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历史上的宰相，那咱们就一定要说一说古代十大最著名宰相了，宰相可以说在古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了，它的权利可以说只是位于皇帝之下了。接着说一说这十大宰相是谁，他们分别是秦王朝宰相李斯，西汉萧何，汉代名相陈平，唐朝房玄龄，大唐名相魏征，北宋王安石，寇准，元代名相耶律楚材，明朝宰相张居正，清朝名相曾国藩。下来细说一下其中我最敬佩的几个宰相。

大唐名相——魏征     魏征是唐朝最著名 的 谏诤之臣，他与李世民共同开创了“贞观之治”，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之后，看见魏征的直言不讳，不仅赦免了魏征的死罪还任命魏征为尚书左丞，魏征为宰相期间不惜犯颜进谏，魏征一生进言数十万，多次在生死之间徘徊，正是有了他的忠言才有了后来的贞观之治。

北宋名相——王安石     说起王安石，大家一定会想到我们小学课本上有关他的诗词。此外王安石还是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其中最著名的的是他领导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民，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但是变法触碰到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阻拦，并且神宗却听取多方面的建议，变法实施困难最后王安石也称病回家了。

魏征和王安石的故事是我从小就喜欢听的，我个人十分佩服他们不惧生死直言进谏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其他著名的宰相在史上都有其功绩，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圣贤之人值得我们大家去了解。

魏征最大的官职是左光禄大夫，不过是从第二品，而且是散官，而他的确切官职是侍中，正第三品。他一定没有房玄龄的官职大就是了，因为房玄龄是房玄龄为中书令（正第三品）。贞观三年（629）二月为尚书左仆射（从第二品）监修国史。十一年封梁国公（从第一品）

注意，魏征是宰相，我找到了维基百科，在那宰相定义中把侍中定义为宰相：汉魏的尚书至隋唐的三省尚书台：录尚书事·尚书令 · 尚书省：尚书令·尚书仆射 · 中书省：中书令（内史省：内史令） · 门下省：侍中（纳言）

　　再证魏征籍贯（故里）是河北晋州

　　（结论简述）

　　申鉴 宗凌

　　二00四年五月十八日至六月六日，我们在拜读了河北馆陶魏征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清月先生所编著、于一九九八年十月，由香港黄河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千秋金鉴魏征》一书，重阅中国魏征学会筹委会河北省晋州市魏征研究会在一九九四年三月，由申建国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魏征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论魏征》中《魏征的籍贯是河北省晋州市》一文和现有的大量文献资料及实物证据的基础上，进行两相对照，感触颇多。于是，就在处理其它多种业务和事务性工作的同时，用了十八天的时间，写出了十二万余字的《再证魏征籍贯（故里）是河北晋州》的新作，现将简要结论，概述如下：

　　一、古之巨鹿郡下曲阳，即原本的晋县，现今的河北省晋州市。对此，古今中外，包括馆陶的同志在内，均皆认同，没有一人表示质疑。魏征的先祖是战国时“四君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之孙西汉高梁侯魏无知之五世裔孙魏歆，在西汉成帝刘骜（公元前32至7年在位）时，任巨鹿太守，初居下曲阳，此乃巨鹿魏氏之始。从汉至唐（隋、唐时下曲阳改称定州鼓城），皆为大姓、名门、望族。魏征系巨鹿魏氏的后裔，巨鹿堂及其衍派而出的光裕堂为该支的堂号，现在迁徒移居海内外的魏征后裔（包括港、澳、台，新、马、泰及其它国家）的魏氏家族宗亲均予认可。

