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阜阳口孜李氏家谱

原字辈谱：广长元（玉）秀。振（士）启永庆。

后续悲谱：春华祥瑞。泽运德明。立显国光。作新成宏。荣仁开胜。兴兆延英。

后续李氏辈谱：由现任阜阳红旗中学校长李振川于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编写，如我族不论年岁长幼、辈份高低，对续谱无异议。本续谱作为李氏家谱在继宗振族开始传用。本族谱由李士林于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发布。

一通石碑留存成吉思27

中牟东漳南2里许校氏祖坟古碑上的文字已漫漶不清，但根据可知的文字分析，校姓可能是蒙古皇族后裔。

今年5月，《西夏遗民扎根濮阳》一文见报后不久，记者就接到来自中牟的校立纬先生的电话。校先生说，他家祖坟位于中牟东漳附近，那里竖立的一通清代石碑上，刻有几行隐约含糊、让人不明就里的文字，一位著名的元史专家曾据此做出初步的鉴定：中牟校家是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的后裔！

拔都是蒙古西征统帅，后来在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了庞大的钦察汗国（也叫金帐汗国），他的后裔怎么会定居在黄河之滨？中牟校姓现在的民族身份都是汉族，相貌、语言、生活习俗也都与汉族毫无二致，如果真的是蒙古人后裔，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什么没能留下更多的家族史料？

校立纬说，他们没有濮阳“西夏村”那么完整的家族史料，跟新安李春光家族一样，到目前为止他们能够找到的依据，只有那通墓碑。而墓碑上简略的文字语焉不详，留下重重疑问。

为了解开这些疑问，校先生努力了20多年，因找不到更多的第一手史料，至今还没能完全弄明白。校先生说，他给媒体联系，没有任何炒作的目的，只是希望借助大河报广泛的影响力，获得一些有关其家族的新资料，帮助他解决这些家族疑问。

咄咄怪事“较姓”全体改为“校姓”

俗话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可见中国人对姓氏的看重。对于中国人来说，姓氏不只是个符号，更是一种血缘的纽带。一般情况下，没人会把自己的姓改了，即便由于某种原因改了，第二代或第三代也会改回来。但清代乾隆年间，中牟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两个村的“较姓”人全部自愿改姓为“校”。他们为什么改姓？这成为中牟县志的一宗迷案。1982年，中牟的校立纬先生发现这一现象后曾百思不得其解。

幼年时，校立纬就听长辈说，校姓是“鞑子”，元朝灭亡时逃难到河南的。1982年，因偶然原因，30多岁的校立纬萌生了追根溯源的念头。他先到北京图书馆查元史资料，没有任何结果。回来后找校姓老年人询问，得知东漳南2里许的校氏祖坟还幸存有一通石碑。

“□□元时□□藩服食邑山西洪洞县浩繁□□□□趁在草莽册牒沦亡各以封号记族遂□校氏厥凌□□□至□□□科校郡庠邑庠校较互见之后□莫不报捷□□□子子孙孙一见之后知校较虽异但□□□本”

这是20多年前，校立纬从祖坟墓碑上抄录下来的文字。墓主人叫校秀书，是清朝乾隆时人，墓碑立于嘉庆年间。因风蚀严重，墓碑上的不少字漫漶不清。他先后去了三次，蹲在碑下仔细辨认，才把能认的全认出来了。

对于这段铭文，校立纬最先感到疑惑的，是自己的“校姓”与“较姓”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后来在河南省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查阅中牟县志，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之前，县志记载有19个“较姓”人士的事迹，如“较于亲”、“较遂养”、“较尉侯”、“较务本”等，没有一个“校姓”人士；而此后，县志上出现了10多位“校姓”，如“校儒道”、“校儒魁”、“校无违”等，却再也没有出现过“较姓”。这些“校姓”人从何而来？原来的“较姓”人哪儿去了？

