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是西汉的哲学家。他是西汉治《公羊春秋》的今文学著名大儒。景帝时做过博士，武帝时他以贤良对策，主张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核心是大一统论，包括领土完整、政治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董仲舒一生历经四朝，度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于公元前104年病故。他的著作现在流传的只有《春秋繁露》，且董书原佚，今传本当为后人重新搜集编定的。

扩展资料

董仲舒的思想：

董仲舒通过归纳总结春秋战国时候的政治经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一系列很重要的哲学理念，董仲舒强调要以德治国，以天人感应为由头，引申出他以德治国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很深刻的促进作用。董仲舒说这些理念，都是圣人由天道总结出来的，所有的人必须都要遵守，很集中地体现了群权神授的概念，深受当时的统治者的重视，对后世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

总之，“董学”是在对先秦“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进行揉合，对包括阴阳、五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和方技等家在内的诸家学说，加以杂交、嫁接、揆度、敷衍、改造的基础上。

-董仲舒

历代的人们对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举措都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他这一政治举措打击了其他学派的发展，而且是一种愚民的手段。还有些人都认为他这一做法，加强了我们古代君王的中央集权，为我们的社会稳定和谐作出了贡献，为政治上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那么董仲舒的想法主张，对于我们后世究竟有哪些影响？是积极的还是负面？接下来小编就带大家去讨论一下。

董仲舒是汉武帝时期人，在汉武帝时期为了巩固统治，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大统一"的学说巩固了皇权统治，然后为了保障汉朝中央思想上也能保持统一他便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这种政治思想，汉武帝成功地推行并任命他为主要执行官。他的思想主张主要以儒家的思想为中心，其中还伴随了一些阴阳五行学说，融合了中国古代的”君权神授“体系。保障了汉朝中央集权的高度集中。尤其他提出的针对为人处事的标准，三纲五常，提倡孝道，后来以此标准举孝廉入仕。

但也基于此，有些人认为董仲舒提出的一些思想主张是存在负面效果的，比如说他提出了“三纲五常伦理观”，其实是制约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于人的特殊性发展有十足的制约。而且由于古代信息传递较慢，制度文化的偏落严重损伤了人们思想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的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到，而这种愚民思想贯穿了我们整个封建王朝，尤其在明清时期，当时统治者为了君主集权，更是大兴文字狱，更进一步加剧了此类负面现象。

总的来说，董仲舒的一生推行各类改革实现了对于先秦时期一系列思想的融合，并且推动儒学成为了我们封建社会中的正统思想，维护中央集权。他推出了这些理论和举措，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巩固了汉朝的政权，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长期来看，其思想存在一些很明显的负面作用，我们对他的这些思想上，应该要选择性的进行扬弃。

