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机构发布了国内高净值家庭财富40城榜单，仅在我所处的这座二线城市，净资产超过600万元的家庭数量就有将近3万个。

这不禁让我各种羡慕嫉妒，但恨还不至于。

为啥是600万元？大概是因为约等于100万美元，而后者又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富裕家庭的标准。不过净资产这个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应该不多，大家还是更习惯用收入来比较财富的多寡，比如一年或是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听说在某一线城市的征婚市场里，男方要是没有百万年薪根本就不受待见，这就有点太离谱了。这种与现实脱节的高预期可能与误导性宣传有关，就像某国擅出女团，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就给人留下了该国盛产美女的印象。可事实上呢？只要真正去走过一圈的人都知道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

而在我所擅长的历史领域，因为错误引导而导致人们留下离谱印象的事例其实也不少。比如那些紫绶朱衣、大权在握，坐拥华府豪宅、奴仆遍地，挥手之间就能决定升斗小民生死荣辱的古代官员们，工资到底有多高？

其实这个问题挺难回答的，因为历朝历代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先秦时普遍实行封土赐田制，也叫“公食贡”或“士食田”，就是按照官爵的大小给官员分配面积不一的土地，就算是俸禄了。至于官员拿这块地用作何种用途，又能收获何种产出和多少产出，天子和国君才懒得管。到了秦汉因为分封制被郡县制所取代，所以官员们也没地可分了，就改发粮食作为替皇帝效命的报酬了。不过官员又不是牛马，光吃粮食就能活，而拿粮食交换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所需不但麻烦，还容易滋生腐败，所以从东汉末期到隋唐的官员工资发放形式又改成了钱粮并用、以粮为主。直到两宋以后，给官员开工资才以银钱为主，禄米等实物为辅。

又是土地，又是粮食，又是银子或者铜钱，更别提经常还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在明朝时有个官员（名字记不住了）有次发工资时，领到的居然是几百只竹筐，气得这位老兄写诗大发牢骚。而在历朝历代各种钱物的价值又存在很大的差别，那么该如何衡量和比较，而且还能让读者老爷们不用费脑子就能看得明白？

反正又不是写论文，我就采用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以粮食为一般等价物，产量统统按照15石/亩计算，单价则固定为18元人民币/斤（取去年末稻谷收购价和市售大米均价之和，再取平均值。因为当工资发放的粮食，有的朝代给磨，有的不给）。而银钱的价值，则按照当时的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还是参照粮价）。至于像竹筐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了省事我只好当作没看见……

所以本文得出的结论肯定经不起严谨的推敲和考证，但起码能勾勒出一个历史的大概原貌。所以读者老爷们也无须争论开喷了，纯当一乐儿不也挺好玩的吗？

在此可以先揭晓一下本文得出的若干结论之二——比如为啥明朝的官员总跟朱家皇帝不对付、成天嚷嚷着要恢复两宋时士大夫的待遇？原因之一就是同为三品官，两宋官员的合法工资收入起码是明朝同行的73倍！换你你能乐意？再如现在要是谁一年就赚到1万来块钱，那基本上可以去领低保了，可同在明朝这个收入水平却可以跟一个七品县令相媲美了。

看上去觉得挺荒谬的吧？其实无论是两宋高薪养士还是明朝苛待官吏，都自有其道理所在。

先秦三代太过久远，留存的资料更少，当工资发的土地又太难衡量价值，所以我们就不去管他了，直接从一统天下的秦朝说起。

秦能横扫六国如卷席，居功至伟的有很多，比如始皇帝、王翦父子、李斯等等，但归根到底还是得感谢商鞅。

因为老商搞出了个军功授爵制。教科书告诉我们在这一制度下秦兵只要在战场上斩首一级，就能获得“公士”的爵位，朝廷会授予他田一顷、宅一处和仆人一名。但很少有说到其实公士还可以享受固定年薪的待遇，那么有多少呢？不多也不少，年俸50石粟米。

秦朝的1石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1公斤，也就是3000多斤的粮食——哪怕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这些粮食也足够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让一个普通家庭远离饥馑之苦了。

所以为啥秦军的战斗力那么强？因为他们解决了“为何而战”这个困扰历代军队最大的难题。对于秦军士卒而言，跟他们作战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敌人，而是一座座田宅、一囤囤粮食和一个个的奴婢。只要能剁下一个或是更多的脑袋，这一切就应有尽有，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玩命：

但商鞅其实也是个大忽悠。按照他设计出的这个全是套路的军功爵制——光靠砍脑袋的本事在事实上能升到第4级爵位的“不更”就不错了。因为爵位一高就意味着有了担任低级军官的资格，而秦法规定哪怕是担任最低级的伍长（指挥一伍，合计5人），也得全伍杀敌数量超过战损才记战功。要是当上了百将，如果不能在战斗中斩获首级连自己都得被砍脑袋，要想晋爵不但要取得战斗的胜利，其指挥的百人队还得斩首超过33级才算“盈论”，这个难度不说有如登天，但也相差不到哪儿去。

毕竟甭管在哪朝哪代，首级功都是非常难拿到的，也不是杀死个敌人就能拿到那么简单。

而一般平民出身的秦人，爵位能升到第8级的“公乘”基本就是天花板了。但这个爵位所能带来的经济待遇，已经足够其家庭终生过上富足的生活了——当然这也就是说说，因为秦朝才过了15年就没了，再高的爵位也过期作废了。

但汉朝基本继承了前秦的20级军功爵制，所以平民依旧可以靠杀敌卖命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不过秦汉平民相较于以后历朝倒是更容易出人头地了，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那些重臣勋贵们能从皇帝那里得到的合法收入，就有点拿不出手了。

比如地位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三公——秦时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西汉为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东汉又改为司徒、司空和太尉——来说，在秦朝担任过丞相、还有个彻侯爵位的李斯，理论上每年能合理合法的往自己家拉回数量高达160吨的粮食，但按照我这套折价公式，只相当于人民币576万元。而这种情况到了汉朝就更糟糕了，因为还被“降薪”了，比如官爵比李斯一点不差的萧何，年收入可能只有337万元。至于中低级官员就更惨了，像是被尊为百里侯的县令，忙活一年下来可能还赚不到10万块钱。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秦汉时还没有九品十八阶的官阶制度，官员除了职务以外，主要还是靠俸禄的多少来区分“大小王”。比如我们常在影视小说中看到的所谓两千石大员，而比两千石高的有万石、中两千石和真两千石，低的有比两千石、千石以及八百石至百石。当然百石并不是待遇最低的，因为还有斗食和佐吏这样的“少吏”——其工资水平因为太低，所以俸禄往往不是按年或按月发放，经常是发日薪，生怕一时接济不上就断了顿，要是不小心饿死了那就更丢人了……

因为斗食和佐吏这样的小吏要是发日薪的话，差不多就是1天1斗米的样子，所以后来人们才把这些不起眼的基层小官称作“斗食小吏”。

另外汉朝官员的品秩，比如两千石，并不代表着其实际俸禄的额度就是两千石粟米，往往会按照品秩的高低有所浮动。而浮动的原则，就是“贵减贱增”——像万石大员每月发米350石，折合一年4200石，远少于万石标准；像两千石的封疆大吏年俸折米1440石，比实际品秩低了560石，但折减的幅度就远低于万石重臣；而从千石的中级官员开始，实发工资就比应发的高，像千石年实发1080石，六百石实发840石，百石官更是实发192石，增幅接近百分之百。

