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所有人举出一位近代历史学家，我敢说很多人头脑中的最先浮现出的就是陈寅恪。而且陈寅恪先生也确实能够担当得起这样的名声。

自从少年到日本留学开始，他的求学生涯辗转于世界上著名的大学，但是却没有获得大学文凭。陈寅恪先生的学习方式类似于古人的游学，只要是有兴趣的课程就回去旁听，但是根本不会考虑修学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陈寅恪先生虽然学会了多种语言，并且能够学贯中西，可是文凭始终是高中肆业。

陈寅恪先生结束留学生活回国之后，成为了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是名副其实的青年才俊。其他三位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何等人物？早年参政，一支笔敌得过千军万马，后来教书育人，胸中尽是锦绣文章。王国维，最著名的作品人间词话不过是他写给大众的一部常识性作品，真正见功力还是他的观林堂集，他的一生所有学问都在于这套集字里面。赵元任，语言天才，据说会说三十三种语言。陈寅恪年纪轻轻，就已经和这些大师并列在一起，本身就说明他的学术造诣精深。

谈论人物，不能离开作品，但是陈先生的作品读完甚至读过的人都是寥寥无几。陈寅恪先生的作品都带有他自己的情感在里面，如果说这样的人做历史学家不合格，那么司马迁的史记更不合格了。历史本来就不是每个人写出来都一样，如果都一样，要不就是作者没有思考，要不就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历史是经验，是教训，更是人类主观思想的总结。

王国维去世之后，他的碑文是由陈寅恪先生写的，其中最重要的两句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句也是陈寅恪先生一生的写照。

陈寅恪先生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文化符号，面对着这座文化昆仑，我们只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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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丹历史

　　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这一件件记载着契丹文明的大量文物的出土，人们对于那个创造了辉煌历史，却又神秘消失了的北方古代民族的想象，也渐渐丰富和清晰了起来。

　　几个世纪以前，在内蒙古大草原的东部，曾经有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契丹，他们创造了名震中外的辽王朝。但是在官方修订的史书中，辽史却是最薄的一本，契丹给人们留下的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印象。这个民族从哪里来？为什么自明朝以后突然就在历史的记载中神秘消失了呢？这至今是一个令历史学家到

　　困惑，没有完全揭开的谜团。

　　。

　　人们根据着一点一滴的线索去寻找历史的答案。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图）在茫茫的北方草原上流淌着两条河流，一条叫西拉木伦河，意思是"黄水"。人们把它看作是黄河在远方的女儿，所以文献上写作“潢河”；另一条河叫“老哈河”，也叫“土河”，两河流域孕育了草原上的文明。传说中，一位驾着青牛车从潢河而来的仙女，与一位从土河骑着白马来的勇士，在两河的交汇处相遇，两人相恋，并结为夫妻，他们便是契丹族的始祖。历史学家根据这个传说和一些相关史料的考证，对契丹族的起源作了如下解释：（图）他们认为仙女和勇士所代表的分别是居住在两河流域的两个原始氏族，一个以“白马”为图腾，居住在“马盂山”；一个以“青牛”为图腾，住在“平地松林”。后来两个氏族都迁徙到两河汇聚处的木叶山，他们联姻繁衍，形成了契丹族。

　　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末年，一个叫耶律阿宝机的部落首领统一了契丹各部，并于公元916年建立了辽，辽与北宋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常年征战之余，中原地区林立的城镇和喧哗的都市，给了“逐草而居”的契丹人不小的影响。（图）他们仿效北宋的都城--东京，建立了东、西、南、上、中五个京城。辽代的南京就是今天的首都北京。辽代是草原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期（图），生活在交通要道上的契丹人得到了来自中原和西方的商品，同时也被两种文明所浸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图）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了219年后，公元12世纪，辽被金所灭。又经过大约五百年的时间，契丹的名字就从史迹中销声匿迹了。契丹人究竟去了哪里？他们的后裔还在吗？如果存在，他们今天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这又是另一个亟待解答的历史之谜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这一件件记载着契丹文明的大量文物的出土，人们对于那个创造了辉煌历史，却又神秘消失了的北方古代民族的想象，也渐渐丰富和清晰了起来。

