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被誉为什么纳兰性德因为其诗词的成就被后人誉为“清词三大家”之一，也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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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性德，字容若，生于1655年，卒于1685年，擅长诗词，其诗词凄清哀婉，被认为是有南唐后主之风，因为诗词比较杰出，纳兰性德与朱彝尊、陈维崧并称“清词三大家”。纳兰性德更是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虽然纳兰性德英年早逝，但是留下来的诗词还是比较多的，据称有348首之多。

纳兰性德是康熙年间的名相纳兰明珠的儿子，擅长骑射，而且经史百家无所不通，夏承焘先生称“他是满族中一位最早笃好汉文学而卓有成绩的文人。”纳兰性德能诗善赋，写作的词尤其出色，词境凄清哀婉，多幽怨之情。大有南唐后主李煜的诗词之风。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写词并不能被主流社会所认同，词只是“艳科小道”，并不是正经的道路，所以纳兰性德在当时虽然诗词比较著名，但是使得其真正被主流社会认同的是其与徐乾学一同编著的大型文学丛书《通志堂经解》，但是我们今天的人们对于纳兰性德的成就的认同正是纳兰性德生前不被认同的“艳科小道”。

纳兰性德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将自己写作的诗词编著成册称为《侧帽词》，1678年，纳兰性德再次将自己的诗词刊成《饮水词》，但是这两本书都没有能够流传到今天，后来有人将纳兰性德的这两本诗词增遗补缺编辑在一处称为《纳兰词》，一共有342首，今天我们能够欣赏到的纳兰性德的诗词一共有348首。

纳兰容若蝶恋花赏析

蝶恋花是清代著名词人纳兰容若的代表作品。纳兰容若在蝶恋花一词中，写出了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后来纳兰容若这首蝶恋花也成为了悼亡词的经典代表作品。纳兰容若所写的这首蝶恋花，全名为《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　　

纳兰容若蝶恋花

全词内容为：“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这首词曲是纳兰容若写于公元1677年重阳节前后。当时，纳兰容若结发妻子卢氏恰逢去世一百天，纳兰容若看着夜空中的明月时，便想起了逝去的妻子。纳兰容若带着对亡妻的是思念之情，便写下了这首《蝶恋花》。

词人通过夜空中的月亮写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遗憾。词人以月亮象征自己与妻子的感情转瞬即逝。随后，纳兰容若又以“一昔如环”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在下阕中，纳兰容若借燕子呢喃这一意象，反衬出妻子去世后，家中冷漠苍凉的情形，旨在表现出纳兰容若形单影只的孤单之情。结为处，纳兰容若升华了蝶恋花主旨，借用“双栖蝶”这一典故，表达了自己对妻子至死不渝的爱情宣言。

纳兰容若这首蝶恋花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词曲风格沿袭了纳兰词清丽婉约的风格特征。其中用明快的意象反衬了词人孤单落寞之情。

纳兰性德原名是什么

纳兰性德，是清朝很有名气的年轻词人，潇洒倜傥，却也活出了最真实的自己。纳兰性德并非其出生开始就叫这个名字，纳兰性德原名是成德，是后来才改成了现在的这个名字。那么纳兰性德改名字做什么呢让我们从下面的内容中来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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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性德是康熙帝身边的大学士的儿子，而整个纳兰家族在当时都是很有声望的，纳兰性德的母亲，是亲王之女，未嫁人时是郡主，嫁了人后更是被皇帝亲自封为一品夫人。所以说，纳兰性德从出生开始，就身处在了家庭富贵和身份尊贵的环境中。

那么上面这些和纳兰性德原名有何种关系呢就因为上面的这个身份背景，才导致了后来改名字。他原来的名字成德，因为冲撞到了天子的名字“保成”，所以这才为了避讳，改了原名。

之后只是过了一年，太子根据家谱改了名字，纳兰性德这才将名字变了回来，只是原来的名字都是早早相熟的人才会提起，而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家族族谱上，记载的都是纳兰性德这个名字。当然，更多的后人所记下的，也是纳兰性德或是容若这个名字，成德这两个字就逐渐的被人遗忘了。

不管纳兰性德名字改还是没改，但他非常人一般的性情，在众人中一眼被甄别出来的才华都是不可磨灭的，他虽然出身富贵，但一生并不只知玩乐，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所有人都可以感受的到的，至少，他超越了世俗的性子，在他的词中，被后人剖析的一清二楚。

纳兰性德父亲是谁

纳兰性德，我国清朝的著名文学家，留下了千古名作以供后世学习。如果你觉得纳兰性德已经很有名了，那么纳兰性德父亲的知名度可谓是十倍、百倍于他，那么纳兰性德的父亲究竟是谁他性格如何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父亲，全名为纳兰明珠，是我国清朝康熙年间的著名谋臣、权臣。他的一生曾登上了至高顶峰，又从最高峰跌落谷底。起起伏伏，荣耀时众星捧月，衰败时门可罗雀，我便是一个官场现实。纳兰性德的父亲，是清朝正黄旗，少时的明珠并不出名，甚至可以说是济济无名，直到后期在三藩议政时，提出的见解十分符合康熙爷的想法，这才被逐渐重用起来，他的出名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他在政事上的成就相当之高，被后世之人成为康熙爷的左膀右臂之一，另外一名自然是索额图。

纳兰明珠，初入官场之时，性格正直不阿，对待所有人均能做到一视同仁，能够坚持自己的观念，坚持对国家有利的思想，他的这一作风其实是深深影响到了纳兰性德的，纳兰比起明珠，更加在意自由，不愿意受过多约束，所以明珠的成就在议政，性德的成就在创作。朝廷就像是个大染缸，并非总能够随心所欲，你不走，政局也会推动着你朝前走的，于是纳兰明珠也开始参与党派之争，虽名为为国分忧，但实则包藏私心，最后被康熙给罢黜，永不录用。

