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姓皇甫的官员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05浏览:3收藏

清朝姓皇甫的官员,第1张

皇甫振雷:皇甫是满族人的汉姓

  很多满族朋友会有这样的疑惑,我们既是满族人为什么有个汉族姓氏,而不像清宫戏中人物那样,也有一个像扭钴录、赫舍里、伊尔根之类的满族味十足的姓氏。这还要从清朝的入关说起。

  顺治帝福临1664年十月初一迁都北京。恐异族统治,人心向背,日后江山不稳。为笼络人心,出台诸多举措,如为明崇祯帝发丧;保护明朝历代帝陵;起用有学识的汉人入朝为官等。其中,满人汉姓要算最为精彩之笔,因它喻江山一统之意。

  满人汉姓大致有四大特点,一是取字。取满姓中的一个字为自己的汉姓,如艾姓,就取自爱新觉罗中的爱字,叶姓则取自于叶赫那拉中的叶字。二是取谐音字为姓的,如完颜,谐音王,呼图拉则为胡,瓜尔佳谐音关。三是取意,如赵为百家姓之前,王为百众之首,高为众人之上。四是取其所在旗色为姓,如红、黄、兰、白等。在所有汉姓满人中,皇甫姓最为有趣,皇甫本是汉姓,只因其中有个皇帝的皇字,加之该姓原系皇父二字,故而清人入关后,此姓再不允许汉人使用,并把此姓的汉人纳入正黄旗汉军,改旗姓黄,或其他姓氏去了。满族人中也只有皇太极的后人可用此姓。姓中的甫字不得发音(fu)而要发音(pu),意在广普天下。

  目前皇甫姓在辽宁辽阳和河北丰润等地,以及京都一些地区还有少量集中,而辽阳皇甫姓因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因素,大都分改姓了黄,只有少数人用皇甫为姓。在那里,无论是姓黄,还是皇甫,均用一个家谱。据笔者所知,该姓氏家谱已顺至“文明振世举”。宁夏的皇甫姓和王、白、赵、关、马等姓八旗官员,工匠一万余人于乾隆元年(1735年)入主银川。

  而在沈阳市北郊虎石台就有乌扎拉家族的吴三家子和完颜家族的五三家子。清政府倒台后,为保家族安全,旗头把朝服官服尽数毁掉,家族全部改为汉族。至今,那里的人口户籍均为汉族,只是在对父母的称呼上还是使用“阿玛”和“额额”(ne ne),并且每到农历十月十三颁舍节这天,女人都要向父母公婆恭恭敬敬地抬起右手放在右鬓处,行梳鬓礼。以此来表明她们是满族人,是旗人。通讯员皇甫振雷

没有《再生缘》 中国清代弹词作品。杭州女诗人陈端生著。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五年(1758~1770)写成前16卷。后因母丧与丈夫充军远戍中辍。乾隆四十九年又补写第十七卷,共60余万字。但未终篇。全书基本上是七言排律的韵文,间以说表,写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与都督之子皇甫少华的悲欢离合的悲剧故事。此书抄本在民间流传38年,续者迭起,如今流传的全本20卷是杭州另一女诗人梁德绳与其夫许宗彦续成的。所续后3卷不仅文词逊于原作 ,而且在故事发展上写孟丽君被封为保和公主,与皇甫少华终成眷属,形成三女共一夫的结局,流于俗套。

欧阳姓出自姒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说,欧阳氏是夏朝君主姒少康的庶子无余,被封于会稽,这便是早期的越国。

越国传至无疆时被楚国所灭。无疆的儿子名蹄,被封于乌程欧余山之阳(今浙江省吴兴县),封为欧阳亭侯,于是他们便以欧阳为氏,其后代则称欧阳氏或欧氏。

欧阳姓以海鸟为图腾,郡望为渤海。 宋朝时,欧阳姓约有22万多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29%,排在第六十九位,为百家大姓之一,位列宋版《百家姓》复姓的第4席,人口总数居复姓首位。

当代欧阳姓的人口约88万,大约占全国人口的007%,排在全国第一百四十九位。从宋朝至今1000年中,欧阳姓人口增长率呈下降的态势,这可能与欧阳复姓改单姓阳有关。

在全国的分布目前主要集中于湖南、广东省广州西部、湛江北部、河源、江西省彭泽县(彭泽县欧阳为欧阳“懿”后代,生七子,遂为彭泽县欧阳氏七庄,有10000人以上)、吉安、永丰、万载,湖北省枝江、荆州、潜江,这三省大约占欧阳姓总人口的80%。

