涵，张氏十世。清顺治五年戊子（1648）举人，六年已丑（1649）进士，迁安知县，历升刑部郎中，宁武兵备道、河南分守道，终贵州安平道副使（从四品），崇祀乡贤、河南名宦祠。四、张予介，字济和。张氏十二世。乾隆元年丙辰（1736）进士，任新阳知县；五、张曾羽，字叔举。张氏十三世。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进士，内补光禄寺少卿，诰授中宪大夫（正四品）

举人16名。其中文举13名：张尊周，张氏六世。明万历十三年乙酉经魁；张烶，字岱麓，张氏七世。武陟知县。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山东乡试第三名经魁，答卷四篇，载《明代史籍汇刊》。张敬，七世，隆庆元年丁卯经魁，官至刑部贵州司郎中（正五品）；张铨，九世，康熙十一年壬子经魁，候选知县；张拭，十世，清康熙十四年乙卯举人，内阁中书舍人；张方晋（1672—1727），十一世，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举人，山西长子县知县。张楙枚，十一世，康熙五十三年丙午举人，广西贵县知县，升任西城兵马司指挥；张予治，十二世，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举人，陕西肤施县知县；张予定，十二世，乾隆三十六年辛卯解元（乡试第一名），河南温县知县；张寿昌，十四世，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举人，选单县训导；张灏，十五世，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经魁（乡试前五名），家贫以授徒终其身。张承寯，十四世，乾隆六年辛酉举人，拣选知县。民国《续修平原县志》增加一名举人张予宣（《张氏族谱》记作优贡）。清代《平原县志》记载：“四世甲科坊，为进士、布政使张国柱；子，进士、主事完臣；孙，举人，内阁中书，拭；曾孙，举人、知县方晋立”。

武举3名：张援，十世，康熙十七年戊午武举，候选卫千总；张楙棨，十一世，康熙十一年壬子武举；张露沾，十六世，道光二年壬午科武举，南昌卫领运千总守备衔，敕封武略骑尉（正六品）。

贡生63名。其中：恩贡2名、拔贡5名、副贡1名、岁贡25名、优贡1名。张德贲，字文若，张敬孙，清顺治丙戌（1646）岁贡生。江南繁昌县知县，调江西进贤县知县。清初东门外有士味园，文若先生之别墅。张德谦，贡生，顺治十年任仁化知县，皇帝敕命“奉天诰命”保存至今。张方佳，雍正己酉（雍正七年，1729）拔贡，湖南城步县知县。祖荫仕宦5名：张敟，字建六（张牧村次孙）。贡生。云南楚雄府知府（正五品），署昭通府知府，广东肇罗道（正四品），赏戴花翎，钦加三品衔，诰授通议大夫；张璥，字衡甫，号问珊，一号牧孙。贡生。历任刑部陕西司员外郎，广东司行走，坐办福建司事，兼督捕司减等处、督催所司务厅赎锾处，总办秋审处；钦差仓场、户部监督，海运北新禄米本裕等仓监督；浙江温州府知府，赏戴花翎；署金华府知府，钦命甘肃平庆泾盐法驿传兵备道；钦派办理山东省西北一带团练事宜，盐运使司盐运使，钦加二品衔，诰授资政大夫，晋授荣禄大夫；张惠承，字子霖，号晦岩（敟子）。直隶候补知县，署新乐县知县，直隶州用，钦加运同衔，诰授中宪大夫（正四品）；张锡承，光绪年《张氏族谱》记作：元绶，字子若，号讷庵（璥子），贡生，太常寺典簿，光禄寺署正，钦加盐运使司盐运司衔，诰授中宪大夫。另有例贡1人，附贡3名，廪贡2名，增贡1名，贡生7名。又民国《续修平原县志·选举志》，增加拔贡张国珍1名，族谱缺；宣统年《例叙》贡生张翔、张维圻、张敷等14名，族谱缺。

