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姓 顿氏家谱 顿姓起源 顿姓名人 顿姓的来源 顿姓简介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09浏览:3收藏

顿姓 顿氏家谱 顿姓起源 顿姓名人 顿姓的来源 顿姓简介,第1张

顿[顿,读音作dùn(ㄉㄨㄣ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周族姬弱的封国顿子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西周初期,姬姓周族有王裔名弱,受封于顿(今河南商水),建立顿子国,也称弱顿子。到了西周末期,顿国为妫姓的陈国所逼,被迫南迁至今河南项城西南一带,因而又称为南顿国。

南顿国(顿子国)最后的确是被楚国所灭亡的,但时间是在河南省项城市 所说鲁僖公十七年(公元前629年)的一百三十四年后的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顿国从公元前1046年建立,经历了比较稳定的西周时期至春秋早期,自春秋中期开始,在陈、楚、鲁、宋、晋等大国争霸中原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或失或续,到公元前496年终为强楚所灭,总共存在了五百五十来年。顿国的存续,是西周至春秋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幻。

到了秦朝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顿国故地设置了南顿郡。到了汉朝时期,汉高祖刘邦将其改置为南顿县。

亡国后的南顿国(顿子国)王室子孙和国民们,以原国名为姓氏,称顿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 。

中国西北地区除了有较多的马氏外,还保留了许多 的传统姓氏和稀僻姓氏,如:拉氏、陕氏、摆氏、靠氏、者氏、喜氏、牙氏、乜氏、糟氏、绽氏、扇氏、底氏、朵氏、敏氏、勉氏、把氏、初氏、满,洒氏、撒氏、尕氏、阿氏、讷氏、塔氏、纳氏、哈氏、虎氏、沙氏、喇氏、宝氏、和氏、贴氏、鲜氏、计氏、水,亢氏、仁氏、且氏、腊氏、百氏、花氏、冶氏、妥氏、黑氏、佑氏、拜氏、咸氏、茹氏、顿氏、芥氏、海氏、消氏、铁氏、笪,轿,密氏、查,朝氏、雒,踏氏、剡氏、销氏、终氏、阐氏、锁氏、母氏、明氏、嗽氏、邺氏、乍氏、佘氏、弥氏、元氏、帖氏、弭氏、来,脱氏、禹氏、关氏等姓氏。其中就有顿氏。

在这些姓氏中,有许多是汉族姓氏中所也没有的,这就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姓氏的文化,也为 姓氏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不过, 顿氏起源于何时、何地,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迁徙分布:

目前,天津,河南博野顿家庄,内蒙古,山东平度,山西太原、大同、阳泉,甘肃酒泉,黑龙江嫩江县,河南卢氏,湖北武昌,湖南芷江等地,均有顿氏族人分布。

三历史名人:

顿 肃:(生卒年待考),魏郡人。为邵阳长。

顿 琦:(生卒年待考),广州人。著名西汉孝子。

据《广州先贤传》记载:顿琦至孝,母丧感慕,哀声不绝,飞凫白鸠庐侧,见人即去,见琦而留。

顿 起:(生卒年待考),蔡州人。宋朝泰州通判。

顿 钦:(生卒年待考),明洪武年间举人

顿 锐:(生卒年待考),字叔养,号鸥汀;涿州人(今河北涿州)。著名明朝学者。

明正德年间进士。著有《鸥汀集》十卷。

顿嵩元:(公元1932~今),河南郾城顿庄人。著名基础教育家。

曾执教小学,并任校长。

1953年考入许昌师范,1956年考入河南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中文系。曾从国学大师黄侃和词学专家吴海的高足高文先生攻《说文》及宋词。毕业后任教于南阳农专。农专停办,调入桐柏高中。三下放时,回郾城完中、二中。后为驻马店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

兼许慎研究会副会长、省社科院郾城许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许学研究集刊》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驻马店地区方志协会理事。并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终身会员。协助成立许慎研究会、许慎研究所,创办《许学研究集刊》。还协助举办许镇与说文学及中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为许学做出了贡献。

先后参加八次国际学术会,四次在大会宣读论文,七篇论文被选入论文集。出版《许慎与郾城》、《许慎生平事迹考辨》等论著。发表《浅谈训诂学与古籍整理》、《杨雄方言及对说文的影响》、《中原胡姓与北方胡人考》等论文四十余篇,其中《范缜生平事迹考》等四篇论文转载于台湾《中原文献》。

《许慎故里考辨》获1990年省语言学会论文二等奖,《浅谈训诂学与古籍整理》获1991年省社科院优秀成果奖,《许慎年谱》获1991年河南驻马店地区地方志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奖,《许慎生平事迹考辨》获1992年省语言学会优秀论著一等奖。撰有十余万字的《许慎年表》待出版。还协助写出十集《字圣许慎》电视剧。其事迹被收入美国ABI《世界名人录》。

