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通志·氏族略》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天下同姓是一家，故而同姓不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注“贵者有氏”：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裂土封侯），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 张姓是华夏大姓之一，人口近一亿，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张姓祖根在哪里有的说河北清河，有的说山西太原，有的说河南濮阳。为了寻清这个问题，本会邀请省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举行了两次张姓起源学术研讨会，进行了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史实，确认中华张姓始祖是挥公。挥公得姓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帝丘是张姓先民最早的祖居地，张姓源于濮阳，其他地方只能是流，是支脉。

一、史籍及谱牒依据

我们查阅有关张姓始祖挥公的记载见之于书的有17种之多。《世本》日： “挥作弓，牟夷作矢。”这是今见最早的关于挥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日：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日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日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日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唐·林宝《元和姓纂》云：黄帝第五子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张氏。”宋·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日： “张氏出姬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清·乾隆朝重修《张氏族谱·受姓渊源考》： “张氏出自黄帝轩辕氏，生少吴金天氏，又号青阳氏，第五子挥始制弓矢，官为弓正，主祀弧星，世掌其职，赐姓张氏。”

从上述文献可知，挥为张氏得姓祖，这一观点，除宋代郑樵所著《通志》认为解张是张姓始祖外，其他史书均无疑义。但是，挥是黄帝之孙，或是黄帝之子；挥是玄嚣青阳氏之子，或是少昊青阳氏之子，却有分歧。我们认为，挥是黄帝之孙、玄嚣青阳氏之子。其根据有二：①《国语·晋语》日： “凡黄帝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嬉、姑、儇、依是也。”(其中有二人同为姬姓，二人同为己姓)。《史记·五帝本纪·注释》、《世本》、《大戴礼记》等文献均有同样记载。黄帝子所得十二姓中没有张姓，这说明张姓非黄帝所赐，挥公非黄帝之子，乃黄帝之孙，和帝颛顼是亲叔伯兄弟，是同时代人。②当代著名民族源流学家何光岳先生考证，少昊金天氏本东夷族，非黄帝后裔青阳氏，亦就排除了少昊为黄帝之子说，挥为玄嚣青阳氏之子是比较可信的。

但是，鉴于“挥为黄帝之子或孙”的问题，在历史上已争论了几千年，且各有重要文献依据；挥生活在上古传说时代，后世史书不一致、有争议，是正常的。所以，我们的态度是：两种观点应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求大同存小异，谁也不能强迫谁改变族谱。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姓氏文化研究的深入，认识会逐步统一的。

二、地望考察

玄嚣因何得号青阳氏这与其封邑有关。我国自古至今，均以“山南水北为阳”。青阳，即清水之阳(青、清古通用)，而古清河就流经濮阳。

《读史方舆纪要》日：“淇水过内黄县南为白沟，亦日青河。”又日：“淇水……经内黄、清丰之间，其下流人大河，故渎今湮。”《前汉书·地理志》日：“清河水出内黄县南。”以上引文说明古清河与淇河、白沟为一河的不同名称。《诗经·卫风·氓》篇：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涉淇”即“涉过淇水”，“淇水”即是“古清河”；“顿丘”古邑名，在今濮阳城西、浚县境内。从这首古诗也说明帝丘附近有古清河。今濮阳市区张仪村、班家、店当一带村民，仍称村北为北清河、村南为南清河。张仪村系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故里，至今村内尚有“张仪祠遗址”。该村有张、尹、李等八姓，只有张姓是老住户，其他均是迁入户。据清光绪二十五年续修的《李氏族谱》载：“李氏出陇西蔓延天下，明洪武年间，自洪洞迁于开州北王家庄后，自王家庄移居清邑张仪村。”清光绪年间续修的《尹氏家谱》载：“尹氏世居山西之洪洞，明成化年间徙居清邑张仪村。”该地为什么称“清邑”定与古清河流经此地有关，很可能就是玄嚣的封地“清阳”。“清邑”明代尚存，今已不在。据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讲：“帝丘(今濮阳)在上古时期是东夷族势力与黄帝族势力的交接地区。因此，黄帝必须在帝丘设防，所以把其子玄嚣封于青阳。”由此可知，张姓始祖挥公，自幼便生活在古清河上游其父的封邑，年长之后又在帝丘辅佐帝颛顼。由于挥十分聪明英武，他夜观弧星，折枝弯条，始制弓矢，大大提高了颛顼部族的战斗力。弓矢用于狩猎，猎获的鸟兽空前增多，提高了部族的生活水平；用于战争，打败了与颛顼争帝的共工部族，使颛顼统治的疆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址，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由于挥公功勋卓著，帝颛顼封其为弓正(亦称弓长)，并赐姓张，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有人说，清河在中国境内何止一条河北、山东、山西、安徽等省都有清河，怎么能断定濮阳的古清河就是玄嚣的封邑青阳所在地呢这是因为濮阳古称帝丘，颛项建都于此，至今濮阳城中心四牌楼上仍镌刻着“颛顼遗都”四个大字。帝颛顼、帝喾死后均葬于帝丘，今陵墓尚存，这一点是哪个清河也没有的。所以，只有帝丘附近的古清河才是玄嚣封邑青阳所在地，玄嚣也因封地青阳而号青阳氏。

三、当代族史研究成果

何光岳先生关于挥为玄嚣青阳氏之子的论点，在当今史学界颇具权威性，为研究张姓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著名族史专家谢均祥先生经过多年研究考证，确认张姓源于濮阳。他的这一研究成果，1994年曾在《欧洲时报》、《河南广播电视报》等国内外报刊上发表。

以上论据充分证明了：挥公即是张姓始祖，因发明弓矢而得姓，张姓祖根在濮阳，这便是张姓的渊源。

此外，后世有以字为姓者，也有因种种原因改姓者。如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有解张，字张侯，在晋齐鞍之战中作战勇猛，战功卓著，他的后世以他的字为姓，改解姓为张姓。战国时期，魏国人范雎，为躲避仇人迫害，改姓易名，自称张禄，西入秦国，屡次为秦王出谋划策，因功登上相位。三国名将张辽，原姓聂。汉末黑山起义军首领张燕，原姓褚。另有少数民族改姓张的。在当代中国，回、满、藏、苗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中，都有张姓人群存在。但这只是支脉，是流，而不是源。

