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江南有一个饮誉中外的郑氏大家族，她历经宋、元、明三朝，同居共食达三百六十余年，鼎盛时三千多人同吃一“锅”饭，她就是多次受朝廷旌表，明太祖朱元璋亲赐的“江南第一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以“孝义”名冠天下的家族却发生了先祖两起“弃孝从亡”客居他乡的事件，直到2002年3月和2010年3月，失踪了六七百年后，流失到韩国瑞山和福建宁德的郑氏后裔相继来到“江南第一家”认祖归宗续接延脉。

　　

为什么这个“一门尚义，九世同居”的家族会发生先祖两起逃亡外地客居他乡以致造成血脉中断骨肉离散的事件呢？他们与当时的朝廷和皇帝的命运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他们的最终结局是悲抑或是喜？今天我们将如何来看待当年所发生的“弃孝从亡”事件呢？

　　

“江南第一家”已经融入了爱民忠国，崇义重德，清廉自律，为贤是举，遵规守法，谦和民主，敬祖尊老等诸多文化元素，蓄积了厚重的历史遗存与丰富的文化底蕴。“义门郑氏”忠孝仁义传家，以“孝义”名冠天下，明太祖亲书“孝义家”又称“郑义门”。郑义门“九世同居”的基点就是一个“孝”字，先孝后有义，无孝谈何义。古语有云：“百善孝为先”，中国传统文化就提倡“以孝治天下”，称“孝为德之本”，并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之说。

　　郑氏义门有许多感人的行孝事迹相传，其中“孝感泉”就是他们孝感天地的历史见证，位于白麟溪南岸一口方井上的“孝感泉”是当年首创合族同居始祖郑绮的遗迹。据宋史孝友传记载，郑绮在当地是位有名的孝子，母亲患“风挛”，瘫痪在床30余年，他“抱持以就便溲30余载”未有半句烦言。一年大旱，溪水干涸，病母却想喝溪水，郑绮在溪边“挖数仞不得泉”，急得他号啕大哭了三天三夜，感动上苍，从地下突然涌出甘泉，人皆以为孝感所至，故名

“孝感泉”。后人在泉上立碑建亭，以资纪念。

　　然而郑氏义门的孝义家风更体现在“义”字上，这种“义”不仅仅表现为对亲情、对家族之“义”，而是体现了对民族、对国家之“义”，这就是“正义”之“义”。特别是当国家命运和民族矛盾到了危难的关键时刻，这种家族之“义”就升华为民族之“义”。所以郑氏义门之“义”更是表现了一种不离不弃、忠贞不渝和匡扶正义、大义凛然的气节和品质。

　“江南第一家”的两起认祖归宗事件正是集中体现了这样一个“义”字，自古义孝不能两全，而以孝为儒家文化核心的“江南第一家”在义孝不能两全的难题面前，毅然选择了“义”字。因为“江南第一家”两起认祖归宗事件始终与一个朝代的更迭和一位皇帝的命运紧密相连，而孝子之门出忠臣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第一起事件是在南宋末年，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南宋皇帝恭宗。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文武官员纷纷出逃或投降。南宋亡臣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成立小朝廷，逃亡至南海一带。元军对小皇帝穷追不舍。后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张世杰战船沉没，1279年3月19日随着崖山海战失败及陆秀夫背着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跳海身亡，宣告南宋彻底灭亡。

　　从特定的历史眼光来看，南宋虽然势弱偏安，但是南宋小朝廷毕竟传承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正统王朝，而元朝属于外族侵略者。据记载，当年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野蛮的侵略战争。在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主战派代表文天祥忠于南宋朝廷，受俘期间，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但他宁死不屈，从容赴义，堪称民族英雄。他的《过零丁洋》作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已成为千古绝唱，是中华民族精神象征。

　　作为外族侵略者的元朝统治者，虽为蒙古贵族，不通汉族文化。但它们在长期的征战中，认识到汉文化对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家乃固国之本，于是“江南第一家”的治家经验，以其家庭政治、家庭伦理建设和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一开始就受到元朝统治者的重视，并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郑氏家族到了第五世祖郑冲应时，正是宋元交替之际，社会动乱使统治者千方百计寻找治理国家的良方。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元朝丞相脱脱逼迫曾在南宋朝廷任刑部员外郎一职的义门郑氏第六世祖郑臣保归降元朝任官，遭郑臣保断然拒绝。他大义凛然地说：“古人云：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侍二君，我怎么能当你们元朝的官员呢？”宁可弃孝从义，忠于南宋朝廷，为避免他们再来纠缠报复，郑臣保当即携带家眷从杭州湾划小船远走他乡。在海上经过长时间的漂泊后，郑臣保来到了高丽瑞山的看月岛，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看月岛上，郑臣保夫妇过着清苦的生活。他们先后生了3个小孩，其中一个名叫郑仁卿的儿子后来当上了高丽国的丞相。据统计，由浦江迁徙去的郑氏后代在韩国世代繁衍生息，至今已有5万余人。直到2002年，韩国瑞山郑氏和浦江郑氏在河南荥阳参加一次寻根问祖的宗亲活动中，发现双方的郑氏族谱中竟然有一位太公同叫郑冲应，经史料查证才确定韩国瑞山郑氏与浦江“江南第一家”属同宗同系，双方在郑氏宗祠隆重签订了《归源金禧书》。正因为当初郑臣保的忠臣之“义”，于是就有了760多年后韩国郑氏来浦江郑宅认祖归宗的事件发生。

