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

根据大槐树寻根园官方资料介绍

系承周武王，始祖为康叔封。为我国当代百家大姓第七十五姓。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康氏始祖为平阳、太原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洪洞、赵城二县等籍人氏。明初奉旨在洪洞大槐树集中迁往异地，至清末其后裔分布：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陕西、甘肃、宁夏、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广西、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等地。

康姓的记载最早见于唐朝《元和姓纂》。

〔姓源〕其姓源主要有三：①源自姬姓。据《姓苑》、《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古今姓氏书辨证》记载，周武王的同母幼弟，在武王取得天下后，被封于康地，故称康叔封。武王死后，成王嗣位，蔡叔、管叔、霍叔、三监联合武庚和东夷族反叛。周公旦东征，很快平定了这次反叛。之后，便大规模地分封诸候，并营建洛邑作为东都。周公在分封诸侯的过程中，最后决定把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分封给颇有贤名的康叔，改封康叔为卫君，建立了卫国，都在今河南淇县，故康叔又称卫康叔。康叔治理殷民有功，做到了化敌为友，功在社稷。因此，被举为周朝司寇，他死后，被谥号为康，他的后裔便用封邑及谥号康为姓，是为河南康姓，史称康姓正宗。

②源自古代少数民族姓氏。据《梁书》、《唐书》记载，汉朝时西域有康居国，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管理各种事务，康居国也派王子在河西应诏，因为滞留在当地沦为平民，后来就用故国名中的康作为姓。到隋唐时，这个位居中亚的国家仍然存在，被称为康国。因这一支后裔有居祁连山北昭武城，支庶分王各地，故有昭武九姓之称。如汉有康孟详、唐有康谦都是康国人。是为甘肃康姓。另据《隋书》记载，突厥亦有康姓。③源自匡、主二姓所改。据《宋史》记载，宋太祖名赵匡胤，姓匡的人为了避讳就改姓主。到了政和年间，因为普通人姓主有犯上的嫌疑，因此又改姓康。是为河南康姓。

〔郡望〕康姓郡望主要有京兆郡、东平郡、会稽郡等。京兆郡：即首都长安直辖区。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设京兆尹，下辖十二县，相当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以东至华县一带地区。

〔堂号〕康氏以京兆、会稽为其堂号。会稽堂：唐朝时候康志睦，身材魁伟，很会骑马射箭，官大将军。后来讨灭张韶，升平卢节度使。又平了李同捷的叛乱，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封会稽郡公。

〔堂联〕康姓的堂联有：少卿六畏(康澄);孝女三贤(康女)。明经登第(康希诜);驰射受封(康志睦)。东海名流(康子元);华山懋绩(康绚)。斯文在天地;至乐寄山林(康有为自撰联)。功盖三庆会;名成八阵图(康子林联)。长安第一手(康昆仓);德函列头名(康海)。莲蕊峰头传名远(康涛);景贤书院播惠长(康里脱脱)。驰誉明经，少小荣登科第(康希诜)。有声乐府，文词待诏金门(康伯可)。

〔名人〕《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录康氏68例，《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收录85例。康姓的历史名人三国时有著名高僧康僧会，汉有康播，江原人;南朝宋有康穆，为秦梁州刺史;金代有康赐，宁晋人，为监察御史;唐代河东节度使康承训，著名画家康萨陀，宋代词人康与之，元代戏曲家康进之，著名学者康显之。明初开国公康茂才，文学家康海;清代有康有为。

〔人口〕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山西省有康姓101220人，临汾市4418人，洪洞县593人。

〔供橱〕康姓祖宗神位供奉在大槐树祭祖堂二号供橱。

〔家谱〕康姓的家谱有：《辽宁凤城康氏世谱一卷》(辽宁凤城县档案馆);《江苏泰县南沙康氏重修宗谱二十四卷》(辽宁图书馆);《浙江奉化连山康氏宗谱四卷》(浙江奉化县文化管理委员会);《福建塔山康氏家谱》(福建图书馆);《裕西康氏族谱》(洪洞县县志办公室)。

〔字辈〕据民国抄本《康氏族谱》，江苏如皋康姓一支字辈谱为：“本贞茂荣，安雍近智，吉贤端秀。”又有1999年由康全发编著的《康氏族谱》，裕西康姓一支字辈谱从六世排为：“圣田兆万全，广兴增富源。仁志礼怀信，鹏龙俊杰献。国显民庆贵，德才昌生权。”曹县康庄一支字辈谱从22世起为：“会宗庆序广，先训宜承长，根源本清秀，普照显荣光”。