这确实是种更公平也更人性化的薪酬制度，也让刘家皇帝花出的每一颗粮食都发挥出了最大的价值。

但哪怕一年3、50万元的最高收入，也就相当于今天某些大厂普通员工的薪资水平。那么秦汉时的官员的工资为啥会这么低？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就是我的计算方法不科学。毕竟秦汉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社会财富总量很低，所以粮食的实际价值很高，是绝对的硬通货。但你要问我当时的粮价到底是个什么水平，说实话我也查不到相关资料，只能这么凑合了。

再一个就是能在秦汉、尤其是汉朝当官的，绝大多数都是出身勋贵世家，最次的也得是个土豪。所以人家压根就不差钱，更用不着靠工资来养家糊口，出仕图的是权位、是名声或者是理想，谁还差了那两个小钱钱？所以汉朝立国以后给官员大幅降薪，也没见掀起啥波澜，更没见谁跳出来哭穷，因为不在乎嘛。

另一个事实说出来可能令人匪夷所思，那就是哪怕秦汉两朝的皇帝给大臣们开出堪比两宋的高薪，后者除了买地买奴婢外，还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就拿娱乐项目来说，在那个年头除了喝酒和泡妞外，几乎就没啥可玩的，以至于西汉14帝中有12个无聊到了男女通吃的地步：

事实上在秦汉时达官贵人们想吃口好的都是种奢望，毕竟大吃货帝国要到唐宋时期才初见雏形。以当时匮乏的食材和调味品、简陋的烹调技术以及时人古怪的口味，一个现代吃货要是穿越过去估计会绝望得活活把自己饿死。

所以无论秦皇还是汉帝压根就用不着给官员们开高薪，开了也没啥用，还不如省了干点正经事。

从汉末到南北朝是个持续了近400年的大乱世，朝兴国灭如家常便饭，史料记载也很混乱且多有缺失。因此要想搞清楚在此期间冒过头的40多个政权都给官员们开多少工资，那可真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所以我就绕开麻烦，从两汉一杆子直接支到隋唐。

根据史料记载，隋文帝杨坚立国后曾考虑过给官员发工资只发粮食弊端太多，决定钱粮并举。可问题是我查了一大堆资料，也没查到隋朝的公务员有领钱的记录，自然也无从统计。所以老杨要是真的发过钱，那么隋朝官员的工资水平肯定比上表中数字要高，而且要高得多。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隋唐、起码在中唐以前市面上的行情是“粮贱钱贵”。不仅是初唐盛世时，哪怕是国祚仅有37年还乱了至少一半时间的隋朝，粮食也不是啥稀罕物儿。否则败家子杨广哪有资本发动500多万军民远征高句丽？早就统统原地饿死了。事实上仅是隋朝存放在洛阳府库里的存粮，直到唐贞观十一年（公元737年）还没吃完。而唐朝立国后的130年间，除了偶尔发生饥荒外粮价一直稳定在20文钱/斗以内，贞观年间甚至有过低至3文/斗的时候，让唐太宗李世民成天头疼谷贱伤农的难题——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粮价最低的时期，也导致了要是皇帝老儿继续光给他的大臣们发粮食的话，那些家底儿薄的官员除了能塞满一肚子白饭外，想扯几尺布做件新衣裳都费劲。

所以唐朝的皇帝只好给官员们发钱，虽然发得不多，但架不住那会儿的钱值钱啊！比如一品大员的年俸中以货币形式发放的只有322贯钱（1贯等于1000文钱），最低的九品官年薪只有21贯，但初唐时1贯钱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约4000元，又是一个史上最高，所以这就不是一笔小钱了。

也正是拜工资发“现金”所赐，唐朝的三品官（初唐一二品常为空衔，正三品官包括侍中、中书令、十六卫大将军、六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冠军大将军、怀化大将军、上护军等）年薪一跃突破了百万大关。哪怕中晚唐时币制大乱、铜钱的实际价值光速贬值也不要紧，因为粮价的升值速度更是堪称超光速，钱粮兼收的唐朝官员工资非但没有缩水，貌似还比开国盛世时的同行们赚得更多了。

唐亡后的五代十国我们不去管他。再之后的两宋，仅在薪资待遇上堪称是官员的天堂。

与汉唐等外向型王朝截然不同，经历过五代十国那个“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旧五代史·卷九十八（晋书）·列传第十三》）乱世的宋太祖赵匡胤打一立国起，心思就在内不在外。对他及其子孙而言，开疆拓土、扬威域外的荣耀，远远比不上让老赵家安坐江山重要。所以两宋319年间的18位皇帝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能苟、特别能“忍辱负重”，不被外族逼上绝路了，基本上连会咬人的兔子都不如。

不过赵家皇帝虽然外事无能，但在内治上却绝对有一套，压箱底的绝招除了崇文抑武外，就是花钱买平安——别人是高薪养廉，但在两宋贪污腐败从来算不上什么大事。赵家皇帝花大价钱要买的，不过是一颗不造反的忠心而已。

比如宋真宗赵恒就曾亲作《劝学诗》一首，告诉天下贤才只要肯乖乖听话，那么房子、票子、妹子什么的就应有尽有：

别以为赵恒是在开空头支票，人家老赵家的皇帝可大都是讲究人：

宰相一级每个月基本工资就是300贯，吃穿住行皇帝全包（包括但不限于公屋、车马、仆役、米、绢、柴薪甚至油盐酱醋）。就算是司天监这种清水衙门中品级最低的小官（保章正），基本月薪也有两贯，宰相有的福利也基本都有，只不过减等而已，收入远高于民间的小康之家。

所以在两宋，只要通过科举入了仕，哪怕是最萌新的九品官不计入各种津贴和实物收入，仅现金收入就能达到近40万元/年。这可是个能让秦汉三公都目瞪口呆的数字，就算是到了今天，又是哪个级别的公务员才比得上？

更别提那些高官了。比如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啥的——只要在朝廷中枢摆上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年收入放在今天就是妥妥在千万之上。像范仲淹、包拯、王安石之类比较清廉的宋朝高官，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好像应该是挺穷的，但事实上人家可是领过好几十年高薪的主儿，哪怕光靠死工资也能攒出好几个小目标，那还穷个毛线？

更何况两宋不禁土地兼并，对官员经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所以工资只是官员收入来源的一小部分。所以说在两宋只要当上官，那就意味着成了人上人，要是当上高官，那绝对过的是神仙日子。

毕竟历朝历代官员收入之丰，无出两宋之右。

当然两宋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著名的“三冗”，使得这个以富庶程度能冠绝历代的王朝，始终尴尬的被财政赤字所困扰，不得不一次次的改制、变法，结果还闹得朋党相争，最终与其说是亡于外患，不如说是死于内讧。

也不知道设计出这套“高薪养忠狗”制度的赵家先祖要是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

同样乱糟糟的元朝我们继续不管他，直接说明清。

明太祖朱元璋可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出身，从小受尽了贪官污吏的迫害，所以最恨这帮人间渣滓。等到称帝立国以后，老朱虽然不得不养着几万个官儿替他打理江山，但该不待见照样不待见他们，而且逮着机会就往死里整他们。仅洪武四大案，朱元璋就摘掉了将近10万颗脑袋，其中大部分都是当官的，等于差不多将大明朝的官场换了两茬儿人。

就算侥幸逃过一刀的，老朱也不想让他们好过。

比如在经济收入上，朱元璋对于官员的苛刻简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不但不发钱只发粮食（这到后来还成了个隐形福利，因为大明宝钞的贬值速度简直堪称可怕），而且哪怕是朝中的一品大员，一年也只能领到1044石粮食，至于七品的县令就只剩下90石了，不入流的小吏更是只有36石。

