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1860)前后，太平军在长江下游屡战屡胜，当地一些大地主陆续被撵到上海孤岛上。

　　由于上海滩早已是开放的通商口岸，也许是有赖于此间的洋人，以及洋人在这个孤岛上所设立的一处处独立的租界，太平军一时尚未涉足，但盘踞在苏州的忠王李秀成已率大军兵临城下，形势万分危急。

　　蜗居在孤岛上的一些士绅为了免遭最后灭亡的命运，一边迅速成立“中外会防局”，以期依赖洋人的武力来保卫上海；一边又选出士绅代表、前清名臣钱宝琛(浙江巡抚)的儿子钱鼎铭，带着募集来的20万两白银，雇用了几艘外国轮船，率人前往安庆，向曾国藩求援。

　　钱鼎铭到达安庆，对着曾国藩声泪俱下，说上海士绅们渴盼曾帅 ，犹如久旱之地盼甘霖。钱鼎铭哀求曾帅早早派兵，以解上海之围。继而，钱鼎铭又掏出一封信。信是苏州名人、李鸿章的同年进士冯桂芬写的。冯桂芬在信中称，上海是江南的膏腴之地，商业发达。在那里，每月可筹到银饷60万两以上——对正缺少银子的湘军来说，这可算是最大的诱惑了。当然，这一诱惑对“长毛”也同样存在，谁不想咬走一块肥肉？

　　另外，钱鼎铭还通过其父钱宝琛与曾国藩、李鸿章之父李文安是同年进士的关系，走后门套近乎，劝说二人及早东援。

　　面对这种形势，曾国藩感到颇为棘手。上海确实是军事、经济重镇。按理说，应全力支援，但上海距安庆千里迢迢，兵派少了，无济于事；派多了，湘军也没那么大实力。更为麻烦的是，万一大本营安庆出现险情，即便是往回调兵，谈何容易！再说，当时驻扎在安庆的湘军并非实力雄厚，派兵去上海，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对于整个战局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况且，太平军总部已设立在邻近的南京，南京与上海孰重孰轻，曾国藩比谁都清楚。正在曾国藩感到左右为难之际，朝廷催促曾国藩发兵上海的指令到了，这就由不得曾国藩再犹豫了。他知道，这已不仅仅是上海士绅们的邀请和求援，而是来自朝廷的命令了。派谁去合适？曾国藩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胞弟曾国荃。

　　曾国荃(1824—1890)是曾国藩的九弟，人称曾九，乃湘军的主要将领之一。1856年，他在湖南老家招募乡勇3000人赴江西吉安，援助哥哥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该乡勇组织称“吉字营”，成为曾氏湘军的嫡系。在以后几年的征战中，曾国荃战功赫赫：在1857年底，曾国荃在江西吉安击退前来增援的太平军劲旅石达开部；1858年，攻陷吉安，升任知府；1859年，占领景德镇，火烧全城，升为道员；1860年，围攻安庆，屡屡击败太平军。当年9月，曾国荃用当地最为先进的武器—地雷—轰塌安庆北门城墙，攻陷安庆；1862年春，曾国荃率领“吉字营”等嫡系湘军围攻南京。1862年10月，与忠王李秀成太平军在南京激战40余日，迫使李秀成退兵；1864年7月，采取挖地道的形式，再次使用地雷，轰陷南京城墙，纵火烧杀抢掠，大火七日七夜不熄。据说，曾国荃在这场大战中，抢得大量金银财宝。为了不致暴露，曾国荃遵从大哥曾国藩的劝告，称病回籍放假。自此之后，曾国荃察探风声，屡病屡出。

　　朝廷指令曾国藩派兵东援时，曾国荃正积极备战，准备沿江而下进攻南京。如果拔掉太平军的这一老巢，当然是头等军功，因此，曾国荃对东征上海并无兴趣。

　　其次，曾国藩想到的就是他手下的宿将、也是他的同乡陈士杰。

　　陈士杰(1825-1893)29岁时通过拔贡，被选职为户部七品官。咸丰元年(1851)丁父之忧，回到老家，旋即投入老家镇压农民起义的斗争，成为镇压团丁的首领。咸丰三年，加入曾国藩湘军。以后，一直率领乡勇平定家乡的各种农民暴动。陈士杰平素以办事稳健、有谋而得到曾国藩的信任。

