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肯定听说过一句话 “富不过三代”，说的是祖上曾经阔绰过的人，经历过几代繁衍之后，有很大概率跌落回一般人家的穷困窘境。但很多人肯定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叫做“穷不过五世”，有人觉得这是说如果你目前穷困潦倒，不管怎样五代之内有很大概率翻身，但实际上在古时候如果你真的穷困潦倒，那你的后代（如果有的话）有很大概率在几代之内绝嗣（或者饥寒交迫而死，或者找不到老婆光棍一辈子，当然也有可能是没有男性后代，因为姓是跟着男性走的）。为什么中国的姓氏起源大都是上古帝王的姓，因为在远古时期，人类茹毛饮血，物质资源极其不丰富，只有强盛的部落才能杀伐四方，发展壮大，而相比起部落中的普通人，只有帝王首领才有足够大的权利占有大量女人，也有足够多资源将这些女人替他生的孩子抚养长大，所以他的Y染色体（等同于姓氏）比起其它普通人的Y染色体有足够多的可能代代遗传下去，开枝散叶，至于普通人的Y染色体呢，可以想象，大都灭绝了。根据复旦大学李辉教授的对中国人Y染色体的分析，具有O3特征的就占据了总人口的一半这些O3，具体分为3种：

1、O3A4002611，今天所有测Y染色体单倍体为O3A4002611的人，都可以追述到约6700年前的同一个男性祖先，（即，有这个基因型的人，是约6700年前的同一个首领的后代）

2、O3A75px134, 今天所有Y染色体单倍体为O3A75px134的人，都可以追述到约6100年前的同一个男性祖先。

3，O3A3c1m117,今天所有有这个O3A3c1m117的人，都可以追述到约5000年前的同一个男性祖先。即这种基因的人都是这一个男性的子孙繁衍的后代。据记载：“伏羲氏落而炎帝兴，炎帝落而黄帝兴”。考虑把民间把伏羲定为人文初祖，并有伏羲女娲造人等传说。可以推论，6700年最早的那个就是伏羲部落的首领。其后，应该依次是炎帝部落首领，他姓姜。再后之是黄帝部落首领，他姓公孙，后改为姓姬。

华夏时间线：上古卷

风云人物：天皇、地皇、人皇

（全文4800余字，且行文比较严肃，请耐心阅读）

盘古开天辟地、化育万物以后，我们的世界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存在着，从什么时候开始华夏大地上才有了国家？

关于国家的起源，学界一直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就是 社会 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产物” 。

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 社会 的发展和需要才建立起来的， 但是这种说法跟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流传的传说显然是不符的。

在中国人的 历史 传说之中，世界是从盘古开辟开始的，盘古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人”，也是华夏大地上的第一个君主——所谓“三才首君、御世首君”也。

盘古死去以后，由“三皇”继续统治着华夏大地。

近代学者对于“皇”字的解释颇有争议，很多人认为“皇”字在 历史 上从来没有被当做帝王名号使用过，它仅仅是作为一个修饰词与“帝”、“王”等称号连用，也有人认为“皇”字是用在神灵之上的称号。

但事实上，“三皇”的说法由来已久， 《周礼》 中有“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 ”的记载，此书相传为周公所作，成书年代至迟是在战国时期，可见“三皇”是华夏民族记忆里很久远的传说，但“三皇”具体代表的是哪“三皇”书中没有提及。

直至秦朝建立之后，廷尉李斯等向秦始皇上尊号，有“ 天皇、地皇、泰皇 ”一语，我们始知道“三皇”是实有所指。此事见载于《史记》，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秦朝去古未远，由此我们可知“天皇、地皇、泰皇”的称号至秦朝时已经流传很久。（司马贞《索隐》认为“泰皇”当指“人皇”）

徐整、皇甫谧等人，当是根据这诸多传说整理出了上古帝王世系，这份“ 华夏上古帝王家谱 ”影响了中国古代读书人近两千年。

但是我们知道，汉文字起源于黄帝之时，《水经注疏》说：“古文出于黄帝之世，仓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说：“迨乎伏羲氏作，始定人道，辨乎臣子，伏而化之，结绳而治。故孔子曰：‘三皇伯世，叶神无文’。”

