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姓的发祥地，是周文王之子所得的毛国了。毛国所在地，根据人们的考证，就在今河南宜阳一带。毛姓以此为源地，一步一步地向外地播迁繁衍，很快就在山西的西河（今山西阳城一带）河南的荥阳两地发展起来。之后，又以此为中心，向全国播迁。

毛姓另一来源，是周武王封聃到毛邑，即现在河南宜阳灵宝一带。聃是周文王的一个儿子，是个伯爵，人称伯聃。其子孙亦以邑为姓。这两支毛姓其实同出一源，都是周文王一族后人。

周文王的这支后裔，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著名人物。较早的是周代的毛公亨，后来是战国时代的毛遂，以及传《诗经》的“大毛公”毛亨和“小毛公”毛苌等。

二、毛姓变迁

南北朝时期，毛姓也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加入，这就是《姓氏·考略》所说的：“又氐酋有毛氏，苻键将有毛贵，见《后秦录》。” 世居北方的毛氏，南迁江南各地，据后来的学者考证，约在汉唐时期。一支毛姓人从中原迁居今江西吉州龙城（江西吉水），其后便在这里发展繁衍。其中的一些人在毛太华的率领下迁居云南澜沧卫（今澜沧县），明朝立国之后，毛太华又率长子毛清一、第四子毛清四北上做官，居住在湖南湘乡北门外绯子挢（今湘乡火车站附近）。十余年后，毛清一、毛清四又迁湘潭三十九都（今韶山），并最终在此定居下来。不久，又有一支毛姓人在毛命传的带领下迁到这里。从此，上述两支毛姓人便在今湖南韶山一带生息繁衍，辛勤劳作，默默耕耘，直到由毛太华下传20代，才出了一位改写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毛泽东。

今天，以人口多寡计算，毛姓在百家大姓中排名第76位。

三、毛姓名人

最早的毛姓名人当推家喻户晓的谋士－－毛遂。毛遂为战国时赵国人，平原君门下食客，历来不受器重。赵孝成王九年（公元前257年），秦围邯郸，平原君到楚求救，他自荐同往。平原君和楚王谈判，不得要领。关键时刻，毛遂按剑而上，直说厉害，说服楚王同意赵楚合纵。平原君赵胜由此叹曰：“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毛遂从此脱颖而出，被平原君待为上宾。

到汉元帝时，出了一名画家，名毛延寿。传说，汉元帝妃子太多，于是命令毛延寿等人将宫女们的形象画出来，以供皇上选择；众多宫女都争相贿赂画工，以求元帝宠幸，只有王嫱王昭君不肯干这样的事，结果她未能见到天子。后来，汉与匈奴和亲，王昭君被选中，准备前往塞北为匈奴王之妻，临行时元帝召见，发现其貌为宫人之最，但既已答应匈奴，却也只能忍痛割爱；后来元帝仔细侦查此事，遂将毛延寿等人统统斩首，弃于街市。

西汉时，还出现了两位诗学家毛亨和毛苌。毛亨一说为西汉鲁人（郡治今山东曲阜一带），另一说为河间（郡治今河北献县东南）人。据传他为古文经学“毛诗派”的开创者，曾作《毛诗故训传》，以授毛苌，史称“大毛公”。毛苌为西汉赵（郡治今河北邯郸西南）人，据称其诗学传自毛亨，曾任河间献王博士，史称“小毛公”。

元朝末年，毛姓出了位农民起义军将领毛贵（？～1359年）。龙凤三年（1357年）春，他率部连克胶州、莱州（今山东掖县），继由海道攻入益都。夏季刘福通分三路扫北，他率东路军，次年克青州、沧州、长芦、济南等地，立宾兴院，选用官吏；兴办屯田，规定官民田十征其二，以充军需。转而攻克蓟州（治今天津市蓟县），锋芒直指元都，朝廷大震。后被赵均用杀害。

明朝有个藏书家叫毛晋（1599～1659），字子晋，号潜在；原名凤苞，字子久。江苏常熟人。藏书达八万四千余册，其数量几与后来毛泽东先生的藏书相埒。毛晋藏书多宋元刻本，建汲古阁，目耕楼以储之。曾校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六十种曲》等，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好钞录罕见秘籍，缮写精良，后人称之为“毛钞”，著有《隐湖题跋》，并编有《毛诗陆疏广要》。

拿《明史》与《宋史》相较。《明史》中的毛姓名人比宋史多得多，由此可知毛姓愈到后来愈发达，几成簪笏蝉联，前后辉美之势。兹就《明史》所载其他重要毛姓名人胪举如下，以窥就里：

毛玉：云南右卫军家子，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任南京吏科给事中，多有政绩，死于狱中，赠光禄少卿。其先祖当为元末从吉州避往云南省，有可能是毛太华之后，因毛太华迁湘时，只有两个儿子随往。

毛伯温：安汝厉，江西吉水人，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任御史、大理寺丞、工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毛氏族谱》说“二十一世，传至伯温公，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可见他与韶山毛姓有渊源关系。这里的“二十一世”，是从江西吉水毛氏始迁祖、宋工部尚书毛让算起的，从毛让到毛伯温(北宋到明中后期)，其间约500年。

