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在巅峰时期有特工大约有45000人，如果算上外围人员，武状元，以及附属、亲和戴笠的部队大约有100多万人。

戴笠1932年4月1日筹建特务处时，只有区区10个人，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点“七七事变”时止，特务处人员激增至3600人。

等到中日战略相持阶段形成的1939-1940年突破万人，问题是准确数字恐怕戴笠也不完全清楚，即便清楚他也不敢上报军事委员会，否则蒋介石早就翻脸了。

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防范的重点不再是日本侵略军，因此军统特务的工作范围逐渐扩大，除局本部八大处增编外，戴笠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又成立或掌握了多个下属机构。这个期间军统总人数保守估计在30000人以上。

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大批汪伪或华北的汉奸机构和特工投效，他们也知道日本即将战败开始寻求后路，在蒋介石容许下，戴笠大肆收编许官，到抗日战争结束军统局总共有多大45000人。

另外军统还有直属的别动队武装，以及掌握的“忠义救国军”约10几万人，优先分配了美式武器。这样算起来戴笠直接掌握的力量不低于15万人。

军统拿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审查和惩治汉奸的专权，于是大量伪军将领秘密投靠戴笠，他们的人马也间接为戴笠所掌握，总兵力高达100万人左右。

扩展资料：

军统扩张速度之快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戴笠的敛财手段及其强大，二是军统内部组织纪律及其严格，奖罚分明。

1、非同一般的敛财手段。

抗战时期戴笠最重要的生财之道主要有两条：

一是走私，来往于日军占领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走私贸易，由于战争的原因而分外发达，不同地区走私的物品也各有不同，从鸦片、粮食、棉花到汽油、药品、无线电器材，应有尽有。

由于军统是财政部缉私署和战时货运管理局检查处的实际控制者，因此缉私和运输这两大环节可以说全部由军统操控，那么军统的走私自然就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而从中获得的利润自然也是非常丰厚的。

第二个渠道则是印制假钞，当时日军印制了大量假法币投入国统区，企图搞乱国统区的金融秩序。军统立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印制日军占领区货币。

相关人员是从中国银行印钞厂里挑选出来的业务骨干，纸张是向美国特别定制的，印刷机则是中国银行进口的美国机器，这样所制造出的货币，不要说是普通人，就是日军鉴别假钞的专家都很难甄别。

2、严苛的家法。

戴笠一再强调军统是个“大家庭”，强调“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的团体精神。虽然军统借鉴采纳了苏联、德国、英国以及美国情报机构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法，但是在组织精神上，却始终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仁义忠孝的基础上。

而且鉴于军统特殊的性质，戴笠规定只要一入军统，就必须终身为军统服务，而军统的女性成员则只能与军统系统的人员成婚。

在军统没有炒鱿鱼，也不接受辞职，谁要提出辞职，十有八九要面临长期监禁。因此在军统内部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对于违反纪律的军统人员，戴笠有三种惩罚手段：口头警告、禁闭关押和枪决。通常军统内部的惩罚没有固定审判程序，基本上由戴笠一言决之。

军统内部因违反纪律而被处死的几乎达到2000人，但是这些人员还是作为“用生命维系了团体纪律的尊严和完整”而享受烈士待遇，家属同样可以得到抚恤以及生活费、学费。

人民网——关于“军统”及“中统”的历史情况 

——军统局

姓 名： 戴笠，原名春风 学 籍： 黄埔军校六期

字 号： 雨农 党 派： 中国国民党

籍 贯： 浙江省江山保安乡 军 衔： 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后追晋为陆军中将

生 卒： 1897--1946 军 职：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

戴笠，原名春风，字雨农，江山保安乡人。六岁丧父。

民国2年（1913）毕业于原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校。

次年秋考入杭州省立第一中学，两年后被学校开除，浪迹杭州、宁波、上海等地。

民国6年，曾在浙军周凤歧部当兵。

民国10年，在上海结识杜月笙，结为把兄弟。

民国15年赴广州，改名戴笠，9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北伐时，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骑兵营一连。四一二政变中，因揭发同学中20余名***员，得蒋介石、胡宗南等赏识，选为骑兵营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民国1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主持情报工作。20年底，蒋介石下野，戴笠组织“联络组”，继续效忠蒋。