顿铁军:(公元1938~今),河南漯河人。著名石油地质专家。

任西安工程学院教授兼工程技术研究院总工程师、稠油研究所所长,系中国地质学会、石油学会、地球物理学会、陕西科技学会会员。

兼任西北地质出版社特邀编委、中国波浪镶嵌构造委员会终身理事、中国地学哲学委员会陕西分会副理事长等职务。被誉为中国当代地球科学家。

主要从事石油地质及中国稠油研究,先后在辽河、玉门、新疆、长庆、鄂尔多斯、河南、苏北等油田进行过科学研究,承担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其成果多次获得省、部、局级奖励。

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出版有《中国稠油油藏》、《地学的哲理》等专著,开创了中国稠油研究之先河。召开了两次全国石油地质新进展学术会,1995年赴加拿大参加国际重油会议,被中外石油界称为石油地质专家。

顿长庚:(公元1955~今),天津人。著名铁路集通正镇白旗工务段职工。

毕业于内蒙古包头铁工校。现任内蒙古集通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正镇白旗工务段段长。

主要业绩:白旗工务段成立于1994年,现有正式员一千五百七十人,临聘员工三百十五人,担负着集通线西部三百九十五公里正、站线,四百三十八座桥涵及附属房建的养护维修任务。

集通铁路是全国最长的一条合资铁路。地处内蒙古大漠腹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设备质量差,人员素质低,开通运营时,任务最为艰巨的首届工务系统。为提高设备质量,1995~1997年带上检查锤徒步行走一千四百多公里,先后多次检查了管内线桥设备,发现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并组织工区及时进行解决,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全段线路优良率大幅度上升,设备质量显著提高,轨检车动态检查时全部达到优良。

他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起草并制定了白旗工务段的“奖惩制度”及各项“管理办法”共计九个重头文件。严格经济责任制,实行科学的侧重于“险、苦、累”的按劳分配制度,为企业适应改革开放,进入市场,走向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顿耀武:(公元1946~今),湖北江陵人。国家首批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荆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总农艺师。

1963年毕业于华中农学院农学系,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先后成功地推广了“敌稗”、磷肥、红兰花草子、水稻高杆改矮杆、“IR”、杂交稻、优质稻、两膜秧、趸秧下水田、温室有土秧、无土秧、两段秧、多效咄育秧、百万亩碳按全层深施、水稻白叶枯病栽培防治、双季稻、麦(油)稻两熟制、麦田盖草、大秧无土地植等新技术。

1989年参加“全省百万亩杂交稻丰收计划”,获农业部一等奖。先后发表论著24篇(本),其中,几种不同育秧方式的比较效应研究被《中国农业文摘》摘用。《荆门县农业区划报告(农作物)》获1983年省一等奖。1993年获国务院 特殊津贴。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再问从何处迁来往往仍是同样的回答:"湖北麻城孝感乡。"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是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过程确实是存在过的,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可是,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所谓"湖广",包括今湖北与湖南,而湖北的麻城与孝感县籍的又占第一位,估计这一地区是清初大规模移民入川时的重要的中转站(我的祖父对我说过,我家也是从"麻城县孝感乡"迁来的。在蜀中老人口中与民间文学中,几乎都将麻城与孝感二县误为"麻城县孝感乡",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胡昭曦根据部分地方志和家谱中所载的716户人家的有关资料统计,元末以前即已居于蜀中的只有65家,仅占9%。在清代以前迁入的220家中,湖广籍就有171家,占777%。其中湖北麻城又有151家,占湖广籍的883%。在清代以前迁入的移民中,大多是元末明初迁入的,如从现存家谱的资料统计,清以前迁入者共58家,其中在元末明初迁入的有40家,占69%。见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多年来,我曾注意过明清时期若干知名人士的祖籍,如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明代著名诗人张佳胤,清代著名经学家廖平,自贡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王三畏、李四友,五通桥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吴金三等,他们的先辈都是在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过程中举家入蜀的。

元末明初大量移民入蜀,又可以分为四类:

1红巾军农民大起义开始之后,湖北地区若干家资较丰者(包括一些蒙古族)纷纷"避难入蜀"。

2如上所述,明玉珍率领大批湖北军民入蜀。当朱元璋的军队攻占湖北之时与之后,若干原来红巾军旧部或与红巾军有联系的人,为了逃避朱元璋部下的打击,也纷纷逃奔巴蜀境内的明氏"大夏"政权,求得保护。