　　当曾国藩将东援上海的任务下达给陈士杰时，陈士杰立即在家乡招募到上万人的子弟兵并积极训练，但就是不发兵。慈禧太后几次下懿旨，可这位陈大将军依旧岿然不动。曾国藩实在忍不住了，就派人将这位陈大将军叫到安庆来，问他到底咋回事。

　　陈士杰低着头，跪在地上，半天不吭声。曾国藩急了，叫陈士杰说明原因。陈士杰一抬头，早已老泪纵横。他说：“援沪之兵早已训就，只是微职上有90岁的老母，万一微职战场上丢了性命，老母是万万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的，因此……”

　　曾国藩闻言，已知道陈士杰心中的“小九九”。到底是为了孝敬母亲，还是贪生怕死，曾国藩已没有时间来调查核实，要是老佛爷的懿旨再到，恐怕已不是催兵上路的问题，而是催他“曾剃头”上西天的大事了。于是，他赶紧命令距离上海很近、正驻扎在镇江的清军总兵冯子材火速援沪。可军令发下去后，如石沉大海，也一直得不到冯子材的回音。究其原因，无法知道。曾国藩差不多真的要失望了。这时，李鸿章出现在他面前。

　　曾国藩提议，要李鸿章东援上海！孰料李鸿章还真的乐意去。李鸿章自从在老家安徽打了几次胜仗后，虽然升到了四品官，但进入曾国藩幕府后，这一官秩便成了虚衔，根本没有行使这个四品官、独立带兵打仗的机会，而且，曾国藩的湘军大营中人才济济，他很难等到独当一面的机遇。李鸿章知道，要想往上爬，爬到帝国的最高层，没有恩师的举荐那是万万不成的，但说实在的，李鸿章认为曾国藩的办事风格一向犹疑有余而果断不足，每遇重大事件需要作出决定时，他总是向李鸿章请教。在曾国藩手下，他一直是个被使用的角色，而不是被重用的人才。

　　李鸿章一直盼望着能有自己作主、建功立业的机会。当恩师曾国藩要将东援上海的大任交给他时，他觉得英雄正逢其时！李鸿章心痒难耐，他激动不已，因为，他马上就能率领湘军浩荡东去了！

　　可恩师又发话了：“少荃，你这一去，我虽然可以高枕无忧，但自此之后，我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啊！”李鸿章谦虚地说：“曾师营中人才济济，胜于我者，多矣！”曾国藩说：“不过，现在南京还没拿下，湘军人手不济，你这一去，我是没有兵送给你啊。让你做帅，兵就由你自己去解决了。”闹了半天，原来是个“光杆司令”！

　　不仅对李鸿章，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大难题！时间这么紧迫，从哪儿弄来部队？还要千里迢迢东援上海滩？李鸿章急了。但是，李鸿章紧蹙的眉头很快就展开了！湘军固然是现成的，但军中老气横秋的、吸大烟的、开小差的不乏其人。再说，这些人是跟着“曾剃头”来的，除了“曾剃头”，他们还愿听他李鸿章的命令吗？李鸿章想：不如自己募集。李鸿章领命之后，急匆匆赶回老家—历史，给了他发展淮军的机遇！

　　为了尽快募集一支军队，回到合肥的李鸿章从三个方面搜罗乡勇。

　　一是利用他父亲李文安的关系，寻找那些世交的弟兄们。当年，他曾和他的父亲共同在肥东、肥西办团练，曾经连续打过一些胜仗，共同谋事的弟兄曾得到过一些好处，从而在这里建立过一定的人缘关系。 李鸿章首先派他的弟弟李鹤章去肥东，收招当年被打散的人员，他自己则去肥西，找到当地有名的团练头子张树声。

　　江淮之间数年来一直遭受着太平军和捻军的掠扰。地方团练在清兵“匪兵”的争斗中，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挫越勇。各乡各圩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设寨自保。同时，各圩各寨之间又相互呼应，相互求安。张树声自幼就跟着办团练的父亲张荫谷耳濡目染，真正是“从娃娃抓起”抓出来的一方山大王。而张荫谷又和李文安是在办团练中结识的“好弟兄”。有了这层关系，李鸿章与张树声便成了“世交”。

　　李鸿章对江淮子弟的禀性是很熟悉的，只要感情深，什么都好说。他们不一定顾忌到多少国家政策、民族召唤，他们认的是弟兄感情，带有比较浓厚的江湖义气。张树声在家乡早就听说过李文安的二公子在湘军大营中当差，而且混得不错，本来就想联系，此番李鸿章找上门来招兵买马，张树声认为这正是投靠他的好机会。于是，张树声立即将其属下爱将刘铭传、周盛传、周盛波兄弟叫来，通报新的情况。