四、张姓播迁

张姓先民是怎样从得姓地濮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这是个大课题，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够说清的。现仅就我们的初步考察，谈一下我们的看法。

张姓先民的第一次大播迁应是在大禹治水时期。当时，遍地洪水泛滥，中原濮阳地势低洼，更是一片汪洋。为求生存，先民们只好择高而居，逃往距离近的高丘或山区，并且在那里定居下来，繁衍生息，而后又逐步走向全国各地。这次洪水大致发生在帝颛顼、帝喾之后的尧、舜时期，也正是挥公得姓之后。起初，尧命颛顼之子鲧治水，而且到过濮阳。至今，濮阳境内仍有“鲧堤”遗迹。明·嘉靖《开州志》(明代濮阳称开州)卷二，载宋·司马光《鲧堤》诗日：“东郡(今濮阳)鲧堤古，向来烟火疏。堤封百里远，生齿万家余……”可惜，曾在濮阳筑堤治水的鲧，由于方法不对，九年没有把水治平，被舜杀于羽山。舜又派鲧之子大禹治水。他带领人民，凿山开河，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把水治平。这次大洪水先后治了二十二年，逼使很多人离乡背井逃避水患。但要问，当时的张姓先民究竟逃到了哪省哪县，因没查到确凿依据，笔者不能妄言。但据读史得知，帝颛顼、帝喾均建都于帝丘(今濮阳)，到帝尧为什么把都城迁到了平阳(今山西省临汾西南)帝舜为什么把都城迁到了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西南蒲州)大禹为什么把都城迁到了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恐怕都与这次大洪水有直接关系。中国地势的特点， “西北高，东南低，十里地，洼三尺”。在洪水滔天的时代，难怪帝尧、帝舜、大禹均迁都于山西。试想，部落联盟的首领和都城都迁走了，黎民百姓能不跟着去吗所以，历来饱受洪水灾害的濮阳人，逃避水灾多向西，不去山西就去陕西。那个时期，张姓先民从得姓地老家帝丘(今濮阳)逃往山西等地，再由山西迁往各地，或迁回老家濮阳，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张姓先民第二次大播迁，当在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在濮阳瓠子堤决口时期。自古人恋故土。大禹把洪水治平之后，逃往外地的先民回来一部分是肯定的。经过夏、商、周、秦等朝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濮阳地区属于卫国，经济文化都有相当发展。但到汉代，濮阳人又碰上了黄河瓠子堤决口，淹没十六郡，濮阳以东尽成泽国，又一次一直淹了二十二年，人们没吃没喝能不外逃吗去哪里为了求生存逃水患，只好走老路逃往高丘或山区。此后，还有新莽时期公元11年，黄河自治亭(今濮阳)决口，是历史上黄河第二次改道，漫流于濮阳以东各郡达59年。北宋熙宁十年，黄河自濮阳曹村决口，是历史上黄河第三次改道，泛郡县四十五，淹民田30万顷。有史记载的黄河在濮阳境内的决口达一百多次，又加上旱灾、虫灾，每次水旱灾害，都迫使先民们离乡背井，逃往各地。

除了水灾之外，战乱是张姓先民多次迁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濮阳地处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晋楚城濮之战，秦代章邯和项羽濮阳之战，东汉曹操吕布濮阳之战，北宋宋辽澶渊之战等多次大战都发生在这里，每次战乱都迫使先民们多向比较安定的南方迁移。据王大良、孟繁冶先生编著的《中国大姓寻根与取名》一书记载，由于战乱原因， “张姓先民由中原地区向四方迁徙，有过几次大的潮流。第一次是在东汉末年，由于董卓之乱和连年的战乱，中原地区遭受严重破坏，在此居住的张姓先民被迫南迁；第二次是在西晋末年，匈奴和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的军队进入中原，灭亡了汉族地主阶级在洛阳建立的西晋王朝，人民群众蒙受了深重的苦难，中原的张姓先民又一次大规模地南迁，同时也有部分张姓先民迁往东北和西北地区；第三次是在金兵南侵，灭亡了建都开封的北宋政权，占领了黄河南北，这里的张姓先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到长江以南地区避难。除了这三次迁徙外，还有更多的小规模迁徙，使张姓儿女逐渐遍布于全国各地。”

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一诗诗题曾在1949年后引起过许多学者的关注。从1959年学界对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讨论开始，到七十年代程千帆先生和施蛰存先生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分别提出各自的意见，至今未有定论。学者关注此诗题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诗题于流传中异文颇多，不知哪个更接近原貌;二是题目中某些字词意思于今难懂，不知应作何解。笔者在此提出一个新的可能，与学人共同商讨，并望方家予以指正。

一

中华书局最新版王锡九先生《李颀诗歌校注》中对此诗诗题的注解主要引述了程千帆、施蛰存两位先生的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在今天看来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下面就此一一进行分析。

（一） 施蛰存先生认同《河岳英灵集》版的诗歌标题，认为《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这是李颀自己写下的原题”，“《唐文粹》《唐诗纪事》《唐音》都照录原题，可知编者都了解题义”。诗题标点应为“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而其他版本的致误之由是：

《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璠在评论李颀时，引述这首诗说：“又《听弹胡笳声》云……”他把诗题简缩为五个字，而在“声”字上读断，这是第一个读破句的人。后人跟他误读，下文的“兼语弄”云云就无法理解了。

施先生解释“声兼语弄”，认为“声”的意思是声音，“语”的意思是胡语胡乐，“唐人对西域来的音乐或歌曲，都比之为胡语”，“弄”则是琴曲，所以此四字是在形容董庭兰弹奏的《胡笳十八拍》“兼有胡笳和琴的声音”（施蛰存《唐诗百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这一解读有两个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李颀此诗作于天宝年间，《河岳英灵集》编纂于天宝末年，前后相差至多不过十余年，不应存在编者读破诗题的情况，除非殷璠看到的诗题已令他感到不解，也即是说此诗题传至殷璠已出现讹误。试想，若同为天宝人的殷璠尚且读破句，后来《唐文粹》《唐诗纪事》《唐音》的编者们比殷璠更了解题义的可能性有多少？

