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姓的渊源由四大支组成：姜姓、吴回氏族、姚姓和姬姓。其中姜姓吴氏的历史至少有5000年。第五支出自外族的改姓。当代吴姓的人口2400多万，为全国第十大姓，大约占全国人口的193%。出处

　　吴姓人物早在炎帝、黄帝时就已存在。炎帝之臣有一叫吴权的，他的后代是中国乐曲的发明者。　那个因为勇敢剽悍，善于狩猎而以“吴”为称号的原始氏族，在尧舜以前的活动，《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经典史书都记载阙如，只有以广博、繁杂著称的宋人罗泌《路史·国名纪》中，才以吴权的氏族为第一个吴氏族。《路史》说，吴权是炎帝之臣。可见吴人最初是从属于炎帝、黄帝部族集团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一个有趣、奇异的故事：吴权的妻子叫阿女缘妇，她与炎帝的孙子当时为黄帝之臣的逢伯陵通奸怀孕，三年后一胎生3子，分别叫鼓、延、殳。鼓和延传说是钟的发明者，也是乐曲的最早发明创制人。逢伯陵是姜姓和齐姓等族的始祖。

吴氏族

　　吴权属于远古的吴氏族，《路史》已说得明确，其实，吴权不但是人名，它还极可能又是氏族名。正因为这样，有的书又说吴权是颛顼时的人，传说各异，无须深究。陈明远《中国姓氏人全》说：吴权的后裔以吴为氏，成为吴姓的一支。　中华民族以黄帝作为共同的始祖之神，《路史·国名纪》的记载：黄帝的母亲，是古代吴人的一位女姓成员，名叫吴枢。　到颛顼帝时，又有个叫吴回的，他和其兄重黎先后担任火官——祝融。吴回成为南方祝融部落的首领后，吴氏族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分离成八个氏族，昆吾氏就是其中之一。　夏代少康时有个人叫吴贺，他以善射著称，曾和当时的神箭手后羿比射，《帝王世系》载有其事。《中国姓氏大全》说：“传说中夏代国王少康时有吴贺，其后有吴氏”。吴贺见于《帝王世纪》，他曾与羿比射。其实，吴贺就是古代吴人中的一员。吴人所建立的氏族政权即吴，它在夏商时代一直存在。《路史·国名纪》就说：“(商)纣时亦有吴伯。”

远古初祖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是吴姓历史上记述的远古初祖，他居住在姬水流域(约在今陕西北部)，以姬为姓。相传黄帝娶了四位贤淑的妻子，生了25个儿子，其中得姓者14子，其后分14支部族。　公刘下传数代到古公室父时，中原已进入殷商时期，这时周人又受到戎、狄的侵扰，在古公（颤-页）父率领下被迫离开豳地继续迁徙。周人一路南迁，他们爬过梁山，渡过漆水、沮水，到达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一带)。周原可谓周人居住的祖地，这里土地肥沃，适合多种庄稼生长，古公亶父一改周人沾染上的戎狄游牧民族生活习惯，建立城市和村庄，让族众过定居的生活，并在周人氏族制度的基础上设置了官职，建立了近似国家职能的行政管理制度。周人、周族的称呼就是因为古公宣父及其部落定居周原而来。　古公亶父是周人的一位重要首领，他发扬光大了周人数代奋斗的事业，为周人取代商建立周王国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后世周文王称其为太王，《诗经·宓宫》中有歌颂他的诗句：“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则把其作为一位仁君加以颂扬。在吴姓的一些家谱中，尊古公室父为上古最近先祖。周人自古公室父始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全都非常贤能。其三子季历娶殷商挚仲氏之女太任为妻，太任和文王之妻太姒在中国古代被公认为贤妇人，为周族的兴盛起过重大作用。太任为周族生下昌，昌即是为周灭商打下雄厚基础的周文王。相传太任生昌时曾出现吉祥的征兆，昌自小天资过人、品德高尚，深受祖父的喜爱。古公亶父甚至把振兴周族的理想寄托在孙子昌身上，有时当着众人的面情不自禁地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按照周人的社会传统，古公宣父去世后，应有长子太伯继承王位，如太伯早死，接位者应是仲雍，季历排行第三，不可能有机会继承王位，昌作为季历之子更没有机会继承王位了。　古公亶父生病了，太伯和仲雍借口外出为父亲采药，离开了周原。史书记述，兄弟俩从陕西岐山一带出发，来到荆蛮吴越地区(今天的江浙一带)，吴越地区居住着原始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和中原风俗迥异。兄弟俩入乡随俗，纹身断发，在周人看来这哥俩已成为蛮人、残人，再无资格继承王位。　太伯、仲雍奔吴后，季历得以顺利继位，后传位给文王昌。周文王昌不负祖父古公亶父的厚望，为灭商振兴周族苦心经营，他生前虽未能灭商，但三分天下，周据其二。其子武王发继位后，向商王朝大举进攻，四年后，一举灭商，建立起周王朝，最终完成了复兴周族的大任。周初，太伯、仲雍受到周王朝表彰，其后裔受封于吴，建立起强大的吴国，后世吴姓子孙则多把太伯、仲雍尊为得姓始祖。　按照古史的记述，太伯、仲雍所到达的荆蛮地区，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无锡、苏州一带。太伯、仲雍一支就是古书记载的痰阳诸姬 (古代居住在汉水北岸的周人的分支)的一支，他们与楚国为邻，楚国是为五帝之一的颛糠帝后裔所建。楚国强大起来以后，汉阳诸姬受到来自楚人的威胁，被迫迁徙，其中太伯、仲雍一支，东迁到江苏吴地，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建立了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二，吴，在蛮夷。”武王克商后，分封太伯、仲雍后裔，其中的一支又分封到太伯、仲雍始迁之地虞，即山西虞地，另一支留封于当时尚未开发的东南之地吴。不管后世对其迁徙过程有多少种解释，但姬姓周人太伯、仲雍一支最后到达了江苏古吴地是没有争议的。 吴姓祖先

句吴

　　太伯、仲雍到达江苏吴地后，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当地土著吴人的普遍欢迎，他们纷纷前去投奔。太伯、仲雍兄弟周围很快聚集了一千多家吴地百姓。他们被太伯、仲雍兄弟的高风亮节、仁义之德所感化，自愿拥立太伯为君长，因太伯所居处属吴地，故太伯在这里建立的姬姓国家称“句吴”(句为发声词头，无实际意义)，简称吴。 太伯

　　太伯建吴之时，已到了殷商末年，中原诸侯混战不已。太伯恐怕战乱涉及吴地，影响吴地人民的生活，就在今江苏无锡市东南梅里营造了一座城市，相传此城的内城周长三百步，外城周长达三百余里，人们在里面像生活在世外桃源里一样，耕作种庄稼，自给自足，生生息息，不受外界干扰。太伯无子，他去世后，仲雍继立为吴君，他把哥哥太伯葬在无锡梅里，后人在其坟墓附近修建至德庙来纪念这位让贤的吴姓先人。　江苏省苏州、无锡一带有关太伯遗迹很多，至今无锡市东的鸿山(又名梅里山)仍存有太伯墓，是江苏省重点文化保护单位之一，墓用青色大理石砌成，周围常年绿草如茵，墓碑呈正方形，刻有“泰伯墓”三个古朴典雅的篆书大字。　相传太伯去世后，吴人无不悲痛欲绝。太伯入葬那一天，吴人纷纷前去送行，因太伯生前喜欢种麻，人们就各采一束麻子在腰间，以表达对太伯的怀念和哀悼之情。此后这一风俗在民间流传了数千年，一直到今天，为去世的长辈披麻戴孝仍为中华民族某些地区的丧葬礼俗。[2]

