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慈溪向氏家乘十卷，(明)向洪上纂修，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二卷、第四卷、第七卷、第九～十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江苏镇江向氏族谱六卷，(清)向士刚、向朝荣等纂修，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光裕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湖北来凤老寨向氏宗谱一卷，(清)向堂兼撰，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来凤县县志办公室。

湖北广济向氏宗谱三卷，(民国)向惠桥总裁，向晓初等纂修，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孝友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广济县档案馆。

湖南麻阳水向民族谱二十一卷，(清)向世求、向维进纂，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南省溆浦县档案馆。湖南中湘向氏五修族谱十一卷，首一卷，(清)向重谊、向泰来等纂修，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恺悌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

湖南平江向氏五修族谱十二卷，(民国)向泰定、向兴楹等纂，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大耐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有二部)。 湖北广济向氏宗谱二卷，著者待考，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泰和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广济县档案馆。浙江宁波镇海向氏家谱，(民国)向道衍纂修，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让爵堂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湖南常德向杨氏四修族谱十七卷，首上下卷，杨世禄主修，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四知堂、怀德堂木木刻活字印本九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馆档案馆。向氏通谱七卷，(民国)向杰纂，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南省溆浦县档案馆。

四川向氏总谱八卷，首一卷，(民国)向云隐倡修，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木刻活字印本，今缺第二卷。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宣汉县档案馆。湖北长阳县向氏宗谱八卷，(民国)向宗鼎主修，复印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三卷。现被收藏在湖北省长阳县档案馆。

向氏族谱五修家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五十九册，今缺第二卷、第十三卷缺十页。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向氏族谱茂公系世三十八卷，计有二十四册，昆公系世二十九卷计二十二册，民国年间大耐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十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向氏宗祠神五修主谱上、下两卷，著者待考，1962年大耐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其他地方亦存大量本地化族谱。笔者四川泸州人。家藏族谱两部。为清末修订版本。民国初年再次补充修订，详细记载了泸州向氏历史渊源。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本地族谱详细记载了元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向氏的详细信息。

杨氏家谱字辈如下：

重庆：永秉必朝廷兴仁可以德世代有贤良忠正刚常泽源本至圭锡涵良佑成均汉校宣台伯海堂照笔明，永正传朝国家和万事兴忠厚成名远诗书裕后昆祖德根基长丕振百年春世代起流芳文运才学亨堂前攀丹桂林中玉树荫。    

志道世荣怀锡德永发祥敬守国庭献登崇孝友良进修全大美敏学焕文章立念思先泽继承正启芳，再政通光国恩卿中良相传登大顺  。  

湖北沔阳：元伯光天日月星辰宗之源远世代克成 。   

湖南：廷进再政通光昌盛道宏元才仁上大朝国定常公枝开荣芳友万世永兴宗尧政应洪日名士百代昌容让传国美忠良永远彰。    

四川：楚其士本正文天如可用才长宜从新知时成先以安全多加仁文元朝显达人承先绪善述绍嘉声曾荣昭督庆百代著芳明林朝怀秀贤体忠大友维正其时长发祥世永昌修德泽征宗帮卫祖宗显民洋。   

源自姬姓：出自黄帝之后西周王族，有三种说法其源均为周朝王室。源于周武王孙，叔虞次子，晋侯燮父之弟。晋武公时，封次子于杨称杨侯是为杨姓人的受姓始祖。源于周宣王子长父。宣王时期，周宣王姬静将子长父封到杨国，为杨侯，春秋时杨为晋所灭，其后裔以杨为姓。

源于晋武公子伯侨。晋灭杨后封杨地为大夫羊舌肸的食邑。羊舌氏出于姬姓因晋武公次子伯侨之孙突当时食邑于羊舌故以羊舌为姓。至晋顷公十二年晋灭羊舌氏食我的儿子杨道逃到华山，居住在弘农华阴，以祖宗封地杨为姓，其后代开基各地，成为杨氏繁衍发展的主流，史称杨氏正宗。

扩展资料：

杨氏典故〖歧路亡羊〗

“歧路亡羊”源于《列子·说符》。相传，有一次杨子（即杨朱，是战国时一位学者）的邻居丢失了一只羊，于是他派全家会去寻找，同时也请杨子的仆人帮着去找，杨子对此大为不解，感叹着问，失掉一只羊为什么要那么多人去找呢？失羊者说，因为歧路太多了。

可是他们找了一整天回来，杨子问找到没有，他们都叹息说没找到。杨子又感到不解，询问其中的原因，他们回答说：“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返也。“意思是说，歧路之中又有歧路，岔路太多，我们不知道羊往哪一条岔路上去，所以就回来了。

