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士族发展原因
形成原因
(1)历史根源:东汉以来的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
(2)政治原因:魏晋政权统治基础是士族,皇帝依赖于士族的支持;
(3)政治保障: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成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势力,维护政治特权的工具,)
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这一时期土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擅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士族把持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 按东晋高门士族兴起的顺序一般是王庾桓谢。但就影响力,还是王谢为大。至于其他的真是不太好排,他们或为后起士族诛灭,如庾氏为桓氏所驱除,桓氏灭于刘裕为首的北府兵;或家族发展没有持久力,仅因人物而骤盛,如郗鉴后高平郗氏无出众人物,势力仅在北府,已大异往昔。勉强排列的话,东晋一朝的顺序可参照毛汉光先生的观点为: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太原王氏、谯国桓氏(《两晋南北朝士族研究》)至于陈郡殷氏、高平郗氏等则更在其后了。可参考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此为论东晋士族、政治的宏著。
问题一:廉姓在日语中怎么读? 廉
れん
Ren
朝鲜姓氏时:
ヨム、リョム
问题二:廉姓的简介 廉姓是一个十分老资格的中国姓氏,其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4000年以前。根据《姓纂》一书的考证:廉姓,是最正统的黄帝后裔。廉颇,是战国时代赵国的神武大将,他的一生,多彩多姿,尤其是在“负荆请罪”上的精彩表现,不但使他的大名永垂不朽,还有一个更积极的意义,就是使他所姓的“廉”氏,成为了一个中国人所熟悉的姓氏,同时,更证明了廉姓的古老。廉氏后人奉大廉为廉姓的得姓始祖。
问题三:干字姓氏怎么念 干字姓氏怎么念:gàn
更详细内容请参考:bai锭ebaidu/view/204673#5
问题四:乐 用于姓氏如何念? “乐”作姓的时候,Lè,Yuè的读音均有。
■姓氏起源
乐(Lè,Yuè 乐)姓源流有别,源出有二:
1、出自子姓,为春秋时宋国国君宋戴公子子b之后,以祖字为氏。据《姓纂》上是这样记载:“宋微子之后,戴公生公子b,字乐父,子孙以王父字为氏, 南阳。”另外,史游在所著《急就篇》也有同样的记载说:“乐氏之先,与宋同姓;戴公生乐父b,是称乐氏。”乐姓这个在我国早期历史上神气万分的姓氏,是出现在大约3000年以前的春秋时代,是宋国王族的后裔,发源于河南省商丘。周宣王时,宋国的一个国君叫宋戴公。本为子姓,其儿子名b(Kàn 音看),字乐父。b生子倾父泽,倾父泽又生子夷父须,夷父须以其祖父b之字乐父命姓,成为乐姓。夷父须就是这一支乐姓的始祖。
2、出自子姓,为春秋时宋戴公四世孙乐莒之后,以祖名为氏。据《姓氏急就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载,春秋时宋戴公的四世孙,有个叫乐莒的人,是夷父须的族兄弟。他在宋国任大司寇。大司寇是西周王朝开始设置的一种官吏。其职责是掌管刑狱、纠察等事。乐莒的子孙引以为荣,便以祖上名字命姓,也成为乐姓,这支乐姓的始祖就是乐莒。
得姓始祖:公子b。乐氏源于春秋时的宋国,跟后世以宋为姓的人,算起来是血脉相同的一家人。当时的宋国,是由殷商纣王的长兄微子所建,这个地方,原来是封给武庚的,可是武庚在周成王时叛变,后来被讨平,周成王就把包括河南省丘县以东至江苏省铜山县以西的一大片地方,封给了微子,并且封他为封建制度中地位最高的宋公,以奉商汤之祀。后来,宋戴公之子公子b的后代,又以王父字为氏,于是就出现了“乐”这个姓氏。位尊而高的宋国,后来是于公元前二八六年被齐、魏、楚三国所灭,则推算起来,中国的乐姓最少也已经有了2200年以上的历史,说他们是“源远流长”,毫不为过。故乐氏后人奉公子b为乐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缺)乐姓在大陆与台湾均未进入前一百大姓。乐姓这个在我国早期历史上神气万分的姓氏,是出现在大约3000年以前的春秋时代。乐氏源于春秋时的宋国,跟后世以宋为姓的人,算起来是血脉相同的一家人。当时的宋国,是由殷商纣王的长兄微子所建,这个地方,原来是封给武庚的,可是武庚在周成王时叛变,后来被讨平,周成王就把包括河南省丘县以东至江苏省铜山县以西的一大片地方,封给了微子,并封他为地位最高的宋公,以奉商汤之祀。后来,宋戴公的后代,又以王父字为氏,于是就出现了“乐”这个姓氏。宋国于公元前286年被齐、魏、楚三国所灭。推算起来,中国的乐姓最少也已经有了2200年以上的历史。据《姓氏急就篇》和《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乐姓起源于子姓。周宣王时,宋国的国君宋戴公生公子衍,字乐父,他的第四世孙子叫乐营,是宋国的大司寇。他的子孙就以其名字中的“乐”字为姓。又据《姓纂》载:“安徽子之后,戴公生子衍,字乐父,子孙以王字为氏。”按:乐氏之先,和宋同姓。乐姓在河南省南阳郡发展成望族,世称南阳望。
■历史名人
乐毅:战国时赵国灵寿人(今河北省灵寿县西北)人,战国中期燕国著名军事将领。公元前284年,他统帅燕国等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70余城,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他的作战指导方略和政治思想对当时和后世都有着重要影响。
乐进:字文谦,三国时魏国曹操猛将。擅打仗,最早投奔曹操,为帐前吏。后跟随曹操讨吕布,攻张绣,战袁绍,多有战功。与张辽共破孙权。
乐恢:字伯奇,东汉京兆长陵人,喜好经学,为一时名儒。初仕郡,署户曹史,坐事抵罪,后复为功曹。永平中,辟司空牟融府,又辟司空第五伦府,皆不就,后征拜议郎。和帝时官至尚书仆射,针对外戚窦宪专权而上书进>>
问题五:从在做姓的时候应该怎么念? 40分 从,在做姓氏时候,念[Cóng]
发音同 “丛”……
