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同

被誉为“塞外名城”的大同市位于山西省的最北端，处在内外长城之间，是山西第二大城市。这里三面环山，桑干河的支流御河纵贯南北。长期以来，人们对大同的认识止于煤都的富饶、云冈的瑰丽、华严寺的雄浑，其实，早在1982年，大同市就与北京、承德等24个城市一起首批入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山西唯一一座首批入列的城市。那么，大同这座城市究竟承载了怎样的历史和文化，使它得以获此殊荣呢？  

第一点，大同的历史确实悠久，准确的说两千多年，大同的历史是有了，而且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它建过一次都—首都，做过两次陪都。

第二项就是文化，一个句注山（雁门关）一隔，我们的太原、晋南属于黄河流域文化，句注山以北，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桑干河流域文化，那么这两个文化大不相同，这两个文化的差异点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这么来看，句注山以南是中原的农业经济文化，句注山以北是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相结合的文化，那么这地方的文化特点就出来了，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正是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给大同的文化带来了特色，高不能算高，但是它有特色，特色就可贵呀！

第三条就是都城， 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里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建过都的，比如西安、洛阳、北京、南京，这都是几朝的都城，而且时间也很古，特别西安、洛阳这是古都嘛，那么大同作为都城，仅仅是一朝，北魏，而且是南北朝分割的时期，它是北方的一个都城。

但是准确的说，有九十七八年的历史，在这个地方建都，在这九十七八年中，这个都城有过一段辉煌，这个辉煌的状况，那还是文献记载不多，通过近年的研究，那还是可观的，都城加上遗址加上它的历史，加上它的文化，使大同成为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当之无愧。

大同古称平城、云中，辽代改称大同。历史上这里是中原的汉民族和塞外的游牧民族争夺天下的古战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大同绵延数千年的战争史和民族交融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是在这里摈弃汉人笨重的战车长袍，推广轻便的胡服骑射，从而成就了一代霸业。

汉朝时，刘邦率军抗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被困七天七夜，后来用陈平的计策，贿赂匈奴单于的妻子阏氏，才得以突围。这一次战争失利使西汉政府改变了对匈奴的策略，与匈奴结下了和亲之约，也就有了后来传为佳话的昭君出塞。

一座历史名城，总是与一些傲视古今的历史名人联系在一起的。公元398年，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鲜卑族首领拓拔圭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南方汉族政权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

北魏定都平城，就是今天大同市内的东北部。直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止，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近百年之久。“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经过近百年的苦心经营，平城成为当时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书写了大同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

至今，在大同还有北魏风韵的遗存，那便是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五万多尊。其中尤为珍贵的是第十六至二十窟，世称“昙曜五窟”，是北魏名僧昙曜奉文成帝旨意开凿的，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同城外东南方发现了北魏明堂遗址，这个惊人的发现令人们兴奋不已。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朝会、祭祀、庆赏等大典的地方，是礼治文化的载体。北魏明堂规模宏大，是北京天坛的三倍。是综合两汉与魏晋历代儒家的结晶，并有所创新而成的。

明堂文化是北魏文化成熟后的一大标志，它引领着今人去凭吊北魏王朝的文化建构。而且明堂的发现成为一个坐标点，由此，可以准确地判断出，现存的大同城，就是北魏都城平城的所在地。我们大同这个平城的内城呢从北魏哪个时候到今天，将近一千六百年都过了，没有动地方，整坨坨的在这个地方，这就不同于我们中国前头已经从都城学会划出的八大古都。

五代时，后晋石敬塘为了当上“儿皇帝”，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人。大同由此划归辽地，从而一扫唐朝时的颓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此后的两百多年，大同先后成为辽、金两朝的陪都，契丹人和女真人钟爱的“西京”。

历代文人似乎只钟情于颓废腐败、偏安一隅的赵宋小王朝，而对强大鼎盛的辽金政权不屑一顾。其实，先后与南宋并存于世的辽、金两代，不仅兵强马壮、地域辽阔，而且继承并创造了高昂奔放的北方文化。

