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人。出身于官僚家庭。父张圭章，天启四年（1624）举人，曾任山西盐运司判官，官至刑部员外郎。母赵氏早逝，故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长大②。

　　崇祯十五年（1642），张煌言考中举人。当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烽火已燃遍全国，明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于是朝廷开始重视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材，张煌言虽考文举，但仍须加试一些战事急需的武备科目。在考试时，朝廷“以兵事急”，令考生“兼试射”，而张煌言竟“三发皆中”，使在场者十分惊服。加之他平日留心时局，“慷慨好论兵事”③，故周围的人们对他更加敬重。

　　明亡后，明宗室的几个藩王先后成立了三个南明政权，但真正的抗清力量，却在民众之中。

　　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攻陷江宁（今南京），弘光政权覆灭。清军渡江后的屠戮烧杀，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浙东地区的广大民众在士绅钱肃乐、沈宸荃、冯元飏等人的首倡下，举起了抗清的义旗。二十六岁的张煌言面对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也毅然参加了这支抗清队伍。随后，他作为义军的代表到天台迎鲁王朱以海到绍兴“监国”。先是，张煌言被鲁王授以“行人”之职，至绍兴，又被授以“翰林院修撰”，并任“入典制诰，出领军旅”之事。当时，鲁王诸将中，以石浦守将张名振势力最强。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清军在博洛的率领下进攻闽浙地区，同年秋，隆武政权灭亡，鲁王在张名振的护卫下逃往舟山群岛。张煌言随即匆忙赶回鄞县故里，与老父、继母、妻儿子女诀别，后追随鲁王一行至舟山。但舟山守将、与张名振军“相犄角”的黄斌卿却拒绝接纳鲁王。鲁王一行只得逃往福建长垣重建临时政权。张煌言与张名振待局势稍定后，又重返浙东与舟山地区，重新组织与招募义军。而张煌言又被鲁王加授“右佥都御史”之官职。

　　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四月，降清的明江南提督吴胜兆准备反正，张煌言劝张名振援吴胜兆，“遂监其军以行”，但当张煌言、张名振率义军水师至长江口的崇明岛时，突遇海上飓风大作，致使“舟覆”军亡，而落水的张煌言也被清军俘执，囚禁七日后，得人救助，“有导之出者”，逃出后“走间道复还入海”。途经黄岩时，被追赶的清兵“围而射之”，张煌言却仅“以数骑突［围］出”，自此他则“益习骑射”。不久，他又在浙东招募集结义军于上虞县平冈寨屯田拒守。其时，“诸山寨多出劫掠，独煌言与王翊［率义军］履亩劝输，戢所部勿扰民”，深得民众拥护。言与王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1649），张煌言又朝“觐（鲁）王于健跳”。次年，张名振“奉（鲁）王居舟山”，随即，鲁王“召张煌言入卫”舟山。张煌言奉诏后，“乃以平冈（义）兵授刘翼明、陈天枢”统领，自己则率亲军赴舟山群岛，到达后，张煌言又被加授兵部侍郎的官职。

　　② 全祖望：《张煌言年谱》，《张苍水集》，中华书局1958 年版。

　　③ 《清史稿》卷二二四《张煌言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1651），张煌言在舟山得悉老父去世的讣告，逢此父丧之际，清军浙江提督田雄乘机致书张煌言以招降，被张煌言坚决拒绝。当年，清军进攻滃洲，张名振奉鲁王之命率义军攻打吴淞清军，“冀相牵制”。不久，清军攻陷舟山，张煌言与张名振只得偕鲁王进入福建的金门，依附郑成功军，联合抗清。然此时的郑成功使用的是南明唐王的隆武年号，对鲁王的到来，仅按月供给猪肉、大米之物，而“修寓公之敬”。张煌言见此状，尝对郑成功说：“招讨（指郑成功）自始至终为唐王出力效命，真可谓难得的纯良忠臣啊！”郑成功听后则答复说：“侍郎（指张煌言）您从始至终追随鲁王，与我岂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故张、郑二人虽各事其主不同，但其交谊却颇牢固深厚，故鲁“王亦赖以安居”。

　　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1652），张煌言又奉命监张名振义军，并同率义军在郑成功军队配合下，经舟山攻至崇明，并进抵金山，但因兵力不足，只好撤回。次年，这支义军又攻至长江口的崇明，但遭遇清军的阻击而遭败绩。

　　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二张在郑军的配合下，又自吴淞攻入长江，义军进“逼镇江，登金山，望祭明太祖陵。烽火达江宁”，然由于上游的应援军队迟迟未到，只得退回崇明。同年，义军再度入长江口，攻占过瓜洲、仪真、燕子矶等战略要地，不久又只得率师退“还屯临门”。到永历九年时，郑成功派遣部将陈六御率师与张名振义军配合，攻取舟山。清军台州守将与义军约降，张煌言“以沙船五百（艘）迎之”，致使此战一举告捷。不久，张名振却因中毒身亡，临死前遗言将自己所统属的军队归由张煌言统辖指挥。

　　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1656），清军再次攻陷舟山，张煌言只得率义军在秦川一带与清军周旋。在此之前，永历七年时，鲁王朱以海见大势已去，便自去“监国”年号，张煌言虽仍事奉鲁王为主，但却只得将义军活动的情况，“通表”远在滇（云南）中的南明桂王朱由榔。

　　永历十一年（1657），桂王遣派使者，册授张煌言兵部侍郎、翰林院学士的官职。此时，清两江总督郎廷佐投书招降张煌言，张煌言回书以报：“来书揣摩利钝，指画兴衰”，倘若“庸夫听之，或为变色”动摇，但“贞士则不然”。大丈夫“所争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恤家仇，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故每毡雪自甘，胆薪深厉，而卒以成事”。至于本人，“仆于将略原非所长，只以读书知大义”。但“左袒一呼，甲盾山立，济则赖君灵，不济则全臣节。凭陵风涛，纵横锋镝，今逾一纪矣，岂复以浮词曲说动其心哉？”只因“来书温慎，故报数行”。然“若斩使焚书”，亦不作回答，则“适足见吾意之不广，亦所不为也”。回信中，陈辞激越，慷慨激昂，丝毫不为诱降信中的“浮词曲说”而动心，充溢着随时准备牺牲的凛然正气。永历十二年（1658），张煌言率义军与郑成功军会师，将再度攻入长江，以图光复，但义军次抵羊山时，遇海上飓风大作，只得引军无功而还。永历十三年（1659），张煌言与郑成功一起，为牵制大举向云贵地区进攻的清军，再次率义军入长江作战。先是，义军抵达并占领崇明。张煌言对郑成功建议说：“崇明，江、海门户”，宜先将义军“定营于此”，稍事休整，务使义军“进退有所据”。但郑成功未听从。当时，驻防长江的清军，在瓜洲金、焦二山间横上拦江铁索（俗称“滚江龙”），且在沿江两岸遍置西洋大炮，防守颇为坚固。张煌言却率义军乘十七条船机警巧妙地破坏了江防防线，在后援的郑军配合下，“翦江而渡”，于六月一举攻占瓜洲。攻克瓜洲后，张煌言又向郑成功建议全力攻取镇江，然郑成功顾虑驻守江宁（南京）的清军将赶往支援。张煌言则主张可先派一支舟师水军，佯攻直捣江宁北门，即观音门，这样“南京［清军］自不暇出援”。同时，他还提议这支水军应溯江而上，前往芜湖一带活动，以防阻江楚方面清军的来援。郑成功采纳了意见，并命他向南京方向进攻。此时，张煌言所率义军将属人数不满一万，渡江之舟不满百艘，仍毅然率军西行。不久，张煌言攻克仪真，并进军六合，沿途受到沿江民众的热烈欢迎，“仪征吏民赍版图迎降五十里外”①。当得悉郑成功攻克镇江后，张煌言又致信郑成功，言及当“先抚定夹江郡县”后，再从陆路进军，直取南京，但郑成功未采纳他的建议，“竟从水道进”②。致使有利战机瞬间丧失，而南京清军得以喘息并获后援而巩固城防。

