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家大院看潞商文化的经济价值

提起山西的大院，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等晋中商人遗留下来的汉族民居建筑。

尽管明代沈思孝在《晋录》中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但几百年来，潞商的研究一直缺乏实物载体的支撑。

5 月27日，在长治市郊区区委、区 组织召开的“潞商与申家二十四院”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省城和我市的多位资深晋商研究专家一致认为，西白兔乡中村申家二十四院的发现，填补了潞商文化研究在实物方面的空白，成为破解潞商文化的一把“金钥匙”，具有极高的保护和旅游开发价值。

申氏在明初从潞城县天贡村迁入南村，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迁入中村定居。

自始祖申十三开始，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

申十三有二子，第四世时有七子，第七世时发展为三十子，第八世时发展到五十子，成为一大家族。

申家最旺盛的时期在第七、八代之间，其后至嘉庆末年（公元1814）开始衰败，从兴盛到衰败大约270年。

其兴盛、衰败的家族史与潞商的发展轨迹颇为相似。

潞商早期以盐铁为主，中期开始多元贸易，铁业、丝绸占主导，后期则以手工业制品为主。

潞商的崛起始于盐铁、铁粮的交换。

明代“开中法”的实施为潞商的发轫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地处河南、晋中、晋南交通要冲的区位优势则加速了潞商的发迹，并很快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商业集团。

到明中叶，潞商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商帮。

而此时，晋中商人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更没有什么显赫的乔家大院。

清代以后，食盐贸易逐渐被徽商垄断，丝绸生产亦日渐衰微。

同一时期，晋中商人以经营汇兑业务而后发制人，成为晋商的主流，闪烁在潞商头上的光环被晋中商人取而代之。

清人入关，带来一个好的结果是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纷纷内附，蕴藏在蒙古、新疆、 等地的巨大商机被释放出来。

在遍地黄金的北方边疆地区，单是草原上牧民帐蓬中堆积如山的貂皮，就是在内地奇货可居的名贵物品。

而拉回这些东西，当时只需要铁锅、盐、茶叶这些在内地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物品。

在这波创业大潮中，究竟有多少潞商走出上党？由于史料所限，至今不为人知。

但清末潞商在晋商中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康基田《晋乘搜略》载：“太原迤南多服贾远方”。

就是说，就经商的人口比例及富庶程度而言，当时山西境内还是南胜于北。

今天，从申家大院现存的实物和资料中不难看出，申氏起家也是靠盐铁，其贩盐活动始于明正德年间，当时申家将粮食、铁制品等商品用骡马驮运至平阳，卖后买进食盐再运回囤积、转售从而牟其利润。

从现存村东的三座铁矿之一，以及铁铺院、歇马店等遗存可以看出，申家的铁业在当时已经形成了采矿、冶炼、销售一条龙的模式。

另外，在当时北中国最大的铁货交易市场——长治县荫城镇，申家还拥有一半实力雄厚的铁货交易店“福顺永”。

除经营铁业外，丝绸业也是申家的支柱产业。

创作于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中有17处提到潞绸，同时期的另一部名著《醒世恒言》也多处提到潞绸。

据顺治《潞安府志》载：“洪武初年，潞州六县有桑树8万余株，织机9000余张”，可谓“登机鸣抒者，奚啻数千家。”足见潞商经营丝绸业之辉煌。

除此之外，申家还兼营当铺、客栈、花店、酒坊、醋坊、皮革等，其中当铺在当时颇具影响力，数量达32家，西安、临汾、河南、河北均有分店。

现存较好的有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河南店的“大申店”。

清道光十年（即1830年）申家申明远一支迁至今邯郸峰峰矿区八特古镇，成为当地八大显赫家族之首，富甲一方，子嗣兴盛。

潞商作为晋商中最早发迹者之一，从“豪富大贾甲天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首先，调整产业结构要选对产品。

