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齐名，合称“吴中四才子”，与沈周、唐寅、仇英又合称为“吴门四家”。 可是，当你打开《辞海》、《三希堂法帖》、《中国书画史》等典籍时，你会发现，文征明除名璧，字征明（后更字征仲）外，还有“衡山居士”和“文衡山”的别称。当然，古代文人除名、字、号之外，且常以籍贯、职官及任职州、府、县作号的习俗。王羲之官右军将军和右将军，所以人称“王右军”。柳宗元河东解州（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后谪迁柳州刺史，故世称“柳河东”与“柳柳州”。那么，文征明既不是衡山人，又未在衡山做过官，他又为何要用衡山县名作号呢？经考证十六修《衡山观湘文氏族谱》，才弄清文征明先祖文宝的来龙去脉：“宝，梦登公次子，字维善，江西永新固塘人，生于宋嘉定十二年已卯六月初四寅时，咸淳七年辛未以宣教郎授湖广衡州教授。宋末，世乱致仕，留家衡山二十二都，今既字二十二区礼厚，为衡山三卿各派始祖。”礼厚，1966年以前属衡山管辖，今为衡东县大桥镇礼厚村。 礼厚文宝的第六代孙中，有个文俊卿，有“子六：定开、定英、定聪、定源、定清、定伟”。其中的“定聪”，就是文征明的曾祖父。他是在明朝，由衡山迁到苏州去的，为文氏苏州派的始祖。 文征明之所以又自号“衡山居士”与“文衡山”，其目的是怀念远在湖南的先世祖宗。 苏州的文氏支系，到了文征明这一代，仍与祖籍的文氏家族保持着密切联系。现有清光绪《衡山县志》的文征明《送侄归衡山》两首七律为证： 一文武家声自宋元，忠贤德泽至今传。 江湖相望四千里，谱牒源流五百年。 喜尔衣冠能复始，愧余潦倒不如前。 不堪相见还相别，目送春云思惘然。 二南望衡阳旧德门，虎符元帅有诸孙。 山川我正怀桑梓，水木君能共本源。 两地衣冠由昔盛，百年忠孝至今存。 相违不尽相留意，狼籍秋风酒满樽。 又,徵明长子彭，国子博士；次子嘉，和州学正；彭孙震孟，天启二年状元及第，授修撰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说起这句名言，大家自然会想到南宋爱国英雄文天祥。英雄的身影早已远去，但在秀丽的潮安县凤凰镇下埔村，却生活着一群文天祥的后裔。谈起“文天祥公”，他们无不为自己是民族英雄的后代而骄傲自豪。,^>f5u

下埔村有3400多人，绝大部分人姓文。在下埔村文山小学，我们走进了崭新明亮的教室，记者的发问让这群小学生倍感自豪。Q"4\TA

记者：你们是谁的后代？女学生：文天祥。男学生：文天祥。0#i

记者： 文天祥是个什么人？女学生：爱国诗人。男学生：抗元民族英雄。G`XJ

显然，“文天祥”这三个字在下埔村人中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大民族英雄文天祥又因何会在下埔村繁衍后代呢？在该村为纪念先祖文天祥公而建造的“正气堂”，这篇《始祖祠志》碑文揭开了我们的疑问。vxd

“吾乡始祖文伯平，乃太祖文天祥公之嫡孙也。戊寅（一二七八年）公于海丰五岭坡兵败被絷。公之长子文道生随军督理军机，于是年在惠州病故。公之孙文伯平尚在襁褓，为其母、舅及从仆等人护持逃遁，经丰顺后涉闽饶，入凤凰。丁亥（一二八七年）筑庐下埔村梨树下，拓荒垦殖。”gt=

也就是说，下埔人就是文天祥之嫡孙文伯平的后代。而文伯平在下埔村定居后，遵从祖训，一生靠打铁务农为生，不认同宗，不入仕途。m1g)

正气堂理事会主任 文衍逸：因为当时南宋时番兵非常猖獗。由于怕被灭门，（文天祥）交待子孙们不能相认，不能去做官，（文伯平）就在下埔打铁务农为生，繁衍下来。x

而这块名为“龛图碑”的石碑，是下埔村民在挖池塘时偶然发现的，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也是下埔村文氏就是文天祥后裔的有力证据之一。#