附上“从”姓氏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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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从姓起源 从姓介绍
姓氏源流
从(Cóng 从)姓源出有二:
1、出自姬姓,以国名为氏。东周平王小儿子名叫精英,被封在枞国,在今安徽省桐城东南,为侯爵称枞侯。枞侯的后代就以国名枞为氏,汉代以后,去木旁为从氏,才有从姓。
2、出自汉代将军从公的后代,以祖字为氏。据《元和姓纂》的记载,汉代时,有大将军枞公,其后代以其名字为姓,姓从。
得姓始祖
从公。根据《元和姓纂》的记载,是汉代将军从公的后代。而根据《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上指出,枞阳是一个地名,先人以地为氏,因此有枞氏,汉代有枞公,一作纵。枞公与从公,实际上是同一人,自汉朝以后,枞和从两姓,一向是混为一谈,不分彼此的。根据《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的记载,自古以来,“从”这个比较少见的姓氏,根据过去学者的考证,是由古老的枞氏“去木留从”而来的,从氏则以一个叫枞阳的地名而得姓。望族居于东莞郡,相当于今山东省沂水、莒县一带。从氏后人奉从公为从姓的始祖。
迁徙分布
从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从姓出自姬姓。古周朝时,周平王将自己的小儿子分封到枞(今安徽省桐城县一带),并封他为侯爵,历史上称为枞侯。枞侯后来在枞地建立了枞国,枞国的王族后代就以封地名作为姓氏,称枞氏,后来去掉木改为从,就是今天从姓的来源。汉代有将军叫枞公,他的后代称为枞氏,枞氏后来该为从氏。宋代人编写的百家姓中就有收录从姓的,所以枞氏演化到从氏,应是汉代以后,宋代以前的事。
历史名人
从 谂:唐代高僧,居赵州观音院。精心玄悟,乾宁中示寂,谥真际禅师,世号赵州古佛。
从 贞:明代繁昌人,官至安陆卫指挥同知,居官清俭,萧然若寒士,管领漕运,尤爱惜士卒,童孺俱颂其美。
从 龙:明代知县,字云峰,安陆人。成化中以举人知麻哈州。当时民俗皆被发左衽,经从龙治理五年,遂成衣冠人物之俗。
从 任:明代大学生,字子重,江南人。负奇气,嗜异书,有绝技。
从所向:明代钟祥人,官刑部主事,清廉恬退,为人仁义,有仁声。
郡望堂号
1、郡望
东莞郡:晋武帝大始元年(公元265年)置东莞郡。相当于今山东省沂水、莒县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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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六:伯做姓是读什么音? 伯(Bó)姓
问题七:裴作姓氏怎么读? 裴 [péi]
裴姓,中华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第197位。为伯益之后。据《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载,伯益的后裔有个叫飞廉的,他的裔孙被封于苹邑(今山西省闻喜县东),称为苹氏,至六世孙为苹陵,他在周僖王时被封为解邑(原字为上非下邑)(山西省蔺猗西南)君,他就去掉邑字底,改加衣字底,表示已经离开了苹邑,称为裴姓。
问题八:一个虫子的虫一个姓廉的廉念什么 蠊lián
“蜚蠊”(fěilián):蟑螂的别称
问题九:郗做姓怎么读 字音
拼音:xī;chī
字形
部首:阝(右软耳)
笔画:9画
笔顺:341325252
五笔编码:qdmb
释义
1.春秋周邑名。故地在今河南省沁阳县西南。
2.姓。
编辑本段姓氏介绍
郗,源出于苏氏。周武王时,周朝的司寇名叫苏忿生,苏忿生的后代中有个支族封在郗(今河南沁阳县西南),其子孙称为郗氏。
姓氏源流
郗(Chī,Xī)姓源流纯正,源出有一:
黄帝之子玄嚣,其后代有叫苏忿生的,周武王时官至司寇,负责诉讼事宜,有清正之声。苏忿生支庶子受封于郗邑(今河南省沁阳县),其后人遂以封邑命姓,称为郗姓。
迁徙分布
郗氏是在2000年前由苏氏分支出来的。根据《元和姓纂》的记载,郗姓出姬姓,是高阳氏的后代,苏忿生的支子被封于郗邑,后代因而以此为氏,望族出于高平。而根据《路氏》上说,苏氏的儿子被封于郗,以郗为姓,称为郗氏。周朝时郗邑的位置,就是今河南省的泌阳县。姓郗中国人的最早发祥地,就在沁阳,后来他们却在山东的高平繁衍成为当地的望族,留在河南老家的子孙比较少。望族居于高平郡,就是现在的山东金乡县西北。当今,郗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在济宁汶上县杨店乡的郗村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分支了,该村有1500余户,大都姓郗。另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辛店镇王朱村约有几十户郗姓家庭,在当地比较集中。山东枣庄山亭区冯卯镇上朱园村有上百户,分布也比较集中。
历史名人
郗萌,籍贯、生卒年不详, ,活跃于公元1世纪前后。天文学家。占星学著作有《春秋灾异》15卷,《秦灾异》1卷,《霓虹通玄记》7卷。可谓最早的天文学家。
郗 鉴,字道徽,古山阳金乡人。晋书载:少孤贫,博览经籍,躬耕陇亩,吟咏不倦,以孺雅著名,不应州命。时逢饥荒,州中之士因平日佩服他的人品德性,于是就给予资助。郗鉴就把这些朋友赠送的东西,分给乡亲孤老,有很多人因得到他这样的接济而活了过来。元帝初,诏为龙骧将军、兖州刺史。明帝初,拜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镇合肥。随后迁车骑将军,都督徐(州)兖(州)青(州)三州军事、兖州刺史。咸和初,领徐州刺史,时逢祖约、苏峻反叛,一时威胁社稷存亡,郗鉴率军平定,遂官至太尉,封南昌县公。2007年8月汶上杨店的一支郗姓,寻便整个山东郗姓家族,招揽八方宾客,最终在杨店郗村为郗鉴立下一墓碑,供奉敬仰,并采纳多方的意见,把郗氏辈分重新排列,制定祖宗家谱,成为一方美谈,其他地方嘉祥县、微山县郗山、常州等地都有郗鉴墓。
郗 超:字景兴(336-377),一字嘉宾,高平金乡(今山东省)人,东晋大臣。郗超的祖父是东晋名臣郗鉴,父亲是郗郑郗超是郗值某ぷ印W杂 “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善谈论,义理精微。”(晋书・郗超传》)郗中诺澜蹋而郗超则信佛。郗趾镁哿玻积钱数千万,曾开库任郗超所取。郗超生性好施予,一日之内,将钱全部散与亲故。早期在抚军大将军会稽王司马昱拜任抚军掾。后被桓温召为“征西大将军掾”。公元371年,郗超帮助桓温策划,扶持司马昱即晋简文帝,升为中书侍郎,执掌朝廷机要。