这种特有的多民族文化，发源于当时的国都北京，但因为北京后来屡次建都，早已难觅其踪了，而在大同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位于大同市区的华严寺、善化寺以及观音堂等遗存，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辽金文化的特征。

尤其是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内的辽代塑像露齿菩萨，造型极为独特，菩萨口露香齿，尽展佛韵的神情，与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内行不动裙，笑不露齿的宋塑侍女相比，显然是两种不同风格的雕塑作品。宋人受‘礼“制约束太深，内秀多于外露；而契丹人豪迈洒脱，齿露芬芳，是另一种美的表现。

明朝时的大同改变了都城文化的风貌，以一个军事要冲的姿态掀开了新的一页。当年朱元璋率明军攻克元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元军残部退回蒙古高原，元气大伤，但仍对中原念念不忘，对明朝北部边境构成严重威胁。

明王朝因此格外重视北部边境的防御，在北方设立了九个防务重镇，称为九边。其中大同镇的战略位置尤为重要，当时全国十二分之一的军队驻守在这里，明成祖和明英宗都曾到此御驾亲征，有“大同士马甲天下”的美誉。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主持了全国各地的古建筑调查研究。以罗哲文先生为主的燕北古建筑勘察组在勘察报告中评价：“大同保存下来的古迹、文物非常多，可以说是国内有数的保存古迹文物最丰富的城市之一。”

正是这些文物古迹向我们讲述着大同两千多年来起起落落的历史。一座历史名城，凝聚着历史上一个或数个朝代的精华和气韵。因此，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秦汉隋唐看西安，宋齐梁陈看南京，钱越赵宋看杭州，燕元明清看北京……那么，北魏辽金看大同，是理所当然的事。

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大同市，自古有“凤凰城”的美誉。是北魏拓拔氏入主中原的第一都，也是辽金两朝陪都。它集魏晋风韵为一山、辽金风流为一城，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存，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大同古城整个布局好似一只舒展单翅的凤凰，南关为凤之头，主城为凤之身，北关象征凤凰的尾部，东关为左翅，惟独没有西关。传说是一位勇士搭剑射掉了凤凰的右翅，所以这只彩凤至今无法远走他乡。

北魏近百年的建都史和辽金二百多年的陪都史，使大同这座塞外名城有着不凡的王城气度。这气度不仅辉映在云冈石窟的大气磅礴和华严寺、善化寺的雄伟精巧，更渗透在古城的血脉里。自北向南穿越大同的这一条河被称为“御河”，这名字透着都城的味道，应该北魏时就有了。

大同素有“龙壁之城”的美称，至今还保存有龙壁九座之多。其中尤以大同九龙壁最负盛名。龙壁是古代一种特殊的建筑物，一般用作建筑物的照壁，多建于皇宫、王府、庙宇门前。既可作为院落建筑的屏障，又能烘托出建筑物的肃穆和华丽。

大同九龙壁为中国九龙壁之最，比北京故宫皇极门前和北海公园的两座九龙壁都要大。这座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九龙壁，是明初代王朱桂府的照壁。采用黄、绿、蓝、紫、黑、白等五光十色的琉璃构件拼砌而成，巍峨壮观、光彩夺目，为古城大同锦上添花。

大同，展示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融汇着数十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埋藏着丰富的资源，传承着古朴的民风，今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依然散发着恒久的光辉。

扩展资料：

大同，山西省省辖市，是中国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国首批13个较大的市之一、中国九大古都之一、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性交通枢纽城市、中国雕塑之都、中国十佳运动休闲城市。

大同是山西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山西省第二大城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晋冀蒙三省区交界处、黄土高原东北边缘，实为全晋之屏障、北方之门户，且扼晋、冀、内蒙之咽喉要道，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北方锁钥”之称。 

大同古称云中、平城，曾是北魏首都，辽、金陪都，境内古迹众多，著名的文物古迹包括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恒山悬空寺、九龙壁等。 

