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届谱序对宗谱要义的论述十分精辟，现代学者认为正史、方志、宗谱三者组成了中国的历史大厦，而数量之多，影响之广首推宗谱，宗谱是中华文化和中国典籍的组成部分，它不但为正史和方志提供可靠资料，还为人口学、遗传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

宗谱是本着同根相系，长幼有序的原则，祥明记载了本族渊源和祖辈勤劳节俭、艰苦创业的绵长历程，表彰孝敬长上，睦邻和亲，道德高尚的族人和清正廉洁，忠于职守，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优秀宗亲，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激励族人积极向上，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它不同于只记载帝王将相或少数代表人物的历史书籍，也不同于各种人物词典只记载与专业有关的人物简介。马克思主义者和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劳动人民和普通百姓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都为历史的前进贡献了毕生精力。为他们竖碑立传是理所当然，用文字记录他们平凡的一生正是体现了普通百姓做人的尊严和价值。

我国早在周代就设立“小吏”，掌诸侯志乘，是宗谱之始。秦汉时期中央设“宗正”,位列九卿，其职责主要是“掌亲属”，编修和保存帝室及诸侯王族的谱牒。东汉时一些名门望族编修民间家谱，如《杨雄家谱》、《邓氏家谱》和颍川太守卿氏《万家谱》先后问世。东晋贾弼撰《十八州一百十六郡氏簿状》，萧梁王僧儒撰《十八州谱》、《百家姓》、《东南谱集抄》史称贾氏谱学和王氏谱学，成为两个典型的谱学世家。民间修谱从此盛行，家必有谱，官必有籍，婚礼选择都依据谱籍。到了唐代开科取士，门阀观念减弱，谱牒为用也渐次减弱，但一些著名文人和历史学家如刘知等许多人物仍然纷纷参与编撰谱牒和谱学著作。到了宋代欧阳修和苏洵又各创谱式，在理论上更加完善，使民间修谱规范化，形成欧苏两大派，到了明代，欧苏二体逐渐合流，演变成欧苏合体的规范化模式。司马光、郑樵、王安石、文天祥等著名史学家、政治家也都参与谱牒和谱学的编著，明清以来修谱之风更盛，遍及全国。民国时期各族各姓普遍续修一至二次，我崇让堂抗战前夕续修一次，至德堂抗日前后各续修一次，有的姓氏修全国大统谱，1947年吴氏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发起编修吴氏全国大统谱，因战事暂辍。解放初始完成付印。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少人都潜意识的认为宗谱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为避嫌，多将宗谱当废纸处理掉了，看到宗祠被改作他用或被拆毁，续修宗谱一事更是无人提及，但是也没有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过批判宗谱的文章，也没有听说过政府在大小会上批判过宗谱的事，即使是在那极“左”的年代和政治运动中，人们也只是将宗谱收收藏藏，从没有听说过因宗谱而获罪名的。相反某些人和事在宗谱上得到印证者常常批露于报端，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路过家乡时，还按古代谱式亲笔书写了本房亲属的家谱谱稿，北京图书馆清理出2250种宗谱供人阅读，上海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派人到全国各地抢救宗谱，广乏收购，收藏了一万二千多种近十万册家谱，包函3328个姓氏，其中吴氏宗谱就收集到436种，前几年还编纂了《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供人们查阅。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精神振奋，意气风发，面貌为之一新，如我族岳西一支成员，是清嘉庆年间，正极公去世后夫人背着丈夫遗骨，带着四个儿女逃荒到岳西高山垦荒，相传九代已繁衍到110多人，改革开放解决温饱之后，子弟都进了学校，现在涌现出六名在校大学生，一名女研究生。这样的好时代，值得大书特书，如实记载，因此全国各地民间修谱已很普遍，三环出版社出版了《中华姓氏通书》、陈、罗、赵、吴、陆、李、刘、王、黄等姓的通书已在全国各大书店出售，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韦氏通书》《廖氏通书》《覃氏通书》最近也正在编写《吴氏通书》。山西社科院出版了《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编印了《中国宗谱目录》，《光明日报》、《文汇报》不断发表宗谱的有关信息和谱学文章，中央电视台和不少省市电视台，都连续播映了《百家姓》和表扬了“松花江畔修谱人”——尹律山的感人事迹。1994年已故胡耀邦总书记的故乡编印的《胡氏家谱》就得到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指导和支持，1999年元月上海举行了“全国谱牒开发利用学术讨论会”，1983年台湾举行了“亚洲族谱学术讨论会”，美国每年出版上万种各式家谱。江西、浙江、广西等各个省、市、县的许多姓氏大都续修了宗谱，安徽省各县市也都印刷了几百种家谱，安庆新编的《高氏家谱》、《马氏家谱》、《李氏家谱》、《刘氏家谱》、《戴氏家谱》、《斯氏家谱》等等几十个姓氏的家谱，谱式各异，五彩纷呈，印刷也很精美。今年四月无锡吴氏再次发起编修《中华吴氏大统宗谱》，我崇让堂趁此归宗，将本届宗谱呈送泰伯始祖庙。