伏羲、黄帝之世据“三皇”年代荒远，由此可知“三皇”之时必定没有文字，明代陈耀文《天中记》引《真源赋》说：“ 人皇君兄弟九人结绳刻木四万五千六百年 ”。

天地初开之时，人类 社会 的野蛮荒凉可想而知，《帝王世说》曰：“天地开辟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或冬穴夏巢，或食鸟兽之肉”，所谓“ 不殊于羽族，取类于毛群 ”，与鸟兽为伍， 这种时期不但没有记录“三皇”名号的文字，恐怕也没有“三皇”名号存在的必要。

据记载，天皇、地皇各立一万八千岁，而人皇治四万五千六百年，从时间上来讲，这很明显也不应该是一代人的年龄。《黄帝内经》上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也从没听说一个人能活几万岁的。

由此推之，传说中的天、地、人三皇，应当不是某一位帝王的名号，似乎应该是对时代的称呼。

正如所谓的上古“十纪”论一样，应该是后人追溯上古时期的时空归纳，《金楼子》载：

这种记述与现代地质学年代归纳法很相似，寒武纪、侏罗纪、白垩纪生活在当时的生物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一纪，只有后来定义的人才知道。

同样的我们试想一下，生活在数百万年前的先民，会给自己生活的上万年周期冠以“九头纪”的名号吗？ 这种年代划分，更像是后人追溯上古时期的一种时间记录方式。

如郑樵《通志》说，以传说中的伏羲氏至无怀氏十五世为天皇，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后起的说法，并不是传说中“三皇”初相。

在最早的文字记载当中，“三皇”是有形象的，在古籍记载中：

天皇十三头，骧首麟身，身佩九翼。

地皇十二头，女面龙颡马蹄蛇身。

人皇九头，龙身骧首，驾六羽，乘云车出谷口。

这个形象让人实在难解，何为十三头，人怎么会有十三个头呢？但 正因为其难解，才说明其形象的原始性 ，最先记录下这些形象的徐整、皇甫谧等人都解释不了，恰恰说明这是他们有所依据，是从别的地方听来、看来的。

后来的一些学者解释，认为十三头是兄弟十三人，或者说是十三世，这都是附会的结果，并不是初相，真实的传说应该就是“ 天皇十三头，地皇十二头，人皇九头 ”。

《拾遗记》 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拾遗记》是东晋王嘉所录，频斯国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从文中描述来看，这个大石室是一处古迹无疑，壁画上画着的就是十三头龙身的天皇，由此也可以知道“天皇十三头”才是传说的初相。

而《古微书》所载三皇形象， “骧首麟身” ，很明显是一个龙马的形象。凡此异象，似乎是在暗示我们，“三皇”并不是人类的形象。

《辨证论》说，自天地化育万物以后的时代总称为“三皇”，其次是“ 蛇躯牛首之圣 ”，其次才是“ 衡珠日角之皇 ”。“蛇躯牛首”说的是伏羲、神农氏这个时期，“衡珠日角”说的是秦皇汉武这个时期。

伏羲、神农这个时代，牛首、蛇身形象就让后人十分费解，所以，伏羲、神农在传说中同时具备人和神的属性。而据史料我们可知，“蛇躯牛首”之前是“骧首麟身”， 这个时期传说的“人王”似乎更多的带有神的属性 。

《论衡校释》说：“女娲之前，齿为人者，人皇最先” ，这似乎也在告诉我们，在三皇时期的前两段是不能称为“人”的，直到人皇之时才能称为人。

在盘古的传说中，混沌生阴阳，阴阳分天地，天地阴阳交感，中和为人，所以才有“天地人”三才。天皇、地皇继盘古而生，其称号似乎正是呼应天地， 《董子》曰：“古之造文字者，三画连其中者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

国家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在我们 历史 传说的记忆中，未有人，先有人王，我们的人王是“君权天授”的，从盘古时期一直延续到大清朝，这似乎是一种政治说辞，从情理上实在是说不过去。

所以在传说中的伏羲女娲之前，有没有国家，我们似乎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贾公彦《周礼正义序》中说的挺有道理：“ 天皇地皇之日，无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 ”，《全唐文》卷一百六十四有文：“ 拒燧皇谓人皇，在伏羲前，风始，始王天下者 ”（引自《易通卦验》）。

说燧皇始王天下是有一定说服力的，那么燧皇以前漫长的数百万年，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氏族部落，那么“三皇”自然也就不是人王了，自然也不能在野蛮蒙昧的时期王天下了。