起源主要有三：①出自妫姓，以谥号为氏，为舜帝之后裔。《元和姓纂》等有关资料所载，西周初年，帝舜的后人胡公满受封于陈国，春秋末被楚国所灭，其后人有的以胡为氏。②以国名为氏。一个是姬姓胡国，在河南漯河东，是西周初分封的周朝同姓诸侯国；一个是归姓胡国，在安徽阜阳。春秋末期，这两个胡国先后被楚国所灭，国人都以胡为氏，世代相沿。③出自他姓或他族。据《楚国先贤传》、《魏书·官氏志》、《周书·李远志》等有关资料所载，楚时胡广本姓黄，后改姓胡；南北朝时纥骨氏等入中原后均改为胡姓；后周胡琮本为敕勒族等。　　始祖：胡公满。迁徙：　　胡姓最初发源地主要有两个：一是今河南淮阳，一是今安徽阜阳。从先秦至两汉时期，胡姓族人历经迁移，向西进入陕西、甘肃两省，向北进入山西，向东进入山东，向南迁入湖北、江西，使胡姓得以发展繁衍。其中，迁入甘肃境内的胡姓一族，在后汉时期已成为望族。三国时期，胡姓族人高官不断，家族逐渐兴旺。其后裔胡奋由曹魏入晋，使胡姓由功勋之家演变为外戚之家，并有其分支相继在今河南新蔡繁衍，亦成为当地望族。两晋南北朝时期，胡姓原居于陈(今河南淮阳)，后因“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大举南迁，与其余七姓族人共同入闽，成为“入闽八姓”之一。唐宋年间，胡姓族人胡竦迁入晋安郡(包括今福建漳、泉二州)，被奉为闽中胡姓的始祖。其五子分迁于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境内，使胡姓族人再一次远播分散于各地，并得到巨大发展。而另一支在五代南唐时，则由醴陵德善乡迁入吉州(江西吉安)、金陵(今江苏南京)，也使江西逐渐成为胡姓繁衍中心。至元明清时期，居于今河南淮阳一带的部分胡姓因避战乱入迁福建、广东等地，再次远播其它各省，从而使胡姓成为一个遍布全国且远播海外的大姓。胡姓在我国分布很广，尤以四川居多，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山东、湖南等省亦多胡姓。目前胡姓人口列全国第十三位。郡望：　　安定郡　西汉置，治所在高平(今宁夏固原)，东汉移治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西晋时移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北)。　　新蔡郡　治所在新蔡(今河南新蔡)。　　淮阳郡　治所在陈(今河南淮阳)。　　吉州郡　治所在庐陵(今江西吉安)。堂号：　　澹安堂、庐陵堂　南宋政治家、文学家胡铨，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号邦衡，字澹庵，著有《澹庵集》。　　安定堂　安定郡始建于西汉，郡治先在高平(宁夏固原)，后徙临泾(今甘肃镇原)，再徙安定(今甘肃泾川)，历来为胡姓望族聚居地。　　其它堂号：①郡望堂号：新蔡、淮阳、吉州。②自立堂号：乐善、思贻、敦本、敦睦、清润、春秋、念祖、继序、思诚、联桂、寿安、惊庸、崇德、勋贤、仁德、惇叙、华桂、崇阳、华林、启俊、亲睦、世德、敬享、怡爱、大雅、庆宜、永言、立爱等。字辈：　　江西泰和胡氏字辈：德泽敷南国，鸿章锡远方，谦恭崇厚道，仁孝振纲常，治谋原笃□，缵绪克隆昌，勋业怀先代，钟祥保祚长。　　江西婺源胡氏字辈：崇嗣起昭光，昕晖培钜泽，本炽□钟湥，枝燔基镒湜，秀炜班银汉，材勋□锦漪，历秋等镐洛，述烮在铭沩。续字辈：桂荣封锡永，杏苏玉銮游，彩焕垂金钓藻，来熏□镇流。　　桂竹胡氏字辈：为秀起贤良，家传定福祥，光宗能孝友，祖德庆绵长。　　湖南宁乡胡氏字辈：克仕旭□秉，九宗懋衷孝。锡泽本光培，镇湘麓荣增，锦清集耀在，鉴治业炳均。　　湖南湘阴胡氏字辈：宗从巍世琦，显子延火同，正天申硕范，扬志裕元功，克家敦礼让，辅国尚贤忠，应兆嘉祥远，咸承惠泽隆。　　湖北十堰市胡氏字辈：敬天洪道，泽承先世，其祚延长，敦仁尚义，观国之光。　　湖北黄陂胡氏字辈：永敦高昌，家维和顺，朝庆贤良。　　重庆合川胡氏字辈：派传安定，炼登文王，国仕世尚，正大谦光，崇德宝善，万代荣昌，宗支有序，祖泽孔长。　　广东信宜胡氏字辈：清时玉金廷，文大志成立，其永儒曰昌，必克斯可言，列宗为善久。　　广东清远胡氏字辈：清时玉金廷，文大志成立。其永而曰昌，必克斯可言。　　云南某支胡氏字辈：寿义德绍，升仕廷光，青龙正显，世运中阳，兴国定泰，洪发绪昌。　　辽宁沈阳胡氏字辈为：万亮明。成仁芳显世，立德可光宗，礼义常言孝，善良久安荣，宏鹏高锦志，路桥亦青松，勤俭创伟业，谋勇建奇功。　　云南思南胡氏字辈：祖文天在，世大正月，腾凤仕新。　　陕西商南胡氏字辈：金海德先启，洪文显大家。　　浙江镇海胡氏字辈：仁义礼智信肇基。顺应启运，亨通福浩，粤稽我祖，来自青州，官于有宋，聿振嘉修，曰思其时，咸景元佑，继仕庐祥，卜居斯就，以燕翼子，冀望恒周，恢宏芳绪，光耀贻谋，雍容谦逊，衍祚长休，远教奕世，敬服先猷。　　安徽绩溪胡氏字辈：正名定位、裕嗣荣昌、显祖锡祚、继续永康。　　安徽舒城胡氏字辈：辞武国志士，元美家青太，梦自朝有良，光荣继泽昌。　　湖北赤壁胡氏字辈：雨水调阳起，文虞大成治，容法安定国。　　湖北汉川胡氏字辈：敬祖宏献，家学继修，承先体志，建业贻谋，人文蔚起，世德作求，安邦定国，永达名留。　　安徽太湖胡氏原字辈：宗兆大万家，高登庆衍遐，邦国尤昌太，富贵永荣华。新字辈：富贵传科第，立德承宏声，克知勤继本，文秀存敦伦，良善荣为瑞，美贤裕宽仁，廉义长远久，奕叶著芳名。名人：　　胡琛(-526)，北魏末高平镇起义领袖。敕勒(高车)族。本为敕勒族酋长。正光五年(524)高平镇(今宁夏固原)人赫连恩(匈奴族)等响应破六韩拔陵起义，围攻高平镇，推他为首领，称高平王，为魏将击破北走。后高平镇为莫折大提将卜朝(一作卜胡)所袭破，镇兵杀卜朝迎他为主。孝昌元年(525)，他派万俟丑奴和宿勤明达南攻泾州，大败魏军。次年，为费律诱杀，万俟丑奴继领其众。　　胡太后(-528)，北朝魏宣武帝妃。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宣武帝卒，孝明帝立，尊为皇太妃，寻改皇太后，临朝称制。性聪悟，多才艺。为太后后，逼幸清河王元怿，为天下所恶。领军将军元叉幽之于北宫。后太后与孝明帝及高阳王雍计，解元叉官，复临朝。孝明之死，或谓太后及幸臣郑俨、徐纥之计。尔朱荣称兵入洛，沉太后于河。谥灵太后。　　胡曾，唐诗人。邵阳(今属湖南)人，一说长沙(今属湖南)人。初屡试不第。咸通中登进士第。后为路岩、高骈诸人幕僚。其诗通俗明快。有《安定集》十卷，今佚。今存《咏史诗》三卷，收一百五十首，皆七绝，依据儒家传统思想评叙历史人物及历史事实，每为后来讲史小说所引用。有影印宋钞本，陈盖、米崇吉注。　　胡瓌，五代后唐画家。契丹人，一说范阳(今河北涿州)人。擅人物、鞍马、骆驼，作品表现北方少数民族人物及其骑猎、游牧生活，手法细致，形象逼真，富有生意。有《卓歇图》、《出猎图》、《回猎图》等传世。　　胡瑗(993-1059)，北宋学者。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因居安定，世称安定先生。庆历二年至嘉祐元年(1042-1056)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后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胡瑗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治用的特点。著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春秋口义》等。　　胡安国(1074-1138)，北宋学者。字康侯，建宁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绍圣进士，任太学博士、给事中、中书舍人兼侍讲、宝文阁直学士。卒谥文定。长于春秋学，系出孙复再传。撰《春秋传》三十卷，往往借用《春秋》史事，寄寓南渡后对时势的感怀，议论政治。明初宗法程(颐)、朱(熹)，以安国之学私淑程颐，因定此书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另撰《资治通鉴举要补遗》等，今佚。　　胡铨(1102-1180)，南宋大臣。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高宗建炎二年(1128)进士。金军渡江时，他在赣州募义兵，保卫乡里。绍兴五年(1235)，除枢密院编修官。八年，以上书斥和议，乞斩王伦、秦桧、孙近，除名编管昭州。十八年，改新州，移吉阳军。二十五年桧卒，移衡州。孝宗即位，复奉议郎、知饶州。历国史院编修官、宗正少卿。隆兴二年(1164)，兼国子祭酒，权兵部侍郎，以本职措置浙西淮东海道。乾道初知漳州，改泉州，留为工部侍郎。七年(1171)以敷文阁直学士奉祠。淳熙六年(1179)召归经筵，引疾力辞。七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卒。著有《澹庵集》一百卷，已佚。今存《澹庵文集》六卷。　　胡宏(1106-1162)，南宋学者。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字仁仲，号五峰。胡安国季子。从小随父学习程氏理学。二十岁入太学，师从杨时。与父亲胡安国共同建立“湖湘学派”，哲学思想受二程影响，认为“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气之本也”，“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与秦桧世交，但隐居衡山，不与往来。著作有《知言》、《五峰集》、《皇王大纪》。　　胡三省(1230-1302)，宋元之际史学家。字身之。台州宁海(今浙江天台)人。南宋理宗宝祐间进士。历任县令、府学教授等职。应贾似道召，从军至芜湖，屡有建言，贾似道专横不用。后隐居不仕。自宝祐四年(1256)开始专心著述《资治通鉴广注》，得97卷，论10篇。临安(今浙江杭州)失陷后，手稿在流亡新昌(今广东台山)途中散失。宋亡后，重新撰写。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及《释文辩误》(12卷)，对《通鉴》作校勘、考证、解释，对《释文》作辩误，并对史事有所评论。注文中多处联系蒙古灭宋事实，发表感慨，寄托民族感情。　　胡大海(？—1362)，明初大将。虹县(今安徽泗县)人，字通甫。太祖初起，他谒见于滁阳(今安徽滁县)，遂为前锋。从渡江，与诸将略地，以功授右翼统军元帅、宿卫帐下。从破宁国(今安徽宁国)、徽州(今安徽歙县)等地。浙东平定后，进克信州(今江西上饶)，进江南行省参知政事。镇金华(今浙江金华)，荐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未几，为叛将蒋英袭杀。治军严明，不妄杀人，注意农桑，受民众拥护。　　胡惟庸(-1380)，明臣。定远(今属安徽)人。龙凤元年(1355)从朱元璋于和州(今安徽和县)，历任主簿、知县、通判等官。洪武三年(1370)升至中书省参知政事，四年起任右丞，六年起任右丞相，十年迁左丞相至十三年(1380)。宠遇日盛，独相数年，专权树党。十三年以谋逆罪被杀，后牵连致死者达三万余人，称为“胡狱”。　　胡天游(-1397前)，元诗人。岳州平江(今属湖南)人。