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交通发达、农产品的商品化和手工业的发达，在全国已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当时的南京、北京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西安是西北重镇，南北大运河沿岸，出现了清江浦、济宁州、临清州、天津卫、河西务等一大批新兴商业城市；在古老城市之间及周围，陆续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中小城市。民间贸易活动定期进行。州县一级的集事，每月有五六个；乡镇每月有二三个；府城则每日一集；有的地方有药王庙会；淮河以北秦晋以东，各方商贾运送物品，入城为市。在当时对外贸易上，分“朝贡贸易”和私商贸易两种。东南沿海的“海商大贾”和“海湖大姓”的海外走私也很活跃；“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

明初期奉行“重本抑末”政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甚至还规定禁止商贾之家穿绸纱。隆庆三年（1569年），大学士高拱上疏《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业的窘困，并奏请隆庆皇帝采取措施，革除宿弊。之后张居正提出农商荣枯相因，进一步肯定商业的作用 。明代中后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在价值上也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也开始出现。此外，商业用的书也开始出现。商人为实用目的而编写此类书籍，内容介绍贸易路径沿途的交通、习俗及商品行情等。此类书籍现存最早者为《一统路程图记》。此外，由于商业的发达，各地纷纷开始大量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商品，运销他处，使得区域分工日益明显 。

随着明太祖洪武年间发行的“大明宝钞”纸币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银本位为主。16世纪中叶之后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中晚明经济的发展，当时明国占有世界白银需求量十二成左右。明代经济的另一个特色是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由于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东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成为全国的经济集散地。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明代形成按籍贯区分的商人集团，称为“商帮”，如徽州商帮、晋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苏州洞庭商帮、江西商帮等。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

明嘉靖、万历间，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大量外销赚取外汇所得；外国的不少东西在中国城市都有卖，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 。当时商业大都会以江南的商业城市最多，有南京、仪征、扬州、瓜洲、苏州、松江、杭州与嘉兴等，华中其他商业城市尚有南昌、淮安、芜湖与景德镇等，西南内陆有成都，华北有北京、济宁与临清等，而华南则有福州与广州等 。

1八股取士

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 ，科举考试之法又大大变更，用排偶文体阐发经义，称为“八股”，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以后便承袭下来，格式愈益严格，文章越发空虚，直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废除。所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出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十个部分组成。破题，开首用二句设破题意。承题，用三四句或五六句承接破题的意义加以说明。起讲，用数句或十数作为议论的开始，只写题大意，宜虚不宜实。入手一二句或三四句，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下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中心。这四股中，每股又都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的语句，一般是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亦有联属者，共合八股，故名八股文。全篇总字数， 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最后改作700字。八股文的试题出自四书，应试者必须按四书五经的代圣贤立言，依格式填写，因而具很大的局限性，弊病尤大。然而明清取士，却以科举为重，而科举又以八股文为主，于是教育重心当然就完全放在如何教八股文与如何做八股文上了，严重束缚了学子的思想与才华。

　　八股取士 明清朝选拔官吏沿用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文体严格限于

　　八股文，应考者不能发挥个人见解。明朝统治者用“八股取士”来禁锢知识分子思想。考中做官的，

　　很多成为皇帝的忠顺奴仆。

　　明朝的科举考试分三级进行。省级考试叫乡试，及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到京参加会试，合格者称

　　为贡士；贡士再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考中者称为进士。进士的前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

　　中举的知识分子，都能享受一些特权，可以免除差役和税粮，进士都有官做。但是，这些人很多是没有真才实学的

2特务统治与血腥刑罚

即皇权渗透到了国家机器的各个方面， 特务组织遍布全国， 利用特务维护统治。中央的刑部、大理寺等，都是专门负责审判案件、主管全国司法的衙门；省一级设有提刑按察司，主管一省的司法审判等事；另外，各府、州、县衙门也有权审问他人、行刑。这些都是维护明朝统治的工具。它们在办案时都必须依据法律，按照一定的程序。但是，除了这些组织外， 还存在着另外一套组织，它们帮助皇帝进行特种镇压，只对皇帝负责，直接受皇帝的指挥， 不必通过各级司法机关， 不必依据任何法律， 便可以随时监视任何人的任何行为， 设狱行刑。 这类组织，我们就称之为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统治者利用特务组织来监视 官员和百姓，以维护统治，就称之为特务统治。

利用特务活动来侦查臣民、属下的行动、言论乃至思想，几乎是古今中外一切统治者 的“本能” 。中国历代君主无不利用一切亲信者去控制各种监察机构，刺探官民之隐私。到 了明代， 这种特务活动达到了顶峰， 庞大的特务组织公然以合法的形式存在于明代政权近三 百年里。

3变态的文字狱

明代税收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和节俭为上的保守思想，明代的社会经济始终没有摆脱以传统农业为基调的局面。在国家财政税收上则表现为农业税的主体地位，驱逐了蒙古入侵者后，久进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