　　（图1）打开中国历史地图册我们可以看到，契丹所创立的辽，在它最强盛的时期，它的疆域曾经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叶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今天的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在此期间，中原地区通往西方的通路曾一度被暂时阻断。以至于那时亚欧大陆中西部的许多国家都误以为整个中国都在辽的统治下，于是，契丹成了全中国的代称。在斯拉夫语国家中，这种称呼还一直沿用至今，这也足以说明辽王朝在当时的影响了。

　　辽在中国北部存在了两百多年后，公元1125年被完颜阿骨打率领的金军所灭。朝代的更迭本无疑义可言，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历史上无论谁掌握政权，原有的文化传统总还能代代相传。然而辽王朝覆灭后，却为什么连整个契丹文化甚至契丹民族都突然在史书上销声匿迹了呢？

　　1922年6月一个炎热的夏日，在内蒙古巴林右旗，一位名叫克尔文的比利时传教士，在一座古墓的石碑上发现了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它不同于当时已知的任何文字，这些形如天书的符号就是契丹文字。（图2）契丹文字被发现以后，关于那个远逝了的王朝和销声匿迹的民族才重新显现出更加丰富的内容来。

　　到目前为止，人们所能识别的契丹文字仍屈指可数，但正是这些文字帮助人们发现了契丹后裔的去向。研究学者们通过对文字进行比较，发现今天的达斡尔族人和云南境内部分的居民，有着与契丹族极为密切的联系。后来又通过DNA的科学实验，更证明了他们与契丹族的遗传关系。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大略地知道契丹族在史迹之外的踪迹了：（图）公元1125年，辽被金所灭。契丹贵族耶律大石收集契丹各部的残余力量，向西越过沙漠，到达新疆和中亚地区，建立了政权，史称西辽。西辽存在了80多年后被蒙古元军所灭。元代连年征战，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召入伍，他们随元军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了较大的族群，达斡尔人就是这样作为民族存续了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就像当年落籍在云南的契丹人后裔。

　　契丹给人们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记忆，有关它的一切还有待着人们去发现。就像追寻传说，破译文字那样，不断地去发现，一个消失的民族，和一段沉睡的历史。 海上诗作者:耶律倍 年代：辽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耶律倍(899-936)，辽太祖长子，契丹名图欲。天显元年(926年)，辽太祖灭渤海国，建东丹国，他被封为东丹王。辽太宗即位，遭到疑忌，逃奔后唐。此诗作于其流亡途中，是见于记载的辽代最早的五言诗。其诗以物拟人，大山喻己，小山拟弟太宗，仅寥寥几笔，即勾勒出皇室内部斗争的残酷场面。 题李俨《黄菊赋》作者:耶律洪基 年代：辽 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 耶律洪基(1032-1101)，即辽道宗，契丹名查剌。在位四十五年，好汉文化，习儒学，所作诗赋很多，编为《清宁集》。此诗通过巧妙的联想，写出秋菊独傲风寒的异质，并以此抒发诗人的敬慕之情，极富韵致。

　　辽代文学

　　辽代诗歌

　　契丹族的民族性格 契丹族的代表诗人 由契丹文译成汉文的长诗《醉义歌》

　　辽是契丹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起于907年，迄于1125年，恰与整个五代、北宋时期相终始。契丹是以游牧和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北方少数民族，逐水草、随季节而迁移放牧，以车帐为家，从而形成了豪放勇武的民族性格。 “弯弓射猎本天性”（《虏帐》），苏辙的这句诗是对契丹族社会风俗、民族性格的生动写照。

　　辽诗留存下来的作品只有七十馀首，作者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其中最能体现辽诗特色的当推契丹诗人之作。契丹诗人大多是君主、皇族和后妃，这是因为他们较早有机会接触汉文化。

　　辽代第一个较有名的契丹诗人是耶律倍。他博览群书，对汉文化颇为向往。现存《海上诗》一首：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小山压大山”实际上是写太后立德光，自己虽有太子却被摒弃之事，这是契丹文和汉文合璧为诗的典型例子。诗人利用汉字“山”的意象与契丹文“可汗”的意思的巧合，使此诗既有鲜明的意象，又有深微的隐喻义，故后人称赞说：“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风人之旨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七）