杨子听后感触颇深,家里的人感到非常奇怪，便问杨子：“羊是不值钱的畜牲，何况走失的羊又不是你的，为什么要这样心事重重的？”杨子听后并没有回答。可是这些话被站在一旁的杨子的学生听到了，他感慨地说：“道路因为岔路多，所以容易使羊丢失。

学者因为经常替别人打主意而往往为此丧失了性命，杨子的不快乐难道还不明白吗？”后来，人们用"歧路亡羊”比喻事理复杂多变，如果没有正确的方向，就找不到真理，就会犯错误。

-杨氏

                       -杨氏家谱

合川向家乃至整个大重庆的向家传人可能都是一个人——向天坤！

一代祖天坤公（生于康熙三年甲辰岁7月27日1664年7月27日戍时，系湖广辰州府沅陵县（今属于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第八都十三图四甲地名茶坪中村土地祠生长人氏，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壬岁天坤公携妻陈氏及五子（承富、承显、承焕、承义、承辉） 和孙子向应朝公等二十多口人搬移于四川东道重庆府合川来苏里十甲地名太和观侧居住，一代祖天坤公亡于雍正四年（1726年）九月二十二日午时，葬于太和寺院左侧山。

祖自入蜀，原有八个字派，后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清明前一日聚合族于太和观协议，立字派：

天承应正月，思仲国家兴；

显宗光大德，文学定朝廷；

太平开景运，安富长尊荣；

世代继厚道，永远发贤仁。

这是摘自我家祖传家谱，供各位宗亲参考。

　　据省、县地方志及村史记载：华宁车氏始祖车公讳朋，于明朝洪武29年（公元1396年）由江西景德镇，率眷属游氏、子廷凤、廷举来到华宁，在县城北隅华盖山下建窑制陶，成功烧制出白、绿、黄、紫釉色光彩、美观耐用的生活用陶、古建筑陶、玩具陶三大类产品。

　　车氏陶品深受世人欢迎，车公万分欣慰。经考察发现华宁陶土和燃料资源丰富，制陶前景广阔之后，车朋主动向帮助车家建窑制坯的高、仲、彭、汪等朋友传授制陶技艺，并极力倡导合股扩建新窑。此举促使华宁制陶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慈云寺碑文记载：“冶北里许华盖山下，大明洪武年间，有车姓者，由江西景德镇来滇卜厂于此，为生活计，继则高、仲、彭、汪因亲及亲，因友及友接踵而至，遂萃处焉……”。故华宁陶器从一姓创业，发展为十五六姓，随着大量产品畅销各地，邻近各县的经商者纷纷拥来华宁贩陶，在碗窑村自然形成了陶器交易市场——“窑街”。

　　今华宁陶器厂大门门联：“华盖山下祖先传技艺声名远扬，宁寿寺前子孙立壮志陶业振兴”。

　　由车公亲手点燃的制陶火炬，持续燃烧至今已六百多年从未间断，如今华宁陶器产品已远销东南亚国家。

　　相传车氏历代人丁稀少，到清朝中叶，乾隆时期，只有女儿，没有男丁，便招聘玉溪研和街来华贩陶的兆麟公入赘车氏，后生二子。长子继承车氏，次子世安还宗姓张。从而车氏子孙一家两姓。故尔张氏祖先牌位曰：“清河衍派历代昭（穆）祖考（妣）之位”，立车兆麟、张世安公父子为张氏华宁始祖。

　　车氏祖遗故居地址偏僻，人口发展世代均是男少女多。由于社会多次变革，车氏历代家谱散失，无法收集，谨据明末清初所立祖先牌位记载及长辈相传记忆整理，撰拟车氏家乘谱传后代，并为今后昭（穆）秩序不乱，特续拟定车氏昭（穆）宗枝排字辈如下：