第二起事件是在洪武帝朱元璋驾崩后，大明建文帝朱允炆登基仅四年，其叔父北方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燕王兵力强大，建文帝御敌屡败，朝廷文武百官多见风使舵，开城门纷纷投降燕王。当时南京朝廷武将紧缺，建文皇帝赐封文官郑义门八世祖郑洽为留守卫都尉指挥史。郑洽、廖平等率领南京军民抵抗篡权夺位叛逆朱棣多次进攻，但因寡不敌众而失守。1402年6月13日，经过四年的靖难之役，燕王朱棣终于攻破南京，建文帝只好下令纵火焚宫。

　　建文帝当政期间，一改朱元璋严酷的统治风格，采取宽柔的统治方式，予民以休整，深得民心。建文帝是一个爱民如子，以仁德治天下的明君。时人谈论，均言“四载宽政解严霜”。建文朝四年的新政成功，获得了民众和臣子的支持。

　　对于太祖朱元璋的生性“雄猜好杀”，建文帝对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继位伊始，就着手改革，改变了太祖朱元璋的一些弊政，史称“建文新政”。建文帝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提高文官的地位，将权力适当下放，不再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所以得到了朝臣的支持。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乃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还立即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之官职。建文帝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也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如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都是洪武年间金榜题名的状元。翰林侍讲方孝孺是建文帝身边的主要谋士，幼时就以聪敏机警著称，后师从当代名儒宋濂，诗文为时人所推崇。而以郑洽为代表的江南第一家众多学子也自然受到了建文帝的重用。正是因为建文帝所依赖的大臣多为这样的文人，所以人们又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因此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帝忠心耿耿，这也是后来大批文臣甘愿为建文帝殉难的原因。

　　朱棣在登基的过程中受到了众多建文朝臣子的殊死抵抗。历史上有名的“士中硬汉”大学士方孝儒宁死不愿为篡位得逞的永乐帝朱棣写诏书的典故就发生在那个年代。方孝儒是郑义门的良师益友，他誓死不愿写永乐帝登基的诏书，朱棣就割了他的舌头，血喷如注。他用自己喷出的血写了一个篡位的“篡”字。朱棣一怒之下，就灭了他的十族，包括师生、好友这一族共873人，这是历史上一起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株连冤杀事件。还有众多建文朝臣子同样都因为不愿臣服于朱棣而被残忍地杀害。所以在建文帝被夺位以后，仍有众多忠义之士至死不愈，为建文帝殉死。

　　郑洽就是众多忠义之士中的杰出代表之一。有史实记载，“靖难之变”时跟随建文帝的共有22人，其中有一个翰林待诏叫郑洽的就是浦江郑义门人。当时情况非常危急，众臣提议：“忠臣出于孝义之家，浦江郑氏义门孝义家可居。”郑洽就对皇帝说：“臣蒙高皇隆恩无以为报，今正其时也。”建文帝说好，大家就约定左右紧随3个人，以师徒相称，其余的都化装改名逃出京城，乘船一路南下，往浦江而来，曾隐匿于郑宅一口相通的枯井内幸免于难。

　　为什么在危难之际众臣会提议“浦江郑氏义门孝义家可居”？而郑洽又为何对建文帝如此感恩戴德呢？原来“江南第一家”后裔与大明皇家正统嫡系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早在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郑氏义门的孝义就闻名天下。为了表彰义门代代相传的孝义家风，朱元璋亲赐“江南第一家”予以旌表，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朱元璋万万没想到，自己百年后，后代竟会在他亲赐的“江南第一家”里躲过一劫。

　　据史料记载，浦江郑氏家族是一个有着300来年历史的江南望族。郑氏曾15世同居共食，故有“郑义门”之称。明洪武初年，郑氏家族的家长郑濂在大明帝国的京师南京供职。不久，灾难降临了。“胡惟庸谋反案”牵涉到郑濂，此罪在好杀成性的朱元璋面前，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郑氏兄弟与众不同，当官差上门捕人时，郑濂6兄弟争先恐后承当“罪名”。消息传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感慨“像郑氏这样的家族里怎会出乱臣贼子”于是下令，宽宥了郑氏兄弟，并将这次“争罪”中最舍身忘义的郑氏小弟郑湜请来担任左参议。据说，洪武十八年朱元璋为了表彰郑氏家族的“忠孝仁义”，还特地赠予“江南第一家”之匾，该匾后来就一直被挂在郑氏宗祠里。