我们看古籍记载中“三皇”事迹似乎也能佐证这一点。

万英民《三命通会》说，天皇氏淡泊无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定每年岁首之所在，这里的干支不同于后来的“黄帝命大挠制甲子”。

其十干为：于逢、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

十支为：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

这是最古老的干支纪年法，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用的那种纪年法。

地皇氏定三辰，分昼夜，以三十天为一个月，以干支来配月；人皇氏裁度九州，“政教君臣所自起，饮食男女所自始”。

三皇事迹，辨别岁月，裁度九州，皆从大处着眼，很明显也是附会的说法。这些说法，最初应该来自于纬书， 《论衡校释》说：“天地开辟，有天皇、地皇、人皇。出自河图，不足征信”。

纬书的起源，最早似乎能追溯到战国时期，到汉代时就已经大盛，纬书所记载的内容驳杂不经，后来被道教三洞大量地吸纳。据载，道教三洞本来称作“三皇”，晋武帝时，南海太守鲍靖好仙道，登嵩高山，入石室清斋，发现了古三皇文。

后来，鲍靖被指伪造《三皇文》，被朝廷诛杀。自此以后，道教经典避讳“三皇”称呼而改称“三洞”。

三皇的传说在道家典籍记载颇多，当然多有神化玄幻的色彩，但是，它的故事大都有传说为基础，并不完全是向壁虚造，它的传说基础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纬书，而纬书同样不是向壁虚造，它的记载很多来自于远古和民间传说，很多先儒所不屑的传说被它不加辨别的吸纳。

三皇的传说可能就是这样被吸纳进来的， 天皇初相应该就是那个骧首龙身十三头、身佩九翼的怪物 ，当然这个形象也应该也是经过若干年流传变迁的产物，真实的初相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知道了。

在后人追溯华夏起源和帝王世系的时候，把这个十三头的家伙搬了出来，让他成为了继盘古而治的上古帝王。

但三皇源头真身应该是神，传说中颛顼曾经绝通天地，在颛顼以前是人神杂处。孔子曰：“以化合神者称皇，徳合天者称帝，徳合仁义者称王”，《辨证论》说：“天皇氏淡泊自然与极同道”，陆希声《道德经传序》说：“周之末世其几矣老氏以三皇之质以救其乱”。

所谓“自然”“无为”本就是天道，所以，皇道即是天道。《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一者，太极也，混沌也，其非天帝而何？

《周本纪》载：“殷之末孙季纣， 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 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 ”，天皇，似乎跟这个有类似的属性。

关于上古三皇的事迹实不可考，但是三皇对华夏民族的影响却很深，对于我们研究 历史 的人来讲，首先需要有一个史观，所以就必须把三皇这段上古传说做一个梳理，主要是要知道它在古人眼中的地位和对 历史 的影响。

汉代孔安国序《尚书》，第一次将三皇与伏羲、神农、黄帝画上了等号，但是这种说法与司马迁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列为五帝一样，是没有什么依据的。

最早的三皇指的应该就是天、地、人三皇 ，不过这种三皇的叫法应该也是后起的 历史 归纳法，《周礼》说“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可见 传说中的三皇其实不只有这一组 。

天、地、人三皇并不是古代象牙塔里的东西，并不是文人和 历史 学者之间的文字 游戏 ，而是古人心中的一种 历史 和文化归属。

邱濬《大学衍义补•卷六二》载：

这是 历史 上皇家祭祀三皇的开始，此时的三皇显然是受到了孔安国等人的影响，跟天、地、人三皇区分了开来，成了所谓的“前三皇”和“后三皇”。

古代皇家庙祀先祖，最早就追溯到“前三皇”，三皇以前的祖先，有陵墓的派人去守陵，因为年代久远荒茫，不立庙祭祀。

研究 历史 ，就要进入到古人的 历史 环境和思想背景之下，在清代以前，古人大都是相信“前三皇”的存在的，不过同样也承认三皇之事年代荒茫不可稽考。直到清末，崔述等人开疑古之端，认为三代以前很多 历史 都是杨墨之徒杜撰，从而直接否认上古史，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后魏书》中讲了一件事，说后魏献文帝拓跋弘，想将帝位提前让给太子，群臣就建议道：“ 三皇之世，澹泊无为，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 。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陛下统之，谨上尊号太上皇帝。”

可见，三皇的传说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 历史 文化当中。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在战国甚至更早以前，流传着天、地、人三皇的传说，这个传说的初相应该带着上帝的色彩和神的属性。后人追溯华夏 历史 起源、整理帝王世系时，把这个上古的传说整齐成了上古的帝王，于是就有了“三皇五帝”的说法。

