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朱熹文化征文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都写过征文吧，征文要求文面整洁干净，书写端正美观，字体清晰规范，标点准确无误。你所见过的征文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弘扬朱熹文化征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1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此话出自着名历史学者蔡尚思先生之口。

　朱熹博览群书，融会诸家，体察社情民意，著述讲学，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被世人尊称为朱子。出生于尤溪的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武夷山一带度过，并在风景秀丽的九曲溪畔辟有一所书院——武夷精舍，在此一边写作，一边讲学，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今天，我们从朱子思想中可以汲取什么营养？朱子学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本月初，武夷书院讲坛在武夷山开讲，“朱子学第一人”、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朱熹后裔、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朱杰人，从不同角度解码朱子思想。让我们跟随学者的脚步，穿越时空，亲近大师。

　 文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

　儒家思想的特色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自觉，在不断传承五经的过程中，发展新的诠释，适应时代和文化的挑战。“宋代道学是儒家发展的新形态，以朱子为中心的宋儒理学特别强调传承道统的意识，对‘学绝道丧’特别忧患，‘学绝道丧’就是文化传承的中断，这对今天重续文化传承和价值传承有重要启示。”“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一套体系是中华民族刚健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价值基础和根源。”陈来认为，朱子广泛继承了儒家的学术文化，对古代文化作了全面的整理，对四书的集结和诠释几乎花费了毕生精力，是文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这是近1000年来无人可与之相比的。

　在陈来看来，朱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格物致知”理论，是对儒家“学习”思想的一种哲学论证和展开。朱熹用“即物穷理”来解释格物，提出格物就是要穷理，也就是去了解事物的道理；穷理必须在事物上穷，不能脱离事物。“即物穷理”的主要途径就是多读书、观察事物、思考其道理。

　朱熹仕宦九载，立朝御前46天，上书请辞64次，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著述、授教之上，“绝意仕途，以继二程绝学为己任，奋发读书著述”。朱熹参与创建、修复、讲学、题记的书院有64所，其中自建4所。武夷书院原名武夷精舍，由朱熹亲自擘画、营建，宋淳熙十年（1183年）建成。据记载，自武夷书院建成后，武夷山理学学术活动空前活跃。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都和朱熹的讲学与教育实践有关。

　陈来认为，朱子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杰出代表。朱子学的对象主要是士人，朱子学的宗旨是为士人提供一套道德学问思想体系，因此朱子强调“学习”“读书”的性格，与其宗旨相一致。以古代朱子学的标准来看，现代人的受教育程度都超过小学而属于“大学”，所以重视《大学》的朱子学适用于当今社会的几乎所有人。

　在朱子思想中，其教育理念同样具有现代意义。“从《论语训蒙口义》到《四书章句集注》，多数朱子的经典解释著作都着眼于学生的经典学习，这使得朱子的著作在今天通识教育的经典学习中仍有参考意义。”陈来说。

　 为儒学补上宇宙论和心性论的缺口

　康熙曾给武夷精舍赐一块匾额，上书“学达性天”。从事朱子文化研究已有26载的朱杰人认为，这四个字把朱子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写出来了，意思是朱子的学问达到了人性和宇宙的本源，为一度被边缘化的儒学补上了宇宙论和心性论的缺口。

　陈来指出，朱熹论道德的思想有许多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如朱熹关于理性与欲望、道理原则与个人私欲关系的看法。朱熹阐发了古代“道心唯做，人心唯危”的思想，认为“人心”与生俱来。但如果“无所主宰，留而忘返”，社会就会“危”。要使人心不致危害社会，就应该用“道心”主宰“人心”。朱熹认为道心的特点是公，即反映了社会公共的道德法则。

　“朱熹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从加强法制以约束人的行为来考虑，所以朱熹的方法是完全诉诸道德，这是理学的局限性，但突出道德意识的重要性还是难能可贵的。”陈来说。

　朱熹和理学还提出“天理”和“人欲”的问题。朱熹认为，欲望应当受道德原则的制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坚持道德不能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理性主宰、责任意识、美德培养之上，主张用反映社会共同要求的道德原则来克服违背公共道德的私欲，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化为人体的内在自觉。”陈来指出，这在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在理性和欲望的关系方面，朱熹对有些问题的处理并不完满，他比较忽视欲望和生命力的满足，未能重视理性和欲望也有统一的一面。”陈来说，整体而言，朱熹的思想对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和民族精神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朱子家训》具有普世价值

　在朱子学说中，《朱子家训》同样影响甚广。说起《朱子家训》，不少人会想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等名训。事实上，这并不是《朱子家训》，而是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朱伯庐的《治家格言》。

　朱杰人指出，两者互为羽翼，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是对《朱子家训》的阐发与延伸，把哲理形象化了。如果把《朱子家训》比作纲，那么《治家格言》就是目。

　《朱文公家训》又称《朱子家训》，原来收在朱氏家谱中，是朱子训诫家族子弟的私家文件，只是家族内部用的，并不对外。 “世界朱子联合会成立以后，我们认为《朱子家训》是一个宝贝，应该让更多人了解它，所以就把《朱子家训》公之于世，并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现在已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朱杰人说。