潞商发轫于贩盐，盐被徽商垄断后，潞商转向铁业和丝绸。

顺治《潞安府志》载：“上党居万山之中，商贾罕至，且土瘠民贫，所产无几，其奔走什一者，独铁与绸耳。”它说上党这地方山高坡陡，商人很少涉足，而且土地瘠薄，人民贫穷，所生产的没有几样能拿出手，如果有，那就是铁和丝绸。

尽管当时铁业已经发展到“万里荫城”，达到年交易1000多万两白银的规模，但毕竟铁货笨重，比起晋中“汇兑天下”的银票来，有不便于运输和携带的弊端。

丝绸虽然轻，但潞绸的发展不是靠市场杠杆撬动起来的，而是靠“朝中有人”发展起来的——要不是朱元璋的第21子朱模在潞安府任职，从而朝廷在山西设立织染局（主管为皇家派造潞绸），潞绸也不会兴盛。

毕竟潞土不适合栽桑。

当年满天遍野的桑树，以及后来大面积种植的泡桐，今日还剩几棵？当然也有官府重税盘剥的因素。

但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就惩罚谁。

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包括太子朱模。

其次，发展经济，短期看环境，长远看文化。

官本位越浓，商业味越淡。

申氏的起家靠的是盐铁，其实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实质问题是官商文化。

从申氏家谱可以看出，申家贩盐活动始于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此间，申家出了一个官。

天贡村申家四子的后代——河北永年县的进士申纶从平陆县调到太原县，升任潞州知州，申家便以这层关系开始从事食盐的贩运。

这也是后来盐贩生意旁落徽商的根本所在。

徽商靠智商打天下，潞商靠关系打天下。

申家兴盛的时期正是申家子嗣官运亨通的时候。

申家最后一个掌实权的官员是申受祉。

据申受祉的墓碑载，乾隆六年（公元1741），申受祉还在广东儋州任上。

嘉庆末年（公元1814）申家开始衰败，其原因不言自明。

由于受地形的影响，上党人自古崇官而轻商，面对官府的强权力量，他们是默然无闻的一个群体，没有说话权，又大钱挣不上，小钱看不起，唯一发迹的办法就是读书做官。

所以等级制、官本位在上党有相当大的市场。

商人和文人两个阶层始终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也因此，缺乏文化支撑的潞商也就失去了“延年益寿”的生命本原。

第三，走出盆地，才能找到长治的出海口。

世界有多大，发展经济的潜力就有多大。

太行山挡住了昔日潞商的视线，煤焦铁束缚了新潞商的脚步。

资源优势成就了潞商，也毁了潞商。

对资源和手工业依赖太强，科技含量少，是潞商最终没有做大的根本原因。

太行山上，上党盆地最大，大也不过1100多平方公里。

因为封闭，所以思想保守。

因为单线条思维，所以缺乏一种闯呀冒呀的精神，创新意识不够，缺乏与时俱进的思想。

其实，我们离大海不过5个小时的车程，崇尚流动、竞争、开放的海洋文明正在向我们招手。

山西加入环渤海区域经济圈的思路，河南构建中原经济区的举措，对我们来讲，是挑战，更是机遇。

今天，透过申家大院的厚重，重新检索潞商历史，研究“修旧如旧、原汁原味”的宗旨与过度开发、人造景观的错位，研究文化、精神的缺失导致旅游经济后劲不足的硬伤；研究祖宗产业一派繁荣的背后对子孙幸福指数的亵渎，必将对长治今后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大锅申”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申氏门上遭了大难，于是把一口锅摔成了十八块，兄弟十八人每人持一块，四处逃生,日后相见时凭锅碴相认。这就是所谓“大锅申”说法的来历。

“打响场”的传说：早年，申氏家族乃一望族，家业可观。当时有的族人便骄傲起来，收庄稼时在地上挖个坑，铺上木板，挂上铃铛，在木板上打场，牛拉着碌碌在上面一走，铃铛就响起来，号称“打响场”。

“大锅申”的传说好象久远一些，可参考的：

……申氏家族元朝末期在南京做官，明初朱元璋清洗京都，将申氏家族发配青海做苦役，途中申氏从山西逃离。全族几百口人砸掉大铁锅，一户分一块锅铁，各奔东西，但愿来年拼回原锅，全族团圆，故称“大锅申”。当年一小部分申族人进入河南，躲进太行山中隐居于郭亮村。……