纵观我国谱牒，无不反映出各个时代的层面，本届续修家谱，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的采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有序的记载我族成员。以期达到敬祖、存史、育人的目的，续修不是单纯的延续补充，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加以编辑，收入对象是：1937年健在和本年以后出生的男女成员凡自愿入谱者，均详明载入，女儿和儿子一样列为传主，传文栏内记载配偶和有血缘关系的人，女儿可记到第三代，其后代愿随吴姓，则按传主另书传文，以体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传文记载生、卒、葬、时间、地点和对社会某一方面作出的贡献。除载明职业外均是务农，生不立传已是约定俗成，为了表彰宗亲对社会做出的突出贡献，鼓励族人求学升造，积极向上，设《鸿爪篇》，将有一定社会地位，学位，和职称的个人简历一一编入，虽不同于老谱模式，意义却十分重大。对于老谱原有内容一般不做更动，依照老谱的凡例给予编印，为便于阅读，将《源流序》译成白话文附后，其他古文字的七篇序言和记加以标点和注释，《书讳书字辨》也加标点印于卷首，老谱的传记也由福歆加以标点和注释。为了便于查阅，不少卷的采编人编制了世系简表，附在每卷之末，一目了然，也是创新。对于十条家训，四种礼说和五篇祭文，已跟不上时代要求，以法治国，无须另立规矩。社会在前进，礼制、祭祀亦有新的风尚，所以将这些内容加以标点编入附录，供后人和学者们以作资料研究，还有三大本公堂契据和法院判词，已无保留意义了。老谱古文的标点注释皆经祚宁先生校勘、补注，照片由祚林拍摄。

认祖归宗，热忱欢迎，怀宁县小市镇，禅师村，兰桥队我吴氏连松公房曾单独修谱，因乱谱失，仅保存先祖牌位，记载了历代先人的名字，其字辈是“神武成周德，诗书发世昌，曹邦传祖志，君伐永贤良，谋事补诹知，斋悦映吾疆。”他们每年清明节祭祀时都在老屋旁向崇让堂原三公房的国祥、国圣、国贤三公之墓祭拜，认定此墓是他们的祖坟，代代相传，从未间断。这次得到崇让堂修谱的消息，即派世烈为代表与谱馆办公室主任福钦联系。要求认祖归宗，理事会一致表示欢迎，七月十四日由邵绿、怀宁、福潭、福钦、祚林五位代表前往兰芝桥会见宗亲，受到世烈、世鼎、世恒、世节、世新、世明、昌质、小平、昌节、小龙、昌龙、昌南、昌飞、昌燕、昌虎等十五宗亲鸣鞭迎接，亲切握手，相互问好，议定连松公后裔108人全部载入崇让堂第五届宗谱，字辈从世字辈改为自字辈，余类推。因祠堂被焚，尚未恢复，连松公等先人牌位置原厅供奉。话别时又鸣鞭远送，依依不舍。