　　契丹女诗人萧观音、萧瑟瑟的成就也颇可观。萧观音的诗作比较多样化，既有雄豪俊爽，颇见北地豪放气概之诗，也有委婉深曲之作。前者如《伏虎林待制》：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老虎不投降。 粗犷奇崛，气势不凡。后者如《怀古》：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借咏史以兴发感慨，深婉含蓄。她另有《回心院词》十阕，情感深挚，意象细腻，向称佳作。萧瑟瑟的诗颇含政治见解，现存的《讽谕歌》、《咏史》都是讽谕朝政的。前者说：“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枕燕云。”诗中指出国家面临的危难，劝谏朝廷励精图治。后者则借史实来讽刺朝廷的昏暗壅蔽，大厦将倾。两诗都稍嫌直露，但情感激切，风格奔放。诗用骚体写成，句式参差错落，具有较强的力度。

　　在契丹人的诗作中，篇幅最大、且最具典型意义的莫过于《醉义歌》。此诗署为“寺公大师”作，作者当是一位僧人。原诗用契丹文写成，后由元初的耶律楚材译为汉文，今即保存于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中，译文为七歌行体，长达120句。此诗从重阳节饮酒入手，多方面地抒写了对人生的感慨，表示对隐逸生活的喜爱：“我爱南村农丈人，山溪幽隐潜修真。老病尤耽黑甜味，古风清远途犹迍。喧嚣避遁岩麓僻，幽闲放旷云水滨。”也表现出要以佛道思想来消解人生烦恼的意愿：“问君何事徒劬劳，此何为卑彼岂高。蜃楼日出寻变灭，云峰风起难坚牢。芥纳须弥亦闲事，谁知大海吞鸿毛。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由于议论众多，艺术感染力有所减弱，但全诗结构开阖有致，脉络鲜明，是辽诗中最出色的长篇歌行。原诗虽用契丹文写成，却运用了许多属于汉文化的典故，是古代诗歌中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生动例证。

　　相形之下，辽诗中汉人的创作成就不大，但也偶有佳作。如赵延寿的《失题》：

　　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称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沙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

　　写北国景物生活质朴粗豪，很能体现北方民族的本色。

　　辽诗所存作品虽然不多，但它既表现出契丹人的民族性格及其社会生活状况，又体现出他们逐步接受汉化的过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辽王朝是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于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创建的，本名契丹国，至后汉天福十二年（947）改国号为辽。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为金所灭。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统治中国北部地区，以今天的天津市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为界，与北宋对峙。

　　契丹族自北魏以来，就在今天的辽河上游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唐代在该地区设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

　　阿保机本为契丹族迭刺部首领，于十世纪初统一契丹八部，并控制了邻近的女真、金韦等族，终至开国称帝。他任用汉人韩延徽等，改革契丹习俗，建筑城郭，发展农业与商业，创制契丹文字，因而契丹的经济、文化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也就促使契丹族与汉族较快地融合。因为当时汉族的经济、文化都较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发达，契丹族吸收汉族的长处以壮大自己乃是很自然的事；当然，汉族人也受到了契丹族的影响。这种趋势在他的后继者秉政时仍继续保持下去。加以辽在五代时疆域迅速扩大，在其统治下的汉人人数也迅速扩展，契丹族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就更为广泛、深入。在契丹族中有不少人能以汉文从事写作。本书所说的辽文学，即指以汉文所写的文学作品。至于以契丹语创作的作品，除了个别已译成汉文的以外，限于主客观条件，这里就无法述及了。

　　辽的文学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属于纯文学范畴的作品更可谓绝无仅有。但也有些文章虽非纯文学性质，却由于感情炽烈，文字凝炼，颇具感染力。例如王鼎的《焚椒录序》：

　　鼎于咸太之际，方侍禁近，会有懿德皇后之变。一时南北面官①，悉以异说赴权，互为证足。遂使懿德蒙被*丑，不可湔浣。嗟嗟，大墨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户说以相白乎？鼎妇乳媪之女蒙哥，为耶律乙辛宠婢，知其奸构最详。而萧司徒复为鼎道其始末，更有加于妪者。

　　因相与执手叹其冤诬，至为涕**下也。观变以来，忽复数载。顷以待罪可敦城，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触景兴怀，旧感来集。乃直书其事，用俟后之良史。若夫少海翻波，变为险阻，则有司徒公之实录在。 ①辽的百官分为两大系列：“北面”与“南面”。“南北面官”实即百官的总称。

