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在晚清戊戌变法那场震惊朝野内外的政治变局中，翁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以往政治史与法律史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往往注重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 思想以及变法主张的研究，而忽略对翁同的研究。毋庸置疑，康梁二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动者和主导者，然而，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初，朝中最强有力的变法支持者却是翁同。

翁同（1830—1904），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朝帝师三十余载，深受帝后两宫宠幸，在朝中威望甚高。

关于翁同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表现，概而言之，是前后矛盾的:既表现出积极进步的一面，同时也表现出消极保守的一面。一方面，翁同积极支持变法。翁同日记记载，1889年2月5日，翁同与孙家鼐向光绪拜年并提出“圣贤之治，迹不尽同”的建议。同年2月6日，翁氏更是向光绪进呈冯桂芳的《校庐 》一书，冯桂芳是戊戌以前著名的变法思想家，该书对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宗旨作了集中阐述。另据翁氏后人翁万戈先生披露的日记手书原稿显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闰五月初九日（1895年7月1日），翁氏曾与康有为有过会面。当时翁氏对康有为极为欣赏，并积极向光绪引荐，建议打破祖宗法制，康有为可直接向光绪“条陈奏事”。另一方面，在向光绪引荐康有为之后，翁氏却又表现出对康有为以及变法运动的反对情绪。

翁氏后来为什么会对康有为以及变法运动产生反对情绪？学界对此有诸多争论。笔者认为，原因可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翁氏与康有为在变法观念上的分歧。翁同与康有为两人都主张变法，康有为逐渐成为戊戌变法的主导者得益于翁氏的引荐。尽管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翁虽然支持变法，但他骨子里推崇的仍然是程朱理学一脉，以至于与康有为产生变法的“道”“器”之争。翁氏于1889年曾向光绪推荐《校庐 》，事实上，该书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的生存图强之路应该“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而康有为的变法立场则显得较为激进，他主张变法不仅要从“器物”层面入手，更重要的是从“道”的层面入手，应该更为广泛和全面地变革政治制度。因此，康有为对汉唐以来既定的传统进行了系统改造（这种改造主要包括义理和制度两个方面），完全背离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主流认识。正因为如此，当康呼吁变法要改造传统义理和制度时，翁氏与康有为在变法立场上出现了分歧。

第二，翁氏个人一己权益之念。著名公法学者萧公权先生在《翁同与戊戌维新》中着重强调了这一观点。萧公权从翁氏的个人性格与心术出发，认为翁同作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在积极支持变法的同时，也致力于继续巩固自身的地位。翁同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关系一直颇为紧张，这是晚清官场中公开的秘密。所有证据指向只有一种解释，即翁氏排斥李鸿章、张之洞的目的在于获取变法的主导权。既然如此，翁氏与康有为的关系最终走向终结，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初，翁氏为了在变法中抗争李张二人，大量引进张謇、汤震、陈炽以及康有为等变法新锐力量，作为自己变法的得力助手，以弥补自己在变法方面知识的不足。在翁氏向光绪引荐康有为之后，康有为激进的变法主张更为光绪所认同和接受，逐渐取得变法运动的主导权，这是翁氏引荐之初始料未及的。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出现在总理衙门，翁氏当天日记记载:“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大端，狂甚。”“狂甚”二字，实为翁氏当时对康有为态度的真实表达。这样，为了与康有为争夺变法的主导权，翁同不惜反对康有为以及康有为主导的变法之路。

第三，帝后两宫之间在变法方面的分歧。在变法运动之初，慈禧太后对变法持支持态度。翁氏试图通过变法来缓和两宫的关系，因为慈禧和光绪至少在表面上对变法达成了共识。随着光绪对康有为激进变法思想的日益接受，慈禧开始走向反对和阻挠。翁同与慈禧的主张一致，都认为变法不能触及“祖宗法制”之根本。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引荐康有为，使得后党对翁氏展开制约和攻击，已经损害到他的政治利益。因此，翁氏为了在帝后两宫政治斗争中自保，急于修复与慈禧及后党之间的关系。修复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摆脱与康有为之间的关系，脱离变法派的阵营。

翁同后期在变法问题上左右摇摆的态度以及矛盾冲突的表现，令光绪帝逐渐对其失去信心，视翁氏为变法的绊脚石。终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廿七日（1898年6月15日），翁同被罢黜回常熟家中。同年10月21日，慈禧懿旨传来:“翁同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戊戌维新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翁氏个人的政治生命也走向终结，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变革道路更是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清朝爱新觉罗的后裔之后都四散而去了，有的改姓。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近70年间，爱新觉罗家族流散各地，皇族身份已成了历史，政府行为的修谱已无可能，纯正的血统已无保障，婚姻状况也日趋复杂，几乎没有任何家谱问世，家族人口的统计已很困难。

