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为什么成了“奸臣”？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07浏览：2收藏

严嵩为什么成了“奸臣”？,第1张

从严嵩临终的留言可以看到，他是带着无尽的委屈、不甘心和愤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明史》称：“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严嵩肯定想不到，他所背负的“奸臣”骂名不但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反倒广为流传，他的名字成为奸臣的代名词。与此有关，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明代有名的史学家——王世贞。\x0d\　　王世贞与严嵩结怨，传说有一段公案。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世宗处死的王忬。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不久就被严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王忬迫于严氏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嵩，后来事情败露，严嵩对其怀恨在心。后借王忬戍边不力下狱之机，严嵩上奏本将其害死。因为这段积怨，王世贞在他所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严嵩传》以及其他史著中，对严嵩多有诋毁，严嵩的声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x0d\　　（1）关于严嵩“窃弄威柄”问题\x0d\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至明成祖始设内阁，《明史·职官志》载，内阁大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晦，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可见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务官。《四库全书总目》卷58“嘉靖以来首辅”条称，“至嘉靖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这种表述是大可商榷的。世宗执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明史·严嵩传》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这说明世宗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因此，任何一位“权臣”在世宗朝绝无“窃弄威柄”的可能。关于此，从其他的记载亦可旁证。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世宗实录》称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国榷》卷64引李维桢曰：“（世宗）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又引范守已曰：“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严嵩不可能窃弄威柄，于史比比可证矣。再如《宾退录》卷四载，欧阳必进（都察院左都御史），与严嵩为儿女亲家，嵩欲安排必进为吏部尚书，经嵩哀求再三，世宗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严嵩欲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谈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呢！由此观之，说严嵩“窃国柄政”不过空穴来风而已！\x0d\　　（2）严嵩与世宗的关系\x0d\　　世宗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世宗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己的妻儿、侍婢、臣僚无不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这就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一席话：“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这番话是说，当首辅的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责任，要甘当替罪羔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他的朋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看来，我们似应从另一视角来看严嵩了。\x0d\　　严嵩任首辅十五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世宗崇奉道教，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任阁臣的要件，因此“谀”、“媚”是阁臣们的共性，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了。例如宫婢之变后，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欲重修宫殿。严嵩考虑世宗久不视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故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对此，时人“颇善嵩对，而微谓阶之谀旨”（《献征录》卷16）。这里所展示的则是严嵩刚性的另一面。《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宠信严嵩之由时说：“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惟其如此，才能将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关于这一层，世宗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世宗对严嵩亦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即是令其致仕时，世宗在谕旨里还是说“嵩小心忠慎，”致仕后的待遇，较其他首辅亦见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说明严嵩能真诚事主，并无二心，才能博得这位薄情寡恩的君主的善待。\x0d\　　那么，率意说严嵩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x0d\　　（3）关于严嵩“屠害忠良”\x0d\　　严嵩入阁后，弹劾他的大臣甚多。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x0d\　　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传中未见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卫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偏狭之一斑。严嵩曾说过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他怕前途无着，于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严嵩。疏中历数嵩十大罪状。世宗阅疏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这种“游戏”似不类君子所为。沈炼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杀之。反对严嵩的人称是严嵩授意杀害沈炼的，这也是于史无据的，且杨顺亦非嵩党。沈炼罗列严嵩十大罪状，徐学谟以为“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世庙识余录》卷15）。谈迁在《国榷》中论曰：“沈纯甫（炼）气吞逆胡，当庚戌（1550年）秋，怒目而斥严氏，其强直自遂，固己不可一世矣。投身荒塞，隐约潜晦，何必不自得，至于传檄京师，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桧，尤为过之。”可见沈炼之死，完全是性格上的弱点所致，这与忠奸有何关涉焉！\x0d\　　杨继盛，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据《明史》本传载，颇精律吕之学，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在国子监时，为徐阶门生；与唐顺之往还甚密。杨继盛性格与沈炼颇相似，我们不妨摘引唐顺之致杨的一封书信：“执事豪杰士也，……颇觉慷慨，激发之气太胜，而含蓄沉机之力或不及焉……”（《荆川先生文集》卷6）这是暗示杨性格上的弱点和才识不足。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杨的指控，大多空疏无实，与沈疏无甚区别。如说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世宗可能会认为是影射他的，因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又如杨继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无疑是认为世宗昏聩，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杨疏上后，嵩一再请求休致，世宗挽留再三，说杨“邀誉卖直”，该疏是冲他而来的。疏文空泛，此即为无才识也。因此，杨继盛必死无疑，或曰杨死是嵩做了手脚，此说是太过悖谬了。\x0d\　　另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夏言。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阁揆后，都御使曾铣议复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极言不可。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等劾言误国，二十七年春罢夏言首辅。是年杀夏言、曾铣。《明史·严嵩传》说嵩借复套事件构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传》指称嵩与陆炳、驸马都尉崔元联手倒言。然而，谈迁在《国榷》中认为，“贵溪（夏言）不死于败而死于谗，又严氏之代为之受螫也。”可见严嵩是背了黑锅的。在严嵩的《奏对录》里，曾载有嵩再三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亦见嵩未必是“心迹俱恶”之人。\x0d\　　被世宗杀掉的还有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杼。王杼是位精通军事、很有责任心的将领，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北虏进入至三屯营，使不少中贵和宫人的家人财产遭受损失。这些天子身边的人难免不向世宗投诉。在调查此事时，又牵出王杼疏于练兵等情况。于是世宗震怒，手批“诸将皆斩”。三十七年王杼被杀于西市，时年五十三岁！然传末又指称王杼之死责任在嵩。是非曲直尚有公论，《世庙识余录》如是说：“杼恂恂长者，悉心体国，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划策守城，以全国储，帝眷日隆，洊登枢佐。蓟州边备久弛，整顿良艰，屡至失律，遂于极典。┅┅华亭（徐阶）乃予罪严嵩，至方秦桧之杀武穆。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对支大纶的判语谈迁是极赞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这些说明有人要使严嵩“恶居下流”，欲令严嵩背负沉重而可怕的恶名。\x0d\　　《罪惟录》有一段令人深长思之的话，“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后，不敢有可否，间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词；至上所必欲杀，无所匡诤而已。…则凡上意所欲杀者，天下竞指嵩。”严嵩“屠害忠良”之秘藉尽在彀中矣。而严嵩恶名之远播，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功莫大焉。