　　六月二十八日张煌言军直抵南京观音门外江面，停留两日仍不见郑军的到来，只得派遣别的将领率轻舟数十艘的水军，“直（西）上攻芜湖”，他自己则率军驻扎在浦口。待郑成功率“水师”到达后，张煌言又于七月七日赶到芜湖，在此，他“部勒诸军”，将义军兵分四路，分道攻城略地，且在沿途“移檄诸郡县”，张贴文告。许多故明降清的旧官吏，见到文告，纷纷倒戈，“于是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及诸属县皆请降”，使义军很快便收复了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城池近三十座。

　　义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对民众百姓“秋毫无犯”。张煌言每“经郡县，入谒孔子庙，坐明伦堂，进长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远近响应”。致使出现“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泪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①的空前盛况。而“濒江小艇，载果蓏来贸易者如织”②，给义军很大支持与鼓舞。可是，这一大好形势，却因郑成功率军攻打南京城的失利，而很快急转直下。正当张煌言收复徽州时，闻郑成功在南京城下兵败之事，于是“还芜湖收兵，冀联合瓜洲、镇江（义）军为守计”，期待有利时机，再作他图。不久，张煌言又得到郑成功军已放弃瓜洲、镇江等地，而退回海上的消息，致使张煌言所率义军处于进退维谷、腹背受敌的危险处境，很快遭致溃败。

　　此际，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一方面调遣水军切断张煌言义军东退的水路，另一方面又写信向张煌言劝降。张煌言对招降书“拒不应”，同时，为摆脱困境，又率“余兵道繁昌，谋入鄱阳湖”，向江西发展。当义军船队进抵铜陵时，却与湖广来援的大批清军水师遭遇，与之激战而败退。最后，张煌言“抚残兵仅数百，退次无为，焚舟登陆”。又从陆路自桐城，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时，适逢清军“追骑至，从者尽散”。张煌言好不容易才突围而出，只得“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此时张煌言身染疟疾发作，几不能行，但他仍不顾病痛，奋力疾行。到达休宁后，“得舟下严州”。登岸后，又复行山路，途经浙江的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历尽千难万险，兵败后绕道潜行二千余里，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浙江沿海地区。此后，他“收集旧部”，① 沈冰壶：《张公苍水传》，见《张苍水集》。

　　② 沈冰壶：《张公苍水传》，见《张苍水集》。

　　① 全祖望：《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见《张苍水集》。② 全祖望：《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见《张苍水集》。准备东山再起。郑成功得到张煌言生还的消息后，也将自己的部分兵力拨归他统辖，致使义军稍有壮大。张煌言将义军屯驻长亭乡，“筑塘捍潮，辟田以赡军”需军饷。同时，张煌言又派遣使者向桂王禀告自己兵败的消息。桂王得悉后，在敕书中表示安抚慰问的同时，又给他“加兵部尚书”的职衔。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张煌言又率义军移驻宁海县临门村，并加紧训练兵士。然在永历十五年时，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颁布了“迁海令”，“廷议徙海上居民”，以断绝对义军的粮饷“接济”。义军“无所得饷”，只得“开屯南田自给”。当郑成功率军东征，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时，张煌言不理解此举的重大战略意义与价值，曾写信给郑成功，“移书阻之”。不久，清军直下云南，终使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逢此危急之际，张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催促郑成功出兵闽南，一方面支持东南沿海人民反对“迁海令”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可牵制清军，以解永历政权之危，但郑成功“以台湾方定，不能行”为由，加以拒绝。于是，张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郧阳山中，去说服“十三家兵”出战，“十三家兵”原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他们以夔东茅麓山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张煌言要“十三家兵”出征，“使之扰湖广”清军，牵制敌人，“以缓云南”，挽救永历政权即将覆亡的军事危局，但“十三家兵”终因兵力“衰疲”，加之势单力薄，而未能出战。

　　清康熙元年（1662），张煌言又将义军移驻沙堤。其时，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立郑氏政权。而鲁王则身居金门，故郑成功对其衣食供奉“礼数日薄”。张煌言虽对鲁王仍忠心不贰，且“岁时供亿”不绝，但又“虑成功疑”，故“十年不敢入谒”鲁王。待到张煌言“及闻桂王败亡”后，便“上启鲁王，将奉以号召”。

　　不久，郑成功突然病逝于台湾，致使抗清斗争形势更为严峻。于是，张煌言只得转战于宁海县临门村一带。还师临门，更使张煌言感慨万千。这时，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乘张煌言义军处境艰难之际，再次写信招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并回信拒绝。义军此时虽多次奋战，然孤悬海上，被迫孤军作战，日渐势单力薄。为此有人提议将义军队伍拉上鸡笼岛驻扎，张煌言认为此议不可行，鸡笼小岛，四面环海，易攻难守，若遭致清军突袭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康熙二年（1663），南明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病逝①，张煌言得知此消息后，悲痛欲绝，放声痛哭，说：“孤臣多年以来栖栖遑遑奔走于海上，与部属相依为命而不肯离去者，只因我主鲁王您尚健存。现今您竟弃我辈而先故去，自今我辈更有何指望啊？！”次年，张煌言审时度势，眼见反清复明的大业无望，抗清斗争大势已去时，便痛下决心，将义军人马全部解散。本人则携随从罗纶及部属数人，加上侍者一人，驾一条小船，登上南田岛（今浙江象山南）附近一个名悬澳的荒僻小岛上隐居，悬澳（嶴）小岛孤悬“海中，荒瘠无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煌言一行人在此岛上，“结茅而处”，暂时得以栖身。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与清军提督张杰并未放弃对张煌言的迫害，他们合谋要抓住他以邀功。为了侦知张煌言的下落与行踪，利用张煌言的一个旧部属，命他化装成普陀山的寺庙僧人，在海上四处打探、侦伺行踪，待侦知确切住所与踪迹后，清军乘夜半天黑之际，登上悬澳岛，并“引兵攀岭上”，进行偷袭，一举将张煌言、罗纶以及部属叶金、王发，① 关于南明鲁王的卒年，说法颇多，记载歧异，皆不取，今依《列传》所载为是。侍者汤冠玉等人擒获。