其二，将“语”解释为“千载琵琶作胡语”的“胡语”实在有些牵强。检唐诗中若有“胡语”意者，必按一“胡”字。因为琵琶属于胡琴就将琵琶诗中的“语”都解作胡语，进而将其所咏乐曲皆视为胡曲，又以此证明其他音乐诗中出现的“语”也皆为胡曲之意，这样的推断恐怕不妥。随便拿几首诗就可以证明：“小弦切切如私语”（白居易《琵琶行》），“昵昵儿女语”（韩愈《听颖师弹琴》），一是琵琶一是古琴，难道二者所描写的都是胡曲？况且在古代音乐文献中，能否把“胡语”跟“弄”相连并用也值得考虑。以此看来，《唐诗百话》中对此诗题的解释较难成立。

（二） 程千帆先生在《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诗题校释》中认为李颀此诗诗题流传有误，并做出相关校释：

一是“弄”字指琴曲，但是与“声”字并见不可解，因此“弄”或为释“声”字义混入正文的衍文;二是“寄语”及“兼寄语”应当为连文。“寄语”在诗歌中常见，“兼寄”在唐人诗题中常见。同时“语”和“语弄”并非音乐术语。因此程先生认为此题目应为《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题目传抄错误的步骤可能是《十家诗集》系统先衍出“弄”字，《河岳英灵集》系统又在此基础上乙“语”与“寄”。《唐诗品汇》系统讹误最大，先衍后乙再缺“声”字（程千帆《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诗题校释》，《程千帆选集》，辽宁古籍出版社）。

程先生的校释也有三点值得商榷。

其一，“寄语”一词的色彩义及其使用习惯。“寄语”一词字典义概括为“传话，转告”，但从感 彩上看，它通常有一种语重心长的、或较凝重或类似传达经验的、犹有深意的味道。如：

寄语后生子，作乐当及春。（鲍照《代少年时至衰老行》）

寄语同心伴，迎春且薄妆。（刘希夷《晚春》）

寄语边塞人，如何久离别。（孟浩然《同张明府清镜叹》）

寄语何平叔，无为轻老生。（刘禹锡《寓兴》其一）

寄语双莲子，须知用意深。（李群玉《寄人》）

包括程先生文中引到的杜甫《驱竖子摘苍耳》“寄语恶少年，黄金且休掷”等也是如此。这其中杜诗“寄语杨员外”（《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呈杨员外绾》）有些不同，但此诗题既已标明是“戏呈”，这种“寄语”当属朋友间的诙谐口吻。所以从用法上看，李颀似乎不该因为听了董大的美妙琴曲就犹有深意地“寄语”房管，纵观全诗也并无一丝戏谑之意。此外，检索今存《全唐诗》《全宋诗》，尚未见诗题中有“寄语”二字者。

其二，程先生说“弄”是琴曲术语，可能最初是“声”字释文，因此而衍。但在古代音乐领域，“声”和“弄”的内涵外延并不相同，不当出现以“弄”解“声”的现象。

“声”有时特指五声，有时指某乐器发出的声音，如琴声、笛声、琵琶声、胡笳声等，在乐曲中也指某种声音或情境的表达或再现，比如说琴曲中有凤凰声、胡笳声，“声声犹带发冲冠”（贾岛《听乐山人弹易水》）等。

“弄”在器乐中有两义，动词为演奏音乐，名词为乐曲。《说文》：“弄，玩也。”玩乐器就是演奏乐曲。《世说新语·任诞》中桓子野为王子猷吹笛篇说，桓“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即是。后来应是由动词派生出名词义，所以乐曲也叫“弄”，于是出现以“弄”为曲名者，如同乐府中的“歌”“行”“引”之类，如嵇康《琴赋》：“改韵易调，奇弄乃发。”《南史·隐逸传》载：“宗少文善琴，古有《金石弄》，为诸桓所重。桓氏亡，其声遂绝，惟少文传焉。”等等。再后来其成为古琴的一种专用曲式，如刘宋谢希逸《琴论》：“和乐而作，命之曰畅……忧愁而作，命之曰操……引者，进德修业，申达之名也。弄者，情性和畅，宽泰之名也。”（《乐府诗集》卷第五十七《琴曲歌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而大概正是由于最后一个涵义，让之前的学者们习惯于把目光集中在诗题中的“语弄”和“弄”上。

但是由此可见，“声”绝不是“弄”，“弄”也绝非“声”，二者不应互释。岑参有《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起二句曰：“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是很明显区分了“歌”与“声”。郭茂倩《乐府诗集》引唐刘商《胡笳曲序》说：“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许健解释这段话说：“他（笔者按：董庭兰）是把‘声’加工成‘弄’的。”（许健《琴史新编》，中华书局2012年版）可见“声”是“声”，“弄”是“弄”。观岑参此诗诗题与起句跟李诗有相似之处，而李诗起句“蔡女昔弹胡笳声，一弹一有十八拍”也正是刘序里的意思。

其三，程先生所见《十家诗集》《河岳英灵集》《唐诗品汇》三个系统虽都是明刻本，但《十家诗集》系统所出最晚，《十家诗集》刊于万历年间，其系统中最早的《唐诗二十六家》也刻于嘉靖年间。《唐诗品汇》却成书于明初，最早刻本出于弘治。为何晚出的反而讹误最少？

二

由于李诗流传最广的几个版本诗题意思确实难解，笔者顺着程先生的思路认为此诗题在传抄过程中产生讹误的情况是极有可能的。在此，笔者提出一个新的讹误可能，与学人共商：“语”字或是“调”字之讹，“语弄”应是“调弄”。“声”字或为衍文。理由如下：

（一） “语”与“调”

讹误可能性：形近而讹。

“调弄”二字或本应是连文。从题目传写看，常见四个版本的差异主要在“声”“兼”“语”“弄”“寄”五个词素顺序或者有无的不同上。但不论如何调换，“语弄”两个词素总是连在一起的。说明很可能此二字在原始版本中就相连：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河岳英灵集》等）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十家唐诗》《全唐诗》等）

