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是指调整家族关系的制度，它源於氏族社会末期的家长制，依血缘关系分大宗和小宗，强调前者对后者的支配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服从。中国君主制国家产生之后，宗法制与君主制、官僚制相结合，成为古代中国的基本体制和法律维护的主体。在历史上还是西周的重要政治制度，这种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这种制度起著维护西周政治等级制度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基本介绍 中文名 ：宗法 作用 ：调整家族关系的制度 来源 ：氏族社会末期的家长制 依据 ：血缘关系 拼音 ：zōng fǎ 出处详解,详细介绍,宗法制度,文献记载,目的,宗庙主,宗子,宗子权利,普通权利,特权,宗法关系,宗法形式,家谱,宗祠,族规,社会影响, 出处详解 1、古代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统、嫡庶来组织、统治社会的法则。 ①清凤韶《凤氏经说·宗法》：“先王为大夫士立有宗法，义取尊祖收族也。《大传》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宗法皆然。继祖，继曾高祖，亦统谓之小宗。大宗惟一，小宗无数。” ②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程侍郎遗集》：“其《答祁淳甫论承重孙妇：“姑在当何服”书》：‘谓今封建废已久，惟世袭者尚可言宗法，言承重。’” ③清冯桂芬《复宗法议》：“宗法者，佐国家养民教民之原本也。” ④梁启超《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三章第二节：“封建与宗法皆族长政治之圆满者也。” ⑤章炳麟 《訄书·序种姓上》：“故自 周 季至今，宗法颠坠，豪宗有族长，皆推其长老有德者，不以宗子。” 2、效法。 ①宋胡仔《渔隐丛话前集·杜少陵四》：“老杜于诗学，世以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观其诗大率宗法《文选》。摭其华髓，旁罗曲探，咀嚼为我语。” ②清沈德潜《明诗别裁集·李梦阳》：“空同五言古宗法 陈思 、 康乐 ，然过于雕刻，未极自然。” 3指学术文艺上某一宗派递相传授的法度规矩。 ①清恽敬《答秦抚军书》：“古名人画，无不古穆深厚，精能奇迈，即逸品亦无率尔之作，故一望可知。且纸绢必精，丹墨必得法，再以各家宗法求之，可千不失一。” ②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卷一：“按 宋 诗人徐照、徐玑、翁卷、 赵紫芝 ，传 唐 贤宗法，号称‘四灵’。” 详细介绍 宗法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中凭借血缘关系对族人进行管辖和处置的制度。亦称宗法制度。这种制度与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宗族组织相配合，是统治阶级维护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文献记载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至迟在周初已经出现了“宗子”、“大宗”等名称。《诗经·大雅·板》中有：“大宗维翰。……宗子维城”，这里所说的“大宗”和“宗子”均指周代贵族中根据血缘关系对族人拥有管辖和处置权的人。这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宗法制度。有的学者认为，在有关商代历史的文献中，也可发现类似的记载。如《左传》所记的周初商朝遗民的“宗氏”和“分族”，可能就是指宗法制度下的血缘团体。但迄今对中国早期宗法制度的了解，主要还是关于周代的。 对周代宗法内容比较完整的记载，还保存在先秦时期的两部礼书——《仪礼》和《礼记》中，并且能在先秦其他典籍中得到印证。其中《礼记》的《大传》和《丧服小记》中两段内容大致相同的记载，是了解周代宗法制度基本内容的主要依据。 根据礼书的记载，周代天子或诸侯的子辈男性后裔中，除继承君位的一人外，其他人（称为群公子）都将成立以其自身为始祖的宗族，表示在血缘关系上与代表国家权力的天子或诸侯有所隔断。这些宗族以专属自己所有的氏为标志，因而在礼书中群公子被称为“别子”。在以别子为始祖的宗族中，别子的继承人拥有对整个宗族的管辖和统率权，是整个宗族的首领，被称为大宗或宗子。在理论上，无论经过多少世代，大宗都对别子的所有后裔拥有管辖和处置权，以此将别子的后裔始终联结成一个具有实体性的宗族团体，故而大宗被说成是“百世不迁之宗”。宗族的每个成员除对大宗有尊奉和服从的关系外，还对一定近亲范围内的某些亲属有尊奉和服从关系。《礼记》指出，一个因不是嫡长子而不能作为其继承人者，须尊奉父亲的继承人为小宗，即“继祢者为小宗”（祢，意为先父）。如果这个人的父亲也不是祖父的继承人，则这个人还要尊奉其祖父的继承人为小宗；如果祖父也不是曾祖父的继承人，则要尊奉其曾祖父的继承人为小宗；如果曾祖父也不是高祖父的继承人，则要尊奉高祖父的继承人为小宗。按《礼记》的记述，继承高祖父的小宗，即五世祖的继承人，是距一个人亲属关系最远的小宗。六世祖的继承人就不再被奉为小宗了。这就是所谓的“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因为有对小宗的尊奉关系，以大宗为首的宗族又划分为许多较小而更具凝聚力的近亲集团。从礼书的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周代宗法关系的基本内容，就是大宗或小宗对不同范围内，包括直系与旁系亲属族人的统辖和管理。