这个工资水平低到了什么程度？连1500多年前以待遇低著称的秦汉官员，合法收入也至少是大明同行的5倍以上。更不用提享受超级高薪的两宋了，直接差了将近百倍。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即便官员的俸禄低到这个份儿上了，还不能足额发放，其中40%的粮食还要被折算成其他实物强行摊派给倒霉的大明公务员。至于发什么，主要看朝廷收实物税收上来了什么，或者官库里啥玩意滞销了，比如前文中提过的竹筐。反正皇帝就说这玩意值40%的工资，谁反对都无效。

那么一个老老实实的单纯靠工资收入养家糊口，能过上啥样的日子：

洪武年间的宏文馆学士（品秩应该在六品左右）罗复仁人品非常好，人送外号“老实罗”。一天朱元璋闲着没事满南京城溜达，正好走到罗家，就打算去串个门。没想到进门后简直没处落脚——两三间歪歪扭扭的破房子，家里连个能坐的椅子都没有，而老罗当时正在亲自修理房顶的破洞，看见皇帝陛下驾到还吓得从梯子上掉了下来。自家的大臣穷酸到这种程度，老朱也觉得面上无光，就赶紧赏给老罗一座豪宅。

更典型的例子则是海瑞，那可是个连亲朋好友的礼物都不收、公家发饷多发了七钱银子都得退回去的主儿，百分之二百的纯靠那点死工资度日的主儿。而这位最高做过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的大明第一清官，一辈子过得穷困潦倒，还得靠老母和妻女织布种地才能维持生计。临死时家徒四壁，连丧事都办不起：

可大明朝只有一个海瑞，而且这样的人物哪怕是千百年来也找不出几个。所以绝大多数的明朝官员，哪怕仅是想少遭点罪，也得想些歪点子搞点外快。

这样一来，吏治还能有个好？

有了对官员如此苛刻的皇帝，君臣关系也注定没个好。终明一朝，士大夫的“崇宋”之声不绝于耳，除了要求朱家皇帝恢复宋朝文官的政治特权外，经济待遇也是个重要的话题。毕竟都干着同样的活儿，俸禄却相差数十甚至近百倍，换谁心里都没法平衡。

可惜按照朱元璋设计出的那一套经济制度，他的子孙哪怕有心替官员们加薪，也掏不出那么多钱来，最多也只能对他们大捞外快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

清朝因为开国时的文明程度太低，所以基本照搬了前明的典章制度，官员的薪俸制度也大体如此。不过在康雍乾三代时对财政制度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在“我大清”当官的收入水平扶摇直上，几乎达到了仅次于两宋的水平。

当然在其中居功至伟的是雍正皇帝胤禛发明的养廉银，这玩意也成了清朝官员合法收入的主要来源。不过关于这个话题别人说过很多，也不生僻，所以我也不想浪费笔墨，直接说点新鲜的。

因为清朝原本的那套官俸制度，对于汉官是非常不公平的。而养廉银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有着胤禛平衡满汉关系的考虑。

举个例子——乾隆皇帝弘历执政前期的满人第一宠臣非其小舅子富察·傅恒莫属，爵授一等忠勇公（还曾要封俩一等公，被傅恒婉拒），官职更是一大堆，仅位列正一品的就有保和殿大学士（位居诸殿阁大学士之首）、领侍卫内大臣和太保；横跨康雍乾三朝的汉官第一人当然是张廷玉，爵封三等伯，官职也当过保和殿大学士；最后一位是曾被弘历倚重为“真宰相”的刘统勋，曾担任过领班军机大臣和正一品的东阁大学士，但未获封爵。

因此在未实行养廉银制度前，傅恒凭一等公爵（异姓公爵比照宗室镇国公）可领年俸银700两、禄米700石，凭正一品官职领年俸180两、禄米180石，折计年收入约47万元；张廷玉凭三等伯爵可领年俸460两、禄米460石，官品收入与傅恒相同，折计年收入约25万元；刘统勋则只有正一品官职的俸禄可领，折计年收入不到10万元。

要知道清朝可不像明朝那样对于宗室、外戚参政有着各种各样的忌惮和限制，对于本族人当官更是有着各种优待和扶持政策，弄到个爵位不能说轻而易举，也不能什么太难的事情。相反汉官就不同了，终清一朝获封公侯的才区区29人而已，还大多是像吴三桂、孙可望、年羹尧这种不得好死的货色。所以同样是一品大员，满官的合法收入可能比汉官高出数倍——哪怕是像张廷玉这样的三朝元老，也只能拿到相当于傅恒一半的俸禄。

本来就被区别对待，要是连经济待遇都差得如此悬殊，试问汉官心里能没有怨气？

尤其是早在康熙年间，满洲旗人就已经腐化堕落，大清朝廷越来越离不开汉官。所以康雍乾三帝一直都在试图平衡满汉关系，胤禛推出养廉银制度的初衷固然是出于吏治日趋败坏这个痼疾，但他显然也有趁机提高汉官待遇、平衡满汉关系的考量。

还是那三位——有了养廉银之后，傅恒年收入就变成了3275万元，张廷玉和刘统勋则分别为3146万元和290万元。这样一来不但收入大大提高了，降低了贪腐风险，同时干一样的活满官的收入仍稍高一筹，可体现其尊贵地位；而汉官与满官的收入差距被大大缩小了，总不至于再满腹怨气了吧？

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对这篇文章不以为然——自古以来有几个官儿是靠那点俸禄过日子的？

这话说得一点毛病没有。在帝制这个前提不变的情况下，要说十官九贪可能是过了，但要说十个官儿里有九个半在工资以外都有别的赚钱路子，这个比例肯定还是偏低了。毕竟在大多数的朝代，皇帝更关心臣子们是不是忠心，至于经济问题还真没几个在乎的。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

从秦汉到隋唐的千余年间，想当官的前提基本都是看家世出身，所以官场几乎被勋贵和士族所垄断。这个群体本身就不差钱，他们更看重的是家族的繁衍生息和对社会资源的全盘控制，因此需要权力和名声来保驾护航。在这种情况下，钱财虽然也很重要，但优先级显然没那么高。

这也是在那个时期官员俸禄相对较低，但世家豪门出身的官员在经济问题上栽跟头的却较少的原因。当然这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水平高，个个清如水、廉如镜，而是分工不同——那时候的一个大家族就像是个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企业，内部自然也要分出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和投资中心。那些被推出去代表家族当官的子弟，应该是属于干投资的活计，想要获取的是权力和名声，赚钱反倒跟他们没什么关系。要是有人借机大捞特捞，其实败坏的是家族的整体利益，往往不用皇帝动手，族长就要收拾他。

因此当时的贪官污吏，大多数外戚和宦官这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群体。反正他们名声也不好，权力往往也无法传承，所以只能在赚钱上花心思。

而从两宋开始，随着士族门阀的彻底灭亡，庶族地主出身的士大夫因科举大兴而崛起，成了官场的主流力量，从此贪官污吏横行才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

为啥？因为士大夫和世家子弟出身的官员最大的差别，就是权力再也无法世袭了。在科举时代，哪怕某人做官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只要子孙不争气考不上进士，那么家族的前途就得一夜回到解放前。

所以对于士大夫而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是绝对的真理。尤其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身寒微，也没有家族可以指望，所以只能亲自上阵大捞特捞，而且还得赶紧捞——要是哪天下台了，还捞个毛线？