　　这里所说的，是辽王朝一个重大的政治、宫闱事件。辽道宗的后——懿德皇后（1040—1075）姓萧，小字观音，能诗善书，爱好音乐。权臣耶律乙辛感到皇太子已对他构成严重的威胁，企图通过诬害懿德皇后来打倒太子，就与人合谋，诬告懿德皇后与伶官赵惟一私通。道宗命乙辛与另一权臣张孝杰审理，遂以私通属实定案。结果，道宗赐懿德皇后自尽，惟一灭族。这之后，乙辛又害死了太子（参见《辽史·奸臣传》与《焚椒录》）。王鼎此序写于大安五年（1089）。当时道宗虽已感到乙辛与孝杰是奸臣，并在前几年诛杀了乙辛，将孝杰削爵为民，但懿德皇后却并未平反。他为懿德皇后鸣冤叫屈，也就是对道宗的间接批评，这是相当大胆的行为。洪迈《容斋续笔》二《唐诗无讳避》条：“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呢，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覆极言，……今之诗人不敢尔也。”所谓“今之诗人”，指宋代诗人。《焚椒录序》虽不是诗，但于此一宫禁之事也“略无隐避”，“反覆极言”，毫不保留地表现了他对懿德皇后的同情和由这事件所显示出来的政治混浊的不满，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直白地说：“然懿德所以取祸者有三，曰好音乐与能诗善书耳。”（《焚椒录·懿德皇后论》）愤懑之情，跃然纸上。像这样的直言指斥，也是宋的士大夫所“不敢”的。 在这里正可看到辽、宋文学的相异之处。

　　作者之所以在这事件上流露出强烈的感情，“至为涕**下”，显然与其自己的身世之感有关。他由“侍禁近”而沦落到“待罪可敦城，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其心情的痛苦可以想见。他与懿德皇后都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遭到重大打击的人，因而同病相怜，不顾君臣之分、男女之别而直抒胸臆。这种率真任情的特点，就是此一作品具有文学感染力的最重要原因。它也同样体现在辽诗中。

　　辽诗保存下来的也很少，时代最早的当推耶律倍（899—936）的《海上诗》。

　　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本已立为太子。但在阿保机死后，他把帝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德光；因为他知道太后想立德光为帝。不料耶律德光（即辽太宗）即位后，反而猜疑和排挤他，他很生气；后唐明宗得知此事，遣人来招致，他也就投奔到后唐去了。临走时，他“立木海上”，并刻诗于木：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辽史·宗室传》）

　　诗本无题，后人习称为《海上诗》。开头两句的比喻虽显笨拙，但设想奇特，颇能表现兀傲之气、不平之感。

　　耶律倍作此诗时，下距宋王朝的建立尚有三十余年。宋王朝建立后，宋诗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重理智轻感情的特色愈益明显。这种特色也出现在辽的部分诗篇中。如辽兴宗的《赐耶律仁先诗》、《以司空大师不肯赋诗以诗挑之》、沙门海山的《和兴宗诗》、《天安节题松鹤图》等，就都仅仅是理智的产物。兹引《天安节题松鹤图》为例：

　　千载鹤栖万岁松，霜翎一点碧枝中。四时有变此无变，愿与吾皇圣寿同。（见《辽东行部志》）

　　清宁元年（1055）定道宗（1055—1100在位）生日为天安节，诗当作于道宗时。若就技巧说，此诗自然比《海上诗》圆熟；

　　但它除了显示出作者的善祷善颂以外，在感情上并无可以打动读者的地方，而善祷善颂只不过是理智的运用。这类辽诗的产生，是继承了唐代已经存在的仅仅诉诸理智的诗歌（例如王梵志的作品）的传统，抑或受了宋诗的影响，由于资料不足，目前已难确定。值得注意的是：在辽代，此类诗歌主要用于应酬及阐教说理，在抒情诗中，则仍保持着任情而轻理的倾向。

　　辽代抒情诗最负盛名的，就是懿德皇后萧观音的《回心院》十首（见《焚椒录》）。从诗篇内容来看，她写此诗时，道宗对她的恩宠已衰，而她却仍渴盼着恢复当日的情爱。

　　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转展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回心院》其三）

