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倪氏宗谱》（小源版）——杭州富阳锄经堂倪家（老谱尚有50卷 2003年17修 盈公派简介：富春倪氏，长标名门、久称望族；溯自黄帝、源出曹挟；为，郳国苗裔、黎来之后；富春倪氏世系，自倪宽、倪若水、倪盈、倪五以降；本支祖千十一公倪开基，系邾友父67世孙、宽公47世孙，千十一公的子孙最小已到23世即宽公69世、邾友父89世；公自紫阆迁居小源，家族散处富阳的倪家溪、丹竹口、凤仪台、丁家坎、倪家路、直塘、倪家岸、张千堂、富阳镇、横路头、洪庄、建华、姚家畈及杭州、余杭、临安等地。家谱载诰敕、序文、谱论、锄经堂祠记、凡例、家规、传赞、科名表、迁移表、出入继承表、祭产表、殉难烈士题名表、世系图、经纬图、行序等等。辈分排行：（自宽公60世起）明、建、国、如、毓、秉、鸿、风、宪、家、德等；富阳倪氏有8000多人。

《富春倪氏宗谱》（紫阆版）——诸暨紫阆倪家（古属富春 1938年修 盈公派）紫阆倪氏世系上自宽公、若水公、盈公、仁稠公、昂十二公，后昂十二公自金沙迁居诸暨白浦、昂十二公玄孙渭师公在雷州当官，后迁居紫阆，世系清晰明了，目前子孙已经传到宽公的第60世。辈分排行：昂、元、亨、利、贞、仁、义、礼、智、文、行、忠、信、辞、让、恭、敬；有祠堂

《富春倪氏宗谱》（沧洲版）——富阳沧洲敬爱堂倪家；自金华石门迁入；民国37年老谱23卷（康民公派）有辈分及祠堂多座；富阳陆家坞倪氏与沧洲同派

《富春倪氏宗谱》（安禾版）——杭州富阳安禾倪家与沧洲倪家隔壶源江相望但家谱不同（盈公派）安禾倪氏属盈公次子之后 有祠堂

《富春倪氏宗谱》（萧山版）——萧山档案馆，萧山倪兴发捐 盈公派

《富春倪氏宗谱》（萧山、富阳版）——萧山义桥寺坞岭和富阳渔山2008年修 盈公派

《暨阳倪氏宗谱》——育德堂 诸暨倪家；清木活字本（盈公派）始迁祖倪锦，明代自绍兴九湖桥迁居诸暨王家堰新埂庄。谱存行传。

《暨阳城南倪杨氏宗谱》——翼善堂 紫阆倪家分支改杨；支祖千十三公谊（盈公派）卷首像赞、祖训、传记、行状、祀产、谱序、仕宦、墓铭、寿序，卷一至八系图，卷九至二十行传。字派主要为：1顺2瑶3卸4千5辛6曾7荣8佑9瑞10贵11升12咸13轩14冕15环16英17道18礼19永20恺21悌22鼎23盛24河25坊26铉27广28耀29熙30暤31连32吉33昌。2009年续修

《江东倪杨氏宗谱》——翼善堂分支永源堂 （2007年第1次修 盈公派）

《诸暨概浦杨(倪)氏宗谱》——缵绪堂 紫阆倪家分支改杨始祖顺，支祖千十一公钦（盈公派）字派主要为：1顺2瑶3卸4千5万6曾7正8宁9理10圭11畴12旻13和14宪15寅16德17胜18晓19昭20时21景22彰23均24孝25友26诗27礼28克29缵30承31惟32昔33留34彝35训36奕37祀38共39敬40听。

《暨阳泄溪杨(倪)氏宗谱》——缵绪堂（盈公派）

《暨阳长塘杨(倪)氏宗谱》——清白堂（盈公派）字派：1顺2瑶3卸4千5万6兆7正8演9允10涓11绶12肃13性14澄15彬16都17富18廉19康20泰21备22景23春24育25生26茂27华28起29全30鼎。

《暨阳杨(倪)氏宗谱》——缵绪堂,千十一公分支和六房（盈公派）

《暨阳十都杨(倪)氏宗谱》——紫阆倪家分支改杨 始祖倪顺 ,支祖千一公镇（盈公派）字派为：1顺2瑶3卸4千5万6曾7正8清9良10恒11昶12武13钦14尊15敬16恭17嘉18柱19煃20埆21铭22淳23桂24灼25坊26镛27沼28杞29炼30垣

《诸暨徐坞杨(倪)氏宗谱》——佑启堂 紫阆倪家分支改杨始祖顺，支祖千二公喧（盈公派）

字派为：1顺2瑶3卸4千5万6三7正8大9治10文11浩12暹13滋14椿15东16振17芳18菁19云20霖21霁22茂23燧24培25钰26广27衍28崇29成30祥。