　　对于郑氏家族的忠义，朱元璋在培养自己皇储的时候，他就从“郑义门”中挑选东宫属官。这期间，郑濂的弟弟郑济、郑沂纷纷被提拨重用。既然郑济出任过朱允炆的东宫属官，那么由此可以说建文帝朱允炆跟浙江浦江的郑氏家族之间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其实，本来已是明皇朝接班人的太子朱标也与郑家有一定的关系。原因是朱标的老师宋濂早先居住在金华潜溪，因仰慕郑氏家族“九世同居”的“孝义家风”而迁徙到距“郑氏宗祠”约一公里的青萝山麓，直到1360年被朱元璋请到南京出仕为止。正因如此，朱标儿子朱允炆上台后没多久，就表现出对郑氏的亲近，他曾大力旌表郑氏家族，当时的郑氏家长郑渶还专门到南京去朝谢建文帝。建文帝亲笔御书“孝义家”并赐予郑氏，后被郑氏家族收藏。

　　建文帝是明朝的第二个皇帝，“靖难之变”后，他被迫退位出逃。他的下落600多年来一直是个谜，至今仍是历史上十大谜案之一。而江南第一家的不少史迹表明，建文帝就是在这里避难的。

　　郑义门的家长就把建文帝藏在万松岭和古树蔽天的东明山西麓这个地方。江南第一家至今留有反映建文帝在这里避难史实的古迹，分别有：帮助建文帝羁难脱身的枯井“建文井”，以及供建文帝藏身的小阁楼“老佛社”等。郑氏子孙们结婚用的礼堂昌三公祠的18块门板上，中间花板雕刻的就是建文帝从继承皇位到退位出逃江南第一家的完整故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独具一格一步一颠的郑氏龙灯，相传建文帝避难来郑宅街上观灯解闷，被迎龙灯的村民认出，马上半跪行礼，龙头也随人下颠，行路时不断行磕头礼。此后，这种其意在向建文帝行礼的跷脚灯头即行礼灯头，至今尚在延续。

　　在义孝不能两全的难题面前，郑洽忠君而不顾家族安危，随帝出奔，毅然选择了“义”字，继续护卫建文帝逃亡到南方，浪迹天涯，后其母亲妻儿都四处讨饭逃难，连爱子郑安治也在战场阵亡。郑洽终身追随建文帝，矢志不移，最终在福建宁德郑岐村隐姓埋名，直到现在被大量史料证实发现这段隐情。

　　郑洽冒着杀头灭族的危险，收容一位被逼下野的皇帝，“江南第一家”整个郑氏家族需要多大的勇气与赤诚，而这正是“舍身取义”这一中华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忠臣郑洽表现如此可歌可泣的铁胆忠义之举，才引出了一段600多年后的今天，福建宁德郑岐村郑洽后裔前来浦江“江南第一家”认祖归宗重续延脉的一段传奇佳话。

　　以往“江南第一家”祭祖时都是鸣钟二十五下半，为何还要鸣钟半下？原来郑洽忠君而不顾家族安危，隐姓埋名，随帝出奔，郑氏家庭以恐干系，在家谱中暂时削去郑洽之名。后裔在祭祖时本应先鸣钟二十六下，然因讳郑洽之名，只得鸣二十五下，但子孙不甘隐其名，在二十五之后，复鸣半下，以示郑洽随帝出奔之意，这一习俗至今已越六百多个春秋。

　　2010年3月22日，“江南第一家”在隆重的认祖归宗仪式上第一次敲响了二十六下完整的钟声，郑义门第八世祖26位兄弟子孙第一次齐聚，“失踪”六百多年的郑义门第八世孙——建文帝从亡大臣郑洽终于归宗了，郑氏义门裔孙在宗祠内欢聚一堂，以告慰郑洽忠魂。

　　虽说“江南第一家”两起认祖归宗事件的当初都是在义孝不能以两全的难题下，郑氏祖先只能暂时忍痛割爱弃孝从义、移孝致忠造成血脉中断这样一种带有一定时代悲剧色彩的结局。然而，时隔六七百年后，韩国与福建的两支郑氏后裔队伍相继认祖归宗，重续宗脉，不正是说明“江南第一家”在经历弃孝从义百年磨难后，最终还是实现了孝义相传、义孝两全皆大欢喜这样一种富有喜剧色彩结局的目标，圆满解答了一道千古以来令人费解的难题，从而演绎了一场义薄云天和孝感天地的传奇历史剧。