　　当张煌言等被清兵押解至杭州时，浙江总督赵廷臣假惺惺地待以上宾之礼诱降，但遭张煌言的严辞拒绝。

　　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1664 年10 月25 日），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当他赴刑场时，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抬头举目望见吴山，叹息说：“真可惜这大好河山，竟使沾染腥羶！”①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②临刑时，他“坐而受刃”，拒绝跪而受戮。同时就义还有罗纶等人。

　　张煌言遇害后，生前的友人山阴人叶振名（字介韬）登上越王岭遥祭忠魂，祭文长达六千五百余字，将张煌言与罗纶二人并称为“张司马二客”。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高宗命录前朝“殉节诸臣”，并加以褒谥和祭祀。于是，清廷对张煌言加谥“忠烈”，且将其牌位入“祀忠义祠”，得享定期供祭。

　　张煌言一生仅活了四十五岁，其诗文著述甚丰，后人收辑整理名《张苍水集》。但此文集在清代一直被列为禁书，故仅有传抄稿本。直至1901 年时，始有国学大师章炳麟将其排印（二卷本），附《北征录》一卷问世。1909 年，又有国学保存会的排印本十二卷，补遗一卷，附录八卷出版。别有《四明丛书》本九卷，附录八卷传世。1959 年，由中华书局对文集的诗文重加整理、校勘后，将《张苍水集》分为四编，包括《冰槎集》、《奇零草》、《采薇吟》及《北征录》；又，附录一卷，载有年谱、传略、序跋等。

　　① 张煌言：《绝命诗》，载《采薇吟》，见《张苍水集》第3 编。

　　② 张煌言：《绝命诗》，载《采薇吟》，见《张苍水集》第3 编。

一、洪武之治：洪武之治又称洪武盛世是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所出现的治世，为明初三大盛世之一。1368年，朱元璋于金陵应天府即皇帝位，明朝正式建立。朱元璋在位期间，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

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他还徒富民，抑豪强；下令解放奴婢；减免税负，严惩贪官；派人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等。

二、万历新政：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三、永乐北伐：明成祖北伐又称明成祖北征、永乐北伐，明成祖在位期间，先后五次亲征，北伐蒙古。明太祖建立明朝之后，元朝的残余势力退居岭北行省，史称北元。

明太祖北伐之后，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对中原地区构成了威胁。即位的明成祖为了彻底解决元朝的残余势力，决定亲自率领明军进行北伐。

四、弘治中兴：弘治中兴指的是明朝在明孝宗朱佑樘治理下出现了的短暂而辉煌的“治世”。明孝宗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由于他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现了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明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成化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

五、隆庆开关：隆庆开关或称隆庆开禁、隆庆开海、隆庆开港、隆庆开放等。指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

从此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全面的开放局面。

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

-隆庆开关

-永乐北伐

-弘治中兴

-洪武之治

-万历新政

在这段时期中，皇太极进攻朝鲜，打了几个胜仗后，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金钱和物品的供应。皇太极本来提出三个条件：割地、擒毛文龙、派兵一万助攻中国。朝鲜对这三个条件无法接纳，但在经济上尽量满足满清的要求。同时在此后的

明清战争中，朝鲜改守中立，使满清去了后顾之忧。

在皇太极对朝鲜用兵之时，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派水师去支援皮岛的毛文龙，另派赵率教、朱梅等九员将领率兵九千，进兵三岔河，牵制清军，作朝鲜的声援。但朝鲜不久就和满清订了城下之盟，赵率教等领兵而回，并未和清军接触。

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却见袁崇焕修筑城堡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积极，时间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对宁远发动攻击。

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进攻辽西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

五月十一，皇太极所率大军攻抵锦州，四面合围。这时守锦州的是赵率教，他和监军太监纪用守城，派人去与皇太极议和，那自是缓兵之计，以待救兵。皇太极不中计，攻城愈急。

袁崇焕派遣祖大寿和尤世禄带了四千精兵，绕到清军后路去包抄，又派水师去攻东路作为牵制。这时天热，海上不结冰，水师用得着了。

赵率教是陕西人，这人的人品本来是相当不高的。努尔哈赤攻辽阳时，赵率教是主帅袁应泰的中军（参谋长）。袁应泰是不懂军事的文官，赵率教却没有尽他做参谋长的责任，这个战役指挥得一塌胡涂。清军攻破辽阳，袁应泰殉难，赵率教却偷偷逃走了，论法当斩，不知如何得以幸

免，想来是贿赂了上官。后来王化贞大败，关外各城都成为无人管的地方，赵率教申请戴罪立功，带领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卫，但到达时发觉已被蒙古人占住，他便不敢再进。努尔哈赤攻宁远，赵率教在前屯卫，距离很近，自己不亲去赴援，后来宁远大捷，他却想分功，以致给满桂痛骂

，酿成了很大风波。

和满桂冲突时，袁崇焕相当支持他。赵率教感恩图报，又得袁崇焕时时勉以忠义，到锦州大战时，他突然之间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和前锋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死战，和皇太极部下的精兵大战三场，胜了三场，小战二十五场，也是每战都胜。从五月十一打到六月初四，二

十四天之中，无日不战，战况的激烈，不下于当年宁远大战。六月初四那天，皇太极增兵猛攻。锦州城中放西洋大炮，又放火炮、火弹和矢石，清兵受创极重。攻到天明时，皇太极见支持不住了，只得退兵，退到小凌河扎营，等候各路兵马集中整编。

赵率教转怯为勇，自见敌潜逃到拚死守城，自畏缩不前到激战二十四日，到后来更在保卫北京之役中血战阵亡，终于在历史上与满桂齐名，成为当时的两大良将。他这个重大转变，非常突出的证明了袁崇焕的领导才能。

皇太极整理好了部队，转而去攻宁远。

清军上次在宁远吃过败仗，兵将心中对袁崇焕都是很忌惮的。大贝勒代善见城中有备，就勒兵不攻。皇太极对诸将说：“先汗攻宁远不克，这次我攻锦州又不克，若再攻不下宁远，我可要声名扫地了。”于是下令总攻，击破城下明军骑兵，直薄城壁。

比之第一次宁远之战，袁崇焕部的战斗力已有增强，敢于到城外决战了。上次要清军退后，才派五十名敢死队缒到城下拾箭枝，可见不敢开城门。

满桂率领明军在城南二里列阵，城墙下环列枪炮。皇太极佯败，想引明军来攻，然后伏兵齐起。但明军没有上当，守垒不追。皇太极于是回军再战。

袁崇焕亲上城头督战，大声呼叫。满桂战于城外。祖大寿、尤世禄回师攻击清兵后路。双方死伤均重，满桂身中数箭。明军野战终于打不过清军，于是退入城中据守。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城壕中填满了两方军士的死尸。