《暨邑杨(倪）氏宗谱》——佑启堂 紫阆倪家分支改杨 2007年第20续修（盈公派）

《杨(倪)氏宗谱》——紫阆倪家分支改杨始祖倪顺 ,支祖千八公（盈公派）四知堂

《新坝倪氏宗谱》——永思堂 萧山倪家光绪9年（1883年）（盈公派）

《萧山倪氏宗谱》——世德堂 萧山倪家临浦横塘倪倪金贵家民国34年（盈公派）；萧山倪氏总共有20000多人，聚居地在后倪、倪二、麻车倪、横塘倪、梅里、新坝、义桥、石马头、党湾镇、党山镇等地

《倪氏宗谱》——锄经堂 萧山倪家后倪村（盈公派）

《倪氏宗谱》——萧山倪家戴村镇石马头村（盈公派）

《萧邑桃源倪氏宗谱》——勤乐堂，萧山梅里（盈公派）倪氏，萧山倪氏始祖千五公，为邾友父67世孙、宽公47世孙；萧山倪氏已经传到宽公73世即邾友父93世。

《倪氏宗谱》——浙江兰溪大塘新塘源倪家民国19年木刻本（盈公派，36分祠堂之一）

《兰溪倪氏宗谱》——兰溪倪家 1930年木活字本（盈公派，36分祠堂之一）

《浦阳千乘龙池倪氏重修宗谱》——忠孝堂 浦江龙池倪家（以今兰溪梅江倪大村为总发源地，龙池即在该村，总祠堂属下有36分祠堂）清倪宪存修（盈公派）简介：世系自始祖倪宽开始，本支一世祖倪盈，初自吴兴迁浦阳之石陵，晚年来居龙池。明倪尚忠即出此族。卷一至六序、像赞、仕宦、家规、碑记、传记、墓志、行状、诰命、祭祀、文赋、寿序，余卷皆墓图、世表。有明章拯序。

《龙池倪氏宗谱》——忠孝堂 2007年第30次合族续修（盈公派）主要聚居于现在的兰溪、浦江、建德、新昌、衢州、金华等；倪盈31世孙起：允、宪、安、邦、成、如、有、贵、宏、扬、伦、理、振、畅、延、年（后八字为2007年新增）

《龙池倪氏宗谱》——锄经堂 兰溪前倪倪家 1991年电脑打印本（盈公派，36分祠堂之一）

《龙池倪氏宗谱》——笃庆堂 浦江倪山背倪家 2005年修（盈公派，36分祠堂之一）

《浦阳倪氏宗谱》 ——锄经堂 始祖盈由石陵徙政内檀石，复迁金沙（今诸暨马剑金沙盈公派）辈分排行：伟[font=ˎ̥]、陈[font=ˎ̥]、绍[font=ˎ̥]、道、[font=ˎ̥]善[font=ˎ̥]、加；浦阳金沙倪氏下辖上施倪氏（有宏大的宗祠）、窈口倪氏、汤家倪氏、安禾倪氏（有宗祠）

《浦阳古楼倪氏宗谱》 ——树德堂 诸暨马剑镇栗树坪村2006年续修（盈公派下倪思派）浦阳古楼倪氏以倪宽为一世祖，目前已经传到第65世，世系自宽公、若水公、盈公、仁招公、胀公、称公、思公、汝奇公、台山公以来清晰明了。胀公于公元1022年自浦江迁吴兴锦山，汝奇公于1259年自吴兴迁对阔，后更名古楼。汝奇公曾孙莆南公返吴兴求得旧谱，回来后再修家谱，至今已修17次。浦阳古楼倪氏辈分排行：宏、尚、元、以、鼎、兴、可、光、祖、德、启、善、良、为等

《辰溪倪氏宗谱》—— 敦伦堂 淳安倪家倪德运等主修 1926年木活字本（康民公派）

《辰溪潭边倪氏宗谱》—— 敦伦堂 淳安倪家同治6年(1867)木活字本（康民公派）

《吕湖倪氏家乘》——金华石门吕湖（康民公派）始祖騄，北宋崇宁间自歙迁睦，旋再迁婺州金华龙门。始迁祖道福，騄十五世孙，明嘉靖间徙石门吕湖。卷一至四源流、谱图，卷末祀田、宗规、祭仪、捐助名次等。

《倪氏家乘》——嘉善倪家 始迁祖倪贵嘉靖间自嘉兴桃花里迁嘉善斜塘镇 手写本

《倪氏宗谱》——锄经堂 浙江长兴 祖籍江苏丹阳（盈公派）

《上虞贺溪倪氏宗谱》——经锄堂，上虞倪家，民国20年(盈公派下倪思派)，始迁祖文载公，南宋初来居浙江上虞贺溪。裔孙分横山、南隩、裹陈、上倪、横路、花浦等支派。明倪元璐即出此族。卷首谱序、宸章、题词、祖像，卷一至十二世系，卷十四至十八列传、赞序、科举、艺文、倪元璐年谱、轶事、族规，卷末为捐助、跋。有孔毓繤序，朱熹、周必大、文天祥、郑清之、黄蟳、张孝祥、张德桂以及宋太祖赵匡胤等题词。

《上虞横山倪氏宗谱》——经锄堂 上虞倪家(盈公派下倪思派)；谱载题词、谱序、像赞、传记、诰勅、世系、小传

《倪氏宗谱》——锄经堂 余姚倪家(盈公派下倪思派)

