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王云五！

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继法币之后发行的一种纸币，始于1948年8月20日，停于1949年7月3日，历时仅十月余，是中国历史上贬值速度空前的货币。

背景：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后，法币的极度膨胀给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政治军事带来了致命威胁，而国民党政府无法遏制法币极度膨胀，于是不得不改弦更张，取消法币，改发金圆券，以解燃眉之急。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 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并将此赌注压到翁文灏内阁头上。自此，金圆券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

王云五执掌财政，引起国民政府内外一阵喧哗。王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教事业多有贡献，被誉为“学问界恩人”。王云五自称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认为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的管理经验，无法胜任财政重责。

翁内阁组成后，蒋介石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具体方案。结果表明，蒋否决了俞鸿钧计划，而采纳了王云五方案。

王云五就职财长，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改计划的研究中去，自称“无日不是念兹在兹”。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所谓配合的措施，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事项。”为此， 他亲自草拟了一道《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

1948年7月7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注：严家淦时任台湾财政厅长，刘攻芸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徐柏圆为财政部次长。），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至此，作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才知道顶头上司王云五竟有这样一个亲自拟定的方案。24日，翁文颢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当局正在筹划削减通货膨胀的办法（注：参见《大公报》（沪）1948年7月25日。），但未公开具体内容。

7月9日至28日间，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3 位专家对王云五案进行了数次讨论，仅作了少许修改。29日，一同前往浙江旅游圣地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蒋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嘱各位先行准备，等候决定。

蒋介石会见翁文灏一行后，当日即离开莫干山，转抵上海。蒋多次就币改方案征询前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张断言如不减少预算支出，降低发行额，新币必然贬值，物价绝对无法限制，所定20亿元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就将冲破限关，如果人们对新币不予信任，弃纸币而藏货品，后果将不堪设想。蒋表明他对发行新币的前途忧虑重要，然其意一决，认定币制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非改不可。

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按例不能与会，但会议需要他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故破例出席。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下午6时， 行政院会议继续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 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放。20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同时，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办法。

8月20日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 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蒋介石与王云五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翁文灏在行政院也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协力执行各项办法。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注：蒋经国名副实正。上海是中国财金中枢。财经命令能否得以实施，于上海关系甚大。蒋介石派太子亲赴上海督导，足见其用心良苦。）；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铁腕措施，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在币制改革后的40天里，出现了“奇迹”，如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

但是“奇迹”可谓昙花一现。“打虎英雄”蒋经国受扬子案致命打击被迫辞职离沪，金圆券发行极剧膨胀引起物价狂涨。10月26日行政院被迫变通策略，规定：“如系国产货品，按产地收购价格或原料价格予以调整。进口货按进口成本调整。”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承认币改失败。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3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财政部长由徐堪接任。但王云五并未过度沮丧，他引以自豪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搜刮了2 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否则，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确“功不可没”。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 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银行开始可以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金折合4金圆券增至20金圆券。

11月20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并委托中交农三行同时办理。自此，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许多人头一天晚上露宿在黄浦江边划船上，以待次日破晓到银行优先抢兑。12月23日，约10万人挤兑黄金，因拥挤不堪，导致7人死亡，105人受伤。俞鸿钧因此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刘芸接替。

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到1949年4月， 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500元、1000 元、5000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 相继印行，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全国有40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抢米风潮一天曾涉及27处。 许多商店的店主、 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能和1948年9月的1元买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卖金圆券44亿元， 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1粒就要130多元。 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 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快得多。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连部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 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鉴于“恢复金圆券之信用殆不可能，改革币制似已无可避免”，广州国民政府重演故伎，于7月3日停发金圆券，改行银元券（注：一种更短命的纸币， 1949年11月30日停发），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蒋介石在1948年10月曾声称：“***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事实证明， 世界大战爆发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新货币——金圆券的发行，除了搜刮民财，增加了民愤，导致了更大的经济混乱之外，丝毫没有达到稳定币制、挽救国统区危机的预期目的。台湾著名学者沈云龙甚至认为：“金圆券是大陆沉沦主因。”这种看法似有夸大金圆券影响之嫌。试问，如果不进行币改，继续发行法币，又将如何？究其实质，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盘失败。一个千疮百孔、病人膏盲的驱体，非一剂良药就能治愈得了的。相反，中共已是得道多助，众望所归，尤其是在其实力已大大超过国民党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不管是否取消法币，不管发行不发行金圆券，其最终失败都是注定的结局。