名乘龙，以字行，号松竹主人，又号傲轩。元末隐居不仕。所著有诗集《傲轩吟稿》。　　胡广(1370-1418)，明臣。字光大，号晃庵，江西吉水人。建文进士，授翰林修撰，赐名靖。成祖朱棣即位，复名广，向成祖宣誓效忠，升侍读、侍讲、右庶子。永乐五年(1407)，升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参修《五经大全》，为科举取士标准书。书成，进文渊阁大学士。常与杨荣等随成祖北征，深得成祖信任，为人缜密，时时密诏议政，未尝告人。尝谏封禅及郡县穷治建文“奸党”株连无辜，均为成祖采纳。善书法，成祖每勒石，皆令广书之。卒谥文穆。有《胡文穆集》二十卷行世。　　胡居仁(1434-1484)，明学者。江西余干人，字叔心，号敬斋。师事吴与弼，绝意仕进，一生以讲学为业。是明代程朱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学以主忠信为先，求放心为要。筑室山中，四方来学者日众。后主持白鹿洞书院，以布衣终其身。著有《居余录》、《易象钞》、《胡子粹言》及《胡文敬公集》。　　胡宗宪(-1565)，明臣。字汝贞。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嘉靖进士。嘉靖三十三年(1554)出任浙江巡按御史。他联络严嵩党羽赵文华，被升为右佥都御史，行使抵御倭寇的职权，后又代任总督。三十九年，又以平海盗王直功，加太子太保。以得明世宗朱厚熜宠信，晋兵部尚书。胡宗宪在主持东南御倭战争期间，发挥了一定作用。他推荐戚继光任参将，并允其招募新军，使戚家军成为浙江御倭的主力。又以剿抚兼行及反间计，先后诱捕通倭海盗首领王直、徐海、陈东等。但他屡次虚报战功，为减轻浙江压力，甚至有意放走倭寇，纵其寇掠福建，并嫁祸于俞大猷等，使他们蒙冤下狱。严嵩败后，他被劾为严党，革职逮问，明世宗特令释放闲住。后发现其与严嵩子严世蕃勾结的信件而下狱，病死狱中。著有《筹海图编》。　　胡直(1517-1585)，明学者。泰和(今属江西)人。字正甫，号庐山。嘉靖进士。曾任四川参议、广西参政，官至福建按察使。王守仁再传弟子。接受佛教“三界唯心”，的观点，认为儒佛在“天地万物不外乎心”这一点上，并无不同，反对程朱一派“穷理致知”之学说。著有《胡子衡齐》。　　胡登洲(1522-1597)，明伊斯兰教经学家、教育家。字明普。陕西咸阳渭城人。回族。幼习经学，后及儒学而不成。年及五旬始习诗书，并探求伊斯兰教经籍。偶得一阿拉伯缠头叟传授，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有感于当时能直接释读经义者日见稀少，教坊掌教后继乏人，遂立志兴学，在家收徒讲学，提倡讲授经典，改变父传子受、师徒单传的传统方式，开创新的教育形式。后经他的弟子们努力，各地清真寺纷起效法，形成中国穆斯林自成体制的宗教教育制度。　　胡应麟(1551-1602)，明文学家。字元瑞，更字明瑞，号少室山人，别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万历举人，历官刑部主事、湖广参议、云南佥事。筑室山中，聚书四万余卷，从事著述，征引广博。诗文承七子余风，主张复古模拟，后由重视格调转向于神韵。著有《少室山房笔丛》、《少室山房类稿》、《诗薮》等。　　胡震亨(1569-1642)，明文学家。字孝辕，号遁叟，一号赤城山人。浙江海盐人。万历举人，初知合肥县，荐补定州知州，擢兵部员外郎。学问渊博，家藏书万余卷，凡秘册僻典，莫不在搜罗补缀之列。偏重收集文学、词学图书。所辑有《唐音统鉴》，搜罗丰富，为历代研究唐诗者所重视。另著有《靖康咨鉴录》、《赤诚山人稿》、《海盐图经》、《读书杂志》等。　　胡正言(约1584-1674)，明末书画家、刻书家。字曰从，安徽休宁人。官至武英殿中书舍人。精于篆刻、绘画，嗜好藏书与刻书，天启七年(1627)用饾版刻印《十竹斋画谱》。后又与名刻工汪楷等合作把饾版与拱花结合起来，于崇祯十七年(1644)刊印《十竹斋笺谱》。画面神韵生动，超越前人刻本。著有《印存玄览》等书。　　胡渭(1633-1714)，清经学家、地理学家。初名渭生，字胐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曾与阎若璩等帮助徐乾学修《大清一统志》。撰《易图明辨》，考定宋儒所谓“河图”、“洛书”之误，其说实袭自五代末道士陈抟，为修炼、术数两家旁分易学的支流。又撰《禹贡锥指》，搜采方志舆图，阐释《尚书·禹贡》，将九州分域、山水脉络的沿革变化，详加说明，特别重视治水，是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参考书。另有《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　　胡中藻(-1755)，清臣。江西新建人。乾隆进士。曾任翰林院学士，督湖南、广西学政。文辞险怪，以韩愈自命，著有《坚磨生诗钞》。乾隆二十年(1755)，高宗大兴文字狱，摘其“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指为悖逆，下狱处死。　　胡天游(1696-1758)，清文学家。一名骙，字稚威，一度改姓方，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副榜贡生。乾隆元年，尚书任兰枝荐举鸿博，次年补试，鼻衄大作，投卷出。时四方文士云集京师，每置酒高会，分题命赋，天游辄出数千言，沉博绝丽，见者咸惊服。性耿介，公卿欲招致一见，不可得。后举经学，再报罢。客山西，卒。以骈文著名，也能诗。著有《石笥山房文集、诗集》。　　胡培翚(1782-1849)，清经学家。字载屏，又字竹村。清安徽绩溪人。嘉庆进士。官内阁中书、户部主事。传祖父胡匡衷之学。后主讲钟山、惜阴两书院。郝懿行、胡承珙遗书皆赖其次第付梓。又学于凌廷堪，尤邃精“三礼”。认为唐贾公彦疏解《仪礼》，多有失误，乃积40余年之力，撰述《仪礼正义》，约以四例，即疏经以补注，通疏以申注，汇各家之说以附注，采他说以订注。考证郑(玄)、贾(逵)所注之得失，是对《仪礼》较详备的考订著作，但书未成而卒，由其弟子杨大堉续成。著作另有《燕寝考》、《禘袷答问》、《研六室文钞》等。　　胡林翼(1812-1861)，晚清大臣，湘军首领。字贶生，号润之(一作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进士。在贵州任知府时曾举办保甲团练，自练壮勇，镇各族群众。1854年(咸丰四年)奉调率黔勇赴湖北、湖南抗击太平军。他不断整顿、扩充所部湘军，采取围城打援战术攻陷武昌，又遣军夺武昌县(今湖北鄂城)、黄州(今湖北黄州)等地。因收复湖北失地，实授湖北巡抚，加头品顶戴。1857年，在黄州督战，击溃进入鄂东的太平军陈玉成部。次年5月攻占九江。1861年9月，所遣之军攻陷安庆，被推为首功，加太子太保衔。时人以与曾国藩并称曾胡，是镇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之一。著作有《读史兵略》，所遗奏稿、书牍辑为《胡文忠公遗集》。　　胡以晃(约1816-1856)，太平天国将领。广西平南人。地主出身。武秀才。入拜上帝会。金田团营时，洪秀全等在其家布置起义，为清军所困，他协助解围。咸丰元年(1851)，任春官正丞相三年，出师西征，克安徽安庆、桐城、舒城等，继占庐州(今合肥)。封护国侯，寻改护天侯。次年封豫王，旋以战败被革。参与江西湖口、九江之战获胜。五年，封护天豫，随军入鄂、赣，克临江等。十二月，占袁州(今宜春)等，所至有功。次年在临江病死(一说死于“杨韦事变”)。　　胡光墉(1823-1885)，清末洋务派。安徽绩溪人，一说浙江仁和(治今杭州)人。字雪岩。初在杭州设银号，经理官库银务。后为左宗棠的湘军办理后勤，以熟谙洋务著称。1866年(同治五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为左在上海主持采运局，筹供军饷，订购军火，代借内外债，受清廷赏给头品顶戴。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开设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贸易，称巨富。1884年(光绪十年)受洋商排挤破产，次年忧愤而死。　　胡燏棻(-约1906)，清末大臣。安徽泗州(今泗县)人，祖籍浙江萧山，字芸楣，亦作云眉。同治进士，选庶吉士。后捐纳为道员，补天津道。光绪十七年(1891)出任广西按察使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受命留驻天津办理东征粮台。旋奉命在天津马厂主持新式练兵，成十营，号“定武军”次年士疏条列办实业、练兵等十事旋调任芦津铁路督办，又授顺天府尹，迁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二十六年始历任关内外铁路会办，刑部、礼部、邮传部侍郎。其他胡姓名人有东汉学者胡广；西晋将领胡奋、胡烈；南朝梁将领胡僧祐；北朝北魏大臣胡僧洗；北宋大臣胡直孺；南宋大臣胡纮，学者胡寅；宋元之际学者胡长孺等。近当代胡姓名人有政治家胡 耀邦、胡 乔木、胡 锦涛、胡启 立，爱国民主人士胡愈 之、胡 子昂、胡 厥文，国民党官员胡汉民，国民党将领胡宗 南，华侨企业家胡文虎，物理学家胡宁，计算机科学家胡世华，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植物学家胡先骕，昆虫学家胡经甫，病理学家胡正详，皮肤性病学家胡传揆，经济学家胡寄窗，历史学家胡华，学者胡适，哲学家胡绳，文艺理论家胡风，作家胡也频，画家胡佩衡，**导演胡金铨，**演员胡蝶、胡慧中，越剧导演胡知非，歌唱家胡然、胡松华，舞蹈演员胡蓉蓉，象棋国手胡荣华，乒乓球运动员胡玉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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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认识中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一）关于社会历史进步的思想。中国古代史家和思想家对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起始甚早。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争鸣的主要问题之一。自西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形成以后，历代史家自觉探究历史演变的形式及其法则，形成绵延不绝的史学传统。在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的认识中，尽管出现过历史倒退观念、历史不变观念、历史循环观念等各种错误认识，然而最有理论价值的则是历史进步观念。章学诚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理论遗产，在关于社会历史演变的认识上表现出明确的历史进步观念。