但1937年之前康德伪皇帝在伪满洲国最后一次整体的修缮了家族谱系，所有宗室、觉罗都罗列其上，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后爱新觉罗密雅纳支派根据原先存留下来的碟谱和东北辽中新民地区的情况又由家族族长带领修缮了谱系，《爱新觉罗宗谱密雅纳支》 每十年系统修订一次，已经成为定规。经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批准，爱新觉罗密雅纳支派恢复了家庙，每年的阴历五月十三举行家族内祭祀。

清代将爱新觉罗氏分为宗室和觉罗，以示血缘远近区别，同时将一些有功之臣赐姓为觉罗，如觉罗纳木泰（原姓舒穆禄）、觉罗吴拜（原姓瓜尔佳）等。

民国至新中国文革期间族人多将姓氏改为汉姓， 如金、艾、赵、肇、罗、王等。

清朝末代皇帝宣统未生子。下面是他的亲戚都是爱新觉罗是的后裔。

溥仪有三个弟弟，七个妹妹，分别如下：

二弟 溥杰（1907年—1994年），字“俊之”。娶嵯峨浩，生两女，享年88岁。

大妹 韫媖（1909年—1925年），嫁郭布罗·润良，无子女，享年17岁。

二妹 韫和（1911年—2001年），改名“金欣如”；嫁郑广元，生一子三女，享年91岁。

三妹 韫颖（1913年—1992年），改名“金蕊秀”；嫁郭布罗·润麒，生三女，享年80岁。

四妹 韫娴（1914年—2003年），改名“金韫娴”；嫁赵琪璠，生一对子女，享年90岁。

三弟 溥倛（1915年—1918年），四岁夭折。

五妹 韫馨（1917年—1998年），改名“金蕊洁”；嫁万嘉熙，生三子一女，享年82岁。

四弟 溥任（1918年—），字“友之”，改名“金友之”；娶金瑜庭，生三子两女，现年93岁。

六妹 韫娱（1919年—1982年），字“芯多”，改名“溥韫娱”；嫁王爱兰，生一子四女，享年64岁。

七妹 韫欢（1921年—2005年），字“芯笑”，改名“金志坚”；嫁乔宏治，生两子一女，享年85岁。

堂兄弟　　

爱新觉罗·溥聪。　

爱新觉罗·溥儁，光绪大阿哥。

爱新觉罗·溥侗，民国四公子之一。

爱新觉罗·溥佐，书画家。

爱新觉罗·溥伟，清末恭亲王，溥仪皇位的主要竞争对手，光绪末期三太子之一。

爱新觉罗·溥儒，书画家。

爱新觉罗·溥伒，书画家，光绪末期三太子之一

爱新觉罗·善耆，清末肃亲王，川岛芳子之父。

扩展资料：

爱新觉罗（Aisin Gioro）是清朝皇室姓氏，源于早期女真族。满语“爱新”为金的意思，常见说法称“觉罗”为姓的意思，但实际上满语中“姓氏”一词原文为 hala（汉语哈喇、哈拉）。

古女真人并不注重自己的姓氏，皆冠以部族名为姓。比如完颜部的人就很多姓完颜，叶赫部的人就大都姓叶赫。努尔哈赤远祖姓夹古，是爱新（旧女真“按出虎部”）部族的远支。遂其一支都冠以觉罗。遂随部族冠姓爱新（满语 aisin，金的意思）又因其为远支，则冠以觉罗（满语 goro 或 gioro，远支的意思）。

遂称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其子皇太极建国清朝，效仿汉制，取消远支大宗之分，使爱新觉罗成为一个姓氏。由于古代女真族远支宗室划分详细，遂许多姓氏就出现了觉罗的划分：伊尔根觉罗、阿颜觉罗、舒舒觉罗、葛籣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扈伦觉罗（呼伦觉罗）、嘉木瑚觉罗、阿哈觉罗、伊拉拉觉罗、察拉觉罗等等。诸觉罗的前两（三）个字是地名或身份，后两个字是姓。

满洲姓氏

一部分是姓（哈喇），一部分是基于血缘宗亲关系的族名（穆昆）。爱新觉罗一姓中，觉罗为姓，爱新是族名，两者的关系类似汉族中某姓和某家族的关系（张姓与桐城张氏，翁姓与常熟翁氏等）。类似的那拉氏有叶赫那拉、乌拉那拉、辉发那拉等分支（叶赫、乌拉均为地名），瓜尔佳氏有苏完尼瓜尔佳、安图瓜尔佳等分支。因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该族遂成望族，以全称相称，“爱新”遂变为姓氏的一部分。

其子皇太极建国清朝，效仿汉制，取消远支大宗之分，使爱新觉罗成为一个姓氏。由于古代女真族远支宗室划分详细，遂许多姓氏就出现了觉罗的划分：伊尔根觉罗、阿颜觉罗、舒舒觉罗、葛籣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扈伦（呼伦）觉罗、嘉木瑚觉罗、阿哈觉罗、伊拉拉觉罗、察拉觉罗等等。诸觉罗的前两（三）个字是地名或身份，后两个字是姓。

