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有个裔孙叫刘累，西成王时迁居杜（今陕西西安东南），建立杜国，称为唐杜姓，他的孙子士会，春秋时任晋国大夫，因授封于范地（现在的河南县），以封邑为姓，就是范氏。士会死后被称为范武子，其之后，又有范文子、范宣子、范献子，世代为晋国上卿。公元前4世纪中叶，晋国为韩、赵、魏三家所分，范姓进入魏国。在西汉以前范姓部分人已迁徙到南方。汉代到南北 朝时期，范姓分布更为广泛。到宋代，范姓称盛在福建，人才济济。此后，范姓除在闽南一带发展繁衍外，又分布 广东海阳、嘉应、梅州、大埔、长乐、陆丰、饶平等支派。从明末开始，闽（MIN）、粤（yue）范姓陆续有人移居台湾，有的又进而迁到海外。宋代以前的范姓名人，大都出自现在的河南。例如：春秋末政治家范蠡。东汉学者范丹，清诏使范滂。东晋经学家范宁，南朝宋史学家范晔（yan ），顺阳人。齐、梁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范缜。唐代武则天时宰相范履冰。此外，十六国时涪（fu）陵丹兴（今天的四川黔江）人范长生，在李雄称帝成都时被尊为天地太师；北宋有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画家范宽，南宋有福建农民起义首领范汝为，诗人范成大，荆湖都统范天顺；元代有文学家范椁(guo)；明代有戏曲作家范文若,藏书家范钦；清代有太傅(fu)兼太子太师范文程，乾隆时围棋国手范西屏，太平天国将领范汝增，文学家范当世；近现代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在当今按人口多少排次序的中国姓氏中，范姓居于第61位。

“湖广填四川”及移民文化

明末清初的大战乱，四川大部分地区十室九空，十不存一，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因而大量的移民奉旨或者逃荒，或者自愿(经商、游宦、习医等)入川，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其影响胜过历史上多次的移民四川的大活动，奠定了现代四川包括成都诸生活的由来与根基。正是由于大规模举家甚至举族迁移入川，恋家恋根之心甚重，因此对族谱的修缮，方志的撰写甚于它朝。不特如此，四川古来都有重视修志的传统，从目前已知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东汉的《巴郡图经》到中国现存的最早讲究体例一部方志、常璩的《华阳国志》，无不对此后中国地方志的修撰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而常璩的《华阳国志》还被梁启超称为“方志之祖”。就刘纬毅所著的《中国地方志》中载，我国现存历代地方志共有8273种，倘按方志所属省区来划分，位居前五位之榜首的四川672种(其它分别是浙江592种、河北567种、山东541种、江苏540种)。四川修方志之风很盛，或许与四川人恋乡又远离中央政权不无关系。如果方志是官方为了保存当地的民俗风情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那么民间为了保存自己的声音，达到睦宗族、正人伦、端风化、敦孝悌，亦即巩固家放大的凝聚力、维护家族的秩序、扩大家族的活动与影响，维护亚宗法社会的生活原则，让子孙铭记家族的创业和迁移活动，以及祖先们为后代所创下的基业，因而谱谍的修撰就显得非常之必要。

经过清初至中叶的“湖广填四川”后，移民对自己的来历及祖先的业绩更是特别在意，有的在蜀安定后，随即回乡取来或者老族的人送来老谱，以便在迁四川后续修新谱。在学者黄尚军所过目而作简略登录的100部家谱中，最早者系喜庆13年(1808年)，最晚是民国36年(1947年)，其间包括有数部无法确定年代的族谱。而这一百部中关于成都府的更多，但关涉至今日仍属成都管辖的则只有23部。而这23部中因古简州包括今龙泉驿，而龙泉驿已属今成都市，故包括那时所描述的简州龙泉驿家族之族谱；再者23部明载因清初“湖广填四川”而迁入成都者为13部，占23部的56%，可见湖广填四川对成都人口影响之一斑。兹随举几例，以窥一斑。1835年(道光15年)简阳所修的《王氏族谱》中表明其1680年从长沙府迁入成都府简州龙泉驿；1875年大邑《邱氏宗谱》记载顺治年间由福建迁蜀；1888年新都《魏氏族谱》中载其始祖从康熙年间从福建被派入川者近百支，散处成都、绵阳、乐山，以新都为最；1924年华阳《廖家族谱》说1726年从广东兴宁县至湖广，其子在1724年先期入川(资料均见《四川方言与民俗》)。福建、江西、广东在清初战乱后填四川的人是不少的，但正如光绪年间《德阳县志续志》中的《陕西会馆田记》一文说：“……时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报垦……当此之日，楚来最多，亦最选，秦次之，江右为后，粤、闽出于乱定数十所之外。故人邑人率皆五方杂处”。《成都通览》是这一论点另一个佐证，从当时填四川者，湖广籍占25%，云贵籍占15%，江西籍占15%，陕西籍占10%，安徽占5%，山东占5%，广东占5%，广西占5%，而福建、山西、甘肃合占5%。这说明湖北、云贵、江西和陕西人占了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的大多数。