3朱元璋派汤和率大军由湖北攻入巴蜀,派傅友德由陕西攻入巴蜀,以后驻在四川也就成了巴蜀人。

4明代初年,为了控制巴蜀局势,若干官兵被留居巴蜀。鉴于巴蜀地区人少地多,急待垦殖,所以明中央有意安排邻近巴蜀的湖广移民入蜀,这是整个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中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现存的很多家谱族谱中,都记载着先世在明初洪武年间是如何"奉旨入蜀"的经历。

以上,就是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

由于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由于明代前期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所以经济有一定的恢复,人口也有所增加,然而,明代的巴蜀经济还未完全复苏,又进入了一个比宋元之际时期更长、情况更烈的战乱与残破时期,巴蜀人民遭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浩劫。对于这场浩劫的存在,古今均无异词。但这场浩劫的原因,看法却各有不同。

在清代的史书中,多认为这场浩劫是因为"张献忠屠蜀",或者说"八大王剿四川"。

另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农民军在巴蜀与明军作战,与地主武装作战,以后又与清军作战。几年的拼死战斗中,当然要杀人;为了巩固新建的政权,镇压反抗者,当然也要杀人。但张献忠在巴蜀活动不到四年,在巴蜀地区长达80年的战乱中只占一个很短的时期,对于巴蜀地区人口锐减与生产残破,张献忠农民军不可能是主要原因。今天的史学家大多持这种看法。

明初清初巴蜀地区人口锐减的原因,既有天灾,又有人祸。

先说天灾。在明代最后的70年中,有大旱,有大水,有蝗灾,有瘟疫。如"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川南大水,"民登州堂及高阜者得免,余尽没"(《明史·五行志》)。清初又有大疫,江津地区不少地方"全村皆死"(嘉庆《江津县志》卷五)。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所谓人祸,主要的不是指战场上两军的杀伤,而是指在战乱中对平民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天启、崇祯年间,又有土司奢崇明的叛乱,当时"围城百日,大肆屠掠,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中矣"(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五)。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李自成、张献忠军曾几度入川,最后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农民军要镇压"乡绅"、"官员"和各种反抗者,明军要镇压各地"喜于从贼者",双方拉锯般作战十几年,也就是十几年的粮荒。张献忠摧毁了明代各级权力机构,但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在张献忠牺牲,农民军退走云贵之后,全省出现了十几年的权力真空,呈现出空前的无序状态,用当时人的记载,是"四方乌合之众云集成都,……互相吞并者指不胜屈。孑遗无几之民复见毙于群氛,田园荒芜,饥馑频仍,父子流离而人相食"(同上)。张献忠部退出的同时,清军又进川来。清军与残余明军和抗清武装的战火尚未完全熄灭,吴三桂叛军又与清军在四川大战,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0年)以后,巴蜀的战火才基本停熄。

巴蜀地区就是这样地经过了约80年的战乱加天灾,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生产的极度荒残。作为历次战火中心的成都平原情况尤为恶劣,原来的繁华城市竟有虎豹栖息,以至清初的四川巡抚不能进驻成都,而驻在川北的保宁(今阆中),顺治十八年才入驻成都。至于有的县城,则到康熙年间才修造县衙。

面对四川人烟如此稀少,经济如此残破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了若干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将明代所设州县大量裁撤合并,就以过去最繁荣的成都、重庆两府为例,成都府裁撤了双流、彭县、崇宁、华阳;重庆府裁撤了大足、安居、璧山、铜梁、定远、武隆。这些县,直至康熙末年、雍正初年才陆续恢复。另一方面,就是利用行政手段,尽可能从外省移民入川。

清初的移民入川,规模大,时间长(从顺治末年开始,实际上结束于乾隆中叶,共约100年),官方措施具体。顺治十年,清政府尚未控制全川时,就宣布四川无主荒地听凭垦种,永占为业,免田赋5年,官府还设法支援耕牛种子。本省逃亡在外省,准予回籍。外省移民四川者,准予入籍。以后又以种种措施鼓励地方官招抚流民,州县官凡安插300户者,现任官提升一级,候补官授以实职。在种种措施之下,清初从今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等省招来了大量移民,因为仍是以湖广地区为主,所以一般都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是继明代初年的移民入川之后,更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为了组织移民入川,顺治和康熙年间两度在湖广和四川地区只设一个总督,时称川湖总督,先驻湖北荆州,后驻四川重庆。

清代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究竟有多少人移民入川,这个数字很难估计。但从若干材料分析,在清代人口中,移民多于土著是毫无疑问的。如乾隆年间窦启瑛在《四川通志·序》中说:"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当然,各县州的比例不一,成都及川西平原各县又比其他地区为高,最高者可达90%以上。如康熙《成都府志·序》说:成都府;"百十秦、晋、楚、豫中,土著仅一二人焉。"清末人傅崇榘《成都通览·成都之成都人》说:"国初乱平,各省客民相率入川,插站地土,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嘉庆年间,六对山人在《锦城竹枝词》中描绘更为形象:"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从全省情况估计,外乡移民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