这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要是摊上个“脏知府”呢，又得捞成什么样子？

所以不管是两宋高薪养士，还是明朝往死里抠搜那点俸禄，都无法改变贪官污吏横行这个现实。

毕竟问题是出在了制度上。所以才出现了两宋之前的官儿们为了权力才不那么贪，而两宋之后的官儿们为了权力才拼命的贪。

明崇祯末年，面对大兵压境的闯逆，朱由检试图用文明的方法向大臣们借钱以筹措军费，结果只借到了区区20万两银子。就连他的老丈人周奎都贪污了周皇后变卖嫁妆凑出的那点银子，还能指望那些跟朱由检没亲没故，唯有口头上的那点“忠心”的大臣们什么？

要知道周奎能过上人上人的日子、能捞到大把的银子，全靠有个当皇帝的女婿。要是女婿完蛋了，他会是个什么下场连傻子都不会想不到，难道周奎会想不到？之所以如此，除了贪欲和侥幸心，大概就是朱由检太跟他讲道理了。

李自成进京后，据说制作了5000副夹棍。在大刑之下，不但周奎乖乖交出了全部家产（《明季北略》说有70万两），更是从满朝文武手中搜刮出了7000万两之巨。

以明朝官俸之低，这7000万两恐怕统统都是赃款。可是文明的朱家皇帝对此毫无办法，只能靠闯逆来替他们清扫蛀虫，顺便收了大明江山。

但哪怕没有满洲人，干了这种事情出来的李自成也注定坐不住江山。没看即便是对官员最狠的朱元璋，想收拾这帮蛀虫也得找个办案的招牌。

毕竟在那个唯有士大夫才能代表“民心”的时代，吏治永远是个无解的难题。

　　明朝官员的俸禄问题：

　　明朝官员品级和俸禄(以万历年间为准)

　　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

　　太师 太傅 太保 宗人令 左右宗正 左右都督 左右宗人

　　从一品(月俸七十二石)

　　少师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师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都督同知

　　正二品(月俸六十一石)

　　太子少师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尚书 左右都御使

　　都督俭事 正留守 都指挥使 袭封衍行公

　　从二品(月俸四十八石)

　　布政使 都指挥同知

　　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

　　太子宾客 侍郎 副都御使 通政使 大理寺卿

　　太常寺卿 詹事 府尹 按察使 副留守

　　都指挥佥事使 指挥事

　　从三品(月俸二十六石)

　　光禄寺卿 太仆寺卿 行太仆寺卿 苑马寺卿 参政

　　都转运盐使 留守司指挥同知 宣慰使

　　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佥都御史 通政 大理寺少卿 太常寺少卿 太仆少卿

　　少詹事 鸿胪寺卿 京府丞 按察司副使 行太仆寺少卿

　　苑马寺少卿 知府 卫指挥佥事 宣慰司同知 提督四夷馆少卿

　　从四品(月俸二十石)

　　国子监祭酒 布政司参议 盐运司同知 宣慰司副使 宣抚司宣抚

　　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华盖殿大学士 谨身殿大学士 武英殿大学士 文渊阁大学士 东阁大学士

　　春坊大学士 翰林院学士 庶子 通政司参议 大理寺丞

　　尚宝寺卿 光禄寺少卿 六部郎中 钦天监正 太医院使

　　京府治中 宗人府经历 上林院监正 按察使佥事 府同知

　　王府长史 仪卫 正千户 宣抚使同知

　　从五品(月俸十四石)

　　侍读侍讲学士 谕德 洗马 尚宝少卿 鸿胪少卿

　　部员外郎 五府经历 知州盐运司副使 盐课提举 卫镇抚

　　副千户 仪卫 副招讨 宣抚司副使 安抚使安抚

　　正六品(月俸十石)

　　大理寺正 詹事 丞 中允 侍读

　　侍讲 司业 太常寺丞 尚宝司丞 太仆寺丞

　　行太仆寺丞 主事 太医院判 都督院经历 京县知县

　　府通判 上林苑监副 钦天监副 五官正 兵马指挥

　　留守司经历 都司经历 断事 百户 典仗正

　　神乐观提点 长官司副诏讨 宣抚俭事 安抚同知 善世正

　　从六品(月俸八石)

　　赞善 司直郎 修撰 光禄寺丞 光禄寺署正

　　鸿胪寺丞 大理寺副 京府推官 布政司经历 布政司理问

　　盐运同判官 州同知 盐课司提举 市舶司提举 河梁副提举

　　安抚司副使

　　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都给事中 监察御使编修 大理寺评事 行人司正 五府都事

　　都察院都事 通政司经历 太常寺傅士 大常寺典簿 兵马副指挥

　　营膳司所正 京县丞 府推官 知县 按察司经历

　　留守司,都司都事,副断事 审理 安抚司俭事 蛮夷长官

　　从七品(月俸七石)

　　翰林院检讨 左右给事中 中书舍人 行人司副 光禄寺典簿

　　光禄寺署丞 詹事府主薄 詹事府主簿 京府经历 灵台郎

　　祠祭署奉祀 州判官 盐课司副提举 布政司都事 副理问

　　盐运司经历 卫经历 宣慰经历 招讨司经历 蛮夷副长官

　　正八品(月俸六石六斗)

　　国子监丞 五经博士 行人 部照磨 通政司佑事

　　京主簿 保章正 御医 协律郎 典牧所提领

　　营缮司所副 卫知事 府经历 县丞 煎盐司提举

　　按察司知事 宣慰都事 王府典簿正 王府典宝正 王府奉祀正

　　王府良医正 王府典膳正 讲经 大通关宝钞,龙江司提举

　　至灵元府崇真宫灵官

　　从八品(月俸六石)

　　清纪郎翰林院典藉 国子监助教 国子监典簿 国子监博士

　　光禄彔事 光禄监事 鸿胪寺主簿 京府知事 运司知事

　　挈壸正 祠祭署祀丞 布政司照磨 王府典膳副 王府奉祀副

　　王府典宝副 王府良医副 宣慰司经历 神乐观知观 崇真宫副灵官

　　左右觉义 左右玄义

　　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

　　校书 侍书 国子监学正 部检校 鸿胪寺署丞

　　五官监候 五官司历 营缮所丞 府知事 龙江宝钞副提举

　　县主簿 长史司主簿 长史司典仪正 长史司典乐 牧监正

　　茶马大使 赞礼郎 奉銮知事 宣抚知事 安抚知事

　　颜料局大使 皮作局大使 鞍辔局大使 宝源局大使 织染所大使

　　承运库大使 宝钞广惠大使 广积库大使 赃罚库大使 京府织染局大使

　　十字库大使 典牧所大使 会同馆大使 文思院大使 杂造局大使

　　从九品(月俸五石)

　　待诏 司谏 通事舍人 正字 詹事府彔事

　　司务 学彔 典籍 鸣赞 序班

　　司晨 漏刻博士 司牧局大使 牧监副 圉长

　　大医院吏目 提举司吏目 盐课司吏目 州所吏目 副教授

　　染造大使 织染局大使 府仓大使 司库司大使 司狱副使

　　巡检副使 茶马副使 教坊司韶舞 司乐 按察司检校

　　府照磨 宣抚司照磨 典仪 副教授 草场大使

　　军储大使 御马大使 都督府大使 门仓大使 军器局大使

　　典牧所副使 会同馆副使 文思院副使 伴读 颜料局副使

　　承运库副使 宝钞广惠副使 广积库副使 赃罚库副使 十字库副使

　　广盈库大使 太仓银库大使 大仆寺大使 京府库大使 都税大使

　　宣课大使 柴炭司大使 京府织染局副使 皮作局副使 鞍辔局副使

　　宝源局副使 织染所副使 正术 正科 都纲

　　都纪 太常寺同乐 都司、运司、府学、京卫、宣抚、宣慰司学教授

　　司牲司大使 杂造局副使 节慎库大使 营膳所丞

　　未入流(月俸三石)