　　铺翠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块。铺翠被，待君睡。（其四）

　　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其六）

　　爇薰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爇薰炉，待君娱。（其九）

　　这四首虽都写其对“君”的痴心等待，但重点各有不同。第一首直叙孤栖的悲哀，第二首以今昔对比来表现独处的凄凉，第三首陈述其不愿当薄命人的祈求，第四首则自言美好，渴望与“君”同欢共娱。无论哪一首都充盈着并不掩饰的热烈感情，因而颇具感染力。

　　从《文选》所收的《怨歌行》（《团扇歌》）直到唐人所作的宫怨诗，写宫中女性对君王的期待或被疏远、遗弃的悲哀的，不一而足，但其感情大抵含而不露，从无如此热烈、鲜明的。以堂堂皇后之尊，竟然写出“香彻肤”、“待君娱”这样的句子，衡以封建礼教，也实在有失体统。所以，这是一组放任感情、违礼背理的诗。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跟耶律倍的《海上诗》相通的。

　　体现这种特色的诗，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寺公大师的生平不详。耶律楚材《醉义歌序》说他是一时豪俊，贤而能文，尤长于歌诗；又说他的诗旨趣高远，“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则其时代当不至早于苏轼、黄庭坚。否则，称赞前一代的人“可与”后一代“并驱争先”，未免不词。所以，寺公当是懿德皇后的同时人或其后辈（懿德皇后的生年早于黄庭坚而迟于苏轼）。从“大师”的称呼看，他是僧徒。而就《醉义歌》的内容看，他写此诗时尚未出家，由于受到“斥逐”，“病窜”“天涯”已经三年；那么，他原先也是在朝中为官的。

　　此诗从作者自己被斥逐天涯的悲伤写起，进而宣扬人间万事皆空，只有醉乡才是乐土。

　　……问君何事从劬劳，此何为卑彼岂高？蜃楼日出寻变灭，云峰风起难坚牢。芥纳须弥亦闲事，谁知大海吞鸿毛？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以指喻指指成虚，马喻马兮马非马。天地犹一马，万物一指同。胡为一指分彼此？胡为一马奔西东？人之富贵我富贵，我之贫困非予穷。三界唯心更无物，世中物我成融通。君不见千年之松化仙客，节妇登山身变石？木魂石质既我同，有情于我何瑕隙？自料吾身非我身，电光兴废重相隔。农丈人，千头万绪几时休？举觞酩酊忘形迹！

　　这一连串铺叙物我齐一、三界唯心的句子，看似说理，实则表现了一种急欲摆脱悲伤、求得自我安慰的感情。这些句子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混乱。物我齐一是庄子的齐物论，它虽否定了此物与彼物的区别和界限，但物仍是真实的存在而非心的幻影。三界唯心则是佛家的学说，它把物仅仅作为心的派生物。二者本是相互矛盾的。但诗人却把它们揉合在一起，热烈地堆砌有关的观念和事例，而不问其是否彼此排斥。这说明诗人只是渴求解脱，至于用来解脱的武器到底是庄子的齐物论抑或佛家的唯心说，他都无所谓。而更有意思的是，在上引的那段文字之前，他已经说过：“争如终日且开樽，驾酒乘杯醉乡里。醉中佳趣欲告君，至乐无形难说似。……一杯愁思初消铄，两盏迷魂成勿药。尔后连浇三五卮，千愁万恨风蓬落。胸中渐得春气和，腮边不觉衰颜却。四时为驭驰太虚，二曜为轮辗空廓。须臾纵辔入无何，自然汝我融真乐。”

　　那段文字的结句，则又是“千头万绪几时休，举觞酩酊忘形迹”。可见真能为他解忧而带来至乐的却是醉酒，那一连串宣扬物我齐一、三界唯心的句子，不过是醉酒后的感情宣泄罢了，何尝是什么理论阐述？这首诗所显示的，是一个陷在痛苦里而力图摆脱、并藉助于醉酒和某些理论在幻觉里寻求快乐的灵魂。这同样是一篇任情之作。由于这种强烈感情是与诗人对现实生活的详赡描写、丰富的想象、思想史上大量材料的自由驱使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形成了磅礴的气势和纵横自如的结构，从中可以看出辽代诗歌的进一步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此诗原是以契丹语创作的，后由耶律楚材译为汉文，收入《湛然居士文集》。上文所引，即以耶律楚材的译文为依据。