　　刘铭传本来是个私盐贩子，在地方上以杀了欺负其同宗女眷的地痞而扬名；周氏兄弟也没什么文化，几乎都是些“草莽大亨”。张树声、刘铭传及周氏兄弟曾模仿“桃园三结义”结盟为弟兄，如今一听召唤，齐来听计。当得知李二先生回来了，要将他们编入淮军，成为大清政府的编制，并从此粮饷不愁时，个个都乐意，发誓要杀尽“长毛”，替父报仇。他们一直在寻找报仇的机会。听说在湘军大营中颇有“市场”的李二先生来招兵请将，潘鼎新立即响应，把手下的一批三河团练全部拉到李鸿章的大旗之下。

　　接下来，李鸿章就去寻找当年与他父亲同在一起办团练、结果也是被太平军杀害的忠良吴廷香的儿子。听说吴廷香的儿子名叫吴长庆，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提起有杀父之仇的“长毛”，吴长庆的牙齿都恨得咯嘣直响。他手下也聚集着一批乡勇。吴长庆曾对这群兄弟们发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世交李鸿章与他一拍即合。

　　再就是李鸿章去找他的学生刘秉璋。刘秉璋(1826-1905)是庐江县人。咸丰十年(1860)中进士，在翰林院任编修。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的家乡受到太平军的洗劫。刘秉璋觉得这是家乡的奇耻大辱，于是弃文从戎，回到家乡办团练，以对付他切齿痛恨的太平军。

　　刘秉璋在未中进士前，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曾对刘秉璋的父亲说：“你的伢子以后就跟我家老二学吧。”李文安说这话时，李鸿章已经考中进士了，因此，后来就有人说李鸿章是刘秉璋的老师。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刘秉璋很快就将自己的乡勇拉到老师李鸿章的麾下，并表示为替父老乡亲报仇，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在李鸿章网罗的这些乡勇首领中，刘秉璋与李鸿章处的关系最近，两家结成了姻亲，前后有七门婚事。

　　刘秉璋后来成了李鸿章的心腹大将。1885年，刘秉璋任浙江巡抚时，指挥了中法战争中的“镇海之役”，击毙法国军队统帅米禄，击沉法国军舰一艘，重创三艘，取得了近代史上近海保卫战的唯一一次胜利。

　　除了招兵募将，李鸿章还特别留意在家乡物色幕僚。后来跟他一辈子的安徽东至人周馥，就是这时候发现的。周馥(1837-1921)家穷，但一笔字写得规矩隽永。李鸿章一直认为字如其人，能写得如此好字，为人处世当不致没有章法。可以说，周馥伴着淮军的诞生而出现在李鸿章的幕府之中，直到李鸿章生命终结的最后，这位大管家还守在他身边。同时，后来成为李鸿章儿女亲家的蒯德模、蒯德标都是在这个时候加入李鸿章幕府的重要谋臣。

　　不到两个月，李鸿章兄弟在肥东、肥西召集的乡勇兵力超过了2万人。从外表看，说这些人是乡亲聚会倒是挺合适的；可要说他们是军队，那就有点滑稽了：他们不会队列，甚至不会排队，高矮长短，参差不齐；衣着也五颜六色，破烂不整，谈不上统一。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大伙儿头上都扎着一条毛巾，但毛巾的颜色也不一样。可李鸿章知道，这帮弟兄不中看，但打起仗来说不定挺中用。他对这些弟兄们的性情了如指掌：讲究面子，讲究感情，只要有交情，个个愿意把头提在手里跟你干！有了这个规模的人数，李鸿章就带着这伙后来被称为淮军、并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的队伍来到安庆。

　　曾国藩十分钦佩这位安徽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变戏法似的招到这么多兵，但他们的阵容确实使曾国藩不敢恭维。这些淮军不说打仗情况难以预料，就是平时见到首领，连个军礼都不知道怎么敬；说起话来，全是“弄妈弄妈”的一口不文明的土腔调，但朝廷不断地催促上路东援，上海那边已等不及了。

　　曾国藩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是把这些“淮勇”根据其营官的姓名暂时分成五个营，潘鼎新带领的淮军为“鼎字营”，刘铭传部称“铭字营”，吴长庆部称“庆字营”，张遇春部称“春字营”，张树声部称“树字营”。这五个营的营官都是李鸿章的老乡，且都与太平军有不共戴天之仇。