　　明朝官员的俸禄是制定得很低的，很多低级官员靠官俸很难维持生活，而高级官员则根本不可能靠官俸维持其豪华生活。所以地方官的实际收入大多来自地方税收的截流（俗称“火耗”），而京官的很多收入来自地方官馈赠。举例来说，一个县官，正七品，年俸90石米，也就是6372公斤米，每人1年就算吃掉180公斤米（在这个时候不可能那么少），这些米也只够35个人吃一年。

　　问题是，县官本身恐怕就有一大家子，手底下还有许多办事人员，这些人不能白干活啊？也就都要靠他的工资来撑着。

　　另外，更可怕的是，有40%的米他是拿不到的，那一部分就光明正大地被皇帝折换成别的东西，例如绢布、棉布，甚至一些零碎的小东西。

　　不是缺什么发什么，而是国库里富余什么就发什么，这些东西远远不值那些米的价钱，但政府却有着硬性标准，就像指着20匹布说，这就值15担米！那么，它就值15担！

　　因此，扣除那40%几乎卖不出多少钱的东西，这位县官大人每年还剩下3888公斤米了，只够21个人勉强吃一年。

　　这样也无所谓了，反正勒紧裤腰带还能过。问题又来了，天杀的明朝政府竟然发一部分宝钞代替米和银两！

　　他们发的所谓宝钞，事实上，没有准备金，也不存在印得手软诸多问题，皇帝只管叫人印，户部只管往下发，宝钞上写着一百两，恐怕连1/20的价值都没有，这些东西拿回去买米？估计只有脑子有问题的家伙才会卖吧！

　　这样算起来，这位县官大人的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难怪，当初洪武年间，宏文馆学士罗复仁过得很清廉，因为没钱买不起房子因此只能住在郊外一座破房子里，朱元璋有次跑到他家里去看，看见两间破瓦房外一个民工正在提着桶刷墙，他就问了，罗复仁在哪里？没想到这位仁兄一见皇帝大惊失色，跪下来说道：“臣就是罗复仁！”

　　这令朱元璋也感觉到尴尬和惊讶。

　　可想而知，如果都按照明朝制订的官俸标准，十个大臣有十个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大多数官员不得不去靠以权谋私来混点吃喝的银子。

据有关资料：罗姓在现今中国姓氏人口排列位于第22位，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86%，预计人口数约有1000余万。罗姓还遍布港澳台地区以及韩国、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

　　罗氏后裔世代繁衍枝繁叶茂，尽管他们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尽管他们迁徙到域外番邦世界各地;无论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无论时光流逝岁月蹉跎，散居各地的罗氏后裔，都坚定地认准豫章(今江西南昌)是天下罗氏的发源之地，罗珠公是天下罗氏之祖。

　　罗珠公，字怀汉。仕汉惠帝，先为“治粟内史”，后改为“大农令”，故世称为“大农公”，罗珠与灌婴平定九江郡。汉景帝时，在南昌一带置“豫章”郡，建筑城堡，并环城广种豫章树(樟树)。其后世子孙，遂被称为“豫章罗氏”。

　　《江西通志》载：罗珠“汉高祖时跟随灌婴，平定豫章，有功德于民”。

　　据罗氏22世孙罗新会罗龙胜为《罗氏家谱》作序解说：“豫章罗氏者，始自黄帝有熊氏，姓公孙。再传颛顼高职氏，姬姓，皆有圣德帝天下。颛顼之裔黎回代司祝融。回后季连，芈姓。连后鬻熊，佐周有功，以熊为氏，孙熊绎封于荆楚，┅┅遂国于罗，以国为氏。子孙奔散于江汉之间。汉罗怀，为梁王相，食采于豫章。父君用为武陵令。用子珠为大司农，自长沙奉命守九江，遂籍豫章。豫章之裔出大司农者，子孙特盛焉!”

　　北宋丞相司马光为追念罗珠的崇高品德，卓越功勋，作诗赞曰：“起家内史，职在司农，留侯推毂，灌侯共功，相度豫章，仡仡崇墉，勋成辟谷，邈矣高风。勋在汉室，泽及生民，媲美后稷，于今为烈，定太平功，建中兴业，寿而且康，厥后克昌。”

　　千百年来，民间世代流传“天下罗家无二派”的名言。自罗珠之始，家族繁衍，分支发展脉络清晰，家谱记载严谨有序，至今已有70余代。

　　罗氏发源之初，各分支自行起名，并无统一的排行字辈。至宋代，第40代后裔罗盛得任吏部侍郎，着手统一天下罗氏排行字辈。他把对罗氏子孙的殷切期望，写成一首四十个字的五言古诗。“盛应实用君，成彦伯公叔。以德懋宪光，秉兴克允福。亨运会时来，贤嗣序昭穆。富有本日新，得业是常禄。”(大意：罗氏兴盛依赖你们，仿效前辈成为俊彦。凭借德行光耀家族，依靠奋斗追求幸福。亨通机运时常来到，贤能后裔继祖传宗。根基厚实每天进步，受业创业发达永恒。)

　　由于罗盛得的显赫地位和社会影响，所以这首五言古诗成为罗氏统一字辈。自此开始，散居各地的罗氏家族后裔基本按照统一字辈起名，记入《罗氏家谱》。至今全国各地的罗氏后裔，主要是：运、会、时、来、贤、嗣、序等辈。

　　到了明代，儒学训导罗文溥仿照罗盛得，也作一首四十个字的五言古诗，为罗氏家族延续制定字辈，两者合并共计80代。“忠孝全鸿烈，芳名振豫章，立朝荣甲第，奕世萃冠裳，理学家声远，英才国瑞长，灵礽同绍述，庆衍发麟祥。”(大意：忠孝两全满门忠烈，芳名远播豫章之罗。高官满朝荣耀门第，显贵辈出世代相承。理学世家声名远振，英才俊杰国运久长。灵敏聪慧后裔光大，繁衍兴旺家族吉祥。)

　　罗文溥制定的字辈，其中特别指明罗氏家族发源于豫章，“芳名振豫章”。

　　自豫章罗氏一世祖罗珠公始，由于做官、经商、谋生、避祸等等原因，罗氏后裔逐渐迁徙五湖四海，散居九州各地。逐渐形成5个郡望，即豫章、襄阳、河东(太原)、齐郡(济南)、长沙。今国内的四川、广东、湖南、江西、湖北、贵州等6省所聚居的罗氏，约占全国罗氏总人口的75%。

　　据古代史书和各地罗氏家谱的记载，大致可以看出豫章罗氏迁徙的概况。以豫章(江西南昌)为发源地，至东汉末年，罗氏后裔主要聚集在襄阳、长沙、豫章三个地方，开始进入四川，随后又进入贵州。