　朱杰人认为，《朱子家训》仅有317个字，却道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底线。这是朱子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高妙之处，也是《朱子家训》可以在汗牛充栋的“家训”著述中卓尔不群的原因所在。

　在朱杰人看来，《朱子家训》虽产生于800多年前，但仍具有时代意义和普遍意义的人伦观、修养观、道德观、社会观、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比如，《朱子家训》对于马来西亚华人乃至整个马来西亚民族都具有现实意义。20xx年，马来西亚吉隆坡建造一个园林叫孝恩园，园内建有刻着中英文《朱子家训》的大理石石碑，当年还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

　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是优秀的“大学”教材，但当时儿童并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因此，朱子在晚年花费大量的精力，将孔子、孟子的家训收集起来并进行改造，重新写成《小学》，用通俗的语言把传统家训中最根本的思想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以精炼的语言表达。这就使家训摆脱了复杂而言不及义的弊端，使“训”的意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朱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陈来指出，要把朱子学的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践行、培育结合起来，使中华文化、朱子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价值和个人美德的源泉与基础。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2

　朱熹公祭活动始于明弘治四年（1491年），尤溪是古代全国唯一朱熹诞辰日官方祭祀朱熹的地方。20xx年，尤溪县在南溪书院恢复朱熹诞辰祭祀活动，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20xx年，“朱子祭祀大典”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

　“你看，这"南溪书院"匾额为宋理宗皇帝御书，"文山毓哲"匾额是清康熙皇帝御赐，这里就是祭祀朱熹的地方（书院），几百前就是闽文化象征之一……”纪优梓介绍起尤溪县近年来在推进朱子文化品牌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如数家珍。

　没有文化的城市没有灵魂，没有传承的地方缺少乡愁。

　作为尤溪最大的特色，朱子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一直为尤溪高度重视，并以“全城朱子文化”来定义城市的规划发展。

　比如在挖掘、保护、整理、研究和运用朱子文化工作方面，通过艰苦努力，尤溪县理清了该县作为“朱熹诞生地”及其朱熹生平的脉络，出版了有关朱熹的著作12本，共200多万字；整理、规范了朱熹公祭活动相关事宜；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由我国著名哲学家、朱熹研究权威张立文领衔，集全国近百位专家学者精心编撰了《朱熹大辞典》一书，于20xx年编辑出版，反映了目前国内外朱熹研究的最高水平。

　“以家风家教、家训祖训为内容的朱子家训文化以及孝文化在尤溪得到很好的发展弘扬，像这里的南溪书院、开山书院，甚至尤溪火车站广场都成为弘扬朱子文化的重要载体。”纪优梓说，尤溪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朱子家训的研究，把朱子家训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结合。如，尤溪实验小学组建百人朱子合唱团和百人朱熹诗词、朱子家训朗诵队。县里还组织有关朱子诗词演唱的节目，被搬上了中央七套的乡约栏目、林博会等。

　挖掘、整理是基础，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是传承，由此，尤溪县根据“全城朱子文化”的定义，设定了打造“中华理学文化名城”的总体目标。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3

　朱熹一生勤于讲学、诲人不倦。他创建和修复了许多书院，建立的第一所书院是寒泉精舍，修复的第一所著名书院是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初建于南唐，到南宋已是断垣残壁，朱熹出任江西南康军的郡守，上庐山访求白鹿洞书院的遗址，组织重建书院。他制订《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强调修身、处事、践行的原则，对中国书院教育发展的产生很大影响。朱熹晚年出知潭州时，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他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学规，以《四书集注》为教材，到学院授徒讲学。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两个，它们都因朱熹而名扬天下。

　朱熹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他深刻总结历代教育经验，认为教育应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8——15岁为小学教育，目标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圣贤坯璞”。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任务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强调自学为主，辅以老师教导，主张开展切磋交流，在自学、教导、切磋交流中提高。

　朱熹继承周敦颐、张载、二程，融汇释道，构建了“致广大、尽精微”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最高核心范畴是“理”。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先于气，理比气更本源。气是理的表象，有发展变化的能动性。理是事物的规律。社会伦理也是理的表现。

　朱熹深化孔子“仁”的认识。他提出，“仁乃天地生物之心”，仁是自然万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动力和源泉。自然的本质是“仁”，是宇宙意志的根源，是生命的基础和不竭动力。朱熹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本性和特性。自然万物都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潜力，根本的原因是天理本身含有“仁”的基因和要素。这种基因和要素决定了自然万物呈现出发展变化的不同状态。人从自然中走来，人的生命也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的基因和要素。由“天地生物之心”所规定的万物之间的发展变化，构成了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

　朱子一生致力于对经典的重新诠释。朱子对孔子儒家经典《五经》和重要文化典籍作深入研究，编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形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使之成为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新的文化经典。

　从历史看，孔子总结了夏商周到春秋的文化，创立了儒家学派，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面对佛教道教对儒家文化的冲击，朱熹融汇重建儒学的基础和体系。这是极为庞大而复杂的文化工程。原先的《五经》不包括《论语》和《孟子》。《论语》在汉代不过是小学的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是不受重视，甚至连经书都不算。朱熹认真研究《五经》，认为《周易》主要是卜辞，是占卜之书。《礼记》是礼仪制度的汇编；《尚书》与《春秋》属于记载历史的书；而《诗经》则是诗歌总汇。《五经》内容丰富而且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无法形成足以与佛教道教抗衡的思想理论体系。