其次分布于河南、陕西、四川、湖北等。湖南为当代欧阳姓第一大省,居住了欧阳姓总人口的43%。全国形成了以江西、湖南为中心的欧阳姓聚集区。

现在,广东省欧阳氏宗人有居住在广州(从化),湛江(鸦翠)清远(连州),顺德均安。江苏省欧阳氏宗人有居住在丹阳西门外荻塘欧甲(司徒)、下坯欧甲(全州),金坛市直溪镇巨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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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姓历史名人:

1、欧阳询

欧阳询(557年—641年),字信本,汉族,唐朝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朝著名书法家、官员,楷书四大家之一。

南梁征南大将军欧阳頠之孙,南陈左卫将军欧阳纥之子,南朝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出生于衡州(今湖南衡阳),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

欧阳询与同代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

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于初学者,号为“欧体”。

代表作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行书有《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对书法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书法论著《八诀》、《传授诀》、《用笔论》、《三十六法》。

2、欧阳修

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

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累赠太师、楚国公。

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3、欧阳建

欧阳建,字坚石,冀州人,石崇之甥。西晋渤海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生年不详(据《鲁西南欧阳氏宗谱》载欧阳建生于二六九年),卒于晋永康元年,年三十余岁。

著有《临终诗》以及《言尽意论》,提出了古代唯物辩证观点。历任尚书郎、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到赵王司马伦专权时,欧阳建想有所作为,欲立楚王,由是与司马伦有隙。

于是他与潘岳偷偷劝淮南王司马允诛杀司马伦,事泄,欧阳建全家不论老少都被斩首。临刑时,作诗文《临终诗》,甚哀楚。他曾提出“言尽意”的思想,否定语言不能表达事物的说法。

4、欧阳珣

欧阳珣(1081年——1127年),字全美,又字文玉,号欧山,学籍吉州庐陵,乡籍福建泉州晋江潘湖,欧阳詹之十世孙。他少聪而敏慧,稍长,就学于仁颖书院。

崇宁五年(1106年)丙戌与本邑储敦叙同登蔡凝榜进士,调崇安尉,有主簿者贫不妄取卒于官,欧阳珣倾囊以赈其行,人皆义之终。

丁父忧,珣立于灵堂前,其叶累百,人谓其忠孝两全。

5、欧阳瑾

欧阳瑾(1706~1780) 号予石,江西分宜松山防里人。少聪颖,出语惊人。清雍正十年(1732)乡试第二,次年中进士,任兵部主事,时年26岁。

以后40余年,一直在外做官,历任兵、刑、工、吏各部主事、郎中,太仆事、大理寺少卿,奉天府尹,顺天府尹,户部侍郎(正二品),仓场总督等职。

办事认真周密,清正廉洁,政绩卓著,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曾为之立传,称“中朝人士,莫不仰其清风”。

——欧阳姓

——欧阳询

——欧阳修

——欧阳建

——欧阳珣

——欧阳瑾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刘备、曹操、孙权、诸葛亮、周瑜、司马懿、关羽、赵云、姜维……等等,都可以称得上是英雄。纵观这些英雄人物,性格最为复杂,并且能够集政治家、军事家于一身者,唯有曹操一人而已。

《三国演义》极力宣扬了刘、关、张的忠义,表现出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将曹操刻画成为一个残暴不仁、玩弄权术、奸诈狡猾的“乱世之奸雄”。作者罗贯中通过汝南许劭、南阳何颙之口,对曹操的一生作了总的定性。尽管如此,他们也不能不承认曹操是“治世之能臣”,“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用聂绀弩先生的话说,“曹操是实干家”、“大军事家”、“杰出的诗人、文学家”,“于所谓‘炎刘’实有大功”;“曹操站的地位高,形象大,方面广,脑子复杂,非封建史家、世俗说话人及一般听众所能理解”。

近年来,随着《三国演义》、《曹操与杨修》、《曹操与蔡文姬》等影视剧的播出,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较大的“三国热”。这些影视作品和随之产生的影评、剧评,对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分析研究,多受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的影响,重在突出其欺君罔上、窃国谋逆、玩弄权术、残暴不仁、虚假伪善、奸诈狡猾的“乱世奸雄”这一负面,而忽略了他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这一正面。