后来的 历史 研究者，知道三皇之时荒昧不可靠，于是就把伏羲、神农、燧人、女娲、黄帝等这些传说中的古帝王和三皇的称号对号入座。于是，华夏的 历史 和可考的帝王世系就从这个新版“三皇五帝”开始了。

盘古化育，三皇继治，上古三皇的资料查找了很久，也思考了很久，可是迟迟不敢下笔。

千百年来，都以古三皇之时荒茫不可考，所以没有人敢去考证这段比传说还久远的传说，我当然也不敢。

但是，鉴于三皇是我国上古传说中帝王世系中重要的一环，而且是历经时间最悠久的一环，想要梳理华夏时间线不得不写一下这一段，所以虽然经过了几天的准备但是下笔时仍然是没什么头绪。

只好写在这里聊以备缺， 抛砖引玉，以待来者 。

文|王玄陵

参考阅读：盘古，一个南方少数民族的传说，是怎样变成华夏民族创世神的

参考文献

中国历史的公认的二十四史都是以一朝一代的皇帝为主线描写王朝兴衰的，因而被有些人讥讽为帝王家谱，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历史大多是都是以这一朝代的帝王为主线辅以各种影响历史进程的奸臣或是忠臣们。

其实我们现在能够了解到的历史也是从皇家文化开始的紫禁城的存在使我们很大程度上了解了明清的历史及帝王生活，而民间的事情更多的是记录在别人纸张上的历史。

明朝的皇帝虽然大多数都是比较荒唐的但是在明朝这个政治体系中决定皇帝并不是这个系统中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没有皇帝的参与大臣们也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办好的，这体现了最高决策者的最高智慧。不过话又说回来明朝皇帝所谓的昏庸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皇帝们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不理朝政的，虽然嘉靖和万历很多年不上朝但是却是对朝廷的事情了如指掌，关键时候还是会履行帝王职责的，虽然明武宗不喜欢紫禁城但是我敢肯定他是喜欢权力的，如果没有权利的话自己是不能如此疯狂的玩的。如果不了解朝政早就别人除掉了，又怎么能够安坐皇位呢？

不可否认清朝的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劳的，是整体上文化水平最高的皇帝群体。

但是我总要这样的一种感觉清朝的富足是体现在了皇帝，宫殿的富丽上的，清朝的工艺美术品总是最为繁复的，但是明朝的富足更多的是体现在了市民的生活上的，人们生活空前富足，商品多种多样。

王朝的好坏兴盛与否是不能靠皇帝的好坏来评论的。

有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皇帝、雍正皇帝。

努尔哈赤：天命汗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1626年)，女真族，后金政权创立者。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年号天命。在位11年。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大业，对后来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对加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辽东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皇太极：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1643年)，努尔哈赤第八子，满族。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继后金汗位，以次年为天聪元年。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建国号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并以是年为崇德元年。前后在位17年。在位期间，注意发展生产，增强兵力，不断对明作战，确定满族族名，建立清国，为清王朝的确立和后来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康熙皇帝：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顺治皇帝第三子，清入关后第二位皇帝。平定了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驱逐了沙俄势力，又平息蒙藏地区动乱，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康熙也创下对后世产生积极影响的重大业绩，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

雍正皇帝：清世宗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年），康熙皇帝第四子，清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在位13年。对有碍于皇权的反对势力大加挞伐，有效地改善了吏治，增加了国库收入，为乾隆朝社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扩展资料：

家谱名称繁多，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祖谱、谱牒、宗谱、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法。皇帝的家谱称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家谱为记载某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作用，为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产物。

家谱为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通过家谱，能够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了解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相传由正史中的帝王本纪及王侯列传、年表等演变而来。家谱是和正史、方志一样重要的历史典籍，为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族谱

-努尔哈赤

从严嵩临终的留言可以看到，他是带着无尽的委屈、不甘心和愤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明史》称：“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严嵩肯定想不到，他所背负的“奸臣”骂名不但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反倒广为流传，他的名字成为奸臣的代名词。与此有关，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明代有名的史学家——王世贞。

王世贞与严嵩结怨，传说有一段公案。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世宗处死的王忬。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不久就被严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王忬迫于严氏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嵩，后来事情败露，严嵩对其怀恨在心。后借王忬戍边不力下狱之机，严嵩上奏本将其害死。因为这段积怨，王世贞在他所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严嵩传》以及其他史著中，对严嵩多有诋毁，严嵩的声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