　　正当李鸿章在组建江淮乡勇时，朝廷传来信息，一方面催促曾国藩尽快发兵东援，另一方面清廷已在上海“借夷助剿”，即向洋人借师，用以镇压太平军。洋人当时集中了400人，3门炮，组建了“洋枪队”。洋枪队组建后的第一仗，便将近2000人的太平军打得溃不成军，杀了1000多人，活捉了300多。在后来的屡次战斗中，洋枪队多次获胜，因此被人称为常胜军。当然，常胜军偶尔也打败仗。

历科榜运，其盛衰各不相同，故谚有响榜哑榜之说。顺治三年丙戌，为本朝第一次举行甲科，其间位跻卿相者甚夥。阮亭《居易录》内，曾历举其姓氏，以为美谈。近有客问道光以来，何科最盛？余以壬辰、乙未、丁未三科答之，而问者欲知其详。因自道光初迄光绪末，凡甲乙科中官至一二品者，备记之以觇榜运（凡降调及由文职改武职者，仍依前官书之）。

道光辛巳恩科举人，大学士一（英桂），布政使一（瑞元。凡已成进士者，皆入甲榜，此专记由举人出身者，各科同）。

壬午恩科进士（进士以甲第名次为序），大学士二（翁心存、文庆），尚书三（李菡、李棠阶、恩桂），侍郎二（罗文俊、温葆深），总督一（陆建瀛）河督一（杨以增），巡抚三（曾望颜、李僡、邹鸣鹤），布政使五（陈嘉树、岳镇南、王庭兰、王藻、郭熊飞）。

壬午科举人，侍郎一（关圣保）。

癸未科进士，协办大学士一（杜受田），尚书二（王广荫、孙瑞珍），侍郎三（黄爵滋、和色本、雷以諴），内阁学士一（李品芳），镇边大臣三（海朴、赫特贺、吉明。凡镇守边疆，如办事帮办参赞诸大臣，皆入此类），总督二（刘源灏、王懿德），巡抚五（管遹群、常大淳、史致蕃、梁宝常、冯德馨），布政使七（周开麒、卞士云、王成璐、郭梦龄、刘裕鉁、万贡珍、周起滨）。

乙酉科举人，尚书一（何汝霖），布政使一（张光第。又是科拔贡中，尚书一，陈孚恩。侍郎一，吴廷栋。巡抚一，胡兴仁。布政使一，王宪）。

丙戌科进士，大学士二（贾桢、柏葰），协办大学士一（麟魁），侍郎二（德诚、黄琮），巡抚三（黄恩彤、徐继畲、陈士枚），布政使二（王笃、武棠）。

戊子科举人，尚书一（齐承彦），将军一（固庆）。

己丑科进士，大学士二（全庆、倭仁），尚书一（王庆云），侍郎一（孙葆元），内阁学士一（朱兰），总督三（罗绕典、杨霈、易棠），巡抚二（李嘉端、徐有壬），布政使六（汪本铨、张集馨、司徒照、林扬祖、何俊、朱艧）。

辛卯恩科举人，尚书一（爱仁）。

壬辰恩科进士，大学士三（朱凤标、单懋谦、瑞常）。协办大学士一（骆秉章），尚书二（花沙纳、桑春荣），侍郎五（吴钟骏、戴熙、阿彦达、善焘、王茂荫），总督六（季芝昌、潘铎、庆祺、舒兴阿、劳崇光、李星沅），漕督二（邵灿、李湘棻），巡抚三（郭柏荫、陆应谷、赵长龄），布政使三（严良训、贾臻、崔侗）。

壬辰科举人，大学士一（左宗棠），内阁学士一（载庆。又副榜中，布政使一，翟诰）。

癸巳科进士，尚书一（谭廷襄），左都御史一（汪元方），侍郎二（车克慎、博迪苏），内阁学士二（叶觐仪、海龄），都统一（法福礼），总督一（福济），巡抚四（杨文定、邓尔恒、黄赞汤、毓科），布政使四（宋延春、杨培、韩椿、温予巽）。

