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的生母简介:建文帝究竟是谁的儿子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08浏览:3收藏

建文帝的生母简介:建文帝究竟是谁的儿子,第1张

明惠宗朱允炆(1377年12月5日-?),或称建文帝,是明朝第二代皇帝,年号「建文」,明太祖朱元璋之孙。在位期间进行一系列宽政、削藩的改革,史称「建文改制」。由於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攻入南京应天府,是为明成祖,惠宗随後下落不明。大臣梅殷諡其为「孝愍皇帝」,上庙号「神宗」,但此不被成祖承认,故不使用。直到南明时,弘光帝才正式諡其为「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庙号「惠宗」。清高宗乾隆元年,高宗追諡其为「恭闵惠皇帝」,故也作「明惠帝」

朱允炆是懿文太子朱标第二子,嫡母太子妃常氏所生长子朱雄英早故[1],另有一子朱允熥为其弟。嫡母常氏在1378年逝世後,朱允炆生母吕氏成为继任太子妃,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就视朱允炆为嫡长孙。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父亲朱标病死,朱允炆被祖父朱元璋立为皇太孙。由於自幼熟读儒家经书,所近之人多怀理想主义,性情因此与其父同样温文儒雅,即长皆以宽大著称。洪武二十九年,朱允炆曾向太祖请求修改《大明律》,他参考《礼经》及历朝刑法,修改《大明律》中七十三条过份严苛的条文,深得人心[2]。

朱允炆出生时脑袋长得颇偏,朱元璋用手摸著说:「半边月儿。」一年除夕,他与父亲朱标陪同朱元璋,朱元璋叫他父子作咏月诗,朱允炆作诗曰:「谁将玉指甲,掐作天上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朱元璋看後默然不语。

继位称帝[编辑]

参见:建文改制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去世,死前密命驸马梅殷辅佐新君。朱允炆在同月(6月30日)即位,定次年(从1399年2月6日开始)为建文元年。惠宗在六月晋用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太常寺卿,七月召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在国事上倚重三人[3]。惠宗的年号「建文」有别於其祖父的洪武,他不想仿效祖父以严刑峻法治国,即位後改行宽政[4],囚犯人数减至洪武时期的三成左右[5]。

惠宗能虚心纳谏。一次他因病上朝晚了,监察御史尹昌隆对此提出批评,左右建议他说出自己染病,建文帝却认为这样的谏言难得,不但没有自辩,还表扬了尹昌隆,公开了他的奏疏。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建文帝,建文帝是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元璋指定的合法继承人。朱元璋死后,不满建文帝削番的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造反,史称靖难之役。燕军不久攻入北京,建文帝不知去向。关于建文帝的去向与生死,民间与官方记载都不一样。对于建文帝的结局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被烧死说。明史记载军队攻入北京后宫中燃气熊熊大火,在大火中有一具被烧的面目全非的尸体,这具尸体非常像建文帝,于是官方认定建文帝是被烧死了。那么这种说法可信吗?当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因为烧焦的尸体真假难辨当然就不能直接说明建文帝是被烧死的,但官方又拿不出比这更好的说法,为了稳定人心和有利于政局的考虑就记载建文帝被大火烧死了。由于事情太过蹊跷,民间和野史都不承认这种说法。

二:被朱棣杀死说。因为朱允炆是朱元璋临死前的皇位唯一合法继承人,只有杀了建文帝,朱棣才能名正言顺的登上皇位。但是这件事又不能公开化,一旦让人知道是自己杀死的,就背负弑君的罪名,所以对外声称建文帝是被大火烧死的。但这种说法依然缺乏证据,被杀说只能是后人猜测。

三:流落民间说。有一种说法是建文帝并没有被大火烧死,被烧死的只是一个身材很像建文帝的替身。而建文帝早已逃入民间。这种说法比较靠谱,有传闻建文帝有可能逃往湖南以及湖北一带。也有人怀疑建文帝已经逃往海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秘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但个人认为朱棣花巨资让郑和下西洋去寻找建文帝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样寻找机会太渺茫。如果建文帝真的逃亡海外,就已经没有寻找的必要了。如果人不在国内,也就失去了再次起兵的机会,因为没有军队和旧臣的拥戴,对皇位的威胁几乎为零。所以郑和下西洋就是到各国弘扬大明国威的。