守军又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清方大营帐一座及皇太极的白龙旗，杀伤清兵不少。明方的报告说，皇太极长子召力兔贝勒胸口中箭，另一子浪荡宁古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又杀固山（领七千五百人）四人、牛录（领三百人）三十余名。这报告失之夸大，事实上并无皇太极的儿子

在此役中阵亡。但清方纪录中也说：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大将瓦克达、阿格等均受伤。

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锦州南面，亦不能拔，将士又遭到不少伤亡，将领觉多拜山、巴希等阵亡。七月，清兵败回沈阳。

这一役明朝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袁崇焕在报功的奏章中，力称功劳最大的是满桂①。他和满桂向来颇有意见冲突，但在奏章中力称宁远大捷以满桂之功居多，可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

第一次宁远大捷是天启六年正月，第二次宁锦大捷是七年五月，相隔一年零四个月。在这短短的十六个月之间，袁崇焕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抢筑了锦州的防御工事，固守在清军的后路，使皇太极有后顾之忧，不敢久攻宁远。同时清军先攻锦州不克，再攻宁远，气势已挫。可见袁崇

焕这十六个月中的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如果能多一些和平时期，局面当然更有改进。

这一仗大捷，军事上的主要因素之一，还是靠了葡萄牙的红衣大炮。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波尔、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有机可乘，便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大批葡

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②。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称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还派官祭炮，请将军发威破敌。金人要直到数年之后，才因投降的明人之助而开始铸造大炮。

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韩p、保荐他的御史侯恂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袁崇焕当然不肯克扣军饷去孝敬魏忠贤。但为了大目标是守御锦州、宁远，他也相当的委曲求全。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

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

但魏忠贤仍是不满意。所以虽有宁锦大捷，袁崇焕却得不到甚么重赏，只升官一级。奉承魏忠贤的官员却有数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连魏忠贤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从孙，也因此而封了伯爵。魏忠贤是太监，没有儿子，只好大封他侄儿，封他侄儿的儿子。

魏忠贤这时更叫一名言官弹颏袁崇焕，说他没有去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得自称有病，请求辞职。魏忠贤立刻批准，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

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大喜若狂，而听到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与评语竟是“暮气”两字，恐怕大喜之余，却也不免愕然良久吧？袁崇焕这样的人竟算“暮气沉沉”，却不知谁才是“朝气蓬勃”？

袁崇焕离开宁远时，心中感慨万千，可想而知。那时他还只四十岁左右，方当壮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

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他的部属将士既感诧异，更是忿忿不平。他写了一首诗给一个部将，诗中说：我们慷慨同仇，间关百战，功劳不小，皇上的恩遇也重。但我的苦心，却只有后人知道了。建功立业固然很好，回家休养也是不错。对于我的去留，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罢。这首诗显

得很有气度③。不过他对于天启皇帝，还是十分感激的。他本来是一个七品知县，自天启二年到七年夏天，短短的五年半之间，几乎年年升官，中间还跳级，直升到“巡抚辽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实在算是飞黄腾达。他自觉升官太快，曾上疏辞谢。他说在诸同年中，

官职最高之人和他也差着好几级，为了要做部属武将的榜样，请皇帝收回升赏的成命。皇帝批复说：你接连三次谦辞，品德很好，但你功劳大，升官是应该的④。

他在回广东故乡途中，经过大庾岭时写了一首诗，感念天启对他的知遇之恩⑤。他心中明白，天启是个昏君，可是对待自己实在很好。

他到了广州，去光孝寺游览，踏足佛地，不禁想到生平杀人甚多，和环境大不调和⑥，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英雄豪杰，一往无悔，却也无须对菩萨低头，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甚么遗憾。

①袁崇焕的奏章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拚命，不顾夷之凶狠剽悍。臣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誓一战以挫此贼。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

②马耳丁的《鞑靼战记》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又说：“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指满清）作战大胜。”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据冯承钧译、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崇祯三年，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厚赂朝臣，加以阻挠。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碧血剑》小说略取其意。

③袁崇焕《南还别陈翼所总戎》：“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麋鹿还山便，麒麟绘阁宜。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其中“功高明主眷”这一句，不免含有苦涩的意味。天启决不是明主，天下皆知，自己功高如此，结果却得了这样的“眷”，这位“明

主”，真是“明”得很了。

④袁崇焕《天启六年六月初十日谢升荫疏》中说：“且武人奔竞，少竖立便欲厚迁，稍不合辄思激去，要挟朝廷，开衅同类，今边疆始终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处于恬，何以消诸将之竞？况臣原无富贵之心，又皇上所鉴也。”对这个辞赏的奏章，朝廷的批答是：“奉

圣旨：袁崇焕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为过；乃三疏控辞，愈征克让。还着遵旨只承。该部知道。”

⑤袁崇焕《归庾岭》：“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

⑥袁崇焕《遇诃林寺口占》：“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只树隔红尘。如今着足空王地，多了从前学杀人。