继续翻阅县志，校立纬发现一些相关地名也发生了变化。县城南边的“较庄”改为“校庄”，而东漳附近的“较家岗”改为“校家岗”。

种种情况表明，中牟的“较姓”主动放弃了原来的姓氏，全部改为“校姓”！

是什么原因让整个家族的人全部换了姓氏？巧合的是，校家祖坟那块墓碑的主人校秀书就生活在乾隆年间，而那段铭文应该是打开中牟“较姓”全族改姓之谜的钥匙。

按照铭文记载，改姓发生在“校较互见之后”：乾隆年间的某次科举考试中，中牟的较姓与外地的校姓不期而遇，他们都很清楚自己源自同一祖先，从元朝末年到清朝乾隆年间，他们已经失散了300多年，但双方相见之后竟然欣喜若狂，“莫不报捷”，向各自的族人报告这一喜讯。大约外地的校姓为长，以至于中牟的较姓经全族商议，举族改了姓氏。

300多年的时光不仅不能相互隔绝，反而产生强烈的认同愿望。是什么样的血缘亲情和家族经历能酝酿这么大的力量？

按照墓碑铭文所说，“较”、“校”都不是他们原来的姓氏，而是“各以封号记族”，出于某种需要，他们必须刻意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元朝末年，说自己变为“草莽”、需要隐藏身份的是什么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像中牟校姓家族世代相传的那样，他们是“鞑子”，是蒙古人。元朝末年，民族矛盾极其尖锐，民间流传的用月饼传讯“八月十五杀鞑子”，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形。

“较”、“校”形相似，音相近，大约是逃匿到中牟的这支取“较”音，而另外一支取“校”音，所以相见之后中牟这支“矫正”了一下。

这时已是满清的天下，他们不需要太多避讳，所以才有机会和心情从容相见。

对于墓碑的主人校秀书来说，这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所以他的墓碑打破常规，在碑的正面刻下铭文，记录此事。

专家分析校姓可能是蒙古皇族后裔

“□□元时□□藩服食邑山西洪洞县浩繁□□□□趁在草莽册牒沦亡各以封号记族遂……”

对校立纬来说，墓碑上这短短的几十个字还存在太多的疑问。根据墓碑和家族传说，虽然依据不很充足，也可以初步判断中牟校姓是蒙古人的后裔。但校立纬追根溯源的心愿还远远不能得到满足，能不能对家族的来历有进一步的了解呢？他先后拿着简短的铭文向元史专家请教，虽然碰过壁，但也有专家给他做出了认真的答复。

南京大学教授高荣盛的回信，让校立纬了解到一个重要的信息：按照墓碑记载，校姓祖先的确如传说的那样，是位藩王。

高荣盛教授说，“食邑”指封地；“草莽”相对于“在朝”而言，指平民百姓，意思是元亡后该王成为一般百姓；“册牒沦亡”，是说家谱散失；“封号”应指该王的封号。

高教授说，铭文所说的“藩服”即“藩属”，一般指诸王或者属国，但不一定指蒙古藩王。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查出当时山西洪洞县是谁的封地，以及后来有什么变化。

这位著名教授耐心的解答，消除了校立纬许多疑问。问题的关键就是查出当时山西洪洞县是谁的封地了。继续查找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包括洪洞在内的山西南部一带，是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的封地！拔都是蒙古西征的统帅，是庞大的钦察汗国的建立者。他怎么会在山西有封地？

校立纬在网上查找到另一位元史专家，希望得到帮助。但那位专家没同意。校立纬在网上看到了他的网址，只管把铭文发了过去，希望能引起他的兴趣。结果一周后专家就回了信，他对铭文具体字眼的解释与高荣盛教授相同，对洪洞县的问题解答是：

“洪洞县元初属平阳路（后改晋宁路）。1236年，元太宗窝阔台（成吉思汗第三子）把平阳路分给其兄、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拔都家族为封地，后来拔都又把这块大分地细分给各支子孙。拔都及其后裔在今俄罗斯立国（史称钦察汗国或金帐汗国），但仍享受分地的部分赋税（五户丝和包银），并且可以派自己的下属到分地担任达鲁花赤，可能也有某一支王族中的某人来到分地，并定居下来。”

这位专家希望校立纬提供更多的史料，以便帮助确定其族属。几天后，专家又来了一封短信，表现出谨慎的态度：“我的意见只供你参考，因为没有看见你家原来材料，不能断定，所以请你不要据此宣布说是我的鉴定。”

专家的指点给了校立纬很大的帮助，但专家嘱咐他做的事情，其实他早已做过，多年来在家族内反复询问，也没查找到家谱资料，大概都散失了。而能查找的地方志他也都查过，第一手的资料只能等待机会去发现了。