若在同代亲属中，就是大宗和小宗对兄弟、从兄弟、再从兄弟等旁系亲属的统辖和管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代经学家程瑶田指出：“宗之道，兄道也。” 目的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继承制，即正妻所生的长子为法定的王位继承人。我国夏朝时就已确立王位世袭制，但也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的区别。商朝末年才完全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西周一开始就确立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嫡长继承制，从而进一步完备了宗法制。 西周的宗法制是和分封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天子按嫡长继承制世代相传，是天子"大宗"，其他不能继承王位的庶子、次子也是王族，分封为诸侯，他们是从属"大宗"的"小"。这些诸侯也是按嫡长继承的原则世代相传，非嫡长子则由诸侯分封为卿大夫。诸侯对于这些卿大夫来说，又是"大宗"，依次类推。大夫以下又有士，士是贵族阶级的最底层，不再分封。在这样的情形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天子为根基的宗法系统。 宗法制的目的在于保持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爵位和财产权不致分散或受到削弱，同时也有利于维系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加强对奴隶和平民的统治。宗法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宗庙主 宗子权力的象征是他们所主持的宗庙。在周代，大宗是宗族成员共同宗庙的宗庙主。小宗也是各自范围内近亲的共同宗庙的宗庙主。普通族人祭祀祖先，一般须在大宗或小宗所主持的各级宗庙中进行，并由大宗或小宗主持祭祀仪式。祖先祭祀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与精神生活中非常重要。除祭祀外，许多日常礼仪活动和社会活动也要在宗庙里进行。如冠礼（男子成丁礼）、婚礼、宗族成员的盟誓等。因此，宗庙的存在被视为宗族存在的象征，宗子的宗庙主身份成了他们在族人中拥有宗族首领地位的保证。甚至宗子的名称也来自他们的宗庙主身份。 宗子 作为宗族首领，宗子拥有高居于普通族人之上的地位。在周代伦理中，宗族成员间只论宗子与普通人的关系，普通族人“虽富贵，不敢以富贵入宗子之家”。表现在丧葬制度中，大宗死亡，族人即使无“五服”之亲，也须为之服“齐衰三月”，与“庶人为国君”之服同（见丧服）。由于周代人把宗子看作祖先的化身，故认为尊奉宗子也就是尊敬祖先。 宗子权利 普通权利 宗子对各自范围内的族人还拥有统率、处置和庇护之权。周代宗族有自己的武装，统帅就是各宗族的宗子。这些武装常常与国家军队一起对外作战。如春秋鄢陵之战中与楚军作战的晋军，就以栾氏、范氏、中行氏、郄氏等的宗族武装为主力。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宗族武装也往往起著举足轻重的作用。宋文公“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就是诸侯利用某些宗族武装翦灭另一些宗族势力的事例。宗子对族人的财产和人身也有处置权。春秋时晋国赵氏的大宗赵鞅曾强令族人赵午交出其所有的“卫贡五百家”。后因赵午怠慢，竟至将其杀戮。这种对族人的杀戮，在周代宗法制下被视为合理的行为。《左传》中就有晋国贵族知■被俘获释时表示甘受宗子死刑处罚的记载。宗子对族人的人身处理还包括放逐，晋国赵婴曾因通奸被大宗赵同等“放于齐”。国家承认并尊重宗子对族人的处置权，对宗族成员实行处罚时，往往先向宗子咨询。郑国放逐游楚，执政子产就先“咨于大叔（游吉，游氏大宗）”。国家还承认宗子对族人的庇护权。宗子的庇护，包括给族人以各种照顾及在讼事中袒护族人。《左传》记载了一个梗阳人“有狱”，“其大宗赂以女乐”之事。 特权 （1）宗子有权主持祭祀，主祭权象征著一种身份，在宗法社会中备受重视。（2）宗子有权掌管本宗的财产（3）宗子还有权利掌管宗族成员的婚丧等事务。宗族成员每有大事，必须禀告宗子。另一方面，宗子有责任帮助族人料理婚丧等事务。（4）宗子对宗族成员有教导权和惩罚权。 宗子是族人依赖和服从的主要权威，也是国家藉以管辖宗族人口的中介。宗子在宗族内部的广泛权力，实质上已具有国家基层行政与司法权的性质。周代宗子普遍拥有家臣。家臣包括掌管宗族内部事务的室老和宗老（亦称宗人或宗），掌管治理宗族所辖地区人民的家宰和邑宰，以及隶属于宰的诸有司。如司徒（掌管土地、财政）、司马（掌管军事和军赋）、工师（掌管营造）等。宗子的这一套家臣组织，实质上就是国家的一种基层政权。但是，宗族在本质上仍然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私人性质的团体，故宗族与国家间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周代人们称宗族为家，意为与“国”相对立的私人团体。宗族成员常常只知效忠于“家”，而不知有“国”。宗族与国家之间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关系，是引起古代社会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宗法关系 宗法关系在先秦社会中所涉及的是有氏的居民，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卿大夫、士，也包括天子和各诸侯国的国君。