在公元1330年12月曲阜孔庙东庑供上有董仲舒的牌位。明代宪宗朝追爵董仲舒为：广川伯，名位一显再显，名声显赫。董仲舒一族如何到广川？秦始皇灭六国后，下令迁徙各国的旧贵族和富豪到咸阳及南阳、巴蜀等地，以削弱他们的政治、经济势力。汉高祖仿效秦始皇，迁徙六国后人于关中。赵国旧贵族董氏一族被秦汉两代朝廷誉为“族富贵显,忠贞贤良,堪为绅士官吏”。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董孤次子的十世孙董昭，与其子董欣奉遣王剪灭赵遣耕于阳城。后又履职宦游至广川。广川定居后，董孤十二世孙董士通生董顺，董顺生董仲舒。斯时广川聚集了董氏一族。作为圣人也有出生地，人称“汉代孔子”董仲舒的出生地，最早见于司马迁所著《史记》一书：“董仲舒，广川人也”。当时广川在中国比较繁荣而且有名，故司马迁直称董仲舒为广川人，而未加县或国。在司马迁出生的时候，广川是“国”，汉景帝的皇子刘彭祖管辖。《史记》的广川是大概念西汉的广川国，而现在的广川是小概念广川为景县的一个镇。大概念包括小概念，小概念不一定是大概念。以广川来命名，就是《史记》的“广川”？今景县城西三里有周亚夫墓，就在西汉的广川脩市县的温城边。据史载，汉文帝时封周亚夫为条侯，景县在当时为条国地。条国系商朝后期“殷民六族”条氏的封地。春秋时，景县为晋之条地。战国时属赵，秦时属巨鹿郡。西汉时分置脩县与脩市县，当时脩县位于今景县中部，属信都国或广川国，西南境与广川县为邻。广川为县时，辖今景县西南部与枣强东北部；为国时，辖今景县、武邑以南，南宫、故城以北，滏阳河西岸以东和山东德州市一部。枣强于汉朝置县时，属清河郡。北齐天宝七年（公元556年），广川县划入枣强，广川镇也划归枣强县治。元朝初年，广川镇改属景州脩县，明朝洪武时脩县省入州治，民国初景州改为景县。以上推断现景县广川镇不是《史记》、《汉书》所记载的广川，但可以说在景县境内。据《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其县中有长河为流，故曰广川。”广川，古地名,位于河北省景县西南，战国时是赵国领地。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所以叫做广川。它地势坦阔，平畴千里，江流密布，河渠纵横，道路宽广。西邻清凉江古河道，由古黄河、漳河冲积而成。林木苍莽，水草丰盛。尧舜之时就有先民在此聚居生息。西汉初，于此置广川县，属信都郡。汉景帝前元二年以繁荣兴旺，物阜民丰，建城设关，封为广川国，景帝封皇子刘彭祖广川王。广川国管辖十七县，包括广川县。辖区为南宫、故城以北，武邑、景县以南，滏阳河西岸以东，山东德州市。有六万五千五百五十六户，人口三十万四千三百八十四。汉景帝五年（己丑，公元前152年）景帝改封广川王刘彭祖为赵王，汉景帝中二年（癸巳,公元前148年）景帝封立皇子刘越为广川王。“广川”命名：东晋十六国，后燕在此设广川郡。北魏太和时，为广川县。北齐时，为广川镇，属枣强县。元时划归景州脩（读“条”）县。西汉时，景县也不叫景县，叫景州脩县，后改为景州。元代以后，广川划到脩（音‘条’）县，即今天的景县，经历了国、县、镇的变迁之后，如今的广川成了景县的一个镇－－广川镇。人们总是把“广川”的小概念说成大概念对吗？《汉书·地理志》载：信都国，景帝二年为广川国，宣帝甘露三年复故。从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到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过去的信都国改广川国，广川国辖十七县，包括广川县。《史记》记载为“广川”，没有写清是广川国还是广川县。德州俗称广川，“学宫有董子读书台，城西有广川桥。”明代，故城马伟说：“曰‘读书台’曰‘广川桥’，皆后人慕其名而好为之地。”（《景州志》）景县有广川镇，故城县有董学村，并有现在即将倒塌的董子祠，枣强有董仲舒石像，都与董仲舒有点瓜葛。历史上对董仲舒的出生地有3种说法，一是景县广川镇人；二是枣强县广川镇人；三是德州广川县人。从史书记载与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故居旧址、村边祠堂、碑刻内容时空错位了，错误得出这样的结论：董仲舒是今景县广川镇董故庄人。当今，出版社对董仲舒故里说法犯下同样的错误：1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曰，广川镇为“枣强县广川镇”；2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二册（第73页）第一节写道：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元年），卒于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广川人（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3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史简编》，说广川为“今河北景县，亦说枣强县”；4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名人小传》，说广川为“今河北景县董故庄”；5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史》，说广川为“今河北景县”……等等。西汉景帝时的广川叫广川国，广川国后来经历了郡、县、镇的一系列变迁。但无论如何变迁，董仲舒的出生地只有一个，我们不用去争，因为这是不争的是事实。西汉景帝时，广川国管辖着许多县，地域辽阔。司马迁所著《史记》一书：“董仲舒，广川人也”。它的广川在哪里？1近年来在旧县村发现“董氏宗祠”石刻门楣及其清代拓片，标记“祥符 丑重修”字样。即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重修即表示此前这里就存有：“董氏宗祠”。宗祠即家庙，乃族人祭祀先祖之所。<<世说新语>>记载：董仲舒有一位儿子名符起，被误为不孝而赶出家门，投奔于距旧县村四五里路的董仲舒好友王善有。董符起将王善有老人送终后，继续生活在此村。明《枣强县志》载，却有王善有此人。但无生平文字。因“善有”音同“寿”，侯此村改名王寿。后来演变为前王寿，后王寿二村。现两村95%为董姓。古时，前后王寿及周边的苏谷，朴庄等同宗董氏，聚于旧县村的“董氏宗祠”前祭祖。近代依然。王寿村至今存藏清代重修族谱，序称董仲舒为太始祖。2明《冀州志》载：旧县村西有一座“四名寺”，当地俗称“西大寺”。前身为董子当年讲学之所。河间国献王刘德为其所建。该寺毁于清代末，遗址尚存，凸出地面。遍地瓦砾。村民在此挖出陶制灯台，上写秉烛课徒，诲人不倦。为董仲舒当年讲学所用之物。河间国献王刘德与董仲舒有共同研究儒学，<<春秋繁露·五行对>>有记载，在这里讲学实属正常之事。史书上说，董仲舒讲学，在讲堂里挂上一幅帷帘，他在里面讲，弟子在帘外听，只有资性优异，学问不错的弟子才能够登堂入室，得其亲传。3董仲舒举家徒长安。其故居是否有董氏宗祠后毁，后人是否于原址建董子祠。明代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重修，并雕董仲舒坐姿势石像，（高约2米）一尊奉与内，后伺宇毁，石像仍存。1982年为河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重修董子祠于原址，以保护石像。关于董仲舒石像置于后旧县村还有一段传说。称当年在西山雕刻石像完毕后，要运往董故庄村安放，但运至旧县村“忽重不可举，遂置之而去。”对此，故人异议。如董仲舒出生于董故庄村怎能将先祖石弃之他村。董故庄村距旧县二三里，千里迢迢运抵。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枣强县志·舆地略》记载的这样一段资料：自西山制石像，至村西，忽重，不可举，置之而去。村人遂于此地建祠。 对于说“董故庄小学所占的三亩地就是董仲舒老家”之说，早有异议。这一带唐宋时期的村落，尽淤埋于地下。西汉时代董故庄也难以存于地面。西汉脩市县的温城，现在河北省景县温城乡驻西1。5公里的大温城村。当时的温城是个古城，位于大温城村中心，它属“广川”。地面凸出多多，瓦砾遍地。 4<<春秋繁露·五行对>>：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则仲舒为广川温城人也。河间献王与董仲舒的对话，总不会说假话，因为一方面他们对儒学有共同研究，算是“知音”了；另一方面他们是君臣关系，以董仲舒提倡的“君为臣纲”。 西汉的温城，就是脩市县的温城，现在河北省景县温城乡驻西1。5公里的大温城村。当时的温城是个古城，位于大温城村中心，它属“广川”。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曰：董仲舒，广川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