蒙古皇族后裔怎么来到了黄河边？

蒙古人有个习俗，长子成人后分给他一些牛羊，让他远远地走开；老二成人后也分给他一些牛羊，走得较近；最小的孩子跟父母住在一起。成吉思汗分封诸子，也遵守了这个古老的习惯，把长子分封到了最远的地方。

如果中牟校姓真是拔都的后裔，他们本该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在俄罗斯200多年后，他们也应该成为当地的居民。他们怎么来到了中国，来到了黄河边？

关于这个问题校立纬还没找到任何直接的资料。只能根据史料做一些合乎逻辑的推测。

拔都有四个儿子，从现有记载看，只有他的长子撒里答曾经到过中国。

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有矛盾，长子术赤系与四子拖雷系友好，而与二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系不睦。1248年，贵由汗去世，此时拔都已成为年纪最长、最有实力的宗王，他帮助拖雷的儿子蒙哥（忽必烈之父）继承大汗之位。1251年，蒙哥正式即位后，拔都派

他的长子撒里答不远万里回蒙古本土朝觐。1255年，拔都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营帐中去世，蒙哥任命撒里答为钦察汗，返回汗国继承汗位。据西方史书记载，撒里答在回家途中，或者抵达伏尔加河畔不久就去世了。

由于拔都的势力在西方，中国的史书对他的家族记载极少，而西方史书则有大量记载。拔都的四个儿子中，二子、三子后裔世系记载得很清楚。四子年幼即去世，没留下子嗣，而关于撒里答则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他没有儿子，有的说他至少有两个儿子。

校立纬据这些资料推测，当初撒里答回来朝觐蒙哥时，是带着家眷的，或者他在这里的一两年又娶妻生子，当拔都死讯传来，他走得肯定比较仓促，顾不上带家眷。而不幸死在半路，或者刚到伏尔加河就去世了，没来得及派人接家眷，所以他的后代就滞留下来，无家可归了。蒙哥汗念及两家情谊，就安排他们到拔都的封地——平阳路居住，这支拔都后裔就在山西洪洞县定居下来。

而元朝灭亡时，作为蒙古皇室的远亲，既得不到照顾，又面临极大危险，不得不隐姓埋名，远遁他乡。

根据查找到的资料，校立纬大致了解了当时的路线：整个家族先逃到了河北栾城，然后其中一支再南逃河南，最后落脚在中牟。墓碑铭文所说的“校较互见”的“校姓”，就是河北栾城的一支。他曾写信与河北栾城校姓联系，对方回信说，老人们都知道河南有个校家岗，有的还听上辈儿传说与河南校姓有过来往，他们的家谱也失传了，有人说是河南校姓拿走了。

校立纬说，元朝末年逃难时家族人口可能足称“浩繁”，不像别的移民那样形单影只，孤苦无依。落脚中牟这支，一到中牟就建了两个村庄，一个是县城南边的“较庄”，一个是东漳附近的“较家岗”。由于家底厚，他们很快就发展为当地一大望族。一般情况下，他们应该留下相当丰富的家族资料，但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个非常时期，如果家族真实身份暴露，有可能惹来很大麻烦。所以“册牒沦亡”也是情理中的事。但清朝之后，家族没有太多的危险了，又与河北同族相认，当时家族内部对自己的身份还是清楚的，相信应该会写下有关资料。可惜经过100多年的社会动荡，这些资料丧失殆尽了。

对于自己的蒙古人身份，如今中牟的校姓人并不完全认同，甚至有人对蒙古人之说很不乐意，忌讳别人说自己是“鞑子”，以汉族身份为荣。1999年，校家祖坟新立了块石碑，就把自己的族源追溯到周朝。校立纬说，他给家族德高望重的尊长介绍过墓碑上的铭文和自己多年研究的结论，对方接受了。

多年前，校立纬就有过做DNA鉴定的想法。最近他看了本报关于美国一教授为成吉思汗后裔的报道，又萌发了兴趣，他给那位做鉴定的牛津大学教授赛克思写了信，询问他是怎么得到成吉思汗基因图谱的，是不是可信，但赛克思至今也没回信。

主要分布在蒙古,甘肃,等少数民族聚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