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司马指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和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迁两人在文学史上都很有影响,后人有“文章西汉两司马”之称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左右——公元前117年),字长卿,四川成都人,汉时文学家司马相如善鼓琴,其所用琴名为“绿绮”,是传说中最优秀的琴之一

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击剑,被汉景帝封为“武骑常侍”,但这并非其初衷,故借病辞官,投奔临邛县令王吉临邛县有一富豪卓王孙,其女卓文君,容貌秀丽,素爱音乐又善于击鼓弹琴,而且很有文才,但不幸未聘夫死,成望门新寡

司马相如早巳听说卓王孙有—位才貌双全的女儿,他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机会,借琴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他弹琴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自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

卓文君也不愧是一个奇女子,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这对爱情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大大方方地在临邛老家开酒肆,自己当垆卖酒,终于使得要面子的父亲承认了他们的爱情

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

唐代诗人张祜则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曰：

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

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

司马迁（前135 ~ 前87）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着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甲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看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 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 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己发愤着书、创作《史记》的决心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这些都是谥号。

谥号是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按其生平作为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始于西周。

谥号来自于谥法。谥法规定了若干个有固定涵义的字，大致分为三类：属表扬的有：文、武、景、烈、昭、穆等；属于批评的有：炀、历、灵等；属于同情的有：哀、怀、愍、悼等。

古谥法制度

民无能名曰神；靖民则法曰皇；德象天地曰帝；仁义所往曰王；

立志及众曰公；执应八方曰侯；赏庆刑威曰君；从之成群曰君；

扬善赋简曰圣；净宾厚礼曰圣；照临四方曰明；谮诉不行曰明；

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

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绥柔士民曰德；谏诤不威曰德；

刚强直理曰武；威强敌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

夸志多穷曰武；安民立政曰成；渊源流通曰康；温柔好乐曰康；

安乐抚民曰康；和民安乐曰康；布德执义曰穆；中情见貌曰穆；

容仪恭美曰昭；昭德有劳曰昭；圣德周达曰昭；治而无眚曰平；

执事有制曰平；布纲治纪曰平；由义而济曰景；耆意大虑曰景；

布义行刚曰景；清白守节曰贞；大虑克就曰贞；不隐无屈曰贞；

辟土远服曰桓；克净动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能思辩众曰元；

行义说民曰元；始建国都曰元；主义行德曰元；圣善周闻曰宣；

兵甲亟作曰庄；睿圉克服曰庄；胜敌志强曰庄；死于原野曰庄；

屡征杀伐曰庄；武而不遂曰庄；柔质慈民曰惠；爱民好与曰惠；

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法曰敬；刚德克就曰肃；执心决断曰肃；

不生其国曰声；爱民好治曰戴；典礼不衍曰戴；未家短折曰伤；

短折不成曰殇；隐拂不成曰隐；不显尸国曰隐；见美坚长曰隐；

官人应实曰知；肆行劳祀曰悼；年中早夭曰悼；恐惧从处曰悼；

凶年无谷曰荒；外内从乱曰荒；好乐怠政曰荒；在国遭忧曰愍；

在国逢难曰愍；祸乱方作曰愍；使民悲伤曰愍；贞心大度曰匡；

德正应和曰莫；施勤无私曰类；思虑果远曰明；啬于赐与曰爱；

危身奉上曰忠；克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礼曰魏；教诲不倦曰长；

肇敏行成曰直；疏远继位曰绍；好廉自克曰节；好更改久曰易；

爱民在刑曰克；除残去虐曰汤；一德不懈曰简；平易不訾曰简；

尊贤贵义曰恭；敬事供上曰恭；尊贤敬让曰恭；既过能改曰恭；

执事坚固曰恭；爱民长弟曰恭；执礼御宾曰恭；芘亲之阙曰恭；

尊贤让善曰恭；威仪悉备曰钦；大虑静民曰定；纯行不爽曰定；

安民大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

小心畏忌曰僖；质渊受谏曰厘；有罚而还曰厘；温柔贤善曰懿；

心能制义曰度；聪明睿哲曰献；知质有圣曰献；五宗安之曰孝；

慈惠爱亲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协时肇享曰孝；芝心克庄曰齐；

资辅共就曰齐；甄心动惧曰顷；敏以敬慎曰顷；柔己安众曰靖；

恭己祥言曰靖；宽乐令终曰靖；威德刚武曰圉；弥年寿考曰胡；

保民耆艾曰胡；追补前过曰刚；猛以刚果曰威；猛以强果曰威；

强以执正曰威；治典不杀曰祁；大虑行节曰考；治民克尽曰使；

好和不争曰安；道德纯一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内思索曰思；

追悔前过曰思；行见中外曰悫；状古述今曰誉；昭功宁民曰商；

克杀秉政曰夷；安心好静曰夷；执义扬善曰怀；慈人短折曰怀；

述义不克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尊业曰烈；刚克为伐曰翼；

思虑深远曰翼；外内贞复曰白；不勤成名曰灵；死而志成曰灵；

死见神能曰灵；乱而不损曰灵；好祭鬼怪曰灵；极知鬼神曰灵；

杀戳无辜曰厉；愎很遂过曰刺；不思忘爱曰刺；早孤短折曰哀；

恭仁短折曰哀；好变动民曰躁；不悔前过曰戾；怙威肆行曰丑；

壅遏不通曰幽；早孤铺位曰幽；动祭乱常曰幽；柔质受谏曰慧；

名实不爽曰质；温良好乐曰良；慈和遍服曰顺；博闻多能曰宪；

满志多穷曰惑；思虑不爽曰厚；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

内外宾服曰正；彰义掩过曰坚；华言无实曰夸；逆天虐民曰抗；