　朱熹重新选定文本。他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大学》、《中庸》合并为《四书》。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深入细致研究《四书》。他将《大学》区分为经和传，在注释时广泛吸收了汉唐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在文本研究时发现《大学》仅有载“格物致知”字样，但没有解释。他认为流传原本丢了“释格物致知义”，补进“即物穷理”等134字，使《大学》逻辑通顺，文气贯通，意义完整，也使“格物致知”成为新儒家重要思想和实践指南。他还明确把《大学》作为《四书》首篇。他认为《大学》确定的“三纲领、八条目”，明确提出儒学的宗旨和纲领。“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修身与学习的过程，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四书》的产生，使中华文化有了新经典。有力的突出孔子和孔子思想，维护和巩固了孔子思想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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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愿意遭遇的事情。可时代的命运就是个人的命运，出生于北宋灭亡、南宋初立时期的朱熹，又怎能躲避得了一个战乱频乱的时代，带给他的浮萍般四处飘泊的磨炼和苦难。未成年的朱熹，除了随父颠沛流离，又能如何？

时光倒回到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21岁的朱松考中了进士，授政和县尉。这对于一个中道衰落的家庭来说，是值得庆贺的事。

这时候的朱松，对自己充满自信，认为自己能够改变家族衰落的命运。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将仅有的祖传百亩良田典当，携带妻子和父母、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踏上福建的土地。这一离开，朱松再也没能回婺源，成了事实上的福建人。

政和，始建县于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初名关隶县。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以年号为名改称政和县。

朱松任政和县尉三年后（1120年），其父朱森病世。朱松已典当了婺源祖产，初仕官䘵微薄，无力扶柩回籍，只能葬父于政和县护国寺西莲花峰下。因此，朱森被尊为入闽始祖。

随着父亲的去世，朱松无奈丁忧离任。将家从官舍中搬出，在莲花峰下搭建临时建筑栖身，为父守孝三年。

宣和五年（1123年），朱松丁忧期满，改任尤溪县尉。朱松又携一家大小，来到尤溪。在尤溪县的官舍里，相对安稳地渡过了几个年头。

朱松是个急性子，于是学习战国时期魏国治水名人西门豹佩韦自缓的典故，将居住的官舍命名为“韦斋”，后人因此称朱松为“韦斋先生”。韦，就是牛皮，非常柔韧，可用来编联竹简，与此相关的有个成语叫“韦编三绝”。西门豹性急，便在身上挂一条牛皮，用来警醒自己不要急躁易怒。

朱松尤溪县尉任满，可刚建立的南宋朝廷还是一个“流浪组织”，根本顾不上授予朱松新的职务。短短几年，朱松再次品尝了从官舍里搬出的滋味。好在好友郑安道收留了他，把尤溪县城南的一处别墅，提供给他居住。

建炎三年（1129年），朱松得到了一个在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临时任职的机会，携带一家大小来到了建州。这次临时任职，并没有给朱松带来好运，却让朱松近距离感受到金兵铁蹄和浙江龚仪叛兵的骚乱。

这年十二月，一支金国骑兵从江西突入，直插福建邵武，离建州不到100公里。朱松急忙弃官携家北上政和，躲避在垄寺。

这个方向性的错误选择，让朱松很快再次面对一场战乱。

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浙江龚仪叛兵攻入福建，逼近政和。朱松仓皇租了一条船，沿松溪南下，逃回尤溪，将家小安顿在郑氏馆舍。自己南下福州，去见福建安抚使程迈。

龚仪叛兵紧随其后，直逼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朱松顾及一家安危，急忙从福州赶回，到尤溪时，与叛兵擦身而过，相距只有十几里。好在朱松两个弟弟，深怕战火延烧到尤溪，已经携家躲进深山。直到七月，龚仪叛兵在南剑州为官兵所败，残兵一路往漳州、泉州逃窜，朱松一家才从深山里回到郑氏馆舍。

九月十五日，朱熹就在郑氏馆舍出生。算算时间，于是有了朱熹孕于政和的说法。

这段四处奔逃的日子，朱松想起仍心有余悸。他在给岳父报知朱熹出生的信中说，“大略自今夏以来，未尝有一枕之安。”

朱熹出生的第三天，朱松按习俗为儿子举办“洗三”仪式。

“洗三”是中国古代流传很广的一个习俗。婴儿出生三天后，母子都平安，就请产婆到家，替婴儿洗澡，向亲友报喜，所以又称“三朝洗儿”。

这一习俗至少在唐代就很流行，史上与此有关的、最荒唐的故事，就是杨贵妃给安䘵山“洗三”。天宝年间，杨贵妃认大他十几岁的安䘵山为儿子。于安䘵山生日后三天，召他进宫，用大澡盆为他洗澡，洗后用锦绣料子特制的大襁褓包裹，放在彩轿上让宫女们抬着，在后宫花园中转来转去，口呼“禄儿、禄儿”嬉戏取乐。