……数千年来，我申氏播迁全国各地。我一支何代辗转迁来定居邳邑，年代久远，无法考证。仅据先人传说，在金元时期，我邳州申氏堪称旺族，申庄因打响场而被抄家。因此我族人外逃到山东苍山县兴明、神山、台（儿）庄、皖淮北市、灵壁县渔沟镇申寨村、新沂市庄场、筛子、草寺、王集、八集、张宋、柳元、土山等地，均是我申庄一支之后裔。…

美国，纽约上州。大熊山麓下有我一间小小的书房。每当上午的阳光洒进来照到书架上那个竹制模型，远在大洋彼岸夯筑一圈的高大围墙、中央敞开的天井，以及沿屋墙排开一间间房屋的长长杉木回廊，便忽忽然闪现到眼前来。

其实土楼一直是在那儿的。远在被世界瞩目之前，远在我意识到它和我关联之前，它就已经凝立在那儿，承受风云变幻，历经人世沧桑。

福建龙岩，原本偏远荒芜。我的先人们为乱世之生计维艰所迫，辗转落脚到了那里。为了抵御匪盗的侵袭和野兽的威胁，他们将松软粘土几番压实夯打，建起这长方形、正方形、圆形、椭圆形……大大小小的土楼。一座又一座，青山绿水间彼此连络有亲的族人分而不离，团结互助，自给自足。

永定县湖坑镇上的南溪水尾土楼群中，那栋四四方方的“庆福楼”总有一百五十年上下的历史了。在现存两万余座当中，这一座规模不算大，也没有特别显著的特色，却是我江氏数代人繁衍生息的空间。

上个世纪初的某一天，我的曾祖父江森球公跨出“庆福楼”高高的门槛，穿过楼前的晒坪，踏著南溪中一块块大青石涉水而过，背着行囊下南洋。通往外乡的黄土路上，他曾经回头留恋地张望过吗？他的脚步，曾经彷徨过吗？那个时候，他的长子次子，我的祖父书拔与叔公书源，尚在幼年。或许，家中妻儿有土楼里众多婆姨妯娌照应，他可以不用挂虑太多；又或许，前方的道路有族中叔伯兄弟引领，他也不会担忧太多。更何况，客家的男丁成年以后总要出去闯荡，这是代代相沿的老规矩，他根本没想过违背，或者迟疑。

于是曾祖父就走了，一去整整十年。在南洋，落地之后要维持生计，生活安定下来之后要挣钱，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这些岁月？他都做过些什么经历过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在家乡，我的曾祖母从田间地头到屋里灶前，又是怎样凭藉自己一双大脚，奉养长辈，管束一双幼子？也没有人能告诉我。

家乡的老人们只还记得，曾祖父性格果决机敏，且为人忠厚仗义，深得族人信任。因此十年后返乡之时，他带回了自己的积蓄，也带回了同乡们交给他的财物。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他经常往返于南洋与家乡之间，把家乡下南洋的青年子弟和小媳妇们送出去，再为滞留在异邦的亲友携带书信、押运钱物返回。直到1942年以后，抗日战争的烽烟四起，路上实在不太平，曾祖父才不再远行，留在土楼里领著子侄耕读持家。

1929年，我曾祖父母的幼女，我的小姑婆出生之时，祖父书拔和他的兄弟书源都已长成挺拔魁梧的青年。当其时，由于地理位置远离政治军事要冲，闽西地区的土匪势力非常强大。不少地方政权由郭凤鸣、卢兴邦、陈国辉等大股土匪武装控制，有些地区几乎遍地皆匪，尤以永定县境内为甚。当代学人张永曾撰文记载：“接近龙岩之太平丰田二里，土匪掳人勒索成为常事，往往仅有数里之路，本地人亦行不得。小乡村之小姓农民耕牛农具被掠，无以耕作，多流离别处或亦当匪，因此有许多田地无人耕种。当军队下乡来剿匪时，同样祸害农民，因为所谓军队也不过是被（何应钦在北伐战争中）收编的大股土匪而已。”