　　“江南第一家”的认祖归宗事件诠释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的大“义”字。今天我们将赋予“义”字为新的内涵，“义”就是要我们具有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面对责任不言代价回报的奉献精神，在民族危难之际表现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崇高精神境界。“多难兴邦，玉汝于成”。面对外敌入侵的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是如此，面对自然灾难的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也是如此。近年来在中华民族遭受百年不遇、南北为患的滔滔洪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肆虐，天崩地裂的汶川、玉树大地震等大灾大难的危难之际，全国军民义无反顾，充分表现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民族精神，谱写了一曲奉献大“义”之歌。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记得小时候每年清明节跟大人去上坟，第一个去的就是老陵祖坟，我记得老陵柏树成林，坟头错落。最好玩的是在一个坟头立有巨碑，坟前有石马石羊，小孩们都要骑上去玩。老人们说，这是武略将军的坟。他是明朝跟随朱元璋征战的将军。再大一点才听说，我和门有一本家谱，记载了武略将军的战功。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才在七大家目睹了《和氏家谱》的真容。它是由黄宣纸锥订而成，先祖那刚劲俊秀的小楷令我折服，匆匆一翻，给我以震撼，“偿思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与邑之有志也。国无史则一代无文献，邑无志则一方无故实，家无谱则一族无支派，是家之不可无谱也。”（《和氏家谱》序一语），真是大手笔，开宗明义，把家谱比作国史、邑志，直陈家谱的重要性。

后来我又看过两次，对和门世次有了基本的了解，就在那时，七大告诉我，他有续谱的打算。七大，名叫生兰，在我的父辈中排行七，他幼年上私塾，毕业于同官县立中学。曾在陈炉二高任教，后调县文教局教研室工作，1961年困难时期，他响应政府号召辞职回家务农，在我父辈中，他是读书最多的人。因此《和氏家谱》从我祖父传到七大手中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对我和门的最大贡献就是珍藏并保护了我《和氏家谱》孤本。

我《和氏家谱》成书于清道光十二年，光绪十六年由先祖自谦续之，时他已74岁。自谦，学名时雍，据《同官县志》载，他“事父母以孝，处兄弟以友，时家庭食指七十余，恒产入不敷出…… 时雍舌耕自给，盈余悉储蓄生息，以备不时之需…… 光绪丁丑之荒，负债者率多逃亡，乃举劵悉焚之，存亡者概不取偿…… 著有《野处杂俎》四卷。八十余犹作楷书数百，卒年九十一，因自号九十翁云。”《和氏家谱》就是他一手书写，至今已110多年。他在续谱的序言中说：“从来载笔之法，因贵有创之其前，尤贵有继之于其后，夫不有创者，则前事莫传，不有继之者，则后事莫著。”可见，续家谱同样的重要。如果七大健在，续谱的事可能就容易的多，不幸就在他着手收集资料时，突然患病，于1994年三月去世，在他去世前，我去探望时，他将续谱之事托付于我，真是诚惶诚恐。因余才疏学浅，自感责任重大，只有同堂侄都蛮共商续谱之事。

我当时还在单位上班，只有周日回去走访当时的老人并收集有关资料，南凹好说，人员我熟悉，可入户采访。但上屽村的事就复杂了，一是我人不熟，二是我对过去和现在的事情了解不多。这多亏生华大的支持和参与。生华大在我父辈中排行十二，他的父亲是我祖父最小的弟弟，分家后他搬回上屽村老宅居住，他曾在上屽村当过多年队长，对续家谱十分热心。在110多年的空间里，八世，九世的续接成了大问题，在这方面他老人家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举一个例子，在《和氏家谱》中有长门、二门，现在和门大部分为二门后裔，但谁是长门传人呢，生华大多方走访也不得知。后我仔细研读了家谱，发现二门的祖坟在老陵三十五亩地，而长门的祖坟在叫斜里的地方，我把这一发现告诉生华大后，他又在村中走访，问谁家在斜里上过坟。先是打听到生泰叔安排儿子去过，他又问生泰叔，生泰叔说，前几年，长阳不在家，他吩咐我替他去斜里上坟烧纸。这才确定了生真（长阳）是长门后人。生真，是我的父辈，他幼年丧父，随母亲外嫁，待生真长大成家后才迁回上屽村。他的母亲是我的祖母辈，幼时因不缠脚，我们都称她“大花鞋婆”，为人豪爽，好戏言说笑。长门上次续谱时尚有四户，可惜经光绪三年年馑留下仅此一户，悲哉！

另一个支持续谱并做了大量工作的是东成兄，他是上屽村的老户，也是我们和门一位读书人，年轻时教过书，后调铜川市委党校任总务科长，最后按副县级退休。在我辈中他可能算是为数不多当官的。他为续家谱不辞劳苦，工作之余将自己一门几十户、百十口人的情况调查清楚，提供给我。