　　“联正文明、德智体承，国盛家兴、云瑞天开”。

　　以上字辈，期望后代顺推取名，否则昭穆久远亲系不分，形若路人。

　　（后裔车文蔚1998年搜集整理）

　　始 祖 车公讳朋妣游氏

　　一世祖 车公讳廷凤妣赵氏 讳廷举妣孙氏

　　二世祖 车公讳泰珍妣黄氏

　　三世祖 车公讳仁

　　四世祖 车公讳应祥妣朱氏

　　五世祖 车公讳书妣王氏

　　六世祖 车公讳龙御

　　七世祖 车公讳铖妣向氏

　　八世祖 车公讳宰辅妣郑氏 宸辅妣郭氏

　　九世祖 车公讳馆妣王氏、张氏

　　十世祖 车公讳大载、大受、大任

　　十一世祖 车公讳贡妣姚氏、赵氏

　　十二世祖 车公讳兆麟妣车氏（清乾隆年间）

　　十三世祖 车XX（此后资料缺）、张世安

　　．．．．．．

　　近代车姓家谱

　　车万顺->车联玺、车联标

　　车联玺->车正国、车正昌、车正帮

　　车正国->车文彬、车文郁

　　车正昌->车文学、车文质、车文炳、车文蔚

　　车正帮

　　车文彬->车明元、车惠淑、车惠珍、车惠琼

　　车文郁->车明新、车明盛、车惠仙、车惠芬、车惠娜

　　车文学->车明孝、车明忠、车惠竹、车惠英、车淑芬

　　车文质->车明经、车明伦、车明礼、车琼华、车淑珍

　　车文炳

　　车文蔚->车明A、车明光、车明C、车明D、车明凤

　　车联标->车正发、车正德

　　车正发->车文星

　　车正德->车文鸿、车文明

　　车文星->（不详）

　　车文鸿->车明荣、车明贵

　　车文明->（不详）

　　张世安 ．．．．．．->张德隆 ->（不详）

　　车明光书法摄影博客：http://chemg0911blog163com/album/#p1

　　车明凤/车药师博客：http://blogsinacomcn/phoenixcmf

　　本帖于[2008-04-05 15:46:47]被作者编辑

第一世（始迁）文友 相传为旺公之子雅好孔子春秋元末避乱隐于巢湖之滨诗书教子不求闻达实高尚之流也因子永安永忠功赐封侯爵妣□氏子五人长永清次永坚三永宁四永安五永忠

第二世永清 文友公长子元至正年间举人明洪武初以本生子升贵赠明威将军公笃嗜诗书隐居不仕妣邵氏封大德人相传其后嗣多半徙居苏州枫桥及湖北武昌府

第二世永坚 文友公次子巢湖水军主要指挥者之一后投奔陈友谅仕汉汉灭后隐居湖南湘阴前四子迁回湖北其余子尚居湘阴

第二世永宁 文友公三子元至正进士候补县丞明初后裔迁回湖北

第二世永安 生于1320年卒于1366年字彦敬文友公四子洪武初封楚国公后改封郧国公妣林氏龚氏无子以长兄永清公子升承嗣祥

第二世永忠 文友公五子生于1323年卒于1375年妣王氏一子权又妣何氏一子志广（见广东南雄廖氏族谱）明初封德庆侯后裔散布湖北、湖南长沙、广东南雄、广西等地据传江西、四川临水县也有其裔

第三世升 永安公继子生于1335年卒于1426年荫封指挥使妣夏氏子四人长基次垕三矶四垣建文四年受侄儿镛，铭案牵连发配广西戍边公元1225年获赦还乡湖北

第三世权 永忠公子生于1347年卒于1385年妣徐氏花氏王氏明初以功臣子为散骑舍人洪武九年从冯胜练兵西安十一年从御史大夫丁玉征松叠等州克之十三年袭封德庆侯十四年从颖州侯傅友德征云南十五年领兵守毕郡寻守泸州十六年夏五月召还十七年夏四月癸已以疾卒子四人长镛次铭三钺四钟

第四世基 升公长子妣□氏子三人长子承庆次子善庆三子余庆

第四世垕 升公次子子嗣失考

第四世矶 升公三子子嗣失考

第四世垣 升公四子子嗣失考

第四世镛 权公长子生于1367年卒于1402年袭封德庆侯官至都督妣方氏据《廖姓史话》载其孙廖垂远从江西迁湖南长沙按公与弟铭同受学于方正学先生先生被难二公笃师弟谊收其尸瘗于聚宝门外山上遂同坐死并追去所赐铁卷金章母女谪发浣衣局子侄俱发充奉义金山两卫军史称被逮时母王夫人泣送之曰今日之事皆好读书所致此后家人切勿读书二子泣顾曰此事非读书人不能作传语后代儿孙益当读书云厥后金陵建方正学先生祠二公皆配享焉

第四世铭 权公次子事略同镛公妣李氏后世迁湖北潜邑黄中垸

第四世钺 权公三子袭封指挥使死于广西戍所妣□氏子嗣无考

第四世钟 权公四子隐居湖南华容

第五世承庆 基公长子袭封指挥使妣□氏子三人长奉次春三泰按公以方正学先生案株连发充广西奉义卫军田宅金章铁卷尽被追去宣德时观察某奏请清勾靖难罪名旋赦还复官职公在戍日夜哭泣竟以瞽废辞不仕复触朝廷怒发守凤阳陵寻卒