为此,笔者在反复阅读《三国演义》原著,并结合晋代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和部分学者对《三国演义》中曹操的评述后认为:“乱世奸雄”曹操,性格最为复杂;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一生功大于过;他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下面,笔者就从曹操性格的多元化、前后两期曹操的对比和一生的是非功过、政治家和军事家曹操三个方面,对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分析研究,以抛砖引玉、求教于名家指点。

一.曹操性格的多元化。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曹操的性格是最为复杂的,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给他作结论。“奸诈”,可以说是曹操比较突出的性格特征,但正如“多愁善感”说明不了林黛玉一样,“奸诈”也远远不能把曹操这一形象的丰厚意蕴囊括无余。

曹操形象复杂性格的出现,是罗贯中有意识的艺术追求。法国文学家雨果说,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有“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观察一切事物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才能”。罗贯中正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在保持曹操形象的“定性”的同时,写出了其情感的丰富性和性格内在的复杂性,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从而使该形象获得了真实性、审美性和永久的艺术魅力。

1、鲜明独特、反差巨大的性格。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曹操的性格最具有典型性,不仅鲜明独特、而且反差巨大。作品一开始,作者便借用汝南许劭之口规定了这一人物的“主导情感”:“乱世之奸雄”。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概念的抽象描述,而是用大量生动的具体描写赋予这一概念以丰满可感的血肉。曹操替父复仇进攻徐州时,传令三军“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失去了理智的曹操近乎疯狂,滥杀无辜,显得特别残暴不仁,但当他在行军途中目睹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时,却又动了真情实感;“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对淮南袁术、河北袁绍、荆州刘表、江东孙策、益州刘璋等群雄的评价入木三分,表现出敏锐的目光和过人的胆识,但却对刘备后园种菜、闻雷失箸的韬光养晦之计毫无察觉,又显得十分愚顿;曹操一方面极力搜罗人才,对人才求贤若渴,另一方面却又嫉妒人才,斩杀聪明过人的杨修;在曹氏集团成长壮大的过程中,曹操屡败屡战、百折不挠,充分展示了自己乐观向上的精神,但“梦中杀近侍”又显露出内心的狐疑和空虚;曹操有时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甚至打了胜仗还要奖赏事前劝阻之人,有时则刚愎自用、无比骄横,故有濮阳之狼狈,赤壁之败绩;“焚书不问”、“赦免张辽”、“义释关羽”,曹操的宽宏大度令人叹为观止,而荀彧、荀攸这些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智谋之士稍有冒犯,便翻脸不认人,其气量之狭窄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人物就是这样在时空的变迁中,展现着自己的丰富侧面。这些乍看起来互不见容的侧面融为一体,形成了曹操多姿多彩的性格世界。

作者在写出曹操诸多性格鲜明而巨大的反差的同时,还提供了形成这些反差的真实可信的内在依据。曹操生逢乱世,置身于你死我活的政治舞台上,较之常人其社会关系更加特殊;曹操有强烈的进取心和权势欲,有志于“削平天下”,其生存意志比常人更加强烈;曹操的文韬武略,不仅芸芸众生难望项背,而且当时的群雄即使是刘备、孙权也无法相提并论,不得不曲居其下让他三分。凡此种种,决定了曹操这个人物既可以建树重大的德行,也可以制造重大的罪恶,他的性格内部的冲突更加尖锐而多样,诸多性格之间的辩证内容更加丰富而突出。罗贯中对曹操性格诸元素相反相成的表现,符合生活与人物性格的逻辑,体现着艺术的辩证法。

2、复杂多变、正反交叉的性格。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曹操的性格是最为复杂多变的。以“赦免张辽”这一情节为例,曹操初欲手刃张辽,暴露出易于冲动和气量狭窄。但听了刘备、关羽的劝谏,又马上一改前态,掷剑而笑,并“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显现出惊人的反应控制能力和过人的度量。他爱惜张辽之才是真诚的,但说什么“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就显得十分虚伪了。这一方面是为了掩饰自己有失风范的丑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抵消刘备、关羽救保张辽的影响。曹操从拔剑到掷剑、从恼羞成怒到笑脸相迎,张辽由阶下囚到座上客,是在转瞬之间完成的,反映了即使是在一件小事上,曹操的性格元素也是表现得异常活跃和丰富的。