由于我族面广人众，在谱人数巳达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三人（传主人数二万四千四百四十一人 夫人数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九人 女儿未列入传主者一万四千零四十一人）其中在世入谱人数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六人（在世传主数一万零五百三十人 在世夫人数五千零二十六人 在世未列入传主女儿数一千九百五十四人）。分散在海内外及各省市，无法联络，遗漏者数千，新谱问世就可以起到宣传作用，望各地族人闻讯后主动与谱馆联系，将自家谱稿寄来，在适当的时候再编一本补遗。

本人才疏学浅，谱成匆匆，漏舛讹，统叙失谋，创新亦或违例有待后贤重纂完善。本届宗谱全赖各位副总编、责任编辑、特约编辑以及征稿采访者的共同努力，他们不但分文不取，不少人还私下贴补邮电、交通费用，难能可贵，两年半的努力终于修成五届宗谱。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十二世孙怀宁敬撰

二000年十月

关于邓姓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姓邓，我们同学说历史姓邓的太少了，所以现在只有少数人姓邓。我不相信历只有几个人姓邓，所以我对邓姓历史和现状做了一次调查。

二．调查方法

1查阅有关中华姓氏的书，阅读报刊，上网浏览，了解邓姓的来源和邓姓历史名人。

2走访有关部门，了解邓姓人口和分布情况。

3通过多种途径，搜集邓姓的名人故事。

三．调查情况和资料整理

信息渠道

涉及的方面 具体情况

书籍，报刊 邓姓的来源 出自姒姓（夏的始祖大禹为姒姓）。相传夏朝时帝仲康有子孙封在邓国（今河南邓州一带），邓君的后世子孙，就以国为氏，称邓氏。

书籍，报刊，教科书 历的邓氏名人 邓世昌，邓石如，邓芝，邓牧，邓子龙，邓小平

上网 邓氏的人口 邓氏子孙繁昌,人口众多,分布于冕宁县及邻近各县。总人口达十多万！

爸爸的讲述

邓氏族谱 江西南昌《邓明华邓氏家谱》称：　江西南昌邓氏族人“乃禹公六子(邓)训门之后。”

四．结论 1出自姒姓（夏的始祖大禹为姒姓）。相传夏朝时帝仲康有子孙封在邓国（今河南邓州一带），邓君的后世子孙，就以国为氏，称邓氏。

2历姓邓的名人很多，如：邓世昌，邓石如，邓芝，邓牧，邓子龙，邓小平

3邓氏子孙繁昌,人口众多,分布于冕宁县及邻近各县。总人口达十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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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今古》90年2期“姓源考”一栏刊有何兆麟同志的《邓氏 家族的根在新野》一文，该文的目的在考证邓氏家族的“根”不在邓州实在新野。但从该文对邓氏家族渊源的介绍上，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而又十分宝贵的资料信息。《邓氏 家谱》目前只有两本；一本是河南省新野县档案馆保存的《邓氏 家谱》；一本是马来西亚华裔邓威先生回国寻根问祖带来的《邓氏家谱》。诚如作者所说，这两本《家谱》，“不仅相似，而且同源”。新野县的《邓氏家谱》称：“殷丁封叔父于河南为邓国，后因以为氏”。马来西亚的《邓氏家谱》，诚如作者所说，这两本《家谱》，“不仅相似，而且 同源”。新野县的《邓氏家谱》称：“殷丁封叔父于河南为邓国，后因以为氏”。马来西亚的《邓氏家谱》说：“邓氏家族的太始祖是商王武丁的季父曼公德阳，被武丁封为邓侯，后商王赐予曼公为邓姓”。经查证落实，《邓氏家谱》所载的人和事，与《嘉靖邓州志》的记载，和邓州现存的文物，完全相符。汉王符的《潜夫论》，在《志氏姓》篇中也说：“曼姓封于邓”。谢钧祥同志的《姓氏浅谈》“姓氏寻根24”《邓氏祖根在邓州》也说：“……至商朝时，高宗武丁灭口掉姒姓邓国，封其叔父于邓国曼地，赐姓曼氏，建立侯爵邓国。公元前678年，曼姓邓国被楚文王灭掉，其子孙以国名为氏，姓邓”（见《河南电视报》）。从而说明《邓氏家谱》的资料是翔实可靠的。两本《邓氏家谱》，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但它们都说邓氏家族的太始祖是殷王武丁的叔父，即被武丁封到邓国的邓侯曼氏。武丁封曼氏于邓的事实，为我们研究殷商史，有关盘庚迁殷不是北蒙而为西亳偃师，提供了新的佐证。