这样多人从外省进入四川,大量垦殖荒地,促进经济复苏,这是必然的。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这样多的"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沈荀蔚:《蜀难叙略》)的外地人入蜀,必然将各地的生产技术、各地的先进文化带入四川。例如,在今天四川粮食作物中占很重要地位的红苕(即甘薯),就是那时从福建、广东传入的。嘉庆《资州志》卷八载:"(红苕)瘠土沙土皆可种。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又如四川的主要经济作物烟叶,也是清初传入的。如川大图书馆藏《重修傅氏宗谱》载:江西瑞金人傅沐荣于雍正时迁入四川金堂,"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烟法,而满蒙八旗弁兵所必须,故一时傅姓烟草重于锦城"。我们在本书中专门论述过的今天"川味正宗"中最受赞扬的三绝:川菜、川酒、川剧,也都是在清代融合外地传入的多种成分之后发展起来的。

以上,就是巴蜀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通过上面的论述,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湖广填四川",是由于四川地区几度人口锐减之后,从明代初年开始的,在清代初年达到高潮的大规模移民入川的一个历史过程。其结果是使四川地区接纳了大量的外地移民,其总数超过了四川本地的土著。大量移民入川既是人口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四川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四川地区清代以来经济文化的复苏和发展更加具有兼容并蓄、汇纳百川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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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再问从何处迁来往往仍是同样的回答:"湖北麻城孝感乡。"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是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过程确实是存在过的,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可是,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所谓"湖广",包括今湖北与湖南,而湖北的麻城与孝感县籍的又占第一位,估计这一地区是清初大规模移民入川时的重要的中转站(我的祖父对我说过,我家也是从"麻城县孝感乡"迁来的。在蜀中老人口中与民间文学中,几乎都将麻城与孝感二县误为"麻城县孝感乡",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胡昭曦根据部分地方志和家谱中所载的716户人家的有关资料统计,元末以前即已居于蜀中的只有65家,仅占9%。在清代以前迁入的220家中,湖广籍就有171家,占777%。其中湖北麻城又有151家,占湖广籍的883%。在清代以前迁入的移民中,大多是元末明初迁入的,如从现存家谱的资料统计,清以前迁入者共58家,其中在元末明初迁入的有40家,占69%。见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多年来,我曾注意过明清时期若干知名人士的祖籍,如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明代著名诗人张佳胤,清代著名经学家廖平,自贡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王三畏、李四友,五通桥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吴金三等,他们的先辈都是在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过程中举家入蜀的。

元末明初大量移民入蜀,又可以分为四类:

1红巾军农民大起义开始之后,湖北地区若干家资较丰者(包括一些蒙古族)纷纷"避难入蜀"。

2如上所述,明玉珍率领大批湖北军民入蜀。当朱元璋的军队攻占湖北之时与之后,若干原来红巾军旧部或与红巾军有联系的人,为了逃避朱元璋部下的打击,也纷纷逃奔巴蜀境内的明氏"大夏"政权,求得保护。

3朱元璋派汤和率大军由湖北攻入巴蜀,派傅友德由陕西攻入巴蜀,以后驻在四川也就成了巴蜀人。

4明代初年,为了控制巴蜀局势,若干官兵被留居巴蜀。鉴于巴蜀地区人少地多,急待垦殖,所以明中央有意安排邻近巴蜀的湖广移民入蜀,这是整个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中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现存的很多家谱族谱中,都记载着先世在明初洪武年间是如何"奉旨入蜀"的经历。

以上,就是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

由于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由于明代前期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所以经济有一定的恢复,人口也有所增加,然而,明代的巴蜀经济还未完全复苏,又进入了一个比宋元之际时期更长、情况更烈的战乱与残破时期,巴蜀人民遭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浩劫。对于这场浩劫的存在,古今均无异词。但这场浩劫的原因,看法却各有不同。

在清代的史书中,多认为这场浩劫是因为"张献忠屠蜀",或者说"八大王剿四川"。

另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农民军在巴蜀与明军作战,与地主武装作战,以后又与清军作战。几年的拼死战斗中,当然要杀人;为了巩固新建的政权,镇压反抗者,当然也要杀人。但张献忠在巴蜀活动不到四年,在巴蜀地区长达80年的战乱中只占一个很短的时期,对于巴蜀地区人口锐减与生产残破,张献忠农民军不可能是主要原因。今天的史学家大多持这种看法。