民国21年1月，蒋重返南京，成立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戴笠任特务处长，向蒋表示：“决心效死，义无反顾”。先后杀害著名进步人士杨铨（杏佛）、史量才，爱国将领吉鸿昌。

民国24年，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后该科合并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戴任处长。

民国25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戴随宋美龄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民国26年，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5个支队，后改称“忠义救国军”，自任书记长、总指挥。

民国27年1月，奉蒋介石手令，乘山东省主席韩复渠赴豫开军事委员会时，将韩捕解汉口审判处决，受蒋重赏。同年，升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

民国28年初，曾化名何永年，经香港去河内，部署刺杀汪精卫。

1931年，戴会见美国海军中将梅乐斯，洽谈情报工作。次年设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与梅分任正、副主任，在全国各地从事特务活动，破坏民主运动和***组织，杀害大批进步人士和***员。

从上面这段介绍来看，戴笠小学毕业后，中学没有读完，后来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应该也还算是个有文化的人。

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的头子各是陈果夫和戴笠。

1、陈果夫：

陈果夫，名祖焘，字果夫，浙江吴兴东林镇人，民国时期政治人物，是国民党内右派。1926年，陈果夫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 。

1929年，35岁的陈果夫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干部学校。两兄弟掌管国民党党务机构中统，至此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陈果夫及其弟陈立夫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大陆时期为蒋所倚重，负责国民党内组织及党务，有“二陈”、“CC系”之称。

2、戴笠：

戴笠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长期从事特工与间谍工作，曾负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情治机关军统局并担任副局长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

其所领导的军统局行动，杀死、迫害许多异议分子、中国***及中国民主党派人士，日本人及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甚至是中国国民党内蒋介石的政敌。

戴笠的个人成就：

戴笠在创建军统时，既运用中国传统的忠义观，也引进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无论多忙，每个培训班戴笠都会当班主任，就像蒋介石对于黄埔军校那样。

戴笠时常告诫部下，军统的历史是用同志们的血汗和泪水写成的。重要的是，死亡临头之时，要甘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

戴笠常把军统比作一个大家庭，并用传统伦理以德相报，团结特工。戴笠向死亡的军统特工父母支付丧葬费，照顾他们的孤儿寡妻，有意地将军统局塑造成一个讲仁义的单位。

　　戴笠

　　开放分类： 人物、语文、特工、国民党

　　（一）戴笠（1896一1946），小名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被任为特务处处长。

　　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副局长。1942年．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兼为主任。1943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毕生积极发展军统特务势力，排除异己，残害人民，破坏革命。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同年11月捕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员吉鸿昌，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种种血腥事件，都由戴一手布置。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飞往上海转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丧命。

　　一位外国记者后来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个别的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当戴笠处于鼎盛时期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多彩的印象。 “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后工作的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一个出生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的美国军官写道：“他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对于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上将，而是亨利希•希姆莱”。

　　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在蒋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他冷酷、狡猾而残忍。�

　　纳粹冲锋队头子的帽子不是轻易摘得掉的。那些将戴笠简称为TL的西方人经常把戴笠称做“中国的希姆莱”。那时在美国政府的情报圈子里，大多数官员都相信“戴笠将军以刽子手闻名；以他为首的“蓝衣社”，是个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至少在上海是众所周知；对政敌他有自己的集中营；他不喜欢外国人，而且外国人很少有人见过他”。