自从《竹书》出土，《竹书》所载“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及其注语“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一段话，使不少学者认为“盘庚徙殷”徙的是北蒙即今河南安阳殷墟。并且认为安阳殷墟自盘庚建都直到纣亡，二百七十三年，一直是殷都，再没迁过都。但历史的实际，并非如此。因为从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不仅十五万片甲骨文中见不到盘庚的甲文，而且在发掘的十三座大墓中，也没有发现盘庚的墓葬。可见“盘庚徙殷”的“殷”不是北蒙。那么“盘庚徙殷”的“殷”，究在何处？ 司马迁的《史记》及其《注》本，对此作有清楚的说明。《史记·殷本纪》说：“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殷道复兴”（P102）。关于“治亳”，《史记·集解》曾引郑玄的话解释说“治于亳之殷地”，并说“商家自此徙，而改号曰殷亳”。对“亳之殷地”，《集解》又引皇甫谧的话说“今偃师是也”。《史记·正义》在释“五迁”时也说“盘庚渡河，南居西亳”（均见《史记》P102）。《史记》及其《注》本的说明，可证“盘庚徙殷”的“殷”不是北蒙，而是西亳偃师。“盘庚徙殷”的“殷”为西亳偃师，不仅有史料作证，而且豫西考古的发现，也可以作证。彭金器、晓田二同志于1984年写的《试论河南偃师商城》一文，不仅论述了偃师商城是汤都西亳，而且还论及盘庚迁都西亳的事。他们说：“偃师商城并不是一个时期的建筑，……是筑成修补又重新使用。……对偃师古城进行重修并再次设都于此的……应是盘庚”（见《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文集》P414－514）。他们并对这个发现进行了论述，最后说：“既然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和地下发掘资料都表明盘没有把都城迁到安阳小屯，那么，他把都城迁到哪去了？我们认为盘庚把都城 迁到河南偃师。新近发现的偃师商城曾于二里岗上层时期进行过修补，而恰恰就在这个时期盘庚‘复居成汤之故居……治亳，行汤这政’，故推测，偃师古城的第二次修筑很可能是盘庚时期所为” （P417）。肯定了盘庚迁的是西亳偃师。

如今两本《邓氏家谱》对邓氏太始祖的叙述了，也证明“盘庚徙殷”的“殷”是西亳偃师，而不是北蒙。如果当时殷都不在偃师而在北蒙，北蒙距邓国一千多里，武丁绝为会把一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叔父，封到千国之外的邓国去。那么当时的殷都是不是还在西亳？考盘庚迁殷，历小辛、小乙，直到武丁三年尚在西亳。试证诸武丁求贤的故事。《史记·殷本纪》说，武丁即位，三年不语，夜梦圣人，后于傅险得傅说，举以为相，殷国大治。关于傅险的地望，《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傅险）在今陕州河北县北七里 "(《史记》P·103）。武丁尚商都西亳的事，还可以证诸《国语·楚语》，白公子张谏楚灵王的话（见《国语》P·545）。从而可证武丁即位后到武丁三年，仍都西亳偃师。武丁五十年，才离开西亳徙朝歌。那么武丁刲其叔父于邓的时间，必在武丁三年后，徙朝歌前，所以，我们从武丁封其叔父邓的事实，可证“盘庚迁殷”，迁的是西亳。果如《竹书》所说，盘庚迁殷为今安阳殷墟，武丁决不可能在陕州河北县的傅险找到傅说。所以，从《邓氏家谱》的记载，为盘庚迁殷为今偃师，提供了新的佐证。

