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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秀

西晋地图学家裴秀（224—271年）（裴秀、裴楷等号称闻喜八裴，与当时的琅琊八王齐名。）

裴秀之子裴頠（顾）

史学三裴

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三裴”——裴松之、裴骃、裴子野，皆以注史享有盛誉。

裴铏著

唐代小说家裴铏著《传奇》一书，首先提出的“传奇”这个专有名词，以后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小说文体，且愈来愈富有生命力，深得世人喜爱。还有东晋小说家裴启、北魏文学家裴伯民、东魏诗人裴让云、唐代史学家裴光庭等等。

裴政

隋代名臣裴政，是著名的法律学家

裴世清

隋朝文林郎裴世清，是个九品小官，正史甚至没有给他立传，但他却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代表国家，率领访日友好使团出访日本的外交大臣。

裴矩

名臣裴矩（547——627年），是供职于周、隋、唐的三朝元老，为政廉谨，颇负清名。他先后任民部侍郎、内史侍郎、尚书左丞、史部尚书等职。

裴寂

唐开国元勋裴寂，在隋末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之际，高瞻远瞩，顺天顺人，鼎助李渊起兵晋阳，建立了李唐王朝。

裴耀卿

唐宰相裴耀卿（681——743年），致力于整顿漕运，保证了南粮北调的水道畅通，解决了唐王朝沿续了几十年的关口粮荒问题，开元年间传为佳话。

裴度

一代贤相裴度，更是世代传颂，名垂青史。在唐代政治家中，裴度的名字完全可以与唐初的名相魏征等人相提并论。

20200309  周二

传奇家风，千年荣显，裴氏家族，现代启示—开启裴氏家族的智慧

有这样一个家族，先后出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驸马21人，皇后2人，太子妃4人，进士71人，其中唐代高中状元的就有9人，数百个省部级大臣，七品以上官员不计其数，俗有“一斗芝麻官”之称。

裴氏家族源于周秦，显于汉魏，盛于隋唐，沿及宋元明清，以迄于今，绵延达2700年之久，其间将相接武，仕宦如林，名人辈出，各领风骚，在正史立传者600余人，名垂后世者千余人，且人才大多同出一条村，次村位于山西省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此村被誉为“中华宰相村”。

林院长亲历走访，将解开以下的疑问与现代启示：

如此之多的将相人才，为何同出一条村一个家族？

裴氏凭什么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硬律之下依然将相辈出？

裴氏家族建立了什么样的圈子文化？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裴氏为何没有人做皇帝？

裴氏家族为何极少出贪官？

提示清廉背后蕴藏的人生大智？

裴氏家族到底靠什么样的底气，支撑家族发展2700年？

林院长如何运用裴氏的故事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现代家风家教启示呢？敬请留意······

西晋地图学家裴秀（224—271年）（裴秀、裴楷等号称闻喜八裴，与当时的琅琊八王齐名。），总结我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经验，创造性地制定出“制图六体”的原则，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河流、道路的曲直），为编制地图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为地图学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所著《禹贡地域图》18篇，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地图学说的专著。他被誉为“中国制图学之父”。

裴秀之子裴頠（顾），是西晋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在当时崇尚“庄老”、高谈“玄理”的情势下，独树一帜，提出“无不能生有”，“有”是万物存在变化之基础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裴氏家族千余年来，将相接武，代有伟人，确实是中外历史上的一大奇观。所以，在我国的历史剧中，表现裴家的戏剧就有好几个，像《游西湖》、《李惠娘》、《裴恒遇仙记》、《白蛇传》等，演的都是与裴家有关的事。名剧《白蛇传》里的法海，是唐末政治家、书法家裴休的儿子。历史上的法海，本来是正面人物，可明清小说出世后，法海便成为反面人物了，这也算是一奇。

闻喜裴氏，是闻名天下的中华望族，是名副其实的宰相门第。历代所修的县志、州志、府志、省志中，裴氏名人几乎占了乡贤录中四分之一强的条目，由此可见其家族英才之盛，德业文章之隆。千年兴旺之族，宰相频出一望，功在中华盛世，史书犹沁余芳。这样的望族，这样的门第，其背后有很深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内涵。穿透千年风云，穿透历代名相，我们可以看到裴氏家族是儒家标榜的“修身、治国、平天下”典范。