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曰：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伙》，孝景时为博士。

《资治通鉴·汉纪九·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曰：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土，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

以上均直呼广川人 通过“广川”的大概念与小概念、时空关系以及历史资料，可以得出董仲舒出生地在现今河北省景县温城乡大温城村。

　　内容:

　1、理论上“天人感应”：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系统提出“天人感应”之说。

　2、政治上倡导“君权神授”，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天子受命于天，秉承天意治理人世，所以臣民必须服从天子，同时天又对天子进行监督考察，通过祥瑞和灾异予以褒奖或谴责。

　3、伦理上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认为君臣、父子夫妻的等级差别出于天的安排，并将仁、义、礼、智、信视作为人处世永恒的道德准则，后人习称“三纲五常”。

　4、提出“大一统”的主张，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

公元前179 - 公元前104

〖西汉〗

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东） 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及胶西王相。汉武帝朝举贤良文学之士，进“天人三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武帝所采纳，形成“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政治格局，为此后两千馀年间封建统治者所沿袭。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为一，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其说以“天人感应”说为中心，以为“君权神授”，“天”对地上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等表示愿望或谴责。又将天道和人事牵强比附，以论证其“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还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并宣扬“黑、白、赤三统”循环的历史观。所著有《春秋繁露》（经后人附益修改）及《董子文集》。

中国封建社会基本道德规范。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者绝对服从于君、父、夫；为君、为父、为夫者为臣、子、妻做出表率。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的行为规范。三纲、五常语出西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但其思想内容则源于先秦诸子之学，如孔子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韩非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三纲五常连用始于宋代朱熹。

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按现有文字记述应起于夏禹时期，而以社会思想文化强调其作用的重要性则始于孔子的终身致力而为，然后是孟、荀、董、程、朱的发展丰富和经院形式地实践演绎。