就这样，在我和门宗亲的配合下，经两年余，终成初稿，我同时列了一至十二世族系表，亲赴西安，送都蛮侄，请他文字把关并梳理承传格式，他又增加了“一至八世家谱辑录”“《同官县志》和氏编目”两个附录，并打印制作成书。

这次续谱只是在原家谱的基础上续之，在上屽村还有和门一族及罗寨和门都没有列入，我期盼有一天能看到完全的《和氏族谱》。

家谱是人类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亲缘的投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纪录家族的来源，迁徙，还包括家族的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在当今社会，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生活方式的转变，家族意识也似乎正在淡出人们的思想，然而，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对于认同感和归属感的追求更加强烈。对于每个人通过家谱重拾来自血缘共识亲情的共识和认同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家谱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生命力必将更加长久。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幸的是生华大已作古两年多，当时东山弟打电话告我，我因老伴被车撞，卧病在床，实在离不开，没赶回去送老人一程，实是惭愧。这篇文章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纪念吧。

  喻家稻场喻氏宗谱德宗支六修宗谱序

 国史，县志，家谱，是一个名族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家谱，它详尽记载了家族的起源、迁徙、繁荣和发展的家族历史演变过程，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古人曰：“谱牒身之本也。”意思是说谱能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里来？有了谱书你就能够追根溯源。没有家谱，寻根问祖，无非是缘木求鱼；追根溯源，简直是无本之木。今国家昌盛，日渐强大，国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也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家谱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没有优良的家风，就没有优良的国风，就没有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      

古语云：三世不修谱为不孝。家法坏，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坏，人家不知来处。故谱不可不修。

我族距离上次修谱，有七十余年，续修宗谱已迫在眉睫，但族人大多因时间，精力，经济等方面限制，心有余而力不足。今有幸得知我族家锋（字四海）叔利用退休时间，不辞辛劳，独自一人，跨越多省，走村串户，多方联络，上与中华喻氏重庆总部取得联系，对接上猛公支系图，让我始祖德宗公以上四十多代得以明确；下走访河南安徽等地找到众多因古代交通不便，通讯不畅而在前几次修谱时未编修进家谱的德宗祖后裔，让我支喻姓族人更加庞大，实现上次1947年修谱时我族多位有识之士想达而未能达成之心愿。凭此所见，家锋叔功德无量。我受家锋叔之邀，为我族本次六修宗谱稻场湾作序，其实这次修谱我未尽半份职责，何德何能为我湾作序？惭愧之余，积极研究家谱，并与家锋叔和六房湾堰兵叔以及我湾老人先辈，请教我湾喻家稻场族人的迁徙和来龙去脉，并找到从喻家稻场迁居出去的先祖后裔宗亲，研究他们与我湾的渊源，得出些个人见解，分享予族人。因本人水平有限，在撰写过程当中如有错误及疏忽，望族人海涵。此序也望能给后世提供参考，还原我族祖先传世过程及迁徙脉络。

我族喻氏乃西汉苍梧太守喻猛（字骄孙）之后，传至我支系始祖德宗公已传四十六世，具体世系图可参阅中华喻氏总谱，这里简略介绍直系图：喻猛--四子喻锦--次子发麟--次子季用--次子喻霖--次子喻佑--次子绍天秩--长子喻合--师州--长子尧咨--奕世--喻庆--喻载--次子兆民--喻绪--子耕--大伦--次子宗义--世信--三子显才--四子喻琮--长子喻哲--长子仁易--思文--中和--闳昌--长子喻骥--长子子颜--长子重华--迪冲--喻潜--居安--绍云--喻彻--喻顺--喻凫--正邦--慧观--二子希武--骄孙--次子滕暹--国兴--正朗--遗槐--徳宗      德宗是遗槐长子，据江南老谱记载，遗槐有三子，长子德宗，次子易言，三子易讳，德宗祖迁居湖北黄陂东土寨湾，也就是我们支系始祖，易言祖迁居湖北黄陂东北喻家冲，为喻家冲始祖，易讳生二子分别迁河南和武昌，后人无有记载，现在经近六百余年时光流逝，已无从考证了。在此重点探讨一下猛公四十一世娇生公至四十六世我支始祖德宗公之间的迁徙过程。