大同是中国最大的煤炭能源基地之一，国家重化工能源基地，神府、准格尔新兴能源区与京津唐发达工业区的中点。素有“凤凰城”和“中国煤都”之称。

区划沿革

1949年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析大同城、郊置大同市，隶属察哈尔省，大同市分5个区。

1949年10月，东、西雁北合并，划归察哈尔省，设雁北专署，属县有：灵丘、广灵、浑源、应县、山阴、大同、怀仁、朔县、平鲁、右玉、左云。

1952年12月大同市辖一、二、三区和口泉矿区。

1954年7月大同县与怀仁县合并为大仁县。

1958年6月市隶属雁北专区。1959年1月23日雁北与忻县合并为晋北专区，大同市隶属晋北专区。雁北合并为6个县：阳高、浑源、灵丘、左云、山阴、朔县。

1961年7月24日晋北专区撤销，大同市复归雁北专区领导，辖城区、口泉区、古城区、怀仁区。同年11月复归山西省直辖。

1962年雁北又恢复13个县的设置，1964年11月撤销古城区、怀仁区，恢复大同县、怀仁县。市辖两区、两县。1965年7月将大同、怀仁二县划归雁北专区。

1966年2月将城区、口泉区所辖农业区划出，成立郊区，大同市辖三个区。

1970年4月，大同市划归雁北领导，9月建立矿区，10月成立南郊区、北郊区和口泉镇。

1971年北郊区改为新荣区。

1972年3月复为省辖市，辖城区、矿区、南郊区、新荣区4个区，17个街道，287个居民委员会，22个乡，5个镇，252个生产大队，1125个生产队，351个自然村。

1989年1月，朔州市成立，雁北管辖的平鲁、朔县、山阴划归朔州市。

1993年7月10日雁北地区撤销，地市合并，怀仁、应县、右玉三县划归朔州市，将天镇、阳高、广灵、灵丘、浑源、左云、大同7县划规大同市，实行市管县。大同市辖城区、矿区、南郊区、新荣区4区7县。

2018年2月9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大同市城区、南郊区、矿区，设立大同市平城区、云冈区，同意将南郊区古店镇划归新荣区管辖，同意撤销大同县、设立大同市云州区，区划变更后大同市辖4市辖区6县。

参考资料：

隋唐皇室的汉人血统不容置疑，唐朝皇室宗源辩正，隋唐都是华夏正统（转载）　　（一）隋唐皇室的汉族血统不容置疑　　隋唐皇室属于汉族，这早已是史学界的共识，原本是很清晰的基本史实。但自从八旗鞑子及其包衣奴把持文史界、文艺界之后，各种虚无化汉族的歪风邪气甚嚣尘上。八旗鞑子及其包衣奴们很热衷于讨论汉族的血统，企图通过宣扬汉族虚无论来瓦解汉人的民族认同感。在此背景下，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有满遗也有汉奸）故意歪曲历史，断章取义，把隋唐皇室说成是鲜卑族，企图虚无化汉族历史，打击汉人的民族自信心。而且三人成虎，鞑子叫兽编造的谣言流传甚广。所以，有必要拨乱反正，结合史实澄清隋唐皇室的民族属性，还历史真实面貌。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541—604年）的父亲是南北朝时期的汉人名将杨忠，其先祖是东汉太尉杨震。杨坚之父杨忠曾跟随西魏权臣鲜卑人宇文泰起兵，在建立北周政权之后，杨忠官至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北周和北齐的鲜卑统治者和上层贵族普遍热衷于鲜卑化与胡化，下令给很多汉族大臣赏赐鲜卑族姓氏。作为功臣，杨忠被北周皇帝赐鲜卑姓“普六茹”氏。杨坚承袭父爵父姓。