仲雍接任

　　太伯没有子孙，后世吴姓人称其为开氏始祖，称其弟仲雍为吴姓传代血缘始祖。仲雍接任吴国国君后，继续开拓哥哥所奠定的基业，在吴姓发展史上，仲雍其地位仅次于太伯，可谓至德第二人。仲雍去世后，吴人把其葬在吴国虞山。仲雍墓在今天江苏省常熟市西北虞山山腰间，仲雍墓门在山麓下，面临北门大街，门前牌坊是清乾隆年间所建，上书“敕建先贤仲雍墓门”，进墓门，沿山坡往上先走数十步，可见有第二道牌坊，正面刻有江南督学使曹秀先题写的“南国恭友”四字。墓穴前立有第三道牌坊，正面有“先贤虞仲墓”五字横额，两侧石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一时逊国难为第，千载名山还属虞。”墓上立有四块墓碑，正中一块为清康熙年间所立，石碑保存完整，上刻有明江南巡按御史路振飞的题字，“商逸民虞仲周公墓”。仲雍至今仍为常熟一带人民所景仰，仲雍葬地虞山已成为海内外吴姓子孙寻根问祖之地。　仲雍下传四代至周章，周章在姬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周人的后裔，故名为周章。周章继位做吴君时，武王已灭商，建立了周王朝。周初实行分封制，封周王亲族、灭商功臣、历代先圣后裔到各地做诸侯。周王朝寻找太伯、仲雍后裔封诸侯，因周章已做吴君，就因地正式封周章为句吴国君，周章之弟仲被封在周原附近的虞(今山西平陆县境内)，列为诸侯，建立了虞国，其后人以虞为姓。仲因此称为虞仲，如其先祖仲雍同号。　吴、虞兄弟之国，历经整个西周，传国十余代，一直到东周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大变革，周天子丧失了号令天下诸侯的权威，人们不再遵从传统礼法，各诸侯为扩张自己的地盘掀起了兼并战争，可谓礼崩乐败，天下大乱。虞国当时是一个小国，版图面积不过今天的山西平陆一县，它北邻强大的晋国。晋是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地，它和吴、虞、虢同属姬姓封国，起初不过是方圆百里的小国，但经过晋国君主数代经营，版图日益扩大，到春秋初期已成为诸侯强国。春秋时期的晋 国国君晋献公是个野心勃勃的君主，他一心想扩大晋国国土，称霸诸侯。

虞国和虢国

　　(在今河南省陕县)位于晋国南方，控制着晋国南下中原称霸的通道，因此成为晋国首先兼并的对象。虢国和晋国之间隔着虞国，为避免虞、虢两国联合抗晋，晋国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先灭虢然后再破虞。公元前658年春天，晋国大臣荀息和晋献公密谋，设计了一个“假虞伐虢”的阴谋。晋臣荀息出使虞国，以晋国出产的名马、垂棘出产的玉璧向虞公行贿，请求虞国借道给晋讨伐虢国，虞公果然上当，不仅答应借道给晋国，而且还答应出兵助晋攻虢。宫之奇是虞国著名的贤臣，深为晋国所忌讳，史书记载：“虞有宫之奇，晋献公为之终夜不寐。”他听说此事后，急忙面见虞公，力陈借道于晋讨伐虢国对虞国的种种不利后果，但是虞公听不进去。此前，虞国边城墩邑曾遭西邻冀国侵犯，晋国看到事态的发展对自己不利，就出兵讨伐冀国，解除了虞国的危机。在虞公看来，这次晋国讨伐虢国，虞国理应助晋伐虢。晋臣荀息终于说服了虞公，晋虞联军进攻虢国，虽未灭虢，但极大削弱了虢国的力量。三年后，晋国看到灭掉虞、虢两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又重施故伎，再次向虞国借道伐虢，大臣宫之奇听到后惊恐万分，他断定这次晋国借道伐虢，回师途中必定灭虞，急谏虞公，力阻借道于晋。　虞公不听劝谏，同意借道给晋。宫之奇无可奈何，他预知虞国行将灭之，就率族人离开了虞国，临行前叹息着说：“虞国恐怕连腊月祭祖的日子也等不到了。”三个月后，晋军灭虢，回师途中又灭掉了虞国。自周章之弟仲封虞，虞国共历 12君。虞国灭亡后，后裔为纪念故国以虞为姓，虞姓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姬吴的早期分支，与吴同属太伯、仲雍之后。

编辑本段吴国与姓

称霸中原

　　北吴虞国被灭亡了，南方吴国却兴盛起来，成为春秋时期的大国，曾一度称霸中原。自周章接受周天子封号下传到寿梦已历十五代，寿梦做吴君时，历史已进入春秋时期。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国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吴国国力增强，已敢于与中原强国抗衡。寿梦在位期间，中原以楚晋争霸为主，两国之间发生了城濮之战，这次战争，楚国虽然失败，但实力未损，楚庄王时又卷土重来，楚与吴越结盟重新对抗中原大国晋国，此后楚军又北上与晋爆发了（必阝）之战，这是楚晋争霸以来的第二次大战。（必阝）之战楚国战胜了晋国，使楚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陈、蔡、郑、宋以及淮泗流域的其他小国都降服于楚。失败后的晋国时刻寻找机会想战胜楚国，因此，晋楚间小规模的战争接连不断。为调解晋、楚之间的争端，避免各国受到牵连，公元前579年，以宋国大夫华云为主发起了解除楚晋争端的“弭兵之盟”，但不久即告破裂，楚晋两国仍处于明争暗斗之中。后来，楚国国内发生权力之争，楚国大臣申公巫臣因与楚国令尹(相当于宰相)子反争夺权利，失利后逃到了楚的敌国晋国。他蓄意报仇，向晋国献计献策削弱楚国。晋国采纳了申公巫臣联络新兴的吴国以牵制强楚的建议，并派申公巫臣代表晋国出使吴国。申公巫臣在吴国教习吴人兵法战阵，训练吴人采用中原兵车作战，怂恿吴国讨伐楚国。吴国一年内数次出兵，在吴楚边境声东击西，楚国疲于奔命，国力减弱，吴国从此开始强大起来。