　　戴笠自己知道这个绰号，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图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证实“他支持民主”。1945年4月3日，蒋介石检阅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锐部队”，即坐落在重庆外的歌乐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举行了一个奢华的宴会，耗尽了他从家乡浙江带来的200斤珍贵黄酒。歌乐山乐队学会了演奏“扬基歌”和“迪克斯”，而且当人群里的美国人为这些歌曲拍手欢呼时，演员们还准备演中国戏。这时戴笠突然打断了聚会，并坚持要说服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戴笠通过正式翻译刘镇芳语无伦次地说了半天，无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莱”，而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在戴笠所有的特点中，最突出的也许是他为自己的领袖效劳的意愿。他为自己选择的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戴雨帽”，其象征意思是“一个仆人”，即强调了这种动物般的甘做其主人蒋介石走狗的奴性，同时代表了封建观念中的相互尊敬。戴笠这么对别人解释自己的名字：“有一首古诗这么说：‘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沈醉是上海站的站长，戴笠的总务处处长，他指出其上司对蒋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说他乐意当蒋的“爪牙”戴笠自己的“犬马之劳”的说法似乎也透露出他愿意从主子那儿接受这种非人的待遇。

　　戴笠自己为能够“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而感到骄傲。而在他的对手们看来，这种自负是戴笠狂热地效忠于蒋介石“有公无我，有我无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专制政治的奴仆一样，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的谦卑、对领袖的服从，最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

　　戴笠是最受总司令信任的下级和警卫，只听从总司令的命令。他替总司令作内部调查工作，并负责总司令的警卫。戴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务组织，被认作是中外之间非正式“业务”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在重庆的联络人周恩来曾说，戴笠通过他的秘密组织控制着军事通讯、财务及外交事务。）……他的秘密警察组织在当时被用来抗衡“CC”派系控制下的党部警察，具体体现了总司令控制国民党最基本的政策原则之一，即在各势力之间通过制约达到平衡。他是后来国民党专制倾向的具体象征。

　　作为蒋介石独裁的具体象征，戴笠也代表了国民党政府里最强大的组织之一——军事调查统计局。

　　1943年美国武官这么形容军统（MSB）：

　　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国军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戴笠先生（将军）也许比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实际上这个局是中国的特务机构，并且据可靠情报，它拥有20,000以上的男女成员。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击***活动。不过所有的间谍和情报工作都是在它的领 导下进行的。它的许多活动与军事行动委员会情报科有重复，而该科的副科长与这个局有直接的联系。该局还控制着上海和国统区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国特务。戴笠是蒋介石原黄埔军校的军官之一，他通常被称为“将军”，但是据说他并没有正式的军衔。消息灵通人士说，在今天的中国，除总司令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权力。他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能与蒋介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见面的人物。

　　所以，很难将戴笠作为中国最强大的秘密警察之一的头子所具有的个人影响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开。在众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独裁的阴暗面；如沈醉所说，他是总司令的一把利剑，而在百姓的眼中则是蒋的刽子手。事实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独立性来自于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慑力，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威慑力几乎全来自于他与蒋的接近——加上他那些众所周知、无所不在的耳目与爪牙。

　　像所有的警察头目一样，戴笠的威慑力来自于人们相信他的人无所不在。在中国和外国均有人认为：“众所周知，军统是中国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间谍网来，它在特

　　工人员的数量上要更加庞大，在地理覆盖面积上要更加辽阔。” 1946年，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估计戴笠有18万便衣特工——其中4万人全天候地为他工作。这些着特别制服和军队制服的特工人员包括：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以及美国海军认为具有15291名士兵的“忠义救国军”和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人的有组织的海盗。这些加起来总数有32�5万的实际或潜在的人员在为这个秘密警察的头子效力。

　　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国的间谍大师”的文章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报人员在活动，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福摩萨、暹罗、马来半岛、南太平洋群岛、锡兰、缅甸和印度。

　　到了战争的后期，戴笠的特务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战略上都可以说无处不在。他们在马尼拉有城墙环绕的区域里发送气象预报，一直到麦克阿瑟登陆。他们在南京、汉口及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城市内组建警察部队。日本人发现这些警察愿意合作，便让他们照常管理，却不知所有中国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他们在日本空军内有一个单独的傀儡飞行队，接受秘密命令，将日军的轰炸机于9月15日转交给戴笠在西安城内的组织。而且在整个战争时期，在日本本土的东京皇宫里就有戴笠的特务。�

　　美国的读者——公开的与秘密的——对有关戴笠无所不及的特务网络的例子十分着迷。据报告，一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边的住宅时，发现他的翻译正在与两位身着深色长衫的陌生人说话，那两人一见他进来便离开了。这翻译浑身吓得发抖地告诉他这两人差点儿杀了他，因为他回到上尉的房间时正见他们在翻上尉的东西。他乞求上尉保护他。当上尉责怪他莫名其妙时，他又开始发抖，并说：“不，这不是莫名其妙。他们是老板的人。”这位军官回忆说：“于是我一夜没睡，整晚在膝盖上架着把该死的冲锋枪，因为那两个来访者是‘老板’的人。”

　　另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于是这位美国人冒昧地建议他们去搜索所有顾客的行李。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客栈主人的“老板”要他干的吗？后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

　　当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并不足以使戴笠赢得他所得意的普遍恐惧。他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眼里的形象部分出于他残酷的名声。美国观察家认为：“许多中国人悄悄传说他用火车头内燃炉烧烤的方法来惩罚叛徒，而且他操纵了关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营。”有些中国人，如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他们对戴笠“作为一个聪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时对他“笑里藏奸”感到震惊。尽管在他的组织里他偶尔会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出现，但据说万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纪律，他便残酷无情。戴笠的批评者们因此向外国人指控戴笠应对许多文科教授和其他进步人士的监禁负责，同时把他形容为“中国的法西斯分子”。

　　尽管他最终喜欢施刑，残酷本身却并不是他那威慑力的关键所在。他虽然杀了很多人，但并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并不喜欢这么做。他对杀手们下令行刺时，通常总是略与计划保持距离。他无疑为自己能在远距离外置他人于死地的权力有种变态的快感，但这正是一位神秘的复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满足所在：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于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变得无法预测，于是在人们的眼里变得更加奸诈危险。

　　他许多让人费解的特点与他不让人察觉他在场及保持隐名埋姓的奇妙能力有关，部分也与他不愿被拍照有关。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戴笠特别刺激美国记者们的想象力，因为他完全符合他们把他当做现代的富满洲大夫的形象。

　　戴笠被认为是经历过战争的最神秘的人物。但那些知道他长什么样的中国人通常不这么看。据说近四亿五千四百万的人从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从不公开露面，也不让记者采访，而且几乎从不让人给他照相。

　　《柯莱尔斯》杂志管他叫做“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据说戴笠是个“具有可怕权力和声名狼藉的人”，他从不接受照相或采访。

　　戴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都很少有人认识他；很少有他的照片。他在受到一些人赞赏的同时，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惧怕。�

　　一个中国官员在提到他时说，他“制造了这么一个幻象，好像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

　　而且，他无疑总是力图隐藏自己的踪迹。在二战时期的重庆，他一个人住——除了他的警卫们和连他在外就餐时都替他采购、烹饪和尝食物的白发仆人贾金南以外——这个秘密警察的头目故意地随意往返移动于三个住处间：曾家岩151号的公馆，上清寺康庄3号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馆。就在重庆城外，他在杨家山占有一座公寓，在松林坡有一幢房子，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大礼堂后面还有一个临时的客房。他在西安、兰州、成都、贵阳和衡阳也各有一个秘密住宅；战后他又秘密地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北平、郑州、福州、厦门和苏州买下了一些秘密住所（在那里他总放置一两部随时备用的车）。

　　几乎没人知道戴笠准确的近况。他在中国到处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线和去处总是隐瞒着的。一个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国人曾经告诉我“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从这一刻到那一刻将去哪儿，而且他在去任何一个地方之前，总是播散谣言。说他要去X地，然后他总是去了Y地”。在城市里他的人总给人打电话说他上路了，他们知道这电话会被窃听的；与此同时，戴笠去了另一个什么地方。正因为有窃听，所以他禁止他的办公室在电话上为他安排约见。美国人发现，他们约见他的要求必须封在信封里，而且答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递交的。