　　与寺公大师同时（或较其稍后）的辽诗人，尚有王枢。枢字子慎，良乡人，为辽末进士，辽亡后曾仕金，直史馆。所作诗今仅存一首，见于《中州集》的《三河道中》：

　　十载归来对故山，山光依旧白云闲。不须更读元通偈，始信人间是梦间。

　　作此诗时，辽亡已经十年，他又回到了故乡，山光依旧，白云也仍如旧时地悠闲飘浮，但人间却已经历了一个王朝灭亡、一个王朝兴起的大事变。他实际上是以自然界的永恒（“依旧”）和宁静（“闲”），与人世的短促、烦扰相对照，由此引出人间如梦的结论，感情朴素而深沉。

　　总之，从辽初到辽末的诗歌来看，一方面是诗歌技巧在不断提高，诗歌艺术在不断成熟，另一方面是任情的特点在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如宋诗似地基本上走向重理的道路。这就使辽代诗歌具有自己的成就，并对金代文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梁启超是怎么样看待他所认为的中国旧史学的呢？他认为，中国的旧史学有四个重大弊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以，梁启超认为要强大中国，首先就要象西方那样提倡民族主义。而"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己也！"（《饮冰室文集·新史学》）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梁启超迫切希望改造中国史学现状的急燥情绪，也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混乱状态，他实际上是把国民的政治伦理观念混同成国家的史学观了，所以，连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新史学"有许多"奇谈怪论"。

有很多人都知道易中天，他因为在《百家讲坛》讲述历史而广为人知，他的讲述非常的有特点，但是他的观点却引来了不少的争议，至今依旧有非常多的对他的负面的评价，很多人甚至认为他所说的根本称不上是历史，他本人也不能算作是历史学家。不过这种事情，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赞同他？

1如何评价易中天

当年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一经播出，就在社会上引起了一股三国热潮，而在易中天之后，才有了于丹、王立群、阎崇年、鲍鹏山等等这些学者因为《百家讲坛》被大众所熟悉。

很多人批评易中天，是站在学术的角度上批判的，比如复旦的周振鹤教授认为历史上没有空城计，这些是很正常的事情，属于学术上的讨论，谁对谁错都无伤大雅，而且有这种争论反而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些人非要把问题上纲上线，说易中天居心不良、误导大众、抹黑历史等等，个人觉得这就有点没必要了。

个人觉得易中天先生在讲历史的时候，态度算是很严谨的，他常常引用一些史学大家的观点作为自己的佐证，比如吕思勉、陈寅恪、田余庆、张作耀等等，一般人很难驳倒他的观点，或者说来效仿。客观来说，易先生的学术功底并不大，所提出的见解都很小心翼翼，而且态度也很谦虚，讲座中的第一集播出后有争议，他立马就重新录制了，空城计、攻心联等章节有争议，就删除了……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保证了整本书绝对可以让大众放心享用。

2易中天算历史学家吗

易中天是中文系教授，从百家讲坛走红的学者，《品三国》一举成名，现在要写不一样的中华史，讲述三千七百年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从女娲补天一直写到改革开放。

2013年5月，易中天决心以颠覆传统史学著作的写作方法、优美诗意的语言、独特创新的全球视角，用五到八年时间，创作六部共三十六卷历史巨著《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第二部《秦汉魏晋南北朝》，第三部《隋唐》，第四部《宋元》，第五部《明清》，第六部《近现代》。

2018年12月份出版了《 易中天中华史·朱明王朝》 ，原来说的五年时间看来是完不成了，不过写了一多半了，八年时间完成没有问题。

易中天自认为：不敢说对大家有什么意义，但对我自己的意义，就是完成一个重新写一部别样的中华史。

易中天：这当然是一部历史著作。我自己的定位，这不是一部私人史，也不是通史，而是一部轻松好读、引人入胜、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中华史诗。这是我没写过的，别人也没有写过。

在易中天看来，《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资治通鉴》则是可供统治者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汗牛充栋的各类中华史，大多没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因此他将在直觉、逻辑和证据的基础上，书写人们不知道和想知道的历史。

易中天的野心很大，目标自然是想超越《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等历史名著，写一部别样的中华史。易中天的别样历史其实就是自认为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自认为是别人没有写过的。其实这是易中天的自己的错觉罢了。

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写《中国通史略例》时，已经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