第一，章学诚客观地考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认为人类社会的形成和演变有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初步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形式及其演变法则。

章学诚论述人类社会的形成，明确指出“人之生也，自有其道。……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②]。这就说明人类社会的产生并不是某些圣人偶然设想出来的，而是按照自身的法则发展变化，是人类生活的需要，揭示出人类社会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章学诚进而探讨人类社会演变的法则，认为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乃是历史的自然发展。他说：“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③]这说明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发展变化，而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也在不断积累和进步。他对此具体论证说：“周公集羲、轩、尧、舜以来之大成，周公固学于历圣而集之；无历圣之道法，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④]阐明了人类社会制度不断发展和进步，有一个不断积累与完善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章学诚提出的“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的观点，以前的史家还很少有人能够上升到这样高度的认识。其理论意义在于揭示出这样一条历史法则：社会制度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人类不能违背其自然法则行事；后世社会的人们不能单纯效法前人的成规，而应当效法前代社会“道之渐形而渐著”，即效法前人适应历史发展法则而行事的经验，促进社会文明程度不断进步和完善，推动社会历史向更高层次发展。既然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然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圣人的主观创制，那么如何解释周公创制推动社会进步这种偶然现象呢？章学诚认为，“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这是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同时又认识到“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两者相互关系在于，偶然性建筑在必然性基础之上，因而“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流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必然性则寓于偶然性之中，所以“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⑤]章学诚这种认识已经触及历史发展偶然性与必然性相互关系的理论，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章学诚继承和发展了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和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等人重“势”的历史观念，更加强调“时势”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深入探讨历史发展的动因。