郗道茂:生卒年不详。王献之第一任妻子、表姐,郗鉴次子郗昙之女,王献之第一任妻子、同时也是他的表姐(王羲之的妻子是郗鉴的女儿,郗道茂的姑姑)。郗道茂与王献之青梅竹马,相识相知。两人相互扶持,共济患难,情真意重,志趣相投。王献之虽然一生宦途顺利,但其人狂傲不羁,宦情淡泊,热衷于书画艺术,钟情碧水秀山之间,郗道茂一直相伴左右,夫唱妇随,两情洽洽。郗道茂与王献之生有一女,名玉润,不久夭折,后无所出。王献之风流蕴藉,乃一时之冠,新安公主仰慕已久,便要求皇帝把她嫁给>>
问题十:廉姓在日语中怎么读? 廉
れん
Ren
朝鲜姓氏时:
ヨム、リョム
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自幼聪明好学,在书法上专工草书隶书,也善画画儿他七八岁时始学书法,师承父亲有一次,王羲之看献之正聚精会神地练习书法,便悄悄走到背后,突然伸手去抽献之手中的毛笔,献之握笔很牢,没被抽掉父亲很高兴,夸赞道:“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小献之听后心中沾沾自喜还有一次,羲之的一位朋友让献之在扇子上写字,献之挥笔便写,突然笔落扇上,把字污染了,小献之灵机一动,一只小牛栩栩如生于扇面上再加上众人对献之书法绘画赞不绝口,小献之滋长了骄傲情绪献之的父母看此情景,若有所思……
一天,小献之问母亲郗氏:“我只要再写上三年就行了吧”妈妈摇摇头“五年总行了吧”妈妈又摇摇头
献之急了,冲着妈妈说:“那您说究竟要多长时间”“你要记住,写完院里这18缸水,你的字才会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才会站得直立得稳”献之一回头,原来父亲站在了他的背后王献之心中不服,啥都没说,一咬牙又练了5年,把一大堆写好的字给父亲看,希望听到几句表扬的话谁知,王羲之一张张掀过,一个劲地摇头掀到一个“大”字,父亲现出了较满意的表情,随手在“大”字下填了一个点,然后把字稿全部退还给献之
小献之心中仍然不服,又将全部习字抱给母亲看,并说:“我又练了5年,并且是完全按照父亲的字样练的您仔细看看,我和父亲的字还有什么不同”母亲果然认真地看了3天,最后指着王羲之在“大”字下加的那个点儿,叹了口气说:“吾儿磨尽三缸水,惟有一点似羲之”
献之听后泄气了,有气无力地说:“难啊!这样下去,啥时候才能有好结果呢”母亲见他的骄气已经消尽了,就鼓励他说:“孩子,只要功夫深,就没有过不去的河、翻不过的山你只要像这几年一样坚持不懈地练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的!” 献之听完后深受感动,又锲而不舍地练下去功夫不负有心人,献之练字用尽了18大缸水,在书法上突飞猛进后来,王献之的字也到了力透纸背、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的字和王羲之的字并列,被人们称为“二王”
王羲之 (303?—361?)
说起书法,不能不说王羲之;说起王羲之,几乎是家喻户晓,说不定还能说出几个有关他的故事。这也算是中国独特的书法文化现象。
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
张衡:
(公元78~公元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阳县石桥镇人。十七岁时离开家乡,到西汉故都长安及其附近地区考察历史古迹,调查民情风俗和社会经济情况。后来,又到首都洛阳参观太学,求师访友。
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张衡由洛阳回到南阳,担任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在此期间写了《东京赋》和《西京赋》,一直流传到今天。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鲍德调离南阳后,张衡去职留在家乡,用了三年时间钻研哲学、数学、天文,积累了不少知识,声誉大振。 永初五年他再次到京城,担任郎中与尚书侍郎。元初二年(公元115年)起,曾两度担任太史令,前后凡十四年,在天文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汉朝的时候,关于宇宙结构的理论,主要有三个学派,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张衡是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天好象一个鸡蛋壳,地好比鸡蛋黄,天大地小;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这个看法虽然也是属于地心体系的范畴,但是在当时却有进步之处:
第一,张衡虽然认为天有一个硬壳,却并不认为硬壳是宇宙的边界,硬壳之外的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
第二,张衡在《灵宪》这篇著作中,一开头就力图解答天、地的起源和演化问题。他的回答具有朴素的、变化发展的辩证思想因素。他认为天地未分以前,混混沌沌;既分以后,轻者上升为天,重者凝结为地。天为阳气,地为阴气,二气互相作用,创造万物,由地溢出之气为星。
第三,张衡用“近天则迟,远天则速”,即用距离变化来解释行星运行的快慢。近代科学证明,行星运动的快慢是和它同太阳距离的近远相关的。张衡的解释有合理的因素。
张衡不但注意理论研究,而且注重实践,他曾亲自设计和制造了漏水转浑天仪、候风地动仪。候风地动仪制成于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后者是世界上第一架测验地震的仪器。
浑天仪相当于现在的天球仪,原是西汉时耿寿昌发明的。张衡对它作了改进,用来作为浑天说的演示仪器。他用齿轮系统把浑象和计时漏壶联系起来,漏壶滴水推动浑象均匀地旋转,一天刚好转一周。这样,人在屋子里看浑象,就可以知道哪颗星当时在什么位置上。
张衡还对许多具体的天象做了观察和分析。他统计出中原地区能看到的星数约2,500颗。他基本上掌握了月食的原理。他测出太阳和月亮的角直径是周天的1/736,即29'24'',同太阳和月亮的平均角直径31'59''26和31'5''2相差不多,可见张衡的测量是相当准确的。
张衡认为,早晚和中午的太阳,其大小是一样的;看起来早晚大,中午小,只是一种光学作用。早晚观测者所处的环境比较暗,由暗视明就显得大,中午时天地同明,看天上的太阳就显得小。好比一团火,夜里看就大,白天看就小。张衡的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但不很全面。到了晋代,束皙才作了比较完善的解释。