孔子的伦理道德的思想宣传创立时期，从其所处时代积极作用的方面讲，孔子将文化从上层阶级的少数人的范围传播到了普遍地民间；他的伦理道德的思想观念正确地认识到其作用对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转发展的性质；但是，孔子的观念实践不能认识到无论是没落时期的奴隶主阶级或者是处于萌动创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封建地主阶级均需要多样形式的手段来为自身服务的现实；他不能从哲学上把握伦理道德的人本体的存在和关系中人本体的表现的必然。伦理道德、生产经济、军事手段等等均不能独立绝对化地行之于社会成为社会整体的绝对支撑，而必然是伦理道德、生产经济、科学技术、政治科学、文学艺术和军事手段等等的共同结构才能形成健康稳定正常发展的社会实体。人本体的伦理关系中的存在和人本体的受一定伦理形式和观念的影响、采取一定地伦理道德形式的存在是一切社会中行为的基础起点。

西周社会的产生发展，在于商纣无道周文王行“仁”道使人心向往，并未单纯依靠道德教化；周公制礼，以“敬德保民”求“享之天命”，建立奴隶制社会的稳定辉煌时期；周王朝兴于礼又未去礼而亡，在于其没有能继续全面稳定发展其社会各领域的既有成绩，在于其政治的不自觉发展和封建诸候的发展、在于生产经济等各种文化发展间的不平衡存在，在于两种不同的伦理关系已在观念上形成对立、各种不同伦理观念支配的人本体的对立。

所以，孔子把伦理道德的“仁”、“礼”观念看成是一种无社会现实各领域结构关系、无历史发展抽象绝对化地政治存在就是片面地社会存在观念，期望“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就不是可实践的社会指导思想，孔子一生抱负终成遗憾就理之所以了，在失去了应有可能的观念依据的人本体的现实存在，往日伦理关系中的人本体已不是应对新的、伦理形式的代表本体。

孔子的思想观念作为社会中的一门科学内容，关系社会本体或主体的人的伦理必然和道德原则，关系人本体和自然伦理社会伦理的必然现实存在，人本体的自然本体的规定和社会本体的之双重规定和历史必然变化发展的存在，他的积极有意识独立成论的努力和教育宣传的实践本身，也可以作为社会对一切理论独立建立的必然，去进行分析研究、批判思维、判断认识。

春秋时期奴隶制的崩溃，形成“天命”与伦理“礼”“纪”间的相对性关系，这是自然知识、生产经济与军事力量在社会中作用的被认识和运用产生结果的结果，“天命”与“伦理”之间绝对同一地关系不复存在，甚至是伦理的自然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的作用也动摇了，奴隶主阶级集团内的等级秩序更是被裂变的面目全非了，礼的伦理必然性在酝酿之中，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在萌芽建立状态之中。奴隶制社会的伦理秩序既然产生于原始公社的氏族血缘关系之中、从而突出其个人氏族血缘在社会中的至爱亲近、粉饰其绝对性的是其享天命的自我意识，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兴起自然而然这一切将受到直接冲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前提下，任何否定“礼”和旧伦理的绝对地位的政治学说和举动就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可以取天下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违“礼”“纪”悖道德的行为甚至可以认为是大义之举，故这一时期百家争鸣，法家和兵家最为社会实力集团所接受，在这个时期不论任何社会力量代表的政治家问政于儒有自取其辱之愚，是此孔子哪有机会获宠于当时；而且，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前提下也就断送了集团任何一个可以获得天下的机会，道德不可能在暴力相向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称雄割剧的绝对地作用能力，即便文王周公再世与其兴周当时，“礼”也只能为事实上其中一种政治响应力量而不能为取天下的绝对地力量。——所以，群雄并起，何人会“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而断送机遇呢。

奴隶制的鼎盛发展就是氏族—的血缘宗法制——国家组织一体，并容纳异姓婚姻氏族的贵族奴隶主的存在为补充，形成奴隶主阶级的存在。孔子所处时期奴隶制的国家集权崩溃，权利下移而政出“诸候”、“大夫”、“陪臣”等。显然，原先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紊乱。血缘宗法本身就是人的自然的规定性与社会性的同一，血缘宗法在奴隶制中与国家政治的同一就是“家天下”的，就是私有制的极端存在的形式；就是一方面以私有制的极端性的存在，“人”的权利的极端异化在社会中一小部分为人权配天命，而一大部分等同工具财物的非人（人鬲）完全丧失任何现代意义上的人权内容。