姬吴分支

　　公元前515年，吴王僚乘楚平王死去楚国举行国丧之际，派弟弟盖余、烛庸率军伐楚，同时又派季扎出使晋国，观察中原诸国的动向。楚国早已做好准备，派大军截断了吴军的退路。吴军进退两难，吴王僚的两个弟弟盖余、烛庸不能回归吴国，吴王僚坐立不安。公子光见时机成熟，假意宴请僚，让专诸伺机刺杀僚。据《史记》记载，吴王僚为防万一，自王宫至公子光家，沿路设护卫军士，连公子光家堂前、阶上、席旁都有卫兵带刀护卫。公子光推说足疾故意离开现场，而在窟室中布上带刃甲士。专诸把匕首藏在炙鱼腹中，借献鱼之机，得以靠近了吴王僚。专诸突然拔出鱼腹中的匕首，刺死了僚。此匕首就是名传后世的鱼肠剑。混乱中，刺客专诸被吴王僚的卫士砍死，公子光率窟室甲兵杀散僚的卫兵。公子光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为感谢勇士专诸，阖闾封专诸之子为卿，重用伍子胥执掌国政。远在楚国作战的吴王僚的弟弟盖余、烛庸听到公子光弑君自立的消息后，感到大势已去，弃军逃走。后来兄弟俩又投奔了楚国，楚把养邑 (今河南沈丘一带)分封给他们。从此，吴王余昧的后裔就在河南沈丘一带繁衍生息其后代分别以两公子的名字盖余、烛庸为氏，成为姬吴的两大分支。　季扎回国后，不愿看到吴国再闹内乱，就承认了阖闾为君的合法性。《史记》记载季扎说：“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　吴王阖闾即位后，实施富国强兵之术，他立城廓，设军备，实仓廪，治兵府。相传现在的苏州(古称姑苏)就是伍子胥协助阖闾修建的都城，姑苏城仿效中原城廓的建设，又兼及南方水乡的特点，它周长47里，有 8个陆门，8个水门，是一座设计精巧、攻守兼备的都城，它的建成提高了吴国的军事实力。在伍子胥推荐下，著名军事家孙武从齐国投奔吴，把自己著名的13篇兵法进献给阖闾。阖闾为测验孙武兵法，在宫中选了180名美女充当士兵，以两名爱妃做首领，让孙武试演。演习过程中，两位爱妃对孙武排兵布阵视如儿戏，在孙武三令五申下仍嬉笑不止。孙武按照军事法令斩杀了阖闾的这两位爱妃。据史籍记载，阖闾痛失两位爱妃后，食无味，寝不安。然而阖闾看到孙武确有用兵的本领，就没有责怪孙武。他任用伍子胥为谋主，孙武为将军操练军队，为进击强邻楚国做准备。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孙武率兵大举攻楚，在唐、蔡两国军队的引领下，吴军五战五胜，长驱直入楚国都城郢，楚昭王逃跑。伍子胥找不到楚王，就掘开平王之墓，鞭尸三百，报了杀父之仇。楚国忠臣申包胥指责伍子胥鞭打王尸无道之极。伍子胥解释说：“吾日墓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后来，申包胥不畏路途险远，远奔秦国求救兵。申包胥感怀祖国君民蒙受苦难，在秦宫庭外，痛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秦答应发兵救楚。秦楚联军击败了吴军。战乱中，阖闾之弟夫概乘机回国自立为王，阖闾闻讯，立即领兵回国击败了夫概，夫概率残余逃到了楚国，楚昭王封夫概于棠溪(今河南遂平县一带)，其后裔以棠溪为氏，这是姬吴的又一分支。

吴国忘

　　早在吴亡之前，就有吴人流落异国他乡。吴越之间进行了多年的战争，在战争中，一部分吴人做了越国战俘，幸存下来滞留在越国，其中有夫差的儿子吴友及王孙弥庸。在吴越战争中失败的吴国王室成员多流向了楚国，诸如上文提到的吴王余昧之子盖余、烛庸，阖闾之弟夫概。吴王僚的儿子庆忌在父死之后，举家逃亡到楚国和宋国，其后称庆忌氏。然而与公元前473年吴国这场大灾难相比，这些都显得微乎其微。在这场大灾难中，上至吴国宗室贵族下至吴国普通百姓，都历经了彻心透骨的亡国灭种之痛。据《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大批吴人被赶出家园，有的远走他乡，有的到越国做苦役成了越国奴隶。愈是离散于异乡，愈是怀念故土，血缘、地缘标志的“吴”就愈加被突显出来，亡国后的吴人纷纷以吴为姓。流落在越国的吴人在越人监督下修建了大型水利设施辟首，这座长达千余米的水利设施后来改名为吴塘，以纪念早期吴姓先人流亡异国做奴隶的艰辛。后来越国灭亡，在越的吴人又随越人南迁，两汉后期的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吴霸家族就属随越人南迁的一支吴人。　吴亡后，大批的吴姓宗室被流放到偏远荒凉之地。其中夫差的新立太子吴鸿被流放到江西婺源，这支吴氏尊吴王诸樊为始祖，后世繁衍成江西历史上最悠久的吴姓宗族。　鄱阳吴氏、浮梁吴氏、余干吴氏、乐平吴氏、进贤吴氏等支都是吴鸿后裔。夫差家室的另一部分逃难到了安徽歙县，其后裔发展成安徽吴姓的重要一支——歙州吴氏，他们也以诸樊为始祖，其后分衍出江西南昌吴氏、江西德兴建节吴氏等支，其中以南昌吴氏最为兴旺，成为望族。

恢复吴姓

　　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濮氏宗族推举族长濮肇为代表，出面向朝廷献粮赈荒。濮氏的义举受到朝廷的表彰，宋朝廷下诏征用濮肇做官。但是隐居一千多年，不愿张扬的族风使濮肇辞绝了征用，仍率族人隐居于太湖边。　靖康之乱后，百姓纷纷南迁。太湖周围也住满了南迁的移民，从此，濮氏宗族开始广为人知。濮氏宗族一直保持吴氏先民的纯朴之风，族人乐善好施，南迁百姓闻其声名，纷纷前去投奔。濮氏宗族居地周围移民越来越多，族长濮百被移民们尊称为“仁义山长”，无意中濮氏族长成了这一带百姓的首领。由于移民的日益增多需要政府出面管理，濮氏也希望复归本姓，得到官方和民间的承认。　此后洞庭吴氏又数次续修家谱，使这支吴氏的历史非常清楚。

编辑本段吴氏族脉

出自虞氏或有虞氏

　　据有关资料记载，相传仲雍的后代，周文工时曾被封于虞国(今山西平陆县北)，公元前658年被晋所灭，其后子孙有以国为氏，姓虞。另相传远古时有部落，名有虞氏，舜乃其领袖，姚姓，居于蒲阪(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金文中虞、吴字相通，其后亦有姓吴的，为山西吴氏。　舜的三位夫人，嫡妃娥皇无子，二妻女英生了一位公子叫商均，三夫人登比氏生了两女八子，但子女都为不肖子孙。只有商均能继承父业。舜去世后，中原形势发生巨大变故，夏禹夺取了有虞氏的部落首领职位，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夏王朝。禹分封舜的嫡长子商均到有虞氏地区，继续当有虞氏的首领。有虞氏成为夏代的一个小方国，当时已从陕西东迁到今河南省虞城县北，国号“虞”。在夏初虞国有虞思，曾帮助亡国的少康，并将两个美丽贤淑的女儿嫁给少康为妻，终于帮少康复兴了夏朝。商代以后，虞国衰落中绝。大约自商均开始，舜的嫡传子孙以虞、吴为氏。《元和姓纂》说：“舜有天下号曰虞，子商均因以为氏。”上古虞字写作“吴”，只是到战国时期，虞、吴开始区别。