（1）关于严嵩“窃弄威柄”问题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至明成祖始设内阁，《明史·职官志》载，内阁大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晦，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可见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务官。《四库全书总目》卷58“嘉靖以来首辅”条称，“至嘉靖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这种表述是大可商榷的。世宗执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明史·严嵩传》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这说明世宗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因此，任何一位“权臣”在世宗朝绝无“窃弄威柄”的可能。关于此，从其他的记载亦可旁证。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世宗实录》称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国榷》卷64引李维桢曰：“（世宗）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又引范守已曰：“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严嵩不可能窃弄威柄，于史比比可证矣。再如《宾退录》卷四载，欧阳必进（都察院左都御史），与严嵩为儿女亲家，嵩欲安排必进为吏部尚书，经嵩哀求再三，世宗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严嵩欲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谈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呢！由此观之，说严嵩“窃国柄政”不过空穴来风而已！

（2）严嵩与世宗的关系

世宗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世宗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己的妻儿、侍婢、臣僚无不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这就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一席话：“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这番话是说，当首辅的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责任，要甘当替罪羔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他的朋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看来，我们似应从另一视角来看严嵩了。

严嵩任首辅十五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世宗崇奉道教，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任阁臣的要件，因此“谀”、“媚”是阁臣们的共性，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了。例如宫婢之变后，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欲重修宫殿。严嵩考虑世宗久不视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故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对此，时人“颇善嵩对，而微谓阶之谀旨”（《献征录》卷16）。这里所展示的则是严嵩刚性的另一面。《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宠信严嵩之由时说：“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惟其如此，才能将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关于这一层，世宗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世宗对严嵩亦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即是令其致仕时，世宗在谕旨里还是说“嵩小心忠慎，”致仕后的待遇，较其他首辅亦见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说明严嵩能真诚事主，并无二心，才能博得这位薄情寡恩的君主的善待。

那么，率意说严嵩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

（3）关于严嵩“屠害忠良”

严嵩入阁后，弹劾他的大臣甚多。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

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传中未见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卫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偏狭之一斑。严嵩曾说过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他怕前途无着，于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严嵩。疏中历数嵩十大罪状。世宗阅疏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这种“游戏”似不类君子所为。沈炼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杀之。反对严嵩的人称是严嵩授意杀害沈炼的，这也是于史无据的，且杨顺亦非嵩党。沈炼罗列严嵩十大罪状，徐学谟以为“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世庙识余录》卷15）。谈迁在《国榷》中论曰：“沈纯甫（炼）气吞逆胡，当庚戌（1550年）秋，怒目而斥严氏，其强直自遂，固己不可一世矣。投身荒塞，隐约潜晦，何必不自得，至于传檄京师，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桧，尤为过之。”可见沈炼之死，完全是性格上的弱点所致，这与忠奸有何关涉焉！

杨继盛，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据《明史》本传载，颇精律吕之学，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在国子监时，为徐阶门生；与唐顺之往还甚密。杨继盛性格与沈炼颇相似，我们不妨摘引唐顺之致杨的一封书信：“执事豪杰士也，……颇觉慷慨，激发之气太胜，而含蓄沉机之力或不及焉……”（《荆川先生文集》卷6）这是暗示杨性格上的弱点和才识不足。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杨的指控，大多空疏无实，与沈疏无甚区别。如说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世宗可能会认为是影射他的，因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又如杨继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无疑是认为世宗昏聩，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杨疏上后，嵩一再请求休致，世宗挽留再三，说杨“邀誉卖直”，该疏是冲他而来的。疏文空泛，此即为无才识也。因此，杨继盛必死无疑，或曰杨死是嵩做了手脚，此说是太过悖谬了。

另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夏言。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阁揆后，都御使曾铣议复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极言不可。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等劾言误国，二十七年春罢夏言首辅。是年杀夏言、曾铣。《明史·严嵩传》说嵩借复套事件构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传》指称嵩与陆炳、驸马都尉崔元联手倒言。然而，谈迁在《国榷》中认为，“贵溪（夏言）不死于败而死于谗，又严氏之代为之受螫也。”可见严嵩是背了黑锅的。在严嵩的《奏对录》里，曾载有嵩再三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亦见嵩未必是“心迹俱恶”之人。