四:做和尚说。这个说法非常普遍,民间和野史都确信这个说法。现在的电视剧也都采用了这个说法,那么这个说法到底能不能成立呢?传说大军攻入北京之际,近臣们给建文帝剃了头发披上袈裟带着二十来个亲密随从从密道逃跑。这个说法应该比较靠谱,因为人在生死关头有逃跑的机会绝不会坐以待毙。那有人会问崇祯当时为什么不逃跑?崇祯开始是有逃跑的就会的,没逃是因为大臣们不让,失去了最佳逃跑的机会。

传说建文帝逃到四川江平市龙泉寺当和尚,也有说法是逃到余杭东明禅寺当和尚。全国有多处寺庙都有关于建文帝落脚的传闻,至今依然真假难辨。

2004年有一位姓让的老人说自己是明朝建文帝朱允炆的第15世孙,并有传世家谱为证。据他说建文帝出家后改姓让,起名让銮。銮就是金銮殿,也就是说自己把皇位让给朱棣。

在位四年

在历史上这是一个迷团,至少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拿出证据无论是电视还是**怎么说,但他们都没有强有力的证据也许随着历史研究的近一步发展,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吧,但现在谁也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要知道明成祖朱棣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都在秘密暗中派人调查允文下落都没有音信,你想想吧,就明白了据金陵晚报报道,日前,84岁的南京有线电厂退休工程师让庆光老先生带着一本自家保藏多年的《让氏家谱》找到记者,翻开家谱,让先生告诉记者,建文帝当年并没有自 焚死,而是逃出南京,改名让銮,在湖南湖北一带定居。世代繁衍生息,让庆光先生本人就是明建文帝的十五世孙。

建文帝逃出南京改姓“让”

让庆光先生指着家谱为记者讲述了建文帝朱允文开创“让”姓的历史源流。让庆光说,让氏先祖朱允文是明朝的第二代皇帝,其父朱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子,早年立为太子,不幸中年早逝。朱元璋按封建礼法传统,立朱允文为皇太孙。1399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文即位,史称:“建文帝”,但在位仅仅四年,建文帝的四叔燕王朱棣就发动“靖难之变”用武力推翻了朱允文。

朱允文被朱棣赶下台后,并没有像许多史家所说,在宫中自 焚身死。而是从地道逃亡出宫,离开南京,隐居于民间改名为“让銮”,假扮僧道,云游于滇、黔、蜀、粤、桂、湘、鄂各省,在游历名山大川期间,让銮还题写过许多诗词和符号,向世人暗喻自己就是建文皇帝。晚年,让銮隐居于武昌,死后就葬在武昌洪山。以上的事情,在《让氏家谱》中有明确记载。

至于为什么建文帝出宫隐居民间后,改姓为“让”,更名为“銮”,让庆光解释说,建文帝认为自己是逊位退国让出江山的,所以改名“让銮”,是让出了皇位的意思。

公元1368年,在朱元璋的带领下,农民起义军最终推翻了元朝长达一百六十年的统治,创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登基为皇帝,成为明朝的第一位皇帝,史称明太祖。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明朝的第二位皇帝并不是朱元璋任何一个儿子,而是他的孙子朱允。那么历史上关于朱允简介如何,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如何成为大明朝第二位皇帝的?

朱允是朱元璋长子朱标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于公元1377年12月5日,出生地是明朝的国都南京。朱标是朱元璋继位后册立的皇太子,备受朱元璋的器重和喜爱。朱标的第一个孩子少年早夭,令朱标十分伤心,次子朱允顺理成章的成为朱标最为器重的儿子。公元1392年,朱标因病去世,皇太子之位空悬,朱元璋在伤心之余册立朱允为皇太孙,成为皇权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朱允是一个性格极为温和,外表看起来十分腼腆的文人,虽然一生怀有极为远大的抱负,希望带领大明朝进入更为辉煌的时代,但实际上却因为长期养在深宫,缺乏实战经验,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军事才能和国政经验。虽然朱允继承了皇位,成为大明朝的第二位皇帝建文帝,但这并不能改变他那不幸的命运,建文帝在位时间仅为四年便被燕王朱棣给夺取皇位,最终落得生死不明的下场,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从古至今,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宗谜案,有一些迷案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其中明朝的第一悬案,建文帝朱允的下落至今未明。六百多年前,年仅二十一岁的朱允登基为帝,成为大明王朝的第二位皇帝,但朱允的在位时间仅为四年,在短短的四年里朱允的政治作为都有哪些?朱允为何会下落不明,成为明朝的第一悬案?

