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是中华民族的先祖，是“三皇五帝”中之一帝；他仁如天，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他制定历法，传贤让位于舜，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是晓喻海内外的伟大人物。金湖是淮河下游、江苏省长江以北中部的一个1960年由宝应县析置的新县，说金湖是尧乡，是说尧生于金湖，金湖是尧的生身之地。如此说，是据《史记·五帝纪》中“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一语经考证而来。因该语中“三阿”即今金湖县境内之塔集。故而转言为“尧初生时其母在塔集之南，金湖是尧乡”矣。

地名族内鉴真伪 塔集就是晋三阿尧是中华民族的先祖，有关他的信息覆盖全国，查考尧的出生地必须将其放到全国这个大范围内权衡，绝不能坐于井地；察一言而概全盘。《史记·五帝本纪》中在“尧帝者”下曰“皇甫谧云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出版的《二十五史》“史记”第7页“五帝纪”“帝尧”）。由此看出“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之言出于皇甫谧之口，在考证三阿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皇甫谧其人。据《辞海》介绍：“皇甫谧(215—282)，魏晋间医学家，今甘肃平凉西北人……著有《甲乙经》、《帝王世纪》、《高士传》、《烈女传》、《玄晏春秋》等”。民国2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书目提要》在评品著作者皇甫谧时曰：“年二十余始就学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后得风痹疾犹手不释卷武帝时累徵不起自表就帝借书帝送一车书舆之……。”由此而看，皇甫谧既是当时稀有之饱学之士，又是被后人推崇的有能耐的史学家。古往今来，解读并诠释《史记》的能有几人不信其言而谁

既然皇甫谧之“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不虚，则三阿为何地之三阿应是问题的关键。查1931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典》中第32页有“三阿”词条，词条释文曰：“三阿，在江苏省高邮县西北。《舆地纪胜》云：‘高邮有北阿镇，离城九十里，即晋时三阿’。《高邮州志》云：‘东晋尚侨置幽州，太元四年，符秦将句难、彭超围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广陵百里，即此’”。《辞典》除给三阿下了定论一一“在江苏高邮西北”外，还引用了《舆地纪胜》和《高邮州志》中的话来补叙三阿，点明三阿是东晋时三阿，以及三阿相对于高邮城的方位和距离，这为我们确定三阿的具体位置奠定了基础。同时，还指出在三阿处发生过的一些大事，说明三阿是有相当影响的地方。经查，《辞典》中三阿仅此一条，别无他目。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是一部参考群书调查甄录上起远古下迄近代的我国地名全书，特别是查阅古代地名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对《典》中所列之三阿及其诠释之内容可以毫无顾忌地照搬套用。也就是说“三阿在高邮西北，离城九十里”。以这样的方位和距离定位，三阿应在今金湖县境内夹沟、塔集、卞塘这一弧形地带。为认定这一结论，排除其他可能，还必须追溯、弄清、交待两个问题。一是有人或曰，阿者不是本县用语，以阿名地者更为鲜见，三阿应是县外他地之地名；二是三阿既在今金湖县境内，应是今之何地呢

阿者，大丘或曲隅也。我县境内湖泊众多，河汊网布。三河以南，闵桥、塔集一线以西区域为缓坡丘陵地带，陵谷毗连、湖溪曲串，墩塘，岗坂，岗头等代表性特色地貌比比皆是，以阿名地是符合中国古今地名命名习惯和规则的，是顺理成章之事，当不以为怪。《嘉靖扬州府志》在解释何为三阿时云：“三阿者，镇之南有平阿湖，又南有下阿溪也。”清朝顾祖禹编著于1692年的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在注释三阿时日：“三阿者，镇南有平阿湖，又南有下阿溪也……。或云，平阿湖侧有平阿村，村有故平阿县……此三阿也。”在历代众多版本的《高邮州志》、《扬州府志》、《扬州营志》、《天长县志》等地方志中，在闵桥、塔集、卞塘一带均多见文字记载和地图标注的以阿为名的地名。可见，三阿不是外来名称，是土生土长的地名，应是不争的事实。这里，笔者由《高邮州志》的《州境总图》中复印了一份塔集周边的地形图，该图虽说方位和比例尺都不甚准确，但塔儿集、闵家桥、卞塘以及平阿中村，平阿西村，平湖、运河等名称均醒目地标列其上，足见以阿名地的地名确实存在。其中，平阿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叫平阿乡。民国17年（1928年）国民党高邮县政府调整行政区划时将平阿乡、广沛乡合并为第十二区（后叫闵塔区），平阿这个名称才弃而断用（见《高邮县志》1990年版中的行政区划）。该图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信息，那就是那些被水分割的岛状陆地一一一这是自古以来没经过大规模人工雕凿的原始形态，让人目野一新。这种地貌除在尚没有经过大规模人工改造的淮河入江水道中还能寻觅一些残存的踪影之外，在已经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规模的人工条田方整化、居住庄台化、沟渠河网化整治后的现今的闵桥、塔集镇地域内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难道它不能为塔集的远古地貌和以阿名地的地名作些佐证吗

要说三阿为今之何地，则是非塔集古镇而莫属。南宋权威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云：“高邮有北阿镇……即晋时三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云：“北阿镇，在江苏省高邮县。即晋时三阿也。”而且该《典》中仅一个北阿镇。《高邮州志》云：“北阿镇，在州治西北八十里，亦日三阿，以镇南有平阿湖，又南有下阿溪也。”等等，众多典籍均道出同一个声音：北阿就是三阿。《舆地纪胜》是南宋的地理总志，由王象之编著，成书于1227年，是我们目前已知最早记载叫“北阿就是三阿”的典籍。

为了理清塔集与北阿的关系，1982年5月笔者与同办工作人员约请塔集镇上老居民翁正，陈友山、吴承志、杨淇、杜平等座谈，请他们介绍、追溯塔集名称的由来及演变。老同志们兴趣浓厚，个个争相发言，他们谈到了宝塔，谈到了吴大庄，谈到了塔儿集，塔阿集、北阿镇等。言他们在孩提时上人在农历腊月送灶神时灶符上落款的地址有的还叫“高邮西北北阿镇吴大庄”；现在的塔集是北阿镇移来后兴建的；此地原叫吴大庄，在北阿镇东北一里多地，北阿镇因地势较吴大庄低，常遭水患而迁此；新集镇初叫塔阿集，因北阿镇内原有一座古塔(塔在今集镇西南一里多地，于1966年8月在文化革命破四旧时拆除)，从古塔和北阿内各取一字组成；由于“阿”、“儿”在方言中音近，因而常传呼为“塔儿集”；再后来，由于传呼和文字记载的缘故，将“儿”字逐渐淡去，才成为两个字的“塔集”等等。众人所述，将塔集名称的由来和演变交待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环环相扣，让人无懈可击。为了证实这些口碑资料，本人又查阅了清道光年间重修的《高邮州志》，在志内所附的“州境总图”上就标有塔的图形和“塔儿集”这个地名。据姜燕先生1988年发表于《淮阴志林》的“前秦、东晋三阿之战地点小考”云：“1986年在金湖塔集镇北首发现一块明代地眷，眷上镌有‘维大明国直隶扬州府高邮州昌平乡口口口口见寓平阿西村北阿镇’”。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北阿镇在明朝时是高邮昌平乡平阿西村内的一个集镇。这就以出土实物佐证了北阿镇的存在和它大概的地理位置。1996年5月6日戴之尧先生在《淮海晚报》上发表了“北阿古塔”一文，戴先生在文中无遮无掩地直点：“北阿镇即塔集的古称”。出土地眷的镌文，戴之尧先生文章中的提法和塔集镇翁正等一班老者口述的内容可谓是殊途同归，他们从不同的侧面验证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塔集就是古北阿镇，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历史的真实。从来就没有人将北阿和与塔集相邻的夹沟、闵桥、卞塘等地相联系，在考证夹沟、闵桥，卞塘这些地名时也从没有人提及过三阿这个名称。