奉旨入蜀的人就不去说他了，因为他们入川缺乏很多内在动力和本能的利益驱使，这种入川方式最难判断入川者的个人素质。而那种被逼上绝路逃荒或者由于家乡发展已至极限，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才是我们应该分析的对象。可以说，入蜀的第一代全是靠圈地和自耕农以及佃租的方式起家的。他们多是勇猛有余，而在读书方面出息不大的人，也就意味着是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下的边缘人。一直到了他们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后，才改变了他们辛勤劳动而食不果腹的尴尬境地，他们积聚了钱财，需要改变自己或许有点钱，但却非常寒微地位，于是读书中举就成了在平凡而稳定的社会之必选项目，也表明了“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包括成都带来了怎样的荣誉。我们先谈那些著名人物如元帅陈毅、朱德等人的家世(这些族谱方志里的资料均采自孙晓芬编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它处不再另行出注)。陈毅的先祖陈尧钦三兄弟在康熙末年从湖南宝庆府新宁县，随“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移动而长途跋涉入蜀，最终老大陈尧钦决定落户乐至，而另两位兄弟则另走它处，与其告别。到陈毅时已至第九辈。朱德先祖随“湖广填四川”的大潮，从广东韶光迁移到四川广安、营山一带做生意，直到入蜀第三代朱文先才带着四个儿子到仪陇县马鞍场大湾定居。到朱德时已至第八代。这就说明移民非数代之艰辛劳作不能结果。

一些四川的现代作家如李 人、阳翰笙、郭沫若、艾芜、马识途等，其祖上都过“湖广填四川”的艰辛历程。李 人的八世祖李述明清初从湖北黄陂县入蜀，李述明的入蜀比较特殊，他是沿途做小生意比如卖布并且行医，到达四川华阳县定居的。而李 人的三曾祖父李正康也是教私塾兼行医，出售湖北祖传“朱砂保赤丸”，而李 人的父亲李传芳及其妻子均会制作此丸。其实李氏之入川，不只是带来了“朱砂保赤丸”，而且将祖传的家乡菜也实践到他所开的餐馆“小雅”当中——如凉拌芥茉宽粉皮之类。更重要的是李氏第八代之子对成都的贡献，不只是他的小说堪称近代小说的《华阳国志》，而且他对成都的研究在四川作家中无出其右者，这只从他的遗文《成都历史沿革》和《话说成都城墙》里就能不费力地感觉得出(《成都文物》1991年2期)。而艾芜的远祖则是失掉了土地，只好携妻带子，远走他乡，于是在康熙中叶迁蜀，在成都府的新繁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靠着水沟插占务农。其始祖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务正乾坤”的韵文字辈入川的，到了艾芜父亲一代正好用到“坤”字辈，于是派人去湖北麻城寻访祖先同姓，又带回用在字辈的头两句韵文“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按照粗略的估计，艾芜始祖入川已达十世左右。而作家阳翰笙的祖先和马识途与所有入川之作家的祖先均不同，他的祖先是被官方胁迫而非自愿入川的，他并不想迁蜀，迁蜀后定居于高县罗场。作家、学者郭沫若祖上乾隆年间从福建长汀州宁化县迁蜀，其“有”字辈的始祖背着两个麻袋移民到嘉州务农，到三代仍做长工，第四代突然大昌，而到郭沫若属第六代。作家马识途的先祖是在乾隆年间从湖北麻城奉旨迁蜀垦荒，到忠县境内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后干脆名为马家山和马家湾。我国著名地矿专家、作家韩素音之父周炜是清代大移民时从广东迁蜀的，“由广东行商来蜀，经营花板及丝绸，为高人赀富人”(陶尧生《爱国至忱，以死勤事——记韩素音之父周映彤先生》)，后定居郫县。而我国著名中医专家唐宗海，其先祖从湖南武岗入蜀广汉，最后迁至彭县三邑乡。观察上面诸多个案，可得出移民之艰辛不易，要想培养出本家族的杰出人才，非得六至十代不可，尤以八代为最普遍。按每代二十年算，移民之家要培养自己的杰出之才，需要160年左右不可，至此移民已完全蜀化矣。而且从另一方来说，也表明移民的人口素质及其结构的提高，为优化四川人的人口质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只是如此，川剧发展至今日的局面，也是移民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结果。明代四川土戏与昆剧入川形成的昆川混杂，秦腔入川及弹戏的形成，徽调入川及川胡琴的诞生，都给川剧形成空、高、胡、弹、灯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加上像魏长生这样的川剧创造者及其他表演艺术家的努力，以及像文人如赵熙创作《情探》等，均对川剧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陕西在清初填四川的大潮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不问自明，陕西与四川自古相通，是为近邻，常有商业交易及民间往还。陕人在清初入川占地，其具体做法是“秦人随大军开辟，砍树臼其皮为界，施棚帐于内髅瓦砾之间”，自此之后，“远近趋利者踵相接”(同治《重修成都县志》)陕西人在成都的经商行道以典当、盐茶、棉织业等著称。比如清代33家当铺(《成都通览》载28家)，多为陕商经营。陕西严氏家族便是以运销川盐而获得大利，故而严雁峰(他是尊经书院的学生，王壬秋的高足，与宋育仁、廖季平、张森楷等著名学者系同学)、严谷孙才有贲园藏书之富，同时才有大量资金投入所辑的《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的精校、刊刻、印行，其所辑的“丛书”涉及经传、训诂、音韵学、中医药学等重要的文献。我自己就曾收得其中严氏刊刻的关于音韵学方面的书数种，流沙河先生还曾借去作过一个关于音韵方面的口诀表。严氏刊刻“丛书”的版片大约3万多片，可惜文革时保存不善，军宣队进驻文殊院时，军代表将存于该地的一些版片，拿来当作煮饭的柴火烧。曾蒙书籍装设计家盛寄萍先生遗赠，我得到一块严氏刊刻《曾子》一书的版片，闲时用手指轻扣这梨木版片，不胜陶醉之感。