朱允自1398年6月30日登基为帝,在位四年期间也曾励精图治,希望能够将大明朝治理的更好,朱允登基侯的为政举措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改革法制,这是朱允登基后为明朝做出的最大贡献。明朝开国以来,洪武帝朱元璋曾经颁布了一部法典,这部法典被称为《大明律》,是当时国家的法律准则。朱允未登基前,便认为《大明律》内有些惩罚太过于严厉,在他上台之后第一件事便是着手修订《大明律》,废止那些过于严厉的条例,此举为朱允赢来了仁帝的名声。第二、改革财政,一方面减轻某些地方苛重的赋税,令地方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另外一方面限制佛、道二教所能免税土地的数量。第三、实行削藩的政策。为了保证中央集权,拨除有野心皇叔的势力,在心腹大臣的建议下,建文帝决定削藩,也正是削藩令建文帝招致严重祸端。

燕王朱棣不满朝廷的削藩令,于是发动了靖难之役,成功的攻占南京,在一场大火之中,建文帝朱允下落不明,生死不知,成为明朝的第一悬案。众所周知,靖难之役是明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事件彻底改变了朱允和朱棣这对叔侄的命运,朱允下落不明,失去皇帝宝座,而朱棣却登上了原本属于侄子的皇位,并且成为明朝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那么人们不禁好奇,为什么朱允不先下手为强,杀了朱棣呢,这其中有三个原因。一是不想杀。朱允其实根本不想杀了朱棣,朱允从小生长在皇宫中,接受严格的儒家教育,没有经历过战场厮杀,性格温和宽厚,懦弱仁慈。他最看重儒家的仁义道德,这导致他不会做出诛杀叔叔朱棣这样手足相残的事情。而朱允削藩原本也是为了缓和朱元璋滥杀功臣而导致的民怨沸腾。二是不敢杀。虽然朱允削藩的矛头就是针对燕王朱棣这个实力最为雄厚的藩王,但是由于朱允上台不久,根基不稳,又缺乏经验,操之过急,显然朱棣的实力远远超过朱允,朱允也没有朱棣那样的胆识谋略,所以朱允也不敢杀朱棣,这样的局面导致朱棣的势力越来越大,以致发动靖难之役。三是不能杀。虽然朱允削藩的意图显而易见,但是他却不能杀朱棣,因为朱棣当时驻守北平,而北元势力对明朝北部边境威胁很大,因此朱棣担负着抵御外族侵略,保卫京师的重任。一旦下令杀死朱棣,必定给北元以可乘之机,而朱棣的实力又最为雄厚,所以朱允不能轻易杀死朱棣。

明建文帝生死之谜是古代十大谜案之一。建文帝四年,燕王朱棣已清君侧之名发动靖难之役。朱允下令火烧皇宫,朱棣在宫中寻迹三天仍旧找不到建文帝的身影,只找到马皇后和朱文奎的遗骸。侍卫们均不知朱允是生是死,找了一具残骸说是建文帝的尸骨,尸骸被烧得根本已经辨不出性别,没有办法,朱棣只能下令将其下葬。关于明建文帝生死之谜,民间大致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建文帝下令火烧皇宫之后,自己与少数随从秘道逃出,乘船前往寺庙做了和尚。而后的明成祖一直相信建文帝还在世,认为他可能逃到海外,于是派郑和下西洋,其目的之一便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另有一种说法便是建文帝的的确确是葬身于火海,但是他为什么要下令纵火火烧皇宫,甚至要将自己烧死呢?这似乎说不通。历史学家对明建文帝生死之谜讨论得非常热烈,但是各抒己见,并没有统一的答案。

南京电厂退休工程师让庆光带着自己保存多年的家谱找到记者,力再证明自己是朱允的后代,他告诉记者建文帝当年没有被烧死,而是逃到了别地并且改名为让銮,而他自己就是建文帝的第十五代孙。然而明建文帝的生死之谜终究没有确定的答案,因为没有存在足够的证据断定明建文帝的生死。

 第一个是“阖宫自焚”说。很多的史料记载以及正统的官修史书都采用这个说法。《太宗实录》中记载,燕王进入金川门后,建文帝也想出来迎接燕王,然而又自叹道:“我何面目相见耶!”于是与皇后一起闭宫自焚,他的嫔妃们也大多投火而死,一片惨烈景象。朱棣看到宫中火起,急忙命人前来抢救,从灰烬中找到一具烧焦且面目全非的尸体,朱棣虽然怀疑尸体的真假,但也没有其它的办法,只得在即位后,以天子之礼安葬了这具尸体。但是,这种说法在正史的记载中前后矛盾。就连后来的明朝皇帝也不完全相信这种说法。比如史书中记载说朱棣以天子之礼安葬了那具尸体,但葬在何处却没有记载;被烧焦的尸体分不清男女,有人怀疑是皇后,到底是谁,谁也说不清楚;朱棣为了不留下“杀侄夺位”的骂名,在发现那具烧焦的尸体时痛哭流涕,声称自己出兵只是为了“清君侧”,并不是为了当皇帝。但后来他却又多方苦心寻找朱允文的下落,前后矛盾,不得不让人怀疑。  