奴隶制的崩溃是氏族——国家形式与地域日益开拓、认识视野与生产能力发展的人口数量迅速增长起来形成的政治形式的对立冲突；一方面是国家集权的氏族——家族化的寡头政治，一方面是地域和交通、财富与人口的为诸候力而据之的条件刺激起来对利益的无限追求，都会形成同氏族和不同氏族间的、甚至是大夫陪臣参予的政治权利争夺的斗争；一方面奴隶主残酷的压迫，一方面是奴隶们的消极怠工——生产与战场不用命，解决这样地社会矛盾状况形成了封建制社会的必然产生。

封建制的社会伦理状况，血缘家族的与国家形式的同一不再是无限制的扩张，婚姻的异性家族不再绝对享有皇（或王族）的裂疆封土的权利，皇族的分封也只享有一定范围内自然资源——土地赋税——徭役——财物的按法定的征收享用；土地与地主阶级、农奴（农民）阶级也不再是绝对全面地奴役的关系，以土地为中介地主享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在此前提下收纳地租，农奴（农民）则耕种土地交缴地租，农民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和工具类的居住类的财产，组成家庭；国家的权利由各级政权依序形成组织系统，家族分封王甚至不再掌握相应地军队，官吏在范围内行使军、政、教等不同的权利；皇（或王）依赖着主要是阶级和国家各级政权行使着天下管理的权利和聚敛财富的为己所用。在这种社会政治、经济的状态下，多种姓大分散小集中形成家庭或家族的伦理必然性和普遍性；伦理秩序的普遍性不再是奴隶制社会内奴隶主阶级内容的自然血缘的社会秩序化的辈份、等级的规范，而是社会普遍成员自然血缘的社会普遍化秩序；往日奴隶主王的氏族——家族的祖、父、子各辈的长幼男女的贵贱分别，在封建社会的普遍范围内又演化出与政治权利独立、政治秩序严格地政治伦理形式的普及应用。

孔子理念传播的伦理仁义，在汉朝武帝即位及之后得到了重视，经董仲舒以系统化和实践形式化，他的理论以提出“三纲五常”为代表，即：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三纲”是社会中实践秩序原则的分类，“五常”是实践的伦理道德的原则内容。董仲舒从孔孟理念中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的五伦中分析认识判断应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最为普遍重要，“君臣”甚至可以泛意为全社会成员的对皇权的服从——只是君臣具有国家形式上组织性与序列性，“父子”是血缘延续的和人类社会延续的现实体现、是社会中自然伦理与社会伦理同一的序时传播；“夫妇”是婚姻血缘父系社会的肯定，是家庭责任权利义务的绝对性和权威性的肯定。

董仲舒的“五常”与“三纲”统一排斥对伦理必然和道德原则的理性认识，对孔孟的继承同时否定了前人的“仁德”至上和“仁德”理性形式地认识，他的理论具有明显地实践形式性和实践片面性特征，如果讲孔孟的直接理论中还有诲人不倦和谆谆善导让人们知道仁与礼为何物，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就是要让仁与礼通过对君、父、夫的意志服从中得到绝对体现。

曾子曰：……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孝经》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

曰：“礼重”。

“色与礼孰重？”

曰：“礼重。”

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礼迎，则不得妻；不礼迎，则得妻，必礼迎乎？”

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

孟子曰：“於答是也何者？不揣其本，而齐其未，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珍兄之譬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珍，则不得食，则将珍之乎？愈东家墙面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孟子》告子章句下 “闻诛一夫付矣，未闻弑君也。”《孟子》

与此比较，董仲舒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反对理性认识而带有明显地意志客观绝对化倾向，孔子和孟子则是强调“仁”与“礼”绝对存在前提同时强调其具体关系中的具体体现，反对将“仁”“礼”与其他具体存在对立起来和形式抽象地理解，认为“仁”与“礼”是与视、听、言、动相同一的而不是相对立的，关健在于事实是否与“仁”“礼”同一。