朱松在朱熹“洗三”的那天，作了两首诗，其中有句：“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希望朱熹长大后能为国出征，不一定要当一个儒生。诗中分明透露出，朱松对逃避战乱的苦恨和对国家未来的担忧。

可是，“三朝洗儿”并没给朱熹带来好运，战乱让朱熹出生不久就饱受流离失所之苦。

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范汝为率领贩卖私盐的队伍起义，连克政和、瓯宁（今属福建建瓯）、邵武等县，于十一月接受招安。这一时期，闽北各地爆发多起起义，顺昌有余胜起义，建阳有刘时举起义，崇安（今武夷山市）有廖公昭起义。

朱松生怕起义军冲击他的家庭，携家再次外出逃避。

绍兴元年（1131年）二月，朱松带着还在襁褓中的朱熹，一家逃往古田。可是这次朱松又失算了，古田也不是安全之地。建安县（今属福建建瓯）张毅揭竿而起，直攻古田县城。六月，朱松忙携家逃往长溪（今福建霞浦），寓居在龟灵寺。

张毅等被平定后，十月已接受招安的范汝为又再次起义，攻陷建州、光泽等地，派叶澈攻打南剑州。面对如此形势，朱松只能遥望尤溪兴叹，无法回家。好在不久，范汝为被韩世忠所平定。

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朱松收拾细软，带着蹒跚学步的朱熹等一家大小，经过福州，回到尤溪的家。朱熹总算结束了逃避战乱的日子，在尤溪安度童年。

总体而言，在这段动乱的日子里，尤溪是相对安全的。可朱松为什么要屡屡外出避乱呢？可能朱松心里明白，如尤溪爆发起义或被起义军攻陷，他这顶前尤溪县尉的帽子，很容易招来杀身之祸。

朱松回尤溪选择途经福州，一是总体上顺路，二是为了拜见福建路抚谕使胡世将。正因有了这次会见，才有出任石井镇税监的机会。

朱松原是县尉，属八品官，而税监是九品官。之所以降级使用，是因为朱松做为一名官员，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没有为国赴难，而是弃官携家逃亡，受到了处分。

但税监好歹也是官员。此时，对于以儒传家的又穷困潦倒的朱松而言，除了选择卖与帝王家，为五斗米折腰，又能选择什么？没有收入，生活只会更加困窘。而且，有工作的平台，才有更好地为国出力的机会。

绍兴七年（1137年），朱熹8岁。这一年，随着朱松为母丁忧期满，朱熹结束了在尤溪的童年生活。

朱松决定，带着一家大小一起应召入都。此时的他，对自己前途依然充满信心，因此决定携家北上赴职。

朱松对郑氏馆舍充满了眷念。是它，在自己最困难落魄的时候，提供了10年左右的栖身安家的保障。

在临行前的日子里，朱松携朱熹在郑氏馆舍旁，种下两株香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朱松是要儿子不要忘了郑家的恩情。

七月，朱松一家开始动身。可走到福建与浙江交界的浦城时，朱松再也走不到了。囊中羞涩，拖家带口的，开支更大，甚是不便。

朱松只能改变计划，自己只身入都，将一家大小寄居在浦城县的一家客栈。等自己领了俸䘵，有钱了再来替他们“赎身”。

朱松临走前，不忘再三交待朱熹学习《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朱熹在母亲的日常督促下，孜孜不倦地学习着父亲规定的书目。

朱松这次入都，朝廷正在进行一场主战与主和的大辩争，主战派占了上风。应召时，宋高宗对朱松主战的陈述比较满意，任其为秘书省校书郎，与原秘书省正字平级，为从八品官。

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朱松获得了一次升迁，任著作佐郎，为正八品官。四月，朱松改任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编修《哲宗皇帝实录》。宋哲宗赵煦是宋神宗的儿子、宋徽宗的哥哥，是北宋最短命的皇帝，朱松的工作就是为哲宗修史。

因在京城临安（今杭州）有了稳定的工作，朱松将家人从浦城接到了京城。

在临安，朱松聘请著名学者杨由义作为朱熹的老师。

杨由义工于诗词，又重于礼仪规范，这些对朱熹有一定的影响。朱熹晚年，还记得跟从杨由义学习司马光《居家杂仪》的情形。

杨由义的父亲杨奉直，建炎初年以军前正将之职，护卫宋高宗南渡。杨由义后以父荫入仕，官至刑部侍郎，其子杨九鼎被选为驸马。现浙江海宁第一中学附近的杨园埭小区，之前就是杨由义的宅第，古名杨园村。

杨由义最令人称赞的是，宋孝宗隆兴时期出使金国，不肯屈膝下跪，全节而归，名震朝野。

京城毕竟是卧虎藏龙之地。朱熹在临安最大的好处，是遇见了当时的两位大师级人物，这对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架构不无裨益。

一位是硕儒尹焞。尹焞是著名理学家程颐的直传弟子，有《论语解》等著作。这次会面，尹焞对朱熹特别喜爱，还将《论语解》借给朱熹阅读。朱熹如获至宝，回家手抄了一份。

另一位是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寅。胡寅是杨时的弟子，因反对秦桧议和，后迁居衡阳，与父胡安国、弟胡宏开创湖湘学派。胡寅的《崇正论》和《论语详说》，对朱熹思想的发展有着较大影响。