    第二个是“出亡为僧”说。万历二年十月,2岁的神宗曾向首辅张居正问及建文帝下落一事,张居正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者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可见首辅张居正也倾向于建文帝出亡之说。关于建文帝出亡一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建文帝并为自焚,而是在大臣的保护下由密道逃出南京。这种说法认为:朱棣陈兵南京城外时,朱允炆本想求和,但是朱棣没有答应。朱允文知道破城后,不但会受辱,还难免一死,于是就想自杀,被身边人拦住了。这时一个老太监告诉他说:“太祖临驾崩时,留下一个铁箱子,秘密收藏在奉先殿内,让我在您将临大难时交给您。”朱允炆一听,急忙命人抬出箱子,打开一看,原来是三张上面写好了三个名字的度牒,还有三件僧衣、一把剃刀和遗书一封。按照遗书所示,朱允炆剃了头,换上僧衣,带着九个人来到太平门内的鬼门。鬼门是内城的一扇小门,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朱允炆一行出了鬼门,只见水道上停着一只小船,船上站着一位老僧,老僧向朱允炆叩首称万岁,快速带他们君臣一行上船。于是建文帝便削发为僧,像朱元璋当年一样,当和尚云游四方去了。

 朱允炆失踪后,急坏了刚即位的朱棣,他在有生之年不断派人四处寻找,后来的郑和下西洋就有寻找朱允文的目的。他还专门派户科给事中胡分在穷山僻壤、市井城镇搜寻了6年之久。

 那么,既然建文帝有可能逊国出亡,他又去了哪里呢?综合各种资料,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是逊国为僧,云游四方。正如《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帝从南京逃出后,带着杨应能、叶希贤、程济一行,隐名易服,云游天下。学者根据地方志、遗迹、遗址等资料考证,认为建文帝曾流亡于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江浙、广东等地,留有很多有关建文帝的遗址和传说。一些书中还记载有建文帝的诗文,虽然无法判断是否是后人假托,但还是有些符合建文帝身份的。下面这首诗据说是建文帝避难贵州金竺(今贵州广顺)时所作: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二是漂洋出海,不知所终。有传言建文帝泛舟出海,去了南洋,并在某个小岛上过着自食其力的恬然隐居生活。当时中国去往南洋的人很多,据说张士诚失败后,他的一些部下就逃往南洋,拓荒移民。近人有人考证建文帝避难泉州开元寺,并在开元寺扬帆出海,最终隐居印尼苏门答腊岛东海岸,然而没有更多的证据,仅仅是猜测而已。    成祖朱棣担心建文帝纠集当地的中国人,或者是以宗主的身份号召南洋诸国兴兵,因此很不放心,特意派遣郑和数下西洋,一为宣扬国威,一为踪迹建文帝。据《明史》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在郑和的船队里,还有一部分是锦衣卫,专门负责侦缉,至于是否探知建文帝踪迹,就不得而知了。

 三是北京西山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和郑晓《吾学篇》中,记载有正统七年,建文帝因年纪已老,就到广西思恩州官府,自称是建文帝。当地官员急忙上报朝廷,将其送至京师。朝廷派老宦官吴亮前去辨认。建文帝一见到他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吴亮否认。建文帝又说当年他进膳时,扔一片鹅肉到地上,吴亮像狗一样趴下去吃掉。吴亮听后伏地大哭,回去后就上吊死了。建文帝被迎入宫内,老死于宫中,葬于西山,不封不树。

 四是江苏吴县说。胡分在民间秘访了6年之久,在朱棣临终前一年的一个晚上,忽听胡分求见,于是朱棣在卧室中单独如见胡,胡报告说已经访到建文帝,说他确实削发为僧了,躲藏在江苏吴县的普洛寺内,已经一心向佛,无意复位了。后来明英宗朱祁镇将已经老了的朱允文接到宫中养老。《文汇报》的记者徐作生亲自到江苏吴县去考察,发现了建文帝出亡时遗留下的一些遗迹、遗物,并结合文献资料,认为建文帝当年藏于吴县普济寺内,不多久姚广孝归隐禅寺,在姚广孝的监护下,建文帝隐藏于穹窿山皇驾庵,直到423年病殒于此,葬于庵后山坡上。这也自成一说。