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两千余年来，裴氏家族的兴隆与辉煌，引发着人们的深思。 天下裴氏之宗族所居——裴柏村

山西省闻喜县（闻喜。春秋战国时为古曲沃地，秦为左邑，属河东郡。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年>汉武帝刘彻巡幸河南，路经河东左邑桐乡，闻平南越大捷，进改桐乡为闻喜。历代县城虽有变迁，其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山西闻喜，是著名的宰相之乡。中国有很多著名的人文之乡，如浙江绍兴是幕府之乡；江西抚州是才子之乡；山东曲阜是儒圣之乡；山西运城是武圣之乡；湖北英山是将军之乡。历史名谣中有：“山东出将，山西出相”的说法。）礼元镇裴柏村，距县城25公里。它以历史上声名显赫的裴氏家族的人文历史资源和新建的一系列景观，于1995年农历三月三（1995年4月2日），正式向海内外游客开放。

现在的裴柏村，裴氏家族的建筑、碑刻、墓葬等历史遗迹很多。现存裴氏祠堂、裴氏碑廊、裴氏墓冢等众多古迹。 裴氏祠堂又称晋公（晋公裴度，字中立，为唐宪宗、穆家、敬宗、文宗四朝重臣，出将入相，爵封晋公。）祠，建于唐贞观三年（629年），有前殿、后殿、状元坊、碑廊等，规模宏大，但屡遭兵燹，屡修屡毁。

裴氏碑廊，几乎是中华精品书刻博物馆。七十年代重建，保存古碑数十通，在史料和书法艺术上均有很高价值。其中的《裴鸿碑》，魏隶合一，书法稳健，镌刻于北周武帝大和三年（ 568年），是裴氏现存最早的碑刻。《裴镜民碑》，由唐初史学家李白药撰文，书法家殷令名书写，楷体，既近颜风，又含柳意，端庄凝重，笔力挺拔。《裴光庭神道碑》，张九龄撰文，唐玄宗李隆基书写，行书，用笔豪放，字体俊美。《平淮西碑》，由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撰文，清咸丰年间军机大臣祁隽藻重书。此碑记述唐代名相裴度平淮西吴元济叛乱的功绩，共刻四石，并排耸立，气势磅礴，文、书、刻俱佳，被称为“三绝碑”。此外还有金大定至清代刻的裴氏谱序碑17通，为氏族遗物之精华。这些碑刻是研究裴氏家族历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千年荣显”这是毛主席1958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期间，率领与会代表游览武侯祠，观看裴度撰写的诸葛武侯祠堂的碑文时，找我谈的一段话中说的。他说：“你在山西当父母官，可知道裴度是谁”没等我回答，他便说：“裴度是唐朝的宰相，是你治下的闻喜县人。闻喜县是中国历史上出宰相最多的县，出自闻喜的宰相多是裴氏家族。裴氏家族千年荣显，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家族。”

要说中国最为著名的家族，一定是山东孔氏家族，从春秋战国延续至今连绵不断，而且历朝历代的衍圣公都受到朝野上下的尊敬，上到皇帝下到黎明，无一不对这个家族肃然起敬。

曲阜孔庙

而在山西，也有这么一个家族，繁盛了竟然长达上千年之久，这个家族先后出现过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还出过25位节度使，地方官刺史和太守更是高达288人，获得爵位者164人，其中最高爵位公爵最多，高达89人，侯爵33人，伯爵11人。

不仅这个家族的男丁兴旺，而且这个家族的女子还出现过皇后三人，太子妃四人，王妃两人等，这个家族就是山西闻喜裴氏家族，这个家族所在的村子也被誉为中国宰相村。而这个家族的开创者，就是三国时期的裴潜。

裴潜出生时，闻喜裴氏已经开始展露头角。在当时的东汉时期，闻喜裴氏也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名门望族，虽然相比较后来的繁盛有所不足，但是也为后来的家族兴旺奠定了基础。