写嵩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嵩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在民间反复播演，此乃印证了戈倍尔氏的名言：谣言重复多次便变为“事实”！\x0d\　　（4）严嵩与抗虏御倭政策\x0d\　　自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领俺答汗几乎无年不请求明朝“封贡”，然而，俺答求贡却屡遭明廷拒绝，俺答便率兵大举犯边，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万精骑攻至北京，全国震动，史称“庚戌之变”。严嵩对北虏的立场如何？这里有二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军巡边。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世宗两次召见严嵩谈到想亲率大军“巡边”的想法，均遭严嵩婉言反对：“皇上圣谟弘远，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世宗实录》卷346）可以设想，如果世宗率军巡边，其结果可能比英宗的“土木之变”还惨。作为首辅的严嵩在此重大问题上并未一味顺从邀宠，想必是予料到后果的严重性，故设法阻止之。二是世宗一直想以军事手段解决北方边患。例如嘉靖二十六年，首辅夏言、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失地，得到世宗批准；而严嵩及翁万达、唐顺之等富有学识和军事经验的大臣，对“复套”是很不赞成的。二十九年八月上旬，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世宗曾两次召严嵩讨论对策，严嵩曰：“目今虏患，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令不能深入，即为得策。若欲驱扫远遁，恐力非昔比也。”又曰：“笫时势诚有不同于昔者，兵不素练，将未得人，馈饷屡乏，即无可持之资。当事之臣，自任其责，防守边疆，令不得患，虽犯不得利。此即御戎之策矣┅┅”（《奏对录》卷4）严嵩主张重在防御，这完全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云：“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典故纪闻》卷17）庚戌之变时京城的实际军力是“仅四五万，老弱半之。”（《明史·丁汝夔传》）至于军事装备，因主持军械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以致造出的装备不堪使用。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只过数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无锋。”（马文升：《明臣奏议·修饬武备疏》）这样的军队和装备怎堪俺答10万精骑一击！曾任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未必不了解此时的军情！他在《疏》中，将俺答犯京时严嵩不让兵部尚书丁汝夔出战，指为十大罪状之一，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x0d\　　倭寇并非起于嘉靖朝，但嘉靖朝倭患最烈。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严嵩对倭寇的政策是与夏言是不同的。夏言重作首辅时，主张像对待北虏那样以强硬手段剿灭倭寇，嘉靖二十六年他推荐朱纨总督闽浙倭乱事。朱纨在闽浙大肆屠戮，矛盾大为激化，而利益受损的官宦交章弹劾，朝中又失去夏言的支持，他担心会受到惩罚和屈辱，而不得不含愤自杀。严嵩推荐赵文华督察军务，颇有建树。徐学谟《世庙识余录》称：“……文华一出，以贪狠故，督抚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后，始问立战功。”在赵文华的整治下，军队已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对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赵文华认为海上贸易关系国计民生，应受到国家保护，使之合法化。严嵩对倭寇的政策在赵文华那里得到最好体现。赵文华又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先后又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等等，他们对平定嘉靖后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严嵩对北虏南倭的政策于国是有功的，至少并无大错。\x0d\　　（5）关于严嵩之贪鄙\x0d\　　严嵩之“贪鄙”是令他声名狼籍的原因之一。\x0d\　　王宗茂《皇明经世文编·纠劾误国辅臣疏》：“嵩挠吏部之权，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天下名区，听其拣择。┅┅嵩揽兵部之权，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果价或至千金。”\x0d\　　“如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论劾，自分莫逃，欲潜搬家属回籍，其他财物玩好，不暇殚述，但闻治装之时，有一家人请检点金银器皿以纪入库之数。前列数十桌，嵩坐于后，愈出愈奇，惟见桌之前增，椅之后退，尚无置处，盖不知其数目。”\x0d\　　邹应龙《皇明经世文编·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x0d\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熷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x0d\　　赵善政《宾退录》：“严世蕃之籍，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又有金溺器等物，执政者以为不可闻，令销之以金数报。”\x0d\　　严嵩之贪，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记载比比可征。\x0d\　　严嵩家被籍没时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x0d\　　陈弘谟《继世余闻》：“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x0d\　　世宗令将籍没的财产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而当时仅10万两入库，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世宗实录》卷519）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徐阶是否故意虚报，以张大严嵩父子的过恶呢？从史料来看是有的，连徐阶主持编修的《世宗实录》也难掩其真相。卷544称：“比籍没严氏，赀财巳稍稍散逸，按臣奉诏征之，急不能如数，乃听孔（彭孔，被徐阶定为严氏‘逆党’）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无辜，一省骚扰矣。”万厉年间籍没张居正时，《明史·赵锦传》载左都御使赵锦曾上疏规劝神宗：“方圣祖肃皇帝时，故大学士严嵩，特受眷知首参机务，每不能仰体圣祖所倚毗之心，而专怙宠行私。其子世蕃，复大为奸利。于是中外切齿，言者四起。而圣祖方旋悟疚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犹忿恨不巳，至谓世蕃有谋叛状。于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时承勘者与抚按诸臣，惧无以上应明诏，重干不测，则虚上所当籍事，而其实不符，则又株连影捕，旁搜近取以足之。圣祖以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强半出于无辜之民、闾阎之间。”他还说道：“初抄没世蕃，命下仓卒，所得犹仅若此！”严氏巨额资财既不在犯家，国家亦未收，也未隐慝流失，这只能说明它根本就不存在，是被政敌徐阶恶意夸大了！如果说严嵩之贪“犹仅若此”，那么，我们对沈练、杨继盛、邹应龙等所指控严氏贪黩的真实性，就不能不大加怀疑了。\x0d\　　严嵩素有贪名，而徐阶素有廉名。而作为“廉吏”的徐阶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虽是无法统计，却令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其时徐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退还农民些许田产，暗中却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保住了他庞大的田产。《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任了十五年首辅，而徐阶仅任了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家的15倍！仅以田产相比，孰贪孰廉岂不昭然若揭了吗！\x0d\　　（6）严嵩之为人\x0d\　　钱谦益《列朝诗集·严少师嵩》：“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如杨用修辈，相与倚合，名满天下，以公辅望归之。”这说明严嵩是颇有文才的，诗文且典雅清新、深入浅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文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四友斋丛说摘抄》）以这样的文才撰写青词，当然会受到世宗的赏识；《明史·严嵩传》称严氏“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看来，这也是不实之词。此外，严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录》载：“林一新者，以佥事分巡，嵩仆有不法，执笞之。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约束家人，顾及大义，与徐阶纵恶子弟横行乡里，何啻天壤之别。\x0d\　　严嵩很注意奖掖擢选人才以为国用。《列朝诗集·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大则天文乐律，小则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诘。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间，转战淮海，遂以身殉，可谓志士者矣！”同书“尹耕传”：“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徐华亭（阶）语张襄惠（岳）儿曰：‘严氏当国二十年，制阃不入一钱，没，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犹使贤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x0d\　　《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32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这类颇值嘉许的事，竟在《明史·严嵩传》中缺载。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说明此老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恶。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x0d\　　《皇明大事记·严嵩》载有一些严嵩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严嵩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可见严嵩名节被“帝王家谱”诬之深矣！\x0d\　　（7）余论\x0d\　　世宗之初，对百年积弊和朝政是颇多革新的。谈迁在《国榷》（卷64）中予以很高评价：“世庙起正德之衰”，“厘正诸儒，严迪德之选；革藩镇之诸阉，废畿甸之皇庄，夺外戚之世封，抑司礼之柄用，┅┅”朝政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过于果断革除镇守中官，正如《明史·张忠传》所言：“（世宗）尽撤镇守内臣及典京堂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嘉靖十年行“一条鞭”法，变革赋税，社会经济大有发展。如果说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么，与世宗厮守了十五乃至二十余年的严嵩，岂能无守成之功？