《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唐诗品汇》等）

《听董庭兰弹琴兼寄房给事》（《文苑英华》）

“调弄”成词，且是音乐术语，运用广泛。“调”和“弄”本各自有义，合为一词在音乐上有两义。做动词时“调”音阳平，指演奏音乐，特指弦乐，如方干《听段处士弹琴》：“几年调弄七条丝，元化分功十指知。”做名词则读去声，泛指乐曲、曲调。如宋代《张协状元》戏文第二出：“适来听得一派乐声，不知谁家调弄？”钱南扬校注：“谁家调弄，犹云‘甚么曲调’。”（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中又进一步说明这里的调弄指弦乐：

所谓调弄，当不同于“吹”曲破断送，应为琵琶之类。（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调弄”可以用来称呼各种弦乐曲。如唐诗中白居易有诗题《带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此是琵琶;宋太宗《缘识》其二八：“阮咸初立意，偷得姮娥月。……堪听诸调弄，勾锁无休歇”是写阮;欧阳修《三琴记》“其他不过数小调弄，足以自娱”，陶宗仪《说郛》载宋僧居月《琴曲类集》“凡诸调弄，诸家谱录尽分三古”，则都是写琴。从琴的领域看，“调弄”跟“弄”意思相似。

若从“弄为古琴术语”这一视域中跳出看，诗题写作“调弄”也是完全合理的。

以“胡笳”为名的琴曲在唐代很是流行，今见至少有“大胡笳”“小胡笳”“胡笳弄”“胡笳引”“胡笳曲”等几种不同称呼。而董庭兰在历史上也确实以整理、演奏胡笳曲闻名。除了前引刘商《胡笳曲序》：“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还有元稹《小胡笳引》“哀笳慢指董家本，姜生得之妙思忖”等可为证。“董家本”即指董庭兰整理的《胡笳》谱。

综上所述，可以说刘商《胡笳曲序》中的《胡笳曲》《胡笳弄》正是李诗题目中的“胡笳调弄”。若此说成立，则“调”讹为“语”的时间应该很早，因为今见最早的宋刻《河岳英灵集》就已如此。因此很可能是先有此讹在前，导致后人对此诗题模棱两可，于是有了后来各种版本文字顺序上的调换。

（二） 关于“声”字是否为衍文

衍文可能性：衍诗歌第一句“蔡女昔造胡笳声”中的“声”字。

统观唐代音乐诗，尚未发现“听某人弹某声”的用法。李颀有《听安万善吹觱篥歌》，王昌龄有《听弹风入松阕赠杨补阙》，白居易《听弹湘妃怨》，贾岛《听乐山人弹易水》，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李贺《听颖师弹琴歌》等等之类，结构均是：

听+（某人+）弹/吹……+某曲（+赠/寄）（+某人）

其所表述的听弹音乐都是完整乐曲，而非某“声”。且一首诗题中有“声”有“调弄”也略显繁琐。

《唐诗品汇》无“声”字。《唐诗品汇》完成于明初，且被学者公认为“精审”之作，保留了许多前代珍贵文献遗迹。高棅独在此书中于诗题未加“声”字，应该不是漏刻，而是有其他更早版本为依照。

但是“声”字究竟是否确为衍文还值得思考，因为今见宋本《河岳英灵集》中殷璠已简称其为“《听弹胡笳声》”（影宋本《河岳英灵集》，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若为衍，则或者此处与诗题皆衍，如此则很有可能殷璠看到的诗题已经有此衍文。若不衍，则或者因为“声”与“调弄”毕竟不同，因此用一“兼”字，胡笳声不成曲调，展示过后再弹完整的《胡笳》。

三

据此，笔者提出还原此诗题的三种可能：

第一种：《听董大弹胡笳调弄兼寄房给事》。这是于文义而言最顺畅的诗题。若如此，则各家在讹“调”为“语”的基础上：《唐诗品汇》乙“兼寄”“语弄”;《河岳英灵集》衍“声”字，又乙“兼”“语弄”;《二十六家》衍“声”字，又乙“兼寄”“语弄”。

第二种：《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调弄寄房给事》。这是最符合奥卡姆剃刀原理，兼顾可见最早版本和讹误最简的诗题。“声”指琴奏出胡笳乐声，“调弄”指作为完整曲子的胡笳曲。若如此则《河岳英灵集》只讹“调”为“语”。

第三种：《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调弄房给事》。若如此，“调弄”当指调弄谱，与白诗《带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题目相类似。诗人听了胡笳曲顺便把曲谱寄给房给事。“声”字若衍，则“胡笳”指胡笳曲;“声”字不为衍，则胡笳声指奏出胡笳味的琴音。若如此，《唐诗二十六家》只讹“调”为“语”。

以上三种可能的来源或许分属三个系统，且都有更早本子可依。

一个是《唐诗品汇》系统，上文已有分析，此不赘述。

一个是《河岳英灵集》系统。上文提到的宋刻《河岳英灵集》是迄今可见载有此诗的最早本子，明本诗题文字与之相同。

一个是明刻《唐五十家诗集》系统。《唐五十家诗集》中此诗题目与前文提到的嘉靖《唐诗二十六家》及之后《十家》《百家》等各多家诗题文字相同。今学者考证认为该书刻于弘治前，其中收录的个人诗集与可考之宋元本诗集间有密切关系（影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其中《李颀集》收诗109首，与今见最早的正德刘成德刻本《李颀集》（87首）很是不同，与记载中存诗118首的陆涓本或其他别集刻本来源应该也不同，很可能亦另有宋元本可依。而后来的《二十六家》等多家诗诗集对李颀诗的选刻很可能源出此本。

因此，仅从版本上看，虽然《河岳英灵集》为宋刻，依然很难说明哪个系统文字更接近作者原著，也无法由此断定“声”字究竟是否为衍文，这一疑问还需求教于方家了。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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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为文强调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力主义理、事功、文辞三者统一。尤长散文，纪传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均能抓住细节，突出性格，渲染无多，感染却深；写景如《桃花涧修契诗序》、《环翠亭记》，简洁清秀，迈似欧阳修。著作计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龙门子》、《潜溪集》、《萝山集》、《浦阳人物记》、《翰苑集》、《芝园集》等。后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