　　他甚至能在别人的面前隐藏自己。记者爱泼斯坦回忆起在他去延安采访***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由被美国人认为最受蒋信任的何应钦将军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茬，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他自然就是戴笠。

　　深色的皮肤也是他给别人包括他后来的副手“玛丽”梅乐斯留下的强烈印象。

　　从外表上看戴笠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是拉丁美洲人。他矮个子，壮实，深色的皮肤。有人说“他有点像巴第斯达”。他在战时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马靴，普通的蓝制服，过时的欧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双手。“它们奇怪但可爱”，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对我说。“它们不比我的三个手指更大。你见他坐在书桌前，穿著丝织的中国长袍，脸上挂着狡诈的微笑，突然出现了中国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这之前就以为他是一个残酷的人，他此刻就显得更加阴险。”�

　　别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为这个特点而骄傲。他衣着的暗淡单调更增强了这一点，同时使他更能有意地隐名埋姓。正因如此，尽管他经常大宴宾客——尤其在重庆，他在公馆的马殿或虎殿里的宴会在美国人中以其精致的餐具、绝妙的咖啡和拿破仑白兰地而闻名——但他的生活其实相当简单。

　　比如在南京时，他以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鸡鹅巷53号的房子里用的是草织垫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租的一座两层楼房子也非常普通，跟当时他的那辆小斯特德贝克车一样不起眼。于是，虽然有人认为他发了大财，尤其发了战争横财，然而另外一些人认为他除了在与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从根本上对钱不感兴趣。

　　一般人认为戴笠财产数额巨大，然而还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称为蒋介石政府无偿工作，这使他的个人收入变得非常神秘。有人说他的收入来自与敌人的秘密交易。美国空军飞行员曾说是来自鸦片，说他们曾从西面的成都起飞把水银运往北方各省来换取鸦片，然后交给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蒋介石对任何与鸦片有关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对蒋和他的各项原则的忠实向来是无可指责的。 �

　　据梅甘主教记载，戴笠作为反走私机构的头子（当时挂名在财政部下），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极容易了解（并获利于）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动。然而，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信息十分灵通的梅甘认为，戴笠自己并没有卷入任何这类活动。

　　戴笠对机密和匿名的执迷使他的权力带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的刀枪不入。《柯莱尔斯》杂志的那篇使他在美国传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脱逮捕、定时炸弹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无懈可击的说法很快就成为他个人传奇的一部分。”

　　另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怎样“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敌人159个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报道说他死于飞机失事时，他仍然可能在与死亡游戏而不伤一根毫毛。 “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敌人想逮住或杀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结果使他享有刀枪不入的传奇式名声。”

　　尽管戴笠孤僻诡秘，他仍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数人对他有用，这些人包括老警卫队的人，也有重要的军官、银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帮和四川秘密社会的头子们。《苏报》和《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年戴笠的葬礼上他曾经也写过赞词。

　　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国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法国在重庆的主教，还有中国天主教牧师于斌。其中他与于斌的关系可能包括业务上的接触。因为正是通过于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陕甘边界区的一个当地的天主教教堂里，开展起在军事委员会西北站控制下的情报收集活动。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则超出了简单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划分，尤其是在他取得了名望后。他后来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与招待会女王陈云裳，南京《救国日报》的头目龚德柏及京剧演员言慧珠建立了关系。

　　在上海咖啡馆社会的所有成员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经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赌场。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唐曾说：“戴笠是个奇怪的人，他简直离不开女人的魅力。”也许这就是唐生明为什么一定让他的妻子徐来把**明星胡蝶介绍给戴笠的原因。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