　　至唐代中页，罗氏后裔遍布江西及湖南、湖北，开始进入福建。宋末元初又由闽入粤。

　　罗姓迁居台湾，目前所见文献记载最早始于清朝雍正初年。福建漳州罗氏与郭、何二人一道到台湾基隆开垦。雍正八年广东人罗朝章在台湾新竹红毛乡开垦。雍正十一年有福建泉州人罗合泉在台湾彰化县东螺西堡新庄仔庄开垦。此后大批罗姓子孙迁入台湾，与当地民众一起建设台湾，生息繁衍。今天罗姓人口在台湾排名第十八位。

　　自清朝开始，居住在广东梅县、大埔、及福建宁化等地的罗氏，曾多次向海外迁徙。主要迁往南洋的文岛(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祖籍广东嘉应州梅县石扇堡的罗芳伯在西婆罗洲(今加里曼岛)建立了一个共和制的兰芳国，实行“兰芳大总长制”，立国时间达一百零八年(公元1777～1885年)。目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还居住着数十万罗氏后人。

　　韩国是豫章罗氏海外后裔的主要居住国家。据统计，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共居住罗氏后裔60万人。韩国的罗氏分为“锦城罗氏”和“罗州罗氏”两大分支，均自认是豫章罗珠公后裔，均自认江西南昌是寻根问祖之地。

　　摘录于《锦城罗氏大同谱》卷一《姓原考》：“珠公在汉初事高祖有功，封于豫章郡，是为豫章罗氏。……遭黄巢乱，徙往各处，中国之罗皆一本。”

　　据《锦城罗氏大同谱》卷一《先系考》记载，罗至强是“锦城罗氏”一世。罗至强，唐代人。曾任尚书左仆射、兼侍中侍郎、御史中丞大夫、黄州团练副使、按全州致讨司马事。罗至强避难逃至韩国，有两种说法。一是反对唐太宗征伐高句丽的廷议，二是由于战乱。由于史料缺乏，难以定论。

　　罗至强驾船到达韩国，在发罗县(今罗州)定居，后来在新罗朝廷任左丞相。罗至强官居高位，显赫一世。于是家族繁荣，根深叶茂，人丁兴旺，形成浩浩荡荡的“锦城罗氏”。

　　《罗州罗氏大同谱》记载罗富为“罗州罗氏”始祖。“旧文记载，始祖讳富，奉命出使东渡，未及返命，宋亡，仍居艅艎，后贯罗州。”(译：历史文件记载，始祖罗富，奉朝廷之命出使，东渡韩国。还来不及返回复命，北宋灭亡，于是仍然居住在艅艎，最后定居于罗州。)

　　《罗州罗氏大同谱》对始祖罗富特别注明：“本是中国人仕宦，来渡东方，定居罗州，丽朝出仕，官至正议大夫监门卫上将军和金紫光禄大夫门下平章事。墓所在罗州艅艎面涌珍洞子坐之原。”

　　韩国《李朝姓原杂记》更加明确指出：罗富是江西南昌人。“罗氏由中国豫章东渡而来，有讳富者，是高丽正议大夫监门卫上将军，为始祖，贯罗州。”

　　罗富本是武官，又是宋朝使者，留居韩国之后，因此受到高丽朝廷重用，荣华富贵。虽远离祖国，却光宗耀祖，使豫章罗氏发扬光大于异国他乡。

　　国内《罗氏族谱》记载凿凿：罗富是江西南昌东岗罗村人(今罗家集罗家村)。其父：“罗廷重，北宋庆历元年应茂才异等试簿将作终严州通判。”其母：“樊氏，进贤县人。”

　　罗富是罗廷重次子，“仕萍乡令。大观二年明堂恩进武骑尉，加云骑尉升奉议郎。”

　　国内《罗氏族谱》和《罗州罗氏大同谱》相互吻合，历史纪年和相关史料以及传说相互应证，韩国“罗州罗氏”是江西南昌罗家集罗家村罗氏后裔和分支。

　　2006年至2007年间，南昌县莲塘镇小蓝村(柏林罗氏)曾经迎接数批韩国罗氏寻根问祖代表团。据《罗氏通谱》记载，“一世祖珠公世系，传至十六世祖绥公字均章生二子：企生、遵生、忠孝一门，分成南昌柏林罗氏两大支派”。由此可见，莲塘镇小蓝村并不是豫章罗氏最早的发源地。

　　地方志准确记载，我们今天说说的的南昌城是在“公元637年(贞观11年)从灌城西迁至东湖太乙观西”。既然南昌城是“西迁”，那么罗珠公与灌婴一道所筑“灌城”就应该在今日湖坊乡一带。所以，豫章罗氏最早的发源地应该是罗家集一带，即东岗罗氏。至今，韩国罗氏还流传说他们的祖先在“豫章东20里”。

　　(二)

　　“天下罗家无二派”，罗氏后裔无论如何背井离乡漂泊异国他乡，他们永远铭记列祖列宗延续罗氏家谱。他们的心中永远保持着对“根”的思念，永远保持着对“发祥地”“发源地”的崇敬。由此，“豫章罗氏宗祠”成为天下罗氏顶礼膜拜的圣地。祠堂是宗族的象征，古人说“追源溯本，莫重于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祖”。古时候，人们认为祠堂是祖宗灵魂的栖息所在。

　　“豫章罗氏宗祠”始建于西汉景帝年间，大约公元前150年。据《豫章罗氏宗祠重修祠志序》记载：“吾罗姓豫章始祖，讳珠、字怀汉公，本诸学问文章，发为功名事业。佐汉高开国，内而治粟，外而太守。继灌侯之后，竟筑城之功。望重奇勋，贤称大隐，藉以家于豫章。厥后，子孙济美，忠孝一门，遂有‘豫章世家’之誉。

　　太尉周亚夫奏以公筑豫章城功绩，奉敕建祠祀之以崇明德。”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尉周亚夫(周勃之子)上奏提议，皇帝准奏降旨，可见由此“豫章罗氏宗祠”地位之高。北宋徽宗赵佶特为“豫章罗氏宗祠”御制诗曰：“罗氏大宗祠，晋唐柏垂丝，始代不迁祖，万古常如斯”。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74年)，“豫章罗氏宗祠”因年久颓废而重建。

　　明代末年，“豫章罗氏宗祠”毁于兵燹战火。

　　自清朝嘉庆十九年至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豫章罗氏宗祠”迁址重建，规模宏伟，蔚成大观。

　　同治六年(公元1868年)，“豫章罗氏宗祠”重修。

　　1931年，罗氏后人集股募捐，“豫章罗氏宗祠”再次重修。

　　民国期间政府所颁“产权证”复印件至今依然存于《罗氏家谱》。由于历史的原因，“豫章罗氏宗祠”早已烟消云散。据《豫章罗氏宗祠产权证》记录，其原址具体方位：东临子固路(民德路口至“福辉大厦”);南临民德路(“南昌市第二按摩医院”及“家常饭酒家”大部;西接“凤凰坡小学”;北即“福辉大厦”围墙)，占地面积约10亩。

　　“豫章罗氏宗祠”是天下罗氏之根，另外还有两处重要的“罗氏宗祠”是罗氏分流的重要见证：“呈坎罗氏宗祠”和“石壁罗氏宗祠”。

　　一、呈坎罗氏宗祠

　　安徽黄山市的呈坎罗氏宗祠，规模宏大，装饰精美，整体上仿照曲阜孔庙等规制，四进四院，轴线对称，是中国祠堂建筑的最杰出的代表，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列为“国家文物保单位”。