甲午科举人，总督一（张亮基），布政使一（吴春焕）。

乙未科进士，大学士二（叶名琛、彭蕴章），尚书二（郑敦谨、罗惇衍），侍郎三（吕贤基、杜<乔羽>、孙铭恩），内阁学士二（何裕承、吴式芬），守陵总兵一（景霖），总督二（黄忠汉、何桂清），河督二（苏廷魁、乔松年），漕督一（袁甲三），巡抚七（张芾、陶恩培、陈庆偕、许乃钊、赵德辙、蒋霨远、罗遵殿），布政使三（张云藻、马秀儒、钱炘和）。

乙未恩科举人，总督一（吴棠），巡抚一（韩超）。

丙申恩科进士，尚书一（沈兆霖），侍郎六（张锡庚、王发桂、李道生、彭久余、李清凤、梁瀚），镇边大臣一（毓检），总督一（慧成），巡抚五（林鸿年、何冠英、胡林翼、吕佺孙、徐之铭），布政使二（杨能格、李本仁）。

丁酉科举人，总督一（耆龄），漕督一（苏凤文），巡抚一（江忠源。又是科拔贡中，侍郎一，胡肇智）。

戊戌科进士，大学士三（灵桂、宝鋆、曾国藩），左都御史一（童华），侍郎二（吴存义、石赞清），总督二（熙麟、毛鸿宾），巡抚四（恽光宸、晏端书、曹澍钟、陈阡），布政使六（江国霖、段大章、胡大任、王德固、恩麟、祁宿藻）。

己亥科举人（按是科无由举人官至二品者）。

庚子科进士，尚书二（董恂、万青藜），侍郎六（廉兆纶、卓枟、匡源、黄倬、和润、殷兆镛），内阁学士一（王祖培），巡抚二（翁同书、贾洪韶）。布政使三（庄受祺、椿寿、范梁）。

庚子恩科举人，侍郎一（胜保），巡抚二（唐训方、严澍森），布政使一（陈景亮）。

辛丑恩科进士，大学士一（载龄），尚书二（贺寿慈、毕道远），左都御史一（胡家玉），侍郎六（潘曾莹、杨式谷、文瑞、宝珣、锡龄、苏勒布），内阁学士一（俞长赞），都统一（麒庆），镇边大臣一（联捷），巡抚五（刘昆、陈启迈、青麐、杨重雅、郑元善），布政使五（龙启瑞、卢定勋、刘齐衔、吴鼎昌、姚锡华）。

癸卯科举人，尚书一（曹毓瑛），布政使四（姚觐元、厉云官、王大经、李元度）。

甲辰科进士，侍郎六（何彤云、龚自闳、富呢雅杭阿、宋晋、杜翰、煜纶），内阁学士二（王之翰、周玉麒），巡抚三（冯誉骥、文格、李福泰），布政使五（边浴礼、萧浚兰、邓廷楠、李宗焘、崇保）。

甲辰恩科举人，侍郎一（薛焕），总督一（涂宗瀛），河督一（勒方琦），布政使一（蒯德标）。

乙巳恩科进士，大学士二（阎敬铭、文祥），尚书二（阜保、毛昶熙），侍郎四（胡瑞澜、宜振、何廷谦、奎章），内阁学士一（周寿昌），总督二（张凯嵩、李鹤年），巡抚四（蒋志章、恽世临、吴昌寿、张兆栋），布政使二（贡璜、林寿图）。

丙午科举人，巡抚一（钱鼎铭），布政使一（长赓）。

丁未科进士，大学士二（张之万、李鸿章），协办大学士一（沈桂芬），尚书二（庞钟璐、徐树铭），侍郎三（郭嵩焘、刘有铭、广凤），内阁学士三（许彭寿、袁希祖、伍忠阿），总督四（李宗羲、沈荷桢、何璟、马新贻），巡抚一（鲍源深），布政使五（孙观、黄彭年、林之望、李孟群、刘郇膏）。

己酉科举人，左都御史一（崇厚），总督一（英翰），巡抚二（潘鼎新、唐炯），布政使一（李元华。又是科拔贡中，尚书一，钱应溥。总督二，李瀚章、刘长佑。巡抚二，任道镕、陈士杰。布政使一，袁开第）。

庚戌科进士，大学士一（徐桐），尚书一（崇实），侍郎八（钱宝廉、袁保恒、邵亨豫、成琦、杜联、常恩、载肃、清安），内阁学士一（钱桂森），总督一（许应騤），巡抚三（王凯泰、曾璧光、高崇基），布政使三（孙衣言、杨庆麟、张瀛）。