第五世善庆 基公次子卒于广西奉义卫军戍所子嗣失考

第五世余庆 基公三子子嗣失考

第六世奉 承庆公长子妣□氏一子赞

第六世春 承庆公次子子嗣失考

第六世泰 承庆公三子正统举人官山东钜野县教谕升河南河间府教授妣□氏子三人长许次谊三让按廖氏自元末迁巢湖户族流离谱牒失传公始搜订之承先启后实有大功焉

第七世赞 奉公子子嗣失考

第七世许 泰公长子妣□氏子二人长世兴次世华

第七世谊 泰公次子明廪膳生妣向氏子一人世昌

第七世让 泰公三子后裔徙居寿县安丰圹廖家老圩（详见寿春廖氏宗谱）

第八世世兴 许公长子妣□氏一子伏亨

第八世世华 许公次子子嗣失考

第八世世昌 谊公子明庠生妣韩氏子三人长伏初次伏元三伏思

第九世伏亨 世兴公子妣□氏子嗣失考

第九世伏初 世昌公长子妣□氏一子自勉

第九世伏元 世昌公次子字柳溪明庠生著有柳溪集公自凤阳陵戍所迁居寿县东乡王叶巷坊因以廖家湾名葬于本村前卯乙过峡转巽卯山酉向妣宋氏合墓一子自新

第九世伏思 世昌公三子妣□氏子二人长自成次自功

第十世自勉 伏初公子妣□氏二子长必登次必选

第十世自新 伏元公子字守畦明庠生附葬伏元公墓左侧妣刘氏合墓子三人长严次秀三实

第十世自成 伏思公长子妣□氏一子必春移居怀远廖家巷

第十世自功 伏思公次子子嗣失考

元朝统治者把全国人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是蒙古人，社会地位最高；第二等是中亚细亚人（色目人），社会地位次之；第三等是汉人，即原属金国统治下的中原人；第四等是宋王朝的遗民，蒙古贵族称之为“南人”，地位最低。铁木真曾规定：凡杀死豪古人的，须偿命；杀死色目人的，罚80两白银；杀死一个汉人或南人的，只要交一头毛驴就可以了。蒙古贵族统治者将“汉人”和“南人”每20户编为一“甲”，首长叫“甲主”，由元“政府”派蒙古人担任，这20户人就是“甲主”的奴隶，财产和妇女任由“甲主”享用。蒙古统治者还禁止“汉人”和“南人”打猎，不准“汉人”和“南人”练武术和持有兵器，连赶集做买卖、拜佛集会、夜间出门行走也被禁止。蒙古贵族又特别崇拜喇嘛，任他们为所欲为，于是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活佛”，却是“汉人”和“南人”的灾难。他们所到之处，随从如云，或强占民宅，或强占民女，或勒索财物，或挖掘坟墓**金银珠宝……。为避乱，文友公举家辗转来到巢湖水边。适值江淮大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反抗元鞑的暴虐统治，也为保一方平安，文友公五子永清、永坚、永宁、永安、永忠在巢湖建立水寨，训练水兵，扯起义旗。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5月，朱元璋义军驻和阳，欲渡江发展而苦无舟楫。永安兄弟和俞廷玉父子相约投奔朱元璋，元璋大喜，曰“天助我也！”亲自迎接永安等于巢湖水寨。得到这千余艘战船，万余名水兵，特别是永安兄弟和俞通海兄弟皆才勇之将，长于水战（明史称永安为水杰），朱元璋的起义军如虎添翼，声威大振，攻城掠地，所向披靡。终于摆脱“高筑墙、广积粮”的被动防守局面，转入积极进攻阶段。

从1355年到1368年的十三年中，永安、永忠任正、副水军统帅（永安陷吴后，永忠任水军统帅），协同徐达、常遇春、汤和等陆军将领先后打败元中丞蛮子海牙，灭掉汉陈友琼、吴张士诚，又讨降方国珍、陈友定进克福州。使得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成为朱元璋的势力范围。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了明王朝。

洪武元年（1368年）永忠拜征南大将军，由海路取广东。东莞伯何真归降，至广州又降元将卢左丞，擒海寇邵宗愚而杀之，广人大悦，广东悉平。接着进军广西，在梧州降元达鲁花赤拜住，继而攻克南宁、象州，广西悉平。洪武三年，永忠从徐达北征，攻克察汗脑儿。洪武四年，从汤和帅舟师伐蜀，败夔府守将郭兴，智取瞿塘关，擒同佥蒋达等八十余人。继而帅舟师直捣重庆、铜锣峡，蜀主明升投降，又招谕成都守将戴寿、向大亨等归降，蜀地悉平。洪武五年，从徐达北征，收复和林。洪武六年帅舟师扫荡盘据在沿海岛屿上的倭寇（日本海盗）大胜而归。

由是可见，永安、永忠兄弟的战迹几乎遍中国，尤其在长江流域，华南、西南诸省战功最为显著，堪为开国元勋。朱元璋曾亲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之悬于门上。又在“平蜀文”中褒其功，有“一傅二廖”之语（傅是傅友德、廖即廖永忠）。洪武初封永安为楚国公后改封郧国公，封永忠为德庆侯。一时廖家成为应天（南京）的名门豪族。