周围人心惶惶，土地大片荒芜，社会环境眼看着倒退到原始部落争斗的原始状态，怀揣著一腔年轻的激情和干劲的祖父在家乡看不到前途，看不到未来。1931年，来不及等已订亲的媳妇过门，他决定和他的几个堂兄弟们一起，翻山越岭到广州大埔求学。

而在家乡，绑票、暗杀、拦路劫掠的事情不断发生，匪患愈演愈烈，终于波及到我家。据我小姑婆回忆，事情发生时她刚记事，大约是在我祖父离家两年之后的某一天。一个陌生人给“庆福楼”送来一封信，一封山中土匪的恐吓信。他们绑架了邻村的苏家大**，索要三百银元赎金。苏家无力偿付，要求他们将这封信转交给我的曾祖父。因为这位苏大**，正是为我祖父订下，而未曾过门的媳妇。

曾祖父如数缴付了银元，赎出苏大**并将她接回了“庆福楼”。可怜这位年轻弱女子被劫持到深山里，数日风餐露宿，担惊受怕，已经病骨支离，在我家楼中只生活了短短十八天便命丧黄泉。

我家无辜地人财两失，难免令苏家过意不去，提出让他家二**再许给我祖父做填房，曾祖父为此写信去征求我祖父的意见。祖父已从广州到了广西宜山，并经由他的叔父江森桐公介绍，在当地税务局谋到了差事。祖父见信后回复道，此时森桐公已另外为他提了一门亲，对方是在梧州市兴业县为官的江西金氏。于是苏家的提议就此作罢。

森桐公与金家老太爷是朋友，见金家五**与我祖父年貌相当，便出面保了这个媒。金家五**上过新学，不仅识文断字，而且凭自己的土地测绘技术在当时的政府部门工作。这位当年就能够自食其力的新女性，便是我的祖母。

1936年，祖父祖母在广西柳州成亲。家父建文与姑母建华、二叔建中相继出生之后，我祖父母带着他们回乡省亲。家乡的老人至今记得我祖母乘坐的轿子出现在南溪之畔的情形。我祖母容颜端丽，态度斯文，与土楼里客家女人的粗放简约大不一样，令他们印象十分深刻。

一时间“庆福楼”中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祖孙子媳大团圆，那是“庆福楼”最热闹也最温馨的时光吧。家父这一年大约五、六岁光景，早上起来穿着乡间罕见的小中山装小皮鞋倚在大门口，看著他的父兄叔伯赤足荷锄往田间去，浑然不懂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只是觉得新奇有趣，更不可能知道外面的世界已进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

假期结束，我祖父先行返回广西柳州税务局任上，大约半年后祖母带着家父兄妹也相随而去。不久，我叔公书源又沿著曾祖父的脚踪只身下南洋，“庆福楼”就冷清了，曾祖父母身边只还剩下一个幼女，我的小姑婆。而我叔公江书源一去南洋，在彼处成亲、生儿育女，再也没有机会回来。

日军的铁蹄自北向南，一路烧杀抢掠。历史的动荡颠簸里，我祖父母为躲避战乱，在广西境内柳州、宜山等地几经搬迁辗转，期间我的二叔、小叔、小姑姑相继出生，祖母的娘家却渐次人丁凋零。解放初期，祖父带着妻儿到桂林投靠开袜厂的一位乡亲，从此桂林成为我们这一支江氏子孙安身立命的地方。

而在永定的老家，我的小姑婆也长大成人，嫁入巫家，离开了“庆福楼”，后来随夫婿迁往龙海定居。五十年代中期，辛劳一生的曾祖父辞世，祖父返乡将曾祖母接到桂林奉养。从此，“庆福楼”离我们就很远很远了。尽管它一直是在那里的，傍著青山绿野，以及晒坪前面长流不断的南溪。