 五是四川望京寺说。有人则认为建文帝在四川平昌佛罗寺躲藏过,并病逝于此,葬于寺后山坡上。建文帝之所以选择佛罗寺,是喜欢这里偏僻难寻,不容易被发现。因他常常面向京城的方向暗自哭泣,后人就把佛罗寺改称望京寺。

 六是自焚说。据永乐年间《实录》和《明史稿》的记载,建文帝继位后,即用兵部尚书齐泰和大常卿黄子澄谋,定策削藩。领兵在外、身为燕王的朱棣立即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南下,发起“靖难之役”。不到四年,燕王即挥师渡过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求和不允,只好死守,但是他的主帅李景隆却打开金川门迎燕王大军入城,满朝文武纷纷投降。建文帝眼看大势已去,不得已下令焚宫,顿时火光熊熊,建文帝携皇后马氏,跳入火中自焚,妃嫔侍从等,大都亦随其蹈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宫后,清宫三日,搜查建文帝下落。宫内侍人都说建文帝已自焚,并从火堆里扒出一具烧焦的尸体证明之。燕王见到尸体,分不清男女,惨不忍睹。其继位称帝后,只得以天子“礼葬建文皇帝”。《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史·方孝儒传》均持此说。

 另外,近几年有人自称建文帝后人,献出《让氏家谱》,称建文帝通过地道逃离南京,假扮僧道,云游各地,后隐居于武昌,死后就葬在武昌洪山。笔者注意到金陵晚报的报道:南京有线电厂退休工程师让庆光老先生带着一本保藏多年的《让氏家谱》找到记者,翻开家谱,让先生告诉记者,建文帝当年并没有自焚死,而是逃出南京,改名让銮,在湖南湖北一带定居。世代繁衍生息,让庆光先生本人就是明建文帝的十五世孙。至于为什么建文帝出宫隐居民间后,改姓为“让”,更名为“銮”,让庆光解释说,建文帝认为自己是逊位退国让出江山的,所以改名“让銮”,是让出了皇位的意思。当然,这一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吕氏,懿文太子朱标的妃,明惠帝朱允炆的生母。

明太祖洪武十年(丁巳,公元1377年)十二月初五,吕氏为懿文太子生下第二子朱允炆。

明太祖洪武十八年(乙丑,公元1385年)六月庚戌日,吕氏又为懿文太子生下第三子朱允熞。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壬申,公元1392年)六月,吕氏为懿文太子生下第五子朱允熙。

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公元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此时,懿文太子己死,于是,朱允炆以嫡皇孙的身份继位,改年号建文,称建文帝。

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己卯,公元1399年),朱允熙被建文帝封为徐王,朱允熞封衡王,未就藩。

明惠帝建文四年(壬午,公元1402年),在位仅四年的建文帝,因其叔父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谋权篡位,是为明成祖。建文帝则不知去向。成祖入京后,朱允熙被降为敷惠王,朱允熞则降封为怀恩王,吕氏带着他俩一起居住在懿文太子的陵墓。

明成祖永乐二年(癸未,公元1403年),朱允熙被改封瓯宁王,“不遣之国”世奉太子祀。

明成祖永乐四年(甲申,公元1404年),其府邸起火,朱允熙被火烧死,谥曰:哀简,时年十六岁。他是建文兄弟中最年轻就死去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永乐朝获得谥号的一个。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宗谱等,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先秦重要史籍《世本》为我国家谱的开山之作,其内容系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记录,其作用在于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等。魏晋时期,门阀势力盛行,家谱成为门阀豪族势力维持其政治经济特权的重要工具。郑樵《通志》卷25:“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因此,谱学大盛。降至明清,私家修谱盛行,成为宗族普遍关注的大事,一般是三四十年即重修一次,往往是一修再修甚至多次重修,依封建统治者的逻辑就是“笃宗族以昭雍睦”、“修族谱以联疏远”。皇家也积极修谱,称为玉碟,由宗人府具体承办。现存家谱主要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的私修家谱,其体例主要是融合欧阳修、苏询二体而形成的规范化的谱式,即“首世系,次讳字,次婚姻、次子嗣,凡祖宗之德行,品望、功业、文章悉载于谱。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佳而不朽。”(《兴化戎氏重修宗谱》序),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