但是由于天子和诸侯是国家和公共权力的代表，因而在他们与王室和公室亲属之间，宗法关系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使是天子和诸侯的亲属也“不得以其戚戚君位”。尤其是已立氏的王室和公室后裔，对于天子或诸侯只能以君臣关系对待，而不能以亲属关系对待，即所谓“弟兄不得以属通”。天子和诸侯所受到的宗法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某些仪式中对相同血缘或近亲血缘的诸侯给以优待和尊重。如《左传》记载有“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等。此外，天子和诸侯还经常举行“合族之食”的典礼，和在一些仪式的末尾安排“燕饮”，用来特别款待臣属中的亲属。这些做法含有道义和政治的意义，与宗子对族人凭借血缘关系进行的具有行政与司法意义的管辖和处置有很大不同。天子对诸侯的管辖，以及诸侯与诸侯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主要是依据他们各自的政治地位。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周代的天子和诸侯同时也是包括一般贵族在内的宗族的宗子，并且认为天子是“天下大宗”，诸侯“相对于天子是小宗”，而在其诸侯国内又是“一国的大宗”。这种观点往往导致将周代国家看成是宗族或家族的扩大。对此学术界尚在进行讨论。 先秦时期，广大庶人与奴隶是没有氏的，他们不属于任何宗族集团。社会地位也低于有氏的居民。宗族成员因血缘就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因而他们是古代社会的贵族。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动，旧有贵族、平民、奴隶的界限开始趋向崩溃。自战国始，平民和奴隶获得姓氏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先秦宗法制度亦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秦汉以后出现的封建宗族便广泛地包括了不同阶级的居民，从而使宗族和宗法关系明显地带上了阶级关系的痕迹。 宗法形式 家谱 家谱，是使人们知晓统系来处的方法，又可以使家族不散不失传。然而修家谱的目的是治国，将古代宗法尊祖、敬宗、收族的原则，变成了修宗谱、建宗祠、置族田、立族长、订族规为特征的体现封建族权的宗族制度。家谱的雏形，在殷商卜辞中的世系关系中有所反映。隋唐以前，家谱的修撰已相当发达，大量的家谱书籍问世，但大多未留传后世，人们一般认为家谱起于宋代。 宗祠 宗祠习惯上称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进行祭祀的场所，被视为宗族的象征。宗庙制度产生于周代，《礼记·王制》中已记载了 帝王贵族的宗庙制度 。即天子七庙太祖、三昭、三穆，诸侯五庙太祖、二昭、二穆，公卿三庙太祖、一昭、一穆。秦代“尊君卑臣，无敢营宗庙者。汉世多建祠堂于墓所”。士大夫不敢建宗庙，从此宗庙成为天子专有。宋代朱熹提倡建立祠堂法：每个家族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而且，初立祠堂时，计现田每龛取1/20以为祭田，亲尽则以为基田。由宗子主之，以给祭用。清代，祠堂已遍及全国城乡各个家族，祠堂是族权与神权交织的中心。祠堂中的主祭——宗子，相当于天子；管理全族事务的宗长，相当于丞相；宗正、宗直，相当于礼部尚书与刑部尚书。祠堂最能体现宋代宗法制家国一体的特征。 族规 族规是家族的法律。族规在唐以前是一家一户家长教养子孙的仪礼与规矩。最早的家规是三国时魏人田畴为其家族制定的。宋代，宗族组织普遍，家规由一家一户的家训，转变成专门约束家庭成员的规章，家法、族规才成为封建国法的重要补充。族规的作用也体现了它的内容：首先是强制性的尊祖；第二是维护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分、辈分、年龄、地位的不同；第三强制实行儒家伦理道德，必须尊礼奉孝。 宋明以后，宗族制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族权布满农村社会各个角落的众多宗族，成为仅次于政权的权力体系。族权与政权互补互用 ，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社会影响 宗法制实际上是以种群为区分的缺乏自我存在意识的团体，这是一种原始的组织结构，但就是这种原始的结构至今还影响着现代中国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如果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就不难发现诸多所谓“中国特色”现象的精神根源。 中华文化君、臣、父、子，看似经纬万端无非就是一个“德”字，而这种“德”就始自于宗法制。宗法制习惯依托于道德去组织和管理族群，因为他们发现在对族群的管理中法律显然过于迂腐和呆板，但往往在道德的干预下，许多事情的处理不但能变得高效，而且更灵活且具备相当的延续性。因此社会成本最低的“道德”成为了宗族制度的首选管理方式。现代社会我们观察生活，依然不难找到这种道德标志和体系，“尊老爱幼”，看似民族美德，其实与“君臣父子”并无二致，而“君臣”与“尊老”也并无二致。现代社会虽然已经废除了帝制，上下级之间的尊卑关系也不是那么的牢靠，但父子与尊老的道德关系依然牢固，这种看似天经地义的道德价值，其实其内在逻辑与君臣之尊卑无异。 所以在此建制下繁衍出言谏制度，而言谏制度不以宗法，而以法律与仁义作为首，下者可谏上，故有曰当仁不让，就算君臣，父子，师生当遇上违背之事，亦以律义当头，成为中国独有的制度。而言谏制度亦规范天子之谕，下臣可以当朝律例，阻止皇帝进行违反律法的行为。然而于西洋社会上从来无此制，以致欧洲社会一直処于封建社会直至工业革命。到此，已现代社会主义了，以前的帝制，不能再适合了。