　　古代的吴国，位置是在现今江苏省无锡县一带，此地也是吴姓发源地。周初，是泰伯的封地。至十九世孙寿梦的时候开始称王，国势也日益强大，国境一直延伸到今浙江省的嘉湖一带。与此同时，吴姓首先向北临近的齐、鲁之间迅速迁徙繁衍。这一带的吴姓，多为寿梦第四子季札之后。其后迁入河南、安徽等省境。　吴姓子孙在亡国之前，有过一些零星的外迁活动。如与邻国争霸时，有少数吴姓子孙在战争中被俘，被迫流亡他国，远离家园。公元前537年，吴楚交战，厥由(吴王寿梦的第5子，季札之弟)受命前往敌营犒劳楚师，侦察敌情。一至楚营，便被抓住。楚人本拟杀他祭鼓，厥由大义凛然，严辞斥敌，使楚人折服，结果不辱使命。楚国撤兵，但厥由也被带回楚国。此后，他流亡楚国，娶妻生子。后代以名为姓，形成吴姓的分支——厥由氏。又如夫差的儿子吴姑蔑，在与越人作战中被俘；吴亡前数年，夫差的太子吴友和王孙弥庸也一同被俘，流落到越国。

秦汉时期迁徙

　　吴芮属吴征生这一支，父亲自楚迁居庐山。秦朝时，吴芮以才能出众，当上了番阳(今江西鄱阳东)县令。他为政深得民心，百姓尊为“番君”。秦末农民起义。吴芮纵观天下大势，知秦必亡，遂率领当地越人起兵响应。后转战西北，与项羽等入关破秦，立下汗马功劳，项羽封他做衡山王。汉朝一统天下，分封功臣，吴芮被封为长沙王，建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市)，食邑3千户。自此，吴姓宗族中吴芮一支又自江西迁到湖南。可惜命不长，吴芮做长沙王还不到一年，就于当年6月过早地去世，葬在临湘，谥号为“文王”(传见班固《后汉书》卷三十四)。　。《广东通志》说，吴霸后裔兴旺，五岭以南，特别是广东一带的吴氏大部分是吴霸的后代。

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至隋唐的七百余年间，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入侵中原，致使北方战争频繁，南方则相对安定。因而北方士民大量南迁，吴氏宗族也在南迁之列。据唐林宝撰写的《元和姓纂》记载，这期间的吴氏大族主要分布在吴郡、武昌、濮阳、渤海、陈留等地，并呈南兴北衰之势。　自吴允承回迁吴郡奉祀先祖吴太伯三代之后，历史进入了三国时期，吴氏家族成为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治的国戚，孙策、孙权兄弟的母亲吴国太便出自吴郡吴氏。　吴元三次子吴彪一支也迁回江苏无锡——古吴国旧地，主持吴姓始祖吴太伯庙祀，成为无锡吴氏主宗。无锡吴氏后来又分衍出六合、高邮、晋陵、邗里、新塘等众多的吴姓分支。

　　井姓的起源与中国古代天文学有关，井是二十八星宿之一，天文分野在陕北一带。所以早在上古三代就出现了有所成就的井姓人物。又如井姓，即神农氏后裔。在古史上出现很早。最早的姜姓井族很可能建立国家在河北邢台一带；西周时井姓望族大都分布陕西周原；而事实上在米脂县就有井姓人家因为族灭分而为五jing。jin;姓的传说[京景荆金靳]，那里也有山上的古迹叫“五分路”。事实上在“京景荆金靳”这五姓活跃的历史时期，而其本源之姓井却很难发现。我们不了解这个姓分出五姓之后到底隐藏的多久，但是至少也有一个朝代的历史之久，怎么恢复起来的，应该也有传奇的故事吧。在近代，结束清政权的人就是陕西同盟会领袖井勿幕，其胞兄井岳秀在20世纪30年代镇守陕西榆林号称"榆林王",是个一等一的“土皇帝”。现在的井姓多保留在陕西和辽宁,占井姓的五分之三。

　　井姓起源有：

　　一、出自姜姓，是炎帝的后代，取吉利的意思作为姓氏。井是《周易》六十四卦之一。有取之不尽的意思。

　　二、出自姬姓,周公四子邢侯之后见杨宽《西周史》周朝有大夫叫井利，就是用“井”作为姓氏。见《穆天子传》。

　　三、始于春秋，是以封地名作为姓氏的。春秋时，虞国有个大夫被封到井邑（今地不详），称为井伯。他的后代就用封邑名“井”作为自己的姓氏。

　　四、井姓与百里姓同宗。周代时，姜子牙建立了齐国，而姜子牙的后代中，又有人到虞国当了大官，被虞国国君封为井邑的首领。又封为伯爵，被人们称为井伯，井伯的子孙，有的姓井。井伯又有个后代，叫井奚，后来到秦国去做了大官，被秦穆公封为百里邑的首领，被人改称为百里奚。百里奚的后代，也以封地为姓，世代姓百里。所以井姓和百里姓的老祖宗是一个。见《姓源》。

　　五、和尔钦氏Hercin Hala 本蒙古姓氏, 见于《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又作合答斤、哈塔斤、合底忻,成吉思汗十一世祖母阿兰豁阿的第三个儿子不忽合答吉,组成的部落,世居扬什木(又作阳石木，蒙古游牧地，博古罗特氏、和尔钦氏、喀克锡哩氏、锡尔弼氏、锡喇德氏世居地，辽宁省彰武西),后冠汉字姓井。

　　井姓典故

　　源自炎帝；望出扶风。南阳曾拒五王远权势1；为官三科称贤能2。 注释：1东汉太学生井丹，字大春，郿人。博通五经，生性清高，不结交权豪，曾拒五王之邀，闭门隐居，读书自乐。2明代给事中井田，字九畴，邢台人。任户、兵、刑三科给事中，以贤能著称。 六郎赞襄，政令维亲感戴3；五经博洽，京师传说纷纶4。 注释：3宋代官吏井纲的事典。 4东汉太学生井丹，博通五经。时有“五经纷纶井大春”之谚。

　　伤心痛哭几无泪；悲楚行吟尽是忧5。注释：5近代名人井勿幕自题联。井勿幕曾参加护国运动。 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

　　井勿幕，初名泉，字文渊，陕西蒲城县三合乡人，生于1888年2月12日，是中国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在辛亥革命中，他积极奔走，以年轻的热血之躯奉献于祖国和人民，被孙中山誉为革命的“后起之秀”“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幼时聪敏好学、志向远大。1903年冬，15岁的井勿幕远渡重洋赴日留学，1905年8月20日加入了孙中山在东京创建的同盟会。同时，他很想陕西也尽快成立这个组织，遂向孙中山请求回国，孙中山被其年少志大所感动，便同意其回国的请求。回陕后，他便奔赴渭北各县，宣传同盟会纲领，秘密发展了30多名成员，成立了同盟会陕西支部。从此，反清的火种在三秦大地燃起！