正气堂理事会主任文衍逸：（文伯平）之后生有六个孩子。养育这六个子女，有四个儿子在下埔，两个外迁。一个去福建东山，一个去海南。F3

所以，下埔村又叫“四房头村”，文氏子弟从凤凰下埔迁徙出去，漂泊各地，开枝散叶。在所有文氏后人心目中，文天祥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是正义与正气的化身。"dI

正气堂理事会主任 文衍逸：我们中国两个民族英雄，一个是文天祥公，另一个就是郑成功。我们天祥公是真真正正的英雄，代表中华民族，他就是正义，正义就要压倒邪恶。

正因为秉承了先祖的血脉，下埔村的文氏后人代代不忘树“正气”。K

正气堂理事会主任文衍逸：村里的秩序比较好。老辈人一代一代都教育子孙，传授下一代要树正气。IeFA'

而文天祥誓死抗元的英雄事迹也成为文山小学爱国教育的最好教材。/S/

哪里的文家？？

醴南芷泉文氏五修族谱: 二卷：[湖南醴陵]　

著者：文昭徉主编　

居第：湖南,醴陵　

祖先：始迁祖:[元]文美济　

版本：2002年, 电脑排印本

湘潭鹿岭文氏六修族谱: 二十二卷：[湖南湘潭]　

著者：文傅干总纂　

居第：湖南,湘潭　

祖先：始祖:[后唐]文时; 始祖:文郁商; 始迁祖:[明　

版本：民国15年(1926), 木活字本

寨裹文氏七修族谱: 五卷，首一卷：[湖南攸县]　

著者：文惠元纂修　

居第：湖南,攸县　

祖先：先祖:[西汉]文翁; 先祖:[后唐]文时; 始迁祖　

版本：民国三十二年(1943), 木活字本

萍乡湘东县城文氏四修族谱: 六卷　

著者：文星海续修　

居第：江西,萍乡　

祖先：始迁祖:[明]文必达; 分支祖:文应魁; 分支祖:　

版本：民国11年(1922), 木活字本

萍乡湘东县城文氏三修族谱: 四卷　

著者：(清)文尧臣修辑　

居第：江西,萍乡　

祖先：始迁祖:[明]文必达; 分支祖:文应魁; 分支祖:　

版本：清光绪10年(1884), 木活字本

文氏族谱: 不分卷　

著者：作者不详]　

居第：　

祖先：文渐文茂文鸾　

版本：民国, 木活字本

醴东东堡文氏族谱: 三卷，首一卷：[醴陵]　

著者：(清)文景韩纂修　

居第：湖南,醴陵　

祖先：始迁祖:[元]文贤　

版本：清咸丰8年(1858), 木活字本

醴陵东堡文氏族谱: 六卷　

著者：[作者不详]　

居第：湖南,醴陵　

祖先：始迁祖:[元]文贤叟; 名人:[宋]文天祥　

版本：清道光23年(1843), 木活字本

文天祥是南宋吉州庐陵淳化乡富田人。其先世由四川迁来，始祖为文时，时字春元，原为成都人，是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五代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他以武功授帐前指使轻车都尉。后镇守江西，尝巡吉州，至永新县寓通判袁公宅。袁公奇其才，遂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后）晋灭（后）唐，他不愿意事石氏，于是把家定居在丈人的家乡—永新北级钱市坑东上陂，过着隐士的生活。宋太祖乾德三年乙丑（965）以疾卒于家。

文时的儿子名环，字仁玉，后唐个舍十一府。环有二子，光大、光祖，光祖无后。光大，字正原，宋开宝初（968）由国监上舍赋魁，授承事郎，郴州判官。

光大有四个儿子（彦纯、彦本、彦彬、彦华），其长子彦纯，辟居钱市里首固塘夏山，为固塘基祖。彦纯讳世基，雍熙（984—987）中十四漕元，任蜀之新都主薄，诣成都省祖，陛授迪功郎、桂阳令。

淳化三年（922），彦纯赴桂阳任职，携二子（卿、小山）路过吉州，其长子卿爱庐陵永和镇山水秀丽，于是留下来寓居永和之风冈。至道初（995）卿中拔萃异科，历官至吉州刺史。任满致仕，辟凤冈石窟秀水居之，名其地曰文家庄。