为了验证上述结论的准确性，本人又查阅了一些其他历史资料，以期从不同方位、不同角度作进一步佐证。其中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提供的信息，既增加了证据的种类，又提高了结论的权威性。因为在其内的有关地图上明标着我们所需要的内容。一是在第四册的《东晋》图上，在高邮城西北(今金湖县境内)的同一个点上标有幽州、兖州和三阿三个地名，其中三阿是聚落名，幽州，兖州是政区名，时二州侨置于三阿。二是在第七册的《明·南京图》上，在原三阿的位置处标着北阿镇。这就说明今金湖境内的这个地方历史上先后确实分别叫过三阿和北阿。查遍全套图集，没有发现第二个三阿，也没有发现第二个北阿。这就说明在全国范围内三阿和北阿仅此一个，或够资格上图册的仅此一个。这和《地名大辞典》中提供的信息完全一致。或说，实地中可能还有另一个三阿，但既然《图集》、《辞典》中都未提及，难道皇甫谧所言之三阿还能是它

这里，还有两个情况有必要作个说明。一是三阿或北阿在图所标注的位置与塔集应处的位置稍有偏差；二是北阿名称南宋就有了，但南宋图上没有标注出北阿。对此，我们认为这不影响三阿、北阿就是塔集的结论。其一，前面已经详细阐述过，高邮西北的三阿或北阿非塔集莫属，别无他地；其二，因为该《图集》是全国性的，其版面和比例尺都非常小，两图分别为八百四十万分之一和二百八十万分之一，象三阿这样的小地名不是因为其重要是根本不会被选标上图的，这样的小地名在这样比例尺的地图上也很难标注在准确的位置。至于南宋图上没有标注北阿，是因为该《图集》中的南宋图是以1208年的南宋政区成图的，而首现北阿的《舆地纪胜》是王象之1227年成书的，前后有19年之差，所以“北阿”南宋图上没有只能在明图上见到也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无论是地方志介绍、当地百姓口授传承、文人墨客笔下提及，还是出土文物镌刻，全国性典籍记载，可谓是异曲同工，它们共同佐证了一个事实、推断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塔集就是北阿，北阿就是三阿，塔集就是三阿。因而皇甫谧所言“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今应言之为“尧初生时其母在塔集之南”。因“之南”是主地塔集之“之南”，当在塔集之南的不远处，故可忽略不究其实。塔集历史上属高邮州，1958年划归宝应县，1960年金湖由宝应析出置县后，塔集改隶金湖县。县因镇而耀：金湖是尧乡!

文章写到这里，话说到这份上，或许有人会说，我们并不否认你所引资料的真实性，也不是说你证据不充分，只是说尧生于金湖我们很难接受，且不说从来没听说过，就是听说过，谁不知金湖是块多么年轻的土地，而且大部分地区地势低洼，多少年来一直是被水覆盖着，哪能有这样的古人在此生存其实，细想起来，这话也不为过，也是人认识事物的一种常理。当你对事情还不知情时，你当然无法去描绘事情的面目，更不要说细枝末节了。看来还有必要将金湖地区历史及地貌的演变作一个追溯和铺呈。 ·

沧海桑田今非昔 金湖上古繁盛地

尧生于塔集之南，符合历史文化背景和地理生存环境。从大范围讲，分布于山东、江苏、浙江一带的青莲岗文化是1951年在楚州(原淮安)青莲岗发现的，金湖县域属于其中，该遗址是约公元前5400年一一前4400年间的事，属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1989年出版的《江苏市县概况》中的江苏省情概述云：“距今六七千年至三四千年前，北至徐海、南至太湖的广大区域内，分布着许多原始的氏族部落。从淮安青莲岗文化遗址发现的炭化小米……江苏境内古人类创造的文化位居当时其他地区的前列。”高邮市运河以东一沟乡、龙奔乡境内的龙虬庄遗址、周邱墩遗址是距今6000-4500年前的两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出土了很多新石器时期先民的生产、生活用具(见1990年版《高邮县志·文物古迹》)。以上这些遗址都在金湖县域以东的京杭运河以东。从地理位置上讲，金湖在楚州(原淮安)、宝应、高邮一线的西侧，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楚州、宝应、高邮等离海近，而金湖则离海较远。按照目前的成陆学说，金湖应是先于运河以东成陆的，其实无论是金湖，还是宝应、高邮、楚州，甚至是建湖，兴化、盐城等，所联成的成片陆地在若干万年以前就已经有了。海岸线在宋朝以前若干万年中就基本没有变化，一直就是在连云港至盐城至如皋一线，直到宋太平兴国年间黄河夺淮后，滔滔黄水夹带大量泥沙入海，再加上长江入海所携之泥沙，在二水泥沙的共同作用下，才逐渐孕育成我县以东连云港至盐城至如皋一线以东的陆地(见《中国历史地图册》各朝政区图)。历史文化也是由西向东推进的。既然在6000年前的金湖以东地区就有人类，则金湖地区也应该有人类存在。从金湖县域的小范围来讲，以下事实也足以证明，起码在新石器时期就已有先民在金湖地区活动了。1974年在塔集以东近10公里的高邮湖边的夹沟荡出土了新石器时期的石斧、石琮、石璧(见《金湖县地名录》)，现这些文物完好无损地收藏在淮安市博物院。1985年在塔集西南10公里金南镇抬饭墩出土了新石器时期的石锛(见《金湖县志》)。塔集西金南镇境内的时墩遗址、抬饭墩遗址、戴楼镇境内的獾墩遗址都是新石器时期遗址(见1994年版《金湖县志·文物古迹》)。1957年在塔集以北的原吕良镇的张集圩处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楚国金币“郢爱”，现该金币收藏于南京博物院(见《金湖县地名录》)；1984年在塔集西北的陈桥镇渔池涧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青铜剑(见《金湖县志》)等等。如果没有先民在此活动，哪来这些遗址和文物!新石器时期开始于距今7000--8000年，此时先民已定居生活，广泛使用磨制石器(见《辞海》)。尧是传说中的史前人物，他的生存年代距今约4000年以前(见《中国历史大事纪年》)，说他出生于此地是完全符合历史文化背景的。

从生存环境方面来讲，金湖地区介于江(长江)淮(淮河)之间，临近大海，过去没有这么多的湖泊和这样宽广的水面，河湖大多是运河大堤筑成和黄河夺淮后逐渐形成的。岗丘错置，溪涧纵横，土地肥沃，草木繁茂，可食性野生动植物丰富，气候适宜，易于生存，是先民休养生息的理想之地。是开发较早和比较富庶的地区之一。以下史实可以说明这一点：禹划九州，隶扬州之域。秦属东阳县。汉代起县境内始有县的建置，叫平安县，其县治在今县域东部的湖荡内(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64-65页东汉徐州刺史部图 ) ；