事态有变。永安攻打张士诚部和徐达攻克宜兴，乘胜深入太湖与吴将吕珍战时，战船搁浅，后续部队迟来一步，永安被俘。张士诚爱永安文武全才，欲招降之，不从而被囚，八年后死于吴，吴平后，灵柩运回南京，太祖迎祭于郊。葬于钟山，因功配享太庙。

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永忠“功超群臣”，为何不封公爵而只封了次一级的侯爵呢？

先前，朱元璋起义初期，因羽翼未丰，多次得到明王救援与庇护，朱元璋便拜明王为主而称臣，后来明王日渐式微，无奈之下，遣使谕元璋欲移驾应天，到元璋的地盘上来。元璋一面“恭迎”来臣，一面派永忠驾舟迎驾。至瓜步，船翻，小明王韩林儿淹死。这件事有些蹊跷。永忠舟可渡海作战，怎么会在太平水域翻船？永忠加害小明王自己又能落得什么？无论将来是明王称帝还是元璋称帝，永忠都只能是一个臣子。所以，明眼人一看便知究竟。由于只有永忠最了解内情，恐怕也就埋下了隐患。果然不出所料，如果“故止封侯而不公”也就罢了，洪武八年（1375年），终以“坐僭龙凤”被赐死，年仅五十三岁。当然，当年的功臣名将在朱皇帝坐稳天下后都没有好下场。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是也，火烧庆功楼在所难免了。

永忠死后，子廖权于洪武十三年嗣侯，十七年卒。权公子廖镛以嫡子为散骑舍人，累官都督。建文时惠帝常与议兵事，宿卫殿庭。可见廖镛在朝廷中的地位。不久，燕王朱棣兵变，攻克南京，建文逊国。忠于先皇惠帝的一班臣子一个个被杀。大学士方孝儒首当其冲，灭九族。廖镛与弟廖铭曾就学于方孝儒门下，见方横尸暴野，便收其遗骸而葬之，也被论死。灭九族，又加上学生一族，成为历史上“祸灭十族”的先例。这一次灾难非同小可，不仅田产宅第均被没收，还追回皇家先前赐予的铁卷、金章、第钺，所有男丁如三弟廖钺等一律充军边陲，妻女谪发浣衣局，沦为皇家奴。从此金陵廖家再无踪影。

廖家经过两次杀身之祸，死的死，充军的充军，能逃的则逃，又加上不断迁徙和军旅生涯居无定所，便形成后来支脉数省的罕见局面。

（一）廖承庆迁居凤阳，安徽廖氏家族

永安公无子，兄永清公子廖升过继而嗣之。升随永安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永安死后，升嗣公爵，授予指挥佥事。侄儿镛、铭惨案后，升公也受牵连，虽年事已高，仍被发配广西戍边。1425年，仁宗继位（年号洪熙），谕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边，余放还。”这该是建文时殉难诸臣家庭命运的一次转机。这时廖钺已死于边塞。升公除留下长孙廖承庆继续戍边，其余子孙皆获释为民，得以返回故里。宣德年间（1426—1435），宣宗为安抚死难诸臣的后裔，颁诏赦免诸臣，承庆公感慨先祖们的悲惨遭遇，终日恸哭，对恢复官职已心灰意冷，婉言拒绝了皇家的任命，这下又触怒朝廷，以其积怨未消，再贬凤阳守皇陵，从此便在这里扎下根。

经过数世繁衍生息，九世祖廖伏元（字柳溪）深感生口日繁居所紧缺，便将自己这一支及弟伏思一支迁到当时寿州东乡，现在的淮南市廖家湾，聚族而居，成为当今的淮南廖氏家族。大概与此同时，七世祖廖让公的后裔迁到寿州南乡，今寿县廖家圩定居，形成寿县廖氏家族。十世祖廖自功又自廖家湾迁到怀远县廖家巷成为淮南廖氏的一个支脉。十三世祖廖应桢迁到今日长丰县水家湖，后裔成为淮南廖氏又一支脉。自一世祖文友公起，在安徽的后裔到目前已传至二十二世到二十八世，其中人口最多的当属二十五世。