德云社班主郭德纲终于开始修订新版《德云家谱》了，这是他自己上次定的三年之期，没准儿老郭现在还有点后悔，当初怎么不定三十年一修呢？开个玩笑。

郭德纲发布的照片上最惹人注意的是出现了两只铅笔，这可能跟之前“家谱得用铅笔写”的哏儿有关，同时也不得不说，虽然《德云家谱》看似不难修，大部分人的资料直接拷贝复制就行，但有四个人的文字还真不好写。

一、 大师兄之位不好定

上一版本的大师兄闫云达走了，再上一个版本的何云伟也是不辞而别，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德云社的大师兄有毒是怎么滴。

事实上，这次新版《德云家谱》的大师兄之位还真不好定。

首先，大师兄这个角色必须得有，行里有话叫顶门大徒弟，所以无论如何你得定一个人出来，哪怕是橡皮图章你也得有一个。

其次，外界传闻大师兄非“二爷”张云雷莫属，说什么“二爷变大爷”。他名气大，人气高，当大师兄合情合理。

但是，这个笔者认为真不一定，因为相声门的大师兄没有按顺序来的硬性规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宝瑞的大徒弟就是王文林让给寇庚儒的，还有常宝华的大徒弟是他自己指定的侯耀华。

因此考虑到张云雷人气虽高，但一是年轻，二是是非多，三是不经常在家，四是还有南京德云社的问题。五是粉丝估计也不愿意。“二奶奶”听着显年轻，“大奶奶”听着显老啊。

笔者认为张云雷当大师兄可能性不算太大。

再次，还有传言说此次大师兄之位非栾云平莫属，这个也有可能，按顺序排队来的话也可以是他，同时他在德云社岁数大，资历深，位高权重还是爱徒，当大师兄也是实至名归，起码比张云雷当更合适一些。

但是，笔者认为栾云平已经位高权重了，对于大师兄这个虚名来说，锦上添花意义也不大。再者，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权势终究还是平衡一些的好。

因此笔者认为栾云平也有可能，但可能性也就比张云雷大一些。

最后，笔者认为大师兄最合适的人选非孔云龙莫属。

第一他年纪大，三十多岁的人当大师兄起码岁数够。第二他资历深，德云社没火呢就进来了，而且这些年风风雨雨一直跟着德云社。第三他做人低调有威望，这个脾气性格很符合大师兄的样子，没看上次张云雷哭了还是孔云龙去哄的他嘛。第四师娘还贼拉喜欢他。

这么多优点，再加上本身德云社大师兄这个位置就有点儿邪性，来个命运多舛的人镇着没准负负得正，哈，开个玩笑别当真。

二、 闫云达的评语不好下

上次修订《德云家谱》时就惹出一地鸡毛来，那么这次老郭就得避免重蹈覆辙。在这三年里所有出走的徒弟当中，争议最大的影响最大的也就是闫云达了，一方面他是大师兄，另外一方面他还带了一些未经证实的恶趣味传闻走的。

因此，对于闫云达的评语该如何下呢？如果参照上次那个大师兄那么写，惹急眼了怎么办？再抖搂出来不该说的东西怎么办？如果轻描淡写可能大家都好看一些。

三、 吴鹤臣怎么办？

吴鹤臣是带字的，经过上次的众筹事件后，吴鹤臣家人和德云社关系微妙，对这个徒弟怎么写怎么定论也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啥都不写最好，让这事情彻底淡化拉倒。

四、 侯鹤廉怎么定论？

和闫云达退出德云社不同，侯鹤廉的退出虽然也是退社加退字，但他的退出几乎没有什么争议，静悄悄毫无声息。对比其他一些退出的不知名徒弟来说，侯鹤廉是世家出身，他名气不大但却很有代表性。对于他退出的用词定论也是一个问题，写重了肯定不合适，不写也不合适，写轻了似乎还不过瘾，有点难。

可能就是因为有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老郭这次还真用了铅笔写。用网友的话说，用铅笔写还有个好处，那就是一种“激励”：好好干 ，别惹事，不然拿橡皮给你擦了。

　　九澧《关氏宗谱》实乃荆州关氏宗谱也。荆州之有关氏，要从关公算起。关公长期驻守荆州，与其子关平一起遇难之后，关平之子，关公之孙关樾因其祖、父均葬于荆州之当阳，故特地留下守坟而没有回山西解州老家。关樾40代孙关琪生四子：长子关鸾、次子关福住荆州当阳，三子关德住江陵龙湾，四子关质住潜江。关质七代孙关珏生三子：长子关文汉留潜江，次子关文亨，三子关文珠迁湖南澧县。三国时，荆州辖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八郡、相当于今天之湖北、湖南全省和河南、贵州两省的一部分地区。后来荆州成为府和郡。总之，当阳、江陵、潜江都是荆州所辖之地。故其始祖文亨、文珠均是荆州人。修关氏族谱者也都众口一词：澧之关氏来自荆州。《关氏创修家乘源流序》云：“缅我支始祖文珠、文亨二公，汉少将军平公四十八世孙也。明末同由荆州来澧落叶。”《关氏迁澧及创修族谱源流序》云：“平公支下四十八世孙文珠、文亨两公由荆州来澧”。再从时间来看，从三国至民国修谱其间1700年，关樾后人一直住荆州而文珠、文亨从荆州迁澧不过300多年。以代而论，从关公至文珠，文亨计48代，而从文珠、文亨迁澧不过八九代而已。总而言之，九澧之关氏始祖都是荆州人。从所创修之《关氏宗谱》看，从始祖文珠、文亨起，前面48代的内容都是照抄道光九年关楚先所携至澧之荆谱，简言之现存第二卷全部和第三卷之《汉夫子以下实录》均系照抄于荆谱。而上述这些内容又是谱的关键部分。没有这些内容就称不上谱。九澧之关氏明末至清道光，历时近300年，其所以不敢造谱，就是因为他们那时一直都不知道这些内容。这就是笔者以为九澧之关氏族谱实乃荆州关氏族谱的原因。换句话说，我们虽然至今未发现荆州关氏族谱，但见了九澧关氏族谱之后，也就等于看到荆州关氏族谱了，大可不必以没有发现荆州关氏族谱为憾。从研究关公文化的角度讲，更应作如是观。因为研究荆州关氏族谱的关键资料都巳全部抄录在九澧关氏族谱中了。