黄围山还称灵山

是唐代佛教禅宗五祖弘忍大师黄梅出生地，又称黄梅山

山上有黄梅洞、黄梅寺、圣母冢等遗迹

灵湫洞内有禅宗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惠能六位祖师及五祖母亲的圣母石像

相传由于黄围山特有的龙脉之气，古时许多读书人和富家子弟都选择在黄围山的黄梅书院潜心苦读，造就了“陵川自古多文人”的文化现象。黄围山在唐朝以前为道士活动地，在山顶上建有祖师殿、玉皇殿、皇姑庙等。自唐代佛教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出生在此，佛教才渐渐兴盛，香火不断，这里的僧人“思儒者之道”，在黄梅寺内，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黄梅书院至此建成，在金元时代书院进入鼎盛时期，大文学家、状元、进士大多出现在这一时期。

黄梅书院位于黄围山山脚的黄梅寺中，是中国古代传统书院建筑。黄梅书院作为读书讲学之处其历史悠远，自唐朝开始，由官府捐资兴建，正式创立黄梅书院，后又历经宋、元、明、清各代，一直延续至今。

黄梅书院的求学风气甚浓，在金元时代共出过7名状元，93名进士，其中著名的武氏三状元也曾就读于此，他们是金代的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叔侄三人。武氏一家自金贞元二年词赋科状元武明甫及第后，武天佑、武天和相继状元及第，史称“武氏三状元”。根据武氏家庙中现存的家谱和祖宗画像所记载，自唐以后，武家除金代出过三位状元外，还有进士九个，翰林六个，尚书五个，资德、朝仪十二个，国子监博士一个，图史编修一个，知县十一个，共有官衔人数达四十八个。其中最著者为宋朝的国子监博士，后人辽官至尚书的武白和金代的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叔侄三状元。

《五灯会元》载五祖岀生得法原文

五祖弘忍大满禅师

五祖弘忍大师者，蕲州黄梅人也。先为破头山中栽松道者。尝请于四祖曰：“法道可得闻乎？”

祖曰：“汝已老，脱有闻，其能广化邪？傥若再来，吾尚可迟汝。”

乃去，行水边，见一女子浣衣。

揖日：“寄宿得否？”

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

曰：“诺我，即敢行。”

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归辄孕，父母大恶，逐之。女无所归，日佣纺里中，夕止于众馆之下。

已而生一子，以为不祥，因抛浊港中。明日见之，溯流而上，气体鲜明，大惊，遂举之。成童，随母乞食，里人呼为无姓儿。逢一智者，叹曰：“此子缺七种相，不逮如来。”后遇信大师，得法嗣，化于破头山。

按：如此说五祖岀生得法未在黄围。

也有人据《五灯会元》记载而演变相传五祖与黄围山渊源之说：

五祖是由栽松道人转生的。本为破头山中之栽松道人，栽松道人笃信佛教，意欲修而成佛。他四十多岁时曾遇见四祖道信，表达了愿意皈依佛门的愿望。栽松道人问道于四祖道信（四祖当时正驻锡于破头山）：“法道可得闻乎（您宣扬的禅法，我能够听闻吗）？”四祖回答说：“汝已老，脱（倘或）有闻，其能广化邪？倘若再来，吾尚可迟（等待）汝。（你已经年龄大了，如果得到我的佛法，你也不能广为传法了。假如你来生再来求法，我可以等你。）”栽松道人听了，当即离开了四祖，来到河边，正好碰见有一位少女正蹲在那里洗衣服，于是上前问讯道：姑娘，天快黑了，我在你家借一宿何如？”姑娘说：“我上有父兄，得经他们同意才行。”栽松老人说：“先得你同意我才能和他们说。”姑娘看天色已晚，又是一个年龄这么大的人了，就点头说：“那我带你回去。”当他收拾好衣物站起来，栽松老人却已不在了。原话是：寄宿得否？”少女回答说：“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栽松道人说：“诺我，即敢行。”少女听了，点了点头，于是栽松道人转身策杖走开了。