（二）湖北永清公永坚公永宁公永忠公后裔

据我谱载，永忠“其裔半在庐州府，龙池支谱载其子迁居湖广武昌府及四川顺庆府临水县或亦有所据也。”近查“湖北仙桃市廖氏谱（光辉和利和于2007年元月4日去湖北调查，复印仙桃市廖氏宗谱首卷一册），使我们对这一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二世祖廖永清（派名道清号永德字子芳）元至正举人，分发湖北侯补粮捕府，二世祖廖永宁（派名道恒号永定字竹斋），进士，侯选县丞。见江汉之间田肥美，民殷富，便在梅子山前（今武汉市境）建立家园。我谱载文友公“雅好孔子春秋，诗书教子，实高尚之流也”。可见当时廖家是书香门第、功名之家。时值元末大乱，地方上的土匪盗贼乘隙横行乡里，生灵涂炭。为避乱，“乃至父母兄弟各异”。我们知道便有了文友公举家迁徙巢湖之举。明初大定，社会秩序大大好转，洪武二年，永清、永宁年事已高（1355年永安兄弟投奔朱元璋时，最小的永忠已三十二岁，到明朝建立时已四十五岁，可想永清、永宁这时都很大了。）便又回到湖北的家园隐居起来。永坚公曾在陈友谅部下做过事，汉灭后，隐居湖南湘阴。永坚公前四子后来也迁回湖北。仁宗大赦时，廖升率子孙（廖钺已死于边塞）也是回到湖北，当今湖北廖氏人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后裔。

据湖北八县廖氏联谱记载，后裔分布如下：

廖永清（湖北谱记为兰山，派名道清，号永德）生子六：瑾、瑜、瓒、瑨、瓘、琛。瑾、瑜不知去向。瓒（即廖升，永安嗣子）生子六：辅显、辅谟、辅翰、辅贤、辅明、辅仁，后裔散居汉川、沔阳（仙桃）、天门、潜江、监利、应城、荆门、嘉鱼、蒲坼、钟祥、孝感、汉阳等地。总人口最多的为仙桃市，人口最集中的是天门市。瑨公的后代聚居于潜江渔洋镇。瓘公的后裔居于潜江的袁硚和周矶。琛公后裔居于监利新沟镇。

廖永坚生子六：远、逵、通、达、遂、运。前四子后来由湖南湘阴迁回湖北。远、逵、通的后裔分别聚居京山、潜江、当阳。达后裔居荆门、钟祥等地。

廖永宁（湖北谱记为旭山，派名道恒，号永定）生子三：玮、璜、玺，后裔分别居于天门市的渔薪镇北千弓、石河镇海湾村、汪场之廖家河岭，还有一支迁襄阳。

（三）湖南永忠公和永坚公后裔

永忠公和永坚公在湖南的后裔，现已清楚的有六支：

一是永坚公的第五、第六两子遂和运没有回到湖北，其后裔居于湘阴。

二是永忠孙镛、铭、钺、钟的后裔，聚居于华容东山乡及湘阴等地。

三是永忠的六世孙，廖镛曾孙廖垂远，明正统年间由江西吉水县迁居湖南长沙市湘春门北门正街，形成一个廖永忠世系。其中第十世廖国遴，明朝末年官户部给事中，国遴的侄子廖远度是文学家。

四是郴州市宜章县栗源镇廖氏。据该地谱载：廖永忠有子三：邦佐、枚佐、从佐。邦佐始封御营指挥。洪武九年随黔国公平云南，公出力建功，奉召镇守长沙兼摄茶陵卫，殁于王事。妣符氏、马氏、许氏、阳氏，生子六：则斌、则善、则卫、则和、则忠、则华。后裔聚居于栗源镇石波潭村等地。历代功名鼎盛。早年建有永忠公祠，2008年重建。

五是永安公后裔，明洪武时迁长沙城，随迁长县白箬乡长冲及城南外烂泥冲。至1949年族人已有12000余人。宗祠设河西长冲。

六是永忠公后裔，明洪武年间由江西南昌徙居湘阴黄谷县，至1948年已传23代，共有4000余人。分布于归义乡丝塘、河市乡。宗祠在黄谷乡。

（四）广东永忠公后裔

广东廖氏这一脉主要有三个支系：

一是南雄支系。1368年（洪武元年）征南将军廖永忠帅舟师抵达广东，东莞伯何真率众官出迎，见永忠真英雄豪杰之士，便将女儿嫁给永忠。广东平后，奉太祖令进军广西，按当时制度，妻女不准随军，便将何氏寄在东莞，此时何氏已怀孕，后生子名志广。1375年，永忠死时，志广才七岁，何氏贞节不再嫁，携幼子定居南雄，志广成年后修祠于南雄珠玑巷，到1988年已传至23世，成为一个典型的廖永忠世系。

二是清远支系。据清远市《永忠廖公宗支族谱考》记载，广东清远市即今清新县珠坑坪杉树嘴又名雷公潭有永忠墓，清远滨江池水岭背村有永忠祠。公有夫人康氏、何氏、吴氏等。其中康氏生三子：尚英、尚俊、尚奉，后裔聚居清远。传到四世祖国谅后，陆续有部分后裔播迁广州市、韶关、黄埔、乐昌、越南等地。