明初清初巴蜀地区人口锐减的原因,既有天灾,又有人祸。

先说天灾。在明代最后的70年中,有大旱,有大水,有蝗灾,有瘟疫。如"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川南大水,"民登州堂及高阜者得免,余尽没"(《明史·五行志》)。清初又有大疫,江津地区不少地方"全村皆死"(嘉庆《江津县志》卷五)。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所谓人祸,主要的不是指战场上两军的杀伤,而是指在战乱中对平民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天启、崇祯年间,又有土司奢崇明的叛乱,当时"围城百日,大肆屠掠,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中矣"(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五)。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李自成、张献忠军曾几度入川,最后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农民军要镇压"乡绅"、"官员"和各种反抗者,明军要镇压各地"喜于从贼者",双方拉锯般作战十几年,也就是十几年的粮荒。张献忠摧毁了明代各级权力机构,但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在张献忠牺牲,农民军退走云贵之后,全省出现了十几年的权力真空,呈现出空前的无序状态,用当时人的记载,是"四方乌合之众云集成都,……互相吞并者指不胜屈。孑遗无几之民复见毙于群氛,田园荒芜,饥馑频仍,父子流离而人相食"(同上)。张献忠部退出的同时,清军又进川来。清军与残余明军和抗清武装的战火尚未完全熄灭,吴三桂叛军又与清军在四川大战,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0年)以后,巴蜀的战火才基本停熄。

巴蜀地区就是这样地经过了约80年的战乱加天灾,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生产的极度荒残。作为历次战火中心的成都平原情况尤为恶劣,原来的繁华城市竟有虎豹栖息,以至清初的四川巡抚不能进驻成都,而驻在川北的保宁(今阆中),顺治十八年才入驻成都。至于有的县城,则到康熙年间才修造县衙。

面对四川人烟如此稀少,经济如此残破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了若干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将明代所设州县大量裁撤合并,就以过去最繁荣的成都、重庆两府为例,成都府裁撤了双流、彭县、崇宁、华阳;重庆府裁撤了大足、安居、璧山、铜梁、定远、武隆。这些县,直至康熙末年、雍正初年才陆续恢复。另一方面,就是利用行政手段,尽可能从外省移民入川。

清初的移民入川,规模大,时间长(从顺治末年开始,实际上结束于乾隆中叶,共约100年),官方措施具体。顺治十年,清政府尚未控制全川时,就宣布四川无主荒地听凭垦种,永占为业,免田赋5年,官府还设法支援耕牛种子。本省逃亡在外省,准予回籍。外省移民四川者,准予入籍。以后又以种种措施鼓励地方官招抚流民,州县官凡安插300户者,现任官提升一级,候补官授以实职。在种种措施之下,清初从今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等省招来了大量移民,因为仍是以湖广地区为主,所以一般都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是继明代初年的移民入川之后,更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为了组织移民入川,顺治和康熙年间两度在湖广和四川地区只设一个总督,时称川湖总督,先驻湖北荆州,后驻四川重庆。

清代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究竟有多少人移民入川,这个数字很难估计。但从若干材料分析,在清代人口中,移民多于土著是毫无疑问的。如乾隆年间窦启瑛在《四川通志·序》中说:"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当然,各县州的比例不一,成都及川西平原各县又比其他地区为高,最高者可达90%以上。如康熙《成都府志·序》说:成都府;"百十秦、晋、楚、豫中,土著仅一二人焉。"清末人傅崇榘《成都通览·成都之成都人》说:"国初乱平,各省客民相率入川,插站地土,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嘉庆年间,六对山人在《锦城竹枝词》中描绘更为形象:"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从全省情况估计,外乡移民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

这样多人从外省进入四川,大量垦殖荒地,促进经济复苏,这是必然的。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这样多的"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沈荀蔚:《蜀难叙略》)的外地人入蜀,必然将各地的生产技术、各地的先进文化带入四川。例如,在今天四川粮食作物中占很重要地位的红苕(即甘薯),就是那时从福建、广东传入的。嘉庆《资州志》卷八载:"(红苕)瘠土沙土皆可种。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又如四川的主要经济作物烟叶,也是清初传入的。如川大图书馆藏《重修傅氏宗谱》载:江西瑞金人傅沐荣于雍正时迁入四川金堂,"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烟法,而满蒙八旗弁兵所必须,故一时傅姓烟草重于锦城"。我们在本书中专门论述过的今天"川味正宗"中最受赞扬的三绝:川菜、川酒、川剧,也都是在清代融合外地传入的多种成分之后发展起来的。

