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1480年-1567年)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汉族江右民系，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甲进士。他是明朝著名的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63岁拜相入阁。严嵩书法造诣深，擅长写青词(实为他人代笔)。

明世宗下昭将严嵩罢职，被削籍为民，家产被抄，奸党与家人一一治罪。隆庆一年(1567)，87岁的严嵩贫病交加，在举国一片唾骂声中死去。他死的时候，寄食于墓舍，既无棺木下葬，更没有前去吊唁的人。

《明史》将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称其"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透过戏曲和文艺作品、历史典籍，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

在古代，男人想要小老婆很正常。就像今天的贪官，本来只是查老婆的问题。古代官员中有句谚语：“求小妻，作状元。”在明朝，官员都是嫔妃，尤其是有一定官阶和地位的人。如果她们没有一两个小妾，那就显得不正常了。奇怪的是，贪官严嵩从来没有过第一个妻子和第二个妻子，而是一夫一妻制。

宋无能，只会谄媚，窃权无用。这是对严嵩一生最尖锐的评论。严嵩一生作恶多端，无数人身陷囹圄。这是令人发指的罪行。但他也有一个全心全意相知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欧阳石。欧阳石是谁？据记载，她叫欧阳树端，和燕鸥是青梅竹马。因为这两家长期以来交情不错，所以有了青梅竹马的温床。严嵩是一名登山者。欧阳修20岁嫁给了19岁的严嵩。她的家谱上说她“帮人吃蹩脚的机械师，比别人贵，敬公白丞相。”

后来严嵩得势，身居高位，欧阳树端随他进京。在家里，她很会管理家庭，德才兼备。她被封为皇家妃子。她每天都可以在严嵩面前写毛笔字，练习写“六须齐”。看到妻子写不好，严嵩写了一幅画，让她跟着画，可以说是毕恭毕敬。原本堂堂正正的严嵩，在官场被鞭打多年，却慢慢变成了两边有钱的恶人。他生性狡猾阴险。但从严嵩的夫妻关系来看，这是唯一值得称道的亮点。这是宋代王安石的延续。他也是江西人，在北京任过宰相。他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不送美女上门，一辈子不纳妾”。

据《天水冰山 录》所载，仅是他北京的府邸，江西的老家，查抄出来的财产，计有：一，纯金器皿3185件，重量11000余两;二，玉器857件;三，耳环 耳坠267双;四，布缎绫罗纱绒14300余段;扇柄27300余把;五，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3300余间。总值约合人民币3亿至4亿元的样子。

严嵩（1480-1567）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汉族，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他是明朝重要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一。

本文《传奇故事》2009年第19期，作者：李国文，原题：《奸相严嵩贪了多少？》

明嘉靖四十四年，窃权达二十多年的奸相严嵩，终于失败倒台。其子严世蕃斩于京师，人心称快。严嵩的脑袋虽然保住，但受到籍没的处置。籍没，也就是抄 家，将全部家产充公。据说，东厂、西厂在抄严嵩的家时，有过一本账，后来印成一册书，书名《天水冰山录》，记载了这个中国历史上特大贪污犯之一，积二十年 之搜刮，所积聚起的像山一样的财富。取这个书名，就是来自太阳一出冰山落的语意。

严嵩发迹颇晚，其春风得意时已六十出头，半截入土，但捞起钱来，却如饿虎下山，永无厌足。别看此人起步迟了，但贪污的悟性高，动作快，手段恶，胃口 大，一进入内阁，就把嘉靖哄得团团转，马上把几个同僚，如曾铣、夏言，排挤出局;正直大臣，如杨继盛、沈，予以杀害。从此，他作为首辅，主政长达二十一 年之久。这段时期，也是嘉靖跟臣下闹情绪，索性不理朝事，搬到西园去炼丹，拒绝上朝的 时期。朝臣们都无法见他一面。严嵩独蒙圣眷，于是才有了一手遮 天、为所欲为的贪污机会。

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是一个比他坏上十倍的败类，两人沆瀣一气，卖官鬻职，贿赂公行，敲诈勒索，作恶多端，搜刮民财，疯狂聚敛。据《天水冰山录》所 载，仅是他北京的府邸，江西的老家，查抄出来的财产，计有：一，纯金器皿3185件，重量11000余两;二，玉器857件;三，耳环耳坠267双;四， 布缎绫罗纱绒14300余段;扇柄27300余把;五，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3300余间。总值约合人民币3亿至4亿元的样子。 但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五《明代宦官》一节中责疑：严嵩为相二十年，《明史》所记籍没之数，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不 可胜记，此已属可骇。而稗史所载，严世蕃与其妻窖金于地，每百万为一窖，凡十数窖。曰：‘不可不使老人见之。’及嵩至，亦大骇，以多藏厚亡为虑。则史传所 载，尚非实数。赵翼认为，太监刘瑾窃权当政，论贪龄（如果有这种计算方法的话），不过五六年，就捞得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几乎是严嵩全 部贪污总数的三百倍。而严嵩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是两个人开的合股公司，能量特别大，贪龄也是刘瑾的四倍，怎么奋斗了二十年，只是刘瑾的 一个零头呢？所以，他相信野史所载每百万为一窖，凡十数窖的说法，比较接近实际。