三国时魏将邓艾在今县境及今洪泽县境内屯田筑白水塘(白水塘通今陈桥镇境内的渔池涧)，灌塘下田一万二千顷，并筑石鳖城(城在黎城北)，以此地为前沿阵地与东吴抗衡，时曹操强令民众北迁，民众惊恐，纷纷渡江南下；南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于石鳖立阳平郡，北周置石鳖县；《通典》云：“山阳重镇守险有平阳石鳖田稻丰饶盖历代屯田之地”；晋时三阿是重镇，侨置幽、充二州，并频频发生战事，句难、彭超围攻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唐中宗嗣圣元年，徐敬业起兵扬州讨伐武后，武后遣大将李孝逸击之，徐敬业屯兵下阿溪，勒兵阻溪拒守；隋文帝改平安县为安宜县，并石鳖入安宜；汉井、汉墓遍及全县，陶罐、铜镜、鸡舍等汉代文物在县境内可以说是俯拾皆是等等。从上述可以看出，汉代时此地已经比较发达了，否则是不会在此置县，更不会在此设立县城的。“尧苗生九穗，汉麦结双枝”这一当地世代袭用的土地庙门联(塔集吴承智提供)，充分说明了对尧帝及汉朝的推崇和歌颂。这是汉以前连续数千年开发、垦植的结果，否则，至汉时是不会有如此繁盛情景的。

但沧海桑田，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叠土筑成运河东大堤，使西来之水被阻挡不能东逝，加之自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后，黄河南徙夺淮，黄、淮二水横溢四流，无低洼而不入，直到1970年淮河入江水道建成前，此地成了二水的注潴之地。注而河成，潴则湖就，淹没农田村舍，使此地尽成水乡泽国。河水夹带的大量泥沙沉淀淤积后堙埋了遗址古迹。先民避水患，图生存，纷纷逃离家园；隋朝末年安宜城遭杜伏威屠焚；唐初将县城迁至运河以东白田(即今宝应县城)，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摧残下，金湖地区一蹶不振，由繁荣转向了衰败。由此时起直到1960年设立金湖县，在长达1300多年的时间内本地没有县的建置，而分隶他县(金沟、银集镇一线以南的塔集、夹沟、闵桥等属高邮，余皆属宝应)。一度时期内，此地成了渺无人烟的空旷荒野。直到明朝初年(洪武年间)，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才从苏州等地赶迁来一些民众。今县人大多是这些人的后裔。对于这一迁民行动，地方上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两句话：一叫“洪武赶散”，一叫“插草为标”。“洪武赶散”意即朱洪武将一些地方的人强令迁徙疏散。疏散至本地的大多是苏州阊门人。“插草为标”，意即此地一片荒野，田地没有主人，来此地的人只要用草杆标示一下，就界定下属于你的田地范围。关于这一点，在县民的家谱中多有提及。《李氏宗谱》云：“吾李氏陇西堂，始祖乃陇西成纪人，同唐王朝李世民一支家族也，始祖籍今甘肃省六磐山(陇山)以西黄河上游以东的一带地区，后一支时间无稽入籍苏州阊门外落户建立家园。延至大明王朝洪武赶散时，我始祖兴十公受命，带领一支四子疏散到宝邑(宝应县)湖西时安(村庄名)地方安家落户……。”《吴氏家乘》云：“原籍吴郡阊门人氏於明初由苏徙邮(高邮)至湖西黄林东村卜筑家居名吴家庄……。”《杨氏家谱》云：“尚思人贵自立而尤不可忘本，我杨氏系关西自有明之初我始祖右三公自泗迁邮卜宅於珠湖(高邮湖)之西滨…。”……。由于民大多是明初由他地迁来的，不是本地自古衍殖下来的，加之黄、淮二水屡屡泛滥，冲毁、湮埋了历史文明，以致本地无论是在口授传承文化上还是在有载体的历史文化上都有个断层，这是个无可挽回的文化断层，它使金湖地区的古文化难以知晓、继承和光大。所以，一部分对此情况不甚了解的人，曲解或否认金湖地区灿烂的古文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后　记

尧生于塔集，金湖是尧乡。自1993年泗阳谈嘉德先生在《竹枝词　三河轶事》中提及，1994年本人的《尧与塔集》小考文章在《江苏地名》刊登，同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后经诸多专家学者齐论共证，至1998年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从文字记载历史的角度讲，算是对此事有了一个明晰的结论。但尧在金湖究竟有哪些遗迹，金湖人对这一厚重的文化遗产又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把握和宣传，我们应研究和努力。

尧是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的出生地在司马迁写《史记》时就众口异词。故太史公（司马迁）慨曰：“余曾西至空洞北过 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者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延至西晋时，皇甫公周游巡访、查经问典、去伪存真，将其诠释为“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一言九鼎，将尧的生地定于三阿。

现在我们所做的只是在掸抹历史的尘埃，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三阿”是何地之“三阿”，现已明白了，她就是金湖县境内的塔集。仅此而已。祈仰品评。

编辑:zacky 作者: 李义海

中国古代几千年以来，吏治腐败一直是个很难根治的问题，然而东汉中期却出了一个 以“四知”典故名垂青史的“清白吏”杨震，人送外号“关西孔子” 。

大家都知道，孔子何许人也？所谓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文章道德、修身齐家为万世师表的大圣人，说杨震是“关西孔子”，那么其学问、操守一定也是出类拔萃的了，的确如此， 杨震就是出自陕西古弘农郡杨氏家族的一个圣人。

在古典籍里经常提到 “弘农”这个地名 ，西汉汉武帝刘彻于元鼎四年最早设置弘农郡，管辖区域包括今天河南省西部的三门峡市、南阳市西部，以及陕西省东南部的商洛市。由于地处所谓“东西两京”（洛阳、长安）之间的黄河南岸，一直是历代军事政治要地。

以后历经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弘农郡的管辖范围逐渐缩小，但从陕西华山到河南三门峡一线，始终是弘农郡令人瞩目的核心地区，因为这里是 天下杨姓第一望族——弘农杨氏的发源地 。

弘农杨氏在全中国杨姓族人的心目中，是最崇高、最受人尊敬的，许多杨姓家谱都把远祖追溯到弘农杨氏。而 弘农杨氏闻名天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关西孔子”杨震为核心的家族世系的崛起。

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他早年通晓经籍、博览群书，很早就声名鹊起。但是在几十年里一直没有响应州郡礼聘他去做官的邀请，即便亲朋师生屡次劝说，他也不为所动，专心讲学。

据《后汉书杨震传）记载，他近五十岁的一天，一只冠雀（即鹳雀）衔着三条鳣鱼（鳇鱼，外形近蛇、鳝），飞来停在他讲学的讲堂前面，于是这件事很快传开了：“蛇鳣，是卿大夫衣服的象征。三是表示三台（ 汉代对尚书—“中台”、御史—“宪台”、谒者—“外台”合称“三台”，这里泛指高官 ），先生从此要高升了。”

终于，杨震在五十岁时 响应东汉汉和帝舅兄、大将军邓骘 的征辟出来做官。在他担任东莱（今山东龙口、烟台一代）太守时，在他赴任途中，路过昌邑（今山东莱州)。他从前举荐的茂才（秀才）荆州人王密正在昌邑当县令，于是门生到馆驿拜见老师杨震。

