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宝宝马上要出生了，两口子一直在考虑宝宝名字的事。朋友公公说给宝宝起名要按照家谱来，朋友老公说，家谱中间的字不太好听，就不按家谱起了。但是朋友的公公不太乐意，说不按家谱起，以后进不了家谱的，朋友老公的脾气也直接上来了，说不进就不进，这年头谁还按照这个家谱取名字啊。朋友也和我说，是啊，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按照家谱取名字，俗不俗啊。好吧，现在小宝宝取名字，按照家谱的确实很少见。

众所周知，字辈是中国传承千年的重要起名形式，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像我那一辈的时候身边很多朋友名字还是按家谱起的，包括我就是。父姓+中间的家谱，家长起好最后一个字就好了，这样的起名方式挺简单省事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却不愿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给宝宝起名了。为啥以前孩子大都是按家谱起名，现在年轻父母却不愿用了？很现实。

以前宗族观念比较强，几乎都是同一姓氏家族聚居，现在个人观念比较强烈

以前很多农村村庄名字都是按姓起名的，一般叫什么庄的，比如苏庄，田庄，殷庄等，里面住的都是这个姓的家族。起名也是严格按照家谱的顺序，很多时候一听到名字就知道是不是家族的人，通过中间的字就能看出对方辈分的高低。

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大，家族之间越来越分散。现在别说是家族聚居了，年轻人和父母辈都单独住了，住在一起的大家族减少了，三口之家增多。而且年轻人都在外发展，家族观念越来越淡薄，很少会想着用族谱给宝宝起名字。

而且以前传统观念比较强烈，男的传宗接代，男孩必须按家谱取名字，不然不能进家的祠堂，现在在很多地方还有这样的规定。以前我以为这种事只能只能在电视上看。后来在工作中遇到一个女孩，听她说，她们那里还建有祠堂，男孩出生就按家谱起名，还要进祠堂，但女孩不用，也不会进祠堂。

文化水平提高，越来越追求个性

自从90后开始，受教育程度提高，文化水平提高，接触的文化和思想越来越先进。他们不愿拘泥传统的一些习俗，而且觉得按家谱取名字真的很落后，很难听。他们更追求个性和时尚，所以90后当父母后，一部分受言情，琼瑶小说影响，梓、涵、浩，昊等字命名的名字霸天下。还有的为了表示夫妻恩爱，向人们撒狗粮，父姓加母姓组合名成为新潮流。

而且随着独生子女为人父母，孩子随母姓的也越来越多，这种环境下，家谱起名法显然不适用了。同时现在的年轻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宝宝标新离异，起名字也是各种脑洞大开，拼了命的找各种生僻字，繁字体，还有各种四个字的名字，真的是怎么怪癖怎么来。

户籍制度，一直都是在中国社会中权重占比很大的管理制度。

如今，为了孩子升学买学区房，就是现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明清时期也是一样，老百姓为了能参加科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还有田产。

朱元璋上任后，执行“里甲制”一百十户为一里，每10年编修一次。这个制度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通过这种登记，老百姓的田产就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入籍。

入了籍，向朝廷纳了粮，等于行使了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也就有了可以参加科考的权力。而那些流民们耕种的土地，由于自身无户籍，当然，就没有合法性了。户籍，如此之重要，所以，在各家的族谱中，都会“浓墨”的书写一番入籍的地位等等。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了户籍，才被认可是国家的“子民”，才能有去开发、利用土地的资格，以及可以参加科考的资格。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说的是蓝山的一个家族，从记载这个家族入籍祖以及土地纠纷案，就可以看出当时户籍制度的“强大”功能。《钟氏族谱·阖户宗祠》非常浓重地介绍了入籍祖，并将其和始迁祖并列，是“百世不祧之宗”。虽然，二人只差一代，但“入籍”的功劳却显得意义非凡。

再来看《钟氏族谱·阖户田租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止，这位钟姓户祖的祭田数量排列第一，地位更是无人可撼动。根据族谱记载，开立户籍是在明初，祖先于元延祐间，从江西迁至湖南蓝山，并定居在黎家头。

因为，黎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当地的大户，到了元代中期，家族没落，到了钟家第三代时，黎家的很多家业，陆续归钟氏，钟家开始起家。就家业而言，第三代贡献更大些。但若是没有户祖的“开立户籍”，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得到官府的认可。