1644年，明王朝的大崩溃达到最后的悲剧时刻。在随后的数年中，清军南下，把其征服事业推向全国。南方最后的抵抗力量在混乱和溃败之中，最后收缩到了西南山区和东南沿海岛屿上。在这一烽火连绵的图景之中，崇明岛在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推到战争的前沿地带。第一阶段：最后的抵抗，1644-1645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1644425），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明崇祯帝在绝望中自杀殉国于煤山。13天后（518），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南京，当地官员在悲愤之中立即决定在南方组建政权。坏消息继续传来：事实上，当福王继承为弘光帝时（619），清军已在两周前进入北京（65），并立刻就准备着手征服江南。在清军征服江南的战争中，东南的反清抵抗力量至是逐渐向水上萎缩——清朝强大的陆军对于太湖和东海上的水军束手无策。在南方组织的防线中，长江防线本来也是相当重要的。弘光帝即位不久，南京官员荆本彻（镇江丹阳人，1634年进士）就受命为下江监军道，抵达崇明，组织起一支水军。他在南京陷落之前就反对史可法的北方收复战略，而坚持将南方作为明朝的复兴基地。1645年二月，崇明知县徐鼎莅任，荆屯营在县城西北方的施翘河，称“四会营”。与其同时，崇明人沈廷扬（当时为南京政府的户部郎中）受命将漕船改装为长江兵船，负责军事后勤，他很快致力于将崇明岛建设为一个“复明分子的海上基地”。荆的防务计划得到了沈的支持。当时的崇明是一处著名的海盗巢穴。1640年起，本县人与江北贫民纠结，组成一支200多艘船、上万人的海盗集团，在两年后才被平定。其首领顾荣被招抚为把总，统率他愿意当兵的440名兄弟。顾荣对海道相当熟悉，江北船只当时全在其掌握之下。他与荆本彻募集的民兵开始有了摩擦。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崇明这个海上孤岛现在成了江南抵抗分子的绝好避难所。南京陷落后，明义阳王（周定王橚七世孙）在太监李国的陪同下，从苏州逃难到崇明[4]。当时清兵已经推进到江南一带，1645年夏，前史可法部将李成栋在降清后率领一支五千人的部队进攻嘉定（729），在英勇地抵抗了一个月，这个城镇被屠城。李随即转攻松江。松江的抵抗力量由吴志葵等人领导。他是吴淞总兵，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崇明岛，他统率了当时南明残余的大部分水军，曾到崇明与荆会合；并极想和浙东的鲁王朝廷取得联系，希望通过占领江南一块根据地来光复明朝。他于是率人秘密进入太湖和泖湖地区，并向刚被清朝任命的县官发动进攻；结果在1645年9月遭到李成栋2万人优势兵力的袭击，大败。吴本人被捕，送到江阴去劝降，最后被杀。松江诗人陈子龙（他曾是柳如是的情人）是最积极的复明分子之一，在他看来，关键是一个地域性的共同起义，并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取得军事援助”，因为岛上的明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在清军击破嘉定后不久，荆曾出兵攻打吴淞作为响应，但被击败，退回岛上。这半年内，“海上人虽不敢登陆，军中尚乏水军战船”（《海角遗编》）。当时崇明县令徐鼎已经离任，该岛的军政实际上控制在荆本彻手中，在义阳王前来投靠后，他的势力更大。但他的专横作风却与本岛海盗出身的把总顾荣起了冲突，顾密谋杀他后拥戴义阳王；荆察觉后率12艘船只逃往宁波。不久，明淮安巡抚田仰、淮河镇总兵张士仪、淮海镇总兵张鹏翼各统率水陆军数千、船数百，相继到达。他们与沈廷扬一起，推戴义阳王为监国。这个匆忙组建的小政权不久（十月）出兵江南的浏河，被清军击溃。主事者各谋出路，义阳王也逃往浙江，岛上一片混乱。军政权落入本地人顾荣和黄五常手中，他们立刻又起了矛盾，结果顾荣被杀。十一月十日，荆本彻率海军来攻，他的水军之前在舟山得到恢复，并进攻南京附近的六合，取得一次重大胜利，但部下却因战利品问题同海盗同盟发生争执。可能在回舟山途中，他转而再来攻击崇明这个自己的老根据地。但施闭城抗拒，其原因肯定是担心剃发后遭到报复。但荆当天就攻破了这个孤城，并擒杀了施，次日又杀黄五常等人。然而他的收复只维持了17天，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军船队到来，荆军溃败，仅剩3艘船逃往舟山。吴淞总兵李成栋在船头下令封刀（以示不屠城），崇明城内百姓于是出降。第二阶段：拉锯战，1646-1656就这样，到1646年初，难得的安宁降临到长江三角洲这片战乱地区，农民骚动停止。崇明的投降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清军对江南的平定。但“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加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1645年冬天之后，崇明岛仍然经常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海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虽然清巡抚土国宝立刻任命副将李魁来防守，但1646年正月，崇明岛就再次遭到明军张名振[16]部的袭击，距清朝招降该岛刚过去1个月。当时清南京提督毛九华指出，长江下游如果和上游的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各抵抗组织）联合起来，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显然，复明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当时南明海军在江南的主要抵抗力量聚集在舟山，崇明岛的丧失，对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如果明水军仍保有这个岛屿，就能以此为基地，沿长江向内攻击，并可能在清军兵力薄弱时与上游武装取得联系，从而一举光复江南从舟山出发的南明海军对崇明的骚扰袭击就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战斗。1647年4月，清廷恢复招抚策略。但5月，明水军200余艘沙船就在沈廷扬率领下由舟山来攻，因崇明城戒备森严而退却。之后，他们转攻江南的鹿苑，结果在一个闷热天气里遇到一阵小台风，大败，沈廷扬被捕而死。这一年，清苏松总兵吴胜兆举兵反正，蜡书求援。张名振奉命率水师急驰崇明，途中遇海啸，大风覆舟，士卒死亡大半。张名振与张煌言侥幸得脱，间道返回象山南田。与浙东水师衰落同步的是福建郑氏海军的复兴。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誓师反清，1650年夺取厦门作为基地，并立刻成为南方抗清的主力之一。在其鼎盛时期，郑军有陆军72镇，水师20镇5千余艘船，士卒近20万。1651年，舟山失陷，军民死难者1万8千人。张名振等当时正在海上，被迫护鲁王暂避厦门，郑成功令入金门岛安置。次年张奉郑成功号令，誓师北伐，进屯崇明岛，破镇江，后援军不继，再退守崇明。之后在1654年4月及5月，张又两次攻入长江口。十一月底，张名振军据平洋沙，被当地沙民偷袭，丧失17艘船；张以屠杀作为报复，烧千余家。崇明城中守军300人及乡勇千人半夜出击，全军被张击溃。根据县志的记载，此后一两年里舟山明海军的骚扰十分频繁，并经常焚烧民居及劫掠人质。1655年，张名振与张煌言合兵三入长江，但兵力单薄，无功而返。于是会同郑军攻占舟山，年底死于军中，部队交给张煌言。死因不明。