(1)谱名,有称家谱、家乘、族谱、宗谱、世谱、会谱、统谱、房谱、支谱等的不同;

(2)谱序:包括达官贵人及儒学大师等撰修的序言,用以反映本族的历史、族望、修谱简况及修谱原则等;

(3)谱论,即论述修谱的意义、原则、方法等;

(4)恩荣录,包括皇帝对家族成员中官员及家属的敕书、诰命、赐字、赐匾、赐诗、御谥文、御制碑文及地方官府的增谕文字等;

(5)遗像及像赞,载有祖先及祖中重要人物的遗像,并配诗示赞;

(6)族规家训,包括祖训、家礼、家典、家范、家戒、家规、族规、族约,是约束族人的礼仪规定,它对于族长的特殊地位、族众的行为准则、祭祀的礼仪、族产的管理等都有具体而又细致的规定;

(7)五服图,即明确族众的五服关系;

(8)世系,系家谱内容的主体,族中所有成员依照图表格式,按辈分次序进行排列,借以明确族人的代系及血缘关系等;

(9)谱系本纪,即记载族人的简单情况,如本人名字、父名、排行、字号、生卒年月日、科第、官职、妻室、葬地、子女等;

(10)命名行派,为族人命名需依一定的顺序以区别辈分,如曲阜氏依照“兴额传继广,昭宪庆繁样,会德维垂邮,钦昭念显扬”二十字命名;

(11)官迹,记载族中历代官宦名人事迹,有的还专门收集族中及第人员;

(12)传记;即族中名贤的传记材料,有行状、行实、事状、志略、忠义、孝友、贞节、寿文、贺序、墓志、序文、祭文、年诺等;

(13)先世考,考正本族的历史渊源和迁徒情况,如得姓始末、始祖、世派、迁徒地区等。 (14)名i录,记述与本族或族中成员有关的山水桥梁、亭台楼阁等

(15)祠堂,有记堂图、祀文、捐祠者姓名、祠堂规制、神位世次等;

(16)族产,如祠田、义庄、山林、房屋、田至及租佃文契;

(17)坟墓;即族人的墓地分布;

(18)艺文,收录族人的著述;

(19)领谱字号,记载家谱的编号、印谱总数、分发各房谱数及领取人名。

以民国时的家谱为例,它所构成的体例要素计有三十项:

1.谱名。2.目录 3.谱序

4.凡例5.万年历6.世源

7.世系图 8.派序 9.先祖像及赞

10.恩荣录11.宗戒12.家训

13.家戒14.坟茎15.五服图

16.宗祠17.族产18.耆旧传

19.艺文20.大事记21.历届修谱名目

22.承修名目23.提修名目24.新旧居迁地名

25.门丁数26.领谱字号27.捐输名目

28.杂记29.后记30.宗支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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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家谱还有专章记载本宗族曾经发生的大事,如与其他宗族发生的纠纷或械斗;与冒认本族的同姓所打的官司等。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是传家之宝,一般秘不示人,故领谱子孙妥善保存。每次大祭时,全族将所有现存家谱集中到祠堂查验,凡是遭到鼠咬、油渍、虫蛀、受潮霉烂的家谱,藏谱者都要受到声讨和处罚,若卖出即被作为不孝子孙逐出宗族,如《西石城风俗志》记载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谱集,污则罚之。谱未呈验者,亦予罚。”由于家讳甚严,家谱严格遵循隐恶扬善的规定,但家谱仍是人们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 “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那么“家谱”一名的取用应在汉至南北朝时期。所以,在《新唐书》中,以“家谱”冠名的才真正开始多起来,如“谢氏家谱”、 “薛氏家谱”、“颜氏家谱”、“李用休家谱”等。说以“家谱”为名始于宋代,是不确切的。作为家谱,本应为一直系之本家谱。但后来,绝大多数是凡同一区域内的同一先祖的各分支后裔的共同谱牒统称为家谱。从历史上谱牒用名看,宗谱、族谱、家谱应是有一定区别的。