出于对画家赵蓝天先生的景仰，时至己亥立冬，我再次来到西乡这偏僻的坝上，冥冥中如约而至。这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只是那些芒似火焰的麦穗，如今收割成金灿灿的稻粒，除了繁星似所矜持的荣耀之外，她比麦子更显得一份温文柔和，应天道而生，不若麦子活得犀利好与时势争锋。

村头那座年久失修的闸桥，跨梁与铺面已经重新建造，洁白的大理石栏杆中央刻写着“塘坝桥”，额边小注此桥为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工，十月建。仔细端详，红色漆迹尚未干透。此桥为时堰境内第一座闸桥，1964年建，对当时公社四庄西圩抗御旱涝、海水倒灌等自然灾害作用巨大。资料介绍此桥结构为浪石板砖，揣摩桥护坡桥基为石头与砖砌？不甚其解。因为小满时疏忽，曾懊恼多日，当即走下岸边看那桥全貌。桥基沿用旧结构，褪色的水泥护坡上，镌刻着“大兴圩”三个隶体大字，遒劲郁勃，沉稳凝重。再看护坡，上端青砖倪露，而水面舟楫碰撞处，果然磐石毕现，似嶙峋重叠，颇有气势。再回想起当初护栏残缺不堪，寥寥数月，就有此变化，心里不禁为建设单位匠心施工称誉。

狭小的街市依旧安静，和煦的阳光徐徐透过半透明的雨篷，远望似缕缕炊烟，一路店面内或有老人三四围成群，其间亦有一二个中年人，下棋、聊天、喝茶，或蹲在门外墙角晒太阳。在这初冬上午的乡村，人们不紧不忙的活着，依稀保留了农忙过后的旧俗，机警的村民也不再以好奇的眼光来审视，点点头，互相打个照面。被人接受俨然是种快乐，情绪顿时像天空温柔的冬阳，在小村四通八达的巷闾中漫无边际的延伸。所谓“爱屋及乌”，根据先前初访，一些遗迹梳理的结果使我对这坝上怜爱有加，散落村中的传说、青砖老屋、雕花额枋等等无不昭示着其历史的非同寻常。比若那高大的粮库门楼，码头上凤凰图案门墩，特别是杨家巷口刻着盘长与仙鹤的一对精美门当，大半插入地面，被村民当着驱邪禳解的石敢当使用，历经沧桑，从破四旧算起五十多年，仍不减当初书香门户的闲雅之气。

若石头街初见豆腐坊主鲁德山老人时的情形，不断有村民围过来谈论，上来年纪的皆露悔意，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好东西多散失掉了，之前大家如有一点保护意识，那么现在的塘坝不比苏州的周庄差多少！”话里透出的是无奈，苍狗白云中，人们有时淡薄了对家乡的传承与保护，徒增对其历史重述的困难。但即便若干湮灭，一些尚存的古迹、老建筑，或者不显眼的过往家事，亦被村民反复相语。比如坝上赵氏家族分北赵、南赵和野赵。所谓南赵多出官宦地主，北赵多为平民佃户，两者祖上原为洪武赶散之兄弟。野赵则是来投奔依附的外地人等等旧事，侧耳聆听也是收获，时光像一张错综复杂的网，每一个结点都可能隐藏着一段史实或荣光。