章学诚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看作是一个自然运动过程，突出强调了“时势”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他批评那些盲目颂扬周公制礼作乐的学者，论证人类社会发展乃“时势”相激的自然运动。他指出：“周公何能作也？鉴于夏、殷，而折衷于时之所宜，盖有不得不然者也。夏、殷之鉴唐、虞，唐、虞之鉴羲、农、黄帝，亦若是也，亦各有其不得不然者也。故曰：道之大源出于天也。”[⑥]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一个自然的演变过程，并不是后人本质上比前人圣明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趋势造成的。即使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只能顺应历史发展，而不能以主观意志创造历史。他说：“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气数之出于天者也。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故欲如是，以求异于前人，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⑦]章学诚认识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是由“事理”决定的，并不是出于圣人的主观意志。古代杰出人物创法立制，促进了社会的文明程度，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这并非他们主观上想刻意超过前人，建功立业；而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是顺应历史的结果。章学诚特别指出上古圣人并非故意求异于人：“天下有公是，成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圣人莫能异也。”[⑧]古代圣贤从事的发明创造，不论是科技成果，还是社会制度、礼仪风俗，都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产物。既然如此，那么杰出人物的行事也只能顺应客观历史形势。任何社会的杰出人物都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不能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而必须审时度势，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活动。章学诚从这种观念出发，评论孔子的历史作用说：“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见《周易》之于道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作《彖》、《象》、《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所谓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势固有所不可也。”[⑨]说明孔子的事业既适应时代的要求，又受到时代的制约。这种认识是对英雄史观的有力批判，表现出破除迷信盲从，实事求是的态度。章学诚自觉地从“理”和“势”两方面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及其演变法则，形成了朴素的历史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思想。乾嘉时期的史家中不少人有佞古积癖，在治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矜炫“博古”而昧于“知时”的流弊。章学诚从理论上总结了“博古”与“知时”的辩证关系，在关于古今历史相互区别与联系的论述中包含着深刻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第一，章学诚主张认识历史应当确切把握古今关系，反对主观割裂历史的发展进程，强调史家应当正确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和联系。

章学诚指出，后人在认识历史的时候，既要看到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同时又要注意古今时代的差异。如果把历史和现实绝对割裂开来，就会陷入崇古论之中。必须考虑到古今时代的相互联系，不应在二者之间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也不能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这样就会陷入相对论之中。章学诚治史要求明确区分历史与现实，然后分别做出考察，不能混淆二者界限。他非常注意考察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认为不能混淆古今社会的性质：“《书》则言、事杂编，《诗》则风、雅分体，非《六艺》异指也。抒情本性，贵乎因地因时。别而择之，斯为论世。《关雎》说周衰盛，则美刺旨殊；《子衿》言学兴亡，则贞*义异。贵耳而未尝贱目，以目淆耳则愚；爱古而未尝薄今，以古律今斯舛。”[⑩]他还以古今时代的差异，指出后人行事只要符合时代的事理，就不必拘泥于前人成辙。这就需要摆正古今关系，切忌因“好古”而“律今”，用古代的标准强求现实社会。章学诚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得出了深刻的理论认识：“事有不师于古而因乎理势之自然，有其举而莫之废者，君子之所共由，而不必执古以概今也。”[11]这是说当代社会的某些制度是根据现实形势发展形成的，不一定要从古代社会中寻找理论根据，必须符合古代的制度。

章学诚同时又强调古今社会发展的相因相续，反对人为地割断历史的前后联系。他认为“后之视今，犹今视古也”[12]，后人之所以重视古代典章制度，正是由于借古鉴今的需要。这是因为“识今古之典章，……考古即以征今”[13]，人们学习历史，就是要通过研究过往时代的历程，认清未来社会的走向。他强调必须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阐明“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14]的道理，学者治学不能仅仅拘囿于特定时代的学术风气，而应当考察古今历史的发展变化趋势，然后才能得出真知灼见。章学诚深刻地阐述了学者治学通古今之变的必要性：“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15]历史与现实是相互联系的，古今典章制度也具有相通之处，后人之所以要重视和研究古代典制，正是要从它们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中领会其精神实质，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更好地解决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章学诚认为“好古”应当学习古人的精神，但却不能处处模仿古人；认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而不是为炫耀自己“博古”，也不是要著述流传后世。他指出：“夫师古而得其意，固胜乎泥古而被其毒也。”[16]这种主张是着眼于现实社会，而不是一味地盲从古代，不知变通。章学诚从历史和现实相互联系的角度看问题，主张由古代的礼法制度观照当代社会的典章制度，达到对古今历史的正确认识，这样的见解是相当高明的。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对古今关系具有朴素历史主义的认识。他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17]他讥讽那些只知“好古”而昧于“知时”的人是忘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肩负的时代使命：“凡学古而得其貌同心异，皆但知有古，而忘己所处境者也。”[18]旗帜鲜明地表明治学应当着眼于现实时代，而不是仅仅为著作流传后世。由此可以看出，章学诚的认识中闪烁着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光辉思想，对古今关系问题的认识达到了较高的理论层次。