张衡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公元132年,张衡发明了一种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地动仪也用铜制成,形状像酒樽,内部中间竖着一根粗大的柱子,柱的周围有8根横杆连接外面。外面有8条龙,龙头朝下,按8个方向排列,龙嘴里各衔着一个小铜球,下面蹲着8只张嘴的蟾蜍。如某一方向发生地震,柱子就会倒向哪个方向的横杆,那个方向的龙嘴就吐出铜球,落到蟾蜍嘴里。这样,人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方向发生了地震。
公元138年,地动仪准确地预测了发生在陇西的一次地震。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方向的仪器,比欧洲的地震仪要早1700多年。他还发明测定方向的候风仪,制成了当时只是在传说中有过的指南车。
在数学方面,他算出了圆周率比10的平方根316多一点。在地理学方面,他绘制有地形图。在文学艺术方面,他是东汉时期有名的文学家,并且还被人列为当时的六大名画家之一。1956年,郭沫若为他题碑文:“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华佗:
首先出现在陈寿所著的《三国志)。
华佗是典型的神医,几乎成了中国医学人物的最杰出代表。
他为人治病,不仅是手到病除,而且道德高尚,专门和太祖曹操做对,不给这位不可一世之主看病。眼看着曹操的儿子曹冲病逝,眼看着曹操头疼病逝,而自己则无动于衷,似乎还兴灾乐祸,巴不得这曹姓人家快些死掉。因为曹家人太聪明,太让许多“文化人”感到头疼难对付。
华佗的这些快炙人口的故事,似乎早已深入千家万户。华佗的故事似乎早已成为“信史”而流传中国。
好在《三国志》中有关华佗的记载不长,我们这里将之引来,并与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大家一定可以看出,“当代华佗”胡万林的确与奇怪的“古代华佗”有些相似
王羲之:
(303~361),字逸少,原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称“王右军”。有“书圣”美誉。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庾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时经父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早年又从卫夫人处学书。卫夫人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王羲之又善于转益多师,广闻博取、探源明理。他曾自述:“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蹇腾之势,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撅,不折而用转,所谓“一榻灌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杼。南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对后世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其妻郗氏也工书,有七子,献之最知名。
祖冲之: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人.他从小就阅读了许多天文、数学方面的书籍,勤奋好学,刻苦实践,终于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秦汉以前,人们以"径一周三"做为圆周率,这就是"古率".后来发现古率误差太大,圆周率应是"圆径一而周三有余",不过究竟余多少,意见不一.直到三国时期,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逼近圆周长.刘徽计算到圆内接96边形, 求得π=314,并指出,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所求得的π值越精确.祖冲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求出π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并得出了π分数形式的近似值,取为约率 ,取为密率,其中取六位小数是3141929,它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最接近π值的分数.祖冲之究竟用什么方法得出这一结果,现在无从考查.若设想他按刘徽的"割圆术"方法去求的话,就要计算到圆内接16,384边形,这需要化费多少时间和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啊!由此可见他在治学上的顽强毅力和聪敏才智是令人钦佩的.祖冲之计算得出的密率, 外国数学家获得同样结果,已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为了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有些外国数学史家建议把π=叫做"祖率".
祖冲之博览当时的名家经典,坚持实事求是,他从亲自测量计算的大量资料中对比分析,发现过去历法的严重误差,并勇于改进,在他三十三岁时编制成功了《大明历》,开辟了历法史的新纪元.
祖冲之还与他的儿子祖暅(也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一起,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他们当时采用的一条原理是:"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意即,位于两平行平面之间的两个立体,被任一平行于这两平面的平面所截,如果两个截面的面积恒相等,则这两个立体的体积相等.这一原理,在西文被称为卡瓦列利原理, 但这是在祖氏以后一千多年才由卡氏发现的.为了纪念祖氏父子发现这一原理的重大贡献,大家也称这原理为"祖暅原理".