《倪氏宗谱》——善庆堂 新昌倪家 1922年(盈公派下倪思派)，辈分排行：作、尊、元、良、美、存、怀、圣、学、心、诗、书、光、祖、德、忠、孝、振、家、声等

《倪氏宗谱》——嵊州锄经堂 新昌善庆堂 倪家 2008年修(盈公派下倪思派)

嵊州辈分：世、承、先、志、孝、友、佳、声；[font=ˎ̥]2008年新增：弘、宗、扬、祖、益、吾、秀、灵、博、学、广、文、毓、子、建、英；

《枫林倪氏宗谱》——锄经堂 余姚倪家(盈公派下倪思派)

《范家桥倪氏宗谱》——锄经堂 余姚倪家(盈公派下倪思派)

《岩溪倪氏宗谱》——王吉人修

《岩溪倪氏草谱》——王吉人修

《古虞倪氏族谱》——经锄堂，非常漂亮的手写本家谱，为上虞倪家倪明等纂修清抄本(盈公派下倪思派) 卷一旧序、题辞、原姓考、封赠，卷二世系图、世传。有郑清之序，朱熹、周必大、张孝祥题辞，王十朋、魏了翁、查元芳、张德桂、黄蟳、文天祥、薛季宣题赞。

《山阴亭後倪氏宗谱》——诒谷堂 绍兴倪家(盈公派下倪思派)光绪22年(1896)；卷首题词，卷三祠规、宗约、祭规、议约、祭文。有朱熹、周必大、文天祥、郑清之、黄蟳、张孝祥、张德桂等题词

《会稽富盛倪氏世谱》——绍兴倪家(盈公派下倪思派)

《范洋倪氏宗谱》——是亦堂 嵊州倪家 民国15年(盈公派下倪思派)

《壶山倪氏宗谱》——永康倪家 民国11年（ 1922）；先祖騄，北宋时来居金华龙门。始迁祖棠，南宋时自龙门迁永康壶山。卷一序、源流、仕宦、传记、行述、跋，卷三系图，馀卷皆为行第。有明朱廉序（康民公派）

《壶山倪氏亨一公重修宗谱》——永康倪家同治6年（1867）木活字本（康民公派）

《东阳倪氏宗谱》——东阳倪家 （倪记派）浙江东阳倪氏一世祖倪记，北宋神宗时自河南荥阳迁来台州，後复转徙婺州东阳南淡竹涧。宋殿中侍御史倪千里即出此族。卷一序、像赞、凡例、诗赋、碑记、墓图、家训，卷二世系。

《倪氏宗谱》——东阳大里倪家，该处有倪家祠堂

《倪氏宗谱》——青田方山倪家（盈公派称公支系）青田倪氏系盈公后裔称公之后，原居吴兴，迁居青田

《蛟川倪氏宗谱》——爱日堂 鄞县倪家光绪20年（1894）

《虹川倪氏宗谱》——锄经堂，乐清虹川倪氏；主要居住在虹桥、仙垟陈、信岙，平阳流石、单板桥、大荆北阁、蒲歧、娄岙、峃前、瑶岙、雁荡、官塘、温州小南门登选坊、太平亚湖塘、太平长钓嘴；辈分排行：汝、从、孝、敬、嗣、公、守、之、永、延、祖、世、天、庆、洪、丕、学、宗、孔、孟、圣、贤、三、阳、开、泰、运、千、乘、本、古、乡；本族人口约15000人，有祠堂10个；祭祖日期为每年农历3月14、15两天。（涛公派）

《倪氏大宗谱》——乐清倪家倪国祚修宣统3年（1911）抄本

《蛟河倪氏宗系》——1911年

《当湖倪氏宗谱》——平湖倪家倪宝璜修同治钞本(盈公派下倪思派)

《吴兴菱湖倪氏族谱》——宝经堂 湖州倪家（美）倪丙业等编纂 2001年电脑打印本 始祖倪位庵。其孙启元（字肇南，号绮霞）清嘉庆、道光间人，原为绍兴一吏，游幕至湖州府，遂定居于吴兴县属东南之菱湖镇，为始迁之祖。谱载世系图、家传。（盈公派）

《倪氏家乘》——报本堂 金华倪家道光22年（1842）木活字本（康民公派）

《倪氏报本堂重修家乘》——报本堂 金华倪家光绪8年（1882）木活字本（康民公派）

《倪氏禄申堂派下外谱》——禄申堂 金华倪家倪易书等纂修光绪5年（1879）木活字本

《龙门倪氏宗谱》——兰溪金湖倪家民国25年木刻本（康民公派）

《龙门倪氏七修宗谱》——敦本堂为龙门倪氏大宗祠，前厅高悬“锄经世泽”匾额，原来尚有倪普家庙、倪霞家庙（敦厚堂）、倪尚家庙、倪茂家庙（继述堂）、倪梦申家庙（忠孝堂）、倪德升家庙；家谱为民国14年刻本(配木活字本)；龙门倪氏分仁、义、礼、智、信五房；始迁祖倪騄，北宋崇宁间由歙县迁睦州，旋由睦再迁金华循理乡之龙门。卷首序、凡例，卷一至三十四世系，卷三十五至四十一世录、世宝、遗文、赠答、行状、墓图、像赞、碑铭、祠墓、祀田、先贤警戒、山川题咏，卷末载后序、跋、颁给胙簿、修谱名目、捐助名次。有宋杨时、魏了翁文，元许谦题词，明黄蟳、朱大典序。辈分排行：继、福、元、光、联、炳、耀、锦、佐、菊等，龙门倪氏行第和字第非常复杂，也不统一。