第二，章学诚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前后赓续而来，当代社会乃是这个发展过程的顶峰。他关于“礼时为大”的明确主张，是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又一个重要认识。

章学诚认识到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19]。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古今历史发展面貌是不相同的。居今之世，尤其应当注重现实，史家可以“好古”，但不可“泥古”，应该重点关注当代的典章制度，研究历史为现实社会服务。人们认识历史，就是要认识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从而找到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他认为：“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20]古今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客观存在，并不是人们可以随意改变的。既然古今历史发展形势不同，那么古今社会必然有很大差别。章学诚认为后世必然胜过前代，反对世人盲目崇拜前人和“是古非今”的做法。他强调说：“古今时异，周、孔复生，亦必不尽强今以服古也。……是则先王制礼，有必不可易者，亦有必不能仍者。如井田、封建、宗法，尧、舜不能复行于后世。”[21]章学诚主张根据客观形势制定政策，反对把古人的制度和措施搬用到后世社会，哪怕是古代完美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由于时代不同，也不能简单地照搬。他明确指出：“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22]这是因为现实的政治制度渊源于古代政治制度，不能割断历史的继承和联系。然而古代典章制度保存在传世的文献中，人们考求古代文献，目的在于更深刻理解当代典制：“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23]章学诚认为现实社会的礼法制度才是人们应当关注的重心，考证历史的终极归宿是要更好地了解和遵循当代典制，而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指出：“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24]遵时王之制，最终目的还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由此可以看出，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注重当代典章制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章学诚关于“礼时为大”的思想，贯穿着厚今但不薄古的社会历史发展观，表现为一种进步的历史主义思想。

二、史学认识中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一）关于护惜“先正苦心”的思想。章学诚从学术有关世道的观念出发，强烈抨击某些史家蔑弃历史，抹杀前人功绩的做法，阐述了后人应当尊重并继承前人的史学成果，不应“轻忽先正苦心”，人为地割断学术文化的发展与联系。

章学诚在治史实践中自觉坚持尊重前人的史学成果，阐明了朴素历史主义的认识原则。他主张“后人述前人，而不废前人之旧也。以为并存于天壤，而是非得失，自听知者之别择，乃其所以为公也”[25]。他郑重申明：“区区可自信者，能驳古人尺寸之非，而不敢并忽其寻丈之善。”[26]后人评价前人既要指出他们的不足，又不可抹杀他们的功绩。他批评清代某些学者“轻议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无尺寸之得，而不足偿其寻丈之失也”[27]。但凡心存求胜古人之心的人，虽然攻驳前人不无某些可取之处，但在主要方面却走向谬误，实属得不偿失之举，对于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没有促进作用。章学诚指出，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在史学领域中尤为重要。他评价宋代史学说：“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28]宋代义理史学的错误在于矫枉过正，在抨击汉儒烦琐注疏“即器而忘道”的错误方法，强调探究儒学“义理”重要性的同时，把汉代史学中注重征实的合理内核一并抛弃，就像泼洗澡水时连同澡盆中的婴儿也一起倒掉，结果走向了事物发展的反面。针对毛奇龄、戴震等学者对宋明理学的攻击和否定，章学诚认为这是“心术未醇”的忘本行为。他说：“夫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即是朱子之教。”戴震等人的学术继承朱学而来，“而痛斥朱学，此饮水而忘其源也”[29]。章学诚既肯定戴震等学者矫正宋学失误的成绩，同时也批评他们割裂历代学术联系，全盘抹杀宋人成就的错误，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他们的功过。他主张必须历史主义地对待前人学术：“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30]章学诚承认历代学术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而这种发展和进步正是建立在前人学术成就基础之上，如果对这种继承关系视而不见，反而轻视前人，显然是不正确的。在今天看来，清代的学术乃是继承宋代学术而来，它不可能跨越这一历史阶段，必然要继承宋代学术的合理内核。清代某些学者标榜自己的学术是直接继承汉代学术，讳言与宋学的关系，违背了历史地看待前人学术的原则，因而是非历史主义的错误认识。章学诚批评历代纂修地方志和家谱的流弊说：“前人纂录，具有苦心，后人袭其书，而不著前人之序例；或仅存序跋，而不著前书之义例如何，则几于饮水而忘源矣。”[31]其实后人修志不重视前代志书，并非前代方志皆无可取，多数情况下是有意掩盖前人成绩，擅自毁坏别人的著作，讳言前人和后人修史之间的继承关系，这是非历史主义的错误做法。章学诚曾经参与修订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成就远出陈桱、王宗沐、薛应旗、徐乾学诸家同类著作之上。对此，章学诚评价说：“今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亦藉时会乘便利有以致此。岂可以此轻忽先正苦心，恃其资取稍侈，憪然自喜，以谓道即在是！”[32]章学诚反对“轻忽先正苦心”，没有贬低前人著作的创始之功，而是客观地指出上述诸家著作的成就和不足，并且揭示出造成这种局面的社会原因。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割裂学术之间的传承关系，认识到自己的成绩乃是以前人的成绩为起点，对前人学术补偏救弊的结果，充分肯定了前人的成绩，表现出深刻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二）关于创建史学学术史的思想。章学诚以明确的史学发展意识对历代史学洞察利弊，指陈瑕疵，提出了史学革新的构想，其中主张在纪传体史书里设立《史官传》，全面反映历代史学发展源流，考察其利弊得失，最能够表明他具有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在中国古代史书中，《晋书》卷八二集中记载了两晋的十余位史家，可以视为最早的史家列传；明代李贽著《藏书》，也专门开辟了《史家传》。这表明史家关注史学自身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同时也说明社会对史学作用的认识不断提高。然而《晋书》和《藏书》虽然设立了《史家传》，却是以叙述史家生平事迹为主，仍然属于人物传记的范畴。从这样的史家传记里，看不到史学发展演变的轨迹和趋势，更难以考察某一时期史学利弊得失的总体面貌。