被世宗杀掉的还有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杼。王杼是位精通军事、很有责任心的将领，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北虏进入至三屯营，使不少中贵和宫人的家人财产遭受损失。这些天子身边的人难免不向世宗投诉。在调查此事时，又牵出王杼疏于练兵等情况。于是世宗震怒，手批“诸将皆斩”。三十七年王杼被杀于西市，时年五十三岁！然传末又指称王杼之死责任在嵩。是非曲直尚有公论，《世庙识余录》如是说：“杼恂恂长者，悉心体国，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划策守城，以全国储，帝眷日隆，洊登枢佐。蓟州边备久弛，整顿良艰，屡至失律，遂于极典。┅┅华亭（徐阶）乃予罪严嵩，至方秦桧之杀武穆。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对支大纶的判语谈迁是极赞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这些说明有人要使严嵩“恶居下流”，欲令严嵩背负沉重而可怕的恶名。

《罪惟录》有一段令人深长思之的话，“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后，不敢有可否，间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词；至上所必欲杀，无所匡诤而已。…则凡上意所欲杀者，天下竞指嵩。”严嵩“屠害忠良”之秘藉尽在彀中矣。而严嵩恶名之远播，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功莫大焉。写嵩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嵩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在民间反复播演，此乃印证了戈倍尔氏的名言：谣言重复多次便变为“事实”！

（4）严嵩与抗虏御倭政策

自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领俺答汗几乎无年不请求明朝“封贡”，然而，俺答求贡却屡遭明廷拒绝，俺答便率兵大举犯边，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万精骑攻至北京，全国震动，史称“庚戌之变”。严嵩对北虏的立场如何？这里有二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军巡边。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世宗两次召见严嵩谈到想亲率大军“巡边”的想法，均遭严嵩婉言反对：“皇上圣谟弘远，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世宗实录》卷346）可以设想，如果世宗率军巡边，其结果可能比英宗的“土木之变”还惨。作为首辅的严嵩在此重大问题上并未一味顺从邀宠，想必是予料到后果的严重性，故设法阻止之。二是世宗一直想以军事手段解决北方边患。例如嘉靖二十六年，首辅夏言、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失地，得到世宗批准；而严嵩及翁万达、唐顺之等富有学识和军事经验的大臣，对“复套”是很不赞成的。二十九年八月上旬，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世宗曾两次召严嵩讨论对策，严嵩曰：“目今虏患，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令不能深入，即为得策。若欲驱扫远遁，恐力非昔比也。”又曰：“笫时势诚有不同于昔者，兵不素练，将未得人，馈饷屡乏，即无可持之资。当事之臣，自任其责，防守边疆，令不得患，虽犯不得利。此即御戎之策矣┅┅”（《奏对录》卷4）严嵩主张重在防御，这完全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云：“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典故纪闻》卷17）庚戌之变时京城的实际军力是“仅四五万，老弱半之。”（《明史·丁汝夔传》）至于军事装备，因主持军械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以致造出的装备不堪使用。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只过数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无锋。”（马文升：《明臣奏议·修饬武备疏》）这样的军队和装备怎堪俺答10万精骑一击！曾任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未必不了解此时的军情！他在《疏》中，将俺答犯京时严嵩不让兵部尚书丁汝夔出战，指为十大罪状之一，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倭寇并非起于嘉靖朝，但嘉靖朝倭患最烈。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严嵩对倭寇的政策是与夏言是不同的。夏言重作首辅时，主张像对待北虏那样以强硬手段剿灭倭寇，嘉靖二十六年他推荐朱纨总督闽浙倭乱事。朱纨在闽浙大肆屠戮，矛盾大为激化，而利益受损的官宦交章弹劾，朝中又失去夏言的支持，他担心会受到惩罚和屈辱，而不得不含愤自杀。严嵩推荐赵文华督察军务，颇有建树。徐学谟《世庙识余录》称：“……文华一出，以贪狠故，督抚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后，始问立战功。”在赵文华的整治下，军队已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对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赵文华认为海上贸易关系国计民生，应受到国家保护，使之合法化。严嵩对倭寇的政策在赵文华那里得到最好体现。赵文华又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先后又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等等，他们对平定嘉靖后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严嵩对北虏南倭的政策于国是有功的，至少并无大错。

