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家谱轴子，又叫请老爷老奶，是我们中原过年祭奠祖先的习俗。从来没有中断过,即使在“文革”“破四旧”的时候，也会在年三十中午，在胡同口偷偷地在烧上几个髁（ke,四声,纸元宝）,把轴子请出来,只不过祭奠完毕就很快送走（收起来）罢了。　 把轴子拿出来，工工整整地挂在北屋东面（正面为天地神位、西为佛）的墙上，八仙桌子就摆成了供桌，桌上再摆上菜肴、果品、筷子。菜肴有鸡，有肉，简单的也有四荤四素，上边都放上一点菠菜摆成十字，果品有苹果、橘子等；先是在香炉里烧上一炷香（四根，古传供奉神灵是3根香、鬼是4根，包括磕头都是神3鬼4），再点上两支蜡烛。寓意祖宗已请到，

年三十中午一般都包饺子，做好午饭，端两碗摆供桌，然后烧一张黄裱纸，磕头，把饺子汤倒供桌前，然后才能开始吃饭。

除夕晚饭时轴子香炉点香和蜡烛，大年初一早上有吃饺子的习俗，同年三十中午一样供奉过轴子，祖先开始享用我们晚辈供奉的祭品。这个时候，就有街坊邻居和本家来拜访。

大年初五、初六、十五、十六、十七同样进行年三十的供奉，正月十七午饭后，在供桌前焚纸点香，叫送祖宗，即把轴子收起来存放，预备次年请轴子。

家谱作为和国史、地志，其名的三大文献，虽然是平民的特色文献，却记载着家族的历史。打开家谱一看有一个显现，先祖即使不是帝王将相，也应该是达官显贵，通俗点来说没有一个人的祖宗是凡人。

这就有点不符合逻辑，但是白纸黑字又不能让人不信，实际情况就要从古人如何修撰家谱找到答案，在古代收集信息要比现在艰难的多，比如明朝的徐霞客，跑到昆明的时候，想要一套府志，结果人家只印了几套，现在一套找不到，但念及徐霞客是个名人，又找到原来的印版帮他印了一套。明朝的纸张是非常贵的，官府的才只舍得印几套，

古代频繁的战乱，人都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何况家谱，等到天下太平，编家谱时，信息采集困难，很难说搞清自己的祖宗是谁。不过这并难不倒国人，正所谓各行其道，自然也有古人的方法。

1848年，湖北罗田陈氏，为了解决修谱的难题，自认是江西义门陈氏罗田分庄祖“光大公”的后裔，但光大公以下的世袭，是没有人知道的。江西义门陈氏，分为两支，江右陈氏和江州陈氏，都算是名门望族，在唐宋时期创造了3900余口，历15代，330余年聚族而居，和谐共处不分家堪称族史奇观，到了清代算的上著名的家族。

罗田陈氏用的这个办法叫做扶乩，这是一种占卜方法，通俗点来讲就是扮演神明附身，然后通过沙盘的写字，传达神明的意思，神告诉你，你是谁的后裔，就是这么一种方法，在“神明”的帮助下上千年的事情就搞清楚了，然后重修家谱。

信奉神明的可以，没有这种信仰的自然就是鬼扯了，这里我们说下皖西南一带的刘氏。

1862年寿福堂刘氏，是一个巨族大姓，稿本族谱记载：福五公居葬太湖县铁山寨，生二子：道荣、道建。

1894年敦睦堂刘氏族谱记载：福五公有四个儿子――道成、道宝、道通、道文，一下增加了两个儿子。

（1929），怀宁柏枝庄谊美堂碧虚刘氏族谱记载：福五公有六个儿子――永成、永建、永荣、永宝、永通、永雯，双增加了两个儿子。

这里可以看到，福五公这个人，儿子由2个变成4个，最后变成6个，这种方法我们叫做挂靠，因为这种原因新谱修成后，旧谱就要全部焚毁，当然在选择挂靠的首先是历史名人，帝王将相是最好的，其次才是达官显贵，不然说起自己“先祖”时就太没面子了。

这种挂靠有人是不屑为之的，比如怀宁坨埂方氏，在四修族谱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族谱存在挂靠问题，便在四修谱序写到：史必取信，谱不可诬”“楚之黄州，同郡之桐城，又何必引为近支以为荣耶”“坨埂方氏皆不以依附为荣，希望本族各宜自勉，而勿堕先人自立之志。意思很明确告诉后人不要在乱挂靠。不过只是明确告诉后人，没有再去纠正前者的错误。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执着的了，桐城桂林方氏是明清时期的大族，著名的历史人物方以智、方苞等，皆出这一族。在修谱由于战乱找不到源头，只知道一个大略的源头，此时兴起联宗的热潮，方氏两个大宗族准备联宗，但是为了不忘祖，崇实的桐城方氏，最终只在族谱上修了桐城桂林方氏，虽然先祖中没有帝王将相，但是这种务实的态度值得世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