曹操的性格之中,反中有正,正中有反,是正反交叉的。曹操攻破下邳,首先想到的是先差人进城安民,稳定民心;击败袁绍之后,深感河北百姓之苦,尽免其当年赋税。这些举措,不能全以“虚伪”视之,作为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与一味杀伐的董卓不同,深知以民为本的道理。但攻冀州时,号令三军不得骚扰百姓,如有杀人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于是军民震服,曹操亦心中暗喜”,则又见出他爱民的伪善。曹操性格中的“豁达乐观”,大多表现为胸襟开阔、积极进取、不计前嫌,但赤壁之战中几十万军队顷刻间“灰飞烟灭”,不得不率领残兵败将落荒而逃,此刻他反而三次大笑,这时的乐观就是一种强打精神、可笑可怜的自我解嘲了。

再如曹操的“奸诈”,并不是那种鸡鸣狗盗式的小聪明、小伎俩,而是包含着很高的智慧,所以有时并不觉得可憎可鄙,而是显得很机智、巧妙,让人虽不能心悦但却能诚服。就连鲁迅也说,罗贯中“要写曹操的奸,结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以“望梅止渴”为例,说他奸诈、愚弄将士也可,因为梅林毕竟是虚造的幻影;说他机智、爱护将士也可,因为在行军途中将士缺水口渴的情况下,他巧妙地利用条件反射的原理,达到了将士“不渴”的目的,奸诈中有机智,愚弄中有爱护。其余事例,如“装病谗叔”、“刺卓献刀”、“借头稳军心”、“割发权代首”、“跣足迎许攸”等,也是如此。既有奸诈狡猾、虚假伪善的一面,也有机智勇敢、以身作则、求贤若渴的一面。

二.前后两期曹操的对比和一生的是非功过。

出于正统的需要,在罗贯中的笔下,在后世许多学者的文里,在文学艺术之中,在舞台艺术之中,曹操总是得不到半点“好处”,人们对他总是贬多于褒,将他塑造成为花脸式的“大奸臣”。只有现当代大文豪郭沫若等少数学者,敢于站出来为他“叫屈”,替他“平反”。

纵观《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活动,以赤壁之战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操与后期的曹操比较,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曹操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总的说来,功是大于过的。

1、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

前期的曹操虽已开始“挟天子”,但目的却在“令诸侯”。他此时面临的主要是与中原各个军阀的矛盾,所致力的是壮大实力、削平群雄、统一北方。作者在表现曹氏集团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创业过程中,重在表现曹操的“雄”、“智”和“可爱”。后期的曹操主要处理的是与蜀、吴的矛盾,尤其与以恢复汉室相号召的刘备集团的矛盾更为突出,其最终目的是“扫清四海”,统一天下,取刘汉而代之。此时作者重在表现曹操的“奸”、“愚”和“可恨”。曹操的形象是流动变化的,大致说来,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

作者罗贯中在表现曹操的奸与雄、智与愚、可爱与可恨时,并不是截然分明、纯粹平行的,而是交叉混杂、互相包容的。奸是雄者之奸,雄是奸者之雄;愚是智者之愚,智是愚者之智;恨是爱者之恨,爱是恨者之爱。例如曹操大宴铜雀台时,臣下有劝进之意,他当即宣称:“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这些话,当然不无自我开脱、自我粉饰的成分,但他毕竟没有称帝,却是不争的事实。宋贤评曹操诗云:“虽秉权衡欺幼主,尚存礼义效周文”,对曹操的评价比较恰如其分。这也是曹操“藏奸”的地方。

2、曹操之功。

(1)削平群雄,统一北方。

曹操的发绩,是从镇压黄巾起义开始的。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通过招兵买马、诱降义军、招降敌将、招降敌兵等手段,网罗了许多人才,扩充了军事实力。先是高举“忠义”大旗,矫诏聚集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然后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逐步削平了袁术、吕布、张绣、袁绍、刘表等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方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2)为三国鼎立、三国归晋奠定了基础。