村民曹红珍热心地领我去看那黄芽树(应该是黄杨树，百科上没有黄芽树这一说法，奇怪家乡人总发音为黄芽树？是其嫩叶形似黄芽？)，一边比划着南街牌坊的形状，她只记得是一座。“那牌坊下面是用石头摞起来的，塘坝有个女疯子，天天爬到石级上喊：嚯，大奔象！这话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六十年前的事。”又指出我先前照片上的错误：“这指路人叫魏怀扣，并不姓赵，原来做过这儿的书记，他家住在肉店对过，我以前跟他是邻居，不然尔不清楚这牌坊的事”。老人一路时而弯下腰，理开墙脚边杂草露出的红砂质岩石说，这家也是牌坊上的石头。我用尺量了一块比较完整的条石，为270×35×40mm,端面未见卯榫部分，奇怪的是这块石头内侧还并排一块大小相似的青石。可见宽高尺寸亦为35×40mm,同样未见卯榫，石条大致为立柱构件，或者就是阶石。又走过一处墙角被裁去大半，上端砌成银锭倒堆般的巷口，老人告诉我，这种“和气生财”的青砖建筑坝上还有几处。余音未绝，声音变得坚定骄傲：“看，就是这棵树！”黄杨树长在一处前后山墙的隙缝里，树大约八九米高，虬枝峥嵘，苍翠古拙，烈风中竟无一丝凋零之态。上前扣门，只听院内犬吠。老人说：“主人怕滴不在家，这树三百年朝外，都砌方在中间，到里面也看不见树身，这家人姓赵，屋也是个老屋，土改时被塘南大队部征用，之后落实政策还给人家。”我抬头看那磨砖门楣，倏然触起在村外遇到的村民，原塘南大队队长鲁德高老人所讲述的坝上老房子的事：“塘坝保存最较好的有两处，一是塘坝村支部原赵秀东家，另一处是庄子南边赵宏本、赵宏业家，上人叫赵会山，听说他家是外地人来塘坝投奔赵家势力的。房屋前后穿堂两进，虽没有村支部的大，但比较完整，里面还有一古迹黄芽树，可以一看。”旧泰州地区大户人家有植黄杨习俗，源于黄杨避火之说，因其木质坚硬难以燃烧，树叶遇火劈啪作响，故栽种在院内墙角起防火预警作用，此树生长极其缓慢，俗称“千年矮”，世事变迁中长成大树的寥寥无几，故民间有说：“千年一棵桑，万年一棵槐，要用黄杨转世再回来”。在时堰我从未见过这么高大的黄杨树，只是些缱绻在花盆内的低矮根桩，倒是在公社大院里见过一棵头两百年老香橼树，秋天总记得要小心地溜进去摘上几颗果实，回来放在床头铺边，似乎不能吃。即使有时踌躇去采，学校里早有铁党同伙将这大而香的圆果塞在你的书包里。但我在稽家楼闲逛时遇见这样的黄杨，树梢可能更高一点，树径约三十厘米，枝干蠹节交错，苍劲古朴。由于隔壁早已坍圮，站在废墟上，可隔着篱笆往里张望，白霜似的树鳞恍惚霹雳作响，若蛟螭扶摇而上，与浓荫处则枝条轩邈，林寒涧肃，不觉南柯一梦。同行人诠释道：“这树龄约莫二三百年，早年有武姓村民折根树枝，想做块篆章，孰知大病一场，至今村上无人敢碰。”故事为巧合，但常言讲，人挪活树挪死。阴骘盲索中或有鬼神之气要敬而远之。

坝上虽小，但人物荟萃。我在小满来访前即对相关琐碎史料进行了先期整理，发现从乾隆年间赵升东入选廪贡以后，塘坝村英才倍出。如监生赵增荣、道光年间文生赵光城、光绪8年举人赵光越、宣统元年廪膳生赵钲鋐、宣统2年塘坝明新小学堂长赵钲树、文史学家赵钲铎，后三人为清末江苏省教育总会会员，曾分别担任省教育会评议员与干事等职。是时庄上耕读劝学蔚然成风，圣贤之气远盖同期养尊处优的时堰镇，当官做学问的层出不穷，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达到高峰，这一时期代表人物有：赵钲铎、赵蓝天、赵钲权、赵钲镗等等，人才济济，个中翘楚，整个西乡无出其右，故才有民间：“时堰的少爷，塘坝的老爷”一说，以致民国二十三年(1934)在大兴圩西南隅建立了以塘坝为中心的中山镇。弹指八十多年，这一命名今天已晓之无几，在至今接触的众多村民中，唯有塘坝八十二岁的赵富州老人回答道：“中山镇吧，个对到历史？”历史本身不会消亡，消亡的只是人的记忆。比若在黄杨树孤独的远景下与村民谢别，湛蓝色的风正疯狂地攫起头巾下隐匿的灰色发梢，列车一般飞驰，又有谁去记录普通社员的岁月！而“大奔象”意象，或许只是浑沌女人精神领域里的一线亮光，无论真实世界有无云豕蜡象之逸。

钩沉辑佚，关于塘坝前后文献已不愆与素，所能检索到的只是历史沿革、人物断章、村民口述上凌乱的记忆与传说。塘坝又称唐坝，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东台置县以来，与时堰、陶思庄、草舍同属十二都三图，在士绅基层治理中为时堰乡所辖的四十八庄之一，这种在官府督办的保甲“贱役”之外的乡级实际管理，一直延伸到民国。在民国元年(1912)的市乡自治区制推行中塘坝庄划归大兴围市(稽家楼)管辖。民国十八年实行区乡制，时堰镇为县行政六区驻地，原大兴市归时堰区管辖，塘坝改称乡。民国二十三年区以下乡镇合并中，设立中山镇，驻地塘坝，下辖塘坝、苏家庄、杨家垛、孟家垛，为县六区十八乡镇之一。民国三十六年扩并乡镇中易名大兴乡。解放后民主政府更名为塘坝镇，时属时堰区八乡三镇之一。1952年全县行政区域调整中改称塘坝乡。1956年为适应农业合作化以高级社形式并入振中乡。1957年撤区并乡中并入时堰乡。此后历经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乡镇行政村等建制到现在。天地之间，其犹橐龠。风靡云涌，拾趣之际，何况那赵氏十八院房的高墙犹在，石头街百年老屋沧桑依旧，毁灭于地的节孝牌坊似乎也在嘤嘤呐喊，一个繁光溢目的塘坝镇又海市蜃楼氤氲缭绕般存在。当我从石头街赵氏后人赵舒云住所拿到《塘坝赵氏家谱》时，有关赵蓝天先生的身世更显清晰，虽然几页新编世系表只追溯到其父辈，甚至牒中某些名称还残缺含糊，比如其兄赵钲树，被记忆为赵钲数，但烟波中对于笔者已是钜献，厘清了村民讲述中人物关系的杂沓。

赵晓□(家谱缺字。生卒年代不详)，字丹枫，晚清塘坝人，膝下三子分别为赵钲数(树)、赵钲铭（字咸甫）、赵钲桐(字蓝天。家谱舛误为赵钲铜)。关于赵丹枫的人物资料几近湮灭，有机缘的是村外偶遇鲁德高老队长，其点滴讲述弥补了这一空阙：“赵家有个人叫丹枫，国学生丹枫，早先同孙中山一起革命。这事我背也背得。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就回到塘坝准备起事，以前庄子西边都是荒田，他计划筑圩子建立据点，伺机造反。母亲知道后极力阻拦以死相逼，他是个孝子，因为母亲反对的原因，不久忧郁交结而亡。他生前西装革履，有时也穿新式军装，器宇轩昂，气度非凡。那时的人都是马褂长袍瓜皮帽子，他却衣著挺刮，新潮开放与众不同。民国建立后，少枫（长子赵钲树）去南京找过孙中山，孙中山封他做江苏省省议员。这些话都是儿时听老一班谈的，塘坝解放了，就不成听见过枪响。”按其口述推测，赵丹枫应为晚清新军官员？那又以何种身份选举纳捐入官？均无考，或者情形为逸闻之穿凿附会，但在对赵钲树的生平搜集中我却得到了某种隐晦提示。