　　二、河北省馆陶县（原属山东省，一九六四年划归河北省）之现域，虽确属过秦始皇所置的三十六郡之一的巨鹿郡，但西汉以后随着历史沿革，已发生变化。尤其在魏征之父魏长贤和他所出生的时代北齐之时，唯独在下曲阳置巨鹿郡，辖藁城、毋极（今无极县）两县，而当时的馆陶县已属平阳郡，其后又属武阳郡、魏州。这是历史事实，馆陶人也已证明，但它确与秦置的巨鹿郡无关。所以，巨鹿与魏州在地域上，已不是一郡，更不相接，而且非此二地之外的曲城、曲成，一在江苏，一为掖县，两说者均认为非指，无可争议。晋州人认为魏州辖域内决无“曲城”之地，而馆陶今人所指的“曲城”，乃现在馆陶县与邱县交界处的平堡村，春秋时称“曲梁”，汉时改称“平台”，而今人却非要称“曲（梁）城”，缺乏文献史料、实迹可查考，立论不足，难以置信。所以，今人考察，巨鹿下曲阳在今藁城市东、晋州市西的方位，即春秋时的鼓国都城，现晋州市晋州镇古城村一带，也就是许多文献、辞书上所注明的今河北晋县（晋州）西，是正确的，而且作为权威性的《畿辅通志》，早就明确指出魏州所属无“曲城”，曲城就是“巨鹿郡下曲阳”的简称，在正定府所辖的晋县西。

　　三、在唐代的历史文献和有关的碑文记叙中，魏征的籍贯均无谬误。例如，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注明是“巨鹿人”，张说所撰的《唐故豫州刺史魏君碑》（魏征第四子魏叔瑜）的碑文所言：“曰魏氏，巨鹿曲阳人也。女考太师郑文贞公（即魏征）致君皇极，配神清庙，故祖德胄系，叙于太宗之先碑矣”。还有魏载、魏哲、魏谟等人的墓志和先庙碑铭，均明载为“巨鹿曲阳人”，系魏征后裔。唐代人李延寿所编纂的《北史》、魏征本人主编的《隋书》，在介绍巨鹿魏氏族人时，都坚持认为是“巨鹿下曲阳人”。对于魏征的直系先人曾祖魏钊、祖魏彦、父魏长贤，加上魏征，被后人誉为“千秋金鉴，三代遗直”，以及包括他的族兄魏收（见《魏书》、《北齐书》）、魏澹等十余位魏氏名人，皆明确地记述为巨鹿下曲阳人，均无出现误差。

　　四、唐后五代石晋（即后晋石敬瑭，公元936至942年在位）时，涿州归义人刘煦编撰《旧唐书》，该著刊行时，距魏征病逝三百年。刘煦在《旧唐书》列传卷二十一，14584页上，十分明确地写着：“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父长贤，北齐屯留令。”曲城乃巨鹿郡下曲阳城的简称，后人已考定无疑。所以，《旧唐书》的编纂者刘煦尽管用了简称，给后人添了点儿麻烦，但他并不是错误，还是应当肯定的；而且可贵的是，他特别写明魏征的父亲是魏长贤，曾任屯留令。这不仅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为魏征的家族世系属巨鹿魏氏，提供了重要可靠的文字依据。因为从来无人否认过魏长贤的籍贯是巨鹿下曲阳，虽有文载说“近徒家相州之临黄”，但“搬家”并不会导致籍贯的改变，这是人所共知的常理。