　　辛亥革命前夕，陕西反清浪潮汹涌澎湃，这与井勿幕的精心策划、积极奔走是分不开的。 1906年夏秋之后的两三年间，他又曾两度赴日，除读书并筹建同盟会东京陕西分会外，他又于1907年2月回国并亲自去南方会见了黄兴和秋瑾，了解革命形式。后即赴日向同盟会东京总部负责人吴玉章做了汇报，这次在东京住了一年，一面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和思潮，一面筹划陕西籍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夏声》杂志。他以“大无畏”、“侠魔”等笔名发表许多文章，揭露清政府的黑暗和腐朽，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声援国内反清斗争。1908年秋，“蒲案”爆发，井勿幕遂在《夏声》杂志第八号发表了《蒲案感事》一文，揭露蒲城知县李体仁封闭学堂，毒打师生，违法滥刑，草菅人命的罪恶行径。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最终将李体仁革职查办。1909年春，于右任因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被上海英租界捕房逮捕，井勿幕立即在《夏声》上发表文章揭露事件真相，呼吁社会舆论支持正义，引起国内外的震动，英方最终只好释放了于右任。尤其在1908年发表的长篇政论文章《二十世纪之新思潮》一文，盛赞社会主义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以成“晚照斜阳，行将就没而黑云蔽空”，“冲天之大浪来者，即此社会主义新思潮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全省乃至全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最终被袁世夺了胜利果实。而此时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有的人倒向了袁世凯。但井勿幕始终坚持革命，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1915年12月，袁世凯阴谋称帝，反袁怒潮席卷全国，蔡锷将军首举义旗讨袁。井勿幕在上海同熊志武等人商定反袁，随即赴云南参加反袁斗争。历任参谋和前敌总指挥，转战四川沪洲、叙府一带。后来他策应陕西的反袁护国斗争，乔装商贩徒步回陕。此时袁世凯在全国的一片唾骂中忧惧而死，但陕西仍为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爪牙陈树藩控制。井勿幕十分气愤，旋既赴京联络革命志士，开展反对陈树藩的斗争。1917年12月，陕西国民党革命派响应孙中山广东军政府号召，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废弃《临时约法》，成立靖国军，打响了护法战争。于右任被陕西的国民党人士从上海请回，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分兵六路进攻陈军。陈树藩惊慌失措，请井勿幕以调解人身份去三原，企图借井之声望分化瓦解靖国军。井勿幕素孚众望，加之靖国军多系井之旧部，所以他一到三原就被推举为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一时间士气大振，陈树藩更加恼火。 1918年10月，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率部援陕，到达第一路军郭坚驻防的凤翔县。11月中旬，井勿幕一行前往凤翔慰劳叶部，当井勿幕返回三原途经兴平时，忽然接到郭坚来信，约井勿幕于21日赴兴平南仁堡参加军事会议。井勿幕明知赴会有险，但他认为“只要对革命有好处，我是不怕牺牲的。”并如期赴约，结果他一到就被陈树藩勾结的靖国军内部败类郭坚部营长李栋材杀害，年仅31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悲歌从天落，壮志未酬身先死。井勿幕的被害，使辛亥革命失去了北方的一面大旗。于右任当时致函国会众议院:“天乎何心，坏我长城!”“唯有誓灭国贼，慰我先烈。”广州孙中山护法大元帅府特赠井勿幕陆军中将，明令嘉奖抚恤。辛亥革命著名革命家章炳麟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予以高度评价，井勿幕的一生从事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井勿幕之死———民国初年的一桩公案

　　被孙中山先生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陕西辛亥革命先驱井勿幕，于1918年11月在陕西兴平县南仁堡被人谋害。他的死，成为民国初年的一桩疑案。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并欲恢复帝制。井勿幕奋起曰：“斯时不起，民国为无人”，协助孙中山、黄兴、蔡锷等发起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及反对段琪瑞的护法运动。井勿幕曾由越南潜入云南，参加反袁的护国战争，任护国军熊克武部前敌总指挥，转战川南。护法运动中，井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领导了陕西讨段反陈（陕督陈树藩）之役,从者数万。井并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西南靖国军联帅唐继尧及熊克武等联系，由是川滇黔各军叶荃、但懋辛、王安澜、吕超等率军援陕讨陈。陕西靖国军因之声势大震，关中西部除户县、兴平，悉数被靖国军占领。

　　1918年11月20日，井勿幕西行凤翔慰劳云南叶荃援陕部队，归返三原途经兴平之际，接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军司令郭坚专函，约井于次日同到附近南仁堡会商攻取西安计划。井勿幕乃带随从8人乘马前往践约。井抵南仁堡即被郭部营长李栋材迎入一厅房内，而井未见郭至，始觉有不测发生。井怒斥李并掷手中水烟袋击李，纷乱中忽有人自门外报告“郭司令到———”勿幕起身视门外，而在场的郭坚马弁任申娃、李新生从井身后开枪射击，井即仆地殒命，年仅31岁。

　　井被害后，随从除一人逃脱，均被射杀。李栋材用刀割下井勿幕首级，而后传令全营渡渭河南去西安。李部屯兵西关草阳村，献井首级给陕督陈树藩。井勿幕遽死，陕西护法运动局面“遂大坏”，西南援军亦因失去援手，不久退回四川去了。

　　井案发生后，舆论大哗。纷纷议论主谋者何人。时人谓首嫌是郭坚，以井勿幕因靖国军各部扰民，军纪不整，曾大力进行整顿。而郭坚第一路军军纪最差，井对郭多次批评。郭则素怀野心，难以驾驭。井对其整训，郭多有怀恨，因此想杀井后，再借献头之机图陈，一箭双雕。只因陈树藩有所防范，栋材未能得手。杀井凶手任、李两位皆郭之弁目，但非但未予追究，日后皆将二人升任连长。郭坚之外，又有人谓杀井主谋是陕督陈树藩，李栋材只是为陈收买的枪手而已。当时于右任有挽联曰：“我哭井勿幕，耿耿爱国热忱，不亚宋渔父（宋教仁）；谁言李栋材，明明杀人凶犯，就是陈树藩！”

　　井勿幕夫人马氏居西安，闻噩耗携女多次去督府讨说法，陕军田玉洁、云南援军叶荃及井之胞兄井岳秀亦纠责勿幕死因并缉凶手甚急。陈树藩慑于各方压力，乃先遣资二万元驱李栋材逃匿汉口租界，然后将井首级交还井旧将田玉洁。陈树藩而后又将李栋材逃匿处告知井岳秀，一为开脱自己，二也恃李栋材在汉口租界里岳秀奈何他不得。

　　先是，井被杀时逃脱的一随从警弁，当夜又潜回南仁堡，冒险负无头井尸身回到靖国军防地。田玉洁为安全计，派人将井遗体运至泾阳。至此，井尸身首得以保全。

　　于右任在井遇害后立即致函国会众议院：“天乎何心，坏我长城”，“惟有誓灭国贼，慰我先烈。”并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名义，呈请广州护法军政府以陆军中将阵亡例追恤。但是当时军阀割据，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根本不能顾及此事。不得已，井的遗体由田玉洁将军从泾阳移至蒲城井之故乡，草草葬于县城东十二里的紫荆原南麓。于右任有诗哭井勿幕云：“十日才归先轸元，英雄遗憾复何言。渡河有恨收群贼，殉国无名哭九原。秋兴诗存难和韵，南仁村远莫招魂。还期破敌收功日，特起邱山拟宋园。”

　　话分两头，再说井岳秀知李栋材藏匿处后，誓欲手刃此獠以雪弟恨。他以重金买通湖北督军王占元，设计捕李。李在汉口觉察出有异，乃欲乘火车外逃。而乔装成商人的岳秀手枪队队长李福成等早有准备，于火车未发之际一举擒获李栋材。福成随即押解栋材乘火车抵太原，山西阎锡山与井岳秀关系密切，故全力相助。李栋材由太原起解后，施以双镣，阎派人节节护送，而井岳秀则令人每天给李栋材身上刺一大针，直至井之镇署榆林。