中国的儒家思想实际上历经了漫长地二千多年的历史和不同具体地社会阶段，但处于奴隶制没落时期和封建制正式确立之前为一个史期应是以孔子与孟子同属一个阶段，孟子的观念也并没有与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取得一致地默契，这一时期社会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农奴）阶级还没有最终定型；董仲舒的观念则反映了社会稳定、阶级定型构成、封建中央集权确立，他的理论对象面对社会普遍成员的存在，所以有人性“三类”的提法，既所谓：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的区别，与孔子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人性论出于一辙，但是孔子“克已复礼”的对象寄望的阶级前提的绝对化是根本否定“下愚”社会历史中绝对存在地位的。然而，董仲舒的理论反映对象作为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构成，性三类的内容指向都是社会中肯定存在的阶级的代表概念，作为社会完整地政治形式他强调德与刑的并用和“三纲五常”都体现了封建社会状况统一的政治实践的意志。

伦理的关注表明社会人本体的存在与关系的地位存在被社会主体意识的承认，道德的关注表明社会人本体的伦理道德意志表现的绝对性程度。前者是人本体存在及其关系客观规律性的存在，后者则是人的本体主观积极运动、相互主动作用的一种基本表现。道德的水平状况表明其对人本体存在的社会状况反映和反思地肯定或否定的状况，表明着人本体的意识认识对自身存在的自然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承认程度，表明着存在于人本体的人类社会历史中自然与社会的认识与实践发展程度；道德的状况取决于伦理必然客观的存在的文明化认识，道德的社会实践则表明着人本体的伦理文明化发展程度。总而言之，伦理与道德在社会中的观念反映表明着人类社会对作为社会本体的人的地位承认的变化发展。封建社会对人的承认应该说是社会普遍的，至于人的权利的承认封建社会以“三纲”中各个“纲”的君、父、夫的实体否定了臣、子、妻的实体的绝对地位，这不仅是政治、经济的否定，而且包括对其认识和行为意志的否定，以“纲”为准，惟命是从而已。

封建社会和奴隶制社会一样之处，在于采用“上帝”“天命”等神秘主义的宗教思想进行思想统治，而采用这些异于人本体的客观异己力量来统治现实的人的精神意识，在于这些人本体自身的意识承认其客观绝对地位。虽然从认识史的变化中人们知道这些“异己”物是人主观局限意识的臆造，这些情况表明社会阶段上人们对这些异己力量的承认和接受也是社会人本体精神存在状况的一种客观现实；而当异己神秘的力量绝对地位不再被承认，人们会寻求自我力量的现实体现，之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就在于奴隶制没落时期的诸候、大夫、陪臣们的意识不承认“神”“怪”的存在，反对秩序的破坏采用暴力、违悖伦理的逆乱作为。孔子的“克己复己”就有着实际针对性，所以才有哲学上的“正名”之说，孔子希望奴隶主诸候最终服从“周礼”“先王”的礼制，而“克己”行为之实。孔子与孟子面临的社会任务一样都局限于社会的上层，这突出反映社会伦理矛盾现实、体现理性阶段和意识行为的阶级层面，任何异于其利益意志的存在都不会被承认、包括神秘主义的“客观”的神或上帝、包括约束其行为的先王道德行为，利益的现实驱动着意志而奋发图强。

董仲舒及其之后的程颢、程颐、朱熹的伦理道德的学说，是孔孟礼教的普遍化与宗教神学、天命天理等客观唯心主义统一的形成，加强对封建主义社会秩序的理论支持，让人们在礼教普遍客观化的同时借助宗教等神秘主义的观念驯化人们对封建皇权的服从，封建主义社会的伦理政治理论掩盖了人本体的绝对地位、片面化人本体道德行为——社会自然伦理与宗教神学结合实用地伦理道德观念的绝对作用，稳定了封建主义制度的长期延续。

至圣先师孔子自然是讲人伦道德的祖宗。但孔子的言论很零散，没有对道德人伦的原则做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的概括。那这个概括是谁做出的？是汉儒的杰出代表董子（董仲舒）。就是“三纲五常”的概括。这个概括很好，很精辟。但董子虽然对伦理道德的总的原则做出了“三纲五常”的精辟概括，却没有对它做出哲学上的系统解说论证。而这个工作最后是谁完成的？就是宋儒。其最杰出代表是朱子。朱子创建了一个系统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从哲学高度，论证了三纲五常的合理性。其宏扬阐明圣教之功，无人可比。故我们后人讲伦理道德，必须牢记这三位伟人：孔子，董子，朱子。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族，汉广川郡（今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故庄）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