在取代北周政权之后，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立即大力推行汉化措施，提拔一大批有真才实干的汉人担任朝廷要职，罢黜了很多顽固不化的鲜卑旧臣，严厉镇压了鲜卑贵族的反叛，还下令屠杀北周的鲜卑王室贵族，把前朝遗留的鲜卑特征都抹去了。隋文帝杨坚的当时做法就像后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后，采取禁胡语、禁胡俗、禁胡姓、禁胡服等汉化措施的明太祖朱元璋一样。隋文帝杨坚对汉文化的恢复发展传承起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几百年的混战，致使春秋自汉代以来的华夏文化典籍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访求古书典籍，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后来，大部分图书又毁于战火，唐朝藏书最多时也只有8万多卷。

更重要的是，在正式取代北周，创建隋朝前夕的公元581年（大定元年）二月，杨坚就发布了“已前赐姓，皆复其旧”的命令，下令所有曾被鲜卑皇帝赐了鲜卑姓的北方汉人都要恢复自己固有的汉姓，杨坚也恢复了自己的汉姓，把自己祖上“被赐”的鲜卑姓“普六茹”改回了旧姓“杨”。知道什么叫“赐姓”，什么又是“旧姓”吗？假如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鲜卑族，那他完全可以像先前的那些鲜卑皇帝一样继续沿用鲜卑姓氏，或至少像北魏孝文帝那样专门改姓，而不是“复其旧姓”，更没有必要在尚未废帝夺位之时就迫不及待地下令让汉人们恢复自己固有的汉族姓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鲜卑人？

把唐朝的统治者说成是“鲜卑民族”同样没有可靠的证据。事实上，唐朝开国皇帝高祖李渊乃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秦安），其七世祖李皓于晋末五胡入侵中原引发史上惨烈的五胡乱华大动乱时，在秦凉一带建立汉人政权以自救，史称西凉。据近代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考证，这一带和东晋以及继承者南朝同为保存汉文化最完整，并对北魏的汉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地区。唐朝李姓皇族又怎么可能是“鲜卑民族”？其实，在隋文帝杨坚掌握了北周大权后，李渊的父亲也“复高祖姓李氏”，即去除鲜卑人所赐姓“大野氏”而恢复了他们的旧姓“李”，倘若不是汉人，何来“复其旧姓”，即恢复汉姓？倘若李渊真是鲜卑人，那么他推翻隋朝而建立唐朝之后，就应当恢复他们那"鲜卑旧姓"才对啊。然而，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还拿出了他们祖先是汉人的家谱。这说明他们要么是真正的汉人，要么就是完全认同汉人并接受了汉文化传统的鲜卑人。可是，假若真是后者，即他们真不是汉人而是鲜卑人，那也该知道并接受了汉人的文化传统观念。历史上汉人是很重血统的，有非常强烈的血统意识和宗族感情，因此特别注重祭祀自己的祖先，绝不会把他族祖先当作自己祖先来祭祀，因为"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即祖先的神灵不会享用不与自己同族、不是自己子孙所供奉的祭品，所以人们也不会去祭祀异族祖先的亡灵。这是汉人，特别是掌握国家政权、江山社稷的皇帝及其贵族们自古就严格遵循的祭祀原则。而且祭祀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国家大事，决不允许随随便便把他族祖先误当自己祖先来祭祀，这就是《礼记·祭法》所说的“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所以，认为自己祖先是汉人，并有家谱佐证的唐朝李氏皇室只能是汉人，而不可能是鲜卑人。

　　《旧唐书·高祖本纪》、《新唐书·高祖本纪》、《册府元龟·帝王部·帝系门》等正史典籍都明确记载，李唐皇室的先祖出自陇西李氏，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十六国时期的西凉国君主李暠的嫡系后裔，李暠则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著名隋唐史专家陈寅恪曾对唐朝李氏皇室的祖先进行过分析考证，也得出了李氏血统其初本是华夏的结论，陈寅恪先生还推论唐高祖李渊可能不是陇西李氏之后而是赵郡李氏之后，但赵郡李氏同样也是汉人，而且也曾是望族，不是什么鲜卑人。就算是北魏的孝文帝，作为正宗的鲜卑人，虽然他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严禁鲜卑语、鲜卑习惯、鲜卑姓氏和鲜卑服装，但也没有到篡改自己的家谱，弄个千百年前的汉人作一朝皇帝的祖宗的地步。所以，所谓唐朝李氏皇室本是鲜卑人，杜撰了自己祖先是汉人的家谱的传言，不但没有任何根据，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现在史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唐朝李氏皇族的父系出自汉人的名门望族，母系即开国皇帝唐高祖和唐太宗的亲生母亲则是早已汉化了的鲜卑人后裔。人类早已进步父系社会，父系即为民族属性。李唐皇室的民族属性其实已经很明确了，更何况母系是经过隋唐之前一百多年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公元495年）时期早已汉化了的鲜卑后裔，文化上已经属于汉人了。不仅如此，李唐皇室的父系血统是汉族，文化属性也是汉文化，他们代表的利益也是汉人，连他们自己也确认自己是汉人。