赵钲树(1876-？)，字少枫,清末新学倡导者，积极从事“兴学、筹款、延师、捐产”等工作，光绪三十一(1905)年江苏省学会(后改称为学务总会、教育总会、教育会)成立时，即担任乙巳至丙午年度评议员(05-06年)，参与省内教育事务改革，毕生践行于乡村教育事业，为近现代塘坝庄童蒙养正了一批社会志士与人才，如赵钲铅、赵森庆、赵钲权、赵谅公、赵春官、赵继武、赵慕昂以及入门求学的邰爽秋等人。宣统二年(1910)改立塘坝私立明新两等小学堂，本县早期新式学堂之一。最初办学地址位于塘坝南北街王家巷尼姑庵，聘请泰州、姜堰等地知名塾师前来执教，如赵恩湛、刘致毕、卞玉恒等人。民国元年(1912)学校改称大兴围市私立时化初等高等小学。由于计划筹建新校，办学经费出现困难，曾邀请沈斌、赵俊生等人来坝上义务讲课。1913年在塘坝成立大兴围市教育会，举荐顾淮为会长，推行国民教育。1914年大兴围市市立第二初等小学校在塘坝建立，校长赵晓嵋，教员有陈铭德等人。同时设立宣讲所，由青年教员宣讲政令、读报与农事，对村民进行社会道德教育，开启民智。1924年两校合并为大兴市第三小学，1934年为中山镇国民初级小学，后因战争沦陷被迫停办。直至抗战结束，学校于1946年复课，校名为“东台县中山镇国民中心学校”。为了扩大施教对象，在其子赵善若、三弟赵蓝天倡议下，地址搬迁到村东赵氏十八房祖宅大院内，较著地解决了一大批贫民佃户子女的求学困难，比如村民纪国银、赵德明、赵富州等人孩提时代识字概况。除专注教育外，赵钲树也广泛投身于地方公益事务、政治变革和民主议政建设。清末新政中，其作为我县绅士学会成员在塘坝设立积榖仓，公储备荒，用于赈灾救济。负责庄上公产公款、公益捐的征收，筹集自治经费热心公共事务，对学堂学务、道路桥梁、村容卫生、禁绝鸦片赌博等民生教化上进行规划整治，避免公款在民间演剧、酬神赛会等方面的无益支出。受省教育会会长张謇的“村落主义”影响，亦在大兴、塘坝建立恤嫠会、米市、贫民工场、施棺义冢所等慈善公益性机构。这些旨在“以本乡之人本乡之财办本乡之事”自治原则下的改革措施与笃行尚义，不仅将塘坝从顽固的家族门第管理纳入近代制度化乡村建设，同时也确立了赵钲树往后二三十年内在地方行政事务中的实际地位，使得塘坝的人口、教育、农商经济及村庄规模在历史更迭中保持了稳定发展，为后来设乡建镇脱胎于自然村落奠定了基础。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其作为本县商务分会主要成员积极参与以杨葆寅、丁立棠为首的东台光复计划，平息清庭驻军“淮南缉私营定字副营”的滋事作乱。1913年1月16日与本县朱景星、周嘉泳、陈康、孟铎、高銮等六人在首届江苏省议会议员选举第一复选区复选中当选(地址为南京丁家桥前咨议局)，全省当选总额为一百六十人。但也因为选举资格而遭致他人检举。此案为民国初年江宁司法档案中三宗选举资格诉讼案件之一，即夏桂謦为选举控告赵钲树等案(案卷号：206-1913-003-0112)。诉讼内容为：

东台民夏桂謦诉称，江苏第一区复选省议员开票后宣示榜内有东台赵钲树系宁垣金陵法政学堂肄业生，此次来省已应第四期考试，又高銮一名系东台法政学校肄业生。以上二名均在肄业期间继续之内，业经被选为省议会议员。查《省议会议员选举法》第七条第二号之规定：各学校肄业生停止其被选举权，是学生当选当然无效。是以民等为维持国家立法之本意，恳请厅宪调查核办，移请复选监督，将二人之议员撤销，以符法规而专职守等云云。