骄生公（也有记载骄孙，因与猛公字混淆，在此作骄生），北宋进士，住江西吉水县，隐居不仕，根据江南老谱和大悟老谱记载，骄生公迁居西陵，中华喻氏总部族史研究委员会由此得出结论，骄生公定居宜昌，其可能误把西陵当作宜昌。据我考，《汉书·地理志》记载，西陵县是汉高祖始置江夏郡的十四县之一。《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三》曰：“黄陂县，本汉西陵县地”。县治在今武汉市黄陂区西南。从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的两汉地图来看，古西陵县县域涉及今湖北省武汉市的黄陂区、新洲区、孝感市安陆市。孝南区、孝昌县、云梦县及黄冈市的黄州区、团风县、麻城市、红安县等。又据《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三》和《宋书·州郡志》记载，两汉时，今黄陂区境的东南和北部属西陵县，西南部属安陆县；而宜昌西陵，三国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孙权改夷陵为西陵，属宜都郡。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西陵为夷陵县，也就是说在晋代太康元年以后，宜昌西陵就已经改为夷陵，故在骄生公所在的北宋年间，西陵城指的就是黄陂大悟一带，所以江南老谱记载的骄生公迁居西陵应与宜昌无关。另据逻辑分析，黄州黄陂一带均为丘陵，其西称西陵，古称黄陂县为西陵城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且黄陂一带比宜昌西陵峡居住条件要好得多，那里交通只能靠水路，当时百业待兴，而不是因战争灾荒往偏僻的地方逃难。所以迁居黄陂黄州这边的可能性更大更合逻辑。

我支喻氏宗谱老谱开篇记载“祖德宗公洪武初年自江西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墩筷子巷迁居楚北黄陂之东乡高邑里土门会祝家坳，今名土寨湾”，依前考，骄生公北宋年间迁居西陵（黄陂、大悟一带），其六世孙德宗又从江西瓦屑墩筷子巷迁居黄陂，不合逻辑。我分析，骄生公生活在北宋年间，迁居到西陵（黄陂。大悟一带），开枝散叶，宋末又遇战乱，蒙古大军扫荡北方，一举南下，骄生公子孙一部分又从西陵（黄陂、大悟一带）逃难返回到江西的可能性极大，这也与瓦屑墩是难民集中营的史料相吻合。

骄生次子滕暹，滕暹次子国兴，国兴次子正朗，正朗长子遗桂，遗桂子德茂，江南老谱记载，德茂定居西陵，德茂有六子，九孙，其孙分别迁往汉川，安陆，云梦，黄陂姚集，孝邑，广阳，大悟等，均在当地开枝散叶，正朗次子就是之前提到的遗槐，遗槐长子为我支始祖德宗。

德宗这一支，迁居土寨湾之后开枝散叶，发扬光大，因子孙繁盛，土寨塆的土地有限，后世逐渐搬迁，形成土寨湾，喻家稻场，六房湾，庙家田，丁王湾五个相邻村组成的庞大村落群。我湾喻家稻场位于北纬30°57´2304″，东经114°29´2688″，属武汉市黄陂区万寿寺村管辖，于土寨湾东北方向15公里处。村落整体南北长，东西窄，解放前房屋大多呈坐西朝东之势，东面有门前大塘。听老人云，塘水从未干过，清澈见底，一方塘水养育族湾十几代人。解放后，房屋渐呈坐北朝南之势。喻家稻场人杰地灵，地缘广阔，正北背靠王驾山，西北背靠柴山，南面地势平坦，王驾山与柴山二山蜿蜒而下，气势聚集于我湾正中，风水极佳。黄陂风水巨著《西陵龙章》记载：“万寿寺边一条龙，兔走鸟飞不见踪，前有文星并武库，后有权星列寺从，小山连迭台侯品，太阳高采状元峰。”如此风水宝地的确是我族先人的一处福地，从明朝七世祖迁居稻场湾至今400余年，稻场湾开枝散叶最为显著，人丁繁衍，兴旺发达。湾最鼎盛时期人口有200余户，湾人文才武略，勤俭持家，上有参军为国，浴血沙场，下有寒耕热耘，春种秋收，喻家稻场四字，方圆百里，远近闻名。听老人云，乱世时期，土匪强盗，听到我湾威名，都不敢来犯。据我统计，我始祖虽在土寨湾，但我稻场湾繁衍出的人口以及由我稻场湾迁居出去后续繁衍到全国各地的人口，占我德宗支总比例一半有余，由此可见，我湾的确是风水宝地，促进我支族人发旺，生生不息。遗憾的是，1974年，国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从黄陂北木兰湖水库引水，修渠道往东南灌溉，正好途经我湾，在我湾正北方由西向东修了一条渠道，切断了王驾山与柴山连接我湾的龙脉，气场破坏，至后世稻场湾日渐衰落，族人纷纷搬迁，现人口不足百户，很难恢复往日繁华。