　　正因为唐朝皇室祖先一直都是汉人，所以在唐朝建立后，唐朝皇帝没有像四五十年前的北周、北齐统治者那样恢复鲜卑姓氏或鲜卑特色，而是像隋朝皇帝一样，建国后就极力抹去本已所剩无几的鲜卑特色。唐朝李氏皇室当然也不可能改回什么“大野氏”之类的鲜卑姓（因为“大野氏”这个姓本来就是从前的鲜卑皇帝下令“赐予”汉人大臣的）。包括蒙曼在内的一些满遗叫兽总喜欢拿着唐朝皇室祖先中有过娶鲜卑姓的女子的事当做唐朝含有浓厚鲜卑血统的非汉族政权的证据，甚至还得出了所谓“唐朝是鲜卑族所建，不是汉人政权”的荒谬论断。但是，这些人恐怕连那几个鲜卑女子身上到底有多少鲜卑血统，她们还保留了多少鲜卑文化，跟其他汉人有多少的不同，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弄清楚。因为早在三四百年前魏晋，甚至五百年前的东汉，就有不少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与鲜卑族混居了，而北魏中后期，鲜卑人不是大批死亡，就是被汉人汉化而最多只剩下个象征其祖先中有鲜卑的姓而已，文化上则完全汉化，怎么能因为那几个女子的姓是鲜卑的，就不但说她们是纯种的鲜卑人，还说她们嫁给汉人后生下的子女也是鲜卑人呢？如果以皇帝身上有鲜卑人或者其他异族血统就说该王朝是鲜卑人所建的政权或其他什么异族王朝的话，那么近代的日本天皇还有朝鲜人的血统，日本国岂不成了韩国人、朝鲜人的国家？那韩国人、朝鲜人为什么还老谴责日本侵略了韩国、朝鲜？韩国人、朝鲜人岂不是吃饱了没事找事的无赖？

　　所谓“隋唐君主是鲜卑后裔”这种说法极为牵强。是的，隋代国君姓杨，唐代国君行李，它们曾在北朝时期被迫接受鲜卑统治者的“恩赐”而改姓“普六茹氏”、“大野氏”，但隋文帝杨坚一夺取皇位就首先认祖归宗改回汉姓“杨”，还下令让那些被强迫改姓鲜卑姓氏的汉族贵族恢复原来的汉族姓氏。唐朝皇帝同样继承华夏正统，还拿出自己的家谱，证明李唐皇室是华夏汉人。试问，如果他们本来就是鲜卑人，他会立即主动采取这种恢复汉姓、匡扶华夏的汉化举措吗？与此类似，大家都知道，元朝的“孛儿只斤”皇室是真正的蒙古人，你认为蒙古族皇帝征服中国之后当然不会改成汉姓，也不会宣称自己是汉人。清朝的“爱新觉罗”皇室是真正的满洲人，满族皇帝入关得位后也没有改成汉姓，更不会宣称自己是汉人。