曹操统一北方以后,为了解决军粮缺乏的问题,在北方分兵屯田,兴修水利,对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的作用。他用人唯贤,重视人才,敢于打破世族门第的观念,罗致了许多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他还对那些称霸一方的地方豪强加以抑制,不至使他们尾大不掉,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和军阀权力。这些举措,不但巩固了摇摇欲坠的汉末中央政权,而且使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北方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处于和平环境之中,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国力得到了不断加强,为曹操死后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和最终三国归晋天下一统奠定了基础。

(3)对建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曹操是东汉末年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对建安风骨的形成和建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围绕在曹操的身边,不仅有王朗、钟繇、王粲、陈琳等一班文人,更有曹丕、曹植两个独具文学天赋的儿子。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汉末朝堂文学氛围十分浓厚,涌现出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三曹七子”。他的诗歌,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的散文,清峻整洁。在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中,他触景生情,吟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美妙的诗句。就凭曹操能诗能文这一点,也是其他三国群雄所难于相比的。

3、曹操之过。

(1)镇压起义,充当屠夫。

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开国皇帝和英雄人物,都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他们的双手都粘满了人民的鲜血。无论是历史上的曹操还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也不例外。“颍川之战”,曹操对义军不分青红皂白,“大杀一阵,斩首万余级”,充当了一个朝廷刽子手的角色。此后,他又跟随皇甫嵩讨张梁,“斩张梁于曲阳”,“发张角之棺,戮尸枭首”,残酷得连死人也不放过。董卓、王允死后,青州黄巾军再次起义,曹操与济北相鲍信负责镇压义军,鲍信战死,曹操却“招安到降兵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并“择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曹操不仅靠着义军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先是除“济南相”、任“典军校尉”,后是封“镇东将军”,而且逐步扩大了军事力量,有了逐鹿中原削平群雄的资本。

(2)欺君罔上,窃国谋逆。

曹操在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之后,个人野心和权势欲望不断膨胀,最终完全把持了朝堂,控制了汉末中央政权。所有的朝廷大事,从军事征伐到人事任免,从内政事务到外交联系,曹操根本不听献帝和朝臣的意见,都是个人说了算。献帝在曹操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傀儡、一个“儿皇帝”;朝臣在曹操的眼里,不过是一个装饰“门面”的可供自己利用的工具。

曹操在擒杀吕布之后,“威名日盛”,脑海深处便产生了窃国谋逆的念头,如果不是顾虑“朝廷肱股尚多”,只怕早就“行王霸之事”了。为了观察动静,曹操特地邀请天子“许田围猎”,群臣将校向献帝齐呼万岁,他竟“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并借天子弓箭不还,自行悬带。当献帝深感曹操欺君罔上、有窃国谋逆之心后,随即密赐衣带诏,令董承、刘备、马腾等人合力讨贼。事后衣带诏泄露,曹操诛杀了董承、吉平、王子服等人仍不解恨,连已有五个月身孕的董贵妃也不放过,尽管献帝和伏后一再哀求,还是将董贵妃勒杀于宫门之外。如果不是程昱即时劝谏,恐怕就连献帝本人也要被废黜了。此后,曹操权势更盛,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只要是曾经反对过他的人,都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除而后快,马腾父子三人被诱杀,伏后、伏完“为国捐生”,耿纪、韦晃等“五臣死节”。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3)玩弄权术,残暴不仁。

历史上的阴谋家、野心家都喜欢玩弄权术,曹操更是得心应手,将权术玩弄于股掌之间。寿春伐袁术时,曹军与袁军相持月余,粮食“不敷支散”,曹操便让管粮官王垕以“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管粮官王垕遵令而行,激起了各寨大小将士的愤怒,纷纷传言丞相欺众。他暗中派人探得消息,不惜借用毫无过错的王垕之头来稳住军心,平息众怒。多年来,曹操杀人不眨眼,结下了不少仇家,常害怕被人谋杀死于非命。为了掩饰自己怕死的丑态,便编造谎言,说自己“梦中好杀人”,要左右亲信在他睡着后“切勿近前”。当一个大白天忠于职守的近侍替他覆盖落被时,他便“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假装吃惊地问“何人敢杀吾近侍?”,还假惺惺地痛哭,命人后葬。曹操的这些举动,一来是为了证实自己“梦中好杀人”,二来也是为了收买人心替他卖命。当耍弄权术的手段被杨修识破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曹操便借故斩杀了杨修,让这个秘密永远石沉大海,不为人知。