　　九澧关氏族谱的出现，使我们知道了关氏族谱不只荆襄，解州、洛阳、九澧四部。因为从谱中记载看，关兴十五世孙关播从西蜀迁江西，关播十七世孙又从江西迁湖南余市(石乔)，他们有道光六年所修老谱，又有所谓新谱，谱载鸣、鸠，鹤三公是佘市(石乔)始祖。关正瑞虽然极力说关兴后裔之新老谱自相矛盾，但关兴后裔有谱总归是事实。这就是说，关氏族谱不只四部，似也不能就此断定只有五部。

　　此外，关氏族谱还有许多珍贵的资料，现略作介绍：

　　1，江陵即今荆州城，公所筑也。晋桓温流增饰。(笔者按：据现在考古发现，荆州城确为关公所筑)。

　　2、荆州府有公书四大字匾：三秦雄镇。题曰郡主关某书。万历初，有闽人知府事，易去其匾，地震三日，和郡骇异，于是百姓白诸守，仍悬之乃止。

　　3、人们但知关公有画风竹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冷，终久不凋零”，而不知还有画雨竹诗：“炎精嘘不然，鼎足势如许。英雄泪难禁，点点枝头雨。”(徐州志石刻，在铁佛寺。)

　　4、人们但知关公有洛阳关林，当阳关陵，而不知还有华阳墓。明一统志：公墓在四川成都府城外万里桥南。公既殁于吴，昭烈招其魂葬于此(见《四川总志》)。

　　5、谱载京谱派次：

　　开先锡肇 启序成章 洪叶可茂 敦伦履常

　　培修衍庆 志裕振祥 承绪惟正 延生致康

　　锦堂彦义 瑞献嘉邦 崇本向道 卜年永昌

　　圣组五十四代当阳守陵承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裔天楫咨部谨取。

　　6、人们但知当阳关陵，洛阳关林均增设五经博士奉祀陵墓，世袭其职，而不知“在荆州城建庙，称为帅府奉祀生”，且还有监察之权。更不知关氏后裔可优免一切杂役。

　　7、关氏族谱中还有关公遗迹及其对联和关公传说，不少至今未见提及者。

　　可惜的是缺了第三卷，无从得见《汉夫子以下实录》，即从关公至第48代孙文珠、文亨的世表。关正瑞《澧阳关氏来源》言：

　　圣祖五十六代裔楚先等携谱来宅，展阅之，始知四十八世祖文珠公由荆潜迁居于澧州梦溪寺，上溯至圣祖，世系朗朗，凛然如在坐列。

　　据此可知荆谱从关公至文珠48代世系是非常清楚的。再看《墨谱告竣序》：“相传有族祖正瑞公抄录京谱之旧稿尚存，展阅细卷，乃抄文珠公以上四十八代之昭穆”。说明荆谱所载关公至文珠这48代的确很详细，昭穆未混，与关正瑞所言之“世系朗朗，凛然如在坐列”完全一致。不见第三卷，实乃一大憾事!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谱中“圣祖灵应事迹”“服制图”、“家法”等内容，愚以为应予扬弃者不少。

讲的是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中国通史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述了五千年的烽烟迭变，从史家巨制《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到汗牛充栋的各类野史、笔记、演义，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与珍爱，使之无愧于“历史的民族”的美誉。然正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为此，20世纪初，随着对19世纪苦难的痛定思痛、对旧史学的反省以及新世纪初新史学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国通史应运而生。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而言的。新式《中国通史》问世之前，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堪为古代两大通史经典。至于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皆可作为适应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治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写《中国通史略例》时，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链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1〕可见《中国史叙论》无疑属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只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

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_、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2〕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虽然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但是，20初以来问世的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与新式“中国通史”不能等同视之。否则，20世纪中国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都可称为“中国通史”，这显然难以成立。以一般认识而论，可说前者不能充当后者，而后者可以充当前者。正因如此，鲜有严谨的学者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三册（即《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吕瑞廷的《新体中国历史》（1907），章_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8），潘武的《历史教科书》（1913），钟敏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三册（1914），傅运森的《历史教科书》（1923），顾颉刚、王钟麟的《本国史》（1923），王钟麟的《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二册（1927），周予同的《开明国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当作“中国通史”论著视之。〔3〕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四册（1923年初版），王桐龄的《中国史》三编和第四编上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中国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讲义之用。〔4〕20世纪初～30年代初冠名为“中国通史”的通史论著以黄现_、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册（1934年7月完成）、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935年8月完成）〔5〕为序。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曾为黄现_、刘镛合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作序，言：“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盖史学之专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世固尊重中国史学，而为史学见端之通史，及独付阙如，非可惜之甚者耶？黄君现_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专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者矣。予喜其有益于教课者之参考，及自修者之探导，故乐为之序，倘因是书行世，而发见通史之需要，尤为切至”。〔6〕可见邓之诚当时并未将问世的中学、高中教科书视为：《中国通史》著作。这从黄现_于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点评中同样可见一斑。文中说道“我国之有历史教科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中学始。自此至今（即1933年——笔者按），约三十年。在此三十年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一以欧风美雨之侵入；一以国体政权之改变，多所兴革，花样翻新；历史教科书，当亦混入旋涡，时常改遍。兹将其改编经过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会文化叙述时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学时期，自民国十七年至现在。”帝王政治叙述时期“经时十二年，出版教科书约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盖前三部记载，全为帝王家谱，后十部虽稍改进，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谓之为‘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谁曰不宜。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_《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且最错误者，是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此目的工具。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7〕黄现_于文中对吕、夏、章三氏所撰历史教科书的推荐，主要是以体裁、内容编辑新颖为其评判标准的，而他对“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的现象甚感不满，主要是针对柳诒徵、吴葆诚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学以及直接将日本富山房编纂的《中国历史问答》翻译后当作辅助教材而言的。例如，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的《历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时以日本近代东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为基然后再增辑元、明两卷汇编而成的。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即为《历代史略》。黄现_于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名贤异口同声推崇的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处，同时向史学界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声：（《东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已久。呜呼！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文中还说“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8〕由此又反映出黄现_新史学观念与众不同之一貌。