　　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氏的祖先原本是汉人，史载，刘秀之子刘辅的裔孙刘进伯官度辽将军，在攻打匈奴时失败被俘，囚禁于独山（今辽宁省海城境内）之下，他的后代有尸利单于，为谷蠡王，号独孤部，也就是隋朝皇后独孤氏的祖先。若说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纥窦陵氏是鲜卑族，更是以讹传讹，因为她的祖先是汉朝外戚窦氏，原本就是汉族人氏，后投奔匈奴担任“大人”，而在魏孝文帝改革时又改回窦氏，认祖归宗。只能说是个胡化的汉人。再说，北朝的鲜卑贵族与汉人长期通婚，同时接受华夏文化，本身就已经是鲜汉混血的鲜卑人。另外，如果人们非要把混有鲜卑人血统的汉人叫做鲜卑人。那么北魏孝文帝的母亲本身就是汉人，我们也可以称北魏孝文帝是汉人了。再说了，假设就算隋唐皇室的母系是纯正的鲜卑族又如何呢？满清的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太后是蒙古族，其母亲佟氏是汉族，康熙的满族血统至多只占四分之一，蒙古族血统占四分之一，汉族血统却占二分之一，但谁会说康熙皇帝是汉族或蒙古族呢？因为，按照世界各国的传统，尤其是东亚民族的传统，民族成分主要是依据父系划分的。

　　其实，即便是鲜卑人本身，在创建北魏政权之前就已经长期与汉人杂居和混血，其文化中早就含有大量的汉文化，而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就更不用说了。包括那位满遗教授蒙曼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只要有少数民族血缘的，就不是汉人，只要建立王朝的人身上有丝毫的少数民族血缘，甚至仅凭借史书上记载的某人的只言片语，甚至仅仅是怀疑其身上有少数民族血缘，就狂言他们是少数民族，他们的王朝就是少数民族王朝，却全然不顾这些他们身上的汉人血统，全然不顾他们对汉人祖先，对汉文化、对汉民族的高度认同。既然这样，那反过来我也可以说，只要有汉族血缘的，就不算少数民族。如此一来，北魏比唐朝都还要有资格是汉人的政权了，因为不仅制度和文化，就连北魏的皇帝老子们身上流淌的大部分血也是汉人的嘛，呵呵。在此就撇开文化等方面的汉化事实,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单纯从血统来看看鲜卑人向汉人的转变，北魏为什么是汉人的王朝。首先，鲜卑族的人口远比汉人的少，鲜卑族的大部分又是贫困潦倒的军户，因此连年的战争，再加上天灾人祸，以及在短短的百年内所遭受的几次清洗，鲜卑族人大量死亡，使得支撑鲜卑族政权的“国家柱石”军队都不得不由当地纯种汉人组成（也即府兵）,另外还有不同民族间的通婚与强制等等，因此到了隋唐时期，究竟还有多少纯种的鲜卑族人活下来都是个大疑问。事实上，不用说一般鲜卑人不是战死，族灭，就是早被汉人汉化掉了，就连不会因饿死、战死、病死而绝种的北魏皇帝，到了最后,也只剩下了1/128的鲜卑血统，而127/128，即9921875%的血统其实都是汉人血统了。

　　下面是北魏王朝皇族血统的中国化表(参照宫琦市定《大唐帝国》等)1

　　1、 北魏创始人道武帝（纯种鲜卑人）======刘贵人|

　　2 明元帝(1/2 鲜卑血统)======杜贵妃|

　　3 太武帝(1/4 鲜卑血统)======贺夫人|

　　4 太子晃(1/8 鲜卑血统)====== 闾氏(鲜卑)|

　　5 文成帝(1/8 鲜卑血统)====== 李贵人|

　　6 献文帝(1/16 鲜卑血统)====== 李夫人|

　　7 孝文帝(1/32 鲜卑血统)====== 高夫人

　　(孝文帝时期，唐朝皇室祖先之一的李冲时任北魏高官)|

　　8 宣武帝(1/64 鲜卑血统)====== 胡皇后|

　　9 孝明帝(1/128 鲜卑血统)

　　(上面括号内的分数为北魏皇帝的鲜卑血统的比例)