章学诚认为应当改变过去史书为史家立人物传的做法，主张集中设立《史官传》。他明确指出：“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33]章学诚进一步阐明了设立《史官传》的重要性。他说：“夫作史而不论前史之是非得失，何由见其折中考定之所从？昔荀卿非十二子，庄周辨关尹、老聃、墨翟、慎到之流，诸子一家之书，犹皆低昂参互，衷其所以立言；况史裁囊括一世，前人成辙，岂可忽而置之！”[34]他强调设立此传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总结某一时代的史学成果，让后人继承和发扬史学家法。章学诚认为，司马迁、班固等人是具有这种史学意识的史家，可惜这一传统随后中断。他说：“史家著作成书，必取前人撰述汇而列之，所以辨家学之渊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况史学之重，远绍《春秋》，而后史不立专篇，乃令专门著述之业湮而莫考，岂非史家弗思之甚耶！[35]其结果造成人为地割断史学发展的前后学术联系，倘若恢复这一优良传统，专门设立《史家传》，就能最大限度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二是通过记载历代史家及其学术流派，使后人能够认识前代史学中的利弊得失，借鉴经验，吸取教训，评价其是非功过。章学诚列举范晔撰《后汉书》，隐括刘珍、袁宏、华峤、谢承、司马彪诸家后汉史书而成；唐初撰修《晋书》，整齐王隐、虞预、何法盛、干宝、臧荣绪等18家故事成书。但是，《后汉书》和《晋书》都没有条别诸家史书体裁义例，论次群书得失。史家修史对前代史书内容“不为叙述讨论，萃合一篇之内，何以得其折衷？此诸家流别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36]。尤其是唐宋以后史馆集众修史，更应该说明具体分工情况，标明某纪、某志编自何人，某表、某传出自谁手。只有这样，后人才能考察史书质量臧否，评论史家史识高下。如果“不为整齐缀合，各溯所由，未免一书之中优劣互见，而功过难知。此一书功力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37]其实这并不困难，因为后代史家为前代史家作传时，必然能够看到他们的著述材料，明晰史实原委，足资考证；若把这些内容集为一编，或为一人单独立传，或为诸家集体立传，便于后人考察其学术全貌。章学诚认为：“后人修史，不能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斫，质丧何求？夏礼能言，无征不信者也。他若聚众修书，立监置纪，尤当考定篇章，覆审文字，某纪、某书编之谁氏，某表、某传撰自何人，乃使读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几泾渭虽淆，淄渑可辨。”[38]这些事迹若不及时编录，很快就会散失殆尽。由此看来，前史虽有《史家传》，不免荒略太甚，无法适应史学发展的需要。

章学诚提出仿照学者记述经学师承的《学案》义例作《史官传》，改变过去写人物传的做法，以史家著述为经，传承流别为纬。例如后人作《司马迁传》，首先要叙述他撰《史记》时参考了《尚书》、《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然后再叙述《史记》撰写的经过，最后叙述杨恽传布其书，徐广、裴骃等人为之作解。又如后人作《班固传》，首先要叙述他参考了司马迁、扬雄、刘歆、班彪等人的著作，再叙述撰《汉书》的过程，班昭、马续等人补作情况，最后叙述服虔、应劭等人为之作注。“凡若此者，并可依类为编，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则《春秋》经世，虽谓至今存焉可也。”[39]倘若某个史家事迹较多，地位非常重要，则应在《史官传》内载录姓名，著明此人另有专传。章学诚在阐述了《史官传》的具体做法之后，又着重总结了设立《史官传》在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他说：“马、班作史，家法既失，后代史官之事，纵或不能协其义例，何不可就当时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论次为传，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经，而《文苑》谈艺，《史官》之业，介乎其间，亦编摩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40]强调史家所从事的事业极为神圣，应当独立于经学、文学之外，成为一门体系完整的专门学科，真正实现自司马迁以来史学自成一家的目标。由此可见，章学诚设想的《史官传》有利于全面反映史学学术思想发展，清晰地显现出史学发展演变的源流。从《晋书》为史家集体立传，仅叙史家生平事迹；到章学诚主张《史官传》叙述史家作史的学术源流与得失，不仅标志着史家对史学自身认识的提高，而且反映出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与深化，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史学批评中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史学中曾经出现过各种非历史主义的史学批评方法，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史学批评的失实。章学诚借鉴了前代史家在史学批评方法上的经验和教训，对史学批评方法论做了深入探讨，形成了朴素历史主义史学批评思想。

当然有啦

高士奇

〔清〕（一 五至一七o四）一作（一 五至一七o三）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赐号竹窗，浙江平湖人（世） 钱塘。

初以国学生就试京师，不利，卖文自给。

新岁为人作春帖子，自为句书之，偶为圣祖所见，旬日中二试皆第一。

命供奉内廷，官至礼部侍郎。

谥文恪。

精鉴赏，收藏名迹，与孙退谷（承泽）相埒。

所著江郁销夏录，亦与庚子销夏记同工。

工，书，尤善锺、王小楷。

画有仿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拟徐贲枯木竹石图、仿宋克山水轴，又有丝纶垂钓图，均精妙。

有清吟堂全集。

卒年六十，一作五十九。

《清史传、山静居画论、名人扇集小传、平湖县志、当湖历代画人传》

补充

高士奇(1645-1704) 清朝大臣、史学家。

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

字澹人，号江村、全祖。

以诸生供奉内廷，为清圣祖康熙帝所崇信，官詹府少詹事。

以植党营私，被劾、解职归里。

后复召入京，官至礼部侍郎。

卒，谥文恪，他能诗、善书法，且精鉴赏，所藏书画颇多。

著有《春秋地名考略》、《左传记事本末》、《清吟堂集《江村消夏录》、《天录识余》、《扈从目录》等。

补充:清康熙十九年（1680），授额外翰林院侍讲。

二十二年，补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

二十三年，迁右春坊右庶子，不久，提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次年，转侍读学士，充《大清一统志》副总裁官。

后迁詹事府少詹事。

二十八年春，随康熙南巡至杭州。

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上疏弹劾，指责他结党营私、贪赃受贿、私营土木，结果被解职归杭。

三十三年，应诏入京到南书房修书。

三十六年，以养母请归，特授詹事府詹事。

四十一年，授礼部侍郎，未赴任。

四十三年，又迎驾南巡杭州。

高士奇学识渊博，康熙曾在左右大臣面前说：“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能诗，善书法，精考证，能鉴赏，所藏书画甚富。

补充

清朝康熙皇帝是一代英主，可谓名垂史册。

他与高士奇的君臣交往，野史不少。

对高士奇的评价，贬的多，褒的少。

但反映高士奇早期生活的文章，却不多见。

即使是《清史列传》、《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清平湖县志》，还是高氏的家谱《渤海高氏家谱》均叙述得不翔实。

但据上述史料可知，高士奇出生于余姚(今慈溪樟树镇高家村)。

康熙三年(1664年)，高士奇全家北迁。

不幸的是，到京后不久其父故世，一家的生活重担无情地压在这个二十岁的文弱书生身上。

直到二十六岁入太学时，生活才有所转机。

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初三，康熙这位不满二十岁的年青皇帝，在果断巧妙地铲除专权谄佞的鳌拜等辅政大臣后，亲试太学生，高士奇荣登榜首，御试第一。