李白:
李白是唐代诗坛上的一颗巨星,被历代文人称为“诗仙”,杜甫的诗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就是对李白诗歌高度成就的十分形象的概括。
李白,字太白,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O1年)出生在中亚的碎叶;5岁时,随父亲迁居四川江油县青莲乡。李白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15岁时,学习剑术。20岁前后,在家乡的匡山读书,从友人学习纵横术。李白勤奋好学,“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 在 20岁以后,李白游历了蜀中不少名胜古迹。蜀中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李白开阔的襟怀,豪放的性格和对大自然的热爱。由干受纵横家和儒家思想影响,李白有着很强的事业心,希望建功立业;但他受道教和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又热切地向往着求仙学道的隐逸生活。这种矛盾的生活理想,在他身上最后形成二者兼顾的愿望,即“功成,名遂,身退”。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途中,他写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出三峡后,李白首先漫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当时正是开元盛世,国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前途充满了信心。那时的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通常是走科举考试的道路。此外,还有一条“终南捷径”,即通过求仙访道的隐居生活,扩大影响,引起朝廷重视,也可能被召去做官。李白豪放不羁,又抱负很大,自视甚高,不愿走科举道路,所以选择了一终南捷径。 为此,李白在江陵拜访了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并写了一篇《大鹏赋》,用寓言形式记叙这次会晤。此赋通过“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的大鹏形象,抒写了他远大的抱负。
李白在求仙访道的同时,很注意结交“豪雄”,即那些能够抗暴扶弱、仗义舍身的游侠人物。李白自己就“少任侠”,“轻财好施”。他在东游吴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散金三十万,周济生活困难的人。李白一生写了许多歌颂侠士的诗,赞美那些在国家危急关头,勇于舍身赴难而不居功、不贪恋爵禄的豪侠。如《侠客行》赞美侯赢、朱亥“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古风》第十首赞美鲁仲连“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并说“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他景慕这些历史人物,反映了他的性格、抱负和理想。 ”李白在游历中,很注意向乐府民歌学习,加上阅历的增长,使他的诗歌创作日益提高,写下了不少著名的诗篇。如《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天开,碧水东流直北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再如《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雄伟壮丽的祖国山川景色,经过诗人别出心裁一番吟咏,更给后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李白在学习乐府民歌时,创作了不少乐府诗。《长干行》第一首开头六句是:“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游戏)。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后来“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便成了比喻小儿女相亲相爱的著名成语。
开元十六年早春,李白来到湖北安陆。在这里,他和曾在唐高宗时做过宰相的许围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他曾隐居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岩,后又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
开元二十四年,他去山东,又和孔巢父、韩准等人隐居祖徐山的竹溪,时人号为“竹溪六逸”。他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表白自己此时的隐居是“养贤”而非遁世,是在等待时机。文章说,“奋其智能,愿为辅粥,使衰区大定,海县清一。”可见隐而不忘政事。 开元二十二年,李白在襄阳,“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韩荆州即韩朝宗,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处置使。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在此期间,李白结识了比他大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以善写山水田园诗著名,二人一见如故。当他们分手时,李白写了著名的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开元二十四年,李白移家东鲁任城(今山东济宁),自己则继续往来各地,寻找政治出路。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他又举家南下,住到安徽南陵去了。不久,李白被朝廷征召去长安,临行时写的《南陵别儿童人京》一诗,表达了他踌躇满志和狂喜的心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在长安,李白结识了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贺知章对李白的《蜀道难》十分赞赏,“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此诗只有神仙才写得出来,因而称李白为“滴仙人”。《蜀道难》描绘了由秦人蜀途中的山川,一开头就以“噫呈,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种充满磋叹的情调很快抓住了读者,中间以“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揉欲度愁攀援”等,竭力形容人蜀途中山川的高危险峻,再衬以“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的凄厉气氛,以及诗人的反复嗟叹,把蜀道的高危艰险渲染得十分突出而激荡人心。 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进一步推荐,李白终于受到玄宗皇帝的亲自接见,并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翰林供奉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草拟文浩诏令之类文件。同时也迎合皇帝的兴趣,随时写些应景诗文。李白曾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向玄宗申述过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遗憾的是,这时的玄宗,已不是早年那个励精图治,能够任用贤才的开明君主,而是已经变成贪图享乐,不问政事的人了。他把“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请将”.深居官中,沉溺声色。玄宗曾一度受重李白,目的是要他写诗作词,供自己享乐。当玄宗觉得李白好言政事,不满足于当驯服的御用文人时,就疏远了他。 从李白方面来说,玄宗之所以疏远他,与他那傲岸性格有关。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这种无视封建秩序的叛逆精神,显然是统治者所不喜欢的。相传,玄宗在便殿召见李自时,李白曾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高力士是最有权势的一个大宦官,为解“脱靴”之恨,他挑拨杨贵妃说,李白《清平调》词中的“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二句,“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使杨贵妃由此深恨李自。他们都是玄宗最宠的人,在玄宗面前进谗言,自然会影响玄宗对李白的看法,何况对他进行中伤的,还有驸马张等人。 权臣贵成的谗毁,玄宗的疏远,使李白很苦闷,发出“行路难”的感叹。