〔迁徙〕康氏最早的发源地应该是康叔被

1、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移民以湖广行省、贵州行省等地为主，人口达到100余万。据考证表明，这次移民，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迁移往四川，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一）湖广填四川:川北以陕西为主，川东以湖广为主，四川盆地西部以广东人为主。陕南以两湖为主。

（二）江西棚民与客家人:赣南山区来自福建汀州和广东；赣西北类似但形成“南客北湖”局面；赣东北，以福建与本省南丰为主，另有徽州人，直到浙西浙南。

（三）湘东边界:福建广东客家人移去。

2、历史背景

《四川通志》《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陕南包括如今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清初，这里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这里人户稀少，田地大多荒置，呈现出一派“虎迹狼蹄多于人迹，千里幅员。大半黄茅白苇”的荒凉景象。群山环抱之中的陕南，其封闭的地形并未让它免遭战乱的困扰——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失败、明朝政权的垂死挣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乱，陕南都被殃及。虽然在明代有大量流民曾进入秦巴地区开荒种地以求谋生，人口有所增加，但历经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人口锐减。陕南受害之烈，比四川有过之而无不及。《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汉阴县有户六百七十，口三千五百七十六”。明末农民起义，清初吴三桂反清，陕南均是大战场，人口锐减。《嘉庆汉阴县志》：明末汉阴县城“破颓者仅存十余间”，“土著无多，所存十之一、二”。原本就人烟稀少的陕南各地，此时更成极度荒僻之地。丘陵山地固不待言，即使河谷地带也人口稀缺。这点从康熙初年陕南部分府县的编户里数也不难看出：汉阴4里，旬阳4里，镇安2里，商南1里，山阳2里，平利1里，白河1里。由此可见清初陕南萧条荒敝之程度。据移民史专家曹树基估计，当时陕南大约有70%的人口或死于战乱，或转徙他乡。

湖广填四川 文献当然，此次“湖广填陕南”除采取优惠经济政策招徕移民外，朝廷还采取了强迫迁移的政策，顺治、康熙两朝，朝廷两次强迫迁海，使福建、广东、江浙等濒海居民辗转迁入内地。移民历经千辛万苦进入秦巴山地，大致是由东至西，先自平原，再进深山。至乾隆年间，移民基本上填充了汉水谷地和秦巴山地的老林地区，陕南的移民潮流，大致在道光年间进入尾声。

在这次移民浪潮中，前文提及的湖南长沙吴氏家族的部分后裔也成为这支移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氏始来陕南只有吴尚锡一人，进入汉阴堰坪后站稳脚跟后，立刻回故里招徕其他吴氏四大房族。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三十四年（1769），长沙吴氏家族五大房（高桥坝房、金井房、柳充房、大路房、高塘房）陆续迁徙到陕南，前后历时十四年之久。到咸丰年间，吴氏后裔在陕南者“丁口见千三百余”。直到现在，吴姓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吴氏宗族的人口在陕南的繁衍、增长其实也就是陕南地区人口在清朝中后期爆炸性增长的一个缩影。

汉水谷地与秦巴山地在乾隆至道光的近百年间接纳了大量移民，致使移民在当地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清初朝廷的招抚垦荒和强迫迁海政策使汉阴县人口从明万历朝的3570人猛增到清朝道光朝的123300人，成为“十家九客户，百年土著无”的“五方杂处的”移民区。据各种文献资料，至道光年间，陕南各地客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在80—90%。到达陕南并定居下来的客民，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其中以湖广最多。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到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由此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

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使陕南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他们的耕作方式及蚕桑、茶叶、苎麻、纺织等农副业生产堪称为南方移民开发山区的典型。习惯于水田耕作的南方移民并不满足于在坡地上种植旱作物，而是利用他们原有的耕作经验，在其定居之地，修筑渠堰，饮水灌溉，种植水稻。这种情况遍及整个陕南。吴氏迁陕第三代裔孙、位至候铨知县的吴敦品为其家谱《先德录》所撰文“质美公行状”篇中介绍：