0世纪西风东渐掀起的拍岸新潮，冲击出了新式中国通史编纂成果的层出不穷，从中反映出的新史学多采多姿的风云际会，犹如百年中国社会变迁、观念更新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应对和感悟。众多史学名家以讲授和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由此赢得学术声誉的史学家不乏其数，代表者有李泰_、吕思勉、王桐龄、邓之诚、黄现_、缪凤林、章_、钱穆、范文澜等等。尤以黄现_所撰“中国通史”成果最为突出，理由在于：他一生编著过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三部“通史”，一为《中国通史纲要》；二为《壮族通史》；三为《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副题《中国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身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20多年后的21世纪，我们不能谈到“中国通史”时仍然仅仅以“汉族通史”全盘代替“中国通史”，各少数民族通史同样应该而且必然是“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否则，中华民族通史无从谈起。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为期5天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来自46个国家的360多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此间呼吁，世界各个民族应不分人口多少、社会发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这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基础。显而易见世界各个民族应一律平等已经成为世界的呼声和世界人民的心愿，遗憾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凡论述“中国通史”时长期对少数民族通史只字不提，视若无睹，以致所论难免有失公允之嫌。本词条没有对含有“党义”或“风派史学”或“影射史学”者所著通史进行介绍。同时，于此仅对一些个人编著的《中国通史》阐述一己之见，至于一些人主编的“中国通史”巨著，不在此词条所介之列。

过去，人们总以为杨露禅改了陈长兴传他的拳而自成一派。那是因为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沟太极拳师纷纷著书及到各地传授太极拳以来，人们发现其动作形式及动作名称，与清道光年间三进陈沟从陈长兴学艺、后在京城传艺的杨露禅传的太极拳动作及动作名称，差异很大。陈沟的太极拳及动作名称与通背拳风格、名称相近，并与通背拳一样，以“缠”字为灵魂。而杨露禅传的太极拳则强调劲整，不妄动。 可是，武氏太极创始人武禹襄之兄于咸丰年间在舞阳盐店发现的《太极拳谱》上的十三势太极拳动作名称及顺序，却与杨露禅传的一样，而与近代陈沟传的及其拳谱上记载的十三势太极拳有颇多差异，这又说明杨露禅传的拳架有渊源，非后经自我改创的拳。那么，除武氏咸丰年间发现的《太极拳谱》证明杨露禅的拳架是原传拳架外，是否还有其它旁证 到本世纪初的2004年，在与温县相邻的博爱县(原称“河内县”)唐村发现了清康熙五十五年的李氏家谱及乾隆年间的《太极拳谱》，其远早于武氏发现的《太极拳谱》的唐村之拳谱，其中的十三势太极动作名称也与杨露禅拳架的动作顺序名称一样，这便完全确定了杨露禅拳架是原始的，而在李氏家谱中又清楚地记载了李氏的八世祖李春茂及李仲、李信、外甥陈沟的陈奏庭均在唐村旁的千载寺三圣祠太极宫拜师学艺，所学有“十三势拳、剑、刀、枪、箭艺，还有无极养生功、通背拳、春秋刀”等。太极宫另一侧的王堡村九世祖王仲锦也是拜太极宫道人为师学十三势拳及六合枪棍。 据李氏家谱、拳谱及王堡枪谱载:当时太极宫的老师有博公道长、董秉乾老道。可见，明末王堡、唐村、陈沟的十三势，来自道门是无疑的。 那么，十三势与太极拳是否是二回事陈沟的老拳谱对此有说明:“太极拳，一名十三势，一名十三折”。陈沟人清楚地说明十三势就是太极拳，与清末民国初杨露禅及其后人、弟子，在京城的说法一致。 换而言之，太极拳或十三势不是陈奏庭创的，而是陈奏庭在明末学自太极宫道门的(入清后陈奏庭又从蒋发深造十三势)，杨露禅在京城传艺，弟子拜门时不拜陈奏庭为祖师爷，是严守遵师重道的武林传统，而当代将陈奏庭说成是太极拳创始人，实属欺师灭祖，欺世盗名，丧失道德的卑劣行为。 既然杨露禅从长兴公处所得是道家原传太极十三势，同时，也从未记载过杨露禅改创过拳架(除其子健候、孙澄甫外)，那么历史上有否记载陈沟人改创拳架回答是肯定的。据陈沟拳谱载，与长兴公同为陈氏十四世(太极拳六世)的陈氏族人陈有本曾创“陈有本小架”，也称“新架”，其后十五世陈耕耘、十七世陈发科均改创拳架。 这就回答了为什么近代陈沟太极拳与杨露禅的拳架动作及动作名称不一样的原因了。 很显然，长兴公传杨露禅的拳架是其九世祖陈奏庭得自道家的原传太极十三势，而陈有本、陈耕耘改创的陈沟太极拳，已是更改了的太极拳十三势，是结合了通背拳，并可能参照了戚继光编的“三十二势长拳”而改创的，已非纯道家原传太极拳了。(笔者按:徐震在其《太极拳考信录》中说，其所收集的陈沟旧拳谱有不少戚继光的“二十四枪枪法”、“三十二势长拳”等篇章。笔者从“二十四枪”中“闯鸿门势”之“旁注”中推知，戚氏的著作，极可能由苌乃周携至陈沟，苌与陈沟太极拳第三世陈继夏有过交流) 那么，陈有本为何要改创拳 据《焦作武术》一书载，陈长兴时，陈沟除通背拳外，太极十三势有二套拳架。笔者认为这二套拳架就是杨露禅进京时传的“外传大架”与“内传小架”。 外传大架在陈沟有不少人学，与陈长兴非嫡支的陈有本也学得太极十三势外传大架及通背拳。同时，他自然听闻过还有“内传小架”，只是不得一见，长兴公不轻易示人，就同其弟子杨露禅在京城时，虽有众多弟子、学生，他除了教大架外，对内传小架从来不露。 陈有本既然学不到，也见不到内传小架，便决定自创一套小架，即陈有本小架。自此，陈沟太极与道家原传太极十三势，便分道扬镳了。 陈耕耘又为什么会改创拳照理，陈耕耘若得“内传小架”，便会觉得不必要再去改创道家原传拳艺，可见他也未得父亲长兴公传道家原“内传小架”。这一点并不为怪，《焦作武术》P124上说，陈奏庭的拳艺没有传给自己的三个儿子:汝为、汝弼，汝闻，而是传给了他一个亲侄汝信，一个族侄所乐。陈所乐的传人陈正如也非所乐之子，而正如与其传人陈继夏也不是父子或亲叔侄关系。长兴公伯父秉奇、秉壬及父亲秉旺也不是继夏之子，继夏是他们的族叔，而长兴公的拳技主要得自二伯父秉壬。。。 这说明“道家内传小架，得人而传”的传统，在当时的陈沟已由来已久，陈耕耘未得父传，便很容易理解了。 另一种可能就是陈耕耘向陈有本学其新架并自己改创拳后，忙着传自己创的拳而不及将道家原内传小架下传便亡故，如杨氏杨澄甫改创成自己的大架、及吴氏吴公仪在黄埔军校改创成自己的方架后，因忙于推广，未及传道家原内传小架便去世了，这二人的传人均未能学到。 据《陈氏家乘》载:陈氏十五世陈花梅“字鹤斋，从学于长兴，功甚纯，子五常，五典，能滥其业，门人陈玺均从仲生战粤匪”。如陈沟以往各代祖师一样，极可能长兴公选择了族侄陈花梅传授，也将道家“内传小架”传了给他，可惜陈花梅这一支传人已绝传。 陈耕耘或未得原“内传小架”，又见陈有本创了新“小架”，便去向有本学(后来赵堡张彦之传人陈清平也去向有本学)，可能陈耕耘学后，觉得自己能创得更好，于是也创拳架，即陈氏大架一路。这便是现在陈氏太极小架、大架的源头。 这种带着强烈通背拳风格的陈氏太极，很容易与广平县卢氏六合通背、济源四路神拳(源自通背)、焦作许氏通背柔拳、及内黄县通背相混，后四者通背拳常被误认为是陈氏太极。所以，陈氏太极更确切的名称应该是“通背太极”，与道家原传太极拳已不是一回事了。 不仅陈沟的道家原内传太极十三势小架失传，其动作名称也失传，并且陈奏庭在太极宫道人处学的“十三势剑、刀、枪艺”的原动作名称也俱失传。陈氏太极的器械，绝大部分是通背拳中的器械与动作名称，其余部分则是王堡枪谱、戚氏枪谱的内容。 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为什么陈沟没有“十三势论”，“十三势行功歌”，“十三势行功心解”之“经典太极十三势理论”了。因为这些拳论、内传小架、内传小架动作名称，均由长兴公秘传、独传给了杨露禅，所以陈沟老拳谱上不见。武术史先驱唐旁、徐震二先生推断，杨家太极拳谱得自武家。笔者认为这种推断不一定正确，可能一部分如唐村李氏十二世李鹤林大师乾隆年间写得“太极拳论”来自武谱，余则同十三势拳、械谱一样，是杨露禅一同得自长兴公的独授。试想，陈沟既能不得长兴公传内传小架及其动作名称，那么，其未得长兴公传那些拳论，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如此，陈氏太极拳、械的动作名称、练法，与长兴公独授杨露禅的道家原传十三势拳、械之为何有区别，已经明了。