咸丰辛亥恩科举人，侍郎一（朱智），内阁学士一（庆麟），总督一（卞宝第），巡抚二（陈宝箴、邓华熙），布政使二（张梦元、游智开）。

壬子恩科进士，大学士二（王文韶、额勒和布），协办大学士一（李鸿藻），尚书四（潘祖荫、景廉、魁龄、志和），侍郎五（绵宜、衍秀、张沄卿、兴恩、桂清），内阁学士一（景其浚），将军一（继格），镇边大臣一（豫师），河督一（梅启照），漕督二（周恒麒、文彬），巡抚五（倪文蔚、李庆翱、卫荣光、杜瑞聊、李文敏），布政使三（庞际云、孙翼谋、李榕）。

壬子科举人，侍郎一（兴廉），布政使一（张岳年）。

癸丑科进士，大学士一（麟书），尚书一（瑞联），侍郎四（黄钰、夏家镐、恩棠、讷仁），内阁学士二（孙如仅、马恩溥），镇边大臣一（李慎），总督一（丁宝桢），漕督一（卢士杰），巡抚一（张煦），布政使四（许应钅荣、梁肇煌、王思沂、李廷箫）。

乙卯科举人，都统一（安定。按都统属八旗者，入京秩，其在外者，则列于将军之次，副都统同），侍郎一（成林），总督一（崧蕃），巡抚一（彭祖贤），布政使二（方汝翼、增寿）。

丙辰科进士，协办大学士一（翁同龢），尚书五（孙毓汶、延煦、绍祺、薛允升、乌拉喜崇阿），侍郎一（夏同善），内阁学士三（霍穆欢、爱廉、全顺），将军一（铭安），镇边大臣一（锡缜），总督一（谭钟麟），巡抚一（沈秉成），布政使五（傅庆贻、员凤林、何枢、程豫、孙长绂）。

戊午科举人，内阁学士一（铨林），巡抚一（崧骏），布政使二（沈葆靖、易佩绅。又副榜中，布政使一，龙锡庆）。

己未科进士，大学士二（孙家鼐、福锟），尚书一（广寿），侍郎一（李文田），巡抚一（于荫霖）。

己未恩科举人，尚书一（徐用仪）。

庚申恩科进士，尚书三（阿克丹、祁世长、松氵桂），侍郎五（惠泉、沈源深、徐致祥、宝森、孙诒经），总督一（刘秉璋），巡抚四（黎培敬、徐延旭、谭继洵、吴元炳），布政使一（李希莲）。

辛酉科举人，巡抚一（邵友濂。又是科拔贡中，侍郎一，徐承煜。布政使一，陈燏）。

同治壬戌科进士，大学士二（昆冈、鹿传霖），协办大学士一（徐甫阝），尚书二（许庚身、陈学棻），侍郎五（游百川、张家骧、龙湛霖、周德润、耀年），守陵总兵一（桂昂），巡抚五（陈彝、刘瑞祺、黄槐森、谭钧培、马丕瑶），布政使一（孙凤翔）。

壬戌恩科举人，镇边大臣一（文海），巡抚二（饶应祺、吴重悳）。

癸亥恩科进士，大学士一（张之洞），尚书三（廖寿恒、奎润、李端棻），左都御史一（吴廷芬），侍郎六（黄体芳、白桓、铁祺、李端遇、景善、文澄），内阁学士一（冯尔昌），将军一（延茂），守陵总兵一（景瑞），总督一（边宝泉），巡抚二（许振祎、王毓藻），布政使一（李嘉乐）。

甲子科举人，巡抚二（恽祖翼、夏旹）。

乙丑科进士，尚书三（崇绮、松森、启秀），都御史一（张英麟），都统一（崇勋），侍郎四（汪鸣銮、刘恩溥、杨颐、文治），内阁学士一（温绍棠），巡抚一（胡聘之），布政使五（唐景崧、黄毓恩、张端卿、吴承潞、李用清）。

丁卯科举人，尚书二（溥颋、吕海寰），侍郎一（杨儒），将军一（堃岫），布政使二（英瑞、萧韶）。

戊辰科进士，尚书三（锡珍、徐会澧、嵩申），侍郎五（洪钧、宝廷、梁仲衡、许景澄、李培元），副都统一（陈宝琛），内阁学士一（联元），总督二（张人骏、陶模），巡抚二（吴大澄、陈启泰），布政使四（邵积诚、高万鹏，刘春霖、沈镕经）。