武职3名：张德垣，敬孙，字贞甫。崇祯末，以生员守城有功，授临清营参将（正三品）。张霈沾，字润皋。武生，抚标左营千总，历保守备（正五品）、都司衔，赏戴花翎。张公举，字钧一。武生，归标城守左营，举乡饮大宾。

总计，明清两代功名人物87名。七品以上官衔及军功46名。清代进士清平刘湄在乾隆《张氏族谱·序》中称：“平原张为吾东望族，庠序中几半，一邑举甲乙榜者，自前明至今亦累累不绝。”

循良张翰林道光帝的启蒙老师

张曾羽（1741—1825），号牧村。生于乾隆六年三月初三日。乾隆乙酉（乾隆三十年，1765）优贡。丁酉（乾隆四十二年，1777）举人，甲辰（乾隆四十九年，1784）进士，44岁，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从七品），兼办院事，历任重要职司，人称张翰林。“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十九年（1794）、六十年（1795），分别担任陕西、贵州乡试副主考、云南乡试正考官”（见《三台体四首，赠张春坊牧村》注）。嘉庆元年（1796），在尚书房行走，授课于上书房，当过道光帝童年的老师。容止庄严，进止威仪，“渐进愈高而不为无困，古来自有此等贤人为天子之师友；不宵禄位者陆玮者，具一言一动，进止威仪，皆足为天下万世法”（张完臣《周易滴露集》）。

嘉庆二年九月，由翰林院检讨升左春坊左赞善（从六品），十二月，内升右春坊右中允。三年（1798）二月，内大考三等，降补检讨。四年（1799）正月，内派本衙门办事。五年（1800）二月，内充文渊阁校理；六月，发往河南，以道府用，补怀庆府知府，治所在今河南省沁阳市。嘉庆十七年（1812），补授河南粮储盐法道（正四品）。曾荣获嘉庆帝召见四次，道光元年（1821）十月，内补光禄寺卿（从三品），休致，年81岁。他在《奏为奉旨回任谢恩事》奏折一文中介绍了自己的从政简历。

武陟知县张烶耻于剥民拂袖归

张氏七世张烶，字岱麓，博学工文。明嘉靖壬子（1552）山东乡试第三名，经魁。明代科举，分五经（《礼记》《春秋》《诗经》《书经》《易经》）取士，每经有选一人曰之经魁。嘉靖壬子山东乡试第一场“易经”目《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一题的考试中，烶的答卷有幸一经中魁。“动静”句摘自《易·艮》，意思是，该静止的时候，必须要静止；该行动的时候，必须要行动。不论是静止还是行动，都要掌握好时机，这样做事就会顺利。同时，在第一场“四书”《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第二场“论”《至诚赞天地之化育》；第三场“策”第一问《孔子万代仁义礼乐宗主》等三场考试中均取得好成绩，共四篇答卷选录《明代史籍汇刊》一书，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县最好的答卷。“子路”句意思是，子路问孔子，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保持严肃恭敬的态度。这段文字摘自《论语·宪问篇第十四》，为乡试第一场“四书”的试题。今天重读截取四书、五经警句名句为题的论文，对当今学者仍有新的启迪。

张烶任河南武陟知县，遇灾荒年，税赋难收，盖念救荒，先薄征，“居官历俸年半余，止领俸银四十两……后余俱未领，未究，拂袖空归（摘自《张岱麓墓志铭》）。在封建社会，政治腐败、贪官污吏频出，导致了“当官发财”思想的产生、流传和积淀。但张烶为官一年半余，为政清廉，重民情，耻剥民，未领半年多的俸禄，拂袖而归，这是极为少见的。归里后，著书，讲易，以明道为己任，学者称他为“东麓先生”。