更为切要的是外地人之入川所带来的农作物种植上的革命，对改变四川农作物及经济作物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方面闽粤入川移民功劳甚剧。如红薯在1733年间经闽、粤入川的移民带入四川，比如乾隆《双流县志》上载有当年成都、双流开始种植红薯的情况，“民间有空地者种之，或售或食，是亦治生之道”。只经过了二三十年，1760全川种植红薯就颇成规模，尤其是川北等地如西充被称为苕国。如此一来，加上原先的水稻种植，使得四川人的粮食逐渐富裕起来，且廉价的红苕还可用来喂猪，对改善民众的膳食及营养结构均不无好处。但顺带说一句，玉米、红薯之引入中国福建、浙江一带，确实极大地利用旱地，较以前保证了农民食物问题，但这是一柄双刃剑，旱地开发过多，毁林开荒的事情就不断发生，以至于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清代以后，全国森林遭破坏越来越加剧，除人口剧增(道咸以后尚有减少)外，最重要的玉米、红薯广泛裁种对土地的需求量加大，从而造成这种无可避免的后果。成都在中后叶，尤其是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三十年(1905年)三十年间，四川所有日常物品(包括建筑材料其增长均在3%以下，为现代经济学家所认可的合理的物价上涨指率。而四川的燃料价格却在三十年间平均上涨约118%，平均每年上涨3·93%，超过了物价上涨的合理指率(吕实强《近代四川农民的生活》)。这说明代移民造成的毁林开荒——与红薯的大面积种植不无关系——加之伐薪烧炭的事情日趋严重，才造成炭价上涨。前经营炭帮和木柴帮的商号和人数那么多，其原因盖源于需求大、利润厚的缘故。同时大量伐木，造成水木流失，泥沙增多，河床加高，而水量减少，这是清末包括府南河在内的岷江等内河航运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红薯等旱地作物的大量种植看似与炭价上扬、内河航运能力低下、水土流失严重、水灾频繁没有联系，真实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内在关联。

其次尚有甘蔗、山蚕的引入，对成都乃至四川有很深的影响。蔗种在1671年在富顺种植成功，到了清末，富顺产甘蔗15万吨，产蔗糖1万余吨，糖坊500余家(详见《富顺县志》)。内江大约也是1671年，福建商人曾达做生意来到内江，见九月菊花开放，知此地气候与福建有相近之处，遂借返乡迎亲之际，带来蔗种、制糖工具并带来了制糖工人。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对整个川西平原及浅丘地带的农业生产和商业带业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四川原来只有春蚕、秋蚕和四季蚕，并无山蚕。而山蚕是1741年大邑县知县、山东人王酉将山蚕从山东引入四川，从山东省取蚕数万，散发给民间，教他们饲养。山蚕喜吃柞树叶(又名栎树，俗名青杠树)，而四川许多地区都有栎树，而山蚕所产丝谓之为柞蚕丝，其所织成的柞丝绸，是柞蚕丝织成的平纹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季衣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清末经营丝绸生意的丝绸帮商号及人数之众堪与日日不离的油米帮的商号及人数相埒的原因，同时也为更多的普通人家消费得起丝绸服装打下了基础。福建、广东入川的移民身上均有经商传统或具备商业眼光，而且有敢于为先的风气，如他乡之人不喜种苎麻时，“粤东籍家多种之”(《温江县志》)，给扩大苎麻种植，增加经济收入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另外，四川虽有烟草种植，但产量不高，面积不大，烟与烟叶的加工比较粗放。雍正年间福建龙岩移民至金堂的傅氏因此广种烟草，于是傅氏的烟草在成都很卖得起价，获利高，又能运销四方，于是民众便广泛种植，这样就为成都地区的民众增添了一项经济收入。为成都经济的尽快恢复打下了良好的基底。