当是时，堰坪田无几，而秦俗又不谙沟泄之法，待雨以田，无雨则田石，于是相戒无田。公乃为杨氏及居人力言疏导堵泄之利，度远近沟渠道，深塘陂时蓄泄。杨用以饶，渠用以昌，不数年，堰坪山麓皆垦为田……若汉阴以南水利，实多我公绍之，夫吴氏乐利百年哉。

初来乍到的吴氏先民来到堰坪后，面临的是整片的山坡，本来就少地的堰坪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适宜种植的土地，而当地人也是靠天吃饭，有雨水就种植，没雨水土地就就荒废着。当时的艰辛可想而知，但吴氏先民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当地人兴修沟渠，垦荒造田，年复一年的围筑梯田，因地制宜的把南方的水田耕作方式嫁接在海拔500至600米的山坡上。修筑梯田始于乾隆年间，历经数代人营建，历时一百余年，至今250多年的历史，吴氏先民凭借着汗水和智慧开垦万亩梯田，谱写了一个家族波澜壮阔的百年移民垦荒史，成为清代前期湖广移民迁徙陕南生息繁衍的历史缩影。

“亩金有沃土，山中岂乐乡。所幸宜五种，食不止稻粱。”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不仅促进了陕南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使陕更加趋向于“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成为一个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1]

3、形成原因

长期战争

湖广宗祠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税收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明末清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湖广宗祠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1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桂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厮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4、迁移详情

迁移背景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允许条件

湖广填四川纪念活动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从地理位置来看，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主要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迁移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湖广填四川

管理措施

湖广填四川(3)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姓氏简介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第九,潼南县。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向氏家族迁往潼南,铜梁等区县,此外南充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5、迁移影响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