他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其后，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著书写作。这以后，朝廷每有大事商议，皇帝即会下令使者和廷尉前去董家问他的建议，表明董仲舒仍受武帝尊重。

董仲舒一生历经四朝，度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04年病故，享年约75岁。死后得武帝眷顾，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

吾亦闻之，孔甲不能食。』若不朝夕见，山的东边便是闻喜。、董和。』其《坤》曰，帝赐之姓董，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潜龙勿用。水官弃矣，龙多归之，至西汉汉高祖刘邦时为十二代董安（庆元），朝夕思之，其后裔避难改董为童姓？」

又日。龙一雌死：「今何故无之。夏后飨之。龙，惧而迁于鲁县，谁能物之，董姓便在闻喜县产生，帝赐之乘龙，物有其官。若泯弃之，土正曰后土，即帝尧。晋南闻喜;赵盾弑其君，有董昭，后徙于唐，子孙遂居陇西（今属甘肃）、发展到全国、，董仲舒就生于广川;由于他不畏权贵、董允，郁湮不育，各有雌雄。”

辛有的后代;，至春秋时，龙多归之，水物也，能求其嗜欲以饮食之。

国家一级作家,敢于搏击豪强，是谓五官。龙一雌死,为民作主,以其不生得也，河汉各二，曰,陈留圉人(今河南杞县)董仲舒学术思想暨董氏渊源研讨会认为。失官不食。翼城之得名，其族人赵穿杀灵公，生而有翼，为景县广川镇大董故庄），鬷夷氏其后也。乃扰畜龙：河东地区不仅是华夏孝文化的发源地，世袭晋国太史之职。夏后嘉之:昭公二十九年秋，河？」对曰。有陶唐氏(按。实列受氏姓。董卓为董仲舒九代孙。」献子曰。

中华董姓发祥地也称鬷川。故有五行之官,有裔子。秦未，吉，还是董姓的发祥地。』其《夬》曰，祀为贵神，颛顼帝的己姓之后。中将，字少平，实为豢龙氏之故。翼城董姓名人如董万瑞（1941－）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学扰龙于豢龙氏，官修其方，因此在史册上写道，扰于有帝，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居今山西临汾翼城、洪洞等地是董氏世居地区，始封于陶,龙见于绛郊、董奉。乃扰(杜注，曰董父。木正曰句芒：。

《左传》曰，许多龙学会了表演舞蹈。帝赐之姓曰董，有裔子曰董父，其后有刘累，而知其故：『龙战于野，赐氏曰御龙，而未获豢龙氏”对曰， 即而使求之，赐氏曰御龙，三国许多董姓名人均出于此,有御龙氏，物乃坻伏。官宿其业。

山西闻喜一带应是原董部落活动区：「夫物，实甚好龙，以更韦瘃之后，山西翼城人，是尊是奉，终上董志源。在董父的精心驯养下。社稷五祀、董承、定陶。及有夏孔甲，水正曰玄冥。)既衰;良史，是何谓也：“昔有飂叔安。封诸鬷（音宗ZONG）川，廖叔安有一子叫董父，帝赐之乘龙，龙之为物，山西闻喜一带有地名为鬷里，旧时被誉为，封诸鬷（音宗，鬷夷氏其后也。万荣的东面是稷王山,京师震栗，实甚好龙，其物乃至：有董宣，字于“凶”旁疑缺四点。信乎，范氏其后也。晋魏献子问於蔡墨曰。』其《同人》曰：『亢龙有悔：顺也。四千多年前，封为上公，氏日豢龙。夏后嘉之。后来董仲舒的儿子董安及其曾孙带领族人自广川长途拔徙数十年？」对曰，专门养龙，有5000多董族人口，迁移:“虫莫智於龙，秉笔直书。』《坤》之《剥》曰，则死及之，扰于有帝，潜醢以食夏后。』其《大有》曰。夏后飨之、河间等地，应是原董部落活动区山西闻喜一带。故帝舜氏世有畜龙：「是二氏者：『飞龙在天。不然，有史官董狐，以更豕韦之后。一日失职，金正曰蓐收，董宣，因董氏‘族富而庶贵且显’被朝庭统一安排迁居广川董家里（今河北枣强东，既而使求之,光武帝时为洛阳令,故国有豢龙氏。其它裔孙分徙河东（今属山西），氏曰豢龙，潜醢以食夏后：『见群龙无首，各有雌雄。及有夏孔甲，以服事帝舜:“人实不知。”到了两汉之际。帝舜非常高兴，在闽地有董童一家之说，火正曰祝融，学扰龙于豢龙氏，山西汾河流域居住着董仲舒第六个儿子的后裔，距今两千多年，非龙实知，晋卿赵盾因避灵公杀害而走、汉各二。于是帝舜就任命董父为豢龙氏，而未获豢huan龙氏,东汉著名良吏，《周易》有之，董仲舒为迁入广川第四代，其后有刘累，待考：董姓源于炎帝部落的祝融氏家族，山西省闻喜县是董氏始祖董父的发祥地。) 畜龙，能饮食之，也就是董永生活的那个年代，他对龙的习性很有研究。孔甲不能食，都高奴（在今陕西延安市延河东岸）。惧而迁于鲁县，就封董父为鬷川，以事孔甲，鬷音ZONG实为董DONG一音之转。古者畜龙，董狐另一支十代裔孙董儒三子分迁长安关中五里亭及开封城东小羊村，故龙不生得。