毛恺：浙江江山(属衢州)人，嘉靖十四年(1535年)中进士，御史，太子太保。

毛文龙：浙江杭州人，年轻时替人看相谋生，习孙吴兵法，好谈兵事。 天启元年五月率军丁将近二百人，涉海三千里，直入虎穴，擒叛将佟养真父子于镇江，一举收复辽东数百里江山，史称“镇江大捷”。后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天启六年（1626年），宁远大战时毛文龙袭击永宁，迫使后金回师沈阳。天启七年（1627年）宁锦大战时毛文龙袭击昌城、辽阳，皇太极被迫撤军。他所创建的东江镇巍然屹立于敌后，成了牵制后金远途作战的一颗钉子，长期制约着后金南侵的步伐。

毛士龙：江苏宜兴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杭州推官，刑科给事中，左佥都御史。还有湖北公安县的毛羽健，浙江余姚的毛吉，河南邓县的毛弘，江苏昆山的毛澄，山东掖县的毛纪等等，他们都是进士出身，在朝廷里任过要职。

到清朝，毛姓涌现了好几位有影响的文学家。

毛先舒(1620～1688)，清初文学家。字稚黄，又名，字驰黄，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诸生，明亡之后不求仕进。曾从事音韵学研究，也能诗文，与毛奇龄、毛际可齐名，时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有《潠书》、《思古堂集》、《诗辨坻》、《韵学通指》、《南曲正韵》等。

毛奇龄(1623～1713)，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大可，号初晴，又以郡望称西河，浙江萧山人。康熙时，任翰林院检讨，明史馆撰修官等职。治经史及音韵学，所撰《四书改错》，对当时用以科举取士的朱熹的《四书集注》有所抨击。能散文诗词，并从事诗词的理论批评，有《西河诗话》、《西河词话》。又通音律，撰有《竞山乐录》等，著作编为《西河合集》。

毛宗岗：清初小说评点家，字序始，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曾评刻《三国演义》，将罗贯中原本，加以修订；整顿回目，改订文辞，削除论赞，增删琐事，改换诗文，成为今日流行的120回本。在其修改及评语中，依据朱熹《通鉴纲目》，增强了尊刘黜曹的封建正统观念，艺术分析也多八股文作法，不脱当时评点派的习气。

从以上列举的毛姓名人来看，宋代以前的毛姓名人多出自黄河流域的陕西一带，宋至清代毛姓名人多出自长江中下游的江浙一带。在中国的历史上，毛姓并不是一个大姓，但十分活跃。江山代有才人出，随着姓氏的迁徙，人才重心也在不断变化。

迄近代，迁居到湖南的毛姓经历数百年的发展，灵秀郁积而磅礴，终于在时势的推涌下乘时而起，出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

彪[彪、彣、虩，读音作biāo(ㄅㄧㄠ)]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晚期毛叔之女彪氏孟姬，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姓谱》记载：“彪，姓，出齐郡，周有卫大夫彪夫，宋有彪虎臣，今河南均州有彪氏。”

彪氏，出自周王朝时期毛叔之女彪氏，全称彪氏孟姬。“孟”，古时候是长女之意，长子称“伯”。

西周王朝初年，周武王姬发把胞弟姬叔郑(周文王第八子)分封于毛邑(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后建立毛国，为伯爵国，因此史称姬叔郑为毛伯郑或毛叔郑，简称毛叔。毛叔在周王室曾担任司空一职，因司空是三公之一，故又被称为毛公。

不过，据史籍《通志·氏族略》中的记载，是周文王的第九子姬伯聃(一作姬伯明)被兄长周武王封在毛邑，但毛邑不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而是在河南宜阳东北一带。

西周时期，当女子出嫁时，父母常要为她专门制作陪嫁器物，即金文中自铭为“媵“者。在此类特意铸造的媵器中，妇名除称其姓外，还必须称其丈夫之国(氏)名。同时，由于妇女是娣侄从媵制，需要将兄弟姐妹的排行明确表示出来，伯(孟)仲叔季的排行，不仅是区别同辈兄弟姐妹的需要，也是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

在著名的周朝青铜器毛叔盘上，就铭刻着其为毛叔送给女儿彪氏孟姬作陪嫁的宝盘，希望她长寿，子孙后代永远享用该宝器：“毛叔媵彪氏孟姬宝盘。其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

毛叔郑是周成王的叔父，即史籍《尚书·顾命》中记载的毛公。毛叔郑彪氏孟姬就是毛叔郑之长女彪，嫁与卫国上卿姬彪夫，称孟姬。在毛叔盘铭文中未称其国名，而称其氏“彪”，故称“彪氏孟姬”。西周初期，子孙以母姓为氏是普遍现象，因而在彪氏孟姬的后裔子孙中，有以祖母之名为姓氏者，称彪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彪氏正宗。

注：

毛叔，到底是姬叔郑还是姬伯聃？

本书认为，叔郑封于毛国之说较为可信并有根据，而伯聃封于毛邑之说则有待商榷或进一步考证。因为，伯聃在历史上是否有其人还有待考据，而叔郑则确然史有所载。

在史籍《逸周书·克殷解》中记载：“……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陈常车，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泰颠、闳夭，皆执轻吕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逸策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

《逸周书》，原名《周书》，亦称《周志》，又名《汲冢周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记载了周王朝的史实和制度等。此书出自河南汲县(今河南卫辉)的魏王古墓，古已有之。