显然，严嵩的贪污所得，绝对不是书上说的这个数字。这里面有朱厚给自己好交代的因素在内;试想，他这个当皇帝的，宠幸了一个二十年的亲信，竟成为这样的贪污之最，那么，在历代帝王中，他恐怕也算是一个昏君之最。于是，不得不想法关照他的东厂、西厂的锦衣卫，去查抄时，尽量缩小其账面额度，以遮掩天下人耳目。所以杀了严世蕃以后，朱厚特意饶了严嵩一条命，让他削籍回乡看守坟茔，证明他并非罪不容诛，也有稍稍给自己留一点面子的意思在内。

在嘉靖的包庇之下，严嵩在穷凶极恶地贪赃枉法、想尽办法疯狂攫取、权钱交换无可厌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时，根本想不到他所营造的金山银山，可惜是座 冰山，太阳一出，便化了，到头来，无不一场空。据民国蒋芷侪《都门识小录》：都中名人所书市招匾对，庚子拳乱，毁于兵燹，而严嵩所书之‘六必居’三字， 严世蕃所书之‘鹤年堂’三字，巍然独存。分宜父子，*贪误国，罪通于天，与桧贼齐名，至今三尺童子皆羞之，乃其恶札亦几经沧桑而不毁，倘所谓贻臭非耶？ 如今，六必居在煤市街，鹤年堂在菜市口，牌匾仍旧挂着，二严的署名不存。人们走过这些店铺时，无不驻足，而且，不禁深思，冰山易化，臭名永存，主犯二严， 千秋拷问，但是，那个包庇犯嘉靖呢？他能逃脱历史的追究吗？

严嵩

严嵩（1480年－1567年），明朝权臣，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专国政达20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一。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旋病休归里，读书8载，诗文峻洁，声名始著。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还朝复官。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喜。几年内先后迁其为吏部右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吏部尚书。

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

二十一年（1542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

严嵩喜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擅国政近20年。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戕害他人以成已私，并大力排除异已。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以事激怒世宗，为世宗所疏远，抄家去职，两年而殁。著有《钤山堂集》40卷。

山门是独乐寺的大门,门额上悬挂的“独乐寺”3字大匾,相传为明代官吏严嵩所题

北京的老字号、著名的酱菜“六必居”三个字就是他写的，以下的一些牌匾是经专家考证确认出自严嵩之手

相传为严分宜(严嵩)手迹

严嵩生平

《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他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对得很是工整。弘治十一年（1498），中乡试；十八年（1505），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以病请归，在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有十年左右。刘瑾执政期间，在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辞官与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他长期养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响。

严嵩在钤山过着相对平静和清贫的生活。据他自己说，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这也是他当时生活境况的写照。在钤山时，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严嵩和诗为：“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过着这样的田园式生活，“颇著清誉”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对于武宗的其他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关于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

嘉靖四年（1525），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可以说，世宗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管他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有接触的机会，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入党争的凭证。当时反对内阁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门的官员。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坚决拥护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

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世宗。

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角逐庙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严嵩创作的百寿图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发达。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更使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地位就完全巩固了。

威胁仍然来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表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严嵩知世宗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与夏言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他曾声言：“臣每次独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议，窃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赞，臣璧，凡有宣召，乞与臣同。”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他后来对徐阶讲过一个故事：“贵溪再相，每阁中令馔，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丰饫，器用皆黄金，与某日共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对，乘二载未尝以一匕见及。”这种情况反映给世宗，他自会有一番想法。谦恭，不但是严嵩打败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长期维持世宗恩宠的主要手段。

直接导致夏言失败的因素是“复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擅：“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制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1552），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1507―1557），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沈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名士徐渭也赞“以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至口外保安。沈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

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被杀。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他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严嵩被论，主要在贪贿和揽权方面，而特别是揽权。虽然一时未起作用，但潜在的影响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对严嵩产生恶感，曾经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会促使他早下决心。因此，言官对大臣的弹劾，也是一种形式的较量。在与夏言的较量中，严嵩主要依靠他的谦恭，而在与言路的斗争中，他更多是依靠对世宗心理的揣度。

议处政事严世蕃，号东楼，是嵩之独子，自视为天下才。史称，严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实际上，对许多重大问题，严嵩还是在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是与世宗相左的见解。