　　在战前的宋朝，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6000万贯，即使这其中含有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到宋朝每年多达3500英吨的铜产量和5000英吨的铁产量，这样的财政收入在中国王朝史上也应该是登峰造极了。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财政结算单位全部以贯来进行。换言之，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数目化管理”的雏形。

　　而到了明代，多年的战乱加之政府管理不慎导致的宝钞信用破产，财政结算的方式反较之宋代大为落后。明代前期对金银严格管制，禁止民间流通，税收也以征收实物为主。当时田税的结算单位是石，这是古代通用的谷物计量单位，明代一石约相当于今天的1074市斤。无论白米和小麦，一律以此结算并在统计时进行简单相加，田税的交纳单位是亩，1亩＝240平方步＝6000平方尺。朱元璋曾经试图因地制宜地详细划分每亩田地的税额。但是纵观帝国上下，亩产从西北的不到半石到江南的超过4石，差距多达8倍，在无法精确管理的古代，模糊才是最好的原则。几乎在明朝建国初始，帝国的田税就差不多稳定了下来。在永乐年间，帝国田税基本保持在3200－3300万石，可是鉴于永乐皇帝大规模远征蒙古，七下西洋，大修北京城这样的宏伟工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大部分开支，以极低的代价作为额外徭役转嫁到了税户身上，成为了一笔不可考的隐性税收。

　　永乐年间的重税使得民间不堪负荷，于是有了安南的背叛和江南富户拒绝缴税的事件。为了平息民间的怨气后来的皇帝轻微的调整了税额，使之长期维持在2500－3000万石的水平。然而，征收实粮不仅对官方而言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对民间，它更是及其沉重的负担。把粮草从主要产地江南运送到北京，成本数倍于粮食本身，而这些耗损都必须由税户自己承担。因此，官方允许把田税的部分或者全部，以折价成银两或其他实物的方式缴纳

　　以云南为例，用贝壳或水银缴纳都是允许的，考虑到白米和小麦的市价不同，各地运费也有差别：一石的折价最少027两，最多18－19两。田税除部分交到国库太仓府外，相当部分留在各地官府供地方财政使用，在会计帐簿上也仍然采用石予以结算。除了田税外，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各种税名，桑茶畜牧等也需要缴纳各种农业税。而田税之外最重要的税收则是盐税，盐税源于官方的食盐专卖，结税单位是人。因此往往也可作为估计人口的依据之一。通常盐税收入相当于明朝田税的10％左右

　　除以上收入外，明朝还可以通过种种合法抑或非法的途径获得几乎与盐税相当的收入。这不仅包括对手工业者的税收，还包括买卖官位等等。

虽然这个财政危机的问题，就连过去的地球人，比如明朝人自己都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同其他朝代相比,明朝还是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庞大的军费。因为军屯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对比一下养兵却不愁军费的宋朝。不展开谈了。

第二，奢侈的皇室生活，无节度的开支。具体的如五千两白银修一扇窗户；火星人都知道的事实,也不讲了。

第三，宗亲功勋。明朝宗室人口增加的特别快，洪武年间只有几十人，至明中期有八万余人，国家财政不胜负担。

对比一下汉朝，宗室功勋经常因为犯法而剥夺侯爵，像刘秀种地,刘备织席贩履这样的一介平民很平常。唐、宋宗亲或者为官，或者为民,不白吃白喝国家的。明朝则是分封列爵，不农不仕，吸民膏髓。

嘉靖时，天下财赋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尤其是山西河南二省，赋税的粮全算上都不够这两省的宗室禄米一半之用。而且这些人连同功勋，坐享优厚的俸禄，疯狂霸占土地，建立庄园，而且经营店铺者极多，总之，通过各种途径分割国家的部分土地，税权和其他经济利益。经常恃势巧取豪夺，气焰极其嚣张。等到明亡之际，多数藩王又起不上什么作用，很多还吝啬已极，不肯捐产助国，

第四，文人享受的待遇和特权过高。生员和退休官员都享有免役特权；到明朝中叶，这些人越来越多。而且，很多地主富户

科举道路走不通，就采用捐纳的办法，拿钱买一个官衔，借以逃避差役。文人也经商，或者和大商人勾结，挖国家墙脚。千方百计兼并土地，横行乡里。

第五，官僚体系过于冗杂。举个例子，周朝有丰镐、汉朝有四都，都是有名无实。只有明朝搞了个留都，什么都double一下，在明亡的时候又没有起多大作用。

第五，通货紧缩。以上四点基本上是史家的共识，而这个是我根据明人靳学颜的一篇奏疏想到的。

明朝的货币是白银/铜板的金属货币。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银子就越来越值钱，虽然有海外流入的白银，但这一趋势长期存在，豪势乘物价贱的时候收，贵的时候卖，于是银子大多积攒于豪势手里深藏，这么沉淀下来后，流通领域里面的银子越发减少。明朝初年倒是试过发行过钞票，不过因为太贪婪而滥印，仅十几年就永远失去了信誉，政府强迫也不管用。