因此，他入仕，不是如《清史稿》所述的为明珠所荐，而是凭他的书法才学。

这年五月，康熙钦命高士奇为其抄写经筵讲义，高士奇兢兢业业，每夜书成后，与妻对读，常至半夜。

由于高士奇工作出色，翌年七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在懋勤殿破格地接见了这位抄写员，且特赐内缎。

而高士奇也不失机会，献《东巡赋》，既表达了对皇上的忠心，又显现出自己的才华，得到康熙的赏识。

康熙十四年冬，高土奇被补詹事府录事，高土奇高兴地写下：“禁初开简从臣，多年供奉拜官新。”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高士奇以录事随康熙行南苑，从此高士奇就成了康熙的随从。

高士奇得意地写下：“自笑功名薄，谁知雨露深”的诗句。

同年冬，高士奇又升任内阁中书舍人，食六品俸。

康熙赐御书“忠孝”二字。

后来，康熙又赐救高士奇曰：“尔在内办事有年，凡密谕及朕所览讲章诗文等件纂辑书写甚多，特赐表里十匹，银五百两，以旌尔之勤劳。

还赐“忠孝之家”御印一方(现藏平湖市博物馆，篆体，七月初一赐)。

康熙十九年五月，康熙又谕吏部曰：高士奇学问淹通，居职勤慎，供奉有年，应授为翰林院。

吏部议叙后，授高士奇为额外翰林院侍讲。

康熙称高士奇学问淹通，当然有依据的。

在高士奇任内阁中书后，亲试其学问，赐博学鸿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高士奇补侍读充日讲起居住官，与康熙的关系更贴近了。

康熙二十三年，高士奇迁右春坊右庶子，二月转左春坊左庶子。

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成了康熙的“老师”。

这几年是高士奇最辛苦的日子，每夜总劳作到二、三更，他夫人在家备具酒食坐待，偶话直庐事，则以清勤相勉。

当进讲《周易》时，高士奇深夜归郎后，辄以明日所讲易义探索了然，才敢入寝，而其夫人总相陪伴，虽寒暑也如此。

这时期，康熙外巡，高士奇总相伴，先后巡访松亭、塞北、盛京、乌喇、浙江等地。

高士奇写下了这样的诗：“塞北松亭载笔频，江南山左扈时巡，旨甘不缺慈帏奉，内顾无忧赖尔身。”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他与康熙的“载笔频”，同时也对他夫人的歉意，“内顾无忧赖尔身”。

但高士奇毕竟以康熙为重，当南巡江南，二十三年十一月，壬戊朔，康熙夜读三更，高士奇请曰：“圣躬过劳，宜少节奉。”康熙回答说：“朕自五龄受书；诵读恒至夜今，乐此不为疲也!”足见君臣之亲。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高士奇又转为侍读学士，充大清一统志副总裁。

丁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迁詹事府少詹事。

从一个监生宜人宦官之列，成了四品官。

这在举科年代是绝无仅有的。

高士奇在内廷的这段时间，正是康熙大展雄图的时期。

康熙二十年，已彻底平定了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的三藩之乱。

二十二年，收复了台湾，促进了国家的统一。

二十五年，康熙又下令抗击沙俄侵略者，收复了雅克萨。

并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从而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不难想象，一直在内廷的高士奇，对康熙皇帝的影响和作用。

正当高士奇步步高升的时候，厄运降临。

康熙二十七年，山东巡抚张汧以赉银赴京行贿事发，经审讯，狱辞涉及高土奇。

康熙谕令勿滋蔓，高士奇才得置弗问。

那么狱辞涉及高士奇，而康熙谕令勿滋蔓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如高士奇疏言所说：“臣等编摩纂辑，惟在直庐”，“非进讲，或数月不觐天颜，从未干涉政事……独是供奉日久，嫌疑日滋。

张汧无端疑怨，含沙污蔑……伏乞赐归田里。”康熙心中十分明白，高士奇的疏言辞恳言衷，所以康熙同意高士奇解任。

康熙二十八年春，康熙又南巡杭州，解甲的士奇仍为随从。

在杭州，康熙题西溪山庄诗一首，并以御书“竹窗”两字赐高士奇。

士奇即以“竹窗”为赐号。

可见，康熙并不因为高士奇涉及张案而冷落，这必然引来更大的攻击。

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严辞弹劾高士奇等人，高士奇成了一个表里为奸，植党营私的主犯，列举高士奇四大可诛之罪，最后又说：“高士奇、王鸿绪、陈允龙、何楷、王顼龄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势者复拥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负圣恩……”这样慷慨激昂之辞言，谁能不信呢就这样高士奇等人休致回籍，康熙令他们回家。

高士奇因闻平湖风俗敦朴，地僻事简，无外物之扰，得优游林野。

10月，奉圣命归田，入籍平湖，成了平湖人。

高士奇离开康熙，但康熙仍念念不忘，三十二年(1693年)癸酉四月十六日，又赐高士奇手敕一道：“朕少年最不喜参，尔所素知，只因前岁大病，后赖此药复还元气，所以，使人到长白山觅得八九寸长，五六两重者十余根，上好者数斤，念尔江湖远隔，苦楚频躬，想是未必当年气相也，故赐南方所无蜜饯人参一瓶，上好人参一斤，土木参二斤，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笔者认为，康熙对待高士奇远远超出一般的君臣关系，高士奇离康熙三年多，当康熙大病复元，就想到江湖远隔的高士奇，一定没有当年的气相，赐南方所没有的补品，并安慰他“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意思十分明显。

七月，又赐高士奇御制扇诗一首：“故人久别已三年，寄语封书白日边，多病相邻应有意，吟诗每念白云篇。”康熙赐物寄情，君臣关系成了“久别的故人”。

在封建社会中，又有谁能被皇上称故人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甲戌，康熙命大学士于翰林院官员内荐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前来修书，这实际上为高士奇等复出开了大门，这一点大学士王熙、张玉书等人很明白，况且张玉书与高士奇在南书房共事过。

因此，自然荐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

这样高士奇在离京回乡五年后，又官复原职，住进内廷，在封建王朝中，二次能住进内廷的能有几人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噶尔丹叛乱，康熙三次亲征。

高士奇也随皇上远征，风餐露宿。

当噶尔丹叛乱平息后，高士奇就以母老乞还，康熙授高士奇詹事府詹事，为三品官，难其回乡，并赐“清吟堂”御匾一幅。

高士奇回归后，康熙仍然惦记着高士奇，三十七年(1698年)戊寅七月，赐诗一首：“廿年载笔近螭头，心慕江湖难再留，忽忆当时论左国，依稀又是十三秋，康熙追忆高士奇当年讲授《左传》、《国语》时的情景，诉说了高士奇心慕江湖，无法挽留的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