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每叙述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后，最后一个章节都叫《东西方世界》，讲述这一百年西方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对应的时间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使人 们对当时的世界、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有一个概略的了解。

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更体现了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

外国人写的《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自然也少不了的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所以说易中天的历史观不是创新的更不是颠覆性的，纯粹的模仿者。

中国史学历来重视通识和通史的撰著。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范文澜提出写通史要做到直通、旁通和会通。一个学者如果缺乏史识，很难称作历史学家的。

黄仁宇认为：惟有大视野才能见到大历史，整个中国的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总的来说，大历史是要求学者从宏观视野去把握历史，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在世界历史的图景中去诉说特定朝代的更替演变。

易中天宣传他的现代历史观是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实事求是，推进共识，建立全人类的共同文明。他的著作里大幅写了欧洲史世界史，可是给人感觉是两张皮，和中国历史没什么关系，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有学者表示，易中天36卷写到后来会很难，易中天的知识背景没办法和范文澜那一代比。对此，易中天坦言：我承认，在知识背景方面，我肯定不能跟他们那一代学者相比。但是，我有我的优势啊，在思想方法，我是超过他们的啊。我有德国古典哲学系统训练的根基啊。我是受康德、黑格尔哲学训练出来的啊。这些是他们那一代史学家所没有的。

历史学家可不是谁训练出来的，黄仁宇还是军校毕业的半路出家当了历史学家，关键在于你对历史的把握理解和与众不同的洞察力。

3怎样看待易中天

易中天是明星学者，很受市场欢迎，图书一出版媒体就很激动，说什么是一部价值被远远低估的历史文化巨著，中国历史上首部全球视野下的中华史，一部肩负为中华寻梦使命的历史读物。易中天，他破译了中华文明的密码。

这五年来，从已经出版的《易中天中华史》来看，既没有学术的深度也缺乏历史的高度，更看不到独创性和颠覆性，倒是保持着百家讲坛上说书的风格，幽默风趣比较好读，很像一本历史散文集。

有人说：易中天走红是浅思维的成功，易中天现象是浮躁的标志。

安徽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丁怀超就公开表示：直觉告诉我，易中天教授精神发生了问题，或者是我自己的精神发生了问题。与其如此疯狂地写那么多书，莫如五年写一本书。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用了19年，司马迁写《史记》花了13年，《易中天中华史》计划五到八年写36卷，是浮躁还是疯狂呢！

易中天是个历史文化的普及者，还不能算是历史学家。《易中天中华史》野心很大，想要独辟蹊径颠覆创新超越《二十四史》，超越司马迁等前辈，只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易中天中华史》根本就撑不住《二十四史》的分量，更不要说是超越了，普及读物而已，能不能在史学著作里站住站不住都是问题。

易中天算不上严格历史学家，他的中华史只能叫胡批乱侃史

易中天说自己我不是专家型的学者，我只是一个探路的人，是一个趟地雷的人，随时都有可能牺牲 。

易中天潇洒调侃人生能有几回‘二’？何不潇洒‘二’一回。

总之，易中天算不上严格的历史学家，他的中华史只能叫胡批乱侃史。

公元1506年，十四岁的朱厚照在群臣的簇拥下，在京师南郊祭祀天地，正式成为了大明的皇帝。年幼的他看到了天地间为他下跪的这么多成年人，心中一阵窃喜，原来当皇帝竟然是这样的感觉。

然而，他的皇帝生涯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1521年，朱厚照因为落水引发肺炎，在豹房之中离开了人世，时年仅仅31岁。

朱厚照驾崩之后，谥号为明武宗，所谓武者，即开疆拓土之意。对于明武宗朱厚照，不同的史学家有着不同的意见。《明史》的编著者们认为，朱厚照亲自除掉了刘瑾，抵御了少数民族入侵，是一个很想以武功治理天下的皇帝。然而，他贪玩好动，喜欢亲近小人，甚至自封大将军，根本不像一个皇帝该有的样子。

好在他知道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明白要用贤臣进行补救，这才不至于把明朝带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总得来说，《明史》对朱厚照的评价就像老师在批评一个贪玩又有悟性的男孩，认为朱厚照如果和他父亲明孝宗一样节俭勤政，必然会成为有出息的皇帝。