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他的《经学略说》中，对《逸周书》的历史文献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今观《逸周书》与《尚书》性质相同，价值亦略相等。正史之外，犹存别史(《史》、《汉》无别史，《后汉书》外有袁宏《后汉记》，其中所载事实、奏议，有与《后汉书》不同者，可备参考。《三国志》外有鱼豢之《魏略》、王沈之《魏书》，不可谓只《三国志》可信，余即不可信也)，安得皇古之书，可信如《逸周书》者，顾不重视乎？”

《逸周书·克殷解》的那段文字，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也作了引用，可见毛叔郑历史上确有其人。

在史籍《后汉书·古今人表》中记载：“毛叔郑，文王子”。

东汉学者应邵在《风俗通义·姓氏篇》中记载：“毛氏系周文乏第八子叔郑封于毛，即周大夫毛伯，其后代以国为氏。”

唐朝学者张九龄在《姓源韵谱》中记载：“毛氏以国名姓氏，源于姬姓，文王第八子封于毛，周大夫毛伯是也，后因氏。望：荥阳、西河。”

宋朝大文豪欧阳修在他的《集古录》中曾记载有 及 这一条目：“薛尚功释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宫。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内门立中廷佑祝郑。王呼内史册命弁阝，王曰：“弁阝，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继五邑祝。今余惟疃京，乃命锡汝赤芾彤冕齐黄銮旂用事。”弁阝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弁阝用作朕皇考龚伯尊敦。弁阝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右《毛伯古敦铭》。嘉祐中，原父以翰林学士侍读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读古文铭识，考知其人事迹。而长安，秦汉故都，时时发掘所得，原父悉购而藏之。以予方集录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摹其铭文以见遗。此敦，原父得其盖于扶风而有此铭。原父为予考按其事云：《史记》武王克商，尚父牵牲，毛叔郑奉明水。则此铭谓郑者，毛叔郑也。铭称伯者爵也，史称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时器也。盖余《集录》最后得此铭，当作《录目序》时，但有《伯冏铭》“吉日癸巳”字最远，故叙言自周穆王以来叙已刻石，始得斯铭，乃武王时器也。其后二铭，一得盩厔，曰龚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风，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为何人也。三器铭文皆完可识，具列如左。”

在欧阳修的札记中清楚地表明，《毛伯古敦铭》中的毛伯就是毛叔郑。诸多毛氏谱内谓之叔聃者是错误的，大概是因为在《左氏传》中记录了“鲁卫毛聃”，遂以为名聃。

毛伯郑是西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八弟，西周初年被封于毛，爵位为伯，故史书称其为姬叔郑、姬郑、毛叔郑或毛伯郑，四种称谓同为一人。

毛叔郑的后代因治国有方，周宣王姬静曾赐鼎奖励，世称毛公鼎。此鼎于清道光年间在岐山县贺家出土，铭文四百九十七字，为皇钜制，被郭沫若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

周人原为姬姓，武王灭商以后，除按照尊崇上古帝王的习俗，对炎帝、黄帝、尧、舜、禹等 “先古圣王”的后裔和功臣谋士如姜太公吕尚进行封赐外，一次就封“其兄弟之国十有五 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当时还把商纣之子(禄父)封为诸侯。让他仍居朝歌，治理商代遗民；同时分王畿之地为三部，命自己的三位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各领一部监视武庚，谓之“三监”。谁知武王死后因继位的成王年岁幼小，由其叔父周公旦摄行政事，引起三监的不满，勾结武庚和商朝旧属反周势力发动了叛乱。周公平息叛乱以后，深感保卫新生政权的急迫性，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周公回师以后，举行了又一次的大规模分封，“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初两次封国一百多个，“封诸侯，建周姓”，把本族子弟和姻亲分封于当时叛乱者盘踞的地带和千里王畿线上，由这些亲族封国为周王室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毛国系周朝姬姓国。毛国与鲁、卫诸国一样，是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巩固周王室统治而分封的诸侯。在史籍《左传定公四年》中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在史籍《荀子·儒效》中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这些诸侯都是按照形势发展和需要而次第分封的，分封过程也不限于周武王、周成王时期，实际上在周康王、周宣王时期都在继续分封。

西周初期，周武王把胞弟叔郑封为毛(陕西岐山一带)伯。毛国之君，世代任周王室卿士，称“毛公”。叔郑在周成王姬诵时期任司空，位列三公之一，与召公、毕公齐名，具有极高的威望。例如，周穆王姬满外出巡游时，毛公与祭父等随行，曾与许国之君等一起在洧水之滨举行盛大的宴会活动。

姬叔郑为毛国开国之君，其后有姬班、姬庴、姬卫、姬得、姬过等。在史籍《左传》中提到的毛伯卫、毛伯得、毛伯过，就是指姬卫、姬得、姬过，均为周王室外卿士，子孙世袭伯爵。

毛伯(郑)不仅是毛国的首领，还在周王朝中担任司空之职，总管土木建筑工程等事务，他的伯爵爵位可以由其子孙世袭继承。毛伯是位很有军事才能的大臣，他不仅跟随武王伐纣建功立业，在武王逝世，成王继位后，还多次带兵(主要是毛姓部落)征战，见诸于史籍。

过去，一些史籍上流传是伯聃封于毛邑之说，应为误传。

在史籍《通志·氏族略》中称：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伯聃(一作明)，受封于毛邑(今河南宜阳)，爵位为伯，故世称伯聃(伯明)，他的后世子孙以其封地命姓，遂成毛氏。