家父在桂林完成了中学的学业，于1954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二叔建中数年后也考入广西农学院。有很长一段时间，家中的生计靠我祖父拉木板车维持，致使我大姑姑不得不早早辍学去打工，挣钱帮补家用。其间捉襟见肘之处，不难想见。

家父在广州，大学毕业之前受到“反右”运动的冲击，被下放到偏远的广西昭平县林场“劳动改造”。他的个人问题因此一再蹉跎，直到经人介绍认识家母。蒙我外祖父通达，两人于1967年成婚。

我出生之前数月，曾祖母谢世，安葬于桂林。她生前肯定会思念土楼，肯定想过再回去看看的吧，然而今天看来这样简单的一个愿望，在那个年代里竟奢侈得无法实现。到我两岁，家母也被下放，我则被留在桂林，跟着祖父母长大。

祖父有一个藤编的小小箱子，里面装着粮票布票户口本，以及他与亲友往来的重要信件，以及一本翠绿色封皮的《江氏家谱》。他说，我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永溪”。因为按照家谱上的排行，我是江氏的“永”字辈，因为家乡永定的老屋前有条小河，叫“南溪”。

从小，地理就念不好。尤其是各地物产，地形特征什么的，简直束手无策。可是对于“永定”这个毫不起眼的地名及其位置，一下子就记住了，每次在地图上一眼就能找到。

祖父说，永定甜菜干颜色乌黑油亮，配上五花肉，无论炒炖蒸煮都香甜鲜美；他指著寄自缅甸的彩色照片，告诉我里面那个剃光头的小和尚叫“永春”，是书源叔公的长孙，我的堂兄；他说家乡戏里的木偶比我还高，眼睛嘴巴都会动，还分生旦净丑……南溪在我童年的岁月里飘忽，如一种相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心头平稳地，缓慢地，悄无声息地流动。

可不知为什么，祖父从来不曾对我仔细描述过土楼，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祖父口中的“老屋”，我祖辈父辈生长于兹的所在，是一座和我所见过的任何可以称作“房舍”的东西都大不一样，后来要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一份子的独特建筑。

想来“乡愁”之於游子，更多的是对那一方土地的眷恋，以及对骨肉至亲的悬望。这种眷恋与悬望里遥远的“家”，其间点点滴滴的细枝末节都可供反复咀嚼回味。至于“家”的实体是斗室还是深院，是茅屋还是“世界物质遗产”，倒没有那么重要了。

七十年代末期，我们家乃至整个中国，都终于走出政治运动的阴影，希望的田野上一派阳光朝气。家父与众位叔叔、姑姑们的工作都得以重新安排，我祖父也终于可以回老家省亲了。彼时我面临初中升学考试，不能请长假随行。祖父见到了小姑婆一家，带回来家乡乌黑油亮的甜菜干。祖父说，我也应该回去看看，客家人可以散居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却不能不回去，人人如此，这也是老规矩。

上初二那年，永定乡下来了一位书楼叔公，专程到桂林探访我祖父母。书楼叔公在桂林盘桓的数天，是我陪侍在侧，深得叔公钟爱。他临走前和祖父商定，让我次年暑假回乡省亲。可当年闽道之艰难尤胜于蜀道，交通并不便利。祖父不放心我独自上路，家里经济情况又不允许他带我同行，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下来。此后，每年差不多过完春节，书楼叔公就会在来信中问：今年暑假回来吧？如此我考完高中，又要考大学，暑假一个接一个来了又去，直到祖父卧病沉重了，我仍然无法成行。垂危的病榻之上，祖父对我说，他这一生俯仰无愧于天地，亦无憾恨。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有机会，要回老家去。

祖父过世之后，我一路读书，一路走，书读得越多，人也走得越远，最后竟然也远涉重洋到了美国，比南洋还要远的异邦。也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不是一种宿命，客家子弟注定要漂洋过海的宿命。

到书楼叔公过世以后，没有人再唤我“永溪”，也没有人再和我提起永定了。我和老家的距离，有一阵子很远很远，与我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多瓜葛。我大洋彼岸的乡愁里，融合了儿时全部记忆的桂林山水，相比之下要具体得多。

