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安顾氏宗谱，著者待考，清道光 3 年（公元 1823 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暨阳顾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 14 年（公元 1925 年）绳武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暨阳平阔厚丰顾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 16 年（公元 1926 年）植嘉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靖江顾氏宗谱，著者待考，著者待考，民国 22 年（公元 1933 年）经畲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南通顾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 20 年（公元 1931 年）南通翰墨林铅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舶口阜顾氏宗谱，（清）顾庄等纂修，清光绪 13 年（公元 1887 年）刻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吴江顾氏族谱，（明）顾绍业、顾绍龄纂修，民国 7 年（公元 1918 年）柳弃疾南社丛刻红格手抄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上海顾氏家乘，（清）顾德溥等纂修，清乾隆 10 年（公元 1745 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上虞西华顾氏宗谱，（清）顾霁等纂修，清宣统 3 年（公元 1911 年）格思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宜兴阡塘顾氏宗谱，（民国）庄拱辰纂修，民国 31 年（公元 1942 年）永寿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无锡顾氏大宗世谱，著者待考，清同治 13 年（公元 1874 年）佑敦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无锡南河顾氏宗谱，（清）顾璋清等纂修，清光绪元年（公元 1875 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家乘是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字。春秋时晋国史书名《乘》，后因称史籍为史乘。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撰有日记体《宜州家乘》，后人撰修家谱，袭用“家乘”之名，意为家族之史。谱牒是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有专记帝王诸侯世系的，也有记载一姓一族世系及重要人物事迹的，后者又称“族谱”“宗谱”“家谱”或“家乘”。魏晋南北朝时特重门第，官方选用人才必须考察谱牒，因此，撰修族谱之风盛行，隋代以后虽然施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取仕，但直至明清时期，许多家族仍编修族谱。族谱主要内容有姓氏起源、播迁、分支始祖、世代相传的统系、辈字、祠堂、祖茔、族规等，正文前有序和凡例。

根据谢氏宗亲网介绍:谢家最早见于记载的家谱，是南朝人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时引用的《谢氏谱》，其中又分为《陈郡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前一种家谱在书中共引用七处，后一种引用一处。从全部引文综合分析，这两种家谱的基本内容，包括东晋时两族谢氏人员的名讳、字号、承属关系、官爵、姻娅、子女、子女婚配等等。当时的社会特别重视谱牒，不仅朝廷选官要查寻家谱，而且社会上嫁女择婿也要以家谱为据。为防止假冒，国家还专门成立有谱局，社会上也有专门编撰和研究谱牒的世家。所以谢氏最早的家谱，有可能是根据谢氏提供的资料由官府修成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东晋建国以后。

《世说新语》所引用的《谢氏谱》，大概出自当时的官谱。至于《隋书·经籍志》中收录的《谢氏谱》十卷，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家谱，即可能出自谢氏族人之手。但遗憾的是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了。

目前所见谢氏最早的一部完整家谱，是宋朝人汪藻根据《世说新语》和魏晋南北朝及隋朝史书编辑的《世说·陈郡阳夏谢氏谱》。全谱包括世系表、正文、别族、人名考补四个部分，收录三国至隋陈郡谢氏94人，附录会稽谢氏4人。这部家谱的现存最早刊本，藏于日本，与宋本《世说新语》汪藻《叙录》放在一起，近年曾以珂锣版影印的形式与《世说新语》联合刊布发表。

修谱

谢氏修谱，约始于东晋、南朝时期。南朝梁刘孝标为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作注释时，曾引用《谢氏谱》。此谱分为《陈国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此外，《隋书·经籍志》着录《谢氏谱》十卷，《新唐书·艺文志》着录《谢氏家谱》一卷。可惜这些书都已亡佚。

据福建谢氏源流研究室主任谢宗楷先生多年调查、发掘、整理，初步发现共有谢氏族谱401部，其中，福建省 166部，涉及44个县市，江苏3部，浙江 23部，安徽5部，江西8部，山东4部，河南3部，湖北2部，湖南6部，广东8部，广东2部，四川1部。台湾档案机构藏谱目录168部，泰国2部。另有《世界谢氏通讯》报导的《成都谢氏族谱》《深圳石岩龙银山谢氏族谱》《广东南海谢氏族谱》等多部族谱，可见谢氏谱牒资料还是相当丰富的。这些族谱，存有宋、元、明、清及近现代名人作的序数十篇，其中著名的有宋代《苏公老泉赠谢氏谱序》、黄庭坚《谢氏世谱序》、苏轼《谢氏宗谱谱序》、朱熹《谢氏宗谱序》、彭龟年《谢氏旧谱序》、文天祥《江西信州叠山谢先生谱序》、谢枋得《修辑族谱原序》及当代著名女作家冰心为福建长乐谢氏宗谱所写的序。