温县知县张予定罢官归里

张予定（1743—1817），字汝安，号云樵，平原张氏十二世。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拔贡，三十六年辛卯（1771）山东乡试第一名（解元），官河南温县知县。因承缉窃贼拒捕案件，四参限满，赃贼无获，部议降一级调用，尚未赴部候补，致仕归里，时年55岁。张予定的叔伯外孙女秋岩（齐河县人，名郝答）《贺外叔祖张汝安先生致仕归里》诗曰：“不为虚名羁却身，忙从宦海觅归津。清风一枕南窗卧，的是羲皇以上人。”

邱县刘大观，乾隆四十二年拔贡，官至山西河东兵备道、署山西布政使。嘉庆十五年春，以劾奏前山西巡抚初彭龄而革职，翌年退居河南怀庆府城，后以内兄张牧村荐，掌覃怀书院将二十一载。刘大观继配张予定女，喜结良缘；刘大观与张牧村的关系，历久弥新，源远流长。刘大观著有《玉磬山房诗集》十三卷、《文集》四卷，其中诸多诗文涉及平原张氏，对于刘大观研究，而且对于平原张氏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今河北邱县文联邵福亮主席搜集诸多与平原张氏有关的资料，辑成平原张氏文稿，发来平原。细读王苏《张牧村检讨六十双寿序》、王偁《平原吊张观察牧村》两篇古文，可知张牧村的生卒时间；王祖昌《热肠得民易冷面事人难——刘大观与平原张氏述略》一文，详细介绍了刘大观与平原张氏历久弥新的关系；多篇鲜见史料，有待深入研究。邱县来文极具史料价值，为本书增色不少。

张氏家族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明清两代有20多名学者，出书25部30余卷。张完臣著《周易滴露集》一书、四卷，《四库书目提要》记述：“是书皆训释文句，不及象数。大旨取朱子《本义》为主，而附益以诸家之说，于吴琏《订疑》、蔡清《蒙引》、姚舜牧《疑问》所引尤多，间亦附以己意。所注仅上、下两《经》，而无《系辞》，以下盖用程子本也”。是研究易学的重要史料。张完臣传世墨宝《岁暮感怀》扇面，2011年，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拍出8万多元高价，今不知何人收藏。

张氏家族多诗人。明朝刑部郎中张敬平原八景诗（八首），《云凝古渡》诗曰：“列帝争传巡幸过，八龙飞驾五云多。当时玉跸三停驻，紫气犹能结绿莎”（明朝《平原县志·诗文》）。康熙甲子（1684）冬十月六日，恭遇圣驾东巡经过平原，幸东关生员杜永祥宅，进膳毕。永祥率四子，俱诸生，叩奏履历。上奖曰：‘福寿双全’后，永祥寿九十有四。赐炙肉、酥饼各四盘。更问：‘有生员否？’遂传廪生张琦至，命讲《中庸·予怀明德》一节，毕，天颜甚悦，奖谕再三。琦共纪四章以志《不朽》诗曰：“六龙东幸上元年，驻跸鄃城十月天。供顿无烦闾左力，行厨尽用大官钱。欢迎鹤发遮驰道，遥见霓旌绕瑞烟。自分腐儒甘牖下，谁知得近至尊前。”

张氏家族的文化遗产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地情资料和人文信息。这部书的出版，挖掘历史资料，弘扬中华文化，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有积极意义。本书正编有人物篇、翰林院、文学一、文学二、文物杂志等五部分。其中笔者辑录历史资料之大部，122万字；文学二，为河北邱县文联邵主席来文，62万字。附录现代人文25篇。全书211万字。

张谦谊通审文稿，对张氏功名人物与族谱校对无误。山东福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山东福洋生物制造工程研究院院长张雷达解囊资助，顺利出版。由于水平有限，疏漏谬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予以指正。

（原载：2020年7月张谦谊主编《平原张氏及翰林院史料荟萃》；特邀编辑王玉杰辑录）

钱穆：《国史大纲》前言及引论

前言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引论

一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4600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3700余年。夏472，殷496，周武王至幽王257，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2681。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2752。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2633。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65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23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2314年。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辈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感情”。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战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观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战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凡今之断头决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