大量的移民入川，于是他们在四川各地建立了大量的会馆，移民几年或十几年后便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地。京师各省会馆的作用大抵如次：为官绅乔寓之馆，科举士子居住的管所，专门为赴科士子住读之所。而地方会馆自是不同于京师针各省会馆，但一般会馆不外是协助同乡应试举子，推进同乡工商业务，便于同乡间聚会联宜等等。而川省林立的会馆因其系移民所建而有所不同，台湾史学家吕实强认为四川的会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参加会馆者不仅是工商官宦，即便是农民亦是会馆的基本会众；其次是会馆设立相当普遍，不仅通都大邑，就是村镇乡场也往往设有；最后，川省会馆除了一般会馆的功能外，尚涉及若干属于地方行政方面的事务，诸如仲裁是非，调解财产纠纷等(《近代四川的移民及其所发生的影响》)。这就使得四川的会馆取得了亚宗法社会(既与官方有利益联系又有自己利益地盘，会众只要通过大社会里的小社会就可解决问题)对于会馆会众的利益保护和约束力。四川在清代中后叶袍哥众多、公口林立，对四川的近现代社会结构及社会变动，保路运动的爆发以及民国的军阀割据鸦片泛滥川省等，都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譬如会馆会众的广泛性和会馆建立的普遍性，使得各个利益集团的联络在农业社会的情况下相对快捷，便于统一行动，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来，以应付各种不测之激变，这对后来袍哥发水电报以起事都有不可小看的启示。

移民所形成的宗族的族约族规，对维护一个宗族正常的社会秩序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但我个人认为宗族对社会产生较大且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便是族产中的族田亦即义田。因为古代社会重家重族，而且一个人中举进士，不只是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家族的光荣。再且这一个社会在不能，更准确是说不想(当然统治者是不想，他们想的上如何愚民)实行义务教育亦即免费教育，同时又使同族大多数人不致失学的一个有效办法。譬如成都龙谭乡范氏宗祠，从1787年至1950年的160多年的时间里，范氏家族有祠产3000亩(资料来源孙晓芬《清代前的移民填四川》)。而范氏族产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如族产属范氏家族所有，并推举德高望重的人掌管祠堂，子孙出世后只须向祖宗送红鸡公和喜封，祠堂命名上册后便可成为其中一员，享受祠中一切权利。当然也有对违规的惩处条款。其是范氏家族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设德高望重的族长一人，正副总理各一个，掌管祀田(指祭祀专项开支费)和义田(作为办学及奖学金、救济金之专项开支)的收支，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更为重要的推帐务主管一人，为本祠贫困子孙、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进行救济，每年终施放一次救济粮、款，同时设学务主管一人，为范氏小学子弟专管伙食、学杂，此费由祠堂供给。考上初中发给奖学金24银元，高中36元，大学100元，上京师和日本留学，每年发给140元。考上留欧美发给280元。每个学生毕业考取优等者，在祠堂贴挂金字红榜鼓励。宗族祠堂在没有义务教育以前，在一定意义上实行义务的是义务教育(小学免费)，倒是现在义务教育实施不了，因为现代社会将祠堂的功能代替，但就是没有做好真正的义务教育。正是祠堂族产族田亦即义田对教育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是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的学校，立马就能够在各地得以实现的真正原因。因此实行新的学校制度后，就能立马改为华阳范氏小学。近代成都的变化和前进与这些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1、广安悦来镇廖家沟张氏，入川始祖：张希旦。字辈：时希国定正，士大化世隆,才鸿宜高选，邦声名达,纯武贻谋远，祖功宗德长。（湖南湘潭、祁阳等地迁入，湖南南轩谱系）

2、四川崇州市三江镇皂角村红庙子张氏：奉天君令，应运子开。福善光德，寿嗣永忠。先祖自清初“湖广填四川"来蜀。

3、四川绵阳安县黄土镇友谊村张家湾：仁德礼智信，忠孝振朝廷，明良四喜启，永乐太平春。

4、四川省成都市崇州街子古镇张氏先祖自清初“湖广填四川"来蜀，安定于今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街子镇味江村张家磨房，古双河古城遗址地，以务农、经商为主，张氏族人为崇州当地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建设默默地作出家族贡献。

后人亦有迁居至附近县市：大邑、都江堰、邛崃、温江、双流等地。为激励张氏入川支系族人团结奋进、勤尽务实、报效国家，入川定居先祖曾立下激励诗句作为家族字辈族谱，分别为：万闻月人凤，廷文永正春；洪拍怀忠远，天元玉国平；明星照千里，四海满乾坤。

5、四川大邑县上安镇张家湾，据前辈口传和一世祖碑文介绍。张家湾祖宗是湖北麻城县孝感乡人氏，湖广填四川迁到四川邛崃平落坝后又迁到现处。重立排行，原排行已不清楚了。

6、湘蜀张氏：朝鹤忠龙秀，辅遂臣必发，福显永良才，时大友之天，锡爵文明起，赐禄华映先，千年宏圣道，万世富崇原，家声绵祖泽，懿德复仙元。

注：“朝鹤忠龙秀”清朝曾用“朝学忠秀梦”，湖南洞口山门水口张氏迁蜀后裔，广泛分布于什邡、广汉、旌阳区、彭州、金堂、郫县、彭山区等地，湖南南轩谱系

7、蜀湘张氏：国正天心顺，中邦颂治兴（或万芳庆治平），居家安质实，素履守贞诚，裕后垂芳范，光前有懿行，贤良绵世泽，金鉴复鸣盛。居广汉、中江、武胜、宜宾、泸州、邵阳等地。

扩展资料：

张姓：

张姓，中华姓氏之一，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主要源自姬姓及少数民族改姓等。张挥为该姓始祖。历史上，西汉时期张耳被刘邦封为赵王，张耳的十七世孙张轨（255年－314年）建立前凉国。