宋代的作者都是著名人物，按理说所作谱序应是非常珍贵的，但是，有些问题却值得考虑：首先是谱序的真伪应予以辨别; 即使是这些名人所写，由于时代的、阶级的、知识的局限，他们论述之事是否符合史实，也须加以研究。例如：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苏轼所写《谢氏宗谱谱序》(一本作《谢氏族谱序》)，落款“宋元祐五年知杭州眉山苏轼”，一本作“知浙江杭州眉山苏轼东坡”，一本作“通判浙江杭州眉山苏轼”，其中必有传抄者妄自增删者。文中有“熙宁三年余以谪通判杭州”、“绍兴与杭接壤”等语。据《苏东坡年谱》载，苏轼先后两次去杭州任职。第一次是宋神宗熙宁四年辛亥(1071年)，因获罪王安石，“乞外避之，除通判杭州”;第二次是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除龙图学士知杭州”。于此可知，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的时间为“熙宁四年”，而不是“熙宁三年”;元祐五年应为“知杭州”而不是“通判浙江杭州”。再者，“绍兴”作为地名，最早是在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而北宋时的苏轼1101年已死，怎能会有“绍兴与杭接壤”之语呢更重要的是文中所说“谢氏自申伯得姓”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申伯从来也没有姓过谢。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即使出自名家之手的谱序或谱中所记内容，也必须经过鉴别方能采用。

宋代以后，谢氏由于分散全国各地，随着私家修谱之风的兴起，各地的谢氏族人也纷纷修谱，发放给族中宗亲，并定期续谱，不，断更新。每当新谱一出，旧谱除留少数几部由族长保存外，其余全部销毁，加上社会动荡和天灾人祸，早期家谱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就笔者所知，目前台湾谢氏族人保存有一部明朝万历年间所修的《谢氏统宗志》，大概是较早的一部家谱。至于在此以后的各种落谱牒，较为常见者，有民国时期所修《谢氏宗谱》、明万历《海沧石塘谢氏族谱》、清同治《南海丹山谢氏世谱》、《番禹芳村谢氏族谱》、《西贡沙角尾谢氏族谱》、《深圳石岩龙眼山谢氏族谱》、浙江上虞《盖东谢氏宗谱》等。

1947年，由硕儒谢鸿轩发起并主持，约请各地谢氏宗亲，开始编写一部新的家族通谱。经过多人一年时间的辛勤耕耘，新谱于次年冬至日全部修毕，并请谱师来宗祠中雕版印谱。又过了半年，新谱雕印完毕，共32部，每部12册，定名为《谢氏宗谱》，由于社会动荡和战争的影响，目前这部家谱完整的只有两套。另在台湾的大半套，是由修谱者本人于1949年从大陆带去的。当时修谱者正在督印新谱，来不及将谱印完，仅带一些印毕的纸页匆匆上路。至台湾后经分捡整理，编为家谱的第二至十册。另外三册终因海峡隔阻，多年来一直未能补齐。

近年来两岸关系解冻，寄居台湾的谢姓人纷纷回思念多年的家乡寻根祭祖，又从家乡访得新谱的第一、十一、十二册，带回台湾，使分散的家谱终于合璧。

世系

在谢姓人及其编修的家谱中，多称炎帝为太始祖，申伯为始祖，并说他是炎帝的六十三代孙，在周宣王五年(前823年)因功被封于申国谢邑。子孙别姜为谢，以地为氏。这样，就用一条血缘纽带把炎帝和申伯联系在了一起，同时还确定了申伯受封的确切时间，不过，仅就这一时间而言，历史上还有不同的记载。就笔者所见，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书籍是《竹书纪年》，这本书原是一本在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从魏安厘王墓中发掘出来的书籍，记夏商以来至魏哀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它的原书在宋代以前已经亡佚，今天所能看到的除几种辑本外，还有一种是由明朝人伪造、假称是南朝人沈约编定的《竹书纪年》。属于辑本者一般还能遵循历史的原貌，不擅自改写或添加原文;伪造者不仅全部抄袭他书，而且还随意添文去字，望文生意，甚至加注日期。说申伯在宣王某年确切受封者便出自这本伪造的书中，全文是“宣王……七年，王赐申伯命”，而前者对此事只字未提。这种确切的受封日期与前述受封时间虽有两年之差，但也大约是其说的根据，当然也不否认可能是另有所据。至于谢姓有关家谱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做法的初衷，大约也不外乎为了解开人们心中可能存在的疑问，使人有一种确切无疑的历史感，同时也使之树立一种以祖宗为荣的自豪感。另外，大约也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谢姓人还编定了自己传说中的世系，并在这一世系中确定了自己列祖列宗的姓名，以及他们的事迹、婚配、子女、迁徙、寿夭、在位时间等情况，使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到了他们在后人心目中的位置。