到了晚上，王密怀揣十斤黄金送给杨震。其用意不言自明，希望以后在官场上得到老上司的关照。杨震说：“作为老朋友我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我，是什么原因呢？”王密说：“晚上没有人知道。”杨震说： “天知，地知，我知，你知 。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只得带着黄金羞愧地离开了。杨震廉洁、正直的行为传遍天下，后人因此称之为 “四知”先生 。

后来，杨震转任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太守。他一如既往的公正廉明，不接受任何私人请托。他的子孙蔬食徒步（没有肉食吃，出门靠步行），生活异常俭朴。

有些老朋友或长辈想为他的子孙置办一点产业，杨震婉拒说： “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或许是留给他们的更厚重、更有意义的资产啊！” 不久杨震就成为东汉汉安帝刘祜朝的名臣，多次升迁做到了司徒，又过了两年当上太尉（司马）。

遗憾的是，汉安帝并不是一个清明的皇帝。东汉是光武帝刘秀靠豪强势力支持才建立起来的，所以它集中代表的是豪强集团的利益。东汉王朝中期以后，宦官和外戚轮流执掌政权，政治逐步走向腐败昏聩。

杨震的廉洁正直和拒庸任贤与当权派格格不入，再加上一次次的逆颜直谏、尽进忠言触怒了皇帝和权贵阶层。不久在谗言构陷下他被削职为民，遣送原籍。

杨震走到当时国都洛阳城西的几阳亭，慷慨地对儿子、门生们说：“人固有一死，我蒙圣恩位居高位，但是痛恨奸佞小人而不能诛杀，厌恶妇侍干政乱国却不能制止，有什么面目见天下人呢？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粗布单被只要盖住形体，不送归祖坟，不设祭祠。” 士可杀不可辱，作为大儒的杨震不能尽忠就选择尽节，年逾七十饮鸩服毒而死。

事已至此，那些京城里杨震的政敌为了进一步羞辱这位名儒，还示意地方官弘农太守 移良 在陕县就截住杨震丧车，露棺道旁，任由日晒雨淋。

中国人传统上讲究死后尽快入土为安，屡屡迁怒杨震的那些人恨不得老早就杀之而后快，然而考虑到杨震的巨大影响力，皇帝老儿都只能用遣送原籍的办法来惩罚，那些政敌能采取的报复手段也就只有这些下三滥招式了！他们还罚杨震诸子做苦役代替邮差往来送信，路见不平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相传杨震安葬前十几天，有只身高一丈多的大鸟，飞到杨震丧前， 俯仰悲鸣，泪流湿地 。直到下葬，鸟才凄沧飞离。所以后人为纪念杨震，在渭河岸边的高桥乡亭东村西北杨震墓前立了一座石鸟像。

杨震本来以 博学、廉洁、忠直、节俭和刚正久负盛名，最后在高龄为国事以“死谏”的方式做到了人臣的极致， 他的道德、学问让天下的读书人莫不感佩，所以儒生们称之为“关西孔子”一点也不夸张，算是实至名归。

特别是他的“四知”成为千古美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两千年的华夏文化穿越了时空的阻隔，“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四知”蕴含着数千年的中国廉政文化，传承着儒家文化中亘古千秋的慎独内核。后世的“关西堂”、“四知堂”、“清白堂”等称呼都源于这个典故。

俗话说： 忠厚传家久，诗书礼仪长 。屈死的杨震在汉安帝的儿子汉顺帝刘保当政后得到全面昭雪：当初迫害杨震的首要份子被诛杀，杨震被全面恢复名誉和大加褒扬、高规格礼葬。

皇帝诏书中定性“ 故太尉震，正直是与，俾匡时政” ，并诏命杨震属地的太守用比照汉朝开国天子刘邦在山东祭祀孔子的规格，用中牢的礼节祭祀杨震。从祭品上看，规格仅次于祭祀天子的太牢，应该说是很辉煌庄重了。

尽管杨震的先祖也有星辰闪耀的时候：比如杨震的十世祖 杨喜 因追杀项羽有功被刘邦封为赤泉侯；四世祖 杨敞 为西汉汉昭帝刘弗朝的丞相，并娶太史公司马迁之女司马英为妻（别怀疑司马迁没有女儿，他大约46岁左右才受宫刑）；但 弘农杨氏家族真正系统性崛起发端于杨震 。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先世的荣耀是有间断的；更重要的是依照儒家传统观念， 一个人、一个家族或世代只有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全面发展才算所谓比较圆满的成功。 再看看“关西孔子”杨震，学开一代之宗；官至司徒、太尉；德被后世、福泽子孙。

杨震的儿子 杨秉 任东汉桓帝刘志朝的太尉，孙子 杨赐 （杨秉之子）先后当过汉灵帝刘宏时期的司空、司徒、太尉（司马），等于把“三司”都做过一轮；重孙 杨彪 学样父亲杨赐，把汉献帝刘协朝的“三司”也做了个遍。

古代描述某家族家世显赫、世代为官时有一个常用的词叫 “四世三公 ”。所谓“三公”主要是在我国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设置的“司徒、司马（太尉）、司空”三种最高级别的官员分别掌管国家的行政、军事、监察大权，如果一个家族连续四代中的每一代都有人担任国家的这三个顶级高官中的某一种，就说这个家族“四世三公”。

在封建社会，“天意从来高难问”、伴君如伴虎，再加之朝廷内外的明争暗斗、倾轧拆台；一个家族百年内有一人担任过位极人臣的“三公”之一就是莫大荣耀，能够连续三代、四代做这种顶级高官可以说是家族祖坟上烧了高香，绝对是凤毛麟角。

而弘农杨家就跟同时期的汝南袁绍家族一样，都是“四世三公”，权倾一时。其实弘农杨氏相比袁家更辉煌，杨家是中国古代十大传奇家族之一而后者不是，在广度和高度方面袁氏家族是没办法相提并论的。

杨震玄孙（杨彪之子）杨修，字祖德，是三国时期的名士，名门世宦之后而又聪慧过人，他和孔融、祢衡可能是三国时期最有天分的三个名流，可惜先后都被曹操所杀（直接或间接）。

曹操把控汉献帝后，对当时任职太尉的杨彪没有附和自己感到不满。恰好其时杨彪岳父袁术在淮南称帝，曹操短期拿袁术没办法却看到了打击杨彪的机会，就拿杨彪与袁术是姻亲说事，构陷杨彪勾结袁术图谋废汉献帝，将杨彪打入死牢。他侥幸出狱后吓怕了，很见机地诈称脚疾，从此不理世事，直到84岁去世，终得善终。

鉴于老爹杨彪差点被曹操干掉，杨修乖巧多了，充当了曹操的秘书长（丞相主簿）。本来也算心腹，不过聪明反被聪明误，数次犯了曹操的禁忌，特别是卷入曹丕、曹植的魏王世子嫡位之争，后来被曹操在一次行军中以 擅解“鸡肋”口令为由诛杀 。

杨震一共生有五子，分别为杨牧、杨里、杨秉、杨让、杨奉（不同于三国时期另一个同名同姓的出身黄巾起义军的将领杨奉），上面重点讲了杨震三子 杨秉 这一支系的传衍。长子杨牧这一支起初不甚起眼，但是 杨牧的第十四世孙（也就是杨震的第十五世孙）就是继秦始皇之后第二次实现中国大一统政权的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