裴潜的母亲并不是他父亲的正妻，而是他的父亲小妾所生，这也就注定了他在裴氏家族中地位低下，但是年少的裴潜并不以此而自卑，反而处处争先，在他心底里有很强的自尊，无论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可能正是由于他这种性格，培养出来的后代都有一种进取的精神，这可能也是这个家族在数千年乱世之中得以立足，根本的重要原因。

裴潜剧照

由于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山东正处在战乱之地，所以裴潜就带着妻子儿女南下避乱，荆州刺史刘表很早就听说了裴潜有过人的才能，所以裴潜刚到荆州就受到了刘表的热情款待，但是在裴潜看来刘表自恃甚高但是才能不足，如果继续留在刘表身边，很有可能会遭到祸端，所以他便找了个借口离开荆州到了长沙。

果不其然，两年之后，曹操破荆州下江陵，裴潜身处乱世想要安静的做一介平民，看来是不可能了，此时的他有三种选择，向西可以投奔刘备，江东孙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更好的选择似乎是投奔曹操，因为他的老家就在曹操的地盘，而且曹操雄才大略，有一统天下之志，而且求贤若渴，能够任用贤才，所以他便投奔了曹操。

在投奔曹操之后，曹操曾经问他刘备这个人怎么样，裴潜的回答成为后世评价刘备的一个重要依据。他回答道：“如果让他盘踞中原，只能生乱而不能治乱，如果让他趁机守住险要之地，足可以成为一方之主。”这个判断，可以说是对刘备最好的一个评价，很好的展示出了他识人认人的能力。

曹操占据了中原地区一统北方，免不了和北方少数民族打交道，但是，由于西北地区游牧民族像群疯狗一样，不仅打仗作战勇敢，而且平时风格粗旷豪放，经常发生部落之间的冲突，这让曹操很是头疼。

在如今山西北部的代郡就因为三个乌桓部落的冲突爆发了战争，这三个乌桓部落的首领都自称为单于，相互之间谁都不服谁，前任的代郡太守能力不足，不能很好的镇压，三个部落的冲突导致代郡内部大乱。这时，曹操就想到了裴潜。

曹操本来是想让裴潜带兵前去镇压，但是没有想到裴潜认为武力征讨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代郡人口众多，万一三个单于狗急跳墙暂时放下彼此之间的冲突，连兵一处对抗朝廷那时遭殃的便是代郡的百姓，曹操听完裴潜的论断之后，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就派他只身赴任。

裴潜孤身赴任，并没有带来朝廷大军，这让三个单于是又惊又喜，而且也对这位新上任的太守感到无比的亲切，裴潜并没有过多的为难他们，对于少数民族，他采取了怀柔政策，恩威并重，让三个单于既感受到来自朝廷的关怀，也认识到了天威不可犯。于是，他们主动承认错误，归还抢夺汉人的马匹粮草，一场民族之间的危机就这样被裴潜简简单单的化解了。不得不说，裴潜是真有真才实学，而不是浪得虚名。

裴潜不像是曹操手下众多谋士一样，精通军事，而是在政事上有所突出，行军布阵非他所能，但是保国安民他确实做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

公元244年，裴潜病逝，被赐封青阳亭侯，死后遗嘱一切从简，这在盛行厚葬的东汉时期可以说是很少见的。正是由于他这种廉洁奉公的家风，才使得裴氏家族代代相传，能人辈出。