卿字春晒，庐陵广氏自他开始。但文化世系，他是吉州文氏第五世。卿的儿子名蒙，字养正。他袭家秀水，增广基业。《文谱》说他“博古知今，轻财重义，远利名，乐泉石。”

毫无疑问，蒙的这种性格和志趣会影响着后人。直接受其影响的，是他的大儿子炳然（二子焕然、三子煜然）。炳然讳奎炳，是南宋绍兴（1131—1162）年间庐陵地区的博学之士。他热心教育事业。开馆于富田。连“丞相周必大亦从之游”（见明代钱塘人蔡平所撰的《富田文氏宗谱序》）。

炳然在富田教书，直至生命结束。也许是这个原因，所以文从修（文天祥的十五世孙）在《重修先祖信国公大忠堂记》中，把他作为富田文氏的肇基者：“始祖炳然公自永和徙居富田，历七世而我太祖信国公生焉。”清雍正五年（1727），文凤翔所撰写的《重修（文氏）通谱序》亦云：“太祖炳然公由永和卜居富田魁巷，传七世生文山公。”

不过，《文谱》不是把炳然，而是把他的儿子正中作为富田始祖：正中“有学不仕，因爱富田山水明秀，徙居之，为富田祖。”清同治五年（1866），胡芳在《富田文氏六派合谱叙》中也是这样记载：“凤冈儒士炳然公馆于富田，爱其山水明秀，命子正中居之，是为富田基祖。”

正中是富田始祖，但论世系，他属吉州文氏第八世。其子利民，与父亲、祖父一样“习先世儒业，乐龙川林泉，悠然自得，终其天年。”（《文谱》语）。

利民的儿子安世，字显道。他虽然没有做过官，但因为有个丞相曾孙（文天祥），死后被朝廷赠为太保邢国公；其妻刘氏，是富田锦溪人刘泳明（曾任大理寺评事）的女儿，被赠为邢国夫人。安世有两个儿子：长曰时习，次曰时用。时习字仲济，有三个儿子（行、仪、信）；时用字仲和，无后。故时习以次子仪嗣弟时用。仪是文天祥的父亲，所以本生祖时习被朝廷封为太傅，祖母梁氏封为太夫人；（继）祖父时用则赠太傅永国公，其妻邹氏亦赠永国夫人。

我们中国人，每一姓氏在祠堂中都有一本家谱，又名家乘。家谱中记载着祖宗的来源，有许多追溯到周代，因为周代的子孙分封各国，以地方为姓；有的还远溯到轩辕，以证明自己的确是黄帝的子孙。

后世各宗族修家谱，有四姓是所谓“通天谱”的，意思是普天之下，全世界只有一种家谱的。这四姓就是孔、孟、曾、颜。这四姓的祖先都分别追溯到孔丘、孟轲、曾参、颜回四大圣贤，而这四家的家谱，所排的字辈——就是辈分命名所用的字——也完全是一样的。

说到字辈，是修家谱的重要工作之一。以前每三十年修一次家谱，即使衰落的家族，最多不能超过六十年。在修谱的时候，就要决定排出新的字辈。以蔡家的字辈为例是“世泰家声启，运隆教泽长”十个字。在1944年修谱的时候，就另外决定了新的十个字，作为后十代命名用的，假如本人名“世”信，儿子则名“泰”来，孙子名“家”珍，曾孙名“声”传，玄孙名“启”伟。由名字上一看，就辈分分明，尊卑有序。在同辈中，也有不同字用同一部首的。如启字辈的同胞兄弟姊妹，兄弟名启伟、启仕、启优、启侠、妹妹用启侬、启仪、启仙等等。这种表明血统的方式，后来更扩而充之，作为表明文化系统、社会关系的方式。