原来，这位少女姓周，是周家的四女儿，三月初三日出生。从小聪慧贤淑，性格内向。一出生就不食荤腥，父母强喂，入口即吐。每日里喜欢静坐不语。其家庭是平常人家，三个姐姐已经出嫁，兄长也娶妻另过。周女虽然最小，但非常孝敬双亲，看到父母年迈，她便承担起家务事情，帮助父母干活。年方二八，尚未婚嫁。每当媒人到家中提亲，她便摇头不应。父母相逼，她就以死相推。说终身不嫁。奇怪的是，那次洗衣回家的当天夜晚，周女做了一个梦，见一头青狮十分雄猛，来到她面前摇头摆尾，环绕三圈，一头扎进了她的肚子里。从第二天起，她就一直呕吐，父母请医诊治，结果大吃一惊，医生说她怀孕了。父母逼问原因，周女也说不清楚。 在那个时代，少女未婚怀孕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事情。因此她遭到了来自家族、邻里、社会的冷眼和百般欺辱，迫于压力，父母也将其赶出了家门。这样一来，少女便没有了归宿，生活无依无靠，过着流浪的生活。开始，她白天在外乡给人当佣人，纺线织布，晚上则随便找一家店铺的屋檐底下过一宿。尽管如此，她还是经常会遭到别人的白眼和非议，有时候几天都没饭吃。有一天晚上，她住在一间破庙里，夜晚梦见文殊菩萨对她说：“你肚子里怀的是成佛作祖的孩子，切不可灰心。此地不可留恋，恐对孩子不利。你可从此北上，千里之外，灵山灵洞自有你母子安身之处，切记。”说完，菩萨便不见了。

周女猛地醒来，只觉似梦非梦，想到近来所遭遇的一切，便下决心离开这里。于是，她便背井离乡，沿途乞讨，风餐露宿向北走来。先来到河南，看到中州大地平坦无垠，不利隐居，稍作逗留后，继续北上。几个月后，她来到了黄围山。只见这山祥云笼罩，瑞气凝结，崇山峻岭，人烟稀少，又见有山洞可遮蔽风雨，便问此是何山？当地人告诉她：这山名灵山，山中有一洞叫灵湫洞。闻听此言，周女想起了梦中菩萨之言，便在此山旁的一个小村里住了下来（此村就是现在的黄梅村，后改黄围村）。这样过了几个月，肚子渐渐鼓起来了。为了不遭受别人的猜忌，她便借口搬到灵湫洞里去。白天在山中摘寻野果，晚上便宿于洞内。又过了几个月，眼看即将临盆，洞深潮湿，只觉不妥。半夜时分，梦见文殊菩萨对她说：“明天你到洞外右下方去，那里有一洞，可以生产。”第二天，她按梦中指示，果然发现一洞，洞口藤条缠绕，杂草丛生，不仔细看，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的。走进洞中一看，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地下十分干燥。于是心情愉悦，不再担心。三天后，即隋仁寿元年(601年)的五月十二日，天空发亮，朝阳初生，忽觉腹中不适，顷刻，她顺利生下了这个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的孩子。当时她觉得因为这个孩子，断送了自己的一生清白，觉得有点不吉祥，心里委屈地掉下眼泪。于是生气地把孩子放进了洞内的一条清水沟里。让他自生自灭。但是，母子连心，一夜辗转不安。第二天天还没亮，她便早早去看，只见洞内红光通亮，发现自己小孩正在沟里的水面漂浮，挥动着一双胖乎乎的小手在玩。而且看见身子鲜嫩明好，周围红光罩体，祥光十足，于是情不自禁地把孩子抱在怀里。她暗下决心，不管今后受多大的屈辱，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

就这样，周女带着孩子，隐居在黄围山黄梅洞中。白天周女沿村行乞，为儿子讨来一些米粥，晚上便在洞内为其讲述一些人情世故和古圣先贤的事迹。有一次，孩子忽然觉得眼疼，什么也看不见，她母亲在灵湫洞内双膝跪地，暗自祈祷，求菩萨保佑儿子。忽听有滴水声传来，睁眼一看，原来洞顶水滴落下，发出声音，正好水滴落在一钟乳石上，天长日久，那石上滴出一坑。她便用坑中水为孩子洗眼，不一会，孩子便复明如初。又有一次，她双乳红肿，疼痛难忍，不能喂奶，孩子饿的嗷嗷直哭。她跪在灵湫洞内祈求菩萨救治。隐隐之中，只见一块平台旁边，有红光闪烁，过去一看，只见两块钟乳石，颇似人之双乳，乳头有坑，内有清水。她试着用清水洗自己双乳，很快肿消如初，恢复正常。孩子稍大，其母便在洞外开辟荒地，种菜种粮，自供自给。孩子非常孝顺自己的母亲，经常帮母亲做些提水，拾柴、舂米等力所能及之事。每到天气晴好时，母亲就带着他到山顶上，在悬崖峭壁处打坐，为的是能让孩子锻炼身体，开阔眼界，陶冶情操。平时只有母子相依为命，很少见到外人。正因为这些缘故，孩子便养成了一种内向的性格。周边村庄的人并不知道她们母女俩的来历，但从来没有见过儿子的父亲，所以，村里的人都称这孩子为“无姓儿”。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转眼间这孩子长到了七岁。母亲便想带孩子回老家认祖归宗。当辗转来到当年在河边洗衣的地方，睹景伤情，感慨万分。又想起自己的经历，厌恶这个世态炎凉的地方，于是打消了回家的念头。有一天，周氏带着孩子沿途乞讨，准备重返黄围山。在路上遇见了一位出家人，这位出家人就是四祖道信禅师。四祖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这个孩子。发现这孩子骨相奇特，感叹道：“这不是个平常的孩子。细看，三十二大丈夫相中，只缺七种，虽然他的相貌不及佛圆满，但是如果他出家修道，二十年后，他必定会大作佛事，能够继承佛法慧命，堪当众生的依处。”于是便问小孩：“子何姓？”（你姓什么） 小孩道：“姓即有，不是常姓（我有姓，但不是普通的姓）。” 四祖问：“是何姓（既不是普通的姓，到底是什么姓）？” 小孩道：“是佛性。” 四祖又问：“汝无姓邪（你难道没有姓吗）？” 小孩道：“性空，故无（姓氏只不过是一个因缘假名，其性本空，所以说无姓）。”