爱新觉罗氏统治中原初期，子孙并未按照辈分命名，康熙年一采用“胤”字，其中康熙帝之子雍正的名字为胤禛，孙辈用“弘”，曾孙辈用“永”。

康熙六十年时，康熙曾就爱新觉罗的这个姓与乾隆有过对话。

康熙：“你知道爱新觉罗的意思吗？”

乾隆：“是金子的意思。“

康熙：“那你觉得这世上最宝贵的是金子吗？“

乾隆：“不是，仁义为最宝贵。”

乾隆时，又根据他作的一首诗，定了后人用“绵”、“奕”、“载”。

道光时定了“溥”、“毓”、“恒”、“启”。

咸丰时定“焘”、“闿”、“增”、“旗”。

1938年修续爱新觉罗氏宗谱的同时，溥仪又添了12个字，“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

清朝皇族兄弟在避讳上亦没有划一方法。胤禛登基后，其兄弟则改名为“允”字辈，但其子乾隆帝弘历即位后，并不要求兄弟避讳。当乾隆传位予永琰后，为免其他人要改名，反而将永琰改名为颙琰。道光帝绵宁继位后也把自己名字改为旻宁。

家族庞大，为了细分，由嘉庆开始，又规定同辈同一世系第二个字的部首要相同。例如咸丰帝叫奕詝，有同父异母兄弟奕䜣、奕誴、奕譞等，他们的名字的第二个字都是“言”部。庆亲王奕劻，因其出生时已不属于近支，则自取偏旁。

2011年9月15日，“清祖文化园”在吉林省敦化市开园，在其主体建筑“清祖祠”里，一幅清代皇室爱新觉罗家族的族谱问世，该族谱长40米，高10米，是全中国面积最大的族谱之一。

参考链接：

爱新觉罗氏-

　　翁同龢

　　发布于：2006-6-11 浏览：230次

　　翁同龢（1830——1904）曾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他是一位大政治家，又是一位大书法家。

　　半亩园是常熟赵氏的藏书楼，背山面溪，亭边花木扶疏，轩畔湖石嶙峋，阁下竹影摇曳。幽雅的环境正适合文人雅集。1872年至1874年，翁同龢因丁忧回籍守制，有短暂的赋闲，常熟及周边地区的文人便云集于此邀翁氏谈书论法。盛情难却，翁同龢便把多年来自己的心得和盘托出——

　　翁同龢认为，秦汉时期，书法家中的上乘者寥若晨星。他敬佩蔡邕，《鲁峻碑》写得“骨气洞达，爽爽有如神力”。还敬佩钟繇，《乙瑛碑》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在隋唐以后的书法名家中，翁同龢特别推崇颜真卿的书法，《多宝塔》工整严谨，用笔劲健；《家庙碑》柔中寓刚，绵内藏针；《争坐位》苍秀流利，舒卷有度。颜字的诞生，使中国的榜帖匾额一展新的形容，颜字的风格，体现了雄视四方的盛唐气象。翁同龢还认为怀素笔走龙蛇，气势磅礴，活而不脱，离而不散，为学习草书的范本。

　　清末，学习秦汉篆隶、北碑的风气日盛，翁同龢认为学习碑帖重在学其气势，轻在形似。学习碑帖的态度应是“博采”而不“专一”，陶冶众体自成一家。

　　翁同龢认为临池者应掌握分布和着笔这两大关键，对字的结体和行的章法上，“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入险绝，复归平正。”这些话已领略到否定之否定的意趣。翁同龢还强调：“横划之平，亦为书家一大关键。”至于落笔，则“须曲折并须灵动”、“须悬臂，笔势要张”。又指出书写的常见病是“下笔处未能顿足”，“不顿则全字结构皆散且飘走站不起”。“要留意落墨时圆润有力”，“讲逆锋法，则搦管要虚和”，字的结体才能“刚柔俱美”。

　　翁同龢还强调成熟的书法应具备“气”、“势”。气势大而体现在篇幅的章法上，小而体现在点划的结体上。结体应有硬度，“书贵瘦硬方通神”。硬度和运腕有关系，“腕中无力，不得佳书”，而执笔坚实，腕方有力。

　　翁同龢认为临摹古帖和研习书论两者相得益彰。“名家之书，左规右矩，毫芒皆有法度，非墨池笔zzzz不能造此境。”而临帖不应忘阅览书论，只有不断吸取前人和当代人有关书法的经验，书法才能日益精进。他研习书论，上追孙过庭、宋四家、元代赵孟頫的书法策论，对本朝的包世臣的《艺舟双揖》也推崇备之。

　　娓娓而谈、款款而论，一席话使听者心悦诚服。随着听者的鸿雁传递，翁氏半亩园论书，影响远播四方常熟籍的宦游之人。不久，京城有识之士也纷纷谈论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