从公开的原江宁高等审判分厅民庭卷宗卷首等二十份档案(档号：G29-003-0002-0130～0149)来看，此案经历了从起诉(档号0130，时间1913124)。分厅照会两学堂调查二人是否肄业。收取两学堂咨呈，两人均于上年退学。2月15日起诉人因惟闻省会召集之期(2月22日第一届省议会召开)近在眉睫，怂恿东台民宣忠一同对分厅提出诉讼判决催请。分厅据两学堂照会咨文回呈，作出批示：“核与选举法第七条之规定并不违反，厅请当选无效之处应毋庸议此。”并于2月17日分厅再次批示：“已于十五日明由批示，毋庸多渎此批。”但夏桂謦、宣忠等人并未就此罢手，继续收集证据，2月21日又以赵钲树未于上年退学，谓其复选期间来省应第二学年考试后与同班生摄影为铁凭，犹有该校别科三年级之东台学生钱树声为证人进行续诉。而之后,江宁分厅一直未奉明谕，以致十日后(3月1日)随着第一届省议会召开，从当初秦淮旅馆落魄至木料市陈寿生破布店寄寓的夏、宣二人，矜持地再次递上诉状，内容复同续诉，并增添“东台公椷”私立法政学校学生们对高銮肄业作假指证(档号：0149) ，从卷宗卷首批注及所公布的文档看，结果似乎事无定论。案件背后是维持公理之争、还是候选人利益之争个人倾向于后者，以末了上诉“恳请厅长速予批示决定，并将赵钲树当选省议员证书证书追回，另通知候补人候补，以符规章而重立法，不胜迫切之至。”之诉求来透析，随着省议会召开，原告作为复选选民迫不及待的申请显然是为了本县某位复选候补者获得议员身份的递补，或者即他本人。根据1912年《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复选诉讼向高等审判厅起诉；“复选之选举诉讼应由复选选举人提起”；“自复选举日期十日内，逾期，不得起诉”等等。作为复选选举人夏桂謦、宣忠等民表面上按章程诉讼，却终究掩饰不住内心狂澜般的祈求。放在时代背景下来审视，此次诉讼行为无论是出于追求选举公正还是为自己与他人谋利，即使在被告等人不出镜的情况下，纵览诉讼过程中的各类证词，也暴露出省教育会成员陶保晋、夏寅官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前清咨议员，与自己亲手所创办的法政学堂中那些勇于为夏桂謦作证的学生之间选举立场的分歧，颇有讥讽色彩但又司空见惯，像历史上的每一次激荡，背叛总以年轻为决口。尽管帝制退出国家不是共和暴力所致，新军、革命党、立宪派以及地方会党之间形而上的妥协与平衡，并不能阻绝学生们、新旧知识分子甚至是平民阶层对新兴政治的想象，通过法律允许的形式来彰显公正，这当中自然也包含了夏桂謦这类经济上并不富足的初选当选人。当选举地址从东台移至省城，为旷日持久诉讼而退居破布店的生活窘况，来推测起初住进状元境繁华处的秦淮旅馆只是受惠于选举法对其赴复选给予的补贴影响。管中窥豹，随着《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对选举资格规定在年龄、财产、学历等单列要素标准上的降低，由此产生选民数量的急遽增长，同比1908年咨议局议员选举，参选人数从占全省总人口的051%上涨到6%之多。这样庞大而糅杂的社会政治活动，却因选举法的设计将在校学生、肄业生以及小学教员排除在被选举权之外，这意味着选举中最激进最富理想化的自然群体遭遇切割肢解，赋予个体权益的不平衡与歧视，导致在县级选举时新型人才被压制。在东台，或者整个江苏境内政治舆论上处于新成立共和党人实际操控中，即以清季立宪派人物张謇为主的地方士绅阶层。从省咨议局到省议会本质上是一次和平演变，是宪政经营者在体制转变中收获到的经验红利，政权的更新并没有给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民主议政带来实质性改变。选举权的普及留给那些毫无准备的人民，只是一场突如其来又混乱无果的欢喜。所以选举从造册、初选到复选，当选票最终汇聚到由士绅阶层所主导的学商会团面前，引起选举争议的也必然是这个阶层的内部分歧，社会羁縻政策下的分化与重组。已知我县六名议员出身为：赵钲树，地方绅士，省教育会会员，学历待考(秀才、监生？)；朱景星，拔贡，宣统元年我县当选士绅，省教育会会员；周嘉泳，附生，两江师范本科毕业生,宣统元年当选士绅,省教育会会员；陈康，清末泰州分司通判。高銮，附生，宣统元年当选士绅；孟铎，北京高等实业学堂毕业，富安东市原私淑小学校长。至于案件始俑者夏桂謦其时年已37岁，与诉讼对象赵钲树同年。遗憾地是，由于一直以来对赵钲树以及夏桂謦、宣忠等人社会资料的缺乏，特别是诉讼结果的不确定，使得案例在针对民国地方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等等当代多课目研究选项中失去了优势，限制了论证上从微观到宏观的人物视角，不能发挥出应有的历史价值，这也是本文在考据与追溯赵钲树生平插入案例的旨趣所在。但消失的世界无时不刻地镌刻着真实，不懈于此，历史恍如晨曦。寻求此案终极，竟与笔者最初猜想不谋而合，在一份民初《江苏省议会记要》中得到了验证，“江苏省议会常会于五月十二日(1913)闭会，因重要个案未及全数，议决即于十九日召集议员开临时会，赓续开辞。都督省长暨各司长到会，行开会礼云。”此次临时会议员席次表中赫然写明：赵钲树为“第十一号”、高銮为“第五一号”等。从诉讼始初到议会常会结束长达近五个月时间段，留给历史体验的是将选举诉讼直接归类于民法的实践失败，也是“民不告官”的顺民文化在立法中将行政组织与监督的责任规避于法律的实际体现。以民法的形式来解决公权争议，案件的不了了之似乎成了司法裁判之外的自行和解。另外这起丝毫不涉及人品与贿赂的选举诉讼，脱开了同期选举案的腌臜共性，反映出赵钲树除因学生身份与选举法相悖以外其他行为上的清白，对比江宁司法档案中其它两宗选举诉讼案，即如皋张汝霖(律师出身，民国22年为我县县长)选举资格及刑事嫌疑犯起诉案、六合吴萃荣选举贿赂上诉案，其中的作奸犯科为道德所蔑视，因而赵钲树案在案例内涵上更具自我约束的绅士人格特征。当然有意思的远不止于此，需要指明的是，此次复选是基于本县上一年12月初选当选者111人之互选。由于所处年代交通落后，电讯空白，人员与消息不可能便捷来往与县省之间，那么是什么使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夏桂謦赢得法政学校学生的支持？如果从证词套封上所用邮址字眼“东台公椷”来分析，这桩关系我县历史上的选举公案是否愈发贴近答案。浅尝辄止，近七十页的诉讼材料并没有给出笔者所期望的信息，这条原本认为能够探究赵钲树科举出身及其父身世传说，借以剖析清末政治改良中青年赵钲树脱颖而出的重要线索，在丢失设想值的同时，所要做的只能是在此基础上对人物作更多的求真与思考。与赵钲树而言，选举之争也激发了维新绅士对民初司法建设所推崇公平精神的领悟，在此后的乡村教育上侧重于法制人才培养。如其长子赵庚庆、族弟赵钲镗、赵钲钰等人。赵庚庆字善若，为民国十五年朝阳大学第二届法科法律系毕业生，《北京朝阳大学旬刊》1924年第2卷19期有其署名“判例商榷”一文，时为大三学生，便对因口角激愤至互殴特夺正当防卫权的判决惯例提出受有不正侵害“即应有主张正当防卫之权利，殊未可以侵害之手假不同而有所歧异”的独特见解。族弟赵钲镗则多次受到民国司法行政部传谕嘉奖，任职服务至最高法院。此外作为塘坝主要乡绅，抗战期间赵钲树闲居在家，不仅多次拒绝汪伪政府的爵禄收买，还主动组织村上教员重开私塾，传授民众爱国思想，感染次子赵森庆、堂弟赵钲铅、赵钲权和同乡知识分子王茂才等人一同投奔抗日民主政府，枪林弹雨中，各自走上艰辛而波谲云诡的人生路途。

杨氏太极拳第一代传人：

杨式太极拳是由杨禄禅(1799—1872)创始，师从陈氏太极拳名师陈长兴，传友武禹襄兄弟三人，亦师亦友。杨露禅在陈长兴所传太极拳基础上，经过删减、增补，去掉发力等难度动作，经过后人努力，演化为现在流传的杨式太极拳。