将数易，守数易。

——部下武将经常更换，守城将领经常更换。

《宋史·周必大传》：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郑州管城人。祖诜，宣和中卒庐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学博士。必大少英特，父死，鞠于母家，母亲督课之。

绍兴二十年，第进士，授徽州户曹。中博学宏词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学录，召试馆职，高宗读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秘书省正字。馆职复召试自此始。兼国史院编修官，除监察御史。

孝宗践祚，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旧见卿文，其以近作进。”上初御经筵，必大奏：“经筵非为分章析句，欲从容访问，裨圣德，究治体。”先是，左右史久不除，并记注壅积，必大请言动必书，兼修月进。乃命必大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又兼权中书舍人。侍经筵，尝论边事，上以蜀为忧，对曰：“蜀民久困，愿诏抚谕，事定宜宽其赋。”应诏上十事，皆切时弊。

权给事中，缴驳不辟权幸。翟婉容位官吏转行碍止法，争之力，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谓刚正如此。”金索讲和时旧礼，必大条奏，请正敌国之名，金为之屈。

曾觌、龙大渊得幸，台谏交弹之，并迁知阁门事，必大与金安节不书黄，且奏曰：“陛下于政府侍从，欲罢则罢，欲贬则贬，独于二人委曲迁就，恐人言纷纷未止也。”明日宣手诏，谓：“给舍为人鼓扇，太上时小事，安敢尔！”必大入谢曰：“审尔，则是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退待罪，上曰：“朕知卿举职，但欲破朋党、明纪纲耳。”旬日，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请祠去。

久之，差知南剑州，改提点福建刑狱。入对，愿诏中外举文武之才，区别所长为一籍，藏禁中，备缓急之用。除秘书少监、兼直学士院，兼领史职。郑闻草必大制，上改窜其末，引汉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汉宣帝之言，亲制赞书，明示好恶。臣观西汉所谓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学之霍光。至于公孙弘、蔡义、韦贤，号曰儒者，而持禄保位，故宣帝谓俗儒不达时宜。使宣帝知真儒，保至杂伯哉？愿平心察之，不可有轻儒名。”上喜其精洽，欲与之日夕论文。

德寿加尊号，必大曰：“太上万寿，而绍兴末议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为未安。按建炎遥拜徽宗表，及唐宪宗上顺宗尊号册文，皆称皇帝。”议遂定。赵雄使金，赍国书，议受书礼。必大立具草，略谓：“尊卑分定，或较等威；叔侄亲情，岂嫌坐起！”上褒之曰：“未尝谕国书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

兼权兵部侍郎。奏请重侍从以储将相，增台谏以广耳目，择监司、郡守以补郎官。寻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

一日，诏同王之奇、陈良翰对选德殿，袖出手诏，举唐太宗、魏征问对，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优劣，苦不自觉，命必大等极陈当否。退而条陈：“陛下练兵以图恢复而将数易，是用将之道未至；择人以守郡国而守数易，是责实之方未尽。诸州长吏，倏来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奸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苏！”上善其言，为革二弊。江、湖旱，请捐南库钱二十万代民输，上嘉之。……

周必大 ，中国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子充，一字洪道，自号平园老叟。庐陵人。”其先郑州管城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二十七年举博学宏词科。官至左丞相，封益国公。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都有很深的交谊。卒谥文忠。

湖南湘乡士塘《周氏族谱》载：“远祖必大公，宋孝宗丞相，封益国公，谥文忠，赠太子太师，讳辉岳，一字洪道，晚号平园老叟，宋靖康元年丙午七月十五日巳时生，寿七十九，嘉泰四年甲子十月初一殁，葬庐陵儒林乡斗罔之原”。

初学黄庭坚，后由白居易溯源杜甫。在有些诗里他喜欢用典，未能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他执掌内外制时间很长，不少代表朝廷的重要文章，都由他撰写。如《岳飞叙复元官制》，词婉义正，是宋代骈文佳作。他的序文如《〈皇朝文鉴〉序》，写得典重雅正。题跋如《题陆务观送其子赴官诗》，游记如《南归录》所写游石湖，则颇富情致。总的说来，这类散文内容丰富，文采则时有不足。周必大知识渊博，熟悉当朝人物、掌故。在他的散文及《二老堂诗话》中，保存了不少研究宋代文学的资料。他的神道碑、墓志铭一类文字，主次分明，颇有史法，往往为元代修《宋史》者所取材。周必大著有《益国周文忠公全集》200卷，其中包括《省斋文稿》、《平园续稿》、《省斋别稿》、《二老堂诗话》等24种，有清咸丰刊本。