天宝三载春,李白知道自己留在长安已不能再有所作为,于是上疏,“恳求归山”。玄宗没有挽留他,而是“赐金放还”。 李白在长安实际上只有一年半时间。这期间,他亲眼看到朝政的黑暗腐败,以满腔忧愤写下了许多揭露和批判现实的诗篇,如《古风》第十五首,谴责统治阶级“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天宝三载,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其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又在漫游中度过了1O年。这时,他因夫人许氏早已去世,又在广州梁国(在今河南开封)与相门之女宗氏结婚,并常住于此,所以他说:“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国”。以梁园为中心,李白往南到过越中,往北去过幽州,有不少地方,如金陵等地,则是旧地重游。他的漫游,一是求仙访道,一是欣赏大自然的美。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此外也是寻求为国效力的机会。他在《梁园吟》中说:“东山高卧时走来,欲济苍生应未晚。” 这个时期,朝政更加黑暗,把持朝政大权的宰相李林甫,大兴冤狱,打击迫害正直贤能的官员。目睹国是日非,李白内心的痛苦也与日俱增。但他决不向权贵屈膝,在著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他写道:“安能推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了他的高尚人格。他还写了许多揭露和鞭挞黑暗现实的诗篇。《远离别》对玄宗宠信李林甫等奸臣,大权旁落,提出警告:“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北风行》批判了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而挑起的对奚、契丹等少数民族的战争。
在长期的漫游中,李白和劳动人民有较多接触,写了一些反映他们的诗篇。《宿五松山下苟媪家》对“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深表同情。《秋浦歌》第14首歌颂冶炼工人:“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对酿酒老头也充满感情,{哭宣城善酿纪叟》写道:“纪英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 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是李白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一个主要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例如对黄河的描写,就有不少名句:“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独坐敬亭山》一首;“众鸟高飞尽,孤云独会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则把山写活了。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当时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胡人安禄山,率所部兵15万,认范阳(今北京大兴)出发.进攻中原。仅30多天,洛阳就陷于乱军之手。次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自号大燕皇帝。六月,京都屏障憧关失守。玄宗仓皇西选,于是京都长安也为乱军所据。 安史之乱初,梁园沦陷,李白带着夫人到江南避难。他写了许多诗篇,表达他对乱军的痛恨,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担忧。《古风》第十九首中写道:“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诗人这时渴望报国杀敌,《赠张相镐》诗云:“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澄清洛阳水。”
天宝十五载,玄宗西逃成都,太子李亨于七月在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改年号为至德。永王李奉玄宗之命,以抗敌为号召,在江陵起兵。次年正月,永王经过寻阳,知道李白在庐山隐居,派谋士韦子春三次上山聘请李白参加他的幕府。李白的《永王东巡歌》第二首写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他以东晋名臣谢安自比,表示要辅佐永王,平定叛乱。但没想到,永王与肃宗发生矛盾,不久,永王即被肃宗的军队所消灭。李白也因此获罪,被捕入狱,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一带)。他这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二月,在经历15个月的流放,行至巫山时,遇到朝廷大赦,李白才重新获得自由。他随即雇船东归,名作《早发白帝城》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此诗笔调明朗轻快,反映了李白遇赦获释的欢快情绪。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李白从江夏到豫章(今江西南昌)与夫人重聚。李白在一生的最后几年中,穷愁潦倒,生活十分凄凉。但他对时局的变化还是始终关心的。上元二年,当东南地区又告吃紧,朝廷派李光弼出镇临淮(今安徽泅县)时,61岁高龄的李白,仍不肯放弃这最后的报国机会,打算赶往临淮,参加李光弼的军队。可惜走到半路就病倒了,未能如愿。第二年,李白在安徽当涂与世长辞。
李白一生政治上不得志,在贫病中死去,但他以杰出的诗歌创作,为自己树起了一座丰碑。他继承了屈原和庄子开拓的浪漫主义传统,反对齐梁柔靡诗风,在诗歌革新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诗留传下来的近千首,各体皆备,都有脍炙人口的名篇,尤以七言歌行和五、七言绝句成就最大。其诗气象宏大,格调雄浑,感情豪迈,境界开阔,清新自然,余味无穷。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把中国诗歌艺术推向顶峰,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玄奘:
玄奘(602年-644年/664年),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译师。俗姓陈,本名袆,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佛教法相宗创始人。《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
玄奘的家族位于河南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家族本是儒学世家。上有三个哥哥。他的曾祖、祖父都是官僚,到了他父亲陈惠,便潜心儒学不做官了。