　　五、魏征籍贯（故里）之误，源始于北宋时期宋祁奉敕撰修的《新唐书》。该书的九十七列传第16336页上的魏征列传中说：“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弃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隋乱，诡为道士”。在此处，他一方面，是在缺乏史实证据的情况下，把魏州和曲城这两个根本毫不相干的地名连在了一起。故而，给后人造成了魏州所辖馆陶的模糊概念，使得今人不得不按照他的思路在县内去千方百计地寻找“曲城”的所在地。其实按照一般常规，在国家的正史的人物传记中写明籍贯时，具体到县级，也就足够了，有几个人写到乡里、村里的！那只能是在地方志中，才可以看得更详尽一些。比如《晋县志》对魏征的故里、故居连同他家的别业（赵魏、表业，现为庞表村）都记载的相当清楚、明白，毫不含糊；而馆陶的“曲梁”，在《馆陶县志》中仅有二十一个字古迹变迁的情况介绍，却没有一字说这里曾是魏征的故乡，就是明证。另一方面，他对《旧唐书》中“父长贤，北齐屯留令”这句十分重要的话，避而不写，这样就为欧阳修等人混淆魏征原为巨鹿魏氏，增加了误导，构成了所谓的馆陶新说。然而，欧阳修在《新唐书》表十二，二十六页起，16054页的《宰相世系表》载：“馆陶魏氏，本出兖州刺史衡曾孙珉始居馆陶。珉孙彦，彦、钊、长贤。征，字玄成，相太宗”。在这里，欧阳修明显地出现了三点失实和失误：一是“珉孙彦”的说法，明显错误。因为魏彦是魏征的祖父，不是魏珉的孙子，他们之间没有直系的血缘关系，这是大家都熟知共认的；二是，他把魏征的曾祖父魏钊放在了魏彦之后，有意造成一种模糊不清的假象，以证实魏征乃珉之五世孙之说，显然手法并不高明；三是，在长贤后，接写“征，字玄成，相太宗”，并没有明确地注清魏长贤与魏征二人之间的父子关系，又给后人打了一个“马虎眼”，至少是令人迷惑不定，半信半疑。还有一条，他在《宰相世系表》中列出的唐代六位魏氏宰相，先把魏玄同（字和初，相武后），排在其一，而把魏征（字玄成，相太宗）列为其二，明显地错排了位置，而且把魏征的五世孙魏谟也说成是魏州曲城人。这样，就使得馆陶的今人依据这些模糊不清的文字，错认为晋州的今人有意抛弃魏玄同（因为魏玄同籍贯十分清楚，是定州鼓城，即唐时的晋州）不要，而非得争抢魏玄成不可，而且说晋州人把他们两人的名字弄混了，碑上的字迹看错了，非说魏征在晋州纪念性的碑和墓，是唐中宗李显为魏玄同平反昭雪后复修的。非要问晋州人魏玄同的墓、碑在哪里？对此，我们只能说一句话，叫做不知者不怪。究其根源，“馆陶说”始误于宋祁、欧阳修等人编纂的《新唐书》，我们是不必错怪今人和今籍的。

　　六、魏征及其先人均属巨鹿魏氏，这一家族的世系和名人概况，现居的晋州人已经根据海内外提供的家谱文献资料，从魏氏的第一始祖黄帝、第一姓祖魏万至今四千余年共一百三十八世的传承序列，准确无误地排出，其中并无《新唐书》中所说的馆陶魏氏的魏衡和魏珉。倒是馆陶人通过对魏舒（晋文帝时曾任侍中、尚书左仆射，即宰相）的籍贯和世系的考证，获知并经查考，西汉兖州刺史魏衡、魏珉系任城魏氏（始祖为魏无知之另一玄孙魏汉），也属于魏氏的望族，世代也出了不少高官名人，在今山东省微山县和江苏省沛县一带居多，他们系“大名堂”（因魏姓字义为大和地处大名府两者相符而得名）的族人。与实为巨鹿魏氏的魏征同祖（黄帝）、同宗（魏无忌、魏无知），但不同支（魏征的巨鹿始祖是巨鹿太守魏歆，而不是任城始祖魏汉、兖州太守魏衡，也不是馆陶魏氏的始祖魏珉），不同籍（祖籍巨鹿下曲阳，而不是《新唐书》中所说的魏州曲城，或者说馆陶）。馆陶魏氏实由任城魏氏而来。在这一点上，晋州说和馆陶说两者之间终于有了一致的结论。这应当首先感谢馆陶同志的汗马功劳和突出贡献。