辅佐杨坚取得政权的 越国公杨素及其儿子杨玄感 也是杨坚近支宗室，后来杨素的女儿成了唐高祖李渊的嫔妃；杨坚的孙女也就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当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杨妃，杨妃是太宗内宫“四妃”之一，为其生下了三子吴王李恪、六子蜀王李愔。

杨震五子杨奉的后裔世系发展也很精彩，据有人考证，北宋时满门忠烈、一心报国的杨家将就是杨奉这一支的后人； 这一支最辉煌的要数“西晋三杨” ，其实“西晋三杨”严格的说应该是 “西晋四杨 ”，他们是杨奉后世子孙杨超的四个儿子的总称：分别是杨炳、杨骏、杨珧、杨济。只是由于老大杨炳早逝，所以主要是后三位作为是西晋的皇家外戚来辅佐开国君主晋武帝司马炎，分掌军国大权，势倾天下，时人称之为"西晋三杨"。

"三杨"的势力如何了得？先是老大杨炳的女儿 杨艳 是司马炎的结发妻子——武元皇后，当初司马氏还是曹魏官员时，他老子司马昭为了通过联姻来提高门第而主动攀附弘农杨家；后来杨艳的堂妹也就是杨骏的女儿 杨芷 又接替过世的堂姐成了司马炎的的武悼皇后。

一家两皇后（武元皇后、武悼皇后）再加上杨骏、杨珧、杨济三兄弟瓜分军国大权，不用想就知道有多厉害，直到白痴皇帝— —晋惠帝司马衷 （司马炎的第二子）的皇后贾南风联合司马宗室夷灭“三杨”。

其实弘农杨震家族的显赫宗室后羿还大有人在，南北朝北魏孝文帝的外戚（论辈分为舅爷爷）杨播及其他五兄弟（ 杨椿 、杨颖、杨顺、 杨津 、杨暐）这一支自北魏孝文帝至北魏孝庄帝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出了七位郡守，三十二位州刺史，杨播的二弟杨椿和五帝杨津更是位列三公，荣宠至极。杨播、杨椿、杨津这个三兄弟历经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孝庄帝四朝，“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在北魏王朝末年有着其他家族可以比肩。

弘农杨氏家族自东汉中期杨震崛起，影响力横跨汉末、三国、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朝，由于弘农杨氏后人 隋文帝杨坚 开创大隋帝国让家族一跃成为皇族而使影响力达到鼎盛。

到了唐朝，由于 隋唐两朝皇族有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 ，再加上出于血统高贵、政治平衡和接纳豪族等方面的考虑，唐朝大力推行 “李武韦杨”四姓联姻， 使得弘农杨氏在唐朝的势力和影响依然如日中天，不能不算是中国家族史上的一个奇迹。

弘农杨氏家族在传承过程中 以华阴为基础，先后衍生出观王房、越公房、新昌房、扶风房、上谷房、河中房、原武房等房号 。在唐王朝不到300年的立国时期内，出自这个家族的不要说上至皇母帝妃，如则天大帝之母杨氏、唐太宗的杨妃、唐明皇的贵妃杨玉环，下至难以尽述的驸马王嫔；单是整个唐朝21帝任用的所有宰相中的所有12个杨姓宰相都毫无例外的出自弘农杨氏家族。

我们可以列举一下：杨震长子杨牧的第十一世孙杨士雄被隋文帝杨坚封为“观王”，这一支的后世子孙便以“观王房杨氏”自称。“观王房”为唐王朝贡献了三位宰相，他们分别是：观王杨士雄长子 杨恭仁 为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两朝的宰相；第七子 杨师道 为唐太宗李世民朝的宰相；杨士雄的重孙 杨执柔 ，为武则天当政时的宰相，这三个宰相中杨恭仁和杨师道是亲兄弟，杨执柔又是前两个宰相的堂侄孙。

武则天的母亲是杨士雄弟弟杨士达的女儿。武则天临朝理政后曾对人说：“ 我要让武家和外家（即弘农杨家）的子侄在武氏王朝常有一人为宰相”。 于是在武则天长寿元年授杨执柔同平章事（宰相职务）。

杨震第十五代孙 杨播 （扶风房杨播与其旁系先祖“西晋三杨”中的杨播同宗同名，应该是由于古代各房分居不同地域沟通不畅导致的）也是杨震长子杨牧传衍下来的一支，世居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一带），其子孙自称 “扶风房” ，杨播子 杨炎 为唐德宗李适朝的宰相。

杨震第五子杨奉传衍的“越公房杨氏”及其分支“新昌房杨氏”为大唐帝国贡献了五个宰相，即 杨弘武（杨武）、杨收、杨涉、杨嗣复、杨弘礼。 杨奉的十三世孙杨钧在后魏时为恒州刺史，封越恭公，后世子孙便以“越公房”自称。

越恭公杨钧 有四个儿子，长子杨暄的长孙就是后来隋朝赫赫有名的 越国公、丞相杨素 。第四子杨岳的第三子为杨弘武，他在武则天母亲——荣国夫人杨氏因同宗原因大力举荐下，当上了唐高宗李治朝的宰相；越恭公杨钧的第十一代孙 杨收 是唐懿宗李漼朝的宰相；杨收的侄子 杨涉 做过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唐哀帝李柷时期的宰相。

“越公房杨氏”始祖杨钧的第八世裔孙 杨於陵 因中进士出道，世居长安朱雀街南新昌坊，就成为”越公房”分支——“新昌房杨氏”始祖，杨於陵次子 杨嗣复 分别为唐文宗李昂朝、 唐武宗李炎朝的两朝宰相；此外杨素的侄子 杨弘礼 为唐太宗李世民朝的宰相。

杨震的第十二代孙 杨珍 （杨震第五子杨奉的后人）任后魏上谷郡太守，举家迁居上谷（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附近），杨珍就是“ 上谷房杨氏”始祖 ，后来杨珍曾孙杨顺出仕后举家迁往河中（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就分支出 “河中房杨氏” 。河中房的大唐宰相就是众所周知通过巴结同宗族妹杨玉环而发达的奸相 杨国忠 。

杨震的第十三代孙 杨岐（ 杨震五子杨奉的后裔）为后魏时吕州刺史，举家迁往郑州原武（今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西），其子孙便以 “原武房杨氏”自称 。 原武房在唐代时出过两位宰相，一是辅佐武后及唐中宗李显两朝的 杨再思 ，一是辅佐唐玄宗李隆基、唐代宗李亨的 杨绾 ，杨绾是杨再思的从孙。

总之，隋唐两代，弘农杨氏从汉朝的“四世三公”时代进人道一个更加显赫无比的时代，他们把弘农华阴杨氏家族的贵盛与荣宠推到了极致，在唐朝立国的近300年间，弘农杨氏在辅佐唐天子安邦治国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取得的成就、产生的影响则集中地体现在十二位杨姓宰相身上。

因此，大唐时期也是杨姓历史上值得荣耀的朝代之一。弘农杨氏历经大唐十二位宰相安邦治国的丰功伟绩之后，北宋时期又传衍出了一个满门忠烈、精忠报国的家族，这就是名垂青史、妇儒皆知的杨家将，他们为弘农杨氏，又添加了一个可歌可泣的华彩注脚。杨氏先祖若灵魂有知，当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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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N征文大赛 |史记 FTN通证“横空出世”记