二

　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士所提倡。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其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前现身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其绾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智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案。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智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三

　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其先当前清末叶。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彼辈谓：“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彼辈对当前病症，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辈之目光，渐从“政治”转移而及“学术思想”，于是其对国史之论锋，亦转集于“学术思想”之一途。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彼辈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或则谓：“二千年来思想，皆为老学所麻醉。”故或者以当前病态归罪孔子，或者归罪于老子。或谓：“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或则谓：“此二千年来之思想，相当于欧洲史之所谓‘中古时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现代之所需。”或则谓：“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积病，莫如并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乎有谬。”然待此等宣传成功，则此等见识，亦将为良弓之藏。继“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经济革命”。彼辈谓：“无论‘政治’与‘学术’，其后面为‘社会形态’所规定。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正惟经济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辈议论，犹足以动国人之视听。有治史者旁睨而嘘曰：“国史浩如烟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为博洽谛当之记诵而已，为精细绵密之考订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论为！”虽然，国人之所求于国史略有知，乃非此枝节烦琐之考订，亦非此繁重庞杂之记诵，特欲于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大体之了解，以相应于其当身现实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则彼固已为共和政体下之自由民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或告之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则彼固已呼吸于二十世纪新空气之仙囿，于孔、老之为人与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喑而无知，何愿更为陈死人辨此宿案，亦无怪其奋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瓶，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

四

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书，兵戎非常事，故左传所载，乃以列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后人讥之为“相斫书”焉。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之团体性而崭露头角也。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于是而有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为以制度为骨干之新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然如袁氏《通鉴纪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鉴》，则貌变而实未变也。于是而有郑樵《通志》之所谓《二十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不胜缕举。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

　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此因元、清两代皆以异族人主，不愿国人之治史。明其间，光辉乍辟，翳霾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而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前述记诵、考订、宣传诸派，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摘要:近三十年,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文章先回顾了家谱的历史演变,再分析了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并以家谱的“前言”、“后记”来例证。　　关键词:家谱重修原因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220-01

　家谱,也称宗谱、族谱、世谱、家书等,是记载一个家族迁徙、繁衍、兴衰历史,褒扬家族功德人物的史实资料,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股热潮,其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这股编修新谱的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可以从新修的家谱的“前言”、“序”、“后记”等中得到印证。

　1 家谱的演变

　最早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甲骨、青铜器上简单刻有父子兄弟世系,这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形态的家谱。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家谱适应世家豪族的政治需要处于兴盛期,成为了世族之间通婚和做官的主要依据。唐代,谱学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官修谱牒巨大,私修家谱亦十分兴盛。宋代为家谱的转型期,官修谱牒废绝,私修家谱兴盛。家谱作为用来区别门第身份的政治功能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和“尊尊亲亲之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欧式谱例和苏式谱例。进入明代,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并基本定型。明代修谱进一步发展以朱熹“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作为修谱的指导思想。清代及民国时期,编修家谱的活动在民间非常普及。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编撰家谱一度停止,大量的旧谱牒遭到了破坏。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率先出现了重修家谱现象,很快遍及全国各地。

　2 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例证

　21 主观愿望——敬宗睦族,惟有修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增长,即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求学日曾增多。各家族子孙迁居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而家谱,就是家族群体联系感情、亲情的纽带。族中老人希望通过修家谱,达到“敬宗睦族”的目的。浙江海宁《褚氏家谱》的“前言”中写到:“当大部分子孙汇集硖石参加迁葬时,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尤其是少、青、壮年一代对褚氏根从何来、对家史一无所知。所有健在老人都为自己重任深感不安和内疚。后经合计,一致认为,有续修家谱刻不容缓的急切愿望,因此开始筹编。”修谱可以使民族源流清晰,能得到族人相互提携帮助。……吾族之谱,自公元一九二四年第四届续修至今,屈指已八十有六载,由于年代久远,族内后裔或谋生外迁,或经商发迹,子孙繁衍,徙居各地,昭穆既远。当今后裔辈份不清,祖宗支派不明,犹如陌路之人,如何将族内之人团结起来,惟有修谱。”