大宗小宗 古代宗法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余子为小宗。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这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当时大夫、士阶层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别子无权继承君位,必须分立自立一家,成为某一家支的始族,即“别子为祖”,继承始祖别子的也只能是长子、长孙、长曾孙这一系统,此谓“大宗”。《仪礼·丧服》:“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服族也,”极言大宗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高:别子的继承人是世代不断的,故称“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别子除有长子,还有其他儿子即庶子,庶子系统属小宗,小宗仅继承其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即无丧服规定。随着世代的推移,一个宗族扩展到旁系林立时,仍然可以通过尊奉大宗的方式被约定在血缘集团之内,而不会导致零乱。上述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叫宗法,在周代极为完善,后世或尊行大宗之法,或恪守小宗之法,都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变通处理。

简言之,凡同祖之裔为宗,宗人凑聚为族,按古宗法制度所制,大宗和小宗的合称为宗族。

事宗礼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人常见的居住形式,族人常恪守的事宗礼包括:平居遇事应咨告宗祠,如祭祀、嫁女、聚妻、凶事、生子、易名、出外求学、荣归故里等。如遇族内发生吉凶大事,宗子需率全体成年男性族人赴祠禀告,祭祀先祖。祭毕合族会食。“凡所告事,宗于皆书于宗籍,大宗无后则支子以昭穆之后宗之,则宗道存,而诸义有主也。”(《续通典》卷67)

义田 又称“义庄”,指宗涝用于赈恤族内贫寒人家和奖励贞节义行的田产,始创于北宋范仲淹。范仲淹创设义庄的初始动机是:‘祖宗积德百余年始发于我,今族众皆祖宗子孙,我岂可独享富贵”(《宋人小说类编》卷一)义田大多由宗族显贵捐献而产生的,一般设有专人管理,以防族人侵渔,并且不准典卖,地权比较稳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族人的生活困难。故顾炎武说:设立义庄“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思,吉凶有通财之义。”如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矣。”(《皇朝经世文编》卷八)清朝政权考虑到义田的巨大作用,严厉惩罚那些盗卖义田的不孝子孙,以保护宗族公产。

家讳 即家族或家庭之内的忌讳,又称“私讳,”与“国讳”相对。古人视直呼尊长姓名为大不敬,故晚辈在日常言谈和使用文字时,要回避祖、父等长辈的名字,做到“臣不言君名,子不言父名。”家讳现象,周代即以出现,汉晋逐渐盛行,至南北朝进入全盛,后世相沿,但明清时稍松。依家讳要求,外出写家信,信封上忌用父亲名字,而要用本人名字写成“某某某平安家信,”对别人说起自已的父母,亦多用“府君”、“萱堂”、“椿庭”、“家父”、“家母”一类的词代称。在行文时,如遇与长辈相同的字,则以改字、缺笔等方法加以回避,以表尊敬。如苏东坡作序,一律以“叙”代替“序”字,以避父讳“序”;司马迁父名“谈”,故他在《史记》中从未用“谈”字,家讳发展到后世已不限于文字和称呼上,如晋代桓玄父名“温”,其家中讳说“温‘,因来宾要求温酒竞至大哭,

排辈 宗族内以宗谱规定辈分用字以公开族人所处的辈分。族人在命名时(尤其是男性),名字中必须含谱定辈分用字,放于名字中间,俗称某字辈,以此作为族人相互关系的标志,防止族内人际关系发生混乱。这种规定自汉代开始,明清时期的大家族颇为盛行.如江西九江吴氏的排辈为:德里伯志盂,时添国道中,之登光宗应,茂学仁宜从。周邦新进化,富寿兆长荣,昭代闻仕启,恒慈建立洪。昌明高尚法,永守善良功,锡庆开先业,修和本大同。江西靖安钟氏的排辈为:子孙永昌,宗先福长,顺龙有庆,发荣万方。可见,排辈用字连接起来反映了强烈的血亲观念、浓厚的尊祖意识以及对于宗族繁荣昌盛的期望。

遵昭穆 是在周代确立嫡长继承制的前提下,为适应宗族组织的存在而出现的一种行辈标志制度,其盛于西周,后世则仅用昭穆表示辈分如父子的关系。其制,在确定宗族庙次和墓次时,始祖居中,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左昭右穆,依次转换,以使在祭招、丧葬、继承和赐爵等礼仪活动中明确区分行辈,严防宗族内部的辈分发生紊乱。故<礼记·祭统》:“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周礼·夏官司马·司土》:“及赐爵,呼昭穆而进之。”周代设专官区分昭穆,如小史、小宗伯等。小史负有辨昭穆的责任,就是指史官应根据系世来确定王族成员的行辈。《周礼·春宫宗伯·小宗伯》特别强调小宗伯的一项职责是:“辨庙祧眨昭穆,”意即在为某位祖先建立宗庙时,朝廷的典礼官便要事先根据死者行辈标志的昭与穆,来确定其宗庙应建在宗庙群中的昭组还是穆组的位置上。这种以昭穆区分行辈的办法比较原始,在汉代被以行辈字标志行辈和方式取代。