（5）关于严嵩之贪鄙

严嵩之“贪鄙”是令他声名狼籍的原因之一。

王宗茂《皇明经世文编·纠劾误国辅臣疏》：“嵩挠吏部之权，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天下名区，听其拣择。┅┅嵩揽兵部之权，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果价或至千金。”

“如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论劾，自分莫逃，欲潜搬家属回籍，其他财物玩好，不暇殚述，但闻治装之时，有一家人请检点金银器皿以纪入库之数。前列数十桌，嵩坐于后，愈出愈奇，惟见桌之前增，椅之后退，尚无置处，盖不知其数目。”

邹应龙《皇明经世文编·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熷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

赵善政《宾退录》：“严世蕃之籍，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又有金溺器等物，执政者以为不可闻，令销之以金数报。”

严嵩之贪，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记载比比可征。

严嵩家被籍没时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

陈弘谟《继世余闻》：“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

世宗令将籍没的财产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而当时仅10万两入库，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世宗实录》卷519）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徐阶是否故意虚报，以张大严嵩父子的过恶呢？从史料来看是有的，连徐阶主持编修的《世宗实录》也难掩其真相。卷544称：“比籍没严氏，赀财巳稍稍散逸，按臣奉诏征之，急不能如数，乃听孔（彭孔，被徐阶定为严氏‘逆党’）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无辜，一省骚扰矣。”万厉年间籍没张居正时，《明史·赵锦传》载左都御使赵锦曾上疏规劝神宗：“方圣祖肃皇帝时，故大学士严嵩，特受眷知首参机务，每不能仰体圣祖所倚毗之心，而专怙宠行私。其子世蕃，复大为奸利。于是中外切齿，言者四起。而圣祖方旋悟疚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犹忿恨不巳，至谓世蕃有谋叛状。于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时承勘者与抚按诸臣，惧无以上应明诏，重干不测，则虚上所当籍事，而其实不符，则又株连影捕，旁搜近取以足之。圣祖以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强半出于无辜之民、闾阎之间。”他还说道：“初抄没世蕃，命下仓卒，所得犹仅若此！”严氏巨额资财既不在犯家，国家亦未收，也未隐慝流失，这只能说明它根本就不存在，是被政敌徐阶恶意夸大了！如果说严嵩之贪“犹仅若此”，那么，我们对沈练、杨继盛、邹应龙等所指控严氏贪黩的真实性，就不能不大加怀疑了。

严嵩素有贪名，而徐阶素有廉名。而作为“廉吏”的徐阶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虽是无法统计，却令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其时徐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退还农民些许田产，暗中却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保住了他庞大的田产。《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任了十五年首辅，而徐阶仅任了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家的15倍！仅以田产相比，孰贪孰廉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6）严嵩之为人

钱谦益《列朝诗集·严少师嵩》：“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如杨用修辈，相与倚合，名满天下，以公辅望归之。”这说明严嵩是颇有文才的，诗文且典雅清新、深入浅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文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四友斋丛说摘抄》）以这样的文才撰写青词，当然会受到世宗的赏识；《明史·严嵩传》称严氏“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看来，这也是不实之词。此外，严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录》载：“林一新者，以佥事分巡，嵩仆有不法，执笞之。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约束家人，顾及大义，与徐阶纵恶子弟横行乡里，何啻天壤之别。

严嵩很注意奖掖擢选人才以为国用。《列朝诗集·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大则天文乐律，小则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诘。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间，转战淮海，遂以身殉，可谓志士者矣！”同书“尹耕传”：“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徐华亭（阶）语张襄惠（岳）儿曰：‘严氏当国二十年，制阃不入一钱，没，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犹使贤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

《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32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这类颇值嘉许的事，竟在《明史·严嵩传》中缺载。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说明此老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恶。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皇明大事记·严嵩》载有一些严嵩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严嵩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可见严嵩名节被“帝王家谱”诬之深矣！

（7）余论

世宗之初，对百年积弊和朝政是颇多革新的。谈迁在《国榷》（卷64）中予以很高评价：“世庙起正德之衰”，“厘正诸儒，严迪德之选；革藩镇之诸阉，废畿甸之皇庄，夺外戚之世封，抑司礼之柄用，┅┅”朝政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过于果断革除镇守中官，正如《明史·张忠传》所言：“（世宗）尽撤镇守内臣及典京堂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嘉靖十年行“一条鞭”法，变革赋税，社会经济大有发展。如果说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么，与世宗厮守了十五乃至二十余年的严嵩，岂能无守成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