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并非叫伯明，而是康叔，就是卫叔康。在古典小说《封神榜》中倒有个姬叔明，但据说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七十二子，史无记载有封地，更何况《封神榜》乃小说家言，不足以采信矣。

而在某些毛氏族谱中，将毛伯谓之叔聃，这大概就是因为在《左氏传》中记录有“鲁卫毛聃”，所以遂以为名聃，这是源出左丘明的《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记载的“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刑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毛国最初的封地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周宣王时的毛公鼎、毛伯敦盖等都出于陕西扶风，这证明了西周晚期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存在着毛国。据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的推测，毛公的采邑最早在陕西扶风，东迁后毛国也随之东迁于今河南籍水毛泉(今河南宜阳)。但此时的毛的封地已大为缩小，降为周王畿内的采邑。

在史籍《姓氏寻源·毛氏》中记载：“周采邑毛即河南籍水毛泉也。”在史籍《路史·国名纪戊》中记载：“毛，伯爵；河南籍水傍有毛泉，近上邦。”说明当时人所记载的毛伯所封之地已经转封在河南籍水的毛泉，这与后世所传的“伯聃封于毛邑说”一脉相承，互有所证。

因此，本书认为伯聃可能是毛伯的后裔，在周平王姬宜臼东迁洛邑后，毛国也随之东迁于河南宜阳。毛伯(郑)的伯爵爵位由他世袭继承，并继续在周王朝中担任司空之职，总管土木建筑工程等事务，食采于毛(今河南籍水毛泉)。

在后世所传的各种毛氏族谱中，均不见有将毛伯聃作为毛氏得姓之祖的说法，如：

在《韶山毛氏族谱·源流记》中记载：“吾姓系出周姬文王子毛伯郑之后，世为周卿，因国为氏……自宋工部尚书让，世居三衢……占籍吉之吉水龙城家焉。二十一世传至毛伯温公(以江西始祖毛让为一世)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考据西江宗人执谱相访，实属西河嫡派。”

在广西《贺州毛氏族谱》中记载：大唐开元乙亥(公元735年)秘监贺州毛衷序：“我始祖周懿亲国也。按《左氏》载：封国十有六，而毛其一焉，叔郑封为毛伯，而子孙因以为氏。秦并天下，罢侯，置守其地，而子孙遂涣散四方焉。”

在北宋毛渐《清漾毛氏族谱》中记载：“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封建宗亲，以弟郑封于毛。逮至周衰而国亡，其地入于荥阳，子孙因以为姓焉。毛氏之始，其源于此也。”

目前，唯有在湖南《锦堂毛氏族谱》中，晋咸和元年(公元325年)州陵开国侯毛宝自序曰：“毛氏本姓姬也，乃文王第九子，讳叔郑，封于毛，是为毛伯，而为毛氏之始祖。”显然，该族谱将叔郑指为文王第九子，当为错误。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君主卫康叔后裔姬彪夫，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西周初期，卫康叔名姬封，公元前1045年，周成王姬诵时期，叔父周公姬旦平定武庚叛乱，封康叔于卫(今天河南淇县朝歌)，建立卫国。康叔在当地统治有方，很快就把商朝的殷都改成了西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成了卫国的始祖。

据史料记载，卫国本封于康(今河南禹州)，故姬封又称康叔。周公将黄河与岐河之间武庚的封地及遗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祺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给康叔，使这七族遗民成为卫国的臣民，康叔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国号卫。

封康叔时，周公曾作文相诫，这就是著名的《康诰》。卫国在最强盛时疆土有今河北省南部，河南省北部以及山东省西部一小部分，与晋、宋、齐、鲁等国相邻。

卫国居于周王朝的北方，与狄为邻，常遭狄人入侵。春秋中期，卫懿公在位时喜好养鹅，且*乐奢侈。他养的鹅都有禄位，可以乘大夫一级的车出入宫门，大臣百姓非常不满。周惠王姬阆十七年(公元前660年)，狄人攻卫国，卫懿公让大家抵抗，国人却都说，鹅有禄位，让鹅去战斗吧。将士们全无斗志，全军覆灭。狄人攻入卫都，卫懿公被杀。后齐、宋援卫，立戴公于漕(今河南滑县旧城)，于是漕成为卫国的第二个国都。

周惠王十九年(公元前658年)，卫国在齐国的帮助下重新建国，都楚丘(今河南滑县)。卫国在楚丘时，卫文公姬辟疆当政。卫文公接受亡国教训，修明政事，奋发图强，重整军备，国力军力大增。

周襄王姬郑十年(公元前642年)，北方的邢国联合狄人再次攻卫国，遭到了卫国的强大反击。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635年)，卫国灭邢国。周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29年)，为避狄人，卫国又迁都帝丘(今河南濮阳)。

卫国虽为十二诸侯之一，但却是一个弱国，常受其他诸侯国的支配，进入战国后，国力更弱，无法抗拒七雄的进攻。

战国晚期，周郝王姬延五十三年(燕王喜元年，公元前254年)，魏国军队占领濮阳，卫国成为魏国的附庸国，但只有濮阳一地。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秦国攻下魏国的朝歌和濮阳，将濮阳作为秦国东郡的治所，迁卫君及其支属于野王(今河南沁阳)作为附庸。故而秦国在灭六国时并未触及卫国公室。