当然，他人也不会认可。

到了修谱的1936年，其家业已相当雄厚，山场的南北长度有三十来里。之后，也正是有了户籍，名下的所有产业，才得到了官府的认同。也因此，如果发生土地纠纷时，就会占据有利的一方。光绪十六年（1890年），钟家就发生过一起和雷家的土地纠纷。

根据族谱记载的官方判词，判雷姓族谱所写为假。因为，字迹不符是伪造的，所以，有争议的土地一概为钟姓管业。可见，两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都出具了族谱。甚至于，雷姓一家为了利益制作假的族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族谱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除了记录先祖的事迹，还能成为证明“家业”的有利证据。

还有一个类似事件，是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钟姓和崔姓的一桩墓地纠纷。根据文字记载，崔土保兄弟立了一份契约，保证不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还请了公证人。虽然，崔家买的土地和钟家的墓地挨着，但未必一定会跑到隔壁墓地去开挖栽种。而钟家却认为这会坏了风水，要求崔家立下契约，否则，就会以此为据告官。

再来看看户籍和科考的关系。

根据《大明会典》，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规定：各府、州、县生员乡试前要“各具年甲、籍贯、三代”。

清代的规定更加详细，就是为了防止“冒籍”。如有违反者会有重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除此，还规定：祖上要入籍20年以上者，且名下的家业在官府有登记，才有考试的资格。

那么，为何科考如此重视户籍？

因为，有名额的竞争，今天亦是如此。以《蓝山县图志》记载的一个事件为例：在康熙年间，湖南蓝山、宁远二县，就出现了一桩户籍争端事件。

大慈乡四十六村原属于蓝山县，和宁远县距离较近，便到宁远县购置田产庄粮，向宁远县交纳钱粮。那时，新来了一位县令，“不查来历”，就将四十六村村民归了宁远县籍。但老百姓不愿意了，因为，当时每个县的科考名额是有规定的。根据该县的整体“文风高下”，以及缴纳钱粮人口的多少作为基准。

最终，四十六村的村民不仅回到了蓝山县，还为蓝山县令建祠树德政碑。

由此可见，户籍对于科举有多重要。

当然，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迁入，都会让和土地、科举密切关联的户籍地位越发重要。除了这些，如：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都和户籍有关系。即使放到现在，户籍依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时至今日，户籍在我国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日常出行，大到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等。试想，如果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那将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样的你，还怎样在现今的社会生活呢？简直是寸步难行。

就是采访族中的老人，走家串户采集宗支世系的信息，可能老人们的记忆有限，但是在他们的口中，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关于族中的信息。

第二，收集物证，可以找到老祠堂的地址，看看有没有相关的石碑，因为有些石碑上面是有字迹的，就算经历了百年的时光，但是字迹应该还能辨认，我们将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是不能入本姓族的谱的，而记入丈夫姓族谱。但是，仅仅是附庸式的记入，况且只记姓，不记名。连名字也被“分割肢解”了，这是多么残酷的文化行为！

而姓大都从父而不从母，就是现代社会也是这样。所以，女性个体生命的延传在家谱记载上是谈不上连续性的；作为女性群体的生命延传在家谱记载上是时断时续的。

所以，古代的家谱是残破不全的家谱。形象地说，古代的家谱是半个月亮，或半个太阳。

女性不编入家谱不仅是男权的绝对和极度的显示，也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家庭、社会以及政治地位作出的最基本、最根本的否定。家庭是社会的因子，没有家庭就没有社会；家庭是国家的细胞，没有家庭，哪有国家！一个人走向社会要从家庭出发，一个国家的建立也要以家庭作基础。编修家谱对女性的做法，难道不是对女性 “地位权”作出的“最基本、最根本”的否定吗？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一些地方的人们在编修家谱时，已将女性记入了谱。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如中华民国时期湖南《大界曾氏五修族谱》，就把女子编入了家谱，而且谱后的“跋”也是曾宝荪这个女才子写的。不过，这样的情况很少。

1986年，福建省长乐县横岭乡谢氏修订家谱，一反女子不入谱的旧习，把当代女性大作家谢冰心编入了家谱。并且，谱的序言也是冰心写的。

2003年，孔子世家第6次续修家谱 ，在江苏高淳举行了历史以来首次家族聚会。此次续修工作是国际儒学联合会“孔子世家谱牒研究课组”的研究项目。决定打破昔日只有男性入谱的惯例，不仅女性孔子后裔可以入谱，女性后裔的子女也同样可以写入家谱。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在社会中作用越来越大，不久的将来，所有女性都会在自己的家谱中占有一席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