文章摘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01期 作者：李金铮 原题为《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恶例——金圆券发行内幕初探》

竺可桢的孙子也许是竺延风（不准确说法）。

竺延风，男，汉族，1961年3月出生，浙江奉化人，1982年5月加入中国***，1983年8月参加工作，浙江大学化工系化工自动化及仪表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工程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竺可桢公费留美学习，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34年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

扩展资料：

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上虞东关镇一户小米商家庭。父亲竺嘉祥是一个有名的老实人，经营着两间屋面的一个小米行；母亲顾金娘虽然不识一字，但性情贤惠。竺可桢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上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

据竺家家谱记载，顾金娘在生竺可桢前几天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了一只大熊，解梦先生称是“梦熊来兆”，于是就给儿子取名竺兆熊。5岁那年竺兆熊进私塾读书，私塾先生认为他聪明伶俐，就给他取了个学名竺可桢，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为了能让儿子早日成才，竺可桢的父亲用米行收入的三分之一聘请了大名鼎鼎的私塾先生章景臣来家执教，传授学问。

1899年，9岁的竺可桢考入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毓菁小学堂。小学毕业那年，由于家境困窘，在私塾老师章景臣的资助下，15岁的竺可桢于1905年秋孤身一人来到上海，考入了浙江镇海籍商人叶成忠捐资创办的澄衷学堂。

与竺可桢同时进入澄衷学堂读书的还有来自安徽绩溪的胡适。胡适比竺可桢小1岁，那时他叫胡洪骍，二人是同班同学，而且都喜爱读书。由于过度用功，竺可桢身体极度虚弱。

胡适见状，为了更好地督促竺可桢锻炼身体，就采用激将法。有一次在回宿舍的途中，胡适在竺可桢身后与人议论竺可桢，而且声音很大，胡适指着竺可桢对人说：“像他那样，一定活不过20岁。”

不服输的竺可桢听后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此后，竺可桢每天清晨起床做早操，还经常进行远足和爬山等运动，渐渐地竺可桢的身体开始强健起来。

离开澄衷学堂后，胡适进入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竺可桢则进入上海复旦公学读书。1910年8月，二人赴北京参加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选拔考试。当时有400多人应考，录取70人，在70人中，竺可桢第28名，胡适第55名。

在美国留学时，二人开始学的都是农学，竺可桢先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1913年夏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并于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

回国后，应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而胡适先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改读哲学，师从杜威，在没有获取博士学位的情况下，匆忙回国，应蔡元培、陈独秀之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教授。

人民网-科学家竺可桢不为人知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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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延风，男，汉族，1961年3月出生，浙江奉化人，1982年5月加入中国***，1983年8月参加工作，浙江大学化工系化工自动化及仪表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工程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竺可桢公费留美学习，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34年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

扩展资料：

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上虞东关镇一户小米商家庭。父亲竺嘉祥是一个有名的老实人，经营着两间屋面的一个小米行；母亲顾金娘虽然不识一字，但性情贤惠。竺可桢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上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

据竺家家谱记载，顾金娘在生竺可桢前几天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了一只大熊，解梦先生称是“梦熊来兆”，于是就给儿子取名竺兆熊。5岁那年竺兆熊进私塾读书，私塾先生认为他聪明伶俐，就给他取了个学名竺可桢，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为了能让儿子早日成才，竺可桢的父亲用米行收入的三分之一聘请了大名鼎鼎的私塾先生章景臣来家执教，传授学问。