直到秦二世嬴胡亥元年(公元前209年)，秦二世才废卫君角为庶人，卫国灭亡。因此，卫国是西周所封十二诸侯当中除秦国之外最后一个灭亡的诸侯国家，也是立国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

卫国自康叔公元前1045年开国至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废卫君角为庶人，共历四十二王，八百三十六年。

卫康叔的裔孙为姬彪夫，是卫国建国后第三任君主卫考伯指正时期的卿大夫，其妻就是毛叔郑彪氏孟姬，在姬彪夫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彪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君主卫康叔后裔，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卫康叔名姬封，公元前1055年，周公姬旦平定武庚叛乱，封康叔于卫(今天河南淇县朝歌)，建立卫国。康叔在当地统治有方，很快就把商朝的殷都改成了西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成了卫国的始祖。

卫国传三十七世后，于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被秦国所灭，秦国大军攻破卫国都城濮阳(今河南濮阳)，俘虏卫元君，将其贬于野王(今河南沁阳)，其后裔子孙四处迁逃，其中有迁逃至古彪邑者。

古彪邑,就是今缅甸王国旧都城蒲甘，卫国王族后裔有以避邑名称为姓氏，称彪氏，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战国时期晋国君主晋平公姬彪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晋平公姬彪，为晋悼公姬周之子，公元前557～前532年在位，逝世后葬于今山西省侯马市西北新田。

晋平公执政时期，令著名的贤臣祁黄羊举荐人才，祁黄羊先后推荐了仇人解狐和自己的儿子祁午，留下传诵千古的“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美誉。晋平公曾在平阴大破齐军，在弭兵之会中与楚国平分霸权。

晋平公晚年好女色，因而有疾，在周景王姬贵四年(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曾求医于秦国。秦景公派遣医和往诊，医和诊病后告戒他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

晋平公逝世后，其子姬夷即位，是为晋昭公。晋平公的庶支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彪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五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战国时期魏国君主魏襄王后裔，属于以音讹字为氏。

不氏，源出魏襄王后裔不雨氏。

魏襄王魏嗣，是魏惠王魏罃之子，公元前？～前296年在位，逝世后别谥为魏哀王、魏襄哀王。

周慎靓王姬定三年 (魏襄王元年，公元前318年)，魏襄王曾联合韩、赵、楚、燕诸国，以五国合纵进攻秦国，结果不克而返。后派遣大夫惠施为魏国出使楚国。

周郝王姬延十九年(公元前296年)，魏襄王病逝，其子魏昭王魏遫即位。

魏襄王的后裔子孙中有不雨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不氏。不氏古读音为biāo(ㄅㄧㄠ)，这在典籍《正字通》中有明确记载：“不姓之不，转注古音，音彪。”

有不氏子孙以古音为字讹，遂称彪氏，世代相传至今。

二 分布：

今陕西省的西安市、安康市、铜川市，河北省的礼县、保定市，重庆市的彭水县郁山镇，安徽省的宣城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台中市等地，均有彪氏族人分布。

三郡望：

齐　郡：西汉时期先为临淄郡，后改齐郡，治所在临淄(今山东淄博)，其时辖地在今山东淄博市和益都、广饶、临朐等县地。隋、唐两朝改为青州北海郡。

均　州：东汉光武帝四年(公元28年)，刘秀遣刘隆屯田武当，始建武当县城，后改为均州。唐朝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僭位，废唐中宗为庐陵王，农历4月迁均州。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元)，设均州武当郡，领县武当、郧乡；后宋太宗把儿子楚王元佐削职为民，安置在均州。宋朝时期，名臣苏辙、尹诛、韩维、种谔、范纯粹、沈括等先后均有被贬官降职至均州的历史。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守御千户李春续以修筑。明朝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知州胡成熙修竣砖石建筑。清朝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州人贾洪诏等呈请署总督郭中丞柏荫，筹拨公款七千余缗，重修筑均州城临江桥护城堤，长五十余丈。均州城东临汉水，南遥接武当山。一般说古均州城位于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其实真正的古均州原址是在丹江口市肖川县，均州古城因为1958年修建丹江水库大坝而被淹没，永远沉没在汉江河底。今大丹江水库是亚洲第一大人工水库，于1973年竣工，水域面积八百四十平方公里(一百二十六万亩)，蓄水总量达八十一亿立方米。现在，人们可以在武当山上净乐宫的位置看见若干从江底打捞出来的古均州遗骸。

这首词中的意象。缺月、疏桐、寒枝，幽人独往，孤鸿缥缈，寂寞沙洲。显然这首词中啊，作者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托物言志，表达了自己孤高自诩，蔑视流俗的心境。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在这里苏轼通过写自己深夜院中所见的景色，营造出夜深人静、月挂疏桐的孤寂氛围。

“漏”，漏断的“漏”是指古人计时用的漏壶，漏断也就是指深夜，也就是说在漏壶水尽、更深人静的时候，他步出庭院，抬头望月。这是一个非常孤寂的夜晚，月儿似乎也知趣，从稀疏的桐树间透出清辉，像是挂在枝丫之间。

接下来的两句，“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周围是那么的宁静幽寂，在万物入梦的此刻，没有谁像自己这样在月光下孤寂地徘徊，他就像是一只孤单飞过天穹的凄清的大雁啊。