我支字派演变及发展：老字派"朝添思伯，守一国臣，自文之式，会典必元"，始祖德宗为第一世，“朝”字辈为第二世，“添”字辈为第三世，“添”与“思”之间还有一代，祖先未按字派起名，为第四世，“思”为第五世，“伯”为第六世，“伯”与“守”之间还有一代，祖先未按字派起名，为第七世，“守”为第八世，后面均按字派起名，此字派至十二世“式”字辈止，于康熙二十三年续，从十三世改成“光明正大，洪定保家，崇礼重义，富贵荣华” 又于民国三十七年即公元一九四八年续新派"宝行庭训，培植心田，克昌其后，恢耀先贤”至四十四世，再于一九九三年，由十八世定琼（端甫）公续新派：“忠诚敦让，积善永康，怀才万载，治国安邦，世道精良，启迪芳香，千祥景庆，发达远扬”到七十六世止。

喻家稻场族人构成分为三大房，俗称北分，中分，南分，自德宗公起，截至公元2019年5月止，喻家稻场已传至二十四世“义”字辈。关于喻家稻场的来历，湾下老人口口相传：我湾北边有一稻场，占地巨大，土寨湾的先祖农忙时会到这个稻场打谷，晚上必须有人值守，久而久之，便渐渐在稻场附近建起了房屋，这样土寨湾一部分先祖纷纷搬迁至此，开枝散叶，形成村落。另据1947年谱《喻家稻场里居记》记载，此地原有王孔二姓，王姓占多数，称王家稻场，我十世祖自恂公及十四世祖开道公迁居于此后，子孙繁衍，蒸蒸日上，王孔二姓逐渐没落，喻家稻场之名便慢慢传开。十世祖自恂公，有二子之瑞和之琬，之琬未传，之瑞有二子学伦和学典，学伦为中分先祖，学典为南分先祖，即自恂公是中分和南分的共同先祖，十四世开道公为北分先祖，综上所述，喻家稻场形成过程以及是哪位先祖搬迁至此似乎都很明确，且合乎逻辑，但据我考，其实不然，此过程及年代还有待商榷。

我族谱有很多支谱，搬迁年代及搬迁始祖都记载详细，例如，官家河始祖，谱记载：十二世祖学智公，康熙四十年从喻家稻场迁居长岭岗下官家河；再如喻油坊始祖，谱记载：十六世太有公，雍正十年由湖北黄陂县土门会喻家稻场迁籍河南罗邑周堂畈喻家油坊。唯独我喻家稻场始祖没有明确年代及始祖名字记载，在此盲目推断自恂公和开道公是不严谨的。另外，学智公和太有公不属于自恂公的后代，更不属于同一支，由此得出自恂开道二公只是住于喻家稻场，并非第一批迁居于此。既然如此，最早从土寨湾搬迁到喻家稻场的是谁呢？只能从我们自己的族谱中寻找蛛丝马迹了。先说年代，十六世太有公雍正十年，十二世学智公康熙四十年都还在喻家稻场，说明喻家稻场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另据家锋（字四海）叔走访河南光山马畈喻冲得知，他们支谱自认我德宗十世自举公为他们先祖，且从喻家稻场搬迁过去的年代也研究确定为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这一下把喻家稻场历史又往前推了四十年，此年代为先祖从喻家稻场搬迁出去的最早年代，这个时期我湾之人员构成也初步明朗：十二世学智和十六世太有为十世自能公后代，自能与自举为亲兄弟，自举在这一年迁去光山马畈，自能的后代也搬去官家河和喻油坊，北分先祖十四世开道公和迁去光山罗管店的十二世学舜公为十世自竒公后代，自竒和中南分先祖自恂为亲兄弟，这样，自能，自举，自竒，自恂以及他们的堂叔伯宗亲为组成稻场湾的主要先祖。经过分析，大致可以确定自能自举的曾祖七世祖柬公和自竒自恂的曾祖七世祖朿公为最先搬迁到今喻家稻场所在区域的祖先，根据自举公搬迁至河南的年代（公元1660年）往前推3代（75年），大致可确定为明万历十三年前后（公元1584年），这也与始祖德宗洪武初年（公元1368年）迁土寨湾传七世（175年）正好是1543年前后相吻合（相差41年因古人搬迁时一般为青壮年）。至此，我湾喻家稻场先祖及年代均能大致明确，即七世祖柬公和朿公，年代为明朝万历年间。

喻家稻场至今400余年，先祖们在生产落后，条件恶虐的情况下，世代相传，繁衍生息，可谓历经艰辛。从七世到二十四世，虽无达官显贵，但也不乏众多有识之士，栋梁之才，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更不能不知我们的清晰来历。今恰逢太平盛世，国运昌隆，族人衣食无忧，交通便捷，网络信息发达，自我祖德宗开始六百余年，从未有如此天赐良机，让我们这次第六次修谱拥有前五次都未曾有过的得天独厚之优势；可惜本族宗亲全国分散，字派繁多，有的分支谱牒遗失，甚至迁居出去后未修族谱，始祖姓名生卒均无可考，墓碑无字，后人反复搬迁，曾经的村子喻姓族人全无，只留下喻姓之湾名，找其后人如大海捞针，故此次清谱过程艰苦繁琐，劳心劳力，在此要特别感谢本次修谱发起者家锋（字四海），他凭一己之力，东奔西走，校对核查，捐资筹款，印谱刊发，此次贡献与功德，后世不能忘记。