少时因为家境困难,跟着他二兄长捷法师住在洛阳净土寺,学习佛经,在那里待了五年,当时还是隋朝时期。在这期间他学习了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而他本人偏好后者。他十一岁(620)就熟习《法华》、《维摩》。十三岁时(622)洛阳度僧,破格入选。其后听景法师讲《涅盘》,从严法师学《摄论》,升座复述,分析详尽,博得大众的钦佩。隋炀帝大业末年,兵乱饥荒,玄奘和他的二兄前往长安后,得知当时名僧已多聚在蜀地,因又同往成都。在那里听宝暹讲《摄论》、道基讲《杂心》、惠振讲《八犍度论》。三、五年间,究通诸部,声誉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武德七年(624)离开成都,沿江东下参学。先到了荆州天皇寺。讲《摄论》、《杂心》,淮海一带的名僧闻风来聚。六十高龄的大德智琰也对他执礼甚恭。讲毕以后,继往赵州从道深学《成实》,又到扬州听惠休讲《杂心》、《摄论》。贞观元年(627),玄奘再到长安,从道岳、法常、僧辩、玄会诸师钻研《俱舍》、《摄论》、《涅盘》,他很快就穷尽各家学说,受到称赞,声誉满京师。仆射萧瑀,奏请令他住庄严寺。但是玄奘觉得多年来在各地讲筵所闻,异说不一,特别是当时流行的《摄论》、《地论》两家有关法相之说不能统一,很想得着总赅三乘学说的《瑜伽师地论》,以求会通一切(这一见解大概是受了当时来华的波颇蜜多罗的启发而生),于是决心往印度求法。
618年隋朝灭亡,玄奘和他的兄长逃至长安(当时已经是唐朝首都),之后再往南至四川成都。在这里他们兄弟二人花了约二到三年的时间继续深研佛经。
622年玄奘29岁那年剃度出家。之后他离开他的兄长然后回到长安学习外国语文和佛学。
玄奘自出家以还,便曾经计划往天竺学习佛法,但多次都未成事。公元627年,唐玄奘终于由长安出发只身前往天竺,沿著西域过帕米尔高原前往,历经艰难险阻后到达天竺。在天竺的十多年间,玄奘跟随过许多有名的僧人,他停留过的寺宇包括当时有名的佛教学习中心-那烂陀寺,他向该寺的主持,印度佛学权威戒贤法师学习佛经。及后玄奘更加徒步考察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在一次佛学讲座中名扬全天竺,被当地僧人尊称为“大乘天”。
玄奘的一座雕刻, 在西安大雁塔643年,他启程回国,并将当地的约657部佛经带回中土。646年回到长安,受到了唐太宗的热情接待。永徽三年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慈恩寺塔 (故称),也就是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贮藏自天竺携来的经像。1962年寺内建立了玄奘纪念馆。故大雁塔成为了玄奘西行求法、归国译经的纪念建筑物。 回到中土后,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在长安设立了国立翻译院,参与的学生与人员来自亚洲东部各地。他花了十多年时间在今西安北部约150公里的铜川市玉华宫内将约1,330卷经文译成汉语。玄奘本身最感兴趣的是"唯识"这一部份。这些佛经之后再传往韩国和日本。
玄奘因著自己的见解以及翻译与注解经文的努力而创始了法相宗。虽然这一宗派没有持续很久,但是他的许多学说却深深的影响了其他较为成功的宗派。
由玄奘法师口述而成的《大唐西域记》,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游记。因为印度历史纪录的缺乏,这本珍贵的游记也是研究印度历史不可缺少的文献。
苏轼: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我国宋代杰出的文学家。在北宋文坛上,与茶叶结缘的人不可悉数,但是没有一位能像苏轼那样于品茶、烹茶、种茶均在行,对茶史、茶功颇有研究,又创作出众多的咏茶诗词的。
苏轼十分嗜茶。茶,助诗思,战睡魔,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苏轼任徐州太守。这年春旱,入夏得喜雨,苏轼去城东20里的石潭谢神降雨,作为《浣溪沙》五首纪行。词云:“酒困路长睢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形象地记述了他讨茶解渴的情景。他夜晚办事要喝茶:“簿书鞭扑昼填委,煮茗烧栗宜宵征”(《次韵僧潜见赠》);创作诗文要喝茶:“皓色生瓯面,堪称雪见羞;东坡调诗腹,今夜睡应休”(《赠包静安先生茶二首》);睡前睡起也要喝茶:“沐罢巾冠快晚凉,睡余齿颊带茶香”(《留别金山宝觉圆通二长老》)“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越州张中舍寿乐堂》)。更有一首《水调歌头》,记咏了采茶、制茶、点茶、品茶,绘声绘色,情趣盎然。词云:已过几番雨,前夜一声雷。 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 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 结就紫云堆。 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尘埃。 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 兔毫盏里,霎时滋
郗鉴是东晋初年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 ”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是「 ”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其中「 ”流民出力”的典型例子,就是晋明帝为了平定王敦之乱,引入了以郗鉴为代表的流民军势力,之后郗鉴在京口建立军事重镇,成为维系东晋门阀政治平衡的重要力量,高平郗氏也成为东晋高层次的门阀士族。郗鉴折冲于流民帅与建康士族之间的过程以及京口重镇的作用,田余庆先生《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已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不过,《晋书·郗鉴传》记载:「 ”元帝初镇江左,承制假鉴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邹山。”其实郗鉴很早就被司马睿政权拜为兖州刺史,至永昌元年(322)郗鉴才南下至合肥。郗鉴后来能由一名流民帅变成拱御建康的内辅之臣,其根源正在郗鉴任兖州刺史时。因此,这段时间里郗鉴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颇值得从零散的史料中来加以发掘。 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 兖州四刺史并立的局面 兖州位于今山东西部及与河北、河南交界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读史方舆纪要》称兖州「 ”据河、济之会,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东带琅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柢三楚,囊括三齐,直走宋、卫,长驱陈、许,足以方行于中夏矣”。永嘉元年(307),兖州刺史苟晞大败马牧帅汲桑,平定邺城,潘滔便劝说司马越道:「 ”兖州要冲,魏武以之辅相汉室。苟晞有大志,非纯臣,久令处之,则患生心腹矣。”「 ”兖州天下枢要,公宜自牧。”之后司马越便接受潘滔的建议,徙苟晞为青州刺史,自领兖州。 永嘉四年(310)十月,刘曜率部「 ”长驱入洛川”,石勒也南下攻至江西,对洛阳渐渐形成包围态势。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在内忧外患中病死于项城。四月石勒追击王衍于苦县宁平城,《晋书·司马越传》称「 ”数十万众,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永嘉五年六月,王弥、石勒和刘曜等军攻陷洛阳,「 ”害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俘怀帝至平阳。司马越、王衍之死、洛阳失陷、怀帝被俘,标志着西晋洛阳朝廷的统治彻底崩盘,河南地区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而兖州的控制权成为了各方势力竞相角逐的焦点。 兖州争夺的第一阶段大约是永嘉五年六月到九月。司马越死后,晋怀帝命苟晞为大将军、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此举显示出晋怀帝首先是寄望于战功卓著、颇具军事才能的苟晞能够稳定大局。苟晞认为洛阳难守,表请迁都兖州仓垣(陈留郡),结果晋怀帝尚未成行洛阳便被攻破,于是苟晞便在仓垣自建行台,尊奉豫章王司马端为皇太子,并以焦求为陈留太守。七月,雄踞幽州的王浚布告天下,称受中诏承制,以田徽为兖州刺史,李恽为青州刺史。