对灾情和赈济灾区的事务，严嵩仍然关注。如吴鹏奉旨赈济南直隶受灾地区，他起草的敕书写道：“命尔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官及营田都御史，督同该府州县官，将被灾人户查审以完，计口给赈，如前项银米不敷，即查各府州县预备仓粮，及在库无碍银两相兼支用，分投给散，务使贫民各沾实惠，毋致里书人等侵留作弊。”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与世宗讨论赈济问题，又谈到：“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或可稍纾日前之急。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德二仓米给赈。”“发米出粜，虽米价稍平，但四处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请于十万石内以八万石出粜，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嘉靖二十四年（1545），分宜等县旱荒，民众乏食，严嵩还将世宗所赐银二千余两买稻谷五千余石陆续赈济饥民。严嵩说，这样做是为了“以广圣泽”，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稳定。

严嵩书法欣赏

北边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从借收复河套的争议杀夏言、曾铣，到“庚戌之变”，不过两年时间，而严嵩又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轻战是严嵩的一贯思想，而非出自权宜。他对北边形势的认识从来是不乐观的。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也就是刚刚入阁不久，严嵩与世宗谈论边事：“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采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是“探本穷源”之论。尽管言之壮烈，严嵩的基本主张仍是守险。

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严嵩无关痛痒地颂扬了世宗“圣谟弘远”一番，然后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墙十分重视。嘉靖三十六年（1557），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他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速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速修完，务在实行。”对于各边粮饷，严嵩也很关心。

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二两才可得米一石耳。”对于倭寇问题，严嵩也发表过不少见解。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说：“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扩大统帅的权限。他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胡宗宪对平定倭寇海盗起了不小的作用，严嵩的信赖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嵩在建储问题上的表现最得官僚们的称赞。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这是严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说此论“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复请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对此事的评价却颇为公允。对严嵩素无好感的官僚徐学谟说：“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世宗崇信道教，严讷、郭朴、李春芳、袁炜等人都因为善写青词而入阁，被称为“青词宰相”。严嵩也善于撰写青词，但他经历了多次官场上的权力斗争，对朝政自有一番见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词宰相”。

盛极而衰严嵩的权势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个阁臣。他在位时，“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其后，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其他官僚对严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残破。分宜当国妄奏寇平。时徐文贞（阶）为次相。其子仰斋入都，将谒分宜。文贞恐其应答差讹，商议两日夜，始参谒。分宜无他所问，惟讯江南倭寇若何。仰斋答云：‘势甚猖獗。’分宜不怿。文贞知之，率仰斋请罪，始释然。”严嵩对严世蕃的宠爱和放纵，几乎是有文必录。他以东楼（严世蕃别号）称呼儿子，这在明代恐怕没有第二例了。至于对家人，严嵩也并非一味放纵。有一个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佥事，严嵩家仆有不法者，加以笞责。后林一新入贺京师，严嵩对他“甚加敬礼”。但由于严嵩的权势过大，严府的仆隶亦成为士大夫结识的对象。管家严年号萼山先生，公卿“得与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谓荣幸”。因此，对于严世蕃和严府家人的作为，严嵩当然是负有责任的。

严重的是，严嵩的傲慢态度在世宗面前渐有显露。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这一年严嵩八十二岁，对许多问题不能正常进行思考和判断，或许和年龄有关。如十月，永寿宫火灾，他请世宗暂徙南城离宫，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这当然使世宗很不高兴。应付世宗本来就不容易，何况是垂老之人。严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亲信徐阶，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水冰山录(查抄明朝奸臣严嵩的财产清单）乾隆刻本

查抄明朝奸臣严嵩的财产清单

简介：天水冰山录是明朝奸臣严嵩的财清单明朝大贪官严嵩在被抄家后，曾将其家产列清册，取「太阳一出冰山落」语意，名曰《天水冰山录》，光是登录财的字数竟多达六万多字，据书中所载，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余两，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环耳坠共二百六十七双，布缎绫罗纱绒共一万四千三百余段，扇柄二万七千三百余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两共三千三百间差最后一册。

一次道教活动决定了严嵩的命运。世宗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常使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降神仙语，称：“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严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礼拜神仙的世宗对他究竟是忠是奸发生了疑问。正在一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状。结果，严嵩被勒致仕，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抄家牵涉面很广，“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严嵩回到江西，尽管他曾为家乡父老做过一些好事，却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这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终年八十六岁。

严嵩的诗文主要收在《钤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编为《历官表奏》，草敕被编为《直庐稿》，诗被编为《振秀集》等。唐顺之说他“于诗文，各极其工”。杨慎称赞他“字字皆诗，句句有味”。这些评语或许太过，但严嵩的著作对于研究他本人，对于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别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无疑有重要的价值。