本序仅对喻家稻场的历史及先祖迁徙脉络作出探讨，也为后人续修宗谱留下承上启下的宝贵线索，因本人才薄智浅，力所不及，撰写过程中有疏漏之处，望族人海涵。并对本次修谱的所有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附上400余年从喻家稻场迁出的分支，年代为大概估算，如有遗漏望族人海涵。 七世祖柬公和朿公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从土寨湾迁到喻家稻场十世自举公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从喻家稻场迁光山牢山堡，马雷桥易凉亭，后人迁至马畈喻冲十二世学智公康熙四十年（公元1702年）从喻家稻场迁居长岭岗下官家河十二世学舜公康熙六十年（公元1722年）从稻场湾迁居至光山罗官店，后发展至火焼畈、铜钱洼（其后代十五世天凤公由罗官店喻新街迁回湖北何家湾；天绪公迁往江苏广徳。天隆公迁往梅家湾；天顺公由喻新街迁往火烧畈，十六世文敏公迁铜钱洼，十六世朝阳公由罗管店铜钱洼迁往信阳柳林庄，十七世永慎公由罗官店迂周家湾，十八世定体公、定琮公由罗官店迂黄家寨；定保公、定扬公迁往江苏广德；定亮公由罗管店迁往彭家湾，等等）十六世太有公雍正十年（公元1733年）从喻家稻场迁居罗山周党畈喻家油坊十六世太洪公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从喻家稻场迁甘家集十六世太选公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从喻家稻场迁孝感汪杨店（今孝感杨店）十四世明隆明茂明发三公乾隆三十年（公元1766年）从喻家稻场迁汉镇（今汉口）以后是否转迁迄今杳无音信十五世世清公乾隆五十年（公元1786年）从喻家稻场迁罗山县西乡九里店（今高店喻湾）十六世文周公嘉庆十年（公元1806年）从喻家稻场迁信阳彭家湾喻湾十六世太兴公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从喻家稻场迁光山罗陈百步村十四世开仕公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从喻家稻场迁陕西山阳县竹林关（今丹凤县竹林关镇）十六世文秀公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从喻家稻场迁光山罗官店复迁易店喻老湾十五世世亨世文二公道光二十年（公元1841年）从喻家稻场迁塔尔岗十五世世爵公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3年）从喻家稻场迁白菜园（今光山白雀园镇）十六世太斌公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从喻家稻场迁罗山潘兴店。              

                                                                                                  德宗二十一世孙崇聪（字聪）二零一九年八月于武汉

祠堂文化非常有必要传承和发展。

祠堂文化也包括家谱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祠是为纪念祖先，以及伟人、名人而修建的供舍，相当于纪念堂，与庙有类似的地方。人们习惯性地把同族子孙祭祀祖先的地方叫祠堂。

最早的祠堂记录，在汉代，据《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及时祭礼不绝。”到东汉末，兴建祠堂，成为抬高家族门第名望的象征，且蔚然成风。

宗祠，即祠堂、宗庙、祖庙、祖祠，是供奉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是儒家传统文化的象征。

祠堂分很多种，起先，庙祠区别不大，后来细分，有求福祈寿的，叫报赛，聚诸神一起，供大家参拜，叫神祠，给未死之人立祠，叫生祠，还有宗族祠堂，家族祠堂等等。

建祠有很多讲究，管理祠堂有规则，也有相应的一些制度，祠堂会开展很多活动，建祠堂和管理祠堂都有很多的禁忌，不全部列举。

祠堂在广东，广西，福建，湖南，安徽，江西，浙江，四川等南部地区分布居多，最出名的有江南第一祠诚敬堂，漳州的江氏济阳堂，潮阳的吴氏著存堂，龙川的胡氏宗祠，客家祠堂，广州刘氏家庙，闽侯刘氏宗祠等等，山区的乡村，也有自己的小祠堂。

家谱文化是以家族为主的人文资料等方面的内容，对研究历史，民俗，人口，社会和经济，有独特价值。

家谱也称族谱，宗谱，以表谱的形式存在，主要记录一个家族的繁衍传代，本族成长起来的重要人物，和他们的事迹，供后人学习，敬仰，有较好的教育意义，也是一种文献。

由于动荡，战乱，朝代更替等原因，很多人丁兴旺的大家族，那些记录详实完整的家谱，资料，几乎丧失殆尽，能够流传和保存下来的，都已成为宝贵的文献。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继承传统文化，是我们永不动摇的决心，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是我们永不停步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