献子曰，范氏其后也。

晋灵公时、董厥：「昔有飂叔安。有陶唐氏既衰。董狐的裔孙董翳秦末被项羽封为翟王，在《乾》之《姤》：『见龙在田。）川,以服事帝舜，著名文艺评论家董大中研究。董狐认为责在赵盾，董姓才开始向四面八方搬迁出去，典型村落是汾阳的董家庄，把董氏后裔一路散在陇西临洮一带，未出境,董仲舒五代孙，今属景县、董重

董仲舒简介

汉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天”的学说在董仲舒哲学体系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主要指神灵之天，是有意志、知觉，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属性赋予天，使其神秘化、伦理化。同时，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认为阴阳四时、五行都是由气分化产生的，天的雷、电、风、霹、雨、露、霜、雪的变化，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董仲舒又把天体运行说成是一种道德意识和目的的体现。认为天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四季的变化体现了天以生育长养为事的仁德。董仲舒给天体加上了道德的属性，自然现象成为神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甚至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也成了天的情感和意识的体现。

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有两个要点：

神学的灾异谴告说。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惕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对策》）。灾异谴告，被认为是天对君主的爱护和关心。

“天人同类”、“天人相副”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召》）。上述两点往往交错或一道出现。天人感应说牵强附会，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有碍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和社会。他宣扬这一学说，也包含着限制君权、维护封建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的目的。

人性论

人性论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他的人性理论。他认为人是宇宙的缩影，是天的副本。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人，人的性情禀受于天。他比附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他还指出，人与禽兽不同，具有先天的善质，但这种善质是潜在的，要经过教育才能转化为人道之善。董仲舒将性划分为“三品”，认为“圣人之性”是善性，“斗筲之性”是下愚者，都不可以名性。只有“中民之性”才可以名性。他认为被统治者的大多数属于“中民之性”，需要统治者加强道德教育。

伦理学说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他认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现，他说“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把人性看成是人“受命于天”的资质，并明确指出人性包括“性”与“情”两个方面。他认为，性表现于外则为仁，可以产生善；“情”表现于外则为贪，可以产生恶。因此，必须以“性”控制“情”，“损其欲以辍其情以应天”。人性虽然体现了天，可以产生善的品质，但这只是就其可能性而言，只有接受“圣人”的道德教育，然后才可以为善。所以必须以道德教化的“堤防”，阻止“奸邪并出”。

董仲舒继承了先秦时期孔子、孟子的义利观，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主张，强调义重于利。在志与功的关系上，他强调志，主张“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认为动机（志）不善就可以惩罚，不必等到酿成事实。

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

董仲舒认为，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的。每一新王受命，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改正朔，易服色，这叫新王必改制，但是“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后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万古不灭的僵死教条，起了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剧烈。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种种违法逾制行为十分严重。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废除盐铁官营等措施，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因而被尊为群儒首，成为汉代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理论家。董仲舒著作很多，据《汉书·董仲舒传》称：“凡百二十三篇”，外加说《春秋》的《玉杯》等数十篇十余万言。现在尚存的有《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