在家谱中，可以看到祖宗的来源，我是河南人，我们傅姓怎么由平陆一带到南阳来的？然后历代祖先，有谁到那里去了，都有记录。

宗法社会的组织，就有这样严密，对于个人的名、字、号、谥法、事业、行状，等于一篇小传，在家谱中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在家谱族系表的线都是红的，如果中间看见一条蓝线，就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因为红线是代表血统；如果是蓝线，就是表示没有生孩子，而是由兄弟的孩子，即侄子过继来承宗祧的；如果没有兄弟侄子，由外甥(姊妹的孩子)过继来延接香烟的，则加双姓，一般是本姓血统最近的过继(也叫承祧)。其中也有一子双祧的，如兄弟两人，哥哥无子，弟弟也只有一个孩子，那么这个独子，就同时是伯父的孩子。而且除了生父给他娶一个太太外，伯父也给他娶一个太太，称为长房媳妇。(当然，弟兄排第几，就是几房)。那么长房媳妇生的孩子，就是伯父的孙子，本房媳妇生的孩子，为生父的孙子。如果没有叔伯兄弟，就从叔伯祖的后代同辈中承祧，一直追溯到五代上去。如果外甥过继承祧，要经过族长的同意才可以，而且过继来的第一代要加双姓。如张家由李家外甥过继而来，在家谱中的蓝线下就写张李某某。

在人类学的立场看起来，好像红线或蓝线没有多大关系，“民胞物与”的精神，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谁的儿子都是一样；可是站在宗族血统的立场，就绝不敢以开放的思想来做。还有的人声明不是外甥，是“路边妻”生的孩子。所谓“路边妻”是有的地方有租妻的风俗，租一个妇人来，生下孩子以后，将孩子交给男方，各走各的路，没有夫妻关系。可是怎样去证明呢？“路边妻”等于西藏的多夫制。在西藏有一夫一妻制，有一夫多妻制，也有一妻多夫制，一妻多夫有的是兄弟同妻，也有的是一个妇人同时是张、王、刘、李几家的太太，女权很高。所以“路边妻”的孩子，碰到几家修谱时就发生问题了，因为无法证明这个孩子到底是哪一个丈夫的。但无论是红线或蓝线，有一个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对于没有后代的，一定想办法把他的宗祧继承下去，香火延续起来，这是中国民族思想的精神。

每一宗族的家谱，依照老规矩，仅有两部。正本放在祠堂里，副本放在族长的家里。如果为了法律问题或者宗族上其它什么问题，要查家谱的时候可不容易，非要全祠堂的董事、负责人到齐了，才可以打开这个藏家谱的箱子。我当年在家里修家谱，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当时回去修家谱，有所变革，不像以前那样有半张书桌宽大的正副两本，而变成了现在的二十四开本，同时印了一百多套，凡是出了钱的，或一家送一套，或三五家送一套，以资流传。所捐的钱，绝对超过预订的价格，甚至有的超过十倍以上，以表示对祖先的孝道，为宗族尽力。领家谱时，非常隆重恭敬，视为一种光荣，除了用古典鼓乐，到祠堂中恭领，如迎神一样，而且当天还要设宴，邀请诸亲友，因为这也是一件喜事，宗族、亲戚、朋友、邻居都会来道贺。领回的家谱放在“谱箱”里面，供奉在祖先牌位的旁边，是不能轻易打开的。如果是几家合领的家谱，就由合领的几家轮流供奉保管，一家以一年为期，对这件事是非常严肃庄重的。

家谱不但是为个人，而是为一家一族的宗法社会观念而存在；它更高的价值，在于其中有很多宝贵的资料。尤其在历史这方面，寻查个人的史料，像岳飞、文天祥这些人的传记，就是从他家乡中的家谱里，找出很多真实的资料与记载，这些资料在历史上很重要。换言之，家谱家乘，就是它这个宗法社会的一个小的历史。我们常说，大家都是黄帝子孙，就是各家循家谱研究，追溯到最后，黄帝是每一家族的根源。发展下来，就表现了“兴灭国，继绝世”的民族观念。

更新于 2018-04-27

来自作品集姓氏普籍

文天祥曾是南宋状元，说起状元，有人也许会想到贵班里那个呆头呆脑的第一名。

天文祥是状元，可是他一点也不呆，他刚正，他忠义，而且他文采斐然！

那么他有后人存世吗？

我们先回顾一下文天祥的生平，曾为状元的他，仕途却很坎坷。这是因为他生来刚正不阿，不愿对当朝的奸佞之臣妥协。南宋末期，面对北方强敌，文天祥属于主战派。而且他多次上书理宗皇帝，建议杀掉提议迁都的奸臣董宋臣，但得不到理宗回应。