《明实录》的编著者对朱厚照有着不同的评价。

在他们的刻画下，明武宗显然是一个小事糊涂、大事清楚的小皇帝。《武宗实录》认为，朱厚照文武并用、安不忘危。既记载了朱厚照经常自己带着酒杯喝酒的滑稽样子，也原模原样地将朱厚照亲自在风雪中骑马持弓去西边抵御外敌的场景。

有趣的是，同为明代的笔记小说《万历野获编》，又记载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朱厚照。通过正德年间发生的各种奇闻异事，作者沈德符刻画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昏君朱厚照。

那么，明武宗朱厚照究竟是不是一个贤明的君主呢？我们来具体分析几件事情。

根据《明史》以及《武宗实录》记载，朱厚照曾经多次从民生上减免百姓的徭役和赋税。正德元年，既公元1506年时陕西发了旱灾，朱厚照听说奏报之后便减免了陕西地区的税粮。正德四年，即公元1510年，朱厚照在听取工部的意见之后，停止了开浚到沽河一带的工程，使得当地的百姓免于徭役之苦。不过，作为皇帝，朱厚照广选美女、兴修坟墓，同样给百姓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恶劣的影响。

从权谋上讲，朱厚照任用李东阳、王守仁等臣子，为朝廷解决了许多纷争。对于贪腐的大臣，朱厚照有一种特殊的处罚方式，就是罚他们交出钱粮。虽然这种办法不能根治贪腐，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威慑作用。正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507年时，朱厚照将贪腐的巡抚都御史等官员关进了监狱，这个举动给了官员们不小的震慑。

然而，朱厚照并没有一如既往额任人唯贤，他先重用刘瑾，后又亲近江彬等小人。虽然最后凌迟了刘瑾，但还是使得明朝的内政出现了混乱，大伤了朝廷的官吏根基。

从军事上讲，明武宗朱厚照的对内对外作战有得有失。明武宗朱厚照一生对外族、藩王以及敌对势力都曾经兴起过刀兵。朱厚照在位期间，曾经平定过安化王朱寘鐇和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沉重地打击了藩王作乱的行动。对待外族，朱厚照恩威并施。面对劫掠郴永的猺贼，朱厚照坚决派兵诛杀。面对态度友好的播州前宣慰使杨斌，朱厚照则赏赐他蟒衣玉带以示奖励。

朱厚照在位第十二年，蒙古檀阙小王子伯颜侵略应州。朱厚照派兵前去抵御，经过五天，在折损了五十二个明军后，竟然顺利使得小王子引兵而去。

对于这次军事行动，许多人听信了戏说，总认为朱厚照是在玩耍。事实上，小王子的进犯从朱厚照在位第六年就开始了，已经给河套、甘州地区带来了威胁。虽然明朝将领白琮已经在柴沟击败过一次小王子了，但是这个侵略者依旧不甘心认输，终于对应州等地发起了劫掠行动。如果不是朱厚照的胜利，这个小王子必然会继续危害明朝。

无论是戏说的玩耍，还是《实录》和《明史》中的大义亲征，朱厚照在应州的军事行动都是值得肯定的。

在外交上，朝鲜、安南、日本等国还能继续向朱厚照进贡，这一事实从侧面上说明了朱厚照统治下的明朝还没有那么糟糕。朱厚照还曾经亲自接见过来自葡萄牙的皮莱资，进一步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印象。

在法律上，朱厚照效法秦朝皇帝，对抓捕的贼寇施行剥皮等极为残忍的处罚，企图用重刑来制止起义。然而，由于重用刘瑾等小人，朱厚照对待法律的态度时重时轻。宰相梁文康之子梁次摅，为了抢夺农田，曾经屠杀了三十多户人家。如此罪大恶极之人，竟然仅仅因为父亲是宰相，就被轻判为流放，甚至还在立了五年的军功之后就官复原职了。除此之外，朱厚照虽然处罚贪官，但他的执法偏私，无分寸，使得正德年间爆发过多次起义。

总得来说，有人认为朱厚照是有进步空间的皇帝，也有人认为朱厚照这个皇帝瑕不掩瑜。不过，总结了朱厚照的执政得失之后，我认为，朱厚照是一个功不抵过的皇帝。虽然他在外交等方面做过一些善政，但是不可否认他在法律、政治等多方面的过失给百姓以及整个朝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所以，尽管执政上有值得称赞的地方，然而明武宗朱厚照仍然不能被称为一个贤明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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