《钤山堂集》

《钤山堂集》

严嵩―庆云赋

惟灵璧之丕叹兮，憾神坤以通乾罡。历万古之锤炼兮，含自然以极造化。>奇五岳之神韵兮，混千面集于奇峰。比穹苍而袭云兮，拈颛顼以摇营室。>体嵯峨之玲珑兮，待谐宙而绕香雾。观庆云之毓魂兮，升碧石以接北辰。>击磬鼓以镇诰兮，听秋水之谓晨风。随即信步轻易，>浮念庆云；神之所遗，缘出泗水；开山启道，始镇吴江；>石间桥洞，百千之数；待遇九河，千泉泄玉；峰底举燧，>孔洞生烟；礼乐铮铮，和与清阳；庆为天同，比及流云。>

严

（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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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这里指百家姓姓氏。百家姓排列第二十七位，今中国姓氏排行第94位的大姓，人口约二百七十万七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18%左右。

中文名

严

外文名

Yan

性 质

姓氏

百家姓排列

27

现今排名

94

人 口

约二百七十万七千余

占人口总数

018%

目录

1 概况

2 文献记载

▪ 严氏族谱

▪ 《中国姓氏寻根》

3 严姓源出

▪ 源出避讳改姓

▪ 出自芈姓

▪ 出自严君疾（樗里疾）

▪ 出自严国

▪ 出自丁零人

▪ 出自少数民族

4 严姓名人

▪ 严嵩

▪ 严忌

▪ 严复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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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中华姓氏，百家姓排列第二十七位。[1]

严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94位的大姓，人口约二百七十万七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18%左右。

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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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氏族谱

据严氏族谱载：

“严氏系出颛顼之后，以楚庄王的谥号为姓”，

“稽我光祖子陵，其先世本姓，嗣改为庄，盖楚庄王之后裔也。后因避汉明帝刘庄之名讳，改庄为严，遂以严为姓。”

《中国姓氏寻根》

《中国姓氏寻根》一书也说“严是庄姓所改”并说“魏晋时严氏有恢复庄姓的，于是形成庄、严两家。”

两家原来一家，故有“庄严不通婚”之古训。

严姓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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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姓源出主要有六支。

源出避讳改姓

据《元和姓纂》[2] 及《通志．氏族略．以谥为氏》所载，严氏本为庄氏。战国时楚王侣，谥号为“庄王”，其支庶子孙逐有庄氏。东汉时，汉明帝为刘庄，为讳避皇帝的名讳，令庄氏改姓严氏（庄，严两字同义）。西汉时的庄光后改为严光。[3] 魏晋时期，姓严的人中，有一部分又恢复了原来的庄姓。这样，就出现了庄、严姓并存于世的情况。故有“庄、严本一宗，同姓不可婚”之说。

出自芈姓

为战国时楚庄王之后，以谥号为氏。据《元和姓纂》[2] 所载：“芈姓，楚庄王支孙，以谥为姓。”而芈姓又可追溯到黄帝后裔颛顼帝。

出自严君疾（樗里疾）

出自战国时秦有严君疾之后，以封邑名为氏。秦有严君疾，受封蜀郡严道县（今四川省荥经），以邑为氏，故称为严君疾，其子孙遂世代相传姓严，称为严氏。

出自严国

据《姓考》所载，古有严国，国人以国为氏。

出自丁零人

丁零人姓氏有以严为氏。据《晋书》所载，后燕慕容盛时丁零人有以严为氏者。

出自少数民族

满、彝、土、锡伯、朝鲜等族均有严姓。

严姓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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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

严嵩（1481～1568）[3] ，字惟中，号介溪，明江西分宜人。世宗时为相，揽权贪贿，斥戮异己，后被劾罢官，以子世蕃仍纵恣，籍没，寄食墓舍而死。嵩善书，工诗文，着有钤山堂集。

严忌

严忌原姓庄，汉时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其姓为严，后世遂称严忌。汉书说是西汉会稽郡吴县人，实为由拳县(今浙江省嘉兴市)人。严忌少时与司马相如等俱好辞赋，曾作《哀时令》赋，借哀叹屈原秉性忠贞不遇明主之事，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情。吴王刘濞网罗人才，“招致天下喜游子弟”，严忌与邹阳、枚乘俱仕吴，以文辩著名。曾上书谏阻刘濞谋反，未纳。後游历于梁，得到梁孝王的厚遇。为梁孝王门客，世称严夫子(或庄夫子)。有辞赋二十四篇，今仅存《哀时令》。严忌死後葬吴江西南，故名其地为严墓，即今铜罗镇。严忌墓曾於明末修筑，1919年又重建，并建亭於其上。

严复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4]

具体你要知道你那支的姓氏起源，只能找长辈找族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