张姓在宋版《百家姓》位列第24位。至2007年，根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对中国户籍人口的统计分析显示，张姓人口在中国姓氏中排在第3位，共有87502万人，占中国人口总数的683%。

张的本义是“使弓弦”，把弦绷在弓上，将要开弓，与“弛”相对。引申为开弓、上弦、捕捉、伸展等意义。张，也是星名，属朱雀七宿中的第五宿，天象的排列形状似弓。张是擅长制造弓箭的氏族崇拜的原始天象图腾，进而成为氏族名、地名和姓氏。

迁徙传播

张姓氏族最早活动于“尹城青阳”，古地在今河南濮阳和河北清河一带。直至西周宣王时期，在陕西地区出现了张姓的踪迹，西周青铜器皿上铭有张伯、张仲，他们是西周的贵族。张仲辅佐周宣王，使西周得以中兴。

春秋时晋国是张姓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地区。河东“解邑张城”是张姓重要的聚集地和发祥地（古张城在今山西临猗西的黄河东岸）。

张氏世代事晋，晋灭后事韩。张老、张侯（即解张）均是晋国的大夫，张老的后代韩国贵族张良成为汉朝开国第一功臣，解张也被一部分张姓后裔奉为先祖。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张姓人群主要活动于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区。

秦汉是张姓向四周发展和繁衍的重要的时期。张姓在秦初进入了四川，多为三晋贵族的后裔，在反秦战争和随后的楚汉之争中，政治倾向明显，战争中建功立业，封侯赐爵；再西进甘肃、宁夏等地。

张姓人群活动地区迅速发展到整个北方、西北和四川地区，成为当时北方地区的第一大姓。同时，西汉留侯张良的后裔从陕西出发，徙河北入江苏，渡过长江，进入江南地区。西汉末，张姓已经到达浙江、江西和福建了。

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由于北方战乱和少数民族的大批进入中原的原因，张姓人群向南方和东南迁移，同时继续向西北发展。西晋末，张姓人群涉足东北，渤海湾地区成为张姓人群重要的聚集中心。唐宋时期，张姓开始向湖广和云贵地区移民。明朝永乐年间由广东始入台湾地区。

-张氏族谱

-张姓

达州姓氏和寻根文化调查 近年来，随着我市姓氏文化和寻根文化的兴起，许多姓氏族人都积极参与族谱的编写和读修，留下了重要的家族与民族发展史料。近日，记者先后走访达州市公安局户政大队、市图书馆、中华姓氏研究专家等，对达州姓氏文化和寻根文化进行了初步探索。

达州姓氏多为湖广填川而来

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最近对全国户籍人口的一项统计分析显示，王姓是中国第一大姓，有92881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据介绍，中国第二大姓是“李”，有92074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第三位是张姓，有87502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中国前十大姓依次为：王、李、张、刘、陈、杨、黄、赵、吴、周。而达州市的情况如何呢？

记者在市公安局户政大队了解到：张姓，全市428554人；刘姓，342525人；陈姓，339080人；杨姓：284281人；黄姓，167425人；赵姓，114808人；吴姓，127798人；周姓，168235人。由于系统原因，李姓和王姓未得出数据。不过王姓里面，仅两字的就有100617人。

对姓氏族谱文化颇有研究的傅昌志告诉记者，姓氏都是三五千年以前逐步形成的，其来源五花八门，有地名、技艺、动物名称、气象名词、日常用品、朝代名称以及皇帝赐姓等。目前，达州的姓氏不下于500个。十之八九都是数百年前的外来人口，其中少部分姓氏人家是600年前后迁入川内的，80％以上均是300年前随湖广填川而来。湖广填川的路线有万县方向的水路，安康方向的陆路等等。300年前，达州地域正处湖广填川川东北第一站，所以达州“移民”多数是由湖广地区内麻城县孝感乡（现湖北黄冈市）迁来。据相关记载，当时，湖北一覃氏分支数百口人从水路来达，没想到在途中遭遇狂风骤雨，人船覆于漩涡之中，145人遇难。 李王二大姓的迁入史

虽然记者在户政部门没查到达州王姓和李姓人数的确切数据，但是记者在市图书馆找到了李、王两族族谱，对两族迁移和分布情况有所了解。

从李氏族谱看，李姓具有代表性的分布区域是达县张家场李家沟、李家河沟以及达县 龙场的李家坝。李家沟分支的形成始于清康熙初年。发祥地是达县张家场西北，开派之祖是湖北麻城入川的李朝南，其子锡、铎、锦分居于李家沟下、中、上沟。

随后，李家沟分支成员陆续外迁，开拓了李氏族人的分布区域。约1751年有李多义迁徙巴中通江马三垭，1750年前后有李四元、李日奇分别迁徙今巴中市巴州区独柏场和张家场李家嘴，1920年有李仁兴迁徙达县香隆场高峡子，民国年间有李美玉入南江。马山垭翁沟族人约1941年有李荣春之子文学、文权、文通迁徙陕西省紫阳县，李仁发之子伦伍、伦敏迁徙通江县，1949年后李仁财迁徙通江城、李伦成迁徙江西省武宁县城。1954年后李家沟的李仁玉、李仁浩迁徙达县石桥镇列宁街。1980年后李仁楼迁往成都，李仁奎落业达县石梯，李美华居于重庆市，李仁汉、李仁元、李美清、李美权、李华伦、李伦炳、李伦权、李伦兴、李国等落业达城。