名与实爽曰缪；择善而从曰比。

周姓不同地区以及支源不同，其家谱的字辈排行是不同的。如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张店镇牛三门村周庄，其字辈排行是机、奎、濂、树、炳、城、锡、永、松、焕、培、铭、源、本、熙、桃、钊、淮、桥、照。

如山东周氏（济南市济阳县）族谱辈序：师、建、传、吉、昌、培、成、瑞、吉、祥、行、家、尊、孝、友、玉、国、安、民、良。湖南益阳大泉周氏字辈：贵、文、祖、志、一；永、兴、万、代、天；仁、学、宏、宗、益；世、守、绍、前、贤；继、述、声、名、显等。

再如重庆市永川区邓家坳周氏（尚书公后裔）字辈：尚、梦、应、康、世；孙、宗、道、仕、友；子、均、仲、忠、万；以、自、时、大、章；华、先、维、继、述；裕、后、乐、英、贤。

扩展资料：

周姓起源：

1、出自周昌、周任之后。《河图运录法》载，远古黄帝轩辕氏有大将周昌，商代有太史周任，两人后代均以周为姓氏。

2、出自姬姓，始祖后稷。西周初年人们就把后稷奉为周族的始祖，后稷的裔孙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自邰迁徙至陕西岐山下周原，从此称为周族。周姓主源另有东周时期周公黑肩一说，曾率军协助周桓王讨伐郑国。后周王朝发生内乱，周公黑肩卷入其中被杀，后辈子孙改姓周。

3、少数民族改为周姓。唐朝上元年间，少数民族有“暨佐时”（音译）三字姓改为周氏。代北（今山西东北部）复姓“贺鲁”氏，改为周氏，贺鲁氏是由“夷”（少数民族）变为周姓。

4、他姓改为周姓。唐朝先天、开元年间，姬姓为避唐玄宗名讳，改为周姓。五代后梁成油死后被梁太祖朱温赐姓周。元朝末年，福建泉州苏姓改姓周，并迁移台湾新竹。清朝初年，明朝长沙藩王吉王子孙在明亡后逃往宁乡周家，为避祸改姓周。

-周姓家谱

古代两司马指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和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迁。

两人在文学史上都很有影响,后人有“文章西汉两司马”之称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左右——公元前117年),字长卿,四川成都人,汉时文学家司马相如善鼓琴,其所用琴名为“绿绮”,是传说中最优秀的琴之一

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击剑,被汉景帝封为“武骑常侍”,但这并非其初衷,故借病辞官,投奔临邛县令王吉临邛县有一富豪卓王孙,其女卓文君,容貌秀丽,素爱音乐又善于击鼓弹琴,而且很有文才,但不幸未聘夫死,成望门新寡

司马相如早巳听说卓王孙有—位才貌双全的女儿,他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机会,借琴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他弹琴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自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

卓文君也不愧是一个奇女子,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这对爱情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大大方方地在临邛老家开酒肆,自己当垆卖酒,终于使得要面子的父亲承认了他们的爱情

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

唐代诗人张祜则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曰：

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

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

司马迁（前135 ~ 前87）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着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甲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看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 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 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己发愤着书、创作《史记》的决心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两司马指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和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迁。两人在文学史上都很有影响，后人有“文章西汉两司马”之称。

1、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汉族，蜀郡成都人 ，祖籍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侨居蓬州（今四川蓬安）西汉辞赋家，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有明显的道家思想与神仙色彩。

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病免。工辞赋，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和“辞宗”。

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广为流传。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2、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 。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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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相如成就贡献——散文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虽然有部分著作在历史上起了一些消极作用。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历史学家司马迁。

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并且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大约相当于《屈原贾生列传》的六倍。这就表明，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超过贾谊的。

2、司马迁主要成就——文史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

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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