曹操的残暴不仁,更是让人触目惊心。“颍川之战”,曹操对义军不分青红皂白,“大杀一阵,斩首万余级”。“报父仇攻徐州”,曹操传令三军“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刺卓逃难”,曹操明知自己错杀了吕伯奢全家,还要一错再错,耍弄阴谋手段将沽酒归来的吕伯奢挥剑砍死。“杀吉平”,曹操更加显得无比残暴,先是将吉平打得体无完肤,然后截去吉平的九个手指,割掉吉平的舌头,吉平撞阶而死后,曹操仍不解恨,还要“分其肢体号令”。“顺我者倡,逆我者亡”,成了曹操最大的人生信条。

(4)虚假伪善,奸诈狡猾。

曹操的伪善和奸诈,并不是那种鸡鸣狗盗式的小聪明、小伎俩,而是包含着很多的智慧,所以有时并不觉得可憎可鄙,让人虽不能心悦但却能诚服。青少年时代的曹操,“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为了达到我行我素、游荡闲逛、逃避责难的目的,他曾“装病谗叔”,故意挑拨离间父与叔的兄弟关系。董卓进京后独霸朝纲,废少帝立献帝,擅杀朝臣,激起了王允等人的义愤。曹操自告奋勇去刺杀董卓,不料被董卓从衣镜中窥见拔刀动作,他随即跪下献刀,掩盖刺杀的失败,“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董卓虽然见疑,但仍被他瞒过,任他逃脱。其余典型事例,如“望梅止渴”、“割发权代首”、“跣足迎许攸”等,也都可以证明曹操的虚假伪善和奸诈狡猾。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5)骄奢*逸,嫉贤妒能。

历朝历代的许多皇帝和英雄人物,一旦他们的根基逐步稳固、事业蓬勃发展到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他们便开始骄傲自满、追求起声色犬马和个人享乐来,即使是有着强烈进取心和权势欲的曹操也不例外。曹操进宛城,见张济妻美,不惜用甜言蜜语来打动她,“吾为夫人故,特纳张绣之降;不然灭族也”,并许以还都后扶为正室,每日与之取乐,不思归期。其实张绣之降在此事之前,全与张济妻无涉;曹操本以“妓女”视之,岂有扶为正室之理?以曹操当时的地位,对阶下一个弱女子尚且如此,他的贪恋美色和狡诈本色可见一斑。当曹操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志得意满时,个人的骄横无比和刚愎自用便显露无余,“宴长江赤壁赋诗”,刘馥只不过指出“丞相何故说出不吉之言”,便惹来杀身之祸,曹操大怒说,“汝安敢败吾兴”,“手起一槊,刺死刘馥”。曹操还在漳河之上修建壮丽无比的铜雀台,并“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供自己晚年享乐。

曹操嫉贤妒能的典型事例,莫过于“斩杀杨修”。杨修具有过人的聪明才智,“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曹操筑园在门上书一“活”字、塞北送酥在盒盖上写“一合酥”三字、梦中杀近侍、曹丕曹植兄弟争宠斗智等,都被杨修一一识破,让杨修所助的一方占据了上风。曹操虽然在表面上对杨修“称美”、“喜笑”,但在内心深处却“甚忌之”,“心恶之”,“愈恶之”,最后在与刘备争夺汉中的战斗中,寻了个“乱我军心”的借口,将杨修斩杀了事。可叹杨修“聪明反被聪明误”,糊里糊涂地成了曹操嫉贤妒能的牺牲品。

曹操所犯下的过错,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在结束军阀割据、追求国家统一当中所犯下的过错。曹操的一生,功是大于过的。

三.曹操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在东汉末年群雄纷争的社会动乱中,曹操本来“名微而众寡”,凭着他的强烈的进取心和权势欲,凭着他的雄才伟略,一跃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确立了“乱世奸雄”的地位。尽管曹操有这样或那样的许多错误,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1、政治家曹操

(1)目光远大,胆识过人;

作为一个政治家,要在群雄林立的动乱社会中求得生存,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远大的目光和过人的胆识是不行的。曹操之所以能够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就是因为他具有这样的目光和胆识。当汉末中央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曹操大胆采纳了谋士荀彧的建议,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此后,他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利用朝廷的名义行事,而且可以逐步扩大自己的地盘,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通过对当时的群雄逐一进行分析后认为,淮南袁术是“冢中枯骨”、河北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荆州刘表“虚名无实”、江东孙策“藉父之名”、益州刘璋“乃守户之犬耳”,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曹操本人和刘皇叔具备“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气质,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这些评价都十分中肯,入木三分。