李氏自湖北入川的先祖分别于达县张家场及 龙场落业后，开拓奋进，发展壮大，各自形成支族。五四支族内共形成李家沟、李家河沟两大分支，21个主要聚居地。永进支族内共形成李家坝、李家山、李家沟、瓦石坪4个分支，21个主要聚居地。目前，达州市族人主要集中在达县，其次是渠县，地跨五四、永进、石桥、新进、沿河、香隆、鹿鸣、报恩、流溪等乡镇。

王氏入川始祖王治伦，脉承通江县马三垭，明朝弘治1488年移居开江九石坎。500多年来，其后裔子孙从这里生息繁衍于宣汉、达县、万源、平昌等县接壤的隘口、庆云、马渡、岩口、碑庙、北山、青宁、安云等乡镇所辖的地区。按地缘和血缘关系分成九石坎、王家坪、管家坝、柏扁、严家坪、大锣坪王家屋、王坪、石笋寨、秦家坝、何家岩、袁家湾、王家河、石宝岩、岩城坪、白依庵、等60多个支族。

神秘的姓氏图腾

所谓图腾，就是原始时代的人们把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等当作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相信他们有一种超自然力，会保佑自己，并且还可以获得他们的力量和技能。在原始人的眼里，图腾实际是一个被人格化的崇拜对象。图腾作为崇拜对象，主要的不在他的自然形象本身，而在于它所体现的血缘关系。文中所言姓氏图腾崇拜的意义也就在于确认氏族成员在血缘上的统一性。

在许多姓氏族谱中，一般都有姓氏图腾。记者在渠县宋氏族谱中发现，宋姓是以祖先发明以图腾命名族称的典型。其祖先发明并继承建木 天。宋由“宀”和“木”组成。木代表建木，“宀”上的点代表“天齐”，“冖”代表天穹，表示 天历度。族谱中记载，宋氏始祖微子启，以国得宋姓。渠县宋氏各支系属京兆郡望，原湖广麻城县孝感乡高杆檐筲箕湾人氏，于明万历年间即1554年入川定居。途经顺庆府所属南充县老

君桥至渠县之西离邑90里骆山之阳定居。随后有始迁祖宋一兰与宋一揆支系和宝城镇牛头湾宋姓支系。

相传，京兆郡望同汉光武帝宰相宋弘有关。他入仕前曾娶妻生子，入仕后，光武帝见他人品出众，想把姐姐湖阳公主嫁给他，劝他和原来的妻子离婚。他推托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宁愿与结发夫妻白头到老，也不愿攀龙附凤。光武帝理解他的品行而被折服，便提其为当朝宰相。死后，宋弘的这句话成为千古至理名言，为世人所崇拜。

文氏族谱编撰者对本家姓氏图腾的理解更为特别。天人合一信息传播谓之文。“｀”像天齐，“一”像天穹盖天，“U”像日升日落汤谷，“X”像天地交午，故称“天文”。文明始于天文历法，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形声，而有文字，因文字而天下事理彰明，即“文明”。“文”是象形指事会意的综合图腾。

翻阅文氏族谱发现，文姓渊源有五。一是出自姬姓，以周文王谥号命名的姓氏。二是出自周代卫国将军文子之后。三是出自姜姓。四是出自妫姓，为妫满之裔孙，是以谥号命名的姓氏。五是出自敬姓避讳改姓。文姓本是北方的姓氏，宋元明时期，文姓分布的总格局变化较大，其人口主要向东南、南方、西部地区迁移，全国重新形成了以长江流域诸省为中心的文姓集居地区。蜀地文姓始于文翁，汉景帝时任蜀郡太守，后留居此地繁衍成一大望族。蜀地文氏均为其后裔。宣汉文姓来源于姬姓，是以周文王姬昌的谥号“文”为姓氏的支庶子孙。宣汉下八、黄龙、柳池、南坝、樊哙，万源罗文、长坝、大沙以及达县部分乡镇文姓居多。文氏有代表人物战国辅助越国勾践成就霸业的文种，南宋丞相、抗元英雄文天祥等。

16个罕见姓氏

姓氏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还有许多罕见的姓氏。通过市户政大队查找，初步发现16个罕见姓氏，分别是：茶、男、赤、后、库、丛、印、六、山、五、上官、谬、初、清、完、呙、甯、刁。

茶姓，亦音屠（Tù），全市11人，代表人物：大竹县蒲包乡兴隆村6组，茶丙花。茶姓渊源有七:1、炎帝葬于茶陵（故城在今湖南茶陵东50里）。2、茶氏系殷时旧姓。系自子姓，茶即 ， 阳 城是也（故城在今陕西合阳），居者以地为氏。

3、齐太公之后有茶氏。4、唐时竟陵人陆羽，嗜茶，着《茶经》三篇，贞元末年，鬻茶者祀为茶神。其后有茶氏。5、宋时三佛齐国有茶氏。6、明、清时云南大理府保山县鲁掌士千总有茶氏，系彝族姓。7、白、羌等民族均有此姓。