在京城，9岁的朱熹还见到了他未来岳父刘勉之，和枢密院编修胡铨。

刘勉之一生未仕，师学于程颐好友谯定，后从学于杨时，以“行义志业”获朝廷诏见，因而与朱松在临安碰面。

胡铨是朱松的好友，因反对秦桧议和，而名声大振，与李纲、赵鼎、李光并称“南宋四名臣”。

可惜朱熹在京城的好日子，随着朝廷主战与主和两派的半争，很快被终结了。

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次拜相，朝廷中主和派占了上风。

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为反对和议，朱松和同事胡珵、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圭6人联名上书，痛斥秦桧乞和卖国主张。朱熹目睹了奏章的商议起草过程，得到了一次抗金爱国思想的重要熏陶。

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宋高宗的促动下，金国使节来到临安议和，下榻秦桧府上。秦桧以一国宰相之尊，屈膝跪接金国诏书。

绍兴九年（1139年）元旦，宋高宗向全国发布诏令，急迫地宣布“绍兴和议”成功。

绍兴十年（1140年）三月，秦桧党羽终于对反对议和的朱松下手。罗织朱松“怀异自贤，阳为辞逊”等罪名，朱松被贬出知饶州（今江西上饶）。

朱松愤而请祠，获批主管台州崇道观，携家回到福建。

宋朝是最优待读书人的时代，设有主管宫观的“祠禄官”。祠禄官不是真的去管理宫观，也无须处理政事，可以领取一半的俸䘵，本意是优待年老多病的官员。可是读书人往往性格执拗，一言不合就请祠。祠禄官人数不断增加，反成为冗员的沉淀池。朱熹一生就经常请祠，大部分时间闲居治学。

五月，朱松携朱熹来到建阳妹夫家。是年朱熹11岁，与表兄邱子野年龄相当，两人一起学习。

六月，金兵毁约南侵，刘锜在顺昌（今安徽阜阳），以五千精兵大破十万金兵。

一日，朱熹与邱子野一起读《光武纪》。读到汉光武帝刘秀以三千精兵，在昆阳击破王寻四十二万围兵时，朱松异常兴奋，提笔手书苏东坡《昆阳赋》一文。

朱熹再次从父亲身上领受到抗金爱国思想的熏陶，后来一直将父亲《昆阳赋》手稿保留在身边。

建阳短暂寓居，离邱家不远的考亭村，给朱松父子留下深刻印象。朱松在日记中写道：“考亭溪山清邃，他年可以卜居。”这个愿望朱松最终还是没能实现，直到50年后，朱熹定居考亭，才圆了父亲的遗愿。

七月，朱松携子前往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夫，拜会刘子翚。这次相会，为朱松托孤埋下了伏笔。

秋后，朱松选择在建州（今福建建瓯）定居，在城南建房，命名为环溪精舍，在家专心致志教育子女。

朱熹在环溪精舍开始习作诗文，学业上大有长进。朱熹诗文传到了婺源故里，乡贤董颖赞道：“共叹韦斋老，有子笔扛鼎。”这是可考的最早的，对朱熹的称赞。

朱松在建州生活了三年，直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离世。在这三年里，朱松与崇安乡贤交往密切，遂有了临死托孤的决定。随着父亲的这一决定，朱熹结束了四处飘泊的日子，开始走上师事五夫的人生道路。

    （未完待续）

天色微凉，时候已经不早了。 这个时候，街道上几乎没有人多少人了，夜已经很深了。 一道瘦弱的身影，正在路边慢慢的行走着，看那打扮，分明就是个学生，稚嫩的脸上还带着微红的颜色。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廖思美。

如果可以乘坐时光隧道穿越去到任何一个想去的王朝，我想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回到南宋初年，去到杏花烟雨的江南之中的古钱塘之畔，只为与一个叫做朱淑真的女子邂逅，哪怕只能做她世界里一朵白梅，哪怕与她只有一个冬天的情缘，我也无怨无悔。

　　两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最为繁荣的一个时代，不管南宋和北宋的文坛都可以说是百花争艳，繁花似锦的，同样这期间女性文人也是最为活跃的时候，北宋初年有花蕊夫人，中期有魏夫人，而北宋末期与南宋初年则有李清照，中期有唐婉和严蕊，而在中国文坛最有分量且最被大家所熟知的便是易安居士李清照，可在我看来能与其并驾齐驱且胜与她的女作家则是比她出道稍晚一些在幽情才女朱淑真。朱淑真是整个两宋时期的女诗人里头留存作品最丰盛的，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存作品最丰富的才女。