　　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继梅乐斯将军关于中美合作所的回忆录问世后写出并在台湾出版的各种传记的朋友们，他们对戴笠的形象则有不同的描述。大批歌颂戴笠的书籍涌现出来，包括乔家才、毛钟新、刘培初等写的传记。一生致力于描述现代中国北方的《水浒》类英雄的台湾作家章君谷，在二手材料和对原军统官员采访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戴笠的传记，将这位秘密特务的头子描绘成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对领袖怀有“烈火”般的赤胆忠心。戴笠的头脑周密细致，冷酷无情地洞察到任何颠覆行为的蛛丝马迹，而对朋友和下级却待以慷慨宽容。在30年代后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对章君谷这样形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

　　戴先生这个人，实在是极理智，而又极富感情的，由于他自小流浪，接触面异于常人的广泛，同时，又因为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属，对他无不既敬且畏，即使受过他的处分，人前人后，从不埋怨、怀恨，甚至于直到他死后22年的今天，也依旧对他毫无怨言。

　　戴笠所有的老搭档都强调他们的头目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旺盛的精力。据说，他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一点儿也不显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觉出一个局势或一个人的动向，然后设法来充分利用局势。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隐瞒真相都是徒劳，因为他能毫无例外地戳穿骗局。

　　而且，他斩钉截铁的领导作风和雍容大度的气量，一再证明了他的果断、左右局势的能力和才干。

　　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的个性：“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尽管对戴如此谨慎地进行描述，人们还是无法将他在国民党拥护者眼里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敌***中间的名声对上号（他的许多拥护者甚至认为，如果他没在1946年3月17日坠机事件中死去，中国***就不会在内战中取胜）。我们曾在《红岩》里见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戴笠和军统的军官们是残酷无情的虐待狂的描写。戴笠一死，左翼记者们立刻指控戴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袖这类杰出的政治***，强奸和折磨了无数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并屠杀了成千上万反对蒋介石野蛮独裁的中国青年。

　　“秘密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它对那些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们具有诱惑力，他们只有在秘密的遮盖下才感到安全……这将他们与一个由理性因果关系组成的实际的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许会使他们以为由于自己了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制而为所欲为。”每当我们提醒自己这一点时，对戴笠的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无疑会产生怀疑。

　　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释戴笠充满疑云的形象，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不应当使我们放弃去了解戴笠的义务，因为他起码代表了现代中国意识的某一个具体方面。特别是，在一场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而另一场革命即将来临，如果我们把戴将军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只当做那个时代精神的一个折射，那么这个努力就不应当是个夸夸其谈的任务。那些政治动荡产生了一个由地下社会的残酷实践所导致，且饱受即将来临的震颤的革命想像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这些历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那个被扭曲了的时代的一个粗糙反射而已。

　　（二）指贫贱的故人。周处《风土记》：“越俗性率朴，初与人交，有礼封土坛，祭以犬鸡，祝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言交不以贵贱而渝也。”孔平仲《送张天觉》诗：“万事倏忽如疾风，莫以乘车轻戴笠。”参见“乘车戴笠”。

　　戴笠

　　（1896～1946）

　　中国国民党特务组织头目。字雨农。浙江江山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夏，随军北上，充蒋介石侍从副官。“四·一二”政变后，任蒋介石总司令部联络参谋，开始情报活动。1930年他发起建立了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1932年任国民党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杜月笙创建江浙行动委员会。1938年任军统局副局长，为主要负责人。在海内外扩充特务组织，镇压***人、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破坏抗日根据地建设，但同时又收集日伪情报，刺杀汉奸，对敌施行恐怖活动，对打击日本侵略军和汉奸起了一定作用。1940年兼任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3年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抗战胜利后，又积极推行蒋介石反共内战的政策。1946年3月17日在江苏江宁县坠机身亡。

　　戴笠的迷醉生活 曾对川岛芳子和胡蝶感兴趣(2)

　　--------------------------------------------------------------------------------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5月22日 10:38 新浪读书