男姓，全市2人，代表人物：大竹县柏林镇白马村8组，男祥孝。夏禹之裔，有男氏之后，以国为氏。

赤姓，全市4人，代表人物：达县桥湾乡插旗村8组，赤仕碧。赤姓渊源有四。

1、赤奋为炎帝诸侯，其后有赤氏。2、赤松为炎帝诸侯，其后有赤氏。3、相传黄帝时有赤将子舆，即缴父，赤姓始此。4、明时广西府弥勒州土知州为赤氏，系彝族。

后姓，全市5人，代表人物：达县南外镇保险街，后文湘。后姓渊源有四：1、相传共工氏之子句龙为黄帝时后土（官名，古时主土之官），自三代（即夏、商、周）以来，祀为社神（土地神），子孙以后以为氏。2、春秋时鲁孝公之子公子巩封于后阝（故治在今山东东平东），其后以邑为氏，后又去邑为后氏。3、春秋时楚公族之后有后氏。4、清时甘肃土司有后氏，得姓于明朝。

库姓，全市唯独一人，渠县报恩乡全胜村4组，库云华。库Kù音，且源出不同。

1、汉文帝、景帝之时有仓氏、库氏之官。守库大夫之后，子孙以官为氏。2、北魏时库门氏等后均改为库姓。3、佤、回等民族均有此姓。库有she 音，即厍姓，羌族姓。东汉辅义侯、金城太守库均之后。

丛姓，全市3人，代表人物：渠县有庆镇云岭村，丛子言。丛姓渊源有三：1、尧伐崇、枝、胥、敖四国，后有丛氏。又，唐尧时有丛树，其后有丛氏。2、汉禾宅侯、匈奴休屠王之太子金日之后，迁丛家岘（今山东文登境），遂以丛为氏。3、满、蒙古等民族均有此姓。

印姓，全市99人，代表人物：大竹县石子镇段家村，印世碧。印系自姬姓，春秋时郑穆公之子公子印，其孙印段以父字为氏。

六姓，全市10人，代表人物：大竹县高穴镇清滩村，六义碧。六姓渊源有三：

1、六姓，读音作lù，是中国人的一个数字姓。据《清史》载：清代有一满族官员姓六名十七，连名带姓都是数字。2、关于六姓的起源有种说法是江阴有六氏，相传为明朝方孝孺之后。方孝孺明时大学士，燕王入南京后，不从被杀，子孙避难改为六氏，今江苏江阴县有六氏。 3、据《路史》载：皋陶是舜帝执政时期的士师，相当于国家司法长官。禹根据皋陶的品德和功劳推举他为继承人，并授政于他。但皋陶未继位就去世了，禹便把英、六一带封给其后人，其后人便把“六”作为他们的姓氏。

山(音“亚”)，全市22人，代表人物：大竹县月华乡光荣村，山为坤。据说该是相关研究组在安徽省郭阳县和辽宁省彰武县偶然发现的，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互相

都没有联系，但都清楚自己姓的来源，他们都称自己是岳飞的直系后代，当年遭到秦桧的迫害，逃亡到此，把“岳”字上下颠倒，逐渐形成了山姓。

五姓，全市44人，代表人物：达县南外镇南外街道，五世秀。五姓渊源有三：

1、黄帝臣有五圣配下台，是五姓之祖。2、本伍氏，避仇去人为五。或，古时“五”“伍”字相通。3、清时云南思茅厅易武（今猛腊易武）土把总姓五。

上官复姓，全市18人，代表人物：宣汉县东乡镇石岭东路，上官之怡。其渊源有二：1、系自芈姓。春秋时楚庄王之少子兰为上官大夫，后以为氏。2、春秋时楚大夫靳尚食采于上官（故城在今河南滑县东南35里上官村），以地名为氏。汉时徙大姓以充实关中，上官氏徙陇西上邽（故治在今甘肃天水）。

谬姓，全市6人，代表人物：大竹县柏家乡乌桥村，谬名珍。源于嬴姓，出自春秋时期秦穆公之后，属于以谥号为氏，为赵氏旁支。

初姓，全市9人，代表人物：渠县天星镇解放街，初妍欣。初姓来源有四：1、源于子姓，出自于商王朝开国君主成汤的之支裔，属于避难改姓为氏。2、源于芈姓，出自于楚国国君熊氏世家贵族熊叔堪，属于避难改姓为氏。3、源于鲜卑族，出自出鲜卑族薛干部，属于汉化改姓为氏。4、源于祁姓，北宋时期，一部分祁姓改为初姓。5、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6、源于回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门姓（Mén 门），全市12人，代表人物：渠县望江乡小湾村二组98号，门仓智辉。姓源出有三：1、出周朝公卿贵族之家，为帝尧农官后代，以门第为氏。2、出自南北朝时，北魏小数民族复姓所简改。3、出自春秋时宋国门官之后，以官职为氏。

清姓，全市10人，代表人物：达县石梯镇邓家村，清余。姓氏渊源有二：1、少昊氏之父，初封于清（故城在今山东聊城西之清城），以国为氏。2、春秋时晋大夫之食邑（故城在今山西稷山南），至晋厉公嬖大夫清沸魁，始以邑为氏。分布较广，但人数不多。历史名人有清昼，宋时绍兴中福建同安县知县。