资源破坏

湖广填四川后的城镇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物种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至清初，山西平阳府经历了有组织的十几次移民，主要迁至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至今这些地区的康姓家谱中大多都说来自山西平阳府。 山东费县《周宗卫世家康氏志谱》载：“大宗世系”，康叔系文王第九子，食采邑于康城，故曰“康叔”。后因参与平定“三监之乱”有功，而封于殷商之故地，建立卫国，所以又称卫康叔。康叔去世后，其后世以谥号为姓，这便是康姓的由来。这样一代代传至六十二代，名康澄，在五代后唐明宗朝任大理寺少卿之职。澄生三子：希诜、希贤、希虞；其长子希诜生子仁傑，生前任汾阳令，后迁平阳，死后葬于平阳之东北汾河西岸。傑生子名奎，世居平阳临汾地。就这样，康澄的长子希诜的后世子孙就世世代代地在山西平阳一带繁衍，发展起来。后经宋元两朝，四百年左右较平稳的发展，已经是枝繁叶茂，人口众多，大多散居于山西平阳一带周围各县。[2] 山东省巨野康氏家谱载：为追溯先祖，我族中贤达，曾亲赴山西寻根问祖，历时三天，访问了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城北六里老康庄，据当地族人康领成、康效勋等叙述，并查康氏族谱和八楞祖碑，乃知我康氏确系山西故族。[2] 山东郓城谱载：始祖山西洪洞之故族，明成祖永乐二年来此东土。兄弟四人，长支仲华，居巨野康家集；次支仲礼，居郓城南白状元集；三支子山，居郓城东北十八里金线领立村康庄；四支仲信，居嘉祥城北康家庄，迄今近六百年。[2] 山东成武谱载：盖我康氏家谱，自明初洪武年间，由山西洪洞东迁，长兄居成武西南康楼，弟迁居曹县康庄，至今五六百年。[2] 山东金乡谱载：其先祖亦来自山西洪洞，属同来山东兄弟四人中的行二，初来时居于郓南四十五里白状元集。[2] 山东莘县谱载：其祖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于明洪武年间奉旨迁鲁，至今已六百余年，传二十三世。[2] 另据山东鄄城谱载：其始祖号仲达、仲方，亦来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自明永乐二年迁鲁至今六百余年。[2] 再看河南，据巩义康店康氏家谱载：其先祖来自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明初至今六百余年，传二十四世。[2] 另据巩义太平头支派谱载：其先祖是于洪武三年奉移民之诏由山西洪洞迁徙而来。其后世有迁于登封、汝阳、义马、博爱、偃师、灵宝等地的。[2] 再看鄢陵谱所叙：吾康氏山西洪洞旧第也，自明初迁入鄢陵即为鄢陵人数百年。[2] 另外，河南境内，如：开封、南阳、太康、禹州、周口、新野、南召、鲁山、唐河、方城、社旗、泌阳等地的康氏族人亦称皆来自山西平阳府一带。[2] 综合以上族谱或家谱，除了山东费县能讲清楚唐朝祖源外，其他各地仅有明清时期始迁祖，与康澄是否同族？尚属未知数。 康朝辉、康洪波在《五代后唐大理少卿康澄与外迁山西的康氏后裔关系研究》中提到，长期以来，“我的祖先来自洪洞县大槐树，大槐树的康氏祖先从哪来？我们外迁族人能否与山西的康氏族谱续接等”难题，一直困扰着从山西省洪洞县迁往京、津、冀、鲁、豫、皖等地的康氏后人。为此，各地族人为寻根访祖，苦苦求索几百年，始终无法求解。[1] 综上所述，外迁山西的康氏后人不仅接续不上山西的康氏族谱，而且也无法与62代祖康澄族谱的续接。因此，要实现与康澄族谱的续接，是今天我们全体康氏文化研究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1] 笔者认为，从五代后唐明宗年间至今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朝代更迭，战乱频繁，时间跨度大，族谱资料毁损严重，再加上康澄祖在山西的后人众多，外迁康氏后人离开山西时间长等原因，与62代祖康澄族谱的续接是有一定困难的。外迁族人应本着先近后远的续谱原则，在分步理清关系的基础上，接续与62代祖康澄族谱：[1] 第一：外迁康氏后人应首先查考本地康氏族谱资料，续接好与始迁祖的族谱。在此基础上，要通过各种渠道，如派人到山西各地寻访族人，委托专家、学者查找族人，利用报纸、网络等媒体公开查询的方式，积极联系山西各地的康氏后人，力争早日接续与山西各地的康氏族谱。[1] 第二：建议山西的各级康氏文化研究机构和有关文化部门积极组织专家、学者和民间文化人士开展研究活动，在整理好山西当地康氏族谱的同时，续接与62代祖康澄的族谱，为外迁康氏族人顺利接续康澄族谱创造有利条件。[1] 只要我们外迁山西的族人接续了始迁祖与山西各地康氏族人的族谱，进而与先祖康澄以及始祖康叔的族谱续接。那么，我们康氏族人也就完成了先祖未竟的续谱大事，在未来的《中华康氏大统族谱》上刻下先祖的名字，可告慰祖先，教育后人，其功德无量，更是我们全体康氏族人对中华民族姓氏文化研究的重大贡献！[1] 康朝辉、康洪波上述话语讲出了大家的心声！ 我觉得可以把对曹操、曹雪芹DNA课题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大槐树移民的追根溯源上，通过DNA基因检测，理清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康姓与山西临汾地区（平阳府）的几支康姓家族的渊源关系，使分开多年的同宗重新连上，了解老祖宗在那个年代分开的历史，从而描绘出一个更大更全更准确的康氏家族图谱。 这里介绍一下DNA的知识。 人们的姓氏大多继承自父亲，而Y染色体是严格的父子相传的基因组片段。所以姓氏与Y染色体的遗传应该是平行的，有共同姓氏的男性可能有相同或相近的Y染色体类型。然而，多起源、改姓、非亲生、从母姓等社会因素弱化了某些姓氏与Y染色体的关联，此时家谱研究可为厘清父系血缘提供线索。Y染色体上稳定的SNP突变可以永远在父系后代中流传，可以构建可靠的父系基因谱系；而其上突变较快的STR位点又可以用以估算时间。因此，Y染色体可用以研究很多姓氏宗族的历史，甚至千百年前的历史疑案。重建姓氏、家谱与Y染色体的关系必将成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3] Y染色体为男性独有，其绝大部分片段不可重组，严格遵循父传子的遗传模式，因此其传递规律与正常情况下的姓氏一致，同一个父系宗族的男性的Y染色体具有极高的相似性。Y染色体的谱系可根据SNP（单核苷酸多态）标记划分为若干个单倍群。目前所检测的不同单倍群的标记产生时间很早，均在万年以上，远早于中国姓氏的产生，因此不同单倍群的人必然具有不同的姓氏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