王浚早有「 ”自安之计”,之前奉戴司马越也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如今趁着洛阳朝廷崩溃王浚也试图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黄河以南。不过,王浚当时的主要势力范围在幽州,与兖州中间还隔着一个冀州,王浚在北方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位于并州的刘琨,史称「 ”刘琨与浚争冀州”。因此,第一阶段控制兖州地区的主要是苟晞势力。 兖州争夺的第二阶段大约是永嘉五年九月至建兴元年前。九月,苟晞在蒙城为石勒所擒,这个时候刘琨顺势拜焦求为兖州刺史,《通鉴考异》引《刘琨集·与丞相笺》称:「 ”焦求虽出寒乡,有文武赡干。苟晞用为陈留太守,独在河南距当石勒,抚绥有方。琨以求行领兖州刺史。”刘琨在这个时间节点以焦求为兖州刺史,应该主要是想拉拢焦求以对付王浚封拜的兖州刺史田徽。换句话说,焦求与田徽的兖州刺史之争其实是刘琨与王浚之争的延续。 永嘉五年六月荀藩等人在密县建立行台,十月,荀藩行台在阎鼎的主持下欲南自武关迁往长安,《晋书·阎鼎传》记载荀藩行台的官员「 ”皆山东人,咸不愿西入,荀藩及畴、捷等并逃散。”永嘉六年(312)阎鼎等人在长安奉司马邺为皇太子,九月命司空荀藩督摄远近,光禄大夫荀组领司隶校尉,行豫州刺史,与荀藩共保开封。开封邻近陈留郡,在这一时间之前,荀藩用李述为兖州刺史,王衍之子王玄为陈留太守,荀藩势力也加入到兖州控制权的争夺战中。 这一时期,争夺兖州的刘琨和荀藩势力关系十分微妙。刘琨《与丞相笺》称:「 ”闻荀公以李述为兖州,以素论门望,不可与(焦)求同日而论;至于胆干可以处危,权一时之用,李述亦不能及求。而王玄年少,便欲共讨求。琨以求已与玄构隙,便召还。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二千石及文武大姓,连遣信使求刺史,是以遣兄子演代求领兖州事。往年春正月,遣诣邺,至是斩王桑、走赵固。”刘琨与荀藩之间不像与王浚那样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且他们在共同对抗刘聪、石勒时还协同作战,因此当焦求和王玄等人产生矛盾后,虽然刘琨认为荀藩任命李述为兖州刺史的举动并不妥当,但是仍然选择让焦求主动退出了兖州。不过,刘琨又不想完全放弃兖州,不久他以「 ”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为由又委任兄子刘演代领兖州,但因为王弥死后余部王桑、赵固在河北一代攻掠,刘琨转让刘演于永嘉六年正月赴邺城镇守。 兖州争夺的第三阶段主要是在建兴元年。四月,石勒派遣石虎攻陷了邺城,邺城守将刘演只能南撤,刘琨便再次以刘演为兖州刺史,镇廪丘。在此之前,司马睿也委任郗鉴为兖州刺史,镇于邹山。当时,司马睿用郗鉴,「 ”荀藩用李述,刘琨用兄子演,并为兖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倾,阖州编户,莫知所适。”于是,兖州一时之间出现了三位刺史并立的局面,如果再算上名义上王浚所拜的兖州刺史田徽,当时实际上同时存在四位兖州刺史。各方势力对一州之地争夺如此激烈,这在西晋末年亦属少见。 四位刺史中,田徽、李述和刘演的出现都比较自然,唯独郗鉴较为特殊。从地缘上来看,兖州主要是荀藩和刘琨的势力范围,他们二人争夺兖州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必然结果。幽州王浚对兖州的争夺实际上更多是政治名义上的,建兴元年五月,田徽被石勒部将孔苌击杀时人在襄城郡的定陵,可见田徽其实不曾真正入主过兖州,对兖州没有太多控制力。 但当时已经移镇建康的司马睿为何要加入兖州的争夺战?这个问题其实颇值得考量。建兴元年十二月刘琨致信给司马睿称:「 ”演今治在廪丘,而李述、郗鉴并欲争兖州,或云为荀公所用,或云为明公所用。大寇殄而自共寻干戈,此亦大溃也。”似在委婉指责司马睿不该在这个时候挑起内部争端。建兴元年这个时间节点,《晋书·祖逖传》说「 ”时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因此司马睿任命郗鉴绝非是有意经略北方,而应该是有其他目的。 西晋兖州地图 郗鉴镇兖的意义 永嘉五年六月汉赵军队攻陷洛阳后,北方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郗鉴先被乞活军陈午部所虏获,后来逃归乡里,因为名望和义行得到千余家推举为主,避难于鲁之峄山,之后追随者越来越多,成为一支实力可观的流民军。 郗鉴被拜为兖州刺史,镇守的位置是鲁国峄山,又名邹山,这里控扼着自北向南进攻的交通要道。《宋书》记载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焘南侵时便是自东平进向邹山,当时李孝伯谓宋张畅曰:「 ”邹山之险,君家所凭。”这里的地理条件非常特殊,易守难攻,《水经注》云:「 ”峄山东西二十里,高秀独出,积石相临,殆无土壤,石间多孔穴,洞达相通,往往有如数间屋处,俗谓之峄孔。避乱入绎,外寇虽众,无所施害。晋永嘉之乱,大尉郗鉴将乡曲逃此山,胡贼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峄,名曰郗公峄。”北方军队若越过邹山继续往南,便是徐州。 司马睿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应该有军事与政治两方面的考虑。从军事上来看,以郗鉴镇兖州,是为了竖立徐州北部的防御屏障,正如纪瞻在上疏中表彰郗鉴时所言:「 ”绥集残余,据险历载,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从政治上来看,以郗鉴为兖州刺史既可以拉拢兖州地区的士族,又可以起到控御江北流民的作用。 首先来看防御徐州北部的军事作用。徐州曾是东海王司马越势力的大本营,司马越起家主要依靠的是徐州东海国的军事力量,司马睿的琅琊国亦在徐州。司马越以姻亲裴盾为徐州刺史,又曾以司马越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都是巩固徐州后方的措施。 永嘉五年四月司马越死后,徐州的军队溃散,王桑、赵固兵锋抵达下邳,擒杀了徐州刺史裴盾。十月,石勒兼并王弥的部众后,引兵从豫州南下,屯于葛陂,《晋书·石勒载记》曰:「 ”勒于葛陂缮室宇,课农造舟,将寇建邺。”石勒的南下给司马睿政权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史载「 ”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众于寿春,以镇东长史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诸军以讨之”。双方一直对峙到永嘉六年二月,石勒方才听从张宾的建议北上。石勒大军的进逼,可能让司马睿意识到想要拓定江南,江北的安全亦不容忽视。 司马睿政权虽然对北伐一直缺乏兴致,但是对保卫徐州则不遗余力。太兴二年(319)周抚在彭城举兵反叛,招引石勒,晋元帝下诏令刘遐「 ”领彭城内史,与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龛共讨抚”,并在寒山将其击斩。同年泰山太守徐龛因论功不平亦反,南下占据徐州东莞郡,朝廷又「 ”遣太子左卫率羊鉴行征虏将军,统徐州刺史蔡豹讨之”。《晋书•卞敦传》云:「 ”时石勒侵逼淮泗,帝备求良将可以式遏边境者,公卿举敦,除征虏将军、徐州刺史,镇泗口。”徐州是建康的北部屏障,司马睿政权保卫徐州,实际上就是在保卫建康。 建兴元年至太兴四年(321),郗鉴主要在扮演边将的角色,「 ”徐龛、石勒左右交侵,日寻干戈,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羊鉴传》记载:「 ”时徐龛反叛,司徒王导以鉴是龛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请遣北讨。鉴深辞才非将帅。太尉郗鉴亦表谓鉴非才,不宜妄使。导不纳,强启授以征讨都督,果败绩。”由此可见,郗鉴在徐州防务中发挥的作用,主要就是阻遏石勒、徐龛的侵扰,他对于东晋朝廷选择徐州平叛主帅也曾表达过自己的意见。 不过,司马睿拜郗鉴为兖州刺史,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作用。永嘉五年时司马越的势力基础还相当薄弱,唐长孺先生说:「 ”五马渡江,宗室零落,毫无实力,晋元帝几乎是孑身处于南北士族
东晋士族发展原因
本文2023-11-07 21:21:22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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