周必大与宜兴有着亲密的姻亲关系，他先后两妻都是宜兴人，故长期寓居宜兴，每次都居住在妇家。就是在他任职时也常来宜兴，在他撰写的《跋东坡橘颂帖》中，诚挚而又中肯地写道：“余自绍兴癸酉(公元1153年)迄淳熙己酉(公元1189年)三十七年之间，凡六至宜兴。”遍游宜兴山水和古迹，并留下众多描绘宜兴风物名胜、历史人物等方面的不朽诗作，如《胜果寺咏阳羡茶泉》“门前叠嶂锁烟霞，涧底流泉泛落花。藏却三衣辞宝社，寄生二子在农家。听经日到斑斑虎，献茗时来白白蛇。是圣是凡都莫测，世人休谤亦休夸”就是一例。

其曾祖：衎（原名洙）官居朝奉郎，妣郭氏，生有二子。

长子：诜，官居江西吉州通判、左朝散大夫，妣潘、李、张氏，安居吉州；

次子：讽，贡士。其祖（爷）：诜，生六子，各为：利见、利建、利用、利谦、利有、利永。

其伯父：利见，官居右宣教郎。

其父：利建，官居左宣教郎、太学博士，妣王氏生有二子一女：必大、必强、三叟。周必大三世俱赠太师益国公；妣俱赠益国夫人。

其外祖父平江府治，外祖母封卫国宋夫人。

周必大必大公于靖康元年（公元1126丙午年）七月十五（中元日）（8月15日）巳时在平江府治生下。

其弟必强次年出生，妹夭折。

从周必大成长的经历来看，他的一生历经坎坷，波折无数。建炎三年公四岁，父利建随侍高宗皇帝在维扬，卒于扬州，年三十八岁，可惜年壮亡故。公四岁丧父，从及陈学，由母亲督促他读书；未想，十二岁时母亲又去世了，只好跟随伯父去广东；十四岁回庐陵，不久又随伯父辗转各地。青少年时的生活飘泊不定，但他刻苦勤学，终于成才。绍兴二十一年时，周必大年二十六岁，中进士，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户参军。同年，娶司封郎官王葆之女为妻，之后又回到江西。

开禧三年，赐谥文忠。《谥诰》云：公“道德文章为世师表，功名始终，视古名臣为无惭也。……在位最久，得军最专。……谨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公方正曰忠。’考行易名，裒时二美，岂无他人？莫如公宜。请谥曰文忠。……谥，行之则也。曰文曰忠，谥之至美者也。二月十五，三省同奉圣旨……奉敕宣赐曰文忠公。”嘉定元年十一月，宣赐宁宗御书“忠文耆德之碑”六字，并诏词臣撰书碑铭。

《忠文耆德之碑》云：“嘉定元年，公之子纶告于朝，……天子曰：‘嘻！此四朝宗臣也！’谥以‘文忠’，御书‘忠文耆德之碑’以赐，且诏臣钥为之文。”

周必大一生功绩显赫，名誉远播，是一位极富才干的政治家。无论辅佐朝廷或主政地方，他“立朝刚正”，言事不避权贵，处事有谋，治政勤奋。且主张：一要强兵，并制订“诸军点试法”，整肃军纪；二要富国，主张大力发展商贸业，以增加收入；三要安民，以民为本，减赋赈灾；四要政修，要择人才，考官吏，固职守。以上作为皆表现了周必大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且终其一生，始终秉持刚正不阿，清廉执政，爱国爱民的作风。

周必大还是是一位“九流七略，靡不究通”的文学家。诗词歌赋，“皆奥博词雄”。书法“浑厚刚劲，自成一体”。必大公著有《玉堂类稿》等八十一种，共一百三十四万余言。后人将其遗作辑为《益国周文忠公全集》，计二百卷，其中《玉堂大记》、《二老堂诗话》选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必大用时四年，主持刊刻了宋代著名的四大类书之一的《文苑英华》计一千卷，还刊刻了《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使《欧集》自此以后有定本，且得以保留至今。“周必大刻本”被历代名家奉为私家刻书的典范。

1、印制书籍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方法

　　我国印制书籍大约起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金、西夏，沿袭于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国书籍的制作方法大概依书籍的制作材料而定，先后有过刀刻、铸造、笔写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书籍之一的甲骨文书，从现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的文字都是用刀刻的。为什么非要用刀刻？这大概取决于这种材料的质地。我们知道，骨头是有一定硬度的，而吃墨的能力却不怎么强，如果用笔写，可能不会保存很久，因而只好用刀刻。用刀刻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刀刻的笔道纤细匀称。如果用笔写，那时有没有那么细的笔还是个问题。一块龟甲或一块兽骨，没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时形成的卜兆裂纹，能着字的地方所剩无几，如果笔尖稍粗，根本无法写下。这大概也是采用刀刻的原因之一。刀刻的字迹既能保持久远，又能笔道匀整，又适应甲骨仅有的空余平面，又有一定的硬度，所以我们见到的甲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的。有的刻得十分纤细，像陕西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迹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可见那时的微雕技术已经相当精湛了。