九族 是先秦时期概括宗亲关系的一种说法,以西周为最典型,见于《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关于九族所包含的亲属范围,古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九族全系父系宗亲,即指上至高祖,经曾祖、祖、父、已身、子、孙、曾孙、直至玄孙的九代的合称;其二,认为九族亦包括异姓有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认为几族亦包括并姓百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具体分布为:父族四指五族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子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指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之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指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可见九族是一个较大的亲属团体。后世在概括宗亲关系时基本上不用九族的提法。

六亲 即六代宗亲。古代有宗族亲情到第六代为止的民间成规。<礼记·大传》:“六世亲属竭矣。”《贾谊新书》:“人之戚属,以六为法,人有六亲,六亲始日父,父有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曰从父兄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从曾祖而昆弟,故日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亲。亲之始于一人,世之别离,分为六亲。亲戚非六则失本末之度,是故六为制而止矣,六亲有次不可相谕,相谕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是故先王设为昭穆三庙以禁其乱。”依此,到了第六代,即出了五服,已无亲情关系。宋代以后,以族规、义田、家训等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开始兴盛,宗族亲情被无限延伸,以激发族人的木本水源之思,但仍然注重六亲之制,只不过与六亲之外的族人可以保持较谈的宗族亲情。

谱学 自有文字出现,即有早期的人物记录。由简单的零散的记录发展到连贯系统的世系记载,由分衍世系到综合为后来的整体宗族世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创造了人记录自己生平世系及血缘关系的专著,这就是谱牒。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以编撰当代姓氏人物世系为题材的籍典,有以人物世系为研究对象而创制的体例和修撰法则,从而研究它的起源、类别、功能、社会作用等,进而“演为专门之学”,这就是谱学。早期的谱学概念,主要着重于谱碟的修编、总汇、法则等方面。晋太元中贾弼撰写的《姓氏簿状》,称其为贾氏谱学,梁王僧孺在贾弼旧本的基础上,充实增补改撰为《十八州谱》,号为王氏谱学。隋唐时的《衣冠谱》、《开元谱》、《元和姓纂》、《永谱》等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唐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的士族家谱,考其世系,撰编成大型的《氏族志》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计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至今敦煌石室还存有《氏族志》原始写本残页。五代以后,有郑穛的《通志》著录谱序六种,另有《氏族典》、《古今姓氏书辩证》等都是有影响的谱学专著,特别须提及的北宋欧阳修与苏洵在谱学领域所创制的欧苏二体,为谱牒的修撰提供了至今不改的法则。这些古代谱学成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现代谱学,更着重于谱牒所涉及的历史内容而进行的学术研究与探讨,取其有史学价值和人文科学价值的精华部分,并从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地方史等方面解析历史,从而服务于现代社会。

谱法 所谓谱法,是按一定的规则制度、体例进行编撰谱牒的方法。这个方法,其要点就是怎样完整、准确、明了、有序地记载族人世系及其有关事项。从广义上讲,一部完整规范的谱牒,应涵盖该族历史、源流世系、人物、事件、业绩、迁徒、族规等内容。自宋起,编撰谱牒有两法,即欧体和苏体,也称欧式和苏式。

支谱 顾名思义,支是主干之外的分支,意属为同祖之下分衍的众多后裔,而后又各有其世系的支派。所谓支谱,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谱牒定位,即局限在该祖之下的一个独特分支。形成或成为“支谱”的因素往往也是因分衍、择业、迁徒等原因,游离在原宗地所发展而成的,所以冠以“支谱”,它本身就表明了它属某宗之下的一个分支。支谱仍属于族谱范畴。

家乘 家乘,原意为以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录。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家乘属于家谱的范畴,因此后有少量的家谱也冠用家乘。家乘是从“史乘”袭用而来。虽然冠用家乘的不太多,但对谱碟的称谓单位则多有使用“乘”,是谱牒定量的又一别称。谱中有如:“以上大乘,每乘拾八本。”这里所谓的大乘非指佛教“大乘”之意。乘,本为春秋时晋国的史籍名,以后引申到载史之类的书,可称“史乘”。因此将谱列入史类称乘,大乘即本族总谱和门谱的合称,如“每乘拾八本”,即这部完整的谱碟共十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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