　　七、关于魏征籍贯（故里）何在，目前虽有七、八种说法之多，但是，由于《新唐书》之误，还是以晋州说和馆陶说为主流，且各执一辞。专家、学者和文籍、辞书也自选其需，故而，出现了一说、并说、前后颠倒顺序说、两者相混说等等，众说纷纭的现状。然而，现居的晋州人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早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河北日报》第四版首发《魏征籍贯是河北晋县》的考证文章，已十分明确地详述了晋州说的依据。在此之前，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六日，根据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李文珊同志的指示精神，晋县曾派人亲赴馆陶县与当时该县负责主管文化、文物和县志编写的有关人士，进行面对面的座谈和实地考察。是当时的馆陶人用文字和口头的形式表达出：因为经过他们多年的考证工作，本县确实是“三无”（即县志无文字记载，现存无文化遗址，民间无口碑传说）而“自我否定”之后，才得出“馆陶说无事实依据”的结论；而且晋州人还专门向南开大学的隋唐史专家杨志玖教授请教，他表示赞同并高度评价了晋州人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同时还向曾经参与《辞海》编纂（史学卷部分主编）工作的上海大学的魏征研究专家蒋星煜教授询问，他回函表示“贵会资料齐全，证据确凿，我们没有异议。”还亲任学术顾问，撰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十分高兴地向学术界推荐晋县开展魏征研究的情况。时隔近十年，河北馆陶魏征研究会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八日成立后，馆陶人不仅来了个“否定之否定”，而且对持晋州说的同志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书籍中著文，写出了种种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而形成的猜疑、误解和不实之词，这些在刘清月先生所编著的书中，均有比较完整和全面的表述。对此，我们晋州的同仁并没有做过任何驳斥，仍是平心静气地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史实说话，而且由于我们忙于其它更多、更重的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和经济开发的各项任务，时间和精力也没有必要和不允许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一课题上。所以，一直没有再更多地顾及此事。

　　八、其实，早在宋代以后的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60至1294年在位）等封建统治者们就十分清楚地了解晋州籍的历史名人魏征及其家族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由他开始把隋、唐时代就一直设在今山西省临汾市的“晋州”改在了今天的河北省晋州市，不仅提了一格，而且辖统远离晋州的安平、饶阳等三县，在原有的燕赵大地上增加了一笔“晋”的色彩，从而使不少后人不解地表示惊奇：河北为何出晋!到了明代，由《新唐书》搞错了的魏征籍贯，除了李贽在其撰写的《藏书》卷三十四说魏征是“魏州人”之外(注意：把曲城也简掉了），已基本获得纠正。例如,《明史·地理志一》载，“晋州”：“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以州治，鼓城县省入。南有滹沱河”；明朝陆应阳所辑的《广舆记》卷一载：“真定府”下“晋州”是“隋昔阳鼓城”。所以，《广舆记》中十分明确地指出魏征是“晋州人”，完全正确。故而，出现了同是在明代万历年间，而且早五年，同是进士及第的馆陶县知县栾城籍人在主持编纂《馆陶县志》时，对魏征籍贯和事迹无任何论述；而三位真定、武强籍的学子在《重修晋州明伦堂碑》文中，却十分清楚地表述了晋州的历史沿革和魏征作为晋州籍的先贤的历史贡献，并进行了高度颂扬。这种迥然不同的现象，正是历史真实的必然反映。另外，在《北史》中，我们看到有一位深受馆陶人爱戴的馆陶长魏德深，在隋末与魏征同在武阳郡丞元宝藏部下任职，在他的传中也明明白白地写着“本巨鹿人也”，而与馆陶无关。

　　九、我们这次“再证”，用大量的文字，从十个方面进一步地进行了评述。一是，正史载定：主要是依据《二十四史》中由魏氏三位名人所编修的六部史书和魏征逝世后的有关史籍文稿；二是，方志注定：主要参阅了《晋县志》、《馆陶县志》、《畿辅通志》等有关地方志书。晋县志中关于魏征的文字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应有尽有；而馆陶县志却很难真正寻出一言；三是，地域认定：关于巨鹿下曲阳与馆陶的地域及历史沿革，晋州人说得对，馆陶人也说得不错，就是下曲阳不是馆陶，馆陶也没有“曲城”；四是，文物实定：晋州现有明代万历年间的乡贤祠和重修明伦堂碑两通，而馆陶至今尚未见到可证的出土实物；五是，遗址佐定：晋州境内现存纪念性的魏征祠，魏征墓，魏征故里、故居所在“魏家庄货”，魏征牌坊（俗称宰相楼），魏征出家为道处的紫云观，搜集佛学经典的藏经阁（普光寺）以及魏征的族兄魏收的墓等七处文化遗址，均有文字（）、传说和实地可查，老者回忆为证；而在馆陶境内所指之处却是出家为道的“寺院”、玉皇庙、压根就没有过的故居府第以及根本就不是他的“战友”的尉迟敬德栓马的两株奇槐，都难以令人信服；六是，口碑辅定：在晋州搜集、整理、出版了有二十七万字之多的《魏征的传说》，荣获国家、省、市多次大奖，而在馆陶除了魏征是其父和如夫人的“暮生”及“魏老道”的称谓之外，却不见更多的颂扬之语；七是，族人旁定：魏征的族兄魏收、魏澹，后人魏谟、魏玄同等十余位与魏征有关的巨鹿魏氏族人，在正史、方志和别籍中均有明文记载；八是，封爵钦定：魏征先后被唐太宗李世民封为巨鹿县男、巨鹿郡公，其父魏长贤在贞观七年（公元634年）被追赠定州刺史，魏玄同也曾被封为巨鹿县男，而封馆陶县男、任城县男者却是外姓、外地的他人；九是，世系划定：经过详考，魏征确属河北巨鹿魏氏，而不是由山东任城魏氏而来的馆陶魏氏；十是，堂号分定：魏征属“巨鹿堂”，而不是“大名堂”。