四祖听了，暗自高兴，知道这孩子是个法器，于是命侍者来到孩子的母亲身边，请求她答应让这个孩子出家。孩子的母亲想起这孩子的身世以及发生在他上的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知道这一切都是宿世的因缘，于是痛快地答应了四祖的请求，把孩子舍给四祖作弟子。了却了这一段俗缘，周氏便又重新返回黄围山，从此再未走出山中一步。

四祖将孩子带到寺院，给他起了法号“弘忍”。十三时披剃为沙弥。弘忍禅师出家后，便住在双峰山，奉事四祖。弘忍禅师性格内向，少言寡语，宽忍柔和。同学经常欺负他，他也不争辩，泰然处之。《楞伽师资记》中讲，他“住度弘愍，怀抱贞纯。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调心唯务浑仪，师独明其观照。四仪（行住坐卧）皆是道场，三业（身口意）咸为佛事。盖静乱之无二，乃语默之恒一。”意思是说他心量宽宏，慈悲仁愍，纯洁无暇，不谈人是非，在日常生活中，心心在道，行住坐卧，起心动念，无时无处不处在觉照当中，而且经常干苦活重活儿，甘为大众服务。《传法宝记》说他“昼则混迹驱使，夜则坐摄至晓，未尝懈倦，精至累年”，白天混迹于大众中，干各种杂活儿，晚上则摄心打坐，通宵达旦，精进修行，经年累月，不曾懈怠。

弘忍禅师的人品、精进和悟性，使他渐渐地成为同道们的学习楷模。道信禅师尚在人世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亲近弘忍禅师，所谓“四方请益”，“月逾千计”。这一点令四祖非常高兴。于是，四祖经常给他开示顿悟之旨，不断地随机钳锤，使他的道行很快地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终于有一天，因缘成熟了，永徽三年(651年)道信付法传衣给他。同时，还把自己的弟子全都托付给弘忍禅师。后道信圆寂，由弘忍继承法席，弘忍禅师也就成了中土禅宗的五祖。后来因为四方来学的人日多，地方受挤，便在双峰山的东面冯茂山另建道场，名东山寺，时称他的禅学为东山法门或「黄梅禅」。五祖成为一代宗师后，好多人慕名到山西陵川的黄梅山出家修行，陵川黄梅山也因此名声远播。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弘忍为觅法嗣，乃命门人各呈一偈，表明自己的悟境。其时上座神秀呈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听说之后，亦作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将两偈比较，认为慧能的悟境高于神秀，遂将衣法密传给慧能，命他连夜南归。

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弘忍七十四岁时的七月十三那天，心情恍惚，似觉有事，入定一看，原来母亲今年九十高寿，昨晚在黄梅山安详坐化仙逝。于是五祖悄悄一人，连夜启程，来到黄围山，将母亲亲自葬于山巅，以表对母亲的崇敬之意。安葬母亲之后，五祖正欲离去，寺院住持率众僧人一起跪下说：“祖师回来一趟很不容易，请给我们做番开示，也不枉我等师徒一场。”

看到大家苦苦哀求，五祖便在灵湫洞内一块大石头上盘腿而坐，为众说法：“地有南北，佛无取舍，搬柴运水，皆为修行，佛门广大，随缘度生，世间万法，皆为佛法，汝等日后不可有门户之见，不可怀智愚之念。此山要不拘一格，广纳众善，日后将有数十位大德出世在此弘法。吾住世因缘已尽，不久将随母而去，汝等不可懈怠，法门大启,根机不择，一心清净，佛即不远。”五祖临走时对寺院住持道： “黄梅洞乃我母受难之地，非得道者不得入内。”