　　不过，对戴笠作为军统秘密特务头子享受和使用“裙带关系”这一点并不应过于渲染。他与自己的私人职员和秘书的亲密的个人关系，是他用可靠的关系来确保机密的一种普通的方式。这些习惯对戴笠来说，也保证了他在“内部”网络中心对收集情报和汇报机密的全盘控制。因为他最嫉妒别人侵占他的机密来源，并以此越过他而直接抵达他权力的主要源泉：总司令本人。其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翁光辉事件。

　　1932年上海法租界的警察搜查了***的一个地下据点，查获的材料中有一份***的报告，报告中叙述了江西省红军的部署和装备及其他军事情况。法国警察署的中国侦缉队队长范广珍是青帮分子，也是戴笠工资单上的人。于是他把一份秘密报告送到了他的主管上司、上海站站长翁光辉那里。翁光辉立刻意识到该文件的重要性，决定不向戴笠传达这一情报，而把这份极端重要的情报直接送到蒋介石手里。

　　翁光辉毕业于黄埔三期，随后曾在革命军的一艘军舰上当舰长。他得知当时有一艘中国军舰在上海造船厂检修，便决定占有这艘舰艇，直接把它驶往九江，然后在那儿登陆到庐山，亲自将报告送给委员长。但是军舰一离开上海，他在上海站的一个部下就向戴笠报告了这一情况，戴笠果然大怒，他下令准备好一架飞机，以最快的速度从南京飞到九江。当翁光辉的军舰入港时，戴笠率领一支特务分队已在那里等着了。军舰一靠码头，戴笠立刻上去把翁光辉扣押起来，他搜走了秘密报告，并威胁这个特务站站长说，要对他施以酷刑。翁光辉居然逃脱了死刑，但被撤了职。

　　从此以后，戴笠确保自己在每个秘密特务组都有个负责内部监视的间谍，这些间谍的名字无人知道，于是其他特务就不敢绕过他而自己去找委员长了。这样，戴笠便积极地捍卫了自己在蒋介石眼里必不可少的角色，同时使自己成为对蒋政体的其他***安全的主要卫护者。于是军统便堂而皇之地对周末去上海寻欢的南京要员们采取保护措施。任何人被看见在他们的门前闲逛或在他们的汽车旁边溜达，秘密特务就立刻会把他们作为嫌疑分子逮捕。事后证明，这些嫌疑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完全是无辜的，但他们还是照常被关上几个月的监狱。这些人在漫长的关押期间为早日出狱而行的贿赂，还为关押他们的特务们提供了额外收入。

　　1931年9月23日，有人在上海火车站谋刺宋子文。宋当时头戴自己常戴的巴拿马草帽，成了显而易见的靶子。他把草帽扔到了一边，然后躲进人群，藏在一个钢架后面，幸免一死。但他的秘书唐腴庐被杀。凶手逃走了。1934年4月，一个“眼线”与特务处上海站联系，通报了凶手的情况。戴笠立刻派出两个最精锐的特务沈醉和程慕颐来调查此案。“眼线”把他们带到了苏北，嫌犯在盐城当保安队长。在“眼线”的帮助下，他们把他骗到一只小船上后便抓起来审讯。

　　用刑之下，此人招供说，刺杀宋子文是奉了“刺杀王”王亚樵之命。他还招供了另一个同谋：宋子文的前司机，现在扬州的一个机械厂工作，结果这个前司机被逮捕。这二人被带回上海后，戴笠向宋子文出示第二个人的照片。宋不但肯定了司机的身份，而且还要给沈醉5000元奖赏。但在戴笠暗示下沈醉把支票还给了宋，并说保护部长是他们的责任。此后宋子文深感欠戴笠一份情，后来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可以越过财政部而得到宋的签名，从此宋不止一次地批准了军统要求中国银行拨付活动经费的申请。

　　但戴笠在那些年代最成功的秘密特工行动，是在东南征服国内的军界人士：1933年镇压福建反叛和1936年颠覆“华南王”。1933年11月，李济深和陈铭枢领导十九路军在福建建立独立政府，要推翻蒋介石。这对蒋介石政权造成最严重的威胁。戴笠意识到福建反叛的严重性，便立刻亲自前往浦城南面80公里的建瓯。