　　这样，我们把晋州说和馆陶说双方的依据，一一进行对比、甄别之后，再次得出结论：魏征籍贯（故里）是河北晋州，不仅正确无误，而且进一步找出了馆陶说的误源和馆陶魏氏的来源。应当说，这又是一项值得高兴的学术研究成果。

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下曲阳县人。唐朝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

魏徵早年参加瓦岗起义，跟随魏公李密，但不得重用。武德元年（618年）归降唐朝，负责劝降英国公李勣。后授太子洗马，辅佐太子李建成，献策平定刘黑闼和山东地区。玄武门之变后，归于唐太宗李世民麾下，初授谏议大夫、检校尚书左丞，安抚河北。再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校定古籍。后迁侍中，封巨鹿郡公，负责门下省事务。累授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师，进封郑国公。他多次直言进谏，推行王道。曾提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主张“薄赋敛”，“轻租税”，“息末敦本”，“宽仁治天下”等，对李世民的行动及施政给以极有益的影响，辅佐李世民共创“贞观之治”。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徵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获赠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随后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四位。

魏徵曾参与修撰《群书治要》及《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今存《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

魏徵最出彩的故事在大唐开国之后。

武德五年（622年），窦建德旧部刘黑闼勾结突厥寇犯山东。魏徵见李建成虽然是嫡长子，但是功绩不如李世民，于是建议李建成去请战立功。李建成听从魏徵的建议，擒斩刘黑闼，平定山东。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诛杀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李世民听说魏徵以前经常劝谏李建成把自己安排到别的地方去，于是派人把魏徵带来，问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徵回答：“太子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没有今日之祸了。”李世民见魏徵说话直爽，没有丝毫隐瞒，于是赦免魏徵，并用魏徵为詹事主簿。

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登上帝位，任命魏徵为尚书左丞。李世民有志建立盛世，多次于卧榻召见魏徵询问得失，魏徵直言不讳，前后上谏两百多事，李世民全然接纳。

同年，李世民派魏徵往河北安抚李建成、李元吉的旧属。魏徵在路上碰见原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被押往京城，魏徵让将二人释放，仍旧任命官职，这样河北地区的隐太子旧属才会相信李世民是真的要赦免他们。

贞观三年（629年），魏徵被任命为秘书监，开始参预朝政。魏徵上奏李世民带领学者将古籍分为四部，并对其进行校定。

贞观五年（631年），李世民与魏徵谈及选人为官一事，魏徵说先要了解他的才能，然后审核他的品德，以及爱好这些。

长乐公主李丽质因长孙皇后所生，李世民对她特别钟爱，将她许配给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贞观六年（632年，《旧唐书·魏徵传》记为贞观五年）开始准备嫁妆，李世民对众臣说：“长乐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并所钟爱。今将出降，礼数欲有所加。”大臣纷纷表示“陛下所爱，欲少加之”，于是皆进言请求加倍于永嘉长公主，李世民欣然同意。然而魏徵对此表示反对。因为永嘉公主乃是长乐公主的姑姑。此举逾越了礼制。李世民回宫把此事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得知此事后感叹魏徵能“引礼义抑人主之情”，并对他大加赞赏。特地派人前去赏赐给魏徵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听闻你正直，现在见识到了，希望你一直保持，不要改变。”不久，魏徵晋升爵位为郡公。