以上,就是巴蜀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通过上面的论述,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湖广填四川",是由于四川地区几度人口锐减之后,从明代初年开始的,在清代初年达到高潮的大规模移民入川的一个历史过程。其结果是使四川地区接纳了大量的外地移民,其总数超过了四川本地的土著。大量移民入川既是人口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四川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四川地区清代以来经济文化的复苏和发展更加具有兼容并蓄、汇纳百川的显著特点。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湖广填四川”这个说道,它是指发生在清朝时期以湖广行省为主的老百姓大规模向四川移民以填补该地区人口极度凋敝的群体迁徙行为。虽说除了“湖广”以外,还有江西、福建、两广等十多个其他省份,但是湖广人最多,所以 历史 上仍习惯叫作“湖广填四川”。

“湖广”最早是元朝设立的省级行政区域,全称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老百姓嫌麻烦,就简称“湖广行中书省”、“湖广行省”、“湖广省”或干脆叫“湖广”,这些简称在清朝仍在沿用,不过清朝设湖广总督(又称两湖总督),把元朝、明朝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域“湖广行省”以洞庭湖为界划分为湖南、湖北两个省级行政区域,但是统一由湖广总督管辖,驻节武昌府。

很多人一看见“湖广”两字,马上联想到“两广”,其实到了明、清两朝,“湖广”与广东、广西没有半毛钱关系,只是 历史 上的“湖广行省”这个称呼人们还习惯沿用,所以最高长官自然而然就叫“湖广总督”。

那么,为什么要组织湖广行省为主的十多个省份的老百姓大规模地去“填充”四川省呢?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元、明、清三朝,特别是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个阶段,四川出现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乱以及后来的瘟疫、疾病等灾害让四川人口极度减少,需要补缺和“填充”。

“湖广填四川”人口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什么原因呢?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在古代的条件下,麻城是进入四川盆地的最佳路线。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

早在元朝末年的红巾军农民起义将领——湖北随州人明玉珍率领十几万湖北籍农民军及大量失去土地的湖北籍农民进入四川。明玉珍属于红巾军南方徐寿辉这一支系的重要将领。后来明玉珍率军攻入四川,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他建立的“大夏”政权经过两世9年后被朱元璋所灭,他带入四川的人中就有很多是麻城人。

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个先天优势: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 历史 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四川南川县(今属重庆南川区)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 。

详情见拙作:

“湖广填四川”之浴血重生

https://wwwtoutiaocom/i6478045151863243277/

湖广填四川,麻城过一半。

问君祖籍在何方,湖北麻城孝感乡。

这里所说的孝感指的不是孝感市,而是古代麻城辖制的孝感乡。明清时期,湖广之地大量移民迁至四川地区,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麻城的孝感乡,久而久之,麻城孝感就成为了国内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

元末明初与清朝初期,由于当时的大规模战乱等缘故,四川地区人丁锐减土地荒芜,典籍记载当时的四川:“有可耕之田,无耕田之民”。为了填补川渝地区的人口空白,由官房组织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移民,将湖广地区的人口大量移到四川地区。

不过久而久之,出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四川地区的外来移民之中,有很多都在家谱之中标注自己的祖籍位于麻城孝感,最终让人形成了一种感觉,就是有很多的移民都是麻城孝感出身。然而实际上,麻城孝感不过区区之地,如何能有如此之多的移民。

麻城孝感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明朝时期麻城县之下分成四个乡区,分别是仙居、太平、亭川与孝感。

说明白点,麻城孝感乡在明朝初期就已经出现,到成化年间被裁撤并入了仙居乡。然而,当年的孝感乡并不算大,人丁也没那么多,即便是单独置县都不可能,又遑论以一乡的人丁填补大半个四川

那么,为何川渝之地的外来移民之中,有那么多自称出自麻城孝感呢?

第一,假称祖籍,托郡望叙乡里,求保自重

元末明初时期,湖北随州明玉珍参加的红巾军攻克重庆,后称帝建元,国号大夏,而当时明玉珍之部几乎都是湖广人,其中黄州麻城县人最多。明朝初期,从麻城孝感迁居到四川的移民之中,不乏后来成为名人望族者,比如明朝新都状元杨升庵、武宗时期内阁首辅杨廷和、清初遂宁相国张鹏翮等等。

由于这个缘故,当时在川渝之地,“麻城孝感”成为了一块金字招牌,不仅人多势众,而且成为了一方的名门。明玉珍旧部大多麻城后裔,子孙繁衍人才辈出,百姓尊仰,官府重之,新移民假称自己是麻城孝感人,也有“攀亲戚”的意思

第二,麻城孝感本身就是个移民中转站

明清时期,共有五个移民转运集散地,除了麻城孝感,还有广东南雄珠玑巷、山西洪洞大槐树、江西瓦屑坝与苏州阎门,其中,山西洪洞大槐树与湖广麻城孝感乡分别是北方与南方最著名、规模最大的两个移民转运集散地。

北方很多人都声称先祖来自大槐树,但从不考虑一个村子怎么可能有如此众多的人口能够让子孙遍布各地,事实上,麻城孝感乡与大槐树都一样,只不过是当时的一个中转站。明清时外省移居四川的民众,大多都在孝感乡聚集登记造册,再集中前往四川

麻城孝感终究不算很大,为何成为湖广填川移民的重要中转枢纽?