庚午科举人，布政使一（瞿廷韶）。

辛未科进士，协办大学士二（李殿林、瞿鸿禨），尚书二（唐景崇、贵恒），侍郎五（恽彦彬、王文锦、李绂藻、英煦、良弼），内阁学士二（李联芳、陈秉和），总督一（丁振铎），巡抚二（廖寿丰、张曾扬），布政使四（李岷琛、王廉、季邦桢、文光）。

癸酉科举人，巡抚二（恩铭、胡建枢），布政使二（荣铨、松堮。又是科拔贡中，布政使二，俞钟颖、李有棻）。

甲戌科进士，大学士一（陆润庠），尚书二（张伯熙、赵舒翘），侍郎七（华金寿、林绍年、凤呜、宝昌、乌拉布、胡燏棻、李昭炜），内阁学士一（黄卓元），都统一（祥麟），镇边大臣一（尚贤），总督二（赵尔巽、锡良），巡抚三（陆元鼎、恩寿、胡廷干），布政使二（张廷燎、张绍华）。

光绪乙亥恩科举人，大学士一（世续），提督一（秦炳直）。

丙子恩科进士，大学士一（裕德），协办大学士一（戴鸿慈），尚书一（廷杰），都御史一（陆宝忠），侍郎四（吴树梅、张仁黼、陈邦瑞、会章），副都统一（顾璜），内阁学士一（冯文蔚），将军一（裕祥），镇边大臣一（庆恕），巡抚一（曹鸿勋），布政使二（李绍芬、许涵度）。丙子科举人，侍郎一（顾肇新），副都统一（文哲珲）。

丁丑科进士，尚书一（陈璧），侍郎三（吴郁生、刘永亨、长萃），内阁学士二（杨佩璋、许泽新），镇边大臣一（讷钦），布政使七（余联沅、濮子潼、何福堃、樊增祥、胡湘林、继昌、陈灿），己卯科举人，将军一（台布），巡抚一（杨文鼎），布政使一（吴引孙）。

庚辰科进士，尚书一（溥良），侍郎四（郭曾炘、于式枚、萨廉、长麟），内阁学士三（崇宽、福楙、徐琪），将军一（志锐），副都统一（钟灵），巡抚一（庞鸿书），布政使二（陈夔麟、崔永安）。

壬午科举人，侍郎二（李经方、杨士琦），总督二（升允、端方），布政使一（郑孝胥。又副榜中，将军一，恒寿）。

癸未科进士，尚书三（寿耆、葛宝华、清锐），部务大臣二（严修、沈家本。按各部大臣，即尚书之改称，惟未为尚书而径授此职者，兹分别书之，副大臣同），侍郎五（朱祖谋、秦绶章、绵文、张亨嘉、恩顺），正卿一（定成），副都统一（志钧），守陵总兵一（准良），巡抚二（柯逢时、冯汝騤）。

乙酉科举人，大学士一（那桐），将军一（凤山），总督一（岑春煊），巡抚一（沈瑜庆），布政使一（王芝祥。又副榜中，侍郎一，寿勋。又是科拔贡中，副大臣一，曾鉴。布政使一，周儒臣）。

丙戌科进士，大学士一（徐世昌），协办大学士一（荣庆），尚书一（邹嘉来），侍郎一（景厚），副都统一（伊克坦），镇边大臣二（阔普通武、瑞洵），总督二（杨士骧、陈夔龙），巡抚一（冯煦），布政使三（吴品珩、王树楠、王人文），民政使一（张元奇）。

戊子科举人，侍郎二（胡惟德、姚锡光）。

己丑科进士，尚书一（绍昌），侍郎二（熙瑛、王垿），正卿一（刘若曾），内阁学士一（文海），守陵总兵一（希廉），巡抚四（周树模、陆钟琦、丁宝铨、余诚格），布政使二（李盛铎、毛庆蕃）。

己丑恩科举人，侍郎一（汪大燮），副大臣一（梁启超。又副榜中，巡抚一，何彦升）。

庚寅恩科进士，内阁学士一（载昌），副都统一（儒林），布政使二（王庆平、王乃徵），民政使一（赵渊）。

辛卯科举人（按是科尚无有由举人官至二品者）。

壬辰科进士，侍郎三（宝熙、唐文治、熙彦），副大臣一（张元济），将军一（贻谷），巡抚一（朱家宝），布政使二（连甲、尚其亨）。

癸巳恩科举人（与辛卯同）。

甲午恩科进士，部务大臣二（张謇、达寿），侍郎二（李家驹、沈云沛），副大臣一（刘廷琛），内阁学士一（毓隆），巡抚一（陈昭常）。甲午科举人，将军一（朴寿），总督一（张鸣岐），布政使一（高凌霨），总兵一（徐绍桢。又副榜中，副大臣一，周自齐）。