三是怀集支系。明朝成化年间，永安、永忠后裔登宝等人由湖南邵阳迁来，至今已传二十五世，聚居于怀集县西北的兰钟镇。在后岗村曾建有宗祠一座。

（五）广西永忠公后裔

明初，南方岑伯颜不服明朝统治，仍坚持元朝体制，待广东平定后，征南将军廖永忠奉命进军广西，降服岑伯颜。至此，明朝基本上统一了全中国。洪武三年（1370年）永忠班师回朝，这次征南共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广西期间，永忠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安民兴业，民感其惠，为之立祠。永忠的部分后裔也便在广西安家落户。子孙昌盛，遍布南宁、武鸣、隆安、平果、田阳、上林、天等各地。先祖廖以庄官云南大理寺少卿，廖受珍官监察御史，廖应先官至中宪大夫。

另外在广西平南县东华乡也聚居有廖永忠后裔，据史料记载其始迁祖是日正。日正的祖辈是廖广，号君门，封千总军门提督。日正四兄弟：日正、日照、日闪、日升。日正生于明末清初乱世之中，为避战乱，随祖母来到阆口三甲落籍。日照后裔分布于安怀镇、官成镇、怀城镇、思旺镇以及柳州、象州等地。日闪嗣子其昌的后裔除居住平南县东华乡外，大部分分布在藤县大黎镇、东荣乡以及蒙山县陈塘镇等地。

又据广西平乐县廖氏族谱载：廖源广(1450～1528)，字泰弦，号绍堂，明代人，永忠曾孙，奉旨率师统兵进伐九洲楠木洞(今广西东部一带)，镇剿苗民叛乱。平定叛乱后，被皇上封为廖太尉征南将军昭灵太师金毗六殿显惠侯王，受命镇守九洲楠木洞。因爱此地山水秀丽，遂于弘治五年(1492)带领兄弟子侄从湖南衡州府清泉县珠玑巷(原名猪鸡巷)迁居昭州(今广西平乐县)东乡里榕津仙宫寨立寨创业。至今已生殖繁衍了22代后裔，分支遍布平乐、钟山、荔浦、恭城、贺县、昭平等六县的五十多个村庄，人口约有三万余。

（六）云南廖永忠后裔

云南板桥廖氏是廖永忠后裔，开基祖是应寿，由四川泸州迁至云南镇雄不受县平坝立业。应寿一子尚珍，尚珍生七子：明忠、明时、明政、明义、明和、明孺、明智。从应寿至今已传13代。字辈是：应、尚、明、君、联、启、发、仁、正、万、天、国、元、延、绵、永、世、洪、忠、怀、文、凤、登、朝、彩、兴、德、顺、祯、祥。

700年间，文友公的裔孙遍布大江南北，纵贯数省，播迁全国各地。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永安等兄弟的不平凡经历形成的。据我谱记载，永清公尚有一支后裔迁苏州枫桥，承庆公尚有留在凤阳的后裔，据传江西龙南和四川境内也各有永忠的一脉。这些都还未证实，或许今后得力于信息技术的发达，更由于廖氏子孙的努力，会很快水落石出。

二。谱牒

自文友公迁居巢湖传四世至镛、铭二公，因受其师方孝儒案株连，家破人亡，宗牒散遗，传六世至泰公(官河南河间府教授)搜集史料始修宗谱，承前启后，功莫大焉。传至乾隆年间，旧谱存于十九世蘧风公（廪生）处，可惜毁于东邻一炬。所幸二十二世所称公（岁贡生）手录之谱稿犹存，复订而修之，公挽我谱厄运于一旦，功亦大焉。清宣统年间，二十一世绍董公偕众叔伯、兄弟、子侄采访手录而藏之，为以后续修家谱做了大量工作。

1、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移民以湖广行省、贵州行省等地为主，人口达到100余万。据考证表明，这次移民，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迁移往四川，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一）湖广填四川:川北以陕西为主，川东以湖广为主，四川盆地西部以广东人为主。陕南以两湖为主。