笔者按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环境保护的希望所在。在中小学中普及环境知识，培养和提高广大少年儿童的意识，是我国环保事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为些，山东省环境影视艺术中心摄制完成了中小学电教系列片《环保常识》（共六集），不久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从本期起，中国配音联盟将连续刊载该片的解说词，以飨读者。

第一集 地球与人

众所周知，太阳系中有9大行星，它们分别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从靠太阳最近的水星依次排列，地球排在第三的位置上，因此，地球也被称为第三行

根据科学推断，太阳系中的9大行星，形成于46亿年前，这是科学家根据星体碰撞理论而得出的结论。

和其他行星不同的是随着漫长的时间推移，地球上有生命，而其他行星仍然保持着原貌。

地球所以一枝秀，得益于它所处的位置。它距离太阳不远不近，既能获得太阳的光和热，保持一个适合生命繁衍的适宜温度，又能防止太阳光线中有害物质的侵袭。

太阳光线中的紫外线等有害物质对生命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但地球的大气层对这些有害物质恰恰有极好的阴挡和过滤功能。这就使得紫外线各种有害物质在到达地球之前，绝大部分已被大气层过滤阻挡，从某种意义说，大气层像一个巨大的过滤器，无时无刻地不在保护着地球上的人类和一切生命免受宇宙射线的伤害。

其实，对地球来说，大气层的作用远不止这些，它像一层厚厚的被子包裹地球，保持地球的基本恒温，大气层又像是地球的盔甲，阻挡了来自太空的各种宇宙尘埃和损星、陨石，防止地球遭受碰撞和伤害。而其它行星由于缺少大气层的保护，被各种损石和小行星碰撞得坑坑凹凹，就连地球的卫星月亮，虽然离地球很近，由于没有大气层保护，也难以幸免。

随着海洋的产生，大气层的形成，地球上的生命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兴旺发达起来，经过漫长的演变形成了今天我们年到的样子。

人类的出现，使地球上的生命完成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本能向智能的演变进化过程。可以这样说，人类的进化和发展，使地球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期。

现代科技告诉我们，人类在太阳系中，还没有找到其他生命之舟，到目前为止，适合人类生存的只有地球。大家知道，人类并不是地球上最早的生命，这些生命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为人类的进货和发展创造了必需的环境条件。这个期间，大自然形成了适宜的气侯、绿色植被、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在大自然的恩赐下，人类得以迅速地进化发展，成了地球上的主宰者。

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大工业的出现而形成的。自大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现代文明的飞跃。但是，人类并没有因为这个飞跃而自我陶醉，因为人类已经认识到了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