(2)求贤若渴,重视人才;

曹操非常重视人才,对人才求贤若渴,极力搜罗,加以重用。在他的麾下,“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机智深远,虽萧何、陈平不及也。张辽、许褚、李典、乐进,勇不可当,虽岑彭、马武不及也。吕虔、满宠为从事,于禁、徐晃为先锋;夏侯敦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间福将”,正是这些文臣武将的运筹谋划和拼死战斗,才使得曹操的势力逐步扩大,最终削平了群雄、统一了北方。曹操宛城征张绣时,见张绣的使者贾诩才思敏捷,“应对如流,甚爱之,欲用为谋士”,贾诩以不弃张绣婉言相拒,他亦不为过,反待之甚厚。官渡之战期间,袁绍的谋士许攸来投,曹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先拜于地”。以曹操当时贵为丞相的地位,对投诚自己的布衣谋士尚且如此,这种识才、爱才、重才之心,可见一斑。

(3)胸襟开阔,豁达乐观。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若论胸襟开阔、豁达乐观,曹操当首屈一指。”白门楼吕布殒命”一回中,曹操擒住张辽,本打算亲手杀了他,但听了刘、关的劝谏,马上一改前态,掷剑而笑,并“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张绣降而复反,曹操幸亏典韦死拒寨门,才得以保全性命,其长子曹昂、爱侄曹安民也死于乱军之中。脱险后,曹操设祭祭奠典韦,“哭而奠之”,并对诸军将士说,“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结果,“众皆感叹主公之爱士,过于亲子”。关羽降汉不降曹后,曹操待之甚厚,不但赐与府第给关羽和刘备两位夫人居住,还赠与关羽异锦战袍、赤兔宝马、美女金帛。关羽得知刘备确切消息,封金挂印护嫂寻兄,曹操“叱退蔡阳,不令追赶”,并亲自为关羽送行,赠与路资锦袍。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曹操也不深究。官渡之战后,发现了大量“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曹操“命尽焚之,更不再问”,足见其开阔的胸怀和豁达的气度。

2、军事家曹操

(1)军纪严明、爱护百姓。

曹操治军素以“军法甚严”著称,对百姓也颇为爱护。宛城征张绣时,正值麦熟之期,曹操下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于是“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夏侯敦所领青州之兵“劫掠民家”,于禁领兵“于路剿杀,安抚百姓”,青州之兵诬告于禁谋反。曹操查明真相,不仅惩责了夏侯敦治兵不严之过,而且对于禁大加褒奖,“赐以金器一副,封益寿亭侯”。攻冀州时,曹操曾号令三军不得骚扰百姓,“如有杀人鸡犬者,如杀人之罪”;平定冀州后,又下令尽免河北百姓当年租赋。这其中虽有伪善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爱民之举,毕竟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2)豪爽多智,指挥若定。

曹操的机智,在《三国演义》中可以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就连鲁迅也说,罗贯中“要写曹操的奸,结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曹操“濮阳诈死破吕布”、“安众设伏破张刘”、“抹书间韩遂”、“望梅止渴”、“割须弃袍”等,无不体现了他过人的智慧。

曹操的指挥才能,在《三国演义》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在削平群雄的大小战斗中,曹操总是指挥若定,胜不骄,败不馁,屡出奇计,或转败为胜,或化险为夷。

(3)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曹操多年征战,不避箭矢,不避斧钺,常常亲自领兵上阵,与群雄厮杀,曾被兵卒所擒,被徐荣射中肩膊,被马超追杀得“割须弃袍”。他的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激励了全军将士莫不死战,最终削平了群雄,统一了北方。

曹操的以身作则,要数“割发权代首”这一事例最为典型。宛城征张绣时,曹操惊马践坏了大块麦田。他“随呼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最后还是郭嘉以《春秋》之义劝阻,免死“割发权代首”,并“以发传示三军”。

(4)善于总结,著述颇丰。

在长年的军事生涯之中,曹操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形成了系列的军事理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著有《孟德新书》,历史上的曹操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

综上所述,“乱世奸雄”曹操,性格最为复杂。前雄后奸、前智后愚、前可爱后可恨,一生功大于过。他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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