　　朱淑真号幽栖居士，生与南宋初年的一一三五年，终与一一八零年左右。关于她的祖籍众说不一，有的说是海宁人，也有的说是钱塘，更说其祖籍乃是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士，而明代大文学家田汝成曾在其著作《西湖博览志》中提及朱淑真乃是钱唐人，而后大戏剧家冯梦龙在其作品《清史》中也说朱淑真出自钱塘，而在清乾隆年间的修撰的《四库全书》卷一七四《集部，别集类存目一》里更里头有朱淑真的两卷《断肠集》更是写明宋朱淑真，钱塘女子，号幽栖居士。此后诸如沈雄在《古今词语》和陶之藻的《全浙诗话》等都注明朱淑真出自钱塘，而淑真钱塘女子的身份是大家最为认可的。清朝初年路次云曾写过这样一首《浣溪沙》，儿家居住古钱塘，曾留诗篇号断肠。犹传小字字在词场，慢把若兰为淑士。须知清照易贞娘，朱颜说与任君详。通过这首词我们也能知道淑真来自居住钱塘，留有一部《断肠集》

　　而在淑真的诗词作品里关于西湖的描写也颇多，譬如《游琥归晚》里头的恋恋西湖景，汕头带夕阳。又譬如《吊林和靖》里头的不见孤山处士星，西湖风月为谁清？

　　淑真的确是在钱塘生活过许久，然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相关考证其祖籍却非钱塘，而是海宁，古代关于海宁有两处，一处是浙江海宁，乃是杭州地地区，说起浙江海宁我们相比知晓一个关于乾陵的传说，说乾陵不是雍正的儿子，乃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当年雍正家生了个女儿，而同一时间陈家生了个男孩儿，两家是关系甚好，雍正就让陈家抱儿子去雍亲王府自己要看看，谁知抱的是男孩儿等抱回家的时候就是女儿了，这自然是一个传说了。而安徽海宁则是今天的安徽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如果不是看《朱淑真传》我还真不知道原来古代有俩海宁。根据考证淑真的祖籍乃是安徽的海宁，我想浙江海宁在杭州地域，自然有乙烯二将其与钱塘混淆，不管海宁还是钱塘而淑真终究是一个南方女子，正是因为南方细腻柔软的水土才孕育出了这样一个温婉多情的女子，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不朽的《断肠集》关于朱淑真与理学大师朱熹的关系，他们俩虽无直接血缘关系，但朱淑真乃是朱熹的族侄女，古代人最讲究家谱，一般i无论你是天南还是海北只要所承袭家谱相同那么就是一家人。朱淑真是朱熹的族侄女也就是说朱淑真的父亲与朱熹在家谱上属同辈，那么按照辈分来说淑真自然就是朱熹的侄女。朱熹的思想是存天理，灭人欲，而淑真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骨子里有着与那个时代女性不该有的叛逆。朱淑真人生观价值观和《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她们有着诗意情怀，多愁性格，向往精神至上的生活，追求自我自主的爱情，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桀骜。如果要我到天堂碰到曹雪芹我定要问一问他在塑造黛玉这个角色的时候是否澳海里曾闪现过西子湖畔那个对月愁伤的朱淑真？可曾在寂寞难眠的夜里抱着《断肠集》入眠？

　　如果穿越时空，轮回倒转让朱淑真重生与当代我想她会是这样一个文艺范儿十足的女子，某大学中文系毕业，或者从事编剧，报社编辑，电台主播或者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再或者是一个广告设计师，她会浏览娱乐新闻，去淘宝淘漂亮衣服和化妆品，每天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她会迷上《红楼梦》，会是林黛玉的铁杆粉丝，会喜欢读纳兰性德的词，徐志摩的诗，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感慨，在阿桑的歌声里徘徊，对于爱情她必然是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不会为了结婚而结婚，要寻一个与自己心心相印之人相伴一生。

无为朱氏濡须纯疃派第八次修谱

第二次扩大会议顺利召开

无为朱氏濡须纯疃派第八次续修宗谱重建祠堂第二次扩大会议昨日在无为县石涧镇纯疃村顺利召开。

到会人员有无为朱氏濡须纯疃派第八次续修宗谱重建祠堂顾问委员会成员、全体理事会成员以及特邀宗亲代表。另有石涧黄龙、含山运漕等外地纯疃派朱氏宗亲赶来参加。会议由朱庆霞副理事长（纯疃村主任）主持。

大会第一项议程，由副理事长朱宗钧和理事朱庆贵分别代表理事会向大家汇报了续修宗谱工作的进展以及经费筹集等情况。

大会第二项议程，与会人员为续修宗谱、重建宗祠工作献计献策。会上顾问委员会肯定了理事会的前期工作，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大会第三项议程，理事长朱士双代表理事会向到会的顾问委员会、宗亲们表示感谢，并向他们表态：立即采纳顾问委员会以及大家的合理化建议并付诸行动，一如既往地坚持节约办事的原则，把续修宗谱、重建祠堂这件族中大事办好。