　　初期书籍之二的青铜器铭文，据现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凸出来的阳纹，一种是凹进去的阴纹。两种纹路不同，它们的制作方式也不同。凹进去的阴纹文字比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设计制作好的青铜器上，如果什么时候想在上面镌刻文件或事件，都可以随时请人操刀镌刻就是了。这种用刀在青铜器上直接镌刻阴纹文字，比在青铜器上铸字要方便得多，自由得多。在青铜器上铸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计划。有的在设计时大概就不想当作器具用，而是想铸字，以文字意义为主的。例如郑国、晋国铸造的刑鼎，目的就是为了公布法律，晓谕全国。这类青铜器物上面的文字，在制造浇铸模子时就要考虑周详。一份文件，一个事件，一共有多少字，如何布局，乃至每个字的锼〔sou搜〕锓〔jian坚〕，都要精心设计，精心制作。而且模子内壁的阳阴纹字迹必须是凹进去或凸出的反字，浇铸出来的才是凸起或凹进的阳纹或阴纹正字。这就牵涉到模子内壁上阴阳纹反字究竟是怎么弄上去的问题。正写反贴双勾再锼锓，自然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古人是不是这样做，不敢肯定。考古学界有人根据青铜器铭文中常用虚字的酷似，推测青铜器铸模内壁的阴阳纹反字，可能是一个一个事先做好的阳阴纹正字压挤出来的。这种推想十分大胆，假如这种推想能够成立，那就表明我们的祖先老早就懂得制造活字的原理了。当然这种活字尚不是为了排版印刷，而是为了铸造青铜器铭文。

　　初期书籍之三是石质文书。我国自周秦以来，以玉片、石片、石鼓、摩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写的石质文书，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归纳起来，往石质材料上着附文字，就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书写，一种是刀刻。书写者见于侯马盟书。1965年在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出土的盟书，都是以朱色或墨色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其中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上尖下方，形态规整。这种盟书为什么要用笔写而不用刀刻，道理说不清楚。也许因为侯马盟书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大凡需要发誓定盟，总是事有急需，发于义愤。并且盟书要一式两份，一份留作证据，藏于盟府，以备查验；一份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急，又要两份，刀刻可能不适应，故采用手写。不过这只是推测，不能算是科学结论。除侯马盟书以外，传世的所有石质文书，包括摩崖石刻、碑、碣、历代所刻儒家石经、释家石经、道家石经等，全部都是用刀刻的。这些刀刻的石质文书，不同于侯马盟书的一份要藏于盟府，一份要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而是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来就是依山刻石，风吹日晒自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用笔在石质上写字而不是用刀在石质上刻字，时间一长，或经过雨水的冲洗，字迹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迹全无。所以古代的石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成的。

　　随着书籍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正规书籍的出现和发展，以前的甲骨、青铜器、玉、石材料等都不再适应需要，竹木简便广泛地被采用为书籍的制作材料。这种材料不同于以前的甲骨、青铜器和石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将文字着附在竹木简上，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重大课题。历来出土的大量竹木简，证明了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过去有所谓“刀笔吏”的说法，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刻成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刀、笔、墨、砚要预备齐全，才能书字于竹木简上。笔、墨、砚的功能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唯有刀的用途，过去说法不一。一种说法，刀就是笔，用刀笔在竹木简上刻字。这早已为事实所推翻。还有一种说法，道破了刀的用途。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甚至包括初中学生，每天上学，他们的书包里所带的铅笔盒中，必带有铅笔、笔刀和橡皮。 目的是当写了错字时，就用橡皮将错字擦掉，而后改成正确的字。竹木简书盛行时期，之所以要把刀、笔、墨、砚同时备齐，同样是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的刀的用途就类乎今天中小学生所用的橡皮。当在竹木简上写了错字时，就及时用刀子刮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文字。过去人将“刀笔”连读，解释为刀子笔，进而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之一。用这种材料制作书籍，就无法像甲骨、青铜器、玉石那样，其文字可以铸造，可以刀刻，而只能是用笔书写。这道理很简单，用刀在缣帛上刻字，那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像后世印制纸书那样，将文字印在缣帛上，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帛书只能是用笔书写而成，不可能用其他的办法将文字着附上去。事实上，历来出土的帛书，也确实都是用笔书写而成的。

　　纸张取代竹木简、缣帛而成为书籍的普遍制作材料之后，不但改变了竹木简笨重，缣帛贵重的弊病，而且由于纸张比竹木简、缣帛更易于着墨，所以自东汉至五代上千年的时间里，纸书多是用笔抄写而成。又由于纸张具有特殊的吸墨能力和柔软，所以又承担起自唐代开始的印制书籍的任务。雕版印制书籍中经五代的缓慢发展，至两宋而极盛，标志着书籍的生产方法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人类文明也跨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2)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