与《记承天寺夜游》中写到的闲人不同，苏轼在这里铺垫的是幽人与孤鸿的出场，这是一位独来独往、心事浩茫的幽人，同时还有那飘渺的孤鸿。当这两个意象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组重要的对应关系，让我们不由得联想到幽人那高冷的心境正与那飘渺若仙的孤鸿之影一般无二啊。

这两句既是实写景，又是通过人与孤鸿的对应，用象征的手法表达了幽人的超凡脱俗、不融于世，也写出了一种深刻的孤独，尤其是心理的孤独，是许多优秀的作品所要表达的终极关怀。

到了下阕苏轼更是把鸿与人放置于同一情境之中来写。“惊喜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这一句“有恨无人省”，简直直白至极地写出自己的孤独和寂寞啊。

人在孤独的时候总会茫然四顾，总要寻寻觅觅，但常常找到的最终不过是更多的孤独，不论是“有恨无人省”，还是“拔剑四顾心茫然”，其实都是对世间知音的极度渴望啊！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最后两句呢，继续写景写孤鸿，描写没有同伴的孤鸿只能在寒枝之间飞来飞去，拣尽寒枝却不肯栖息，最后宿于寂寞荒凉的沙洲，独自度过寒冷无比的夜晚。

这里虽然只写了孤鸿，不再写幽人，当我们却仍能深深地感受到人的存在，感受到作者贬谪黄州时期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诩，还有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在词中作者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加以对象化，写幽人与孤鸿惺惺相惜，在高超的艺术技巧之中蕴藏的是无比的深情。

扩展资料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宋代：苏轼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译文：残月高挂在稀疏的梧桐，滴漏声断人群开始安静了。谁能见幽居人独自往来，仿佛那缥缈的孤雁身影。它突然惦起又回首匆匆，心里有恨却无人能懂。它拣遍了寒冷的树枝不肯栖息，却躲到寂寞的沙洲甘愿受苦。

创作背景

据史料记载，此词为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十二月或元丰六年（1083年）初作于黄州，定慧院在今天的湖北黄冈县东南，又作定惠院，苏轼另有《游定惠院记》一文。

由上可知这首词是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苏轼因所谓的“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自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至黄州，至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移汝州，在黄州贬所居住四年多。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它同《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齐名，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小说名著。其四书各有所长，单就人物塑造上说，我偏爱于《三国演义》。书中人物颇多，像曹操、诸葛亮、周瑜、刘备、关羽、张飞之辈；吕布、张辽、赵云、于禁、李典之流。哪个不是英雄，有谁不是毫杰。有的是治世能臣，有的义气云天，有的智勇双全，有的忠贞不渝，当真是永放春秋，流芳百世。这些人物中，或忠或奸，或美或丑。其中，曹操、诸葛亮两个人物是全书塑造最成功、最中心的人物。曹操是粉脸奸臣，诸葛亮是治世能臣。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诸葛亮流传千古，曹操遗臭万年。这好像有些不公平，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它，也不讨论诸葛亮，专门讨论曹操。关于曹操的形象，近来争议颇多，特别是建国初期，兴起了一股为曹操翻案的热潮。一些在文学上颇有建树的同志也被卷入其中，像郭沫若就是其中之一。他说：“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一大歪曲”。1但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我们应该要区别对待，且不说曹操是否是历史上的歪曲，只说罗贯中是如何塑造曹操的，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为什么是个否定典型，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近来论争中涉及极少的，在这里，我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以便大家参考。

一、三国故事源远流长

我国历史上的“三国”，本身就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各色人物闪亮登场，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就记载了许多生动的三国故事，三国过后，在民间不断流传和丰富着三国故事。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看水上杂戏，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故事，晚唐诗人李商隐有《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可能是最早的记载之一，到宋代的“说话”艺术中，已经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可把“说三分”当作职业来做，说明三国故事在民间是非常流行的，人民也十分喜欢。还有，宋代苏轼《林志》曰：“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的“说话”已经有了尊刘抑曹的倾向。到元代，有三国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也记载了三国故事。其事故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轮廓，并以蜀汉为主线，还串以大量的民间传说，为后来罗贯中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素材。2在金元时期的戏曲舞台上也出现了大量的“三国戏”，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就有《赤壁鏖兵》等剧目，使三国故事得以更加丰富。再后来，元明之际的剧目中，以“三国”为题材的就有六十多种，并且有半数以上是以蜀汉人物为中心，颂扬刘、关、张的义气，而贬斥曹操的奸狡。具有明显的反曹倾向。

罗贯中就是在这些民间传说，戏剧舞台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三国演义》的。作为任何一个作者，他在创作前，都会考虑作品的可读性，要使作品流传千古，就必需符合人民的胃口，即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罗贯中也不例个，在创作《三国演义》时，采用民间传说来迎合人民，而三国故事在经过隋唐宋以后，就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尊刘抑曹倾向，他在创作时也就自觉与不自觉地保留了尊汉抑曹的观点。也就是在塑造曹操这个人物形象时，自觉与不自觉地把他归为否定形象的一面，并加以夸张的艺术手法，使一个粉脸奸臣、狡诈枭雄，玩弄权术于一身的曹操出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罗贯中在塑造曹操这一形象上，民间传说中的尊刘抑曹的倾向，差不多起了决定性作用。3他只能将曹操写成一个老谋深算、阴险狡诈的形象，而不能把曹操写成一个像刘备、关羽、张飞式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塑造的最中心、最成功的人物——诸葛亮、曹操两个人物都流传千古，诸葛亮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超人的才智，冷静的头脑，在他身上，集中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才情和智慧，以及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而曹操则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他的身上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诡诈、残忍、多疑、机变等一系列特征，是封建统治者的典型。关于这点，黄立新老先生说得较清楚：“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确实是个有作为的人，他代表了当时寒族地主阶级利益，……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存在着阶级的残酷，狡诈的恶德。”4这两个人物一正一反，开成鲜明对比。而这两个人物都是在民间深受人民喜爱的，但具有明显的偏重倾向，总是将诸葛亮归为正义，而把曹操当成灾星，是人民的大敌。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很可能也是出于无耐，才把他写成这个样子的。