会前会后，大家查阅宗谱、倾诉同宗之情时情绪激动；交流续修宗谱、重建祠堂话题时气氛热烈。

另，86岁的顾问委员会成员朱宗寿、80岁的族人朱荣祖的遗孀陈莲珠分别当场捐助2千和一万元现金。

濡须纯疃派第八次修谱宣传办公室

2013年4月3日

　　��朱元璋这家伙是个愤青。

　　比起历史上人们公认的唐宗、宋祖，还有到处有人歌功颂德的康熙、乾隆，朱元璋这家伙头上的光环可弱了很多。甚至很多读书人不屑之，鄙视之，称之一农民。

　　不过，朱愤青这个人做的事情和大多数皇帝不一样。醉眼观去，很多地方，还值得玩味。

　　这愤青所说的最愤的一句话，流传至今。贴切，生动，在酒徒醉眼中，比很多专家、学者的经济学论文，对中华文明贡献都大。

　　这句话是他对一群即将履任的官员们说的，说这话时，大明王朝的贪官已经被他杀过一批又一批，因为他过于袒护小民，已经有“忠直”之臣事先劝告过了，问他，“老大，您不能老护着那些乡巴佬，您应该想想谁和您一块治理这个国家”。

　　很难推测，朱元璋此时是什么心情。是对逼得自己起义的官僚系统妥协，还是继续愤下去。老愤青举起送行酒杯，说了一句，“尔俸尔禄，民脂民膏！”

　　翻译一下，就是，“官老爷们，上任的时候，先想想到底谁养活了谁！”。

　　中国自古以来，向来官是父母，民是灰孙子。就连亡了国的商朝贵族，都以“不食周粟”为忠。

　　说实话，用酒徒醉眼来看，不食周粟这事情，有点儿他妈的矫情。庄稼是地里长的，百姓播种收割的，与商朝周朝没关系。

　　不过这也说明了自周朝那时候起，中国的哲学家们就没弄明白一件事情，到底谁养活了谁。是父母官和他们的主子万岁爷养活了百姓，还是百姓养活了父母官和万岁爷。

　　远的不说，近的，就在那个不远的邻国，好像还唱着，某某太阳，哺育了全国百姓的歌词。

　　要说，这帮扯蛋的，和帮忙扯蛋的，真不要脸。连几百年前的朱愤青都不如。朱愤青没读过几天书，还知道，是老百姓打的粮食，喂养了他的官员。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有人恨不得给自己立生祠，把如何养育了人民的功绩表白一番。

　　用朱愤青的话，就是，他们没弄清谁养活了谁的关系。在其位，谋其政。你吃了老百姓的粮食，自然该给百姓办事。否则，要你这官儿做什么！

　　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仅此语，可令人千百年后，向朱愤青举杯，说一声，佩服。

　　有些人读的书很少，却喜欢装学富五车。有些人收入很低，却喜欢装富豪。有些人酒量很差，就像酒徒这样半瓶啤酒就倒，却喜欢装能喝。有些人子女在海外出手就是上百万，却喜欢做报告反腐败。

　　无他，人类通病，爱面子而已。

　　朱元璋这个大愤青在位置上，做了一件非常不给自己面子，也不给大伙面子的事。就是修家谱。

　　本来么，帝王将相，按中国传统，不是踏着彩云而生，也应该是名门之后。否则，让追随你的那些人，面子往哪里摆。

　　可朱愤青偏偏不认这个理。他修家谱的时候，有好心人引经据典，分析了他的所有亲属，得出一条科学结论，朱元璋是朱熹的后人。

　　这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当时没有DNA分析，不像现在，能把陕西某个村的百姓，分析出古罗马基因来，让他们在血统上“高贵”一头。光凭着在文章，典籍里翻，得出这个结果，非常不容易。

　　按道理，老朱至少要发人家一个科技进步奖，或最佳马屁奖才对。谁知道，家谱草案放到老朱手里，朱愤青一翻白眼，说了句，“扯淡，我他妈的连自己爷爷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还他妈的是朱熹的后代。朱熹的后代能穷到买不起墓地么！”

　　当时的教授们一下子傻了，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有人就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老大，您说，这该怎么写！”

　　怎么写，朱家家谱从我这一代开始写。

　　人，能赢得尊敬的不是其血脉，而是其行为和成就。

　　朱愤青不糊涂，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亲自把自己的家世，写了出来。

　　小时候穷，没钱吃饭。他都写了进去。老爹死了，没地方埋，是别人施舍的墓地，他也写了进去。还有当和尚，要饭的故事。

　　既没有高贵的血脉，也没有斩白蛇的传奇。字里行间透漏一条信息，我老朱造反，是元朝那帮混蛋逼的。我老朱的儿子和属下，不能再当混蛋。

　　虽然后来很多文人，编了很多朱元璋想认朱熹为祖先，被朱熹家族拒绝的故事，借此衬托朱熹后人的高贵。但故事归故事，如果老朱成心篡改家谱，朱熹家族那小样，敢说不字么。

　　朱元璋的身世，刻在他的墓碑上。提醒着他的后人，有这么一个愤青的存在。

　　小时候吃不起饭的朱元璋，对官僚阶层，有刻骨的仇恨。如果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肯定是个愤青，认为把某位置以上的官员挨个枪毙，没有一个冤枉的。两个中毙一个，肯定有人漏网。