（二）江西棚民与客家人:赣南山区来自福建汀州和广东；赣西北类似但形成“南客北湖”局面；赣东北，以福建与本省南丰为主，另有徽州人，直到浙西浙南。

（三）湘东边界:福建广东客家人移去。

2、历史背景

《四川通志》《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陕南包括如今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清初，这里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这里人户稀少，田地大多荒置，呈现出一派“虎迹狼蹄多于人迹，千里幅员。大半黄茅白苇”的荒凉景象。群山环抱之中的陕南，其封闭的地形并未让它免遭战乱的困扰——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失败、明朝政权的垂死挣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乱，陕南都被殃及。虽然在明代有大量流民曾进入秦巴地区开荒种地以求谋生，人口有所增加，但历经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人口锐减。陕南受害之烈，比四川有过之而无不及。《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汉阴县有户六百七十，口三千五百七十六”。明末农民起义，清初吴三桂反清，陕南均是大战场，人口锐减。《嘉庆汉阴县志》：明末汉阴县城“破颓者仅存十余间”，“土著无多，所存十之一、二”。原本就人烟稀少的陕南各地，此时更成极度荒僻之地。丘陵山地固不待言，即使河谷地带也人口稀缺。这点从康熙初年陕南部分府县的编户里数也不难看出：汉阴4里，旬阳4里，镇安2里，商南1里，山阳2里，平利1里，白河1里。由此可见清初陕南萧条荒敝之程度。据移民史专家曹树基估计，当时陕南大约有70%的人口或死于战乱，或转徙他乡。

湖广填四川 文献当然，此次“湖广填陕南”除采取优惠经济政策招徕移民外，朝廷还采取了强迫迁移的政策，顺治、康熙两朝，朝廷两次强迫迁海，使福建、广东、江浙等濒海居民辗转迁入内地。移民历经千辛万苦进入秦巴山地，大致是由东至西，先自平原，再进深山。至乾隆年间，移民基本上填充了汉水谷地和秦巴山地的老林地区，陕南的移民潮流，大致在道光年间进入尾声。

在这次移民浪潮中，前文提及的湖南长沙吴氏家族的部分后裔也成为这支移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氏始来陕南只有吴尚锡一人，进入汉阴堰坪后站稳脚跟后，立刻回故里招徕其他吴氏四大房族。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三十四年（1769），长沙吴氏家族五大房（高桥坝房、金井房、柳充房、大路房、高塘房）陆续迁徙到陕南，前后历时十四年之久。到咸丰年间，吴氏后裔在陕南者“丁口见千三百余”。直到现在，吴姓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吴氏宗族的人口在陕南的繁衍、增长其实也就是陕南地区人口在清朝中后期爆炸性增长的一个缩影。

汉水谷地与秦巴山地在乾隆至道光的近百年间接纳了大量移民，致使移民在当地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清初朝廷的招抚垦荒和强迫迁海政策使汉阴县人口从明万历朝的3570人猛增到清朝道光朝的123300人，成为“十家九客户，百年土著无”的“五方杂处的”移民区。据各种文献资料，至道光年间，陕南各地客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在80—90%。到达陕南并定居下来的客民，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其中以湖广最多。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到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由此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

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使陕南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他们的耕作方式及蚕桑、茶叶、苎麻、纺织等农副业生产堪称为南方移民开发山区的典型。习惯于水田耕作的南方移民并不满足于在坡地上种植旱作物，而是利用他们原有的耕作经验，在其定居之地，修筑渠堰，饮水灌溉，种植水稻。这种情况遍及整个陕南。吴氏迁陕第三代裔孙、位至候铨知县的吴敦品为其家谱《先德录》所撰文“质美公行状”篇中介绍：

当是时，堰坪田无几，而秦俗又不谙沟泄之法，待雨以田，无雨则田石，于是相戒无田。公乃为杨氏及居人力言疏导堵泄之利，度远近沟渠道，深塘陂时蓄泄。杨用以饶，渠用以昌，不数年，堰坪山麓皆垦为田……若汉阴以南水利，实多我公绍之，夫吴氏乐利百年哉。

初来乍到的吴氏先民来到堰坪后，面临的是整片的山坡，本来就少地的堰坪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适宜种植的土地，而当地人也是靠天吃饭，有雨水就种植，没雨水土地就就荒废着。当时的艰辛可想而知，但吴氏先民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当地人兴修沟渠，垦荒造田，年复一年的围筑梯田，因地制宜的把南方的水田耕作方式嫁接在海拔500至600米的山坡上。修筑梯田始于乾隆年间，历经数代人营建，历时一百余年，至今250多年的历史，吴氏先民凭借着汗水和智慧开垦万亩梯田，谱写了一个家族波澜壮阔的百年移民垦荒史，成为清代前期湖广移民迁徙陕南生息繁衍的历史缩影。

“亩金有沃土，山中岂乐乡。所幸宜五种，食不止稻粱。”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不仅促进了陕南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使陕更加趋向于“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成为一个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1]

3、形成原因

长期战争

湖广宗祠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税收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明末清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湖广宗祠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1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桂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厮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4、迁移详情

迁移背景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允许条件

湖广填四川纪念活动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从地理位置来看，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主要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迁移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湖广填四川

管理措施

湖广填四川(3)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姓氏简介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第九,潼南县。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向氏家族迁往潼南,铜梁等区县,此外南充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5、迁移影响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

资源破坏

湖广填四川后的城镇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物种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