直到1999年，在宾州伯利恒小城简陋的公寓里，那个很寻常，没有任何先兆的仲春夜晚，我接到一通从加州打来的电话。那头陌生的声音细细查问我的姓名家世，然后，他说出一句话，语气非常慈爱温和，却让我震惊得手都发抖：“孩子，我是你的叔公。”

——这便是我祖父生前念叨过无数遍，1938年与他一起离开家乡去广东求学的堂弟江际臣公，那本翠绿色封皮家谱的主要编撰者。

际臣叔公曾就读于中央陆军官校，毕业后供职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49年随军撤往台北，此后与我祖父再未谋面。找到我的时候，叔公已年届八十高龄，因身患绝症被台北荣民总医院送往加州医治。

我旋即飞去和他见面。在他手里，我见到了一本图文并茂，印刷精美的杂志，一本关于土楼以及客家文化的介绍专刊。

指点着封面上那个庞大的灰黑色圆形建筑物，际臣叔公告诉我，这就是老家，这就是土楼。六十年代初，美国人在卫星照片中发现福建西部崇山峻岭间这些楼群，还以为是核反应堆，其实土楼不过是我们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建筑，随后，土楼以其将古老的夯土技术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功能完备、结构巧妙，引来举世瞩目。

在那次相聚短短的两三天里，叔公慢慢告诉我，南溪边上那几座彼此相依的五座土楼统称“水尾楼”，其中包括我家方形的“庆福楼”，也包括他家圆形的“天一楼”。这是第一次，远远地，惊异而模糊地，我看见了我祖父口中的“乡下老屋”。老家从模糊迷离的概念中一下子跳脱出来，变成眼前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山依楼旁，水过楼前，家在楼中。水因山而添灵秀，山因楼而增雄浑，楼因人而有了灵魂。

通过际臣叔公穿针引线，古老的“庆福楼”也远远地看见了我。方形围墙上屋脊的灰黑色，山头柿子成熟的深红，在老家亲人们盼归的殷切呼唤里，越来越生动，越来越清晰。我从电子邮件不间断地往还中，知道乡下修了大路，知道龙岩有了飞机场；从电话里，我听见永定城中过年的爆竹声声，我听见老家亲人吃团圆饭的笑语……庆福楼和南溪，以及亲人们对我血浓于水的牵挂，越来越近了。

本来，际臣叔公说他要领着我一起回去的。不仅要回永定，还要去缅甸、马来西亚，去认一认流散在那里的宗亲长辈。可惜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际臣叔公于2001年底在台北去世。

2006年春，我收到“海外华文媒体聚焦海西”活动的邀请函，看到行程表上“龙岩”两个字赫然在目，根本连想也来不及想，立刻决定要回去。

终于回来了。祖辈父辈们口中传讲的永定，终于变成我脚下坚实的土地、眼前实在的山水风物和耳边似懂非懂的客家乡音。老家的姑姑伯伯、兄弟姐妹，明明素未谋面，却让我从他们脸上的轮廓和表情里，看见了熟悉的线条和血脉相连的温情。两万余座土楼，说多不多，说少也绝对不少，可只要我报上姓名，江氏族人立刻就知道我应该归于哪一座。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所谓“根”，并非一个虚无渺茫的意象，而是一个真切实在的物象。而这个物象对于异乡的客家子弟来说，究竟有多么强韧的牵引力。

终于回来了。丽明姑姑陪着我，踏上了那条已铺上柏油的黄土路，沿我曾祖父、祖父、父亲离乡的足迹，走进湖坑镇，见到了一直守护着曾祖父坟冢的万松叔。万松叔家的新居建在南溪的另一边，与土楼隔水相对，南溪里昔日的大青石，换成了他亲手筑成的水泥礅。踏上去，看见南溪的潺潺流水以及溪边土楼的刹那，我呀地叫出声来，焦急的心随即妥贴：啊，该在的都在这儿等我，多好。