此后，黄梅洞多次放出红光，人们到洞口朝拜，多有灵异。一些不法之徒以为洞中有宝，便伺机偷窃，一进洞口，看见巨蟒口大如盆，眼如铜铃，喷吐毒气，人不能近。又听洞内阴风呼啸，神喊鬼叫，十分瘆人，只得无功而返。有些亡命之徒硬行闯入，再无生还。为了安全，寺院住持便将洞口封闭，塑一石碑，上写：要想此洞开，还得原人来。黄围山的人知道五祖事迹后，便将灵山改为黄梅山，五祖出生的洞叫黄梅洞。五祖母亲住过的村改为黄梅村。五祖安葬母亲回去不久，便也示寂入灭，时为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十月二十三日，春秋七十四岁。五祖母亲去世后，武则天赐封为圣母。唐代宗时(763-779年)朝廷追谥弘忍大师为大满禅师。南唐加封为广化禅师，唐宣宗改赐寺为真慧禅师，元文宗赐弘忍大师法号为妙圆普觉禅师。

家训、家教、家风三者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有区别的。

所谓家训，是指家族或家庭对子孙后代立身做人等方面所立的规矩或告诫的话，比较笼统和概括，比如“诚信、孝顺、进取、自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所谓家教，是指家长对子女立身做人等方面进行的教育，比较直接和零碎，比如“人不能懒惰”、“待人要有礼貌”等。所谓家风，是指在家训的规范下，在家教的保障下，在全体族人或家人的共同践行下，形成的一种家庭风尚，比较外在和独特，比如“乐善好施”、“诚实守信”等。

家训在中国古代体现得比较明显，那时社会教育不发达，教育手段也较为缺乏，加之人口流动受限，一姓以家族形式在一个地域居住的往往较多，一个家庭出现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并不鲜见。为加强对族人或者家人进行有效的行为管理或道德规范，族人（家庭）中年长者就要为本族（家）人制定家训，写于家谱中，悬挂于族祠或自家的中堂上，人人皆知，人人践行，否则要受到家法的惩罚。家教具有直接性，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必须是直接接触、面对面进行。家训则可以间接传承，即创立家训的人没有必要和被传承的子孙面对面教授，可以中间接力传承。

中国古代出现不少有名的家训，如《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等，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家庭（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教在中国古代也相当出彩，因为那时候社会教育不甚发达，基础教育都停留在私塾阶段，高层教育不多，受教育的人很少，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处于蒙昧阶段，人们思想的开化大多靠家庭教育来进行。这时的家庭教育局限性很大，即兴而起、即事而起，零打碎敲，基本上限于封建礼教的说辞。教育者不一定有文化，讲出的道理也不一定多深刻，但它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所以子女们都要听取并遵照去做。

古代中国出现了不少好的家教典型，比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这些典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家庭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封建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教育方面的辅助地位，促进了封建社会文化的进步。

家风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名片”。对于一个家族或家庭来说，能够拥有一张真正的“名片”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比如，一个家庭如果获得了“乐善好施”的“名片”，那么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获得一顶“大善人”的桂冠，家里其他人也都会得到别人的尊崇，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礼遇。家风不是自然形成的，好的家风都是由家族的人或者说家庭的人努力营造而形成的，其中可能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

不管是家训、家教还是家风，都需要家里的长辈带头身体力行，所以古时多提倡上行下效、身教大于言教。

家训、家教、家风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社会大环境分不开，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果社会政治清明、教育发达、风气端正，家训、家教、家风就好，否则就可能会发生偏逆。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家训、家教、家风并不十分关注，所以中央电视台一提起这个话题立刻就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热议。其实这也不奇怪，一方面在新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下，家训等家庭文化一度被作为糟粕文化而剔除，人们不敢轻易提起。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加之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原来那种以家族或以大家庭形式居住的家庭迅速解体，家训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功能。再者，社会教育空前发达，不仅有各种学校教育，还有电视、广播、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介的大众教育，使家庭教育相形见绌。

要真正培育好家训、家教、家风文化，首先要搞好社会政治、社会教育与社会风气，因为他们对家庭教育和风气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如果社会政治、社会教育和社会风气不好，家庭教育和风气就很难遂人愿，古今同理，现代尤甚。

东平、肥城武氏字辈

武圃圃爷之后，祖籍宁阳西皋

★山东东平武氏次支与肥城长支并轨同步后新族谱字辈顺序更改为（以此为准）:

祥尚方国树，世传嘉孔玉。

庆占鼎铸守，舒中福锡隆。

伦焕舟再复，久勤芳益享。

先阅圣贤书，天广呈万春。

★山东肥城长支字辈顺序为:

兆修如心闻，同升立志诚。

庆占鼎铸守，舒中福锡隆。

伦焕舟再复，久勤芳益享。

先阅圣贤书，天广呈万春。

有

金代武氏叔侄三状元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

誉称“状元村”的南召，位丁陵川县城东北10公里处的陵辉公路北侧，东南与崇文镇的东坪上、安阳村毗邻，西与平城镇的杨寨村接壤，村北由神坡脑群山环绕。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使这个文物遗存丰富而过去不为人知的古村落逐渐闻名于世。