而裴氏家族，一直到今天，还非常兴盛，家族人丁兴旺，后代经商当官、治学从军的非常多，而且在自己的领域内都小有名气。裴氏家法也成了一门新的学问，叫“裴氏学”。

　闻喜裴氏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盛名久著的一大世家。其始祖为赢秦始祖非子之后，非子之支孙封pei（原字为上非下邑）乡，因以为氏。周僖王时，六世孙陵封为解邑君，乃去“邑”从“衣”，以“裴”为姓。后裴氏分为三支，分居河东、燕京、西凉等地，但考其谱系源流，皆出于闻喜之裴氏，故有“天下无二裴”之说。 裴氏家族自古为三晋望族，也是中国历史上声势显赫的名门巨族。裴氏家族“自秦汉以来，历六朝而盛，至隋唐而盛极，五代以后，余芳犹存。在上下二千年间，豪杰俊迈，名卿贤相，摩肩接踵，辉耀前史，茂郁如林，代有伟人，彪炳史册。”其家族人物之盛、德业文章之隆，在中外历史上堪称独无仅有。裴氏家族公侯一门，冠裳不绝。正史立传与载列者，600余人；名垂后世者，不下千余人；七品以上官员，多达3000余人。据《裴氏世谱》统计，裴氏家族在历史上曾先后出过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0人，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 25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封爵者公89人，侯33人，伯11人，子18人，男13人；与皇室联姻者皇后3人，太子妃4人，王妃2人，驸马21人，公主20人等，真可谓“将相接武、公侯一门”，中国“宰相村”由此而得名。

　　自汉、魏，历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在中华大地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裴氏家族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方面，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仅隋唐二代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名臣就不下数十人。其中著名的政治家有裴休、裴楷、裴蕴、裴矩、裴他、裴让之、裴政、裴寂、裴胄、裴度、裴枢等；军事家有裴行俭、裴茂、裴潜、裴叔业、裴邃、裴骏、裴衍、裴宽、裴果、裴文举、裴镜民、裴济等；法学家有裴政；外交家有裴矩、裴世清等。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知道闻喜县是因为郭璞，我比较喜欢看易医方面的书，而且郭璞和郭玉是我喜欢的本家名人，风水一词就来源于郭璞的《葬经》，中国风水师的鼻祖

   郭璞曾注释《周易》、《山海经》、《穆天子传》、《方言》和《楚辞》等古籍，现今的《辞海》或《辞源》上均到处可见郭璞注释。喜欢他注释的《周易》和《山海经》，特别喜欢他注释的《山海经》。

     也因此道了闻喜的裴氏家族。裴氏家族秦汉，已延续两千余年，裴氏家族公候一门冠裳不绝，正史立传者六百余人，名垂后世者不下千人，先后出过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1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郡守以下不计其数。还多次与皇室联姻，出过皇后3人，太子妃4人，王妃2人，附马21人。可谓人才辈出，宛如群星，人才济济，真是啥人才都有啊，（怎么有种皇宫被包围的感觉呢）故有“天下无二裴”，“天下裴氏出裴柏”的说法。

　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三裴”——裴松之、裴马因、裴子野，皆以治史享有盛誉。裴松之为陈寿《三国志》作注65卷、博采群书，史料翔实，流传千古，开注史之先河。宋文帝称赞他“裴世期为不朽矣！”他的儿子裴马因为司马迁《史记》作注，写成《史记集解》80卷，流传于世。他的孙子、裴马因之子裴子野撰写编年体《宋略》20卷，其叙事、评论都超出了沈约所著《宋史》水平。二著均影响非凡，永垂后世。祖孙三代啊！

     说来道去，其实我更喜欢闻喜煮饼。喜欢那甜甜的带着芝麻香味的闻喜煮饼。

   你把它掰成两半后，能够拉出二三寸长的闪亮亮的蜜丝，剖面显露外深内浅、色泽润亮的栗色层和红白分明的馅心，手感松软有弹性，压陷处可恢复原状，品尝时不皮不粘，甜味纯正，酥沙而不腻，带有芝麻芬芳，越嚼味越浓，佘香不尽，存放百日，色、香、味不变。写着写着都馋了，不写了。

（1）“裴氏历史上除了59位宰相外，还有59个大将军、14个中书侍郎、55个尚书、44个侍郎、11个常侍、11个御史、210个刺史、77个太守、5个状元，还有驸马、妃、嫔等，七品以上3800余人，”

用了列数字的说明方法。表达了裴氏历史千年的显赫和辉煌。

（2）“所幸的是，东眷裴氏第76代孙、当时的族长裴富仁冒着生命危险，把全部六卷 《裴氏世谱》用油纸包起，偷偷地藏于村中大槐树的树洞中，才使这一宝贵的文字资料幸免于难，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用了列数字的说明方法。表达了裴氏历史的渊远流长以及在族长裴富仁的努力下

《裴氏世谱》幸免于难，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