　　唐朝末年，呈坎罗氏始祖文昌公、秋隐公为避黄巢之乱，从江西南昌举家逃难。见此地万物中和，风水奇佳，于是定居下来。罗氏兄弟通晓风水理论，把原名“龙溪”改为“呈坎”。整个村落按《易经》：“阴(坎)，阳(呈)，二气统一，天人合一”的八卦风水理论选址布局，依山傍水，形成三街、九十九巷，宛如迷宫。呈坎罗氏家族鼎盛于宋、元、明三个朝代，高官、隐士、富商、诗人、画家、高僧等等，英才辈出，各领风骚。《罗氏族谱》记载，仅在明代在朝为官者就达110多人。朱熹在《罗氏族谱》序中赞曰“以进士发科嗣世家业赫，为歙文献称首”。

　　二、石壁罗氏宗祠

　　客家罗氏始祖罗令纪(688—777年)，系豫章罗珠公第二十五世裔孙。其曾祖父罗万发，于隋开皇年间(580—600年)，由沙县徙居黄连峒。罗令纪协同巫罗俊率众辟地垦荒、开山伐木，致力开发黄连，使黄连于唐乾封二年(667年)建镇，开元十三年(725年)升镇为县，天宝元年(742年)更黄连县为宁化县。

　　宁化尚属初创时期，地广人稀山清水秀，各地罗氏陆续向宁化汇集。例如：唐乾符五年(878年)，豫章珠公第三十二世罗仪真因避黄巢之乱，携子罗景新由南昌西山迁虔州虔化县(今赣州宁都县)，历数十年，又迁福建汀州宁化石壁村定居。元代战乱，豫章珠公第四十五世罗尚立由虔州迁居福建汀州宁化石壁村谋生。

　　罗令纪是福建宁化的开县功臣，福建宁化是罗氏在南方的播迁中心。后来广东和台湾等地的罗氏全都是来自该地，例如顺德、南海、番禺、河源、程乡(梅县)、兴宁、长乐(五华)、归善(博罗)、龙川等等。《嘉应州志》云：“梅州人民抗元的壮烈，地为之墟。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所有戚友询其先世，皆来自宁化石壁人。”英国传教士肯贝尔早在1912年发表的《客家源流与迁移》一文中也说：“岭东之客家，十有八九皆称其祖先系来自福建汀洲府宁化县石壁村者”。

　　宁化石壁是世界客家人的祖籍地，宁化素有“客家祖地”和“客家摇篮”之称，由此衍播、散居在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家后裔有12亿人，其中客属台胞460多万人。豫章罗氏后裔是宁化石壁最早的开拓发展者最重要的群体，由此石壁也是世界客家罗氏总祖地。

　　“石壁罗氏祖祠”原建于后唐同光二年(924年)，传至明代永乐年间迁建于今址，至今已有600余年。“石壁罗氏祖祠”是石碧客家罗氏唯一总祠，也是世界客家罗氏总祠，总祠内设始祖罗令纪纪念堂。

　　(三)

　　祠堂常常会有一个“堂号”，实际上就是家族分流的一个名号。例如：唐朝末年，兵部尚书罗令则，从浙西北桐庐迁往浙东北慈溪。慈溪罗氏敬罗令则为“慈溪罗氏基祖”，其祠堂号称“嘉德堂”。 “嘉德堂”就是慈溪罗氏的名号。列举部分豫章罗氏支脉的“堂号”，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豫章堂、尊尧堂：豫章罗氏的嫡系的堂号。豫章本是罗氏的郡望，由此以郡望为堂号。宋朝时候，豫章人罗从彦是大儒陈颐、程颢的再传弟子。罗从彦谨遵师训，隐居不仕，广传朱熹的理学，著有《尊尧录》。由于罗从彦德高望重影响深远，所以嫡系罗氏亦称为尊尧堂。

　　柏林堂：南昌柏林罗氏的堂号。柏林公，名瑭，字公秀，珠公第十三世后裔，南昌柏林罗氏之基祖。幼居武阳之泗洲，因梦柏而移北林迁居，广种柏树於所居之左右。不数年，柏渐成林，于是改北为柏。罗瑭曾和许逊一道治水，享誉四方。于是其后裔堂号“柏林”。

　　明德堂：大埔豫章罗氏的堂号，是客家罗姓的一支。据清嘉庆六年(1801年)罗氏总祠“明德堂”会簿载：“吾族自豫章衍派迨宋季由闽人粤、散往四方，各世其家，各宗其祖，虽同出一源，无以联之……”。其后遂有兴建大埔罗氏总祠“明德堂”之举。据载，在该祠陈役主位的计有一十八个宗支。

　　贻谷堂：浙江上虞罗氏的堂号。《上虞罗氏谱》称“始迁祖”是南宋的罗元。罗元，行元一，字元善。由慈邑罗江迁居上虞三都永丰乡，是为迁虞始祖，开“贻谷”之名。

　　忠直堂：江西吉水竹溪罗氏的堂号。罗复仁(1306-1381)，明代著名廉吏，曾任弘文馆学士，与刘基同列。明太祖朱元璋为罗复仁题诗：“性虽粗率，忠直可喜。赐此布衣，放归田里。”取诗中“忠直”为堂号，以示荣耀。

　　世德堂：广东南海豫章罗氏堂号。元代罗宠为《南海紫洞豫章家谱》作序：“始至宋绍兴间，先世，讳点，居于江西，生子讳明，生孙，讳周易，咸失纪录，及曾孙讳裔，然后迁居于保昌珠玑里，生子，讳福。至孙，讳佑，又迁居于南海梓桐乡，实为保昌祖裔之孙也，是故有可考者，因以为始焉。生子讳芳誉，至元，祖兵，诗书第宅，几为之危。幸而成立，断简残篇，掇拾于灰烬，得存其一二，亦我豫章氏一脉之未绝也。”

　　罗宠，字承恩，号念公，南海紫洞罗氏第九代子孙。元朝英宗皇帝召他到京城，授以司务部高官。然而罗宠执意辞让，英宗皇帝只得准其还家，并赐手书“世德堂”作为罗氏宗祠牌匾。由此，“世德堂”成为堂号。

　　义恩堂：福建沙县罗氏堂号。据《沙县罗氏宗族谱牒》记载，其肇迁始祖为江西南昌柏林里人，可惜名讳已失，只知唐元和十五年(820)作官于沙县。居“罗巷”，肇启闽沙罗氏一脉。

　　肇光堂：福建省永安市大陶镇美坂(原名“尾坂”)村的罗氏宗祠名称。宗祠原为祭祀洪砂罗姓开基始祖“真辉公”所建。始建于明代，清代重修。所谓“肇光”，即“开始、光大”之意。

　　(四)

　　姓氏文化和祠堂文化，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姓氏文化和祠堂文化，以血缘文化这一特殊形式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代表着中国民族传统的宗族观念。“血浓于水”，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和国家统一上，姓氏文化和祠堂文化，是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全面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姓氏文化和祠堂文化，依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

　　目前，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姓氏文化和祠堂文化的挖掘和利用。例如无锡市已经宣布将修复和恢复一批祠堂建筑，邹公祠、李忠定公祠、华孝子祠、张中丞庙、至徳祠(泰伯殿)、过马郡祠等。

　　中华民族(包括海外华人及汉族后裔)自古以来都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寻根祭祖，造化桑梓，报效祖国。南昌是天下罗氏的发源地，罗珠公是天下罗氏的始祖。重建“豫章罗氏宗祠”，使之成为天下罗氏寻根祭祖的圣地，对于广泛联系天下罗氏，对于南昌的建设发展，必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这正是笔者撰写短文的根本目的。