　22 客观基础——盛世修谱,势在必行

　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盛世也为修谱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冲破了“左”的思想牢笼,思想大解放使人们打破了精神枷锁,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生的政治条件;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百姓日益富裕,为修谱的各项费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上虞管溪徐氏宗谱》序:“盛世修志,盛世修谱。可以说,政通人和,太平盛世赋予编史修志著谱的神圣使命和高度的责任感。”

　23 推动因素——“两个通知”的发布

　1984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编撰《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使这项涉及全国各图书、档案、文化部门的联合目录编撰顺利,国家档案局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联名向大陆地区各文化厅、文管会、档案局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为了增加大陆以及海外收藏的中国家谱目录,2000年国家决定编撰《中国家谱总目》。为了推动此项工作进展。文化部办公厅于2001年2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办社图函[2001]29号)。“两个通知”的发布对近三十年来的家谱编修意义十分重大,推动了家谱重修的盛行。

　首先,家谱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确认。在“”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封建糟粕,不要说是修谱,连收藏的旧家谱也遭到了破坏。而在“两个通知”中,明确指出: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钱塘孔氏宗谱》重修宗谱新凡例中说:“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繁衍迁徙的历史文献,曾经被作为维系宗法制度和祖先祭祀的工具而被奉为圣物。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被作为“旧时代”的遗物而惨遭毁灭。浩劫之后,家谱的性质和现实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识,被认为与国史和地方史志同为民族历史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

　第二,为农村修谱提供了契机,成为了修谱宗旨。需要敬宗睦族,修谱有了主观愿望。思想解放、物质丰富,修谱有基础。而家谱目录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修谱者重修家谱提供了契机。家谱目录专业工作人员为了对各地家谱资源进行调查、征集和著录工作,深入城乡,宣传家谱的价值、家谱工作的意义,民间私藏家谱被公诸于世。在家谱目录整理工作开展之际,各族人认为有必要对自家的家谱进行重修,并把“两个通知”精神定为修谱的宗旨。广西北流《郑氏族谱》凡例第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编好《中国家谱总目录》等文件精神编好士球公宗支系族谱。并在书前附有“两个通知”的原文。《齐贤镇西徐巷村樊氏家谱》“谱例”第一条:遵循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国档会字[1984]第7号联合通知“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筑自己的血缘关系……”之精神,作为编修本谱之宗旨。

　编修新谱是历史上续修家谱的继续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民众需求的一个文化现象。新修的家谱跟旧家谱相比,有继承、有批判、有创新。我们应对其进行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赵小玲家谱征集工作的实践和体会[J]当代图书馆,2004(4)

家谱最常见的格式：欧式家谱、苏式家谱、宝塔式家谱。

1、欧式家谱：

欧式家谱是一种以欧式风格为特点的家谱格式，通常由标题、前言、家族世系图、家族重要事件和人物介绍等部分组成。其中，家族世系图是欧式家谱的核心，以男性为中心，按照父子关系排列，逐代追溯家族世系。

2、苏式家谱：

苏式家谱是一种以中国传统风格为特点的家谱格式，通常由标题、谱序、家族世系表、传记、宗规家训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家族世系表是苏式家谱的核心，以男性为中心，按照父子关系排列，逐代追溯家族世系。

3、宝塔式家谱：

宝塔式家谱是一种以宝塔形状为特点的家谱格式，通常由标题、家族世系图和人物介绍等部分组成。家族世系图是宝塔式家谱的核心，以男性为中心，按照父子关系排列，逐代追溯家族世系。

家谱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