贞观七年（633年），魏徵代王珪任侍中，尚书省长期积压没有判决的诉讼案，李世民命魏徵秉公处理。魏徵不大熟悉法律，但能抓住根本原则，依实际情况处理，大家都心悦诚服。

贞观八年（634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怒了李世民，李世民认为这是毁谤。魏徵进言说：“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曾说到‘可以为帝王痛哭的事有一件，可以为帝王长叹息的事有六件’。从古以来上书奏事，往往言辞很激切，如果不激切，就不能打动人主的心。言辞激切就近似毁谤，陛下你应该仔细想一下这样的事对还是不对。”李世民觉得魏徵说的有道理，下令赏赐给皇甫德参帛二十段。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去世。长孙皇后入葬昭陵后，李世民对她思念无法停止，为了缓解思忆之苦，便在宫中建起了层观，终日眺望妻子的陵墓，还让大臣陪同悼念。一次李世民让魏徵陪同，并指着昭陵的方向问魏徵是否看清了，魏徵装作没看见，李世民顿时着急，问“怎么会没看见，那是昭陵啊！”魏徵闻言回答说“以为陛下望的是献陵，原来是昭陵啊！” 李世民听后明白魏徵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只顾及思念亡妻而忘了父亲。于是便哭着下令拆掉了层观。

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东巡洛阳，住在显仁宫，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谴责。魏徵告诉李世民当初隋炀帝杨广曾在此让附近的百姓上贡，贡品吃不完就扔掉，十分浪费。

贞观十二年（638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下车，违反法度来表示恭敬，这违背了礼仪的标准。”李世民说：“你们自己的地位都尊贵，就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徵进言说：“从古至今，亲王列在三公之下。现在三品都是天子的列卿和八座之长，为亲王降乘，不是亲王所应承受的礼节。求之于旧例，又没有可以作为凭证的依据；施行于当今，又违背了国法。”李世民说：“国家所以立太子，是准备他做国君。然而人的长短，不在老少，假如没有太子，那就依次立太子同母的弟弟。这样说来，怎么能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徵说：“殷代崇尚质朴，有兄长去世其弟即位的礼义；自周以来，立太子必定要是嫡出的长子，以这杜绝各个兄弟的私念，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国君应当十分慎重的事。”于是李世民同意了王珪的奏言。

此年三月，太子李承乾的嫡子李厥出生。因为皇孙诞育之喜，李世民大行庆祝，又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在东宫举行大型的宴会。席间，李世民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辗转奔波于乱世，这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之后，尽心对我，进献忠直的劝告，安国利民，敢于冒犯国君尊严直言规劝，纠正朕的过失的，只有魏徵一人而已。古代的名臣，也不能超过他们。”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二人。

贞观十三年（639年）五月，魏徵乘李世民诏五品以上的官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此时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撰成《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李世民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李世民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李世民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于是赐魏徵黄金十斤、马二匹。

贞观十四年（640年），魏徵向李世民上谏，让李世民要善始善终。

后来，太子李承乾不学习德行和术业，魏王李泰的宠爱一天天增长，朝廷内外众官，都有些疑虑和议论。李世民听到后很厌恶这些议论，对侍臣说：“当今朝臣忠诚正直的，没有人能超过魏徵，我派他辅佐皇太子，用这杜绝天下的怨言。”贞观十六年（642年），李世民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旧。魏徵自称有病推辞，李世民下诏回答说：“汉朝的太子以四老为辅佐，我现在依靠您，也是这个道理。知道您患病，你卧病也可以保全太子。”

自贞观十六年（642年）起，魏徵的病情加重，李世民常派中使探望，还让中郎将留宿魏徵家中，随时奏报他的病情，期间赏赐的药食不计其数。魏征的住宅原先没有正室，李世民把原来自己准备建小殿的材料移给魏徵营造正室，五日就修成了；同时派中使携带白色的褥子和布被赐给魏徵，以此满足他崇尚简朴的心愿。