杨氏太极第二代传人：

富周侯得山纪子修杨班侯杨凤侯杨健侯；

富周是当年杨氏太极传人杨禄禅在亲王府内亲传弟子大将军；

侯得山史载的非常少；

纪子修在向杨露禅学太极拳之前就是一位武林高手。他因手臂被载货大车压过分毫无损而被人称为铁臂纪三爷。当时，纪三的看家本领就是岳氏散手，纪子修很少收徒，将太极与岳氏散手精心传给了张达泉；

杨露禅有三子，长子凤侯早亡，但留下一支，在河北邢台地区有传，次子杨班侯和三子杨健侯，各有所长。班侯脾气火暴，偏重太极拳的技击作用，目前闻者有永年广府有班侯架、河北齐德居的八十一式大功架传承。

杨健侯性格温和，更重太极拳的健身作用，且授徒众多，所传为中架，当今流传的太极拳大多数为健侯一枝。杨式大架子既适用于疗病保健，益寿延年，又适用于体力较好者用来增强体质，提高技术，适应性广。杨式小架太极拳和二路炮锤仅在少数传人中练习，主要强调技击作用。经过多年发展，杨式太极拳功法体系完整，理论著作浩如烟海，汗牛充栋。

杨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

富英陈秀峰龚润田纪老福冀福如教莲堂李莲芳李万成凌山牛连元全佑万春王矫宇吴孟侠杨少侯杨兆鹏张信义张印堂杨兆林刘胜魁许禹生杨澄甫杨兆元张策张敦熙张义

杨澄甫是杨健侯的儿子，杨澄甫所定型的系列拳架有八五式（八五式太极拳又分实腿转体和虚腿转体两个套路）、三十七式太极拳、太极长拳、太极散手五个套路。目前，人们称杨班侯为代表的支派为杨式老架。杨健侯为代表的支派以杨澄甫所修订的拳架为准，称杨式定型架两大流派。杨澄甫有五大弟子，号称五虎将：傅锺文，褚桂亭，田兆麟，陈微明，武汇川；

杨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

萧功卓蒋玉堃白忠信范宝林范宝林范保林张新庆关钦郭振清韩会明郝从文贾治祥林金声潘河清周志成周志德范铁安郭连荫孙继先吴兆峰顾丽生刘东汉翟文章王新午张虎臣周遵佛陈光恺陈尚毅陈微明陈月坡禇挂亭崔立志董世祚董英杰范亚夫傅钟文傅宗元郭清杰郭阴棠郭子荣郝家俊姜廷选讲延宣匡克明李得芳李万程李雅轩刘尽臣刘论山刘希哲吕殿臣牛春明裴秀荣滕南璇田兆麟田作林田作霖汪永泉王保还王景星王镜清王其和王旭东王竹坡魏心唐吴志青吴志青武汇川奚诚甫形玉臣徐岱山阎月川阎仲魁杨凤歧杨鸿志杨绍西杨振铎杨振国杨振基杨振铭杨振声叶大密尤志学曾昭然张钦霖张庆麟张种交赵斌赵桂恒郑曼青郑佐平朱纫芝

杨氏太极拳第五代传人：

崔仲三杨振河马仲谦黄永德孟宪民张勇涛杨军杨斌等等

我也是高阳的你是那村的看看底下有资料没有！

魏家佐,明成化年间魏由中从山左(即山东)迁来建村,故名原属里县,民国29年入属高阳

高阳县传为颛顼故都,八才旧里商代即有人群聚落汉高祖六年始置高阳县明洪武年间由旧城迁丰家村至今此前的高阳,其时是旧城,这也是旧城的来历

南关其实包括黄庄,李家庄,中华民国时并入高阳

北蔡口,因位于蔡家口北称北蔡家口,后简北蔡口蔡家口亦改南蔡口明(1404~1412)王,常二姓由山西,刘,高二姓由本县刘庄(今无)迁来建村

于八,宋初陈姓建村于鱼坝口之北称北鱼坝口,后简北于八口,后简北于八相传此地西分唐河之水形成坝口,称鱼坝口张,王建村之南称南于八

赵堡店，宋末当地豪强志士为抵抗外族侵搅，建堡自卫，因打赵王棋号，名赵王堡。明永乐年间设官道于村北，民沿道设店无数，故名。之前，亦称北赵堡。又一说，此为古水域，名赵堡淀，后干涸。明，山西迁来定居，称赵堡店。

尖窝，宋代甄姓在此建村，以熬盐为生，称村为煎盐窝。清简称煎窝。1958年改尖窝

边渡口，好像因为在县边上，有渡口而名。

赵堡店，宋末当地豪强志士为抵抗外族侵搅，建堡自卫，因打赵王棋号，名赵王堡。

明永乐年间设官道于村北，民沿道设店无数，故名。之前，亦称北赵堡，此为古水域，名赵堡淀，后干涸。明，山西迁来定居，称赵堡店。

北沙，因南有大片沙地，风吹沙起，不见天日，杀气凛凛（笑谈）故名

团丁,相传此处为水泊，姓马的姓桑的走到这船搁浅走不了了定居民俗称船丁后叫团丁 ,又一说该村形状像船叫船丁后叫团丁

岳家佐,因为岳姓建村而名,不是岳飞后衰落杨家务有人搬来定居,但仍叫岳家佐所以,该村于杨家务有千丝干系

苏果庄,于1404年苏姓建村,村人以'哥'互称(有点怪怪的),故名苏哥庄,后演变成苏果庄

赵官佐此地原属官田,叫官屯运河,(指赵王河,不是京杭运河,)贯川此地,改称赵贯屯明建文年间,王氏定居,朝廷有人,挺牛,不纳粮还佐收税,又改赵贯佐,后再改赵官佐

古有安洲八景之说,指:云锦春游,齐云远眺,石臼停舟,白洋垂钓,柳絮飞滩,蒲口落花,板桥晓月,易水秋歌,八景其中,蒲口落花就是蒲口村,因靠近蒲水渡口,固名

莘桥,传为唐代司马殷峤建,也可能是他后代,叫殷峤,后谐音新桥清改为莘桥老有历史的一个村啊

光绪年间,东赵堡村民离村另建,称赵堡新庄,后改为赵堡辛庄

南圈头,元代始有人居住山西移民于明代迁来扩建,因居马家河南桥头,名南桥头,后改南圈头

赵通，北魏时已有人居住。赵王河流经此地，起名赵通。

季朗，为宋兵寄存粮饷之地，故称寄粮庄。后改季朗

布里，原属赵王堡（即赵堡店）管辖，后渐成村，称堡里，后改布里。曾分南，北布里。其中，北布里亦叫安澜村（很美的名字），有座安澜桥的,布里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布里人有理由自豪。在中国革命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蔡和森，在这里工作一年多，毛泽东也相当重视。原于李石曾，段子均创建的留法学校。这也是我们的骄傲。