完姓，全市1人，达县金垭镇金山村3组，完管用锡。姓氏渊源有三：1、源于子姓，出自西周时期宋国始祖微子，属于以先祖名号为氏。2、源于女真族，出自金国时期古女真族完颜氏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3、源于回族，出自金国时期古女真族完颜氏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冉姓、夏姓和练姓的渊源

我们身边的冉姓、夏姓和练姓人氏并不少见，三族族谱都是经过精心编撰而成的。 冉源出于姬姓。周武王有同母兄弟10人，季载是最小一个。季载后封于冉国，

又称冉季载。季载的后代分为冉氏和沈氏。孔子有弟子冉求、冉季、冉雍、冉耕、冉儒。东晋十六国时冉闵建立魏国。清代有经济学家冉永光。周文王第十子姬季载为冉氏始祖。

冉氏进入宣汉的始祖叫应祥，为宏祖四十二世孙。应祥生希柱，希柱生伊，伊生四子：诗经、书经、易经、礼经。从此，应祥一支在宣汉发展分支。2000年，宣汉县人口普查发现，冉氏族人相对集中的地区是东乡镇、清溪、黄石、南坝、丰城、王家、庙安、柏树、胡家、花池、三河等乡镇。

冉应祥元末随父从湖北麻城迁往川东奉节避兵祸。洪武四年，在川东迎接明朝大军入川。洪武七年，因随父率“蛮夷”进贡朝廷有功，授为通川县石鼓镇（今宣汉县）镇守（武八品），遂进入宣汉。在石门堡（今冉家垭口）驻军、安家。公元1380年左右，率军到丰城打猎，当时大雾弥漫，兵士见一黑虎出现，遂用箭射，却误杀了升官应祥。出殡之时，雷雨大作，抬棺者弃棺避雨。不久雨过天晴，而应祥之棺被蚂蚁爬满成坟，遂就地安葬。

夏启为大禹之子，大禹死后继位为王，改王位禅让制为传子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子孙以国为氏，称夏氏。据《中华姓氏大辞典》记载，夏姓起源有三。一出自姒姓，帝尧就赐禹以姒为姓。夏桀暴虐无道而被商汤推翻。夏国族人以国名“夏”为姓，夏姓诞生。二是为夏侯氏所简化，今甘肃庆阳夏氏即是。三出自妫姓，以王父字为氏。夏氏族人同样是湖广填川而来。其始祖代表人物就是入川落业达县亭子洞子潭始祖夏日昭。

据参与《夏氏族谱》编写的夏明显老人介绍：夏日昭，三兄弟之老大，其先祖长庆公明洪武13年（1380年）自江西泰和县之高塘迁湖南永州东安县流洪司火麻山。320年后的清康熙39年（1700年）日昭和即将临产的妻子陈氏携9岁的景秀和6岁的景曝两子被迫踏上填川的征途，10月14日在船上生下小儿子景昌，取小名“船生”，其艰辛不得而知。据传，日昭入川之初无处居住，就在现在的石板二组用草搭棚结庐为舍，后来发现了荆棘丛生的四合院，经砍割定居于此。就是至今仍惯称的洞子潭夏家老屋。三兄弟各生五子，十五房分家徙居各地。景昌公携子及部分侄、侄孙徙居景市文家沟骑龙穴。还分居于亭子、福善、景市、大垭，还有徙居百节、平滩、河市、宣汉柏树、大竹安吉等地。300余年已衍生7000多人。

另外，唐代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有良将练何，本姓柬，随从唐太宗征伐高丽有功，以精练军戎赐姓练氏。出自河南河内县。明惠帝殉难的一代忠臣练子宁。练氏四十

一世练国周、练国炳等人之后先后从江西定南和睦甲迁蜀东大竹县居住创业。其后裔现居大竹县金鸡、妈妈、黄滩、庙坝、文星等乡镇。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根据考证表明，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简介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

　　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组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

　　原来，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

　　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背景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背景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1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细详信息

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影响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前不久省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向国家社科办提交的研究成果《“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却表明，“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难道这些有名的历史移民真的是破坏四川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

　　植被资源破坏严重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华南虎等物种逐渐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发生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

在湖广填四川的主要姓氏中第一位，李姓。第二位就是张姓。

“湖广填四川” 时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人口迁徙，影响深远。收集移民宗谱中以邓氏、屈氏、甘氏、夏氏、李氏、洪氏、阎氏、董氏、梅氏等居多，许多家谱都有江西等地迁来湖北及转迁四川等地的记载。

第一位，李姓。李是四川第一大姓，有615万人，占全省人口的747%。当年填四川，李姓人口极多，跟今天李姓成为四川第一大姓有很大关系。

第二位，张姓。张姓在四川是大姓。提到四川，蜀汉政权的张飞声望非常大。是四川历史上最有名的张姓人。其实，在张飞之前，张姓已进入四川，成为成都地区的大姓之一。在四川的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清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在南部县，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三位，王姓。在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第四位，刘姓。再说刘备的蜀汉政权，当时的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