　　于是，掌握了权力的朱愤青，时时刻刻警醒着逼得他造了反的官僚阶层。甚至不惜剥贪官的皮来示警。

　　很可惜的是，二百多年后，他的帝国，同样因百姓吃不起饭造反而亡。

　　历史上的悲剧，总是惊人的相似。当朱元璋从坟墓中，看到李自成那愤怒的面孔时，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朱元璋恨贪官刮地皮，所以立法剥贪官的皮。并且把贪官的皮添上草，竖立在其曾经工作的衙门口，以儆效尤。可往往前人的皮未干，后人已经又因贪污而锒铛入狱。老朱杀人杀了十几年，杀得开科举选拔新官都来不及补充，有些倦了，就总结了一句：“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其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出自吴思先生的考证，在此，向吴思先生表示敬意。酒徒在拙作《明》中，擅自替吴思先生安排了个角色，吴思焓。一半是酒徒敬重的吴焓先生，另一半是吴思先生。两个敢说实话的读书人）。

　　法古命官，布列华夷。这两句话说得很好，点到了关键处。朱元璋立国之始，一些有能力的读书人如李善长、宋廉、刘基等，协助大明建立了一整套符合书生们理想方式也符合理学理论的“完美”制度。当然，读书人们因为种种原因，不敢说这个制度是他们自创。而把这个制度归功于古人。所以，朱明王朝的制度以当时人的眼光是非常符合华夏传统的，符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治国方略”这个“新儒家”们的提法。但朱元璋发现了，法古，似乎行不通。官员们的品德，因为掌握了权力之后迅速堕落。是制度决定了官员品德，还是官员品德影响了他的“完美”制度，老朱有些吃不准了。

　　大概当时有一种学说认为贪污腐败是蒙古人或者色目人给中华文明带来的污染。这就像酒徒总把贪官都认为是日本人的后代一样，既维护了自己民族的荣誉，又给日本人抹了黑。但这个提法，朱愤青也不大相信，因为明朝的官员中，蒙古人、维吾尔人、色目人都有，并且仔细查下去，没几个干净的。

　　发现老朱对制度产生了疑问。这时候，就有“专家”跳了出来。说了一番非常有趣的大道理。中国这片土地上，自古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不多，但专家却非常普及，并且专家们的道理，总是让小民们无法反驳。

　　专家们给朱元璋开出的药方是，提高官员俸禄。他们认为，贪官层出不穷，是因为官俸太低廉。以当时的物价，官员的俸禄的确不高，大概是玖拾石米。所以，清廉的官员，生活肯定不会太好。海瑞吃不起肉的故事流传至今，以清廉的反证，为当时其他人的贪污行为，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专家们引经据典，要求朱元璋高薪养廉，但朱大愤青却不糊涂。他当过农民，要过饭，知道在明初的银价。明初的银子价格，与明代晚期，海瑞时代没有可比性。当时中原受蒙古人近百年的盘剥，地广人稀，银子价格和粮食价格都贵得离谱。玖拾石大米，折合为白银，大概是六十两银子。而当时上好的农田，每亩大概卖银一两。也就是一个县官如果不贪污，光凭工资，每年的收益是六十亩地，（县官履任不可带家属，他的伙食，按当时规定是地方报销）。

　　六十亩地，对于毕生目标为“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农民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这就像某些官员天天说公务员工资低廉，对于农民来说，公务员一年的工资，已经够他赚一辈子。

　　专家们也知道朱愤青不好糊弄，振振有辞地解释，官员都是读书人，价值比农民高。换成我们现在高薪养廉的说法，就是官员的是精英，收入和劳动付出要成正比。

　　这句话够蒙人的。记得玖拾年代，酒徒就被某专家这话蒙得一愣一愣的。结果，朱大愤青当时就打了个比方，他说：如果某掌柜的雇佣了伙计，这个伙计嫌薪水低廉。可以请辞。但薪水低，不能成为贪污的理由。

　　当时，群臣无话。

　　读史到此，酒徒忍不住拍案。那位提倡高薪养廉的专家如果听到朱大愤青这句话，肯定羞死。官员嫌俸禄低，好啊，辞职啊。换别人来干，想干的人多得是。

　　当然，官员们是舍不得辞职的。谁都知道，很多人盯着他们的职位。非但如此，一些地痞无赖，还打破脑袋，不拿薪水当编外官员。

　　于是，这场对话不了了之，朱元璋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对付贪官，就想出了“民告官”这一条办法。

　　网上，很多人说，如果回到古代，他一定去宋代。因为宋朝不杀士大夫。说这话的人，我估计他至少是个处级以上干部。否则，也不可能把自己和士大夫同列。

　　而酒徒是草民，所以，如果回到古代，酒徒宁愿选择朱元璋时期的明初。不为别的，就为了朱元璋发明的这一条鼓励民告官。试想酒徒一介百姓，回到古代，也是一介百姓。被贪官欺负了，没胆量揭竿而起。能走的，也就是朱元璋鼓励的这条路。

　　而这条路，古往今来，只有在朱元璋当政的那个时期，在老朱的屠刀威逼下，切实执行过。记载中，一些小官吏干了坏事，被百姓扭送京城。走到半路，就哀告，服软，发誓永不再犯。虽然这个制度曾经被“刁民”恶意利用来对抗官员的命令。但切切实实，起到了保证官员廉洁的作用。

　　可惜，这个制度，因为路途成本太高，和影响地方稳定等原因，在朱元璋死后，被官员们群起否决掉了。于是，明朝的贪官们，得以一代一代继续下去，直到李自成进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