其实从来没见过，即使在梦里也缺乏想象的凭据，只因为这里的一石一木与我俱有亲缘，所以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我一步步走近，“庆福楼”黑色鎏金的楹联就在眼前：“庆由善积，福自天申”。我仰头凝视那几个的大字，庆福，庆福，是吉庆有余，福祚绵长吗，是吗？是吗？当土楼落成之日，我的曾祖题写下这个楼名之时，是怎样的心情？简简单单的“庆福”二字里，包含著他对子孙后代怎样殷切的期许，怎样深厚的祝福？

穿过晒坪，一脚迈进门槛，立刻感觉到那些源远流长的血脉连通，正从脚底下的泥土中慢慢渗透出来。左手边是我曾祖母围绕过无数次的灶台。一口巨大的铁锅架在上面，仿佛曾祖母随时会迈著一双大脚进来，为我举起洗尘的炊烟；楼上，书源叔公的房门深锁，南洋欲归无计的永恒怅惘关满一室；小姑婆的闺房里，她顶著红盖头起身，即将嫁为人妇的脚步迟疑就在眼前；回廊上，祖父的身影时隐时现，笑看我乍然面对这一切不由自主的晕眩；童稚的父亲依然穿着小中山装新皮鞋，将天井中央那一眼依然清光凛冽的水井指给我看……

上下三层楼，二十四间房，男女老幼的身影来来往往，笑语喧哗，顿时热闹起来。夯土高墙与杉木回廊，威严与亲切，久远与此刻，列祖列宗与我，在屋顶圈成的四方天空之下，一时间满浴柔和温暖的阳光。

终于回来了。土楼对面葱郁的山坡上，曾祖父长眠的墓前，万松叔把点燃的香高举过头，在碑前为我祝祷：“小溪回来看望您老人家了，她是从很远的美国回来的啊。您在天之灵保佑她平平安安，健康幸福。”

我俯伏祭拜，视线在那一刻一片模糊。

高投乡的江氏宗祠，专门为我敞开了大门，堂兄教我祭拜的礼仪，我焚香跪拜以告：我回来了。握着年逾七十的大伯、伯母满是老茧的手，我和堂兄弟们嬉笑把盏：我回来了。离开永定，乘车乘船抵达龙海的石码镇，白发苍苍的小姑婆拉着我的手不肯放，我泪流满面——我回来了。在两代人几十年的悬望之后，我到底回来了。无论走得多远，无论定居何处，客家的子孙总要回到祖居之地，代代如此，人人如此，这是老规矩。

常听人说，客家人和犹太人很相似，都是历史上被迫大规模迁徙的族群，都世代固守自身的文化传统，都注重教育，都坚忍、勤奋而刻苦。然而，犹太人是没有根的，我们客家人却有这样一片广阔、美丽、经济腾飞的祖居地可以依托。根深而叶茂，游子的乡情是绿叶对根在文化上，情感上的归依。游子与故土的双手一握，血脉就此重新相连。必有根对绿叶输送的营养，源源不断，更有绿叶对根回报的情意，生生不息。不管我的一双手多么小，不管还有多少间阻，这一握传递的暖意，从此将不会消散。

难于蜀道的闽道，现今已是通途。在我回去之前，家父领着桂林的叔叔姑姑们就回去过。后来，家父和家母和我一起领着我先生、我弟弟，以及我那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又再一次返回永定省亲。

客家土楼，人说是神秘莫测又诱人探寻的土楼，如今之於世界，是受到特殊保护的“物质文化遗产”。于我，则并不神秘也无需探寻，它总是在那里的。栉风沐雨百数年的“庆福楼”，屹立成我心上一枚稳稳的纸镇，凝重而深情地压住了我，万里关山之外的乡情。于我在异邦生长的孩子们，也有了实实在在的亲缘，以后当她们在美国的土地上再看见土楼的或者再听人说起，她们也会述说另一段她们自己与“庆福楼”的故事。