乙未科进士，巡抚一（齐耀琳），布政使一（凌福彭）。

丁酉科举人（与辛卯同）。

戊戌科进士，布政使一（钱能训）。

此后如壬寅恩科举人、癸卯恩科进士、癸卯科举人、甲辰科进士，均尚无有官至二品者。

湖广布政司分家是在康熙六年，分为湖北布政司和湖南布政司。首任湖北布政使是刘显贵。历任湖北布政使有：

刘显贵、缪正心、张彦行、崔代、丁思孔、徐惺、李辉祖、王定国、胡戴仁、胡献征、佟国佐、于养志、沈志礼、李炜、线一信、王燕、任风厚、李基和、王毓贤、张圣猷、李锡、吕犹龙、白潢、牟钦元、张文灿、张圣弼、朱纲、郑任纶、王克庄、黄焜、徐鼎、徐本、钟保、李世倬、安图、严瑞龙、乔学尹、朱一蜚、范时绶、鄂敏、德福、沈世枫、刘藻、富勒浑、常亮、公泰、亢保、徐垣、沈作朋、柏琨、五讷玺、三宝、赫升额、闵鹗元、富尼汉、敦福、吴虎炳、李世杰、梁敦书、永庆、陈淮、汪新、祖之望、孙玉庭、同兴、台斐音、章煦、阿礼布、常安、张映汉、素纳、巴哈布、讷福、觉罗海龄、承光、麟祥、温承惠、廉敬、德奎、伊里布、费丙章、邱鸣泰、徐承恩、吴光悦、周锡章、★林则徐★、额腾伊、衍庆、张岳崧、李宗传、孙善宝、刘体重、朱士达、唐树义、劳崇光、常大淳、梁星源、岳兴阿、夏廷樾、胡林翼、马秀儒、罗遵殿、庄爱祺、严树森、唐训方、厉云官、何璟、张建基、林之望、孙衣言、潘霨、王大经、蒯德标、邓华熙、黄彭年、王之春、员凤林、善联、瞿廷韶、李岷琛、杨文鼎、王乃征、高凌霨、徐诚格、连甲。

1、杨瑄。字玉符，一作玉斧，号楷庵，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洛北村人。清朝进士。其遗著有《楷庵诗草》(一作《楷庵集》)，又作《楷庵诗略》、《塞外草》。

2、王煜，字綗斋，滁州乌衣人，清朝道光年进士。于道光二十二年请假回原籍。被江苏都督陆建瀛举荐主持南京钟山书院。清咸丰二年去世。著有《笔耕书屋诗赋草》传世。

3、王沆，王鼎之子。清道光二十年进士，翰林院编修。王鼎自缢尸谏后，他以不能成父志而为王鼎门生及陕甘同乡所鄙弃。自感愧恨，终生不出。

4、刘光三。嘉庆十九年（1814年），刘光三考中进士，起初授职吏部主事，后升任员外郎。刘光三任职吏部，才德兼优，吏部准备举荐他任知府。刘光三认为居官应为民造福，忠臣当为国除害，就选择了考取监察御史。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中央政府朝廷考试者，称为进士。是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元、明、清时，进士经殿试后，及第者皆赐出身，称进士。

扩展资料：

清朝时期一个人考中了进士，虽然也能象明朝那样，可以直接进入翰林院供职，领一份工资。但是就整体而言，清朝虽然号称完全继承了明朝的制度，但事实上做了一定改变，

尤其是大量的满洲人不通过考试就可以直接进入官僚体系，等于挤占了原由进士们垄断的官僚体系，从而造成进士们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下降。

而到了清朝中期以后，在翰林院供职的进士们收入无法保证基本生活的事情越来越多。到了晚期，他们甚至到了只能依靠地方实力派才能过活的地步，进士的意义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

这是中国科举时代最腐朽落后的时期，也就是说，即使朝廷不取消科举制，也必须开创其它的制度来对进士们进行二次淘汰，来选任合适的官员。

—杨瑄

—王煜

—王沆

—刘光三

—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