于堤，唐朝吧，韩氏由陕西去不定哪(惭愧，记不得了），途径本县，定居，因有愚堤，故名愚堤村。

高阳本属九河下潲，十年倒有九年涝的，经常修葺水利。康熙年间，直隶巡抚于成龙督修愚堤，就改为于堤，村名亦改。

2010-4-29 01:38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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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马,宋时此地有牧马场,该村居之南称南马牛姓建村原在孝义河堤西畔,两次西迁至此

南路台,挺老的村子,据说在宋代以前其时,此地附近多水,有一块陆地很高,人称陆台许姓建村南部,称南路台刘,阎二姓建村北部称北路台

马果庄,明马姓由山西迁来建村,村民以'哥'互称,遂叫马哥庄,后称马果庄

西演，村东有淀名罗汉，村建西沿名之，后称西演。

后柳，应是后柳滩吧，安州八景之一柳滩飞絮之地，有药王庙，该村在北而名。

邱佐，应是丘佐吧，因丘姓建村位庞佐南而名。

相传此地原有杨柳十八村，柳树千棵，遮天蔽日，春，柳絮纷飞，如晴空舞雪，阡陌迷离。

于留佐，本村建于宋代。以临河道水易泄，名易流佐。还是有几分幽默的。又因有儒生溺死，村人又起名儒留佐,看来该村还是有才气的。后称于留佐。

晋庄，传唐末晋王李克用在此屯兵，名晋王庄，后称晋庄。

野王,明建村似乎姓杨因邻村较远,大家都说该村是在大野洼咧,遂叫野洼后改野王

庞口,周代赫平元自幽州迁来建村,因傍古高河,称旁口后改庞口

傅家营,因傅姓建村而名

付家营,说说顺安军付家营传顺安军曾设营田务顺安军是政区建置,一种名称,就像保定,里县一样,而不是军队番号宋置辖今高阳全境,清苑东,任丘西,安新南曾为金据

让我们热血沸腾的是,1127年,顺安军不肯奉旨归降,群起反抗,金调兵杀百姓数千人,这绝对体现了高阳人的抗争精神

前柳，后柳，西柳，差不多都是因为一座药王庙，而定方位，此地原为安州八景之一，柳树很多，因此嵌一柳字吧。

皇亲庄。倒是有皇室宗戚原因而起名。传有皇亲在此建皇庄。

陶口店，原来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桃花淀。建村后，村民烧陶器很有名，就叫陶口店

东留果庄，原为刘姓建村，因在高阳（这里指旧城）附近，起名刘郭庄。后冉姓五兄弟由蠡县迁来，改为留果庄，为区别后建的西留果庄，又加以东字。

杨家务,古村来历已不可考宋,顺安军设水路营田务,并设一个税务机构,由姓阳的主持,就叫了杨家务

坎苇该村因位洼地多苇而名北坎苇比南坎苇建村要早苇地里扔大镰,谜底是坎苇

苇元屯,建于唐代因傍水多苇称苇园宋顺安军设营田务,所以也有人叫苇营儿后改屯田务,故称苇园屯后改苇元屯

田家庄,很小的一个村子田姓自明代搬来定居得名初并不成村,只有几家

堤口,原名狼虎口王,高二姓建村处于分水道冲,就象入了狼虎之口,故名万历年间修横堤至此,故又称老堤口民国分二村

关于横堤,明万历年间修筑值得一提的是县令周之藩万历三十九年,横堤崩溃,周县申请经费未果,便拿出俸银,雇民修建他下泥地之中,与民同苦,全县感动,争相而来,八天竣工

高阳位于多河下游,人称九河下潲远古时更是一片汪洋,赵布新庄一带传是高阳最早的陆地所以一大部分村子取名都与水有一定关系

西柳,因处河道西多柳而名建于金代

斗洼,明朝苑氏自里县北郭丹搬来,该村四周高,中间洼,因此叫斗洼

王福,如果高阳是颛项故都,那么王福是他的别墅,是打猎的行宫,当然驻兵把守,颛顼家属有也住这里的,称王府,后改王福也有说该村好,福地也,故名王福的事实上该村风水确实不错,历史上做宫者无数,单知县就有十多名之多,但最有名的首推李乘云王福大坟，经我多发查证，应是韩荩光之墓。韩荩光，高阳于堤人，曾任中牟县令，顺治年间进士，属于古代焦裕禄式的人物。在任期间多施善政，百姓归乡，编篡中牟县志，后死于案桌之上。康熙自国库拨款为其修墓，全县大车每人一车土，安葬之日数万人为其发葬，其墓考究按文房四宝造型建筑，在京畿只有曾国藩墓能与其相比拟。其墓大多伤于文革，现在只能大概见其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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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的土疙瘩，位置应在村东，是则剬顼之墓。旧城村东北有土疙瘩，名磕鞋冢，传宋军倒鞋中土而成，下有地道，亦宋军建制。

北圈头,古马家河流经此地,河上架有南桥,北桥因位于北桥头名北桥头,后谐音北圈头

马家河上文也有提及,即现在的孝义河

板桥，传古时有河流经过，有桥树碑云，登石望月铁板桥，故名板桥。安州八景之一

徐果庄，不太确切，尖窝那边那个吗/ 是则是，因徐姓建村，名徐家庄，后因广种桑榆，改徐果庄

周家辛庄，源于任丘百尺周家。有人自该村迁出建庄，称周家新庄，后写周家辛庄

布里上文有述，南布里亦是。大约清康熙年间，因村民纠纷分为南北布里。雍正年间，北部里，改为安澜村。

安州，指安新安州。古称儒阳，盖因在儒水之阳也。八景之说由来已久，前文有述，不再多言。高阳占其三。上文均有述。其中易水秋歌，也不在高阳，出于个人喜欢。其余四景，那就简单说说，与高阳没连系的。

博士庄，原名史家庄，盖因史姓建村。后王姓出一博士，改博士庄

利家口，相传乃蔺相如的故乡，称蔺家口，后谐音利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