　　也即到了北魏末年，其皇族只剩下1/128的鲜卑血统,即只有078125%的鲜卑血统!从上表可知,推行汉化政策的北魏孝文帝只有1/32=3125%的鲜卑血统,而有96875%的汉人血统,因此,他禁止胡语胡服胡俗而全面推行汉化路线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些因李世民的母亲有一点早已汉化了的鲜卑后裔的血缘，就说李世民，乃至李唐皇族都是鲜卑族的人为什么不说北魏是汉族王朝呢？！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文化、习俗、传统、价值观上来看，还是从血统上来看,不用等到隋朝、唐朝，早在北魏时期，大部分鲜卑人已经变得与汉人相差无几，只有少部分鲜卑人还留下个空头的鲜卑姓氏符号。所以，按照某些人的“血统论”观点，北魏政权就更是汉人王朝了。

（二）、大唐皇室宗源辩正

　　首先，包括《旧唐书·高祖本纪》、《新唐书·高祖本纪》、《册府元龟·帝王部·帝系门》等在内的正史典籍都明确记载，李唐皇室的先祖出自陇西李氏，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十六国时期的西凉国君主李暠的嫡系后裔，李暠则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新唐书》记载为陇西成纪，《旧唐书》记载为陇西狄道）。这些记载都出自可信度很高的正史典籍。

　　其次，国学大师、中国古代史泰斗陈寅恪先生在《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以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了李唐皇室出自赵郡李氏的推断，其主要论据是是《唐光业寺碑》，全称《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以及《畿辅通志》、《隆平县志》等方志关于此碑刻的拓文。此碑为唐朝光业寺的建筑之一。唐高宗（李治）总章年间（668～670年），唐朝宗室为保护高祖（李渊）第四代祖宣皇帝李熙和第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之陵（即建初陵、启运陵，二陵共茔，全称“大唐帝陵”），在陵墓正东修建光业寺。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三年（725年）又扩建整修，并增建大佛堂，竣工后立此碑以示纪念。关于此碑，《畿辅通志》之拓文为“皇祖瀛州剌史宣简公谨追上尊号，谥宣皇帝。皇祖妣夫人张氏谨追上尊号，谥宣庆皇后。皇祖懿王谨追上尊号，谥光皇帝。皇祖妣妃贾氏谨追上尊号，谥光懿皇后”从残存的碑文可以直接得到的文字为“维王桑梓，本际城池”无疑提供出李唐源出赵郡的铁证。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从陵区南侧出土的唐王后胤墓志铭，更进一步证明其为陇西李渊宗室旧域陵寝所在。再者，李熙、李天锡、李虎、李昺的茔墓，都是按照汉人旧制，而这些陵寝之建造，都发生在李唐建政之前，李熙及妻张氏都是汉人，其子李天赐及妻贾氏也是汉人，其子李虎及妻梁氏也是汉姓，李虎则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李唐宗室是汉人无疑。但有人对此提出疑义，李唐皇室既然出自赵郡，何必托名陇西？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赵郡之李与陇西之李同源。西魏之前，陇西之李与山东之崔卢李郑，同为望族，自西魏宇文泰以关中为根据地建国，由此就硬性规定关陇李姓为望族，赵郡之李的名望屈居关陇之后，李渊托名陇西，实是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世地位；或者，本为陇西之李，但并非华盛之门，后展转迁徙至赵郡。二是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皇室的先祖本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广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因不是名门望族，是以家风渐染胡俗，名不雅驯。李氏一族至西魏时才真正显贵起来，李渊祖父李虎入关后，东西分立局面已定，遂改赵郡之姓望为陇西，继而又自称是西凉的嫡裔。

