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修家谱时这6种人不能列入家谱：

(一)弃祖

祖为身之所自出，有祖而不敬是弃之也。与凡不孝不悌及身非祖脉者皆弃祖类也，故削之！

(二)叛党

君臣之义同与天地，背君者不祥。凡有藐视王章干明犯义者直与州党同律。大逆无道者、欺君蠹国虐害及下民者、为书吏舞文连累宗族者都不能列入家谱！

(三)犯刑

五刑之属三千而罪大者不赦，三尺凛凛自干宪典，国法之所不荣，即为家法之所必弃。巨恶已经大辟者、绞六点刖者、无故将妇人缢死图赖者都会被家谱除名！

(四)背义

义者宜也行不合宜则于众弃之勿滋虺蜴荼毒良裔，舆娼优奴隶为婚者，母出庙绝，失谱牒以乱世派者，修谱吝费而自甘弃祖者，这几种情况也是不可列入家谱的 ！

(五)杂贱

贫而贱非贱也甘为下流斯乃一族之所鄙削去其名以为立志污下者劝 。现为奴者，为娼为优为隶者，为僧道弃辱亲者都不能列入家谱！

(六)败伦

五伦为天下之达道，彝伦不墩是禽兽也。敢有败常渎乱者严之以肃家声。欺公灭祖者五伦乖唳者不能列入家谱。

忤逆不孝殴亲致死者，凶暴横行殴亲致死者，奸生妓生及螟异姓子以乱宗族者也是不能列入家谱的。

杜月笙本是卖水果的，发迹后，想认个好祖宗，以示自己非寻常之流。于是，他利用资源，笼络一帮文人，替其翻中国历史，从杜氏名人中海选了一批，如西晋大将杜预、唐代名相杜如晦、诗人杜甫等等备用。仔细研审后，杜月笙嫌杜预年代太久远，杜如晦的晦字不吉利，杜甫一生又太过穷酸，俱不满意。后来还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亲自出马，为其修订家谱，并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其直系祖先为北宋名将杜衍，并在家谱中称颂杜月笙任侠， 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杰皆宗之。至此，名人名后，两面俱光矣。

相比这类主动认祖的，有一些人自己本无意，却被某些有心人误认为是名人的后代，从此飞黄腾达。唐宣宗年间，礼部侍郎主持科考，误认为考生颜标是鲁郡开国公颜真卿的后代。出于对颜真卿的景仰，礼部侍郎录颜标为状元。及至两人见面，礼部侍郎才知颜标与颜真卿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这也给后人提了个醒，祖宗并非毫无意义，如不好好加以利用，也有浪费之嫌。祖宗虽无形，若碰到礼部侍郎这样的超级血统迷，就可能转化为有形之喜。届时，姓白的成了白起后人，当了将军；姓苏的成了苏轼后人，进了作协。好祖宗是稀缺资源，未必人人能攀上，退而求其次，名人也可能成为瓜分对象。

清初，山东省阳谷县西城门外有座大坟，年代久远不知墓主，乡人据地理位置呼其为西门冢，久而久之，被讹传为西门庆的葬身所在。于是，当地潘、吴两大家族就动了脑筋，各称自己就是西门大官人的嫡室吴氏与妾潘氏的娘家。结果，有一天逢集，吴家人请戏班演《武松杀嫂》，潘家人不干了，声称吴家故意抹黑本家姑奶奶潘金莲。两家闹到县衙，县令闻之大笑，索性就假玩真，还治其身，将潘、吴两家各自绑了几人游街示众，用的是《水浒传》与《金瓶梅》上的罪名，然而潘、吴两家却一直没有悔悟。

认祖之争中，也并非没有明白人。朱元璋当皇帝后，招了一班笔杆子修家谱。原本老朱想让南宋大儒朱熹当祖宗，可凑来粘去，俩老朱硬挂不到一个秤钩上。这时，朱熹老家有个小官求见，朱元璋问对方是否是朱熹后人，对方答不是。朱元璋忽然大悟：一个小官都不肯乱认祖宗，自己坐拥天下，却绞尽脑汁给人当孙子，真是吃错了药。从此，老朱开诚布公，以布衣自居。老朱虽然没有乱认祖宗，但由于老朱自己是大名人，后来倒有不少人想认他做祖宗。现如今，也时常爆出某位明星是皇族后裔这样的新闻，不知道是出于炒作还是虚荣，若他们都有朱元璋这样的胸襟，也不至于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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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结论：家谱是农业社会的残余，在工业化社会里是行不通的，只能作为某种怀旧的情怀出现。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一个大家族聚族而居，可以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家族中的成员几乎全部是务农，依靠土地而生存，家族中的成员几乎不外出，几乎不迁移，一些村落可能离县城很近，但是村中的人可能一辈子不去县城一次；家族男耕女织，自给自足，需要和外界交换的物资很少；家族中的事务基本自理，族长对于族人有很大的司法权、行政权，官府对此也是支持的，一方面降低了管理难度，二来也节约了大量的行政和司法开支。以至于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古代政府不是把家庭当做社会的细胞，而是把家族当做社会的细胞，政府的施政必须以乡间的缙绅、族长作为基础。

古代社会理想的男耕女织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的家族才有修家谱的可能和必要，族谱是维持一个大家族向心力和秩序的诸多工具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祠堂、族规、辈分、祖坟、族学等等。

祠堂（祠堂在古代家族中拥有非常神圣的地位）

但是这样的大家庭实际上只有农业社会才有可能存在。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农业社会逐渐弱化甚至解体：土地不再是谋生的唯一手段，甚至不是主要手段，大批的家族成员进入城市，甚至定居在城市，不再以血缘关系将自己归类，而是把自己归属为行业、公司、商社、单位、政党等等现代化的、更加高效的组织；家族成员外出频繁、迁移频繁，安土重迁的思想基本被放弃；家族中的族长对于外出的家族成员几乎不再有约束力，更不要说司法权和行政权了，即便对于仍旧在农村居住的家族成员，也几乎没有司法权，现代化的政府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了最基层。传统的家族迅速解体，小家庭成为社会的主流。现代政府认为，现代社会的细胞是家庭，不需要家族作为辅助管理手段。现代社会的准绳是法律，不是族规。违反族规的人，族长除了道德和舆论手段外，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力可以处置对方。

在此情况下，一个大家族的祠堂、族规、辈分、祖坟、族学等等对于现代人来说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和约束力，族谱也是如此。很多农村人进城之后，第一代人知道自己的辈分，但是他们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就有相当多的人不按辈分取名字了，等到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恐怕连自己的辈分都不知道了，严格地讲，这种不按辈分起的名字是不合格的，难以进入族谱的。

我国目前城市化率为47%，目前世界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0%以上，我们国家一直把城市化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而城市化正是这种旧式家族的杀手。大规模的城市化完成后，旧的大家族，以及与此相关的族谱、祠堂等，只能以“文化遗产”的面目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