　　戴笠携带一批以郑介民为首、张炎元为辅的特务。特务队被叫做“策反组”，分成4小组，由莫雄等人领头，到福建人民政府控制的地区招募策反人员，颠覆反叛事业。戴笠自己由沈醉陪同，在厦门外的度假岛鼓浪屿设立了办公处，岛上到处是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的寓所，他们在那里躲避福建沿海的暑热。策反组遵循戴笠的指令而尽量争取叛军。结果他们收买到了两个关键的军官：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和参谋处长范汉杰。在反叛开始的头几天里，戴笠的人就得到了敌人的密码，使这位“间谍王”能在鼓浪屿的寓所里侦收十九路军所有的战役布署计划。此外，戴笠还争取到了驻马尾的团长，从而打开了通向福州的大门，使蒋介石的军队于1934年1月轻取福州。反叛被迅速平息，这使戴笠在总司令的眼里变得更加重要。

　　“华南王”即广东军阀陈济棠，他与胡汉民一起领导建立在广州的新国民党。1935年5月胡汉民死后，陈济棠参加了1936年6月反对南京政府的武装起义，形成广西军阀对蒋介石政府的直接挑战。戴笠又一次带领郑介民亲自前往南方镇压他主子的敌人。郑介民携巨款前往香港，将这笔用来行贿的款子委托给戴笠的一个特务邢森洲。一个复杂的阴谋随即开始。戴笠的人通过在南京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曾任中山大学校长)说服了广东航空学校校长与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拉上关系。

　　[上一页] [1] [2]

　　http://booksinacomcn/1090905827_daili/excerpt/eduhissz/2006-05-22/1038201041shtml

戴老板一般指戴笠，因为戴笠的职位太低了，他的能力是很出众的，但是却只有一个副局长的位置，其他人叫的时候也胆战心惊，他自己听了也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大家都称他为戴老板。

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字雨农，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长。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今衢州市江山市）保安乡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士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

扩展资料

戴笠人物事迹：抗战时期，戴笠已位高权重，但他在淞沪抗战中，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并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协助正规军作战。

晚上，他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进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一路上时时如过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

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报工作。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毛泽东悬赏之上。可以说，戴笠是一个干才。

他率先破译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并报美军海军部，但被美军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军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还有一个说法是，周恩来在中共的会议上说：“戴笠之死，***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戴笠

人民网-戴笠：中国最神秘的特工

估计是这段时间电视看多了，呵呵，这个问题很多人问。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民国时期听命于蒋介石的情报特务机关之一。早期的***是戴笠，戴1946年死后由毛人凤继任。军统前身为军事委员会密查组特务处，于1932年成立，同年9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辖二处，一处负责党务，二处负责特务。抗战开始后，1938年8月将一、二处分开，一处另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军统则交由戴笠负责。除负责刺探情报，进行反谍工作外，军统亦以刺杀等手段对付敌人。抗战期间军统曾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人员。1946年8月军事委员会改组成国防部，军统的正式名称亦改为国防部保密局。

1928年初，国民党在中央组织部中设立专职情报的“党务调查科”，此时，军队系统也有“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1年，“中华民族复兴社”（又称“蓝衣社”）的秘密核心组织“力行社”下设“特务处”，从事情报暗杀活动。1932年，党务调查科扩充为“特工总部”，1935年改组为“党务调查处”。1937年4月，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原调查处为一处，仍由徐恩曾任处长；原力行社为二处，仍属戴笠管理。可以看出，初创阶段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机构变动相当频繁。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1938年初国共达成合作，天真的人们以为，主要用于反共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大概要失业了。没想到，蒋介石却于1938年4月，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一个局扩大成为两个局！

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一处扩大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这个局简称“中统”。

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扩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任局长由陈立夫兼任，戴笠任副局长。这个局简称“军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