《中华族谱集成》，由张海瀛、武新立、林万青主编，16开双栏影印精装、外加锦盒函套包装，首批100册，收录李王张刘陈五姓族谱共93种。开篇收录了明代凌迪知的《万姓通谱》。《中华族谱集成》是一部列为国家古籍规划项目的填补空白的大型史籍，由巴蜀书社于1995年限量印制、编号发行。其中收录张姓族谱21种，编为20册。兹将各册所收录的张氏族谱，介绍如下：

第一册，收录明嘉靖《张氏统宗世谱》21卷，张宪、张阳辉主修，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原装10册。

第二册，收录清光绪《旌阳张氏通修宗谱》上中下三卷，上卷又分之一、之二；中卷又分之一、之二、之三；下卷又分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张庆彬等修，光绪二十六年（1900）永思堂刻本，原装二十册。

第三、四、五、及第六册的前半部，收录民国《锡山张氏通谱》四十二卷，张轶欧、张鉴等修，民国十二年（1923）锡山宗祠寿康堂铅印本，共七十四册。

第六册的后半部，收录清光绪《张氏通谱》八卷，清道光《定阳张氏族谱》四卷。

第七册，收录清光绪《清河张氏宗谱》、民国《清河世系》及《清河张氏支谱》三种。

第八册，收录清光绪《清河家乘》、乾隆《清河张氏宗谱》两种。

第九册、第十册以及第十一册的前半部，收录清乾隆《甲道张氏宗谱》四十二卷续二卷，张图南、张元泮等修。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

第十一册的后半部，收录清道光《京江张氏家乘》十六卷，张九征初修，张永清、张永泓续修，清道光五年（1825）敬思堂刻本，共十二册。

第十二册，收录清宣统《韦庄张氏宗谱》十八卷首二卷，张坤照主修，宣统三年（1911）承德堂刻本，原装二十四册。

第十三册和第十四册的前半部分，收录民国《横峰张氏宗谱》二十八卷，张宗铎等修，民国四年（1915）笃亲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八册。

第十四册后半部分，收录清光绪《姚江历山张氏宗谱》八卷十二集，张谦、张震祥等修，光绪十年（1884）敦伦堂刻本，分装十二册。

第十五册至第十六册之前部，收录民国《姚江三墙门张氏宗谱》二十八卷，张振鹭等修，民国五年（1916）树德堂铅印本，分装二十八册。

第十六册之后部，收录民国《鹤颈漕张氏宗谱》十六卷，张道生等修，民国五年（1916）追远堂铅印本，原装十二册。

第十七册，收录清光绪《张氏六修族谱》二十一卷，张秉铨、张谷南等修，光绪二十三（1897）冠英堂刻本，分装二十一册。

第十八册，收录清同治《张氏宗谱》和民国《续修张氏族谱》两种。

第十九册，收录民国《中湘十亩丘张氏五修支谱》二十四卷末一卷，张万遂等修，民国二年（1913）大忍堂刻本，原装二十册。

第二十册，收录民国《花桥张氏四修族谱》二十卷，张效良等修，民国十七年（1928）孝友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册。 王氏第一册，收录明嘉靖《新安琅琊王氏统宗世谱》十卷首一卷、清同治《太原王杨氏支谱》首一卷至九卷。

王氏第二册，接前册收录《太原王杨氏支谱》第十卷至二十五卷及末一卷。

王氏第三册，收录清道光《王氏家谱》六卷、清嘉庆《洪洞薄村十甲王氏族谱》二十七卷首末各一卷、清乾隆《王氏族谱》二十卷。

王氏第四册，收录明天启《王谢世家谱》六册、民国《牛皋岭下王氏宗谱》第一至第十二册。

王氏第五册，除收录《牛皋岭下王氏宗谱》第十三至二十六册外，还收录了清宣统《黄县太原王氏族谱》。

王氏第六册，收录清光绪《高仓王氏族谱》十卷、清道光《开闽忠懿王氏族谱》不分卷。

王氏第七册，收录清光绪《廷政王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清王庆洪等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昆陵西宅刻本，原装二十七册。

王氏第八册，收录民国《暨阳梓里王氏宗谱》八卷、清宣统《凤林王氏宗谱》九卷。

王氏第九册至十三册，收录清光绪《王氏三沙全谱》不分卷，清王钟、王承烈、王锡骥等编修，光绪五年（1879年）三槐堂铅印本，原装一二二册。

王氏第十四至十五册，收录民国《润东苦竹王氏族谱》三十二卷，民国初王振泽等修，民国二年（1913年）宗德堂铅印本，原装三十二册。

王氏第十六册及第十七册前部，收录清宣统题名《太原家谱》实为《洞庭王氏家谱》二十八卷首末各一卷，清末王熙桂、叶耀元等修，宣统三年（1911年）铅印本，原装三十册。

王氏第十七册后半部，收录民国《晋陵夹城王氏五修宗谱》八卷，民国王家璞、黄绮等同修，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继序堂刻本，原装六册。

王氏第十八册，收录民国《双杉王氏支谱》二十卷，民国王申农等修，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孝睦堂铅印本，原装十六册。

王氏第十九册及二十册前部，收录清光绪《留田王氏五修族谱》三十四卷，清王序畲、王序敏等修，光绪六年（1880年）刻本，原装三十四册。

王氏第二十册之后半部，收录民国《王氏宗谱》七卷首三卷，民国王家宾等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槐堂刻本，原装十册。 李氏第一册，第二册及第三册前半部收录《陇西李氏四修族谱（家乘）》二十五卷，首四卷。民国李树声、李承庆等修，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原装三十八册，四〇四六页。

李氏第三册后半部收录《竹马馆东李氏宗谱》十一卷，附唐簿一本。民国李然等修，民国九年（一九一八年）如在堂刻本。原装十三册，一四二七页。

李氏第四册收录《三桥李氏宗谱》二十卷首末各一卷，民国胡德坊、蔡和铿等修。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崇礼堂刻本，原装十册，一七〇三页。

李氏第五册、李氏第六册及李氏第七册前半部，收录《锡山李氏世谱》五卷，首一卷，清李廷荣等修，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雍穆堂铅印本，原装四十八册，四七二一页。

李氏第七册下半部及李氏第八册收录《开沙李氏宗谱》三十卷首末各一卷，民国李锡纯等修，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介祉堂刻本，原装三十六册，二五四四页。

李氏第九册，李氏第十册上半部收录《三江李氏宗谱》十七卷，首末各一卷。清李惠等修，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年）刻本，原装二十册，二〇七四页。

李氏第十册下半部收录《李文庄公家乘》四十六卷首一卷，清代李萼荣等修，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刻本，原装十六册，一六七五页。

李氏第十一册、李氏第十二册收录《义门美溪李氏宗谱（家乘）》一〇五卷，首一卷，末三卷。民国李平阶、李廷植等修，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二年）百田堂合刻本，原装二十八册，三〇五〇页。

李氏第十二册下半部收录《高密李氏家谱》四卷首一卷。清李锡符等修，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石印本，原装六册，五六八页。

李氏第十三册及李氏第十四册前半部收录《李氏宗谱》三十四卷，首末各一卷，清李魁元、李同镜等修。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衍庆堂刻本，原装三十一册，三二一三页。

李氏第十四册下半部收录《慈峰李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清李应果等修，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世美堂刻本，原装八册，八二〇页。