文天祥的“不识时务”后来还在继续，权臣贾似道以告病回乡要挟皇帝时，文天祥起草了制诰讽刺贾似道，可是他的直言，换来了被责令退休，时年他才三十七岁。

文天祥的正直不阿虽然给其仕途带来羁绊，但他的正直品格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

文天祥不停为国操劳，他的后半生都在军旅中度过，一家老小也随军转战南北。文天祥一共有六个孩子，其中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可是因为战乱等缘故，他其中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夭折。

有一年他带兵驻扎于丽江浦，军中流行起疫病，士兵死者众多，他的母亲和唯一的儿子也不幸一起病死，文天祥心中因此无限悲痛。

在文天祥被捕之后，曾在大都被关押三年，他对元朝的各种利诱统统回绝。元朝统治者为逼他就范，将他的妻子和剩下的两个女儿柳娘和环娘，一起入宫中为奴。

面对女儿发来的求救信，文天祥含泪回信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没有妻儿骨肉之情呢？但事已至此……奈何奈何！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作为父亲，明知女儿受难自己却因为忠义而不能做出背叛家国这举，文天祥的内心该是多么郁闷啊！文天祥这两个女儿的下落，后人不得而知。

因为文天祥没有了儿子，所以他弟弟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哥哥文天祥，这样文天祥算是有后代，古人兄弟之间孩子的过继，依然延续着家族的血脉。如今的广东和湖南等地，是有文天祥的后裔子孙的。

文（wen）姓源出主要有六处：

1、出自姬姓，是以谥号命名的姓氏。

2、出自周代卫国将军文子之后。

至春秋时期的卫献公时，有个将军叫孙文子，是个很有声望的人物，孙文子的子孙有以祖字为氏，称文氏。

3、出自姚姓和妫姓。

为舜帝后裔妫满之裔孙。

4、出自姜姓。

为炎帝后裔姜文叔之后，西周初，周武王封炎帝裔孙太岳之苗裔文叔于许（在今河南许昌市），建立许国，为姜姓诸侯国。

5、源于官位，出自汉朝时期官吏文学掾，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文学掾，亦称文学史，是汉高祖刘邦设置的一种官位。

6、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扩展资料：

文姓名人之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者

文天样，字履善，改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

南宋大臣、民族英雄、文学家。

他生当南宋末年，始终不渝地坚持抗元斗争，抗元失败后在五坡岑(今广东海丰县北)被俘，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1283年1月9日)被害。

文天祥诞生时，正是蒙古大军进攻南宋的时候，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看到的是外族入侵、人民受难的凄惨景象。

由此，在他年轻的心灵中滋生了爱国抗元的决心；与此同时，文天祥并没有放弃学业，积极参与科举考试，理宗宝祜四年(1256年)五月参加殿试，成了一名年轻状元。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文天祥任承事郎起，以后到德祐元年(1275)正月的十五年时间里，他做官时间只有五年，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隐遁和恬淡中渡过的。

文天祥抗敌决心非常之大，但终敌不过来势凶猛的元军。

德祐二年(1276)正月，宋端宗在临安出降，文天祥被俘，敌人耍尽威胁利诱之手段，许以高官厚禄，文天祥岿然不动，元军将他挟持去北方，以迫使他就范。

文天祥设法在中途逃跑，回东南沿海组织力量抗敌，在陆上、海上，苦斗了多年，在稍有力量时，还一度组织北征，使元军大伤其脑筋。

但是，终因寡不敌众，文天祥在五坡岑兵败再次被俘。

元军将文天祥解押至燕京(今北京)，继续用威胁利诱的惯技，许以大官厚俸，以期藉此瓦解人民的抗元斗争。

文天祥始终无动于衷，元人眼看阴谋无法实现，终于在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对文天祥下了毒手。

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结束了光辉的一生。

文天祥不仅是民族英雄，还是一个充满爱国热情的文学家，他一生留有大量的爱国诗篇，如《指南录》可谓为诗史；更有脍炙人口的《正气歌》，以及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肝胆照人的诗句，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斗争，读来凛凛有生气。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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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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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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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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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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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