关于谢姓传说中祖先的名字和世系，不少家谱都有记载，其间虽存在一些差别但大同小异。

八世祖考榆罔公，在位55年。蚩尤作乱，禅位黄帝，降为侯。妣伊耆氏，子帝柱。

九世祖考帝柱公，因父降为列侯，分封丁洛，世袭其职。妣伊耆氏，子庆甲。

十世祖考庆甲公，妣陈张氏，一作陈绛氏，子戏。

十一世祖考戏公，妣有邰氏，子器。

十二世祖考器公，妣风氏，子祝融。

十三世祖考祝融公，相黄帝而治天下，辩乎南方。妣挚氏，子垂。

十四世祖考垂公，妣蜀山氏，子伯益、伯夷。

十五世祖考伯益公，舜命为虞，佐禹治水有功，禹崩以天下授之，公不受，乃避居箕山之阳。妣虞氏，一作有娥氏，子若木。

十六世祖考若木公，妣石费氏，子费昌。

十七世祖考费昌公，妣祝绛氏，子房。

十八世祖考房公，妣视山氏，一作蜀山氏，子仁昌。

十九世祖考仁昌公，一作仁公。妣有娥氏，一作娥氏，子天英。

二十世祖考天英公，妣蜀山氏，子矽。

二十一世祖考矽公，妣扈氏，一作有扈氏，子敏。

二十二世祖考敏公，妣嫩訾氏，一作(女取)紫氏，子豹。

二十三世祖考豹公，妣鬼方氏，子谦。

二十四世祖考谦公，妣有扈氏，一作扈氏，子澄。

二十五世祖考澄公，妣挚氏，子晔。

二十六世祖考晔公，妣风氏，子宇。

二十七世祖考宇公，妣己氏，子清。

二十八世祖考清公，妣伊耆氏，子宝。

二十九世祖考宝公，妣鬼方氏，子宽。

三十世祖考宽公，妣有娥氏，一作娥氏，子典。

三十一世祖考典公，一作兴公。妣有娇氏，一作蟜子明。

三十二世祖考明公，妣有娇氏，一作蟜氏，子车。

三十三世祖考车公，妣宝惠氏、一作实费氏，子能。

三十四世祖考能公，妣蜀山氏，子宏。

三十五世祖考宏公，妣宝惠氏，一作实费氏，子瑞。

三十六世祖考瑞公，妣风氏，子倚。

三十七世祖考倚公，妣宝惠氏，一作实费氏，子拜。

三十八世祖考拜公，妣有娥氏，一作娥氏，子世长。

三十九世祖考世长公，妣景仆氏，子恭。

四十世祖考恭公，妣鬼方氏，子祥若。

四十一世祖考祥若公，妣有邰氏，一作邵氏，子范。

四十二世祖考范公，妣陈绛氏，子箨。

四十三世祖考箨公，妣有娇氏，一作娇氏，子安世。

四十四世祖考安世公，妣伊耆氏，子忠贞。

四十五世祖考忠贞公，妣挚氏，子绍良。

四十六世祖考绍良公，妣风氏，子庵年。

四十七世祖考庵年公，妣蜀山氏，子卿。

四十八世祖考卿公，妣景仆氏，子(讠合艹)。

四十九世祖考(讠合艹)公，妣风氏，子彦。五十世祖考彦公，妣姬氏、鬼方氏，子绥章、筠生绥章，一作绂章。

五十一世祖考筠生公，一作虺筠公。妣姬氏，子吕尚。

五十二世祖考吕尚公，字子牙，号飞熊，一称姜太公。年八十遇周文王，相武王而治天下，周尊为师尚父，封齐侯，子孙世袭。妣马氏，子丁、王、年、彦、柯、绍、骆、铎、青、易、尚、其、佐。

五十三世祖考佐公，封于申。妣景仆氏，子汲。

五十四世祖考汲公，妣有扈氏，一作扈氏，子陵高。

五十五世祖考陵高公，妣姬氏，子嵩。

五十六世祖考嵩公，妣温氏，子谋。

五十七世祖考谋公，一作某公。妣顾氏，子成。

五十八世祖考成公，妣马氏，子胡。

五十九世祖考胡公，妣温氏，子献。

六十世祖考献公，妣有施氏，子宁。

六十一世祖考宁公，妣顾氏，子恩。

六十二世祖考恩公，字宏道，妣孟氏女适周厉王。子诚、申甫。

六十三世祖诚公，号申伯。辅宣王中兴，宣王赐封于谢，子孙因以为氏，遂为谢氏受姓始祖。妣王、高、张氏，子弘、猛。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相关书籍相当多。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还有《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等。宋末元初的硕儒王应麟 ,撰写了 《姓氏急就篇》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相关书籍相当多。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第一略《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古今姓氏书辩正》40卷，邓名世撰，其子椿裒次之。此书搜集宋及宋以前历代姓氏文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详或略的考证，为后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邓名世因不满前人以及当时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朱子语类》称赞邓名世"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唐代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高士廉等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