清江南总督马鸣佩当时写给朝廷的报告称“据来降兵丁报告，因张名振攻打崇明岛失利，郑成功要提名振去杀。名振惊愤得病而死”。1656年，舟山再次被清兵攻破，并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所有居民迁移到大陆；最后撤离时，将一切城垣、要塞、哨卡乃至民居等尽行焚毁。这一年秋天，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活跃在崇明岛的海盗顾三也被抓获处死。张名振的逝世以及舟山的再次失陷，代表着浙东抵抗力量的衰败，而舟山的复明海军基地与崇明的关系本来最为密切，也是极力主张和意图攻取崇明的。第三阶段：清军海防的加强与郑成功的失败，1657-1661顺治十四年（1657），清政府宣布“增设崇明水师总兵官，调拨江宁、江苏、安徽各省标兵万人，分防吴淞江及崇明诸口”。这一设置对陆军为主的清军来说，是开创先例的，并早于1659年设置的京口左右两路绿旗水师总兵官。按崇明仅为一中等县，县令为正七品，而水师总兵则是正二品，这标志着崇明成为清朝海防的最前沿地带，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清廷设置崇明水师总兵总体策略是以近海防御为主，所谓“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1657年出任水军提督（从一品，提督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的是名将梁化凤，率军万人，驻防崇明、吴淞。梁是陕西长安人，曾参与平定山西，“二十二战皆捷”，之后又在江南平定太湖群盗。1655年升苏松总兵，在浦东高桥多次击败张名振军，并追击至其屯驻地崇明平洋沙，予以讨平。梁认为“平洋沙悬隔海中，戍守不及”，建议屯驻重兵，并沿海筑大坝，引水灌田，整顿崇明的军政和农业生产。两年后（1659），郑成功大举进攻，发动长江之役。五月初四，大军在舟山烈港听议进取长江事宜，其中专门讨论了“分程开驾入崇明事宜”，决定分别停靠崇明的三个沙岛；并派出间谍入长江刺探情况，被梁化凤察觉。五月十八日，郑军趁风一日夜内由羊山（今浙江小洋山）全军开到崇明，郑成功驻扎新兴沙。并再申军令：“崇明等处地方，可以安插提督、统镇、大小将领家眷，为我师根本之地，与思明州一体。其地方百姓，最宜抚绥，凡有骚扰，有杀并连罪无赦。”当时张煌言建议郑成功攻下崇明作为基地：“崇沙，江海门户，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为老营”，一旦有疏失，也可进退自依。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采纳，郑成功急于进攻，并进围南京。但现在，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这一大意给梁化凤以战机。七月，梁奉命率部兵三千人疾驰赴援南京。七月二十三日，设计擒获郑军大将甘辉[甘辉1655年四月受封为崇明伯]。郑军溃败，在长江上船只又被梁化凤部将烧毁不少。梁预料到郑军可能攻打崇明，本已有部将留守，这时再派军赴援。八月八日，郑军退到崇明。郑成功召集诸将议论，表示“欲克崇明县，以作老营”，然后再从厦门调一支军队前来攻打，以“逼其和局速成”。当天，郑军到崇明城下说降，着手攻城。八月十一日早晨9点左右，开始用大炮攻城。郑成功亲自督阵，到夜晚已经轰掉西北角100多个墙堞，随即添平壕沟架云梯肉搏。城中守军坚持抵抗，打退郑军7次进攻。郑军部将韩英、王起俸死于这一战役。郑成功本想再行强攻，但被部将周全斌劝止，认为城池坚固，深沟高垒，难以攻破，何况敌军援兵可能很快赶到，得到这一孤城绝岛，并无意义。当日晚，郑成功答复清提督马进宝，表示攻打崇明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辟除全军覆没的谣言，“吾故打开崇明，安顿兵眷，再进长驱。……我今才施数铳，其城已倒及半，明日安炮再攻，立如平地。”心里其实已经放弃这一打算，次日（八月十二）出兵四乡搜罗粮草，十四日即拔营回福建。在这一次战役中，郑成功打垮了清舟山守军，但在崇明却遇到顽强抵抗，该岛居民因为这一表现，后来受到鳌拜的免赋嘉奖。看起来似乎他们抵抗明军比对清军还强烈，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担心遭到报复。当时反清的军队，见到已剃发的汉人，经常杀戮很惨。郑成功围南京时，满族军人只有500人，主要是汉军旗人在抵抗。郑成功在这次失败后再也没有北上。1661年5月，清下令在江浙大规模整顿沿海防务体系，修建桥梁、道路、堡垒、建造船只。当时郑成功在闽南的根据地也遭到清军袭击，于是调军东进，收复了台湾。梁化凤的这一长江之役中清军的首功之臣在这一年（1661）因功授江南提督，当时人认为台湾尚未收复，提议援引广东、福建的情形，在苏州、松江两府的滨海地区立界，实行海禁，把居民全部向内地迁移，遭到梁的反对。他认为与其放弃沿海肥沃之地，还不如将这些地的赋税拿来养兵防守，海禁毕竟是祸民之事。这一建议最终被顺治帝采纳。崇明岛的军事价值崇明是长江河口的泥沙冲积岛，自唐武德年间（618-626年）浮出水面后，每年面积都在变化。明清之际其面积还远小于目前（1200平方公里），大约只有500平方公里左右（舟山岛为502 km sq） ；当时人口大约在20万人左右。作为一个江海交汇处的孤岛，崇明历史上很少卷入战争，而假如卷入战争，则必定是从海上来的军事力量（例如海盗、倭寇、郑军、鸦片战争时的英军）。因为只有海上势力抵达时，这里才成为它与大陆势力争夺的焦点；而对两支冲突的陆军来说，即使战争就发生在崇明附近，崇明也不过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孤岛罢了（例如太平天国席卷江南，与清廷对峙多年，却没有攻入过崇明岛）。在明清之际清军南下时候，东部的抵抗势力最后全在沿海一线展开。其中崇明、舟山、闽南的厦门及金门是三处最重要的支点。如果1646年后崇明一直坚守在明军手中，情势很可能有相当的不同。江南是抵抗清军最顽强的地区之一，崇明如果能坚守，则能成为抵抗运动的基地，进而与上游安庆山区的力量联合。如果能有组织地抵抗下去，重演南宋时的一幕，也未必不可能——当时金兵已攻到宁波，最终还是退缩回了江北。其次，崇明作为一个复兴基地的存在，将牵制清军的兵力，使西南地区李定国等部的压力得到缓解。然而遗憾的是：当时明水军内部矛盾极多，政令不一，反多自相残杀，最后被得以各个击破。如果崇明能得以坚守（从与郑军的顽强抵抗来看，是很可能做得到的，尤其清初水军很弱），则明海军还可以以此为基地，北上骚扰。崇明往北直至辽东的航线，一直是非常发达的。远的如元初漕粮海运的创始人、崇明海盗朱清，近一点如明末的商船海运专家、另一个崇明人沈廷扬，他曾通过海道运粮到辽东。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如果郑成功之前攻破崇明，他很可能也不会在两年后收复台湾了。事实上，他收复台湾前的宣言，与攻打崇明之前的话，十分相似：“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虽然今天来看，崇明与台湾相比极为悬殊，然而当时并非如此：当时台湾几乎没有汉人，也很少耕地；而崇明至少还有20万百姓及大片良田。攻打台湾时，郑成功部下几乎都不想去，郑本人在攻下后不久就病死，年仅39岁，与台湾的瘴疠及部下的违抗（当时台湾无粮，郑军部下在海峡对岸不运粮至台）有很大关系，而崇明至少没有瘟疫横行；台湾守军荷兰人只有一千人，但火力很猛，崇明守军至多五千，但更容易攻下。而且收复台湾使荷兰人与郑氏更加成为死敌，后来荷兰人便出兵帮清军攻打郑军。收复台湾，以当时的局势来看，只能使人觉得光复中原更加无望。单纯以中国而非世界的局势来看，台湾的在当时的军事价值还未必高于崇明岛。然而历史总是有很多预料不到的事，也许随着海禁和清军在大陆统治的稳固，郑成功迟早要被逼去收复台湾以为根据地，但1659年长江战役的失败及崇明岛的顽强抵抗，