李氏第十五册上半部收录《合肥李氏五修宗谱》二十二卷，民国李经方、李国松等修。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铅印本，原装十二册，一一四二页。

李氏第十五册下半部及第十六册上半部收录《馆田李氏宗谱》二十四卷首一卷，清李嘉宾，李志洙等修，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刻本，原装二十六册，二四三四页。

李氏第十六册下半部收录《杞县李氏宗谱》（不分卷），民国李家顺、李家铎等修，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石刻本，原装四册，二一一页。

李氏第十七册、李氏第十八册收录《龙船港李氏五修族谱》三十四卷，清李秉人、李齐荫等修，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西平堂刻本，原装三十三册，三四八一页。

李氏第十九册及李氏第二十册上半部收录《邵东李氏三修族谱》十八卷，首一卷，末三卷。清佚名修（原谱序后修谱人落款为「阖族裔孙」），宣统三年敦睦堂刻本，原装二十二册，二九七〇页。

李氏第二十册下半部收录《额塘李氏家谱》八卷，民国李永远、李永鸿等修。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敦睦堂刻本。原装八册，五四〇页。 第一册

《起霞刘氏宗谱》十卷首末各一卷/（清）刘秉桢等修，——光绪三十年（1904）叙伦堂铅印本，——原装八册，——共750页。

洪洞《刘氏宗谱》二十卷首一卷/（清）刘殿凤等修，——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本，——原装十六册，一一共1147页。

第二册

《刘氏宗谱》二十四卷/（清）刘锦球等重修，——同治十三年（1874）敦睦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八册（第十九卷上，未修），——共1900页。

第三册

《蓉湖柳荡刘氏宗谱》二十二卷首一卷/（清）刘国生等修，——光绪三十一年（1905）守三堂铅印本，——原装二十二册，——共2267页。

第四册

江苏江阴《刘氏宗谱》二十卷首末各一卷/（清）刘敦安等修，——光绪三十四年（1908）树德堂铅印本，——原装二十二册，——共1586页。

第五册

浙江馀姚《馀姚开原刘氏宗谱五编》十四卷首末各一卷/（清）刘黻廷等修——宣统二年（1910）敦睦堂铅印本，——原装十四册，——共1617页。

第六册

彭城《宛旌礼村刘氏世谱》（又名《彭城刘氏宛旌村世谱》）二十九卷/（清）刘笑山、刘仙洲等修，——光绪三十年（1904）铅印本，——原装十二册，——共1833页。

第七册

《浦城刘氏族谱》十二卷首一卷/（民国）刘焕尧主修，——民国五年（1916）刻本，——原装十六册，——共1654页。

第八册

湖北仙桃《刘氏宗潜》二十九卷首—卷/刘中善主修，刘以孝总纂，——民国十四年（1925）藜阁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八册，——共2298页。

第九册

《湘潭桥头刘氏三修族谱》十二卷首一卷/（清）刘民彝等修，——光绪二十九年（1903）亲亲堂刻本，原装十二册，——共991页。

第十册

湖南湘潭《中湘升廷山刘氏三修族谱》十六卷/（清）刘训濂、刘训芝等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天禄堂刻本，——原装十五册，——共1272页。

第十一册

湖南宁乡《沩宁刘氏族谱》二十一卷/（清）刘润化等主修，一一光绪十三年（1887）序伦堂刻本，——原装二十一册，——共2157页。

第十二册

湖南醴陵《醴西玉堂刘氏四修族谱》二十四卷/（民国）刘世范、刘德璜等修，——民国五年（1916）授经堂刻本。——原装二十册，一一共1759页。

第十三册

湖南湘乡《白石刘氏四修族谮》十四卷/（民国）刘春池等修，——民国十四年（1925）藜阁堂刻本，一一原装十册，——共1016页。

湖南湘乡《三舍刘氏六修家谱》三十四卷首一卷/（清）刘氏合族修，——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原装二十二册，——共2232页。

第十四册

河北沧州《沧州刘氏家谱》三卷，首一卷/（清）刘玉策修，——乾隆三十二年（1767）刻本。——共237页。

第十五、六册

湖南邵阳《邵陵刘氏家谱》五卷首一卷/（民国）刘春蓉、刘春沾等修，——民国二十五年（1936）藜照堂刻本。——原装三十册。——共7480页。

第十七册

江苏溧阳《中梅刘氏续修家乘》十六卷/（民围）刘兴开、刘昌明修，——民国二十九年（1940）道胜堂刻本。——原装十八册，——共1318页。

《湘潭刘氏四修族谱》（亦称《中湘石潭刘氏四修族谱》）十五卷，——前册收录第一至六卷/（民国）刘懿德、刘绍基等修，——民国三十六年（1947）怡怡堂刻本，——原装十五册，——共1092页。

第十八册

《湘乡城江刘氏续修族谱》二十卷/（民国）刘国安主修．——民国六年（1917）彭城堂刻本。——原装十九册．——共1523页。 第一册——《毗陵双桂里陈氏宗谱》页数：1077

第二册——《剡北陈氏家谱》页数：889

第三册——《石城陈氏族谱（上）》页数：901

第四册——《石城陈氏族谱（下）》页数：849

第五册——《锡山陈氏宗谱》页数：790

第六册——《续修陈氏君实公支谱》页数：941

第七册——《流璜陈氏宗谱》页数：917

第八册——《桂阳泗州寨陈氏续修宗谱（上）》页数：914

第九册——《桂阳泗州寨陈氏续修宗谱（中）》页数：761

第一○册——《桂阳泗州寨陈氏续修宗谱（下）》页数：803

第一一册——《务阳陈氏族谱》页数：962

第一二册——《中湘陈氏族谱》页数：995

第一三册——《白汑陈氏六修族谱》页数：879

第一四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1）》页数：910

第一五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2）》页数：837

第一六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3）》页数：831

第十七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4）》页数：836

第十八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5）》页数：766

第十九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6）》页数：961

第二○册——《桂城陈氏族谱》页数：775

谱牒是适应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需要而兴起的，在唐末五代，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谱牒彻底衰绝了，专门研究谱牒的谱学也消失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已经彻底瓦解。

谱牒衰绝的过程

如前所述，直到唐代中叶，维系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谱牒，还在不断地重修，谱学还相当兴盛，谱学家也代不乏人。可是，在唐中叶以后，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这时谱牒已经散亡，谱学已经衰绝，我们甚至已无法举出一个有影响的谱学家来了。这说明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彻底瓦解之后，维系它们的统治的谱牒和谱学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被送进了博物馆。那种专门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研究人们血缘世系的官修的谱牒，藏于官府的正本，即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天下望族谱，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后唐时豆卢革说，朝廷选官，据以考查世系的“文书不完”（《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就是指的谱牒已经残缺散佚了。至于藏于私家的副本和单姓谱，或者毁于战火，或跟着它的主人及庄园一齐被消灭，或者在逃亡流徙中散失。五代时，豆卢革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崇韬回答说：“经乱失谱牒。曾听先父说：去汾阳王已经四代。”（《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可见在战乱中丧佚谱牒是普遍现象。由于谱牒在当时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它的散亡人们已不怎么关心，也没有必要进行重修。谱牒既然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重大的作用，研究它就没有多大价值，谱学和谱学家自然也就跟着绝迹了。从北宋以后，许多学者曾经一再谈到过谱牒衰绝的这个过程。如苏洵说，自唐朝衰亡，谱牒就废绝了（苏洵：《苏氏族谱谱例》，《嘉佑集》卷十三）；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谱牒之学，遂绝而不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庚部卷三九）；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谱牒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谱牒就荡然无存了（归有光《龙游翁氏宗谱序》，《震川先生集》卷二）。他们说的谱牒衰绝的过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北宋（公元950-1100年）以后人们均已不知自己的统系来处