　　综合上述两种论述，联系到当时的实际政治背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李唐皇室之宗源出自赵郡，当无疑义，赵郡之《唐光业寺碑》以及李唐先世的陵寝，提供出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但为何自称陇西之李？何以表明与山东之崔卢李郑甚为生分的态度？实际上，是李唐王朝出于实际的政治利益考虑。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论述说：“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这样的论述令人信服。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制度，延续到隋唐，仍然有相当的社会势力，统治阶级为获得更多的政治地位，也为标榜自己的出身，托名名门望族完全是可能的，这一现象，甚至到中唐，仍然存在。例如，韩愈的籍贯应为河南孟州，但为提高门第，托名河北昌黎，因昌黎韩氏在唐代是郡望，李唐王朝为给自己的统治寻找更多的合法性，也为提高门第身份，托名到西凉李暠之嫡裔是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出自实际的政治利益考虑，西魏以至隋唐，关陇贵族一直是中国最有权势的贵族集团，是关陇汉族地主豪强武装与鲜卑的军人集团结合起来的强势联盟，谁想统治中国，必须以关陇集团政治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陈寅恪先生的论证非常有力，令人信服。李渊、李世民父子首先是务实的政治家，其首要考虑的，是巩固关陇集团的政治势力而非单纯的认“宗族”，“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封建政治规则使得联姻、宗族谱系的“认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唐太宗命高士廉等人编纂《氏族志》，也是同样的目的：确立以李唐皇室为核心关陇贵族为中心的政治权威，协调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政治利益。同样的理由也可以支持唐太宗在立储上为何最终确立晋王李治为太子，而非魏王李泰、或者吴王李恪，因为唐太宗首先要考虑的是关陇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巩固大唐帝国的基业，防止可能出现的内部分裂甚至内讧，太子的人选的确定，必须得到以老臣兼元舅的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权臣的支持，吴王李恪是庶出，魏王李泰见恶于长孙氏，唯一的人选只能是晋王李治，虽然以才干迩论，晋王李治是最次的人选，却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来源：网络）

汉姓在《千家姓》、《中国姓氏辞典》上并无记载。《万家姓》上只有片语“汉姓是刘姓后代,另一说是元代的女贞人入主中原的译姓”。榆林县志上记载：在道光年间甘肃榆林县就有此姓。我的一个远方朋友[甘肃榆县]为考征汉姓起源也做了一番调查中了解到山东日照有一个汉姓的村庄，在辽宁盖县也有一个汉姓人居住。盖县的汉姓是从山东日照迁去的。据山东日照汉姓家谱得知：山东日照汉姓又是从江苏东海迁去的。据本人考证认为：

〔1〕西汉才出现汉姓。我国有一个神话故事，《八仙过海》人物中有一个叫神仙叫汉钟离，又名钟离权。此人物并非凭空想象，其故事也不是空穴来风，捕风捉影，确有原型。据《历史通鉴》、《演义文献通考》等书称，汉大将钟离章为汉大将，其子钟离权，字寂寞。因看破红尘入道修行，后修道成仙。道号云勉。钟离权为什么又变成汉钟离呢我想原因很简单，秦汉时，姓、氏虽合二而一，姓氏仍是贵族的一种象征。钟离权出生在汉代，为纪念父辈功勋，故在钟离前加一个用朝代名“汉”字作为姓氏，就不足为奇了。

〔2〕《万家姓》说汉姓出于刘姓，这个依据本人认为可以成立。秦朝时项羽以楚霸王自居，尊楚怀王为义帝，分封刘邦为汉王。刘邦得天下而国号为“汉”。汉字称呼从此而来，并且使用频率很高,其中地名有：汉中、汉水、汉口、汉阳、武汉等。中原人也称汉人、中国字称汉字、象棋棋盘中也有楚、汉之分。刘邦逝世太后吕雉专权违反刘邦“白马之约”非刘氏不王的盟约。大封吕氏家族为诸候。株弑刘邦后裔，刘姓家族从此几乎遭受灭门之灾,辛存者隐姓埋名，逃离远方。为不忘自已是大汉高祖子孙即易名改姓。根椐上述信息分折。本人认为汉姓由刘姓演变而来可能性较大。上述说法还待专家论证。

家谱上有没有满文或者对老姓记载？有的话就是该是满人，要看一下家谱上是怎么写的。

户口那种东西没什么可信性，当时很多满人都报了汉族的。

至于楼上说的包衣，什么民族都有可能，满人也有是包衣的。从满文角度，包衣booi这个词直译过来就是“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