在陵川历史上，曾因金代出过武家一门三状元而振动朝野。不仅县城东关的三元巷中，昔日竖有金章宗皇帝御笔题写的“三状元及第”石牌坊，还有现存的三元世家和屹立于历史尘埃中的春秋阁。这些古建虽已历经数百年，饱经沧桑，但却仍向世人夸诉着它往日的荣耀。而与武家三状元有着血脉联系的南召村，早于唐朝之后，就先后有四十多人人朝居官，村内保存的“太行第一文庙”，武氏祠堂遗址、家庙、武家八卦院等建筑，以及珍贵的武氏家谱和功德仪像，是当今研究武氏家族历史和状元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根据村内现存的史料和传说，陵川的武家旺族属于唐朝武家之后裔。因武则天称帝死后，李氏又重握大权，遂之大肆屠戳武氏家族和大臣，于是武氏家族的一支便避难于晋东南的山野之乡南召村。但武氏毕竟是官宦人家，不甘作民罢休，仍深恋仕途。他们认为只有尊孔读经，走科考之道才是东山再起之出路。因此在村中倡建圣人庙，以图子孙飞黄腾达。根据武氏家庙中现存的家谱和祖宗画像所记载，自唐以后，武家除金代出过三位状元外，还有进士九个，翰林六个，尚书五个，资德、朝仪十二个，国子监博士一个，图史编修一个，知县十一个，共有官衔人数达四十八个。其中最著者为宋朝的国子监博士，后人辽官至尚书的武白和金代的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叔侄三状元。他们为武家历史上最杰出的代表。

武明甫(公元1131—1211年)，字无疑，号太复，为三状元之首。他24岁于金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登词赋科状元及第。初授秘书省校书郎，历翰林侍讲学士，官拜谏议大夫右正言等，因耿直敢言而触犯海陵王被革职。世宗继位后，当调阅以往进谏本章时，才发现他胆略超群，才华过人，故复起任徵仕郎。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出任安国军节度副使，他“整纷起，除陈蠹，劝农桑，兴教化”，使当时面临灾荒的安国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后继任兵部，户部侍郎等职，累官至户部尚书。世宗对其十分赏识，常询以治国之道，他主张“恩赏分明”，“刑罚得当”，谏言多被采纳。晚年告老还乡，世宗赐以黄金百两，白绢百匹。在县城东北高阜之处修建别墅一座，匾书“乐天园”，在此洒然安度晚年。

武明甫的侄儿武天佑、武天和，是同胞兄弟。武天佑于章宗承安四年(公元l199年)登词赋科状元第。入翰林，升任经筵讲官。他讲书常以“存天理，遏人欲，进君子，退小人为言，深得章宗喜爱。卫绍王即位后，他上书安边三策被拒纳，致使蒙古侵占西京，政局纷乱，卫绍王被杀。他便退隐回乡，与弟天和共居于“乐天园”。著有《经史撮要》、《大学补》及《言志》等集。其弟武天和为章宗泰和年间的经义科状元第。初授翰林应奉文字，补尚书有令士。因上书言朝中权贵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被贬为利州观察判官。后复为翰林学士，因向卫绍王陈述边情未采纳，与其兄天佑同时辞官还乡，隐居于“乐天园”中。著有《永言集典内外篇》、《宁俭谚语》等书。另与金代三状元的同时代，还出过一名进士叫武俊臣，为武明甫的胞弟。他于海陵王正隆年间中进士，历任章武军节度使，大理寺少卿，官至朝廷礼部侍郎。对此，金代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元好问曾著文说，河东的李氏家族，曾出过三个进士一个状元，时称为“四桂”，而陵川武家一门却出了三个状元一个进士，当称为“四凤”。“故当时科目盛者，不曰河东李，则曰陵川武云”。

南召村目前保存最具文物价值的是武家功德仪像、家谱和文庙。功德仪像绘制了自唐以后，武家祖先人仕居官的名人100多幅，其年代之久、数量之多，在晋城境内绝无仅有。号称“太行第一文庙”的古建筑，雄踞南召村北，据说该庙创建于唐晚期，历代曾重修，现存最早有明洪武年间的碑文，具体创建年代仍不可考。文庙建筑有山门、戏楼、主殿和东西配殿。山门为重檐悬山式坡顶，门首中间书有“德配天地”的金字匾额，山门上方为浮雕楣梁图案。两旁有两株笔直挺秀的古柏，树冠状若笔形。庙的主殿为宋、金遗物，殿梁、斗拱硕大而厚重。其舞楼的设计也别具匠心，舞台正中和两侧为木制屏风，前檐楣梁上木雕有“双凤炉”和“凤翔龙舞”。其意不言而喻，似乎仍在炫耀着武氏当年的历史功绩。庙宇严谨的结构，精美的木雕饰品，都展现了古代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对于研究金元建筑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太行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