蒲寿庚在宋元之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是一位大海商，还是南宋高级武官,可以说是掌控着南宋的生死存亡。

薄寿庚的先祖为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不过他的先祖何时来到中国，从何地来到泉州，则有不同说法：阿拉伯说和占城说。

前者说法一般来自《德化蒲寿庚家谱》，认为：其来华先祖为蒲孟宗，“嘉佑中，以左垂治蜀，遂为西蜀人，居间州。”即《宋史》里的蒲宗孟，《宋史蒲宗孟传》载其为阆州人，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官翰林学士，有伊斯兰教大净、小净习俗。第二世蒲谷……第六世大宾、仕宾，仕宾曾出任泉州晋江县知县，自此成为闽人。

后者说法一般来自明人何乔远《闽书》和《南海甘蕉蒲氏家谱》，认为：其先祖于宋朝时来华居广州，到寿庚父时才迁居泉州。

到了蒲寿庚一代，蒲寿庚兄弟在泉州除经商外，也给到泉州来的海商做翻译，后来因为剿灭海盗有功，开始参与管理泉州市舶司。

不要小看这市舶司，它是我国古代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政府机构，在特定港口遵照朝廷指令，统一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其主要官员“市舶使”及其下属均由朝廷任命。

宋代时期，泉州港开始崛起。至南宋时，泉州市舶司与中国第一海港广州市舶司的岁入已基本持平，并在宋末元初时开始超过广州港，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意大利航海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道：“刺桐港（泉州港）是世界最大港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当时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泉州市舶使职位不算高，却十分重要。蒲寿庚兄弟通晓蕃语，有着丰富的航海经验，且善于经商。据说，蒲寿庚的哥哥很有谋略，而蒲寿庚本人擅长军事，为掌管泉州市舶使的合适人选。他利用该职位为自己谋私，垄断泉州港香料贸易约三十年，为自己聚敛了巨额财富。

据说他在泉州海岸建了一座“望云楼”，专门用观望出入泉州港的贸易商船，然后对这些商船进行“例行”检查、征收货物进出口关税、办理出海和回船签证。蒲家之所以能成为当时泉州的最大海上富商，秘密就在于蒲寿庚手中握有当时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各国与福建海上贸易的生杀大权。据史料载，在一次贸易中，蒲氏家族被劫匪抢走的货船就达四百艘。《闽书》载蒲寿庚：“少豪侠无赖，咸淳末与其兄寿宬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制置使，景炎年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

当时的南宋政权，中央财政极度依赖海关收入，毫不夸张地说，蒲寿庚已经紧握南宋政权的“经济命脉”了。

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顺流而下，宋朝沿江诸将“望风降附”。很快，南宋都城杭州被元军攻占。

而在沿海流亡的宋室，对泉州的蒲寿庚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出船、出人、出钱，通过水军改变局势。但蒲氏兄弟审时度势，决心降元，《宋史》载“蒲寿庚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可见降元代表除了蒲寿庚，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田真子。田真子乃泉州知州，也就是泉州地方的最髙行政长官，他主动投诚，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泉州地方政府的立场。田真子之外，宋末任忠训郎、殿前司左翼军统领的泉州人夏璟，于宋亡元兴之际，“帅殷士而侯服，篚玄黄而臣附……捷瑞安，捷温陵，捷三阳”，深受蒲寿庚器重。

蒲寿庚降元，忽必烈心中悬着的一个心腹大患，终于可以放下了。当时在泉州，南宋政府设有南外宗正司，至宋末，宗室在泉州者有数千人，他们联合起来准备迎接从广州前来避难的南宋末代皇帝。

不久，宋末帝赵昺与枢密副使张世杰乘船退到泉州港口，蒲寿庚到船上去觐见皇帝，请皇帝一行住到泉州城里去。此时，张世杰已看出蒲寿庚有叛宋之心，因此没有答应进城。有人建议张世杰扣留蒲寿庚，这样一来就可以增强海上抗元力量。但张世杰未听手下劝告，还是把蒲寿庚放回了泉州，却同时下令没收了他家的全部商船。商船是蒲家的命根，宋军没收其商船，就是断其家族的财路，自此在海上无立足之地。

为此，蒲寿庚下定决心，投元灭宋。于是，他立即下令关城，派手下杀死城中的所有宋室成员和大臣。郑思肖《心史》说:“尽杀南外宗子数万人。”张世杰对此无可奈何，只能保护皇帝离开泉州南下广东。

南宋亡国后，忽必烈对蒲寿庚更加信任，不但让他继续掌管泉州市舶使，还要他组织水军，建造舰船，准备进攻日本。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将隔朝隔代、早已作古的蒲寿庚从坟墓里拉出来“鞭尸三百”---“盖治其先世导元倾宋之罪”，不许蒲氏的后代参加科举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