　　我国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印制书籍，大概在唐朝已经开始。这无论从文献记载或实物留存都能得到证实。但印书之始，绝不意味着雕版印刷的技术到唐朝才发明，反而表示这种技术在唐以前应该早已出现。到了能够印制整部的书籍，则应该是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了。但长期以来，参与讨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问题的中外古今学者，却多以印书之始来论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结果不是提前，就是靠后，始终得不出一致的意见和科学的结论。早的有东汉发明说，东晋咸和(公元326—334年)发明说，六朝(公元222—584年)发明说，隋朝(公元581—617年)发明说，唐朝(公元618—906年)发明说；晚的有五代(公元907—959年)发明说，北宋(公元960—1126年)发明说。时代跨度上千年。这些说法，有的因论据不足固然不能成立，有的以流存的实物为证，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因而也不能成立。好在我们这里不是讨论印刷术的发明，我们注意的是用这种技术来生产书籍在唐朝则是史不绝书了。

　　明朝有位史学家叫邵经邦(公元1491—1565年)，他写了一部历史著作叫《弘简录》。在《弘简录》卷四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洛阳人，年仅36岁就不幸夭亡了，唐太宗很是悲痛。当宫女们将皇后生前所编纂的《女则》10篇呈献给皇帝时，唐太宗抚物生情，“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里的“梓行”二字，指的就是雕版印行。这是迄今所知关于印制书籍的最早记载。长孙皇后卒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的六月，印行《女则》应当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后一点。表明在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已经懂得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生产书籍了。而且生产的第一部书就是妇女著作。

　　冯贽的《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我们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经出发的那一年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取经回国，前后经过了17年。再过19年，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涅槃圆寂。所以他用回锋纸印刷普贤菩萨像，施于四众，应当在贞观十九年他取经回国，到麟德元年他涅槃圆寂之间。这件事情的发生，距雕印长孙皇后的《女则》仅10多年的时间，说明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不仅懂得雕版印制书籍，也懂得雕版印制佛画了。

　　此后，关于唐代雕印历书、字书、韵书、文集、道书、阴阳杂记等书的记载，屡见不鲜。流传于世的实物也不只一两件。像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jie 介〕为父母祈福而雕造普施的《金刚经》、西川成都府樊赏家雕印的历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梵文《陀罗尼经咒本》等，就都是至今还留存在世的雕版印刷品。特别是那件被斯坦因携走，现在庋〔gui 鬼〕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金刚经》，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而又相当成熟的印刷品。它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152尺，完整无损。卷首有释迦牟尼佛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等僧众说法的扉画。妙相庄严，栩栩传神。经文字体端庄凝重，刀法稳健。印纸精良，墨色精纯。古朴大方，赏心悦目。说明到9世纪中叶，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了。

　　进入五代之后，雕版印制书籍的方法已被政府正式采纳，并且用来印制儒家经典了。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起，到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止，中原地区的四个不同朝代唐、晋、汉、周，在22年的时间里，由国子监连续不断地完成了《九经》的校勘和雕印工程。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用雕版印刷的办法生产出来。或者说儒家经典的第一代版本，就是五代时期国子监出版的，监本之称也就开始于此。与此同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以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典释文》，也先后被雕版印制出来。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县)人和凝，不顾别人指责，自己主持雕版印制了自己的文集，开创了版本学史上“自刻本”的先河。后蜀宰相毋昭裔，不但主持雕刻了《蜀石经》，还主持雕版印制了《九经》，还让自己的门人句〔gou勾〕中正、孙逢吉主持雕版印制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地方政府以及民间雕印的佛经、佛画更多，道家的某些著作也被雕印出来。整个书籍的生产方法，已面临全面改革的前夜。

　　进入宋代以后，书籍的生产方法便以雕版印刷为主流了。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流通之宽，版印之精，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上自中央各殿、院、廊、司、局、监，下至地方各府、州、军、县，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公使库，各府学、州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宫、頖〔pan 盼〕宫、学舍，各县县学、县斋，各地书院，私宅、家塾、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各地寺院、道观、祠堂等等，都竞相刻书，形成了广泛的刻书网络，使书籍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两宋以后，迭经元、明、清，旁及辽、金、西夏，书籍的生产方法多是采用这种雕版印刷，为今天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典籍。

　　(3)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雕版印制书籍，比起用手抄写书籍，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只要雕刻一套版，你想印多少，都可以随心所欲。但这种技术必须是每一种书籍雕一套版，每套版只能印一种书籍。它只能在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若要生新，就只能再雕一套版。这显然是工本极大，劳师费时。这种固有的弱点，在两宋雕版印制书籍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就充分暴露出来。能否克服这种弱点，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随意生新？这是摆在当时书籍生产者面前的新课题。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平民毕升用自己的天才和实践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图5)。

　　关于毕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北宋沈括在他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有翔实的记载。沈括说：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余群众所得，至今保藏。