《邓氏家谱》的记载，还可以说明下列问题：

一、从新野县《邓氏家谱》称武丁为“殷丁”一例，可为盘庚迁“殷”后，把国号“商”改为“殷”，找到事实的证据。

二、从武丁封叔父于邓的事实，可以证明商代确有“封建制”。逆而推之，有“封建制”则有“嫡庶制”；有“嫡庶制”则有“传子之制”。商代之“封建制”，当不自武丁始。那么“传子之制”，亦不自周始。王国维说“殷以前无嫡庶之别”，“舍弟 传子之法，实自周始”（《观林堂集·殷周制度论》）的说法，是不足信的。我们认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办法，是在特殊情况下实行的一种辅助性措施，而嫡子继统，才是一种根本制度。试看“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争相代立”（《史记·殷本纪》），终于酿成“九世之乱”的事实，便说明改变这种制度是行不通的。它必然导致政权的不稳定，导致“诸侯莫朝”（《史记》P·101）的严重政治性恶果。随着商朝宗法制度的日见完善，这种“兄终弟及”的继统办法，便逐渐被废除，而嫡子继统制度终于成为正规。据说武丁时已设有“太子”。到禀辛、康丁以后，武乙、文丁、帝乙、帝辛，都是父死子继。到帝乙原想立和微子启为太子，以母贱，不得嗣，终于立了帝辛的事实，也可以作为证明。

三、从武丁刲其叔封于邓，赐姓曼氏的事实，可证至迟在武丁，已实行“赐姓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殷亡以后，“而中原除宋以外，更无一子姓之国”（《殷周制度论》）的原故。

所以，从《邓氏家谱》所载武丁封其叔父于邓的事实，不仅证明盘庚迁殷为今偃师，而且还为我们今天研究商史的某些问题，也提供了新的佐证。

不知道对不对

邓姓的始祖

是被颛顼赐姓为曼姓的金天氏的后裔。传说几千年前，黄帝之孙颛顼高阳氏，曾赐少昊金天氏的一个有功德的儿子为曼氏。曼氏开姓之后，世代繁衍，并分出许多支系，而邓氏就是其中之一。

殷时，邓氏一支发展成以邓为名的侯国。邓国历史悠久，直至战国时代，才被楚国所灭。其子孙便按当时的习惯，“以国为氏”[2] 将此姓传了下来，就是邓氏。对此，唐代的《元和姓纂》概括说：“邓，曼姓，殷时候国也。春秋时，邓侯吾离朝鲁，后为楚文王所灭，子孙以国为氏。”

《元和姓纂》

姓氏书记载邓氏是“系承曼氏，望出南阳”。这与最初的邓国位置是相吻合的。从上古少昊金天氏以下，邓氏始终繁荣滋长在如今的河南境内，在后来的繁衍之中，邓姓一直以此为中心，逐渐向全国各地播迁。邓姓之人，无论分处天南地北，皆以“南阳堂”[3] 为堂名传家，这正表明了宗于南阳郡（核心在今河南新野县）禹公世系的意思。

由祖地邓城发展的这支邓姓，据《邓氏家谱》载，已有114代传人，汉文帝时，官至上大夫的邓通，是邓氏家族的第42世祖；光武帝刘秀的军师邓禹，是邓氏的第47世祖；三国时魏将邓艾，是邓氏的第54 世祖；晋时镇国将军邓羌，是邓氏的第62世祖。中国的邓姓，大多源于这一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