朱以海为明太祖的十世孙，鲁肃王朱寿镛第五子。1644年2月被明思宗封为鲁王；但是朱以海受封仅一月后，李自成攻陷北京，朱以海南奔；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之后，命朱以海驻守台州。1645年南京、杭州都被清军攻下后，钱肃乐、张煌言等起兵浙东，郑遵谦、张国维等迎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并且以1646年为监国鲁元年，颁监国鲁王元年大统历，不奉唐王朱聿键的隆武年号。也因此，朱聿键与朱以海屡起冲突而无法合作，浙江与福建相继为清兵攻破，朱以海逃亡舟山，并且与张名振、张煌言、郑成功合力抗清。朱以海也一度寻求日本的援助。

郑成功（1624年－1662年），汉族，明末清初军事家，民族英雄。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人。其父郑芝龙，其母名田川氏。弘光时监生，隆武帝赐姓朱、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清兵入闽，其父郑芝龙迎降，他哭谏不听，起兵抗清。后与张煌言联师北伐，震动东南。郑成功一生，抗清驱荷，以赶走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祖国领土台湾的业绩载入史册，海峡两岸均立像树碑纪念。有《延平王集》行世。

郑成功（1624年8月27日－1662年6月23日），幼名福松，名森，字明俨，诣明末大儒钱谦益时受字大木。是明末清初的军事家，民族英雄。南明唐王隆武帝赐国姓朱，更名成功，故又称郑国姓、国姓爷；南明桂王永历帝封他为延平郡王，故又称郑延平。荷兰等西洋国家根据“国姓爷”的闽南语发音Kok-sèng-iâ，称之为“Koxinga”。 郑成功是南明抗清名将，父为海盗出身的南明将领郑芝龙，母为日本人田川氏。郑成功籍贯福建泉州石井（现拆分为晋江安海镇，南安石井镇），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藩。他在郑芝龙投降建虏而被俘虏后，领军和建虏对抗十五年，是南明最主要的抗清势力，期间一度以大军包围金陵，但功败垂成。他并率军渡过台湾海峡，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并接收其领地，建立台湾第一个汉人政权，史称明郑时期。

少年时期 台湾台南郑氏家庙

郑成功于明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1624年8月27日／日本宽永元年）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川内浦千里滨。父亲郑芝龙为海商及海盗之首领，于中国东南沿海及日本、台湾、菲律宾等海域拥有极大势力。郑成功六岁之前跟随母亲住在平户，直到父亲郑芝龙受大明朝廷招安任官之后，郑成功才被接回泉州府南安县石井津（原福建省晋江县安平镇，现安海镇）居住读书，该处现为成功小学校址。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郑成功考中秀才，又经考试成为南安县二十位“廪膳生”之一。 崇祯十四年（1641年），迎娶福建泉州惠安进士礼部侍郎董飏先侄女。 崇祯十七年（1644年），郑成功为求深造进入南京国子监就读，拜入江浙名儒钱谦益门下；钱谦益为了勉励郑成功乃替他起“大木”之别字。 同年，李自成攻破燕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大明帝国灭亡；随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进驻北京城。大明遗臣遂于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嵩登基，于隔年（1645年）改元“弘光”。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朝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破扬州、南京，史可法等人殉国，弘光帝被俘，杀之。弘光政权灭亡。 隆武时期 1645年大明弘光朝覆灭后，郑芝龙、郑鸿逵兄弟于福州拥戴唐王朱聿键称帝，于 郑成功画像

当年七月改元“隆武”。同年稍后，鲁王朱以海亦称监国于绍兴，改隔年为“鲁监国元年”。隆武、鲁监国两政权虽皆“矢志恢复”，却彼此矛盾、冲突不断，各行其是。 隆武元年（1645年），郑成功得隆武帝赏识，封忠孝伯、御营中军都督，赐国姓、改名“成功”、仪同驸马；郑鸿逵之子郑肇基，亦受隆武帝赐国姓。这就是人称郑成功为“国姓爷”的由来；郑肇基因为年纪较小，人称“小国姓爷”。 隆武二年（1646年）起，郑成功即开始领军，多次奉命进出闽、赣与清兵作战，颇受隆武帝的器重。然而真正握有军政大权的郑芝龙，却无意全力抗击清军，甚至在清军南下福建的时候，命令仙霞关守将施福（又名施天福，施琅族叔）将军队撤回福州。此举导致清军攻入闽北时几乎没有遭受抵抗。 贰臣洪承畴为郑芝龙同乡，在其承诺给予三省王爵的利诱下，郑芝龙不顾郑成功、郑鸿逵等人的反对，决意带着其他几位儿子北上向清军投降。郑成功劝阻父亲不成，只好带着部分兵将出走金门。郑芝龙本以为投降清军之后不但得保家业，还能加官晋爵；不料清军将领博洛背约，不但将郑芝龙与诸子一同挟往燕京，更出兵攻打郑家的故乡闽南南安。郑成功之母田川氏当时已从日本搬至南安定居，却不幸碰上此次劫难，于战乱中自缢身亡；郑成功得知母亲死后，更加坚定了自己抗击建虏的决心。 隆武二年八月，清军攻克浦城、霞浦，隆武帝出奔江西，却在汀州遭清军俘虏，之后绝食不屈而亡。 起兵抗清 郑成功势力范围示意图

郑成功走避金门之后，便开始于沿海各地招兵买马、收编郑芝龙的旧部，更在南澳募集了数千兵力。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小金门），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 隆武三年（1647年）七月，郑成功会同郑彩部队攻打海澄，失败。八月，成功又与郑鸿逵部合围泉州城，清军漳州副将王进率援军至，郑军不敌败退。 隆武四年（1648年），南明浙江巡抚卢若腾等人来归，郑成功蓄积实力后再次出击，攻克同安县。五月，郑军围攻泉州。七月，清军靖南将军陈泰、浙闽总督陈锦、福建提督赵国祚等转而攻击同安，郑军不敌，守将、军民死伤无数。不久，大清援军抵达泉州，郑成功乃解泉州之围，怆然退回海上。 同年，清朝江西总兵金声桓、王得仁于江西起兵反正，清朝广东提督李成栋亦投向永历朝廷，使反清复明的声势一时大涨。只可惜各方反清势力在彼此没有默契、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大多沦为地方性的抗争。不久后，清朝压制了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势力；广东李成栋军亦于永历三年灭亡。 永历三年（1649年），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为正朔。后永历帝册封他为延平王，故亦有称其为郑延平者。 潮州之役 郑成功

是时，闽南地区呈现混乱的局面，除了大明的官方部队和清军以外，到处都有土豪、山贼拥据城寨，相互争并，并且就近向百姓课收钱粮，宛如土皇帝；相较于这些地方势力，郑成功拥有较完善的军备，但却也因为军队太庞大，而领土太少，面临筹集粮饷的重大问题。永历三年十月，郑成功决定挥兵南下，除了打击闽南清军外，也打算沿路收服各地的城寨以为粮源。一个多月下来，从建虏手上攻取漳浦、云霄等地，亦平定了达濠、霞美等寨；十一月，郑军攻诏安不克，乃决定转入粤东，经分水关至潮州一带征讨不合作的零星势力；至隔年五月之间，又第次收服了潮阳以及周边许多山寨。 潮州守将郝尚久虽于永历二年时就已随李成栋反清，但其曾经袭击施琅、郑鸿逵的部队，也曾经拒绝郑成功“联军”的要求，并在郑成功攻打新墟寨时派兵与郑军为难，与郑成功之间素有嫌隙。永历四年六月，郑成功军队行抵潮州，便以郝尚久立场“不清不明”为由，出兵攻击潮州。郝尚久部队不敌郑军，只好退守潮州府城；揭阳、普宁、惠来等县尽入郑军之手。不久，建虏亦再次攻入广东，使得郝尚久在潮州处于背腹受敌的情形，一气之下便向清军投降，引清军进入潮州城，一同对抗郑成功。郑军围困潮州城长达三个月，除了久战不克、士气低落，亦面临粮饷接济问题，只得于八月解潮州围退回闽南。 夺取厦门 永历四年（1650年），时郑成功族叔（一说族兄）郑彩、郑联的军队领有厦门。郑成功退回闽南之后，为了拓展实力乃借口郑联在厦门横征暴敛、使民不聊生；采取施琅的献策，用计图取厦门。永历四年中秋节，郑成功趁著郑彩离开厦门的时机，前往厦门拜访郑联，郑联大意并未设防，惨遭刺杀身亡。不久，郑彩得知郑联的死讯，更加不敢与郑成功作对，回到厦门便将兵权都交了出来；郑成功自此接收了郑彩、郑联大部分的部队，并且实际取得厦门、金门作为根据地。 厦门失守 永历四年十一月，清军平南、靖南二王率数万铁骑攻入广州；郑成功奉永历帝敕南下勤王，令叔父郑芝莞留守厦门。十二月，郑成功抵广东揭阳，与郑鸿逵会师；两人商讨后，决定由郑成功继续率军南下勤王，而郑鸿逵则移师往厦门协防。同年，鲁王在阁部曾樱等人陪同下，来到厦门投靠 郑成功