1899年，9岁的竺可桢考入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毓菁小学堂。小学毕业那年，由于家境困窘，在私塾老师章景臣的资助下，15岁的竺可桢于1905年秋孤身一人来到上海，考入了浙江镇海籍商人叶成忠捐资创办的澄衷学堂。

与竺可桢同时进入澄衷学堂读书的还有来自安徽绩溪的胡适。胡适比竺可桢小1岁，那时他叫胡洪骍，二人是同班同学，而且都喜爱读书。由于过度用功，竺可桢身体极度虚弱。

胡适见状，为了更好地督促竺可桢锻炼身体，就采用激将法。有一次在回宿舍的途中，胡适在竺可桢身后与人议论竺可桢，而且声音很大，胡适指着竺可桢对人说：“像他那样，一定活不过20岁。”

不服输的竺可桢听后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此后，竺可桢每天清晨起床做早操，还经常进行远足和爬山等运动，渐渐地竺可桢的身体开始强健起来。

离开澄衷学堂后，胡适进入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竺可桢则进入上海复旦公学读书。1910年8月，二人赴北京参加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选拔考试。当时有400多人应考，录取70人，在70人中，竺可桢第28名，胡适第55名。

在美国留学时，二人开始学的都是农学，竺可桢先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1913年夏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并于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

回国后，应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而胡适先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改读哲学，师从杜威，在没有获取博士学位的情况下，匆忙回国，应蔡元培、陈独秀之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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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延风，男，汉族，1961年3月出生，浙江奉化人，1982年5月加入中国***，1983年8月参加工作，浙江大学化工系化工自动化及仪表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工程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竺可桢公费留美学习，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34年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

扩展资料：

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上虞东关镇一户小米商家庭。父亲竺嘉祥是一个有名的老实人，经营着两间屋面的一个小米行；母亲顾金娘虽然不识一字，但性情贤惠。竺可桢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上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

据竺家家谱记载，顾金娘在生竺可桢前几天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了一只大熊，解梦先生称是“梦熊来兆”，于是就给儿子取名竺兆熊。5岁那年竺兆熊进私塾读书，私塾先生认为他聪明伶俐，就给他取了个学名竺可桢，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为了能让儿子早日成才，竺可桢的父亲用米行收入的三分之一聘请了大名鼎鼎的私塾先生章景臣来家执教，传授学问。

1899年，9岁的竺可桢考入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毓菁小学堂。小学毕业那年，由于家境困窘，在私塾老师章景臣的资助下，15岁的竺可桢于1905年秋孤身一人来到上海，考入了浙江镇海籍商人叶成忠捐资创办的澄衷学堂。

与竺可桢同时进入澄衷学堂读书的还有来自安徽绩溪的胡适。胡适比竺可桢小1岁，那时他叫胡洪骍，二人是同班同学，而且都喜爱读书。由于过度用功，竺可桢身体极度虚弱。

胡适见状，为了更好地督促竺可桢锻炼身体，就采用激将法。有一次在回宿舍的途中，胡适在竺可桢身后与人议论竺可桢，而且声音很大，胡适指着竺可桢对人说：“像他那样，一定活不过20岁。”

不服输的竺可桢听后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此后，竺可桢每天清晨起床做早操，还经常进行远足和爬山等运动，渐渐地竺可桢的身体开始强健起来。

离开澄衷学堂后，胡适进入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竺可桢则进入上海复旦公学读书。1910年8月，二人赴北京参加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选拔考试。当时有400多人应考，录取70人，在70人中，竺可桢第28名，胡适第55名。

在美国留学时，二人开始学的都是农学，竺可桢先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1913年夏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并于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

回国后，应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而胡适先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改读哲学，师从杜威，在没有获取博士学位的情况下，匆忙回国，应蔡元培、陈独秀之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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