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氏三状元是指山西省陵川县武氏家族先后出现的三位状元，他们是金代的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叔侄三人。武氏一家自金贞元二年词赋科状元武明甫及第后，武天佑、武天和相继状元及第，史称“武氏三状元”。根据武氏家庙中现存的家谱和祖宗画像所记载，自唐以后，武家除金代出过三位状元外，还有进士九个，翰林六个，尚书五个，资德、朝仪十二个，国子监博士一个，图史编修一个，知县十一个，共有官衔人数达四十八个。其中最著者为宋朝的国子监博士，后人辽官至尚书的武白和金代的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叔侄三状元。

武大郎本名武植，山东（今河北）清河县武家那村人。武植虽出身贫寒，但聪颖过人，崇文尚武，中年即考中进士，出任山东阳谷县县令。而潘金莲乃知州家的千金，住在距武家那村15公里处的黄金庄。 史载，武、潘二人和睦恩爱，育有四子。武大郎的墓碑铭文就是最有力证据：“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爱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公先祖居晋阳郡，系殷武丁后裔，后徙清河县孔宋庄定居。公幼年殁父，与母相似，衣食难济。少时聪敏，崇文尚武，尤喜诗书；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民伞敬之。然悠悠岁月，历历沧桑，名节无端诋毁，古墓横遭毁劫，令良士贤妇饮恨九泉，痛惜武公，以示后人，是为铭记焉。” 铭文中的“孔宋庄”即武家那村。从中不难看出，武大郎虽然出身贫苦、历经坎坷，但绝非沿街卖炊饼的平庸之辈。相反，他是造福一方的父母官；而本是名门淑媛、原本贤良的县令夫人潘金莲却被后世描述成“裁缝家的穷苦女，九岁被卖做家妓”，且以美女荡妇的形象背负千载恶名，遭到唾骂，实在是比窦娥还要冤！ 据1946年武植墓的发掘者依据比例和经验推断，武大郎实际身高应在178米以上，算的上伟岸。另外，不容忽视的是，武植墓的规模比较大，并且棺木用料是珍贵的楠木，这岂是一般人家所能做到？又岂是一般人所能享有的丧葬待遇？ 那么，武、潘二人的真实面貌为什么遭受历史残酷的“毁容”呢？据武植的24世孙武双福等武家后人介绍，这其中另有因由： 早年贫苦的武植曾经得到过一位王姓同窗好友的资助，武植做官之后，这位王姓同窗家境败落，便千里迢迢来投奔武植，希望能谋得一个职位。然而，在武家一直住了大半年，仍不见为官清正廉明的武植提拔他，他愤怒之下便不辞而别。为发泄心中怨恨，他在回乡的路上还四处编造、张贴武、潘二人的各种丑事，极尽污蔑损毁之能事（这或许就是后世各种故事的雏形）。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被不知真相的人越发传的离谱，并且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很快，有关武、潘的各种谣言便传遍街头巷尾，且版本颇多，令其声誉遭受极大损毁。 而王姓书生回家以后才发现，武植早已为他重修了房舍，并购置了家当。这时，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无比的懊悔，并发疯似地揭撕自己沿街张贴的污蔑言论，然而，谣言一旦传开，又如何能收回呢？ 后世的文学作品，不论是《水浒传》还是《金瓶梅》，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其价值和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都举足轻重。但是，为了创作的需要或者剧情的安排，作者都不可能也没必要对这些道听途说的故事蓝本做史学家们一样的确凿考证。于是，在他们取得文学创作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对这些原本用以污蔑诋毁的“谣言”的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研究金代科举学者说：武氏三状元在金代科举志中，除武明甫外，其他两位缺乏史料依据，因为词赋或经义第一未必就是状元。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下面的三个理由足以作为历史凭证：

首先，元好问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史学家，他的文集里就有这样一段话：“金源氏有中国，以科名选士。时瑰奇俊伟者，不惟荟萃一国，且钟聚于一家。如河东李献甫、献诚、献卿、献能兄弟一状元三进士，时人号为‘四桂’；陵川武明甫、俊臣、天佑、天和叔侄三状元一进士，时人号为‘四凤’。故当时称科目盛者，不曰河东李，则曰陵川武云。”

其次，历修《陵川县志》记载明确，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一个县里，又特别是在一家，出现一门三状元一进士都不是件小事，所以县志记载的不会不明确，不会不详细，武氏的家谱更是不会不明确，不会不详细。

再次，章宗帝御题的“三状元第”匾额，在1948年土改时才被拆除，陵川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迄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