郑成功，被安置在金门。 永历五年（1651年）正月，郑成功抵南澳。二月二十五日，郑军舰队于盐州港附近遭遇风暴，郑成功的主船险些解体、翻覆，几乎所有船上器具，包括鼎灶都一并丢失；据记载当时船上甚至连食物都无法准备，郑成功本人也连饿两餐。直到隔天下午风雨渐歇，郑成功的主副座船才得以回到岸边与舰队会合。此乃郑成功本人于海上遭遇最大的一次凶险，事后郑成功也重赏主副中军船的两位驾驶。 三月，郑军抵达广东大星所。另一方面，清朝福建巡抚张学圣得知郑成功的主力军队已经前往广东，厦门防务松散，似有可趁之机；乃命令马得功、王邦俊等趁虚攻击厦门。马得功挟持身在南安的郑芝豹，命其交出船舰渡载清军往厦门，并且顺利在海面上击败郑军。面对清军来袭，负责厦门防务的郑芝莞未战先怯，只顾著将财物搬运至私人船上逃亡；使得清军相当轻松就攻破厦门，并将郑家的积蓄、装备掠夺一空。由于事出突然，董夫人与郑成功长子郑经只来得及携带祖宗牌位避于海上逃过一劫。清军侥幸偷袭得逞之后，却没打算留在厦门与郑军决战，于是满载战利品即返回内陆。这时赶赴厦门支援的郑鸿逵，正好于海面遭遇返航之马得功部队，将其围困，却被马得功威胁将害其母、兄（郑芝龙）性命，无奈之下只好放走马得功。不久，郑成功于广东得知了厦门遭袭击的讯息；原本他仍坚持继续南下勤王，但终因上下将士思归，哭声遍闻，乃不得已班师回厦门。收复厦门后，郑成功追究起责任，将怯战以逃的叔父郑芝莞斩首；而放走马得功的郑鸿逵则交出兵权、自请退隐白沙，不再过问政事。 永历五年五月，郑成功麾下大将施琅处决郑成功手下曾德，因而得罪了郑成功，使得郑成功决定诛杀施琅一家。施琅在友人帮助下虽逃过一命，但父亲、亲弟都被郑成功处死，从此与之结下深仇。施琅逃离厦门后，决定再次向大清投降。 漳州、海澄之役 永历五年（1651年）下半年，郑军在闽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市）等地战斗，获得了磁灶战役、钱山战役和小盈岭战役的胜利，克复平和、漳浦、诏安、南靖等地。年底，包括定西侯张名振等人皆来投靠郑成功，使郑军的声势愈形高涨。 永历六年（1652年）一月，海澄守将赫文兴向郑成功投降。二月，郑军攻长泰，清朝派遣陈锦率大军前往救援；两军于江东桥展开大战。郑成功仗着对闽南地形较为熟识，在江东桥附近安排了许多伏兵，大败陈锦，歼灭多数 郑成功塑像

清军，取得江东桥战役的胜利。不久即攻下长泰。 攻克长泰之后，郑成功集结大军进攻漳州府城，将之层层包围。四月，清朝为解漳州之围，于是募集百艘船舰进犯厦门，攻郑成功所必救。郑成功遂派陈辉、周瑞等率领百余艘战舰迎击，于崇武大败清军，取得崇武战役的胜利。郑军在海上大捷，因而对漳州城的施压没有稍减；然而漳州守军亦相当顽强，使得围城的势态持续超过半年。 几个月下来，漳州城内的水粮已竭，士卒、百姓饿死者不计其数。据说当时，城中军民互相争夺食物，即使家中有食物者也不敢烹调，因为一旦被发现燃起炊烟的人家就会被抢，更传说有人吃人肉的惨况发生。永历六年九月，清军将领固山额真（都统）金砺率领了万人大军开抵福建，进入泉州府；郑成功才下令解除漳州之围以待敌军。郑成功将部队布置于江东，欲用击败陈锦的同样方式，来伏击金砺军，但却遭金砺固山识破，两军展开混战。郑军于交战失利后，只能撤退以确保海澄、厦门的安全。 永历七年（1653年）四月，金砺进犯海澄，与郑成功展开激烈战斗。在清军的猛烈炮火之下，郑成功部队损失惨重，许多部将战死；郑成功见军队士气低落，亲临阵前喊话，也险遭炮击。五月，郑成功侦知清军火药钱粮不继，于是诱敌决战，趁清军大举渡河之际，以火攻大破金砺，取得海澄战役的胜利，海澄得保安全。 与清议和 清军两度大败后，于永历七年八月遣使与郑成功议和。郑成功见军队征战连年已然兵疲马困，也想借此机会筹措粮饷，稍事休养，于是便答应与清朝谈判。清廷拟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并承诺给予一府（泉州府）地方安顿兵将；这样的条件不为郑成功所接受。 永历八年（1654年），定西侯张名振见清军已将军力集中于福建，则浙、苏地区防务势必空虚；于是乃向郑成功请师，率领百艘战舰北上，图取江南地区。张名振的北伐之师攻入长江，直达金山寺，威胁南京城；但因为后援接济不及，只得回师。二月，清廷再遣使与郑成功，承诺给予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郑成功以“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为由，再拒绝之。八月，清又遣使往议；郑成功的亲弟郑渡、郑荫也在使节之中。郑成功称“清朝没有诚意”，并谓“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又一次拒绝清朝提出的条件。 永历八年，南明西宁王李定国与郑成功联系，希望从东、西合力进攻广东，则明朝势力得以合流；若再沿长江北伐，攻赣、皖、苏各省，则复兴大业有望矣。郑成功派林察、周瑞督军西进，却因故延误了与李定国的约期；致使李定国孤军奋战，虽克复肇庆，却于广州城外大败而回。李定国本来对与郑成功会师北伐，抱有很大期待，甚至促成李、郑连姻来巩固盟谊；但却因郑成功屡愆军期而误了大事，李定国对此相当失望。 永历八年十一月，清军漳州协守刘国轩向郑成功投降，引郑军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