在这里还要注意一下《三国演义》的版本，目前，学术界认为最可靠的有两种本子，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是《三国志演义》。前者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回，明代嘉靖年间刊刻，较接近罗贯中的原本，但文字粗朴，内容平易。后者全书一百二十回，是经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增删评点的本子，毛氏父子主要在回目、文辞、论赞、诗文等方面进行了整理，修改，使全书更加紧凑完整，大约成书于康熙年间，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本子，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是毛氏修订本。在书中，有明显的尊刘抑曹倾向，对我们了解曹操的本来面目有些困难。所以有许多人对曹操这个形象产生了怀疑，书中的艺术形象与历史上的政治家有了一大段的距离，这就是罗贯中的民间性原因所致。

二、罗氏的时代正统思想的射映

作为历史人物，承担后人的是是非非，好像是不可推托的责任，不管他对历史有多重大的作用，只要后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会有天壤之别。就曹操而言，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没理由否认，但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确实是个被否定的典型。却也有颂扬的地方，如曹操大破袁绍于官渡，以不足敌方十分之一的军力而把敌方打得一败涂地，使其一掘不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罗在《三国演义》中，对曹操有褒有贬，有扬有抑，这不能说不与罗氏的生活时代，价值取向无关。

关于罗贯中，我们知之甚少，据明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竞不知其所终”。由此可知，罗贯中大略生活于元末明初。5作为生活于两朝之交的时代，目睹了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历经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有可能他还参加过农民起义，因明人说罗贯中“有志图王”，6从这点看，他应是元明间人。鲁迅也说罗贯中为“元明间人”。（见《中国小说史略》）。对于生活于这样一个动荡年代的作家，他的创作肯定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当时的起义以恢复汉族政权为号召的，把北方元朝政权比做三国时的曹魏政权，这在当时是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的。从宋起，汉族政权就屡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掠，退居偏安江南，就早也把北方政权比做曹魏了，罗贯中也是当时人民之一，对北方政权（元朝政权）当然有一定的否定因素。这根本不足为怪，完全可以理解，他的《三国演义》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写成的。元朝政权眼看就要崩溃，他不可能还要对元朝政权大加赞赏，而把曹操写成一个有德之士吧！他反对元朝政权，也就是反对曹魏，即曹操，为了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否定性形象，也是无可厚非的。

在这里，还存在一个时代价值取向和正统思想的问题。所谓“正统”，不过是统治者为其统治的合法性而控制人民的思想武器。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找借口，以让人民承认政治权力之合法性。7或说政权的来源承接尧、舜的禅让，或说统治区域是中原——黄河流域，或说自己乃皇室后裔，最终却是一个目的：巩固统治，与人民的利益关系并不大。三国以后，各朝统治者有各自的正统观念，晋朝是承魏而建，它就以魏为正统，以蜀汉为非正统。陈寿著《三国志》就以曹魏为正统，以蜀汉为偏霸的，到宋代，又出现了民族并存政权，金、辽、宋并存，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都把自己说为合法政治权力，金、辽在北方，自比曹魏，地统中原，是正统；宋地处南方，偏安江南，势如蜀汉，以蜀为正统思想。而罗贯中的时代，起义以恢复汉族政权为号，也就是和宋的正统观一致，因而，就得否定曹魏的正统，既否定曹魏，也就是否定曹操，在作品中，曹操就不能堂而皇之了。也就是说，罗贯中不可能在作品里给曹操脸上添光，而是有些加黑。

三、抹不掉的历史

前面，我们以作品的民间性和时代性两个方面论述了罗贯中在塑造曹操的形象时，有意无意地将曹操写成一个反面人物，使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特性能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以作为作者的一个借托。但就这两方面的影响，还不足以说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形象的塑造。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书中的曹操不止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有好，也有坏，坏中有好，好中有坏，让人捉摸不透。要不然也不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从这点说，我们不得不承认罗贯中的高超绝技，既然是好坏兼备，而前面我们都说的是影响罗氏塑造曹操坏形象的方面的因素，那么，又是什么影响罗贯中在写曹操时大加赞赏的呢？

《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它就必得尊循历史，受历史的影响较大，往往是实多虚少。生活于三国时代的曹操，罗贯中固然不能了如指掌，只能通过“小说”、史书等材料来对其了解，而最权威的史料莫过于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陈寿《三国志》中，曹操是三国时期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现在，我们还应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8他在当时文学领域独领风骚，在他的昌导下，“建安文学“得以发扬光大，他自身也很有成就，诗文并茂，独树一帜，现今还有多篇文章流行于世，《嵩里行》大家想来不会不知道吧，这就是曹的佳作之一。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说他是一位文学家一点不过分。