“庆福楼”。从此，在纽约州的大熊山下，只要我们一回眸便能看见——山依楼旁，水过楼前，根在楼中

　　一 姓氏来源

　　关于申氏的姓氏来源说法为下：

　　1 申氏出自姜姓。远古的时候炎帝神农氏出生于姜水而姓姜，他的子孙后裔传到上古周朝时，出现了一个叫做申吕的，被周王封于申（在今河北南阳市北），随后不久就建立了申国，他的子孙便以国名为姓氏，世代相传以申氏为姓。

　　二 郡望堂号

　　郡望 琅琊郡：秦始皇置，相当于今山东省东南部诸城、临沂、胶南一带。 魏郡：汉高帝初设，相当于今河北省魏县、河南省浚县、山东省冠县之间地区。

　　堂号 "鲁诗堂"：汉时申公，博士。文帝时作《诗传》，号"鲁诗"，拜大中大夫。 "忠孝堂"：春秋时，白公胜叛，把左司马申鸣的父亲抓去威胁申鸣。申鸣说："我原是父亲的儿子，现在是王的臣，怎么能不做忠臣呢？"于是不顾父亲安危，一战而杀了白公胜。楚王奖励申鸣，申鸣说："我吃了国家俸禄，遇国家有难，如果躲避，那就不是忠臣了。现在国难平了，但我的父亲因为我被敌人杀害，我如果活下去，那就不是孝子了。"说罢，拔剑自刎。世人称申鸣忠孝两全。

　　忠孝堂"：春秋时，白公胜叛，把左司马申鸣的父亲抓去威胁申鸣。申鸣说："我原是父亲的儿子，现在是王的臣，怎么能不做忠臣呢？"于是不顾父亲安危，一战而杀了白公胜。楚王奖励申鸣，申鸣说："我吃了国家俸禄，遇国家有难，如果躲避，那就不是忠臣了。现在国难平了，但我的父亲因为我被敌人杀害，我如果活下去，那就不是孝子了。"说罢，拔剑自刎。世人称申鸣忠孝两全。

　　三 历史名人

　　1、申枨：孔子门生，七十二贤之一。

　　2、申党：孔子门生，七十二贤之一，

　　3、申包胥：姓公孙，封于申，所以号为申包胥。春秋时做楚国大夫。与武员即武子胥有很好的交情。武子胥因为父兄被害逃往吴国的时候曾对包胥说："我必复楚国。"包胥回答他道："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后武子胥以吴军攻楚，入其都，包胥跑到秦国求救，不吃不饮在秦廷上哭了七天七夜，秦国终于被感动了，派了五百辆战车去营救楚国，打败了吴军，楚昭王于是得以保国，要奖赏包胥，包胥逃而不受。

　　4、申不害： 战国时韩国京人。他在韩国朝廷中作了长达十五年的宰相，以很高明的领导才能把韩国的政治、外交处理得井井有条，使韩国虽然处于一个战乱连年的年代但国家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和袭击，因此而边的国富民安。他的学术上的思想源于黄老，主张刑名，和韩非子一起被称为申韩，是法家的始祖，其著作有《申子二篇》。

　　5、申时行：字汝默，号瑶泉。明朝长洲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第一，深得张居正的赏识。先入朝廷做官，后因性格倔强而被罢免。死于文定。著有《赐闲堂集》等。

　　6、申涵光、字孚孟、号凫盟，永年人。清顺治中恩贡生，与殷岳、张盖称“畿南三才子”，绝意仕进，著有《耿山集》等。

　　7、申伯纯，北京丰台人。1937年加入中国***。抗日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方总部高级参谋、秘书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处长，华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统战部交际处处长，政务院秘书厅主任，政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副局长，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等职。1979年7月13日逝世，享年81岁。著有《西安事变》等。

　　8、从江苏苏州吴县申碧岩，约吴县三世祖，迁往广东梅州，又后代传到广西江西湖南四川等地。也有福建的。

　　9申佑贵州务川人，明末监察御使，在土木堡战役中代帝赴难、为国捐躯。

　　10申贵，武安人，明初18逃亡兄弟之一，传于今24代，子孙2500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