一,处于人丁过剩的地方

麻城一带从宋元时期开始,就是著名的人丁兴旺之地,“常为乡之患害”,麻城与周边地区的自身条件非常便利,不仅自身人丁充足,更重要的是,这里在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吸引了大量的江西与其他地方的人口。

元末之时,红巾军等攻克中原与江右,使得大量河南与江西人口进入麻城,一时之间麻城一带人口骤增,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土地供养不足,这就有必要将过多的人口迁出去,而麻城孝感一带刚好有事当时江西与两湖地区人口流动的重心所在。

二,明朝为稳固江山做出的决定

大多数四川的麻城籍移民,他们的先祖入蜀之时虽是楚籍,但也有大量非湖广之民,比如徽州、江西、河南等地,这些地方都是较早纳入明王朝版图的地方。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的同乡们与他们的亲属成为明廷的精英,而当时作为明朝立足湖广前沿阵地的麻城,自然成为了明朝最为看重的要冲之地。

明朝将大量率先归顺自己的民众,大量移居到明玉珍曾掌握的四川之地,除了开发当地的资源经济之外,也有权衡势力方面的考虑。从自己经营多年的黄麻地区庶出人口,可以更有效分化瓦解消化四川明氏旧部势力的残余,以防不测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当年在湖广填四川运动之中,定居在四川的麻城孝感人的确有,但真正的麻城原籍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区区一个孝感乡能够填充四川重庆大半人丁,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

之所以造成后来,大量的川渝之地外来移民称先祖来自麻城,主要原因无非三个:一是假称是麻城孝感人,希望凭借这块招牌靠拢当地的宗社力量,尽快站稳;二是压根不知道自己籍贯到底何处,因自称麻城者众多,所以也有了从众之心;三是的确有大量的移民经过麻城孝感移居到四川,但很显然他们混淆了祖籍与中转站的区别。

我是湖北麻城人,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并说一些我个人的见解。

湖广填四川,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也有 历史 依据可查。明末农民军起义,张献忠在四川屠城,导致四川人口锐减,于是从湖广移民过去。

湖广是哪里?明朝以前,湖广的范围很大,明清两朝,是湖北和湖南两省。这两省处于全国的最中心,历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一说。

但是移民四川所说的麻城占一半,这句话我个人是持怀疑态度的。虽然现在说有官方记载,麻城孝感乡移民四川,包括有很多四川人说祖籍是麻城孝感乡,还来麻城寻祖。麻城现在没有孝感乡这一地名,至于以前有没有,这个还真不确定,所以不敢乱言。

麻城建有一个很大的移民公园,每年都会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还有寻根文化。邓小平的胞弟邓垦曾说他的祖籍是湖北麻城,还有李鹏的祖籍也是湖北麻城,这都是他们亲口所说。

按说这么多真凭实据,我没有理由置疑,但我仍然想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麻城是一个县级市,现在为黄冈代管,在 历史 上从未做过州府之地,而且它处于大别山,今天的人口也不过120多万,我不知道明末是多少人,但也不至于将麻城的那么多人口移民到四川去。有人说并不是麻城人移民,麻城只是移民的一个集中地。

麻城是黄冈诸县中离长江较远的一个山城,移民四川应该是溯江而上,那么不在江边上集合移民,跑到麻城这个山城来集合移民是为什么呢?

另外我的一个置疑是,黄冈地区历来做为州府之地的只有黄州和蕲州,这两个地方文化名人辈出,而麻城呢,恕我孤陋寡闻,除了建国后出了开国将军之外,还真未出过什么 历史 文化名人,而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炒作文化,而麻城又无文化可炒,那么移民和寻根文化就被迫不及待地抓住了。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不一定正确,希望大家进行讨论。

题主说的“麻城孝感”应当是麻城孝感乡。 对于麻城孝感乡是否存在其实存在一定争议 ,但早在1997年,著名学者葛剑雄就考证证实了麻城孝感乡的存在, 即今天黄安县城关镇一带 ,随后四川学者陈世松、麻城地方学者凌礼潮等都对地名进行了细致考证,证实了葛剑雄先生的观点。

麻城孝感乡迁入四川的数据, 据民国《简阳县志· 氏族志》所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该县349族两湖籍移民中,自称来自麻城者有239族,占685%, 其中自称来自孝感乡者, 有228族,占麻城籍的954% 。但正如题主所问的一样, 麻城孝感乡只是一个乡,至多只占今红安县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人口迁往外地,那么至于为什么会流传这么广,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量:

首先,因为元朝末年麻城等地是农民起义的中心之一 ,麻城人邹普胜辅助罗田人徐寿辉建立了天完政权,麻城与罗田在明清时期均属黄州府,所以天完政权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麻城即罗田附近人,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以后, 随州人明玉珍正率领湖广籍士兵在四川作战, 可能其中麻城籍较多,或者较有影响,遂以麻城孝感乡为祖籍地。

其次,是麻城孝感乡是一个移民中转站。 如四川庐州《王氏族谱》序言所说:

王氏先祖在麻城孝感乡居留的时间才两年多。类似的事例应当不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已经不记得祖籍地,只有麻城孝感乡这一地名,遂称麻城孝感 乡。类似的情况还有“江西瓦屑坝”,恰好是在麻城及所属的黄州府,众多家族都称元末明初来自“江西饶州府瓦屑坝”,而据清代以及现代学者考证,瓦屑坝其实也只是一个小地名,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迁出,所以其同孝感乡类似,也是作为一个移民中转站。

最后,就是冒籍现象的存在。 不仅是本县其他乡的人冒籍(也有可能孝感乡裁撤以后,原属居民仍然自称孝感乡人),还有麻城县以外,其他湖广籍的人冒籍,如曹树基考证,民国《云阳县志》称该县向、何、谭、孙、于、张、贾、李、王诸大姓,都是“明洪武年间自麻城迁入”,曹认为“向氏是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 是不可能迁自麻城的。”也就是其他湖广籍冒称麻城孝感乡。

其实,麻城孝感乡像 历史 上的江西瓦屑坝、山西洪洞大槐树、福建宁化石壁、南雄珠矶、江苏苏州间门、南京柳树湾石门坎一样,分别为湖广人、华北人、客家人、华南人、苏北人、云南汉族的根一样, 不过是一个移民来源地的象征意义的祖地 。 人们为了更好地适应迁入地的生活,取得入住权,所以会有附会等,意图以同乡之谊建议一种联盟,甚至续及联宗。

参考文献

葛剑雄:《中国 历史 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一——麻城孝感乡》

陈世松:《“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

凌礼潮:《麻城孝感乡移民考》

湖北麻城是我国古代“八大移民发源地”之一,而“孝感乡”是“湖广填四川”的起始地和集散地,是巴蜀公认的“祖籍圣地”。麻城在明末清初设置有“湖广填四川”移民机构,很多移民都在此报道,认祖归宗也就从这里可以考察。

最近,我看到不少“湖广填四川”的问题,所以也回答了一些。毕竟自己就是四川人啊!从族谱上得知,自己也是湖北移民,而且还是麻城的。当时自己才十几岁,还不懂事,爷爷让我抄字辈,当时翻了两下,然后就把字辈抄了下来,到现在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们80后这一代人,家族观念已经没有爷爷那一辈的家族观念强了。说实在的在四川很难看到宗祠,我们哪里根本没有什么宗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移民的缘故,导致没有宗祠。直到我去了广州,才知道宗祠这一说。我的一个湖南同事,说他们哪里也有。我说我们哪里没有看到,他还不相信。当然,我一个人不能代表四川所有人,反正我们那个地方,是没有看到什么宗祠,是不是被毁掉了也不知道,长这么大也没有听长辈说起这件事情。

现在祖辈那一代,知道 历史 过往的,基本相继去世。我们年轻人对祖籍也不太重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历史 的,对 历史 有着浓厚的兴趣。当看到这个问题我也忍不住来回答,毕竟自己的祖辈也是移民大军的一员。我们的祖籍就在湖北麻城,只是具体地址我没有细看。其实,我们年轻人这一代,家族观念已经不再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传承。在我们这一代,不应该断掉啊!不知道现在族谱还在不在,如果有机会,真想去湖北麻城看看,说不定还能找到很多五百年前的亲兄弟。

很多四川人一被问到“湖广填川”时,祖籍来至哪里?就会说是来至湖北麻城孝感,其实这应该说都是一种误导!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那时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是由官方政府组织的,可能当时的麻城孝感是一个积聚点,周边县市的民众都要到那里集合,然后再从孝感统一一起移民到四川才更加合理!据说当时很多人不愿意移民,官府就把大家的双手绑着,途中需要大小便,再解开,才有了四川人说上厕所方便说成“解手”一说。移民到四川的人那么多,大多数都来至湖北麻城孝感是绝对不可能的!这里所说的这部分人除去来至湖南,广东,广西的。

我也是四川人,我家祖普上记截来自于麻城的资料。出于好奇我也了解过其他人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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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顿,读音作dùn(ㄉㄨㄣ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周族姬弱的封国顿子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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