　　这段记载，从制字、排版、常用字的储备、生辟字的临时制作、不用时的收藏方法，以及不用木料制字的原因等，都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除了稍显原始古朴之外，其余关乎现代排字印刷的基本原理，那时几乎都已具备了。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闪现了现代书籍生产方法的最早火花，比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排印书籍大约要早400年。可惜的是，毕升用这种泥活字排印过什么书，不见记载。实物更无流传。但按照毕升泥活字排版印书的原理，仿制泥活字，用它来实践印书，却是代有其人。周必大在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根据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在潭州(湖南长沙)仿制成了泥活字，用它排印了自己的《玉堂杂记》二十八事。这是现在所知关于用泥活字印书的最早记载。元朝定鼎前夕，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在河南辉县教弟子杨古根据沈括的记载，也仿制了泥活字，排印《小学》、《近思录》、《经史论说》等书，用来化民成俗，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直到清朝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苏州人李瑶仍仿制出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安徽泾县翟金生及其家人，经过30年的努力，仿制了10多万个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自己的集子《泥版试印初编》、家谱《水东翟氏宗谱》，以及他朋友黄爵滋的集子《仙屏书屋初集》等书。

在泥活字原理启发下，被毕升当年扬弃了的木活字，到元朝初期又由王桢试制成功。与此同时，还创制了转轮拣字法。王桢用自己创制的木活字，排印了自己主持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比王桢晚20年，浙江奉化州官马称德，在任内也主持制作了10多万个木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大学衍义》等书。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的木活字也被制造出来，如回鹘文、西夏文木活字都已出现。至今还有西夏文木活字排印的佛经传世。新疆博物馆、敦煌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分别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实物。回鹘文不同于汉语，每个词组的字母构成不同，词组的长短也不同，因而形成的木活字长短也就不同。这种长短不一的木活字，排版技术要比一样大小的汉字木活字复杂得多。可当时被忽必烈誉为神逸俊秀的回鹘人，居然能解决这样复杂的排版技术问题，不能不说是开了拼音文字活字排版技术的先声。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为中国书籍史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到了明朝，使用木活字印书的地区已普及到苏州、杭州、南京、福州、四川、云南等地。明朝用木活字印的书，有书名可考的，至今仍有百余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由于形势的需要，朝廷发布的邸报，也叫作朝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了。这可以说是开了报纸活字排印的先河。清朝，木活字已在全国通行。上至内府，下至各级衙署、书院、书局、书坊等，大都备有木活字。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甘肃等省，都曾用木活字印过书。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诏求天下遗书，复出内府秘籍，并校辑《永乐大典》所见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原先打算选择其中传世极罕，又足资考镜者，先行刊印流通。无奈工程太大，于是采纳金简的建议，刻了25万多个大小不等的木活字，用来排印上述的难得之书。乾隆皇帝以为称活字不雅，便赐名“聚珍”。又因为这项工程在武英殿进行，所以将用这批木活字所印的相同规格的书，就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收录图籍134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

　　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其中铜活字应用较广，现知最早铜活字印书活动是在15世纪末，即明朝的弘治年间。当时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一带都有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出现。最有名的是无锡的华家与安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华燧用铜活字摆印了《宋诸臣奏议》50册。因铜字难受水墨，印制出来的书叶，墨色浓淡极不均匀，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因而显得十分珍贵。现知华燧以会通馆名义用铜活字先后排印过15种书。华燧的叔父华珵〔cheng成〕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铜活字排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诗稿》。华燧的侄子华坚和华坚的儿子华镜，也用铜活字排印过《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长庆集》等。无锡除华氏外，尚有安国桂坡馆也用铜活字印书。安国字民泰，是无锡的巨富，有“安百万”之称。他用铜活字排印的书，可以考知者也有10余种。其中的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现存最早用铜活字印制的地方史志。此外，福建建阳书商也用铜活字排印过《墨子》。清代，福建人林春祺，从18岁开始刻制铜活字，花了21年的时间，耗去白银20万两，制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个，并用这套铜活字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及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七种书籍。当然，规模最大的还要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分六编32典，6109部。内容繁富，区分明晰，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类书之一。这次铜活字印书活动，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

　　锡活字，元朝人的著作中就有记载，但不见实践。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广东佛山镇有位姓唐的书商，出资一万元铸造锡活字20多万个。并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用这套锡活字排印过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铅活字，明朝人、清朝人都有记载，但不知印过什么书。

　　用活字排版来印制书籍，在我国出现很早，但发展却很缓慢。然而它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较之雕板印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代表了书籍生产方法前进的方向，所以到了清朝晚期，随着西方铅字排印技术的传入，中国书籍的制作方法也就走上了世界铅字排印的共同道路。今天，激光照排、电脑打印等新方法不断涌现，书籍生产方法又面临一场伟大的革命，人类文明将要跨入新的历史时期。

颔联“有日云冻”“无风浪生”写行舟之险，颈联写行舟时的所见所感，尾联写行舟途中得鲤鱼后所引发的思念之情。其中，颔联描写的是阴冷的天气和汹涌的水势，表现了诗人离乡远行时黯淡、凄凉的心境。颈联描写的是已从诗人视线中消失但还在诗人眼前时时浮现的“数点家山”和正飞向诗人家乡的“寒雁”，表现了诗人满怀难于排遣的乡思乡愁。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