　　1919年中秋夜，井岳秀令将李栋材缚于镇署西花厅的葡萄架柱上，旁设勿幕灵堂，将李剖腹剜心致祭。李高声叫骂，声不绝口。岳秀杀李后，将其尸拖至校场，剥去其皮，蒙于马鞍上坐骑，以解心头之恨。但是，到底杀井的主凶是何人，仍无定论。此后世事推移，而天下局势无一日安宁，此一桩公案，无暇论及，逐渐为人淡忘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起了这位已历27载旷野荒城，未封正冢的井勿幕先贤。乃经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由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立传，并由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同时决定择址长安南郊风光秀丽的少陵原清凉寺旁购地12亩，重建陵园。蒋介石为其墓题写了“追赠陆军上将井勿幕先生之墓”的巨型石牌坊。1945年井勿幕忌日这天，时任南京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来陕主持了井勿幕迁葬事宜。

　　井勿幕死后27年得享哀荣，不料井案则又起风波。忽一日，勿幕昔日参谋、同盟会员华孝康具状陕西高等法院，告发杀井主凶为该省府新增委员马凌甫。原来这华孝康多年来暗中搜集井案证据，集结为《井案纪实》一书，秘不示人。那马凌甫曾追随郭坚与祸陕的刘镇华，素为陕人所不齿，故数十年未尝回陕。井勿幕安葬后。华孝康于偶然中得知陕西省政府改组，而新委员中有马凌甫，遂有具状告马之举。诉状言当年郭坚本不同意在兴平召开军事会议，但马凌甫以参谋长职权命郭坚随身副官张拟郭坚字体和名义擅发公函，诱杀井勿幕。华并出具张与当年郭坚随从心腹冯绍芳往来信件，证验其字与郭酷似，以为证据。华极力要求惩办主凶马凌甫，为井申冤。华还将其所录《井案纪实》公之于世。后法院以井案已逾三十年不予受理，但马凌甫因此而声名狼藉，不久弃职而去。井案似因此应有个眉目了，谁料在1946年9月18日，华孝康由户县乘轿车赴西安途中遭人暗杀，又再度使此事更添诸多诡秘。井勿幕被害一案终成了一件难以搞清的历史悬疑。马凌甫解放后才死，他谈及井案总是闪烁其辞，一直坚称为郭坚部营长李栋材所为。但世传马凌甫杀井原因系当年留日学生中，分为咸长（咸宁、长安）和渭北两派。而张凤岁羽、井勿幕则隐然为首。马虽为渭北人却加入咸长派，曾因事为渭北派所殴。马一直认为系井指使，由是怀恨。加之郭坚、马凌甫从小集团利益出发，认为井训戒本部队是排除异己，从而起图井之心。

　　井墓在“文革”期间曾遭彻底毁坏。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前夕，井墓陵园得以重修。井勿幕蒙难60多年后历经三次安葬，终在地下得以安息了。

　　钟楼

　　位于榆林城内大街中心。民国10年(1921)榆林绅士白伯英、郭维藩等在为井岳秀祝寿时倡议建“井公祠”，即在榆林大街原被火焚牌楼的旧址动工，次年落成，取名“长春楼”，后改为钟楼。

　　莲花池公园

　　莲花池公园，位于榆林市新二街西侧(体育场北侧)。清代俗称青草湖，北与文庙拌池相连。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府赵铨引普惠泉水流入，至此，湖池常满。民国7年(1918)春，井岳秀辟湖池从关中引进莲籽种植，并在湖池中建茅亭、架曲折木桥，四周种植柳树，置石桌、石鼓凳、备小船。每年6、7月间，莲花盛开满池，故人们称之为莲花池。

　　于右任题书"崧生公园"和"风归远挹陶长柳，遗爱常留召伯棠"楹联，分刻在大门额上及两侧，以褒奖井岳秀建园功绩。建国后，改称莲花池公园，增建喷泉、假山等。"文革"初，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玩乐场所，池中莲花被挖掉，改成养鱼池，园中设施尽遭破坏。1977年复种莲花。并增建门庭、画廊、花圃温室、八角楼亭、引种花草树木70余种，增加儿童乐园，配置游乐设备。现园占地93．3公顷，并成立莲花池管理所。1998年秋冬至1999春历时149天大旱，池中水干，莲花枯死。后用洒水车拉水屯池，有关方面着手再次引种莲花，恢复莲花胜景。

　　井岳秀

　　井岳秀（1871-1936）西北军的一位奇人，井字嵩生，排行十，人多称“井十”，原籍蒲城井家原，少年时武功高强，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结交江湖游侠，在关中颇有名,早年中过武秀才,是张作霖的拜把子。1905年，受其弟井勿幕（同盟会创始人井勿幕，是陕西最早的同盟会员，孙中山的得力助手）的影响，加入同盟会，并一起创立同盟会陕西支部。他积极活动，先后参加了著名的“蒲案”、“西安起义”等反清运动。辛亥革命胜利，委以工兵独立营营长。1913年9月，首次北上榆林，妥善处理了“神团”反洋教、反产烟苗事件。1916年，升任陕西第三区警备司令，适逢陕北盗匪猖獗，他率部剿灭，沿途灭盗甚多，于同年再次到达榆林。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他为陕北镇守使，此后一直镇守榆林，几经变更，先后由刘镇华委以骑兵旅长，吴佩孚委以西北路联军总司令。1925年段祺瑞执政府任命为陕西军务帮办。1927年由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驻陕副司令，兼第九路军总司令，后缩编任命为十八师师长。1931年，蒋介石改任为八十六师师长。

　　井岳秀在陕北也办过一些实业，先后筹措创立榆林女子师范学校、榆林职业中学；扩建高等小学、创办《上郡日报》，筹办陕北地方实业银行；鼓励民众合股办工厂。他本人也私设商号，合股经营“裕惠号”，“太原惠记军衣庄”，“榆林惠记工厂”，“神木官碱局”等。1936年农历1月20日，因手枪走火身亡。

　　井岳秀久镇西北，长期镇守榆林，人称“榆林王”。属于西北军中“一字并肩王”的地位。难得的是此人权力欲望不强，并不多扩张势力，杨虎城打不过北洋军的时候他曾经仗义收留，等杨作了十七路军总司令，井却依然是一个八十六师师长，他也恭执部下之礼，毫无骄檩之意。

　　外蒙宣布独立的时候，伊克昭七旗王公在苏联唆使下也准备叛国，井岳秀出兵河套，通过交友、赛马、拜把等方法，终于说服了这些蒙古上层人士，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功不可没。