对明朝是否存在“洪武之治”，史学界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明朝历史确实出现过“洪武之治”，因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1368―1398年）曾经有过一段盛世。由于明太祖统治期间以洪武作为年号，朱元璋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洪武之治”。

另种观点认为，朱元璋为人残忍忮刻，疑心太重，杀人过滥，几乎应了元代郑廷玉的词所写那般：“闲时故把忠臣慢，差时不听忠臣谏，危时却要忠臣干。”导致了君臣心不齐、官民心不聚，要想真正“从乱到治”绝非易事，毕竟朱元璋虽为中央集权之需，但以明初四大案血洗朝廷，其破坏程度不仅当时震惊朝野，也为后世之不齿。文官系统和武将系统被清洗，宰相遭罢，中央 破坏不堪，在应对地方藩王所发起的“靖难之变”的能力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在此妄谈“洪武之治”，显然其客观性现实性很是存疑。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就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也并非毫无道理之说。

下面我们先分析一下两种说法的理由，再谈谈笔者的分析意见。

认为有“洪武之治”，主要理由有四：

一是实行改革吏治。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就着手改革吏治，他首先废除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

二是大力发展经济。朱元璋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生产的措施，使得明朝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民户达1605万户，人口达6054万人，垦地面积达850万顷，为明朝后世的经济发展打下极为牢固的基础。

三是重视文化教育。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诏令天下立社学，府、州、县每五十50家要设社学一所，用于招收八到十五岁的民间儿童入学。儿童入学后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后学习经、史、历、算等知识，同时必须兼读《御制大诰》、明朝律令，另外还要讲习社会之礼。但是由于太祖本人文化水平不高，而将许多自己所厌恶的语句（如“民贵君轻”）一一删去。而明科举之八股文亦是呆板之至。整体而言，洪武年间文化教育虽不若唐宋之风，但对于元末之文化衰退而言，朱元璋之功亦不可小觑。

四是强化对外军事。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洪武帝从明朝建立开始就不断北伐。洪武二年（1369年），明军追击北元残余势力，俘虏丞相脱火赤以下一万余人，北元皇帝逃到漠北几百里外。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再次北伐，于沈欲口大破元军主力王保保，俘虏文济王以及国公阎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韩扎儿等十万余人。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军越过长城，轻骑雪夜奔驰，偷袭元军大寨，最后在蒙古捕鱼儿海大败元军，俘虏北元残余势力八万人。蒙古从此一蹶不振，分裂为鞑靼、瓦刺、兀良哈三大部。

正是这些举措，使得明朝伊始就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认为“洪武之治”根本不存在的观点，理由主要是：

第一，朱元璋的出身经历及胸怀眼界所限。出身寒微、放过牛、当过和尚的朱元璋，确实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纵横捭阖，力挫群雄，终于平定四海，统一宇内。但也正因为他出身草根缘故，鸡肠狗肚，心胸狭窄。故天下底定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那些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文臣宿将自然都爵高位显，权尊势重。朱元璋害怕这些人功高震主，于是有计划地屠戮功臣，大有不赶尽杀绝决不停手之势。宰相胡惟庸“谋反”一案，先后有3万余人罹难被杀；蓝玉“谋反”一案，又有15万人丢了性命。平心而论，胡惟庸身为宰辅，已位极人臣，他怎敢觊觎天子宝座？蓝玉不过一赳赳武夫，恃势凌人则有之，要夺大明江山，证据显然不足。更何况他们不在干戈纷扰时谋反，却在天下一统之后篡逆，天下岂有如此笨伯哉？朱元璋简直杀红了眼睛，甚至他的亲侄朱文正、外甥李文忠都死在他的屠刀之下。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幕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连性命都难以保全，谁还肯为天子尽忠？！

第二，朱元璋采取极端手段控制官为民意。对于手无寸铁的儒士，朱元璋也刻意防范。为了侦察别人隐私，他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莘莘士子的举手投足，都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博士钱宰奉调赴南京编纂《孟子节文》，公余之暇，信口吟了一首诗。不料隔墙有耳，早已被特务录在纸上，报告给了朱元璋。次日上朝时，朱元璋指着诗中的“嫌”字说，你的诗写得不错，只是朕并没有“嫌”你，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手足无措，连忙叩头谢罪。国子祭酒宋讷一天因小事闷闷不乐，特务在门缝里觑得明白，照实画了下来。次日朱元璋问他因何生气，宋讷如实回答，并问皇帝何以知晓。朱元璋莞尔一笑，拿出了画像，宋讷不由得大惊失色。弘文馆学士罗复仁老实木讷，却直言敢谏，只因他原是陈友谅的部下，朱元璋心存芥蒂，竟亲自到他家查看。见他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才放下心来，夸奖他恪守官箴，一尘不染，又命人给他换了一套大房子。当然，这种旷古恩典只是例外。试想，仅依靠压服制服管服的局势，焉能是可以高枕无忧的环境？深陷疑心疑虑疑忌的心理，岂能是放心用人的氛围？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当时，朱元璋连起码信任都不存，何以换来将臣学士的精忠报国？单凭朱元璋一人之力是不可能真正建起宏伟基业并大治天下的。

两种说法，笔者看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是都对也都不对。说对，是指无论哪种说法都摆出了事实，都言明了真相。说不对，是指二者都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忽视或忘记了另一面。

譬如说，朱元璋即位之初，确实施展了他的雄才大略，并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重视军事，关注民生，使得整个明洪武时期（1368―1398年），“百姓充实，府库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大兴屯田，“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明史・食货志》）。后来能得到清康熙帝嘉其“治隆唐宋”，也是实至名归，不属谬赞。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朱元璋在治国期间，也确实出现了许多政策失误、决策失败之处，一定程度伤害或破坏了大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的局面，让期望中的“洪武之治”迟迟未能真正到来。

有成就未必就是已经实现大治；有失误未必就不能谈论功绩。多样性复杂化的人格特点，才是真实的历史的朱元璋。没有他的雄才大略与尽力实践，就不可能有大明王朝两百多年历史的坚实基础；同样，不看到他自身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就无法真正了解和看透明朝成败兴衰的历史。

倘若，非要说明朝初年出现的盛世局面，就是“洪武之治”，笔者也无话可说。毕竟，我们今人探讨历史、研究事件，都只能基于史料、源于分析，无法穿越明朝去探个究竟、闹个明白。只是在我们心中会产生些许遗憾----若真属大治的年代，似乎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有些毁誉参半了，根本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辉煌灿烂令人敬佩……

对明朝是否存在洪武之治，史学界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明朝历史确实出现过洪武之治，因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1368—1398年）曾经有过一段盛世。由于明太祖统治期间以洪武作为年号，朱元璋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洪武之治。

另种观点认为，朱元璋为人残忍忮刻，疑心太重，杀人过滥，几乎应了元代郑廷玉的词所写那般：闲时故把忠臣慢，差时不听忠臣谏，危时却要忠臣干。导致了君臣心不齐、官民心不聚，要想真正从乱到治绝非易事，毕竟朱元璋虽为中央集权之需，但以明初四大案血洗朝廷，其破坏程度不仅当时震惊朝野，也为后世之不齿。文官系统和武将系统被清洗，宰相遭罢，中央 破坏不堪，在应对地方藩王所发起的靖难之变的能力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在此妄谈洪武之治，显然其客观性现实性很是存疑。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就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也并非毫无道理之说。

下面我们先分析一下两种说法的理由，再谈谈笔者的分析意见。

认为有洪武之治，主要理由有四：

一是实行改革吏治。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