贞观十七年（643年），六十四岁的魏徵病重，将不久于人世。李世民闻讯后，亲自到魏徵家中探视，屏退左右侍从，与他交谈良久，方才回宫。后来，他带着太子李承乾和嫡女衡山公主（即新城公主）再次到魏徵家中。魏徵强撑病体，穿戴朝服，拖着带子。李世民见状，悲从中来，一边抚摸着魏征一边流泪，问他有什么想说的，魏征说：“寡妇不愁织布的纬线少，而忧虑宗周的危亡（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李世民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徵的长子魏叔玉，指着衡山公主对他说：“魏公，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儿媳！”但魏徵已经身体衰弱到无法起身谢恩了。数日后，李世民忽然在夜里梦见魏徵，如同平日里一样，到次日清晨，魏徵逝世的消息传到宫中，时为贞观十七年正月戊辰日（643年2月11日）。李世民亲临其丧礼，痛哭流涕，为魏徵废朝五天，并令内外百官与在长安的朝集使一同前来参加丧礼；太子李承乾在西华堂为他举哀。随后，李世民下诏追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赐谥号“文贞”；同时赐羽葆、鼓吹，加班剑四十人，赠绢布一千段、米粟一千石，允许他陪葬昭陵。

将要下葬时，魏徵的妻子裴氏说：“魏徵平生节俭，现在按一品官的礼节安葬，所需仪仗、器物太多，不符合魏徵的志愿。”对朝廷供给的一切仪仗和物品都推辞不受，仅用白布、帷幕装饰承载灵柩的素车，不用花纹、色彩和刍灵。李世民亲自登上御苑的西楼，望着魏徵灵柩的方向痛哭，竭尽哀思，命百官送灵柩出长安郊外。晋王李治奉诏致祭，李世民亲自为魏徵撰写碑文，并将它书写在墓碑上。之后，李世民追思魏徵不已，又赐其家封户九百户。

过春节时，民间有在大门（即正门）和后门张贴彩绘门神的习俗。据史书载，大门门神先为神荼、郁垒，后为唐代的秦琼和尉迟恭。而后门门神则是大唐名相魏征。

魏征成为后门门神与《西游记》记载的传说有关。据书中载，长安附近的泾河老龙王与一个算命先生打赌，违天命克扣雨水，致使天下大旱，民不聊生。玉帝判其翌日午时三刻斩首，并委派骨梗之臣魏征鉴斩。老龙王惊慌失措，子时潜入李世民梦中，求其千方百计阻止魏征前往，以保活命。李世民爽快答应。翌日早朝毕，独留魏征，先议安邦之策，再论定国之谋。至巳未午初时，世民见魏征坐卧不安，便命与其下棋，李世民举棋甚长，意再拖延时间。杀至中盘，魏征伏案小憩，梦致刑场，斩杀老龙。老龙阴魂不散，怨恨李世民言而无信，闹得李世民夜不能寐，噩梦不止，百病丛生，朝政难理。宰相魏征便命秦琼和尉迟恭两将军全副武装，披挂上阵，把门值守。泾河老龙并未善罢甘休。他不敢从前门双锏双鞭下走过，便从后门溜入，对李世民继续骚扰不止。魏征便亲守后门，严防老龙阴魂混入。迫于魏征的威慑，老龙从此不敢跨进宫门半步，宫中各殿得以安宁，李世民安好如初。

为旌表魏征、秦琼、尉迟恭的耿耿忠心，李世民命画家把他们三人的夜间值守姿态彩绘画出，将秦琼和尉迟恭的画像贴在宫殿前门，魏征的画像贴于后门，其效果跟真人一样。李世民龙体安康，得以专心治理朝政，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贞观盛世”。后来文武大臣及地方官员也效仿宫中在其衙门和府门如样张贴。久而久之，传至民间，家家户户也在自家宅门张贴魏征等三人画像，以保自家平安，防止妖魔鬼怪骚扰。从此，魏征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后门门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