　　井江——

　　引领昆明一二一数码城走出“差异化”市场

　　园西和赛博的各行其道，并不能证明园西和赛博在昆明电脑城竞争中就能占据有利地位，一二一数码城近期的出色’表现’也证明了其自身所具备的不凡实力。一二一数码城副总经理井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一二一现如今的经营状况一直按照我们预期所制定的目标有序的进行着。目前我们就是采取一种’差异化’的经营路子，所谓的’差异化’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与其他电脑城的操作方式区别开，不走别的电脑城走过的路，我们所要作的就是建立一套适合一二一、属于一二一的经营模式。当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一二一数码城也会考虑向3C或者4C的经营模式靠拢。目前一二一数码城整个经营都是以数码为主，力求成为昆明本土一个相对专业化的电脑卖场。在管理方面，我们有着和赛博实力相当的企划管理队伍，而硬件设施上，一二一同样拥有本土数一数二的物业基础设施。拥有如此完善条件的电脑城如果再走出一条适合其自身条件的’差异化’经营道路，必将使一二一成为未来昆明IT界的一支生力军”。

　　那么，拥有如此实力的一二一数码城又会如何应对将来的发展呢？井江称：“一二一数码城目前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实力。只要我们能在未来的发展中使出更为丰富的炒作方式，保持产品线的齐全，合理的整合产品资源，并对产品消费起到引导作用，提供互动性较强的买卖空间，加强对外宣传力度，必定能使一二一数码城在将来得到更好的发展。

　　井在

　　〔清〕(约公元一六六二年前后在世)字存士，顺天文安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清圣祖康熙初前后在世。登顺治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年）进士。初任平阳司李，精敏独特，决狱多平反。令永安时，除李唐宗与刘尽忠之谋逆。再迁兴县，因事罢归。归后，日以诗文自娱。在著有铁潭诗集六卷，文集二卷，合河署诗集一卷，簏潭集四卷，天文纂要八卷，讲约六谕解一卷，（均清史列传）并行于世。

　　井玉树

　　〔清〕雍正时（一七二三―一七三五）直隶（河北）文安人。字丹木，号柏亭。工八法，精篆、隶。善山水、法沈周，巨幅尤佳。每饮酒半酣，挥洒淋漓，若有神助。有柏亭铁戏印谱。《墨香居画识、广印人传、墨林今话》

1976年至1978年在步兵六十团特务连、六连战士、文书。

1978年至1979年为兰州军区步兵学校学员。

1979年至1981年任步兵六十团排长、司令部参谋、连长。

1981至1982年任陆军二十师司令部参谋。

1982年至1986年任宁夏军区司令部参谋。

1986年至1989年任海原县人武部军事科副科长。

1989年至1994年任海原县人武部办公室主任。

1994年至1999年任海原县、西吉县人武部副部长（副处级）。

1999年至2000年任泾源县人武部部长。

2000年至2002年任西吉县人武部部长。

2002年至2008年任固原市总工会副主席、主席、市委委员。

2008年至今任宁夏固原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

是固原市二次党代会代表，第二届固原市人大代表。

2008年当选为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吴玉章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为了纪念吴玉章同志辛亥革命以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贡献，为了继承和发扬吴玉章同志一贯倡导的坚持共产主义教育、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外国先进经验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和学风，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特设立吴玉章奖金。

吴玉章奖金的主要用途： 奖励国内有重大影响的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论著。评奖学科暂设七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历史学、语言文字学、新闻学、经济学和法学。每个学科设立特等奖、一等奖和优秀奖，每五年评一次，每次每个学科设特等奖、一等奖各一项，优秀奖二~三项。奖金数额暂定为：特等奖每项三万元；一等奖每项二万元；优秀奖每项一万元。获奖项目需经作者申请或专家推荐，学科评审组评议，吴玉章奖金基金委员会最后审定。

由于吴玉章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因此，在中国人民大学特设吴玉章优秀教学奖和优秀科研奖，奖励教学和科研成绩卓著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研究人员。每五年评一次，每次评教学奖和科研奖各1-2名（项），奖金均暂定为一万元，评奖范围不限于上述七个学科。评奖工作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有关部门负责。

设立吴玉章学术讲座，聘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进行讲学。

吴玉章奖金的基金来源为：中国人民大学从学校基金中拨给专款；编辑出版吴玉章同志著作的稿费；吴玉章同志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校友、社会知名人士和学者的捐赠款；有关企业、社会组织与学术、教育团体的捐赠款。捐赠者可以按照基金的筹集办法规定，指明所捐款项作为有关学科的单项奖金基金。

成立吴玉章奖金基金委员会，负责基金的筹集和管理工作。委员会由社会知名人士、有关专家和中国人民大学有关负责人组成。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委员会聘请有关专家，组成若干学科评审组。

吴玉章奖金的设立，是我国教育界、人文社会科学界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得到各方面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史学范式是史学家研究历史的范型和模式，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也是史学观点、史学范畴和史学方法等有机集合体。高中新课标程式下的史学范式已从单一走向多元，由传统单一的阶级斗争范式（或称革命史范式），发展为阶级斗争范式、文明史范式、整体史范式（亦称全球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等四种史学范式。这些新的史学范式，提高了历史研究的框架性认识。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的核心是历史观。它与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大差异即在于此。不可否认，二者在历史观上是冲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批评旧史学为神学的、退化的历史观所支配。翦伯赞将传统的历史观归结为神学史观和玄学史观，认为这种神学史观构成了观念论者历史理论的根源，从这一根源上又形成了玄学史观。玄学史观与神学史观本质相同，根本出发点都是“以观念构成的历史来代替具体的现实历史”。在旧史观主导下撰著的史书以阐扬儒家伦理观念为指归。中国旧史学被称为“伦理学的史学”。一则传统历史学成为对儒家伦理观念的注解，而非对实际历史的呈现；二则这种儒家式家族伦理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伦理格格不入。

传统历史观中还贯穿着帝王本位思想。郭沫若提到，中国历史学家“过去一向把社会制度、人民生活、文化及科学的进步等等问题放在附属的地位，好像沙漠中的金砂一样，过去历史学家的著作中难得遇到这些问题的资料”。曾参与范文澜主持的《中国通史简编》撰写的金灿然也指出，“注重个人，尤其是帝王的丰功伟业、言论行为，忽视广大群众的活动”是“封建的历史学”的缺点之一。这种批判承袭了晚清“新史学”斥君史、倡民史的主张而有进一步的发挥。再者，大汉族主义也是中国旧史观的一大偏弊。吴玉章批评旧史普遍“以汉族的历史为中国的历史”。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表示“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不过，传统华夷之辨并未从马克思主义史家笔下消失，而是转化为民族主义，主要是对民族气节的伸扬。范文澜在《大丈夫》中表彰民族英雄、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痛斥秦桧、范文程、洪承畴等的投降主义，即是一个典型。中国古代史家中也有少数人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而接近于科学的历史观。司马迁、刘知几和王夫之被视为其中的代表。不过，这种不囿于旧观念的传统史家毕竟是凤毛麟角。

总体说来，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以辩证的眼光审视和评判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在唯物史观的标准之下，传统史观基本上是落后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是中国传统史学体系中合理成分最少、最乏善可陈的部分，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少交集、最不兼容的。中国传统史学之所以被称为封建史学遭受猛烈批判，要害也在于其陈旧的历史观。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中，对传统历史观只能采取除旧布新、取而代之的态度。

02

重估传统史学方法

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的一项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作为基本方法外，也认识到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价值，力图加以吸收利用。1942年延安中央马列研究院制定计划时，即将“刘知机（几），郑樵，章学诚等中国古典方法之研究”作为工作内容之一。