谱牒是记录士族的世系源流、血缘亲疏、门第高下的簿籍，是用来区别人们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的依据。一家士族几代以至十几代的发展、繁衍情况及履历宦绩，都在谱牒上记载下来，所以他们对自己家族从始祖以下（一般是从魏晋以来）的历代祖先，叫什么名字，任什么官职，都了如指掌，家族内部支派分析的发展脉络，清清楚楚，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十分明确。当谱牒衰绝之后，到五代北宋时期，情况就完全变了。历代皇室以至达官显宦大都出身于庶族地主，还有不少贫穷士子通过科举爬到高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搞清楚自己五代以上的祖先是谁，即使有的人本人心中有数，但也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野之民。例如宋初的几位宰相，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数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父亲叫什么名字，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赵普的世系虽然能数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这种情况均见《宋史》本传）。他们都是靠中进士这条路爬上高位的，并非由于家族的荫庇。由于没有了谱牒的记载，家族的世系脉络只能靠口耳相传，时间一久，谁是谁的祖先，谁是谁的子孙，在世的人相互间是什么血缘关系，也就搞不清楚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笔糊涂账，即使那些确实出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的人们，也搞不清自己的来历了。这就是张载、程颐等人说的人们都已不知道自己的“统系来处”的意思。（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第258页；程颐：《伊川先生语》，《二程集》第179页。）

宋明时期的家谱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

每个聚族而居的封建家族组织，必有一部以至数部家谱。家谱又有宗谱、族谱、家乘等不同的名称。人口众多的大家族的家谱，同他们的祠堂一样，还分为通谱、支谱、总族谱、分族谱、大同宗谱、小宗谱等等。宋以后，随着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修家谱的风气十分盛行。到了明清两代，在农村中，可以说既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

1、家谱的内容

家谱是一种簿籍性质的东西，其基本内容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是全族的世系和血缘关系图表，这是家谱的主要内容，一般占90%以上的篇幅。世系图表中详细记载着全族男子的名讳、字号、生卒年月、葬地、配偶姓氏及生卒年月等，以及生几子几女、子何名、女适何地何姓等，“至于讳某宇，娶某氏，生几子，葬某处，寿若干、咸备载于后，庶几可示后昆。”（宋濂：《符氏世谱记》，《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九）有进学中举、为官作宦者还要记其简历。每一代每一人都这样详细记录，不嫌其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族血缘关系的清楚。世系图表的基本形式有图式和表式两种。图式是把全家族的世系绘成简图。把主要内容注于图中，使人一目了然，表式是将家族世系排列成表格，将世系的内容用小字注于格内，也可收到眉目清楚的效果。

二是全文刊载本族有史以来制订的各种家法族规、家训家范、祖宗训诫子孙的言论等。“谱列家箴、家礼、庭训，立宗法实伸国法也。”（《康熙潜阳吴氏宗谱》卷一凡例）如果一个家族有几百年的历史，历代制订的家法族规就很多，家谱不惜篇幅罗列上去。只有少数兴起不久的家族，修谱时还未制订成文的家法族规，它们的家谱才缺少这部分内容。这类东西是封建家族组织的形态结构的特点之一，载入家谱的用意是便于平时向子孙宣讲，要求族人永远恪守，并使族长能依据此类家法来惩罚不服统治的族众。

三是祠堂、祖茔、族产公田的坐落方位、形胜地图，以及义田记、墓志铭、买地契等等。“其各支家祠、条规、祭产地图，亦宜详载，以见报本追远之意，并使后便翻检”（《道光吴江王氏宗谱》卷首载乾隆间订《续修家谱凡例》）。祠堂的基本轮廓，几进几重、门户窗棂、围墙设施。都要绘制清楚，刻入家谱。祠堂如果是建在新近购置的异姓土地上，还要在家谱中记载购置过程，并附刻地契，以防一旦发生产权纠纷时有案可查。一个家族的祖茔往往有多处，大多错杂在异姓田地之间．抛弃在远郊乡野之外，且无专人经管，经过日晒雨琳风蚀，历年久远，就会树折碑残，失去标记。所以必须在家谱上详细记载每一墓地的方位、坐落和四至，并刻上略图。“祖茔，或绘形胜地图，或书世系格内，某山某向，坐落某处，庶免侵占．志不忘也。”（《康熙潜阳吴氏宗谱》卷一凡例）。

四是家族的历史。每个家族的家谱，都必有一篇叫做“宗族源流”或“族姓渊源”的小序冠于谱首，叙述本族姓氏的由来，始祖的渊源，迁徙的经过，兴盛的始末，祖宗的事迹等等。家族历史既是家族势力向族众进行宗法思想教育的工具，又是核查家族的系统源流确有依据。一般说来，一个家族的来历清楚，迁徙分析脉络分明，血缘关系也必然清楚。

2、家谱的“行辈字派”

这也是家谱所包含的主要规矩。行辈字派又叫祧字，是以之入名并区分辈份、排行的一些字。行辈字派在进入家谱以前就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起到了巩固宗族作用的姓名范畴内的东西是姓。姓是部落的名称，每个人都用同一个姓，表示每个人都是这家族里的人。后来种族繁衍，人口扩大，家族越分越多，于是出现了氏，氏是姓下面的分支。秦汉以后，姓、氏合一，同时门阀制度又兴起，社会中很讲门第观念和家族出身，这个时候，人们就考虑用名字来表示行辈了。

首先人们是用来表示行辈的，尤其是表示排行。这些常用在字中表示排行的字有：长、次、幼、少、元等等。这些字同先秦时期在名中表示排行的字：孟、伯、仲、叔、季等的作用是一样的，而且一般也都是字中的第一个字。长、元都表示排行第一，是在子，比如晋朝王悦字长豫、桓温字元子，他们都是长子。此外字中用长、元的还有汉司马相如字长卿、徐庶字元直等等。次，是次子的意思，排行第二。比如东汉时的祭彤字次孙。幼和稚都是小儿子的意思，排行最末。比如东吴主孙坚字文台，而其幼弟孙静字幼台，东晋葛洪字稚川，三国蜀马谡字幼常等等。少，是弟弟的意思，比如东汉之时许荆就上有兄长，他的字是少张。此外也有用某一个不是表示排行的字来给家里的兄弟命字的，如袁绍的儿子们的字一律都以显为第一个字。下层人民常以数字为名来表示排行。

魏晋以后，人们逐渐又把表示行辈的字从字转向名，这就是现在的家谱中一般的行辈字派了。唐朝的杜甫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宗文、宗武，宋朝的三苏中苏轼与苏辙是兄弟。他们也代表了行辈字派的两种主要形式。

一种行辈字派是对各辈人名中的用字的限定。比如某一辈人的名中都用明字，另一辈都用德字等等。孔氏家族的行辈字派从思晦开始，他规定下一辈均用克字。再往下各辈依次在名中用：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详、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等等。现在在台湾的孔德成先生是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