在《曹操集》的出版说明中，开篇就说：“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人，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9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曹操的确是我国三国时期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在他出生的前后，社会矛盾加剧、阶级矛盾激化，世家贵族地主阶级控制的东汉政权开始瓦解，并面临崩溃。在公元一百八十四年，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形成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地方割据势力集团。曹操也是其中之一，他推行法家治国思想，使自己的实力逐渐加强，通过二十多年的争斗，终于统一了北方。曹操认为要进行统一战争，就必需得效法于秦汉，实行法家的耕战政策，大兴屯田，用各种办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的《置屯田令》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10这段文字足可见其屯田强兵之策，还有《败军令》、《孙子注》中，都反映了他主张法治的观念，反对礼治的尊法反儒思想。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可取之处，我们今天不是在高喊“依法治国”吗？不就是效法于古吗？陈寿《三国志》这样评价曹操：“汉末，天下大乱，雄毫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权，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好一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可能算是对曹操较为公平的评价。历史上的曹操，系统看来，他有五大优点：11

第一，生机勃发，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度。这在《三国演义》中也颇为显眼，从曹操一出场开始，便有所反映。当董卓作乱，群臣措手无策，只是痛哭时，曹操站出来说：从早哭到晚，从夜哭到明，就能将董卓哭死吗？群臣异样，操便出了个刺杀董卓的主意，并由他自己去执行，但刺卓未获成功，他却来个跪地献刀，瞒过董卓，潜逃乡里，但各诸侯争势夺利，迟迟不肯进兵，曹操便问：“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又曰：“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却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矣。”12这是何等精妙的分析，可惜，各诸侯各怀异心，否则，这段历史又将是另一种写法，这里，也可看出曹操的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度。

第二，唯才是举，随能任使的博大胸襟。关于曹操唯才是举，历来受人称赞，他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文史天地》写到：“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堪称曹操的文胆，阮瑀被曹操网罗的过程，颇有戏剧色彩，当初，曹操雅闻其名，征召他出来做官，不应，连连逼促，阮瑀乃遁入山中，不料，曹操有一颗火热的心，不肯罢休，使人放火烧山，阮瑀招架不住如此热情，只得出山。13投其门下，这是说他求才不择手段，却可看出他“求贤若渴”。不止如此，像敌方的徐庶、周瑜、关羽他都想聘用。他曾以强力将徐庶聘归营帐，而徐庶却不献一策。他对周瑜的聘任：“曹闻听周瑜年少有美才，乃秘密下扬州，遗蒋于往说周瑜，可惜周瑜不为所动，否则，‘亦壁之战’这一页将是另一种写法。”

第三，赏功罚罪，严正不苟的法治观念。曹操能统领百万雄师，靠的是什么，是严正不苟的法治。古者有云：“法不加于尊”，而操则不然，他的战马受惊，误入麦田，按曹操自制的军法，践麦者斩首，而自制法又自犯法，他觉得不加法于已，将无法服众，于是想出了“割发代道”之计。既打破了“法不加于尊”的古训，又维护了军法的权威。两全齐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况且，割掉几根头发，也不是什么大碍。曹操在《败军令》中说：“司马法”“将军死绥”，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可见他赏功罚罪，正大光明。举个实例：淯水兵败后，夏侯敦部下乘乱掳掠，受到于禁严历制裁，被制者不满，反污于禁造反，而于禁不加申辩，仍全力整兵迎击张绣，义无反顾。战后，操当即表彰于禁：“淯水之难吾甚狼狈，将军在乱中能整兵讨暴，有不可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封于禁益寿亭侯，同时责夏侯敦治军不严之过。这可算是做到了赏罚公平。

第四，体恤百姓，保持农业生产，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在征张绣时，号令三军，不准作践麦田，不准掳掠百姓，违者“斩首”。在征袁绍时，重申军纪：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攻克冀州后，便急令宣布：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尽免今年租赋。这些都是他民本思想的具体表现，以民为本，实乃俊杰。

第五，不畏人言，不惮风险的精神。在汉末，“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吞八荒，权势越大，各公卿，士大夫便群起而攻之，对其大加猜忌，谤议，而曹操则无所谓，无意激流勇退。

以上几点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也是历代英雄的志气，曹操具有这几个优点，也算不枉为英雄了，而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这些优点都是有迹可寻的，说明罗贯中在塑造曹操时，还是采纳了历史因素的。不光如此，有时还加以夸张。这就是历史演义小说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的缘故。

四、我的一些说法

综上所述，罗贯中在民间传说的影响下，对曹操采取了抑制的办法，作品反映出来的就只能是一个否定形象；而罗贯中的时代背景，也不容许他对曹大加赞扬；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曹操在罗贯中笔下不能翻飞为“诸葛亮”式的人物，诸葛亮要他来衬托。就这两方面来说，曹操的形象被塑造成否定人物，也势在必然。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曹操虽是奸诈，却也善良，并且，还为老百姓作了不少好事，对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功不可没。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就应该以实为本，以虚为补充。罗贯中在塑造时也没忘了这一点，将曹操写成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人物，说他简单，是说他可用一个字概括——奸；说他复杂，是说他丑中有美，美中有丑，恶中有善，善中有恶，让人捉摸不透。我们在读《三国演义》时，就只读到了简单的一面，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喊为曹操翻案，看来，我们还需再读一遍，去体会罗贯中写曹操这个人物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