在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中，历史编纂方法是一项主要内容。作为旧史主干的正史编纂普遍采用纪传体。翦伯赞认为，纪传体是以人为主体的历史方法，从许多个别历史人物的事迹中，显出某一历史时代的社会内容。翦伯赞还对近人将纪传体史书等同于家谱或墓志铭汇编的观点予以驳正，断定纪传体的生命力至今犹存，即使历史学已经进入科学阶段，纪传体的历史仍不失为一种保存史料的最好的方法。

吴玉章则批评一些新派史家的中国历史作品注重社会发展形式的叙述与辩论，将旧日编年纪事的传统完全抛弃，只成为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历史课程“应当在年代的联系性中，叙述最重要的事变和事实及历史人物的评价”，“因为历史的必须有年代，犹如地理的必须有经纬线一样”。吴玉章主张“必须根据中国旧史编年纪事的材料来叙述中国历史”。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编年纪事不是机械地按年月编排，而是与一定的历史分期方式相结合的。



考证方法是中国传统史学处理史料、辨别史实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家并不忽视考证学在传统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比如，周谷城认为，清代王鸣盛、钱大昕等考证学者“皆以考证经典之方法考证史书，从而整理史料者也，整理史料，为史学独立发展时期之特征，乃前此各期所无者”。翦伯赞赞扬乾嘉学派治史的方法在乾嘉时代是崭新的方法，这表现于它一反宋明理学踏空的作风，而以无信不征的精神，开辟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乾嘉学派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成绩，直至现在还被视为中国学术中之最珍贵的遗产。对于当前的历史研究工作，侯外庐主张“谨守”传统考据学的“一套法宝”，“遵守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并进一步订正其假说”。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上至少要“守其家法”。侯外庐对考据学的尊重，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仍然要以考据学为基本工具。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批评清代考据学未竟全功。翦伯赞认为清代学者的考据学完全拘束在文献材料之中，以文献考证文献。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批评考证学自称为实学，“实际乃是一种支离破碎之学”。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只是史学方法进化中的一个阶段。“假如把史学方法比作镜子，则乾嘉学派的方法是铜镜，逻辑学的方法是玻璃镜，而科学史观则是X光线。”因此，华岗主张对旧考证学加以充实和改造，“注入科学历史观的新生命”，使之成为建设信史的一支生力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家将全副精力投注于以新观念重新解释历史，不免轻视了考证工作。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则表现出对史料学的关注，对改造提升传统的史料考证之法作了有价值的探索。搜集、整理、考订史料的方法本是实证派的长技，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却努力借助新理论后来居上。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史料学和考证方法的探究，既接续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传统，又吸收了实证派的新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统天下的抱负和雄心，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力图集以往各种范式之所长的理想。

03

传统文献史料的再发现

抖落传统史学的社会政治意义而仅以史料视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种通行做法。传统史学被转化为史料，进而成为建立新史学的一种有用的资源。翦伯赞区分了各类文献的史料价值高低等差。在翦伯赞看来，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因为正史都是官修史书，几乎都是在历代政府监督之下撰写，或通过政府审查的。翦伯赞将政治干预视为影响史料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范文澜也说：“甲骨钟鼎，经传诸子，史书地志，小说笔记，哲学宗教，诗文考证，歌谣戏曲，凡此种种，无不属于历史的研究范围之内。……要了解中国历史比较近真的情况，却又必需向这广泛纷乱的大堆史料中去寻找。”范文澜在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中时贯彻了这一认识，因而有学者评价范著“对于史料，除了正史之外，以至文集笔记，都尝博观约取”。尤其是，范文澜对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多有承袭和借用。



早年在经学方面具有深厚功力的范文澜将经学作为研究历史的有价值的材料。其基本做法是批判经学的思想内涵、将经学材料化。通过这种化经为史的方式，经学遗产得到了继承，历史材料的范围得到了扩充。在疑古思潮影响下，上古材料特别是传说材料的可信性受到新派学者的强烈质疑，以致形成了“东周以上无史论”。但趋于释古路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并未完全否认上古材料的价值，而是将对传世文献的释读与地下实物和人类学理论相结合，开辟出古史研究的新局面。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史料的认识基本接受了胡适、梁启超等的新观念而有进一步的扩充和引申。史料观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实证派学者对传统史学的认识上最接近的一个方面，可谓大同小异。但马克思主义学者史料观自有其高明之处。其高见不仅在于对史料的范围、种类和价值的认识，而且在于从完整意义上的史学观点出发来看待史料，对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功用和地位有更允当的理解。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统文献的发掘利用与实证派学者呈现出明显差异，记载、反映社会经济和下层民众的史料文献被置于中心地位，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取向高度吻合。

04

传统史学精神的提炼升华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除对传统史学的历史观、史学方法和史料的批判总结之外，对传统史学精神的提炼和升华也是一项重要工作。这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对传统史家的批判精神的发掘解读，二是对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精神的接续和转化。

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一种阶级批判，是站在被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批判统治阶级，这是传统史学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富于批判精神的传统史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认同感。首先是司马迁的《史记》体现的批判性受到高度赞扬。在史学方法上最具批判性的首推刘知几。翦伯赞对其大加表彰：“他不迷信圣经贤传，不迷信灾祥符瑞。即因他不迷信圣经贤传，所以他就富有怀疑的精神；即因他不迷信灾祥符瑞，所以他就具有唯物的思想”。翦伯赞称刘知几为“一个客观主义的历史家”。在翦伯赞眼中，刘知几的怀疑精神和客观精神即是批判精神，与唯物思想是联为一体的。这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认可的科学的历史学是属于或接近于唯物主义谱系的。



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了经世致用的传统，注重发挥史学的训诫和资治功能。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史学与现实的关联，从而接续了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侯外庐指出司马迁“并非仅为史学而史学，其‘成一家之言’的，多针对现实的黑暗无理，发抒他的怨诽批判，主张他对社会制度有所变革的积极愿望与理想，这实在是史学的主观价值”。陈家康认为章学诚以来的“通史致用的思想是中国近代学术上的一个优秀传统”。不过，古代史家的致用多与维护既存的道德伦理和政治秩序相关联，由其历史观所决定，从而导致了史学的保守性，这一点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不取。

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致用具有新的历史意识和时代内涵。吴玉章认识到，“历史是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在这个很需要发扬爱国热忱，继承革命传统的时候，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成为史学致用的现代典范。此文被中共中央作为整风文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政治效应。可见，较之传统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致用的宗旨、立场和内容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服务于上层统治集团转向服务于整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特别是积极融入当前的革命实践之中，追求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致用论是对古代史学精神的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接续和回归。

05

余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初期，以革命姿态致力于批判终结以往一切旧思想、旧学术，建立一种全新的历史学，对于在被打倒之列的传统史学、“封建史学”尚无暇认真理会。成长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则与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有着独一无二的亲缘关系，几乎成为欧洲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版。此时的中国学者以引进、传播和套用形形色色、外来的模式和概念为能事。直到30年代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不能再以简单的批判否定了事，而是必须正视并加以清理改造。随着30年代末“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学者将传统史学作为实现“中国化”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史料工作的重视，除与实证派的互动之外，更有汲取传统史学之长的意味。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统史学的选择性认同，流露出的几许